明史杨维桢传明史杨维桢传翻译明史杨维桢传文言文

作文一：《明史·杨维桢传阅读答案附翻译》1400字

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人。少时，日记书数千言。父宏，筑楼铁崖山中，绕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其梯，俾诵读楼上者五年，因自号铁崖。元泰定四年成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会修辽、金、宋三史时，维桢著《正统辩》千余言，总裁官欧阳元功读且叹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将荐之而不果，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上，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累招之，不赴，遣其弟士信咨访之，因撰五论，具书复士诚，反覆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士诚不能用也。又忤达识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便例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瓚、昆山顾瑛为诗文友，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维桢徙松江时，与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钱惟善相倡和。两人既殁，与维桢同葬干山，人目为三高士墓。　（节选自《明史杨维桢传》）４．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作文一二三）（３分）Ａ．造门纳履无虚日　纳履：穿鞋，借指辞别。Ｂ．所纂叙便例定，即乞骸骨　纂叙：撰写。Ｃ．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　蹈海：跳海Ｄ．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　胄监：监察５．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３分）Ａ．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Ｂ．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Ｃ．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

Ｄ．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６．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３分）Ａ．杨维桢朋友甚众甚杂，在松江居住时，经常与朋友饮酒赋诗属文，吹弹伴奏咏唱中，宾客皆翩翩起舞，以为是神仙中人。Ｂ．杨维桢年少时，他的父亲在铁崖山中修筑一楼，然后拿走楼梯，让维桢在楼上读书，时达五年。维桢因此养成了急躁耿直的性格，易与人不合，以至于十年都没有升职。Ｃ．杨维桢淡泊名利，张士诚多次聘请他，他坚持不就；太祖召集诸儒士编纂礼乐书，维桢辞谢，并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呈，以明其志。Ｄ．杨维桢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文学家，诗风奇谲瑰丽，独步一时，诗体被称为铁崖体，其古乐府诗、论文等被当时大家如宋濂等高度称赞。７．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１０分）（１）　具书复士诚，反覆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士诚不能用也。（５分）（２）　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５分）参考答案４．Ｄ．（胄监：即国子监。亦指国子监的生员。Ａ．纳履：穿鞋，借指辞别。Ｂ．纂叙：撰写。Ｄ．蹈海：跳海）５．Ａ．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６．Ｂ．（少年在楼上读书与性格无因果关系；　不调指与人合不来。以至于十年不能与有矛盾的人和好。）７．（１）　（杨维桢）详细复信给张士诚，反复讲述顺应时势、违背时势，成功和失败的理论，张士诚没有采用。（复反覆告用各占１分，句顺１分）（２）　因维桢是前朝有声望的文学之士，（太祖）派遣翰林詹同带着礼物去登门

聘请。（５分）　（以　老文学　币　诣　各占１分，句顺１分）

作文二：《明史·杨维桢传阅读练习及答案》600字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４～７题。

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便例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

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瓚、昆山顾瑛为诗文友，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维桢徙松江时，与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钱惟善相倡和。两人既殁，与维桢同葬干山，人目为三高士墓。

作文三：《杨维桢译文》800字

杨维桢　　翻译

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人。母亲李氏，梦见月亮上的金钱坠入怀中，遂生下杨维桢。小时候，一日能记诵书数千言。父亲杨宏，建楼于邀崖山中，绕楼种梅一百棵，聚集书籍几万卷，去掉梯子，让他在楼上诵读了五年，因而自号邀崖。孟双麦室四年进士及第，代理丢盒尹，改任钱清场盐司令。狷介刚直，与人多违忤，十年没有调职。适逢辽、金、苤三史修成，杨维桢写了篇一千余言的《正统辩》，总裁官欧阳元功读罢赞叹道：“百年之后，公论将定于此了。”将推荐他而没有实现，转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提升任江西儒学提举，未上任，适逢兵乱，避乱于直春山’再转徙到钱塘。张士诚多次招请他，不上任，便派他的弟弟张士信咨询他，于是撰作五论，写信答复张士诚，反复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张士诚不能采用他的意见。又得罪达识丞相，迁居于松江之畔，四方搢绅大夫与东南才识俊拔之士，登门拜访者每日不断。酒酣之后，笔墨纵作文一二三横。有时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屋之上，吹奏铁笛，作《梅花弄》曲。有时叫侍儿唱《白雪》之辞，自己用凤琶伴奏。宾客们都蹁驩起舞，自以为是神仙中人。

洪武二年，太祖召集诸儒编纂礼乐书，因尘维桢是前朝文学老儒，便派翰林詹同备礼登门招请，杨维桢辞谢道：“哪有老妇行将就木，又再次治妆出嫁的呢？”第二年，又派主管官员敦促，杨维桢赋《老客妇謡》一章进献给皇帝，说：“皇帝若能尽用我之所能，而不勉强我作所不能就可以，否则我惟有蹈海一死而已。”皇帝答应了他的条件，赐给安车乘坐到朝廷，留住一百一十天，编纂的叙例大略定下，就请求退休。皇帝成全他的心愿，仍让他乘安车回山隐居。史馆胄监之士设帐饯行于西门之外，宋濂赠诗给他，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很尊崇他。到家后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

杨维桢诗名独盛一时，号称铁崖体，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瓒、昆山顾瑛为诗文朋友，与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世外朋友。张厘称他的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之间，有絶代金石之声。宋濂称赞他的论著，如同阅读茴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光四射。他的诗歌摇荡陵厉，如鬼神设辞施文，尤其号称名家。杨维桢迁居松江时，与华亭陆居仁以及桥居松江的钱惟善互相唱和。号云松野衲。两人去世后，与杨维桢同葬于干山，人们称为三高士墓。

作文四：《杨维桢的戏曲理论》5500字

摘要：杨维桢是元代末年诗坛上的领军作家，在诗作上开创了“铁崖体”，他对元代新产生的曲也较为关注，在一些曲集的序跋中，对曲的渊源、艺术形式、内容等有关戏曲创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位具有诗人身份的曲论家，他的戏曲理论在元代曲论中，也自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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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戏曲艺术；杨维桢；艺术理论；序跋；今乐府；情性；讽谏；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Ｊ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１０４（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１０－０４

杨维桢是元代末年诗坛上的领军作家，以“铁崖体”著称于时。对于元代新产生且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的曲，杨维桢虽所作甚少，现仅有小令、散套各一，但他对曲的创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位具有诗人身份的曲论家，他的曲论在元代的曲论中，也自具特色。

一、杨维桢的生平与曲作序跋

杨维桢（１２９６―１３７０），字廉夫，号铁崖、铁雅、东维子、铁笛道人等，诸暨（今属浙江）人。少时颖悟好学，日记书数千言，其父甚重之，特延师教之，并在县北五十里的铁崖山上筑楼，楼上置书万卷，恐其怠惰分心，撤去楼梯，以辘轳传食，在楼上苦读，五年不下楼。经史百氏，无不淹通。弱冠，又命其外出游学。元泰定四年（１３２７）进士及第，任天台县尹，在任上严惩恶吏，并因此得罪其党，被免职。后任钱清场盐司令，深感盐赋病民，屡次上书，请求减轻盐赋。又因此冒犯上司而长期不得升迁。元顺帝至正三年（１３４３），朝廷开修宋、辽、金三史，次年，杨维桢上《正统辨》，颇得欧阳玄的赏识。至正十年（１３５０），改任杭州司务提举，不久改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升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但因兵乱而未赴任，先是避居钱塘，后因得罪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徙居松江。张士诚据吴中，累招之，不赴。明初，应诏赴京师修礼乐书，至京仅百日，因肺疾作，遂返回松江，不久便去世，年七十五。

由于杨维桢从小聪颖好学，又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和广采博收，不仅善作时文，而且擅作乐府古诗，雄奇怪丽，自成一体，世称“铁崖体”。为世人所推重，如宋濂为之作《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日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一生著有《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丽则遗音》等。另外，他又博学多艺，谙熟曲律，口吹铁笛，唱曲歌舞。他在寓居苏州期间，结识了顾瑛，成了顾瑛玉山草堂雅集上的常客，与赵孟�、倪元镇以及昆山腔的创立者顾坚等人作曲唱和。《全元散曲》收其北曲小令、散套各一。其中他所作的南【双调・夜行船】《苏台吊古》套曲，后被梁辰鱼借用在《浣纱记・泛湖》出中。他曾为一些曲集作了序跋，在这些序跋中，提出了自己的戏曲主张。

二、今乐府论

曲是元代新兴起的一种音乐文体，曲有散曲与剧曲之分，元人常将散曲称为“乐府”或“今乐府”，以表明这一新产生的音乐文体与前代乐府诗尤其是宋代文人词的渊源关系。作为好作乐府诗的杨维桢来说，他也十分注重曲与传统诗词的渊源关系。他在考探曲的起源时，将曲（今乐府）的最早源头上溯到先秦的《诗经》，而后又变而为骚、赋、曲引、歌谣，又变为长短句体的词和曲。如《渔樵谱序》曰：

《诗三百》后一变为骚赋，再变为曲引，为歌谣，极变为倚声制辞，而长短句平仄调出焉。至于今乐府之靡，杂以街巷齿舌之狡，诗之变盖于是乎极矣。

在这段论述中，杨维桢将从《诗经》到曲（今乐府）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从《诗三百》到骚赋，这是第一次变化，《诗经》的文体为齐言体的四言句，而骚赋则为杂言体，因此，这第一次演变是由齐言体转变为杂言体。从骚赋到曲引、歌谣，这是第二次变化，曲引、歌谣皆为齐言体，因此，这第二次演变则是从杂言体转变为齐言体。从曲引、歌谣再演变为长短句平仄调，即词，这第三次变化，则又从齐言体转变为杂言体的长短句。第四次变化则是从长短句的词，演变为同为长短句杂言体的曲（今乐府）。这四个演变阶段，一是从文体上来看，是齐言与杂言两种文体的交替演变，即先是从齐言到杂言、再从杂言到齐言、又从齐言到杂言，而这种文体上的交替演变，不是简单的轮回与重复，而是使得诗体文学在文体上更高级的发展与成熟。杨维桢认为，其中长短句体的词曲的产生，相对于传统的诗体文学来说，是发生了“极变”，即与以前的诗体文学有了质的变化。二是从创作方法上来看，分为“倚辞制声”与“倚声制辞”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倚辞制声”，就是按照歌词的字声来制腔，而所谓“倚声制辞”，就是按照既定的格律填词，故作词又称填词，杨维桢认为，“倚声制辞”是“长短句平仄调”即词调产生的关键因素。三是从语言风格上来看，有着雅与俗之变，如从词到曲，词的语言文采典雅，而曲的语言通俗本色，多“杂以街巷齿舌之狡”，即多有俗语口语。通过对诗体文学的流变过程与曲的渊源的考述，也指出了曲在文体与乐体上的特征，即一是由于其是继词而起的，故也是采用了“倚声之辞”的创作方法；二是在语言风格上，不同于词的雅，而具有俗的风格。

其次，杨维桢对今乐府的创作提出了要求，确定了文律兼美的美学标准。如他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指出：

士大夫以今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淡斋、卢疏斋，豪爽则有如冯海粟、滕玉霄，酝藉则有如贯酸斋、马昂父。其体裁各异，而宫商相宣，皆可被于弦竹者也。继起者不可枚举，往往泥文采者失音节，谐音节者亏文采，兼之者实难也。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苟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也，则亦何取于今之乐府可被于弦竹者哉！

在元代，关汉卿等皆以今乐府著称，为人们所推重，这些曲家所作的今乐府都能做到文采与音律兼美，语言各具风格，或奇巧，或豪爽，或蕴藉，体裁也各不同，或小令，或散套，音律上又都合律依腔，宫商相宣，可被于弦竹者，用于演唱。而在关汉卿等曲家之后，虽“继起者”众多，“不可枚举”，但他们所作的今乐府则很难做到文律兼美者，“往往泥文采者失音节，谐音节者亏文采”，因此，杨维桢发出了“兼之者实难”的感叹。

在《沈生乐府序》中，杨维桢也提出了“辞简”与“调严”的主张，并对张小山与刘廷信的曲作作了评述，曰：

我朝乐府，辞益简，调益严，而句益流媚而不陋。自疏斋、贯斋以后，小山局于方，黑刘纵于圆。局于方，拘之过也；纵于圆，恣情之过也，二者胥失之。

在他看来，“辞益简，调益严”，这是“乐府”的主要艺术特征，但自卢挚（疏斋）与贯云石（酸斋）等前辈曲家之后，辞与调兼得者不多。如张小山的曲作因其拘于曲律，绌词就律，故缺乏文采，拘谨而不生动；而黑刘即刘廷信的曲作则因其过于恣情自娱，故虽有文采，但失之圆滑。杨作文一二三维桢认为，这两者皆失之。

关于今乐府的语言，杨维桢提出，须“流媚而不陋”，认为曲与词相比，虽已“杂以街巷齿舌之狡”，流之于“靡”，但既然曲是由词演变而来，而且仍有“乐府”之称，因此，其语言还是应该保持词的“风雅余韵”，而不能俗而文，否则便“流于街谈市谚之陋”了，如他指出：

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苟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也，则亦何取于今之乐府可被于弦竹者哉！

可见，他虽然看到了曲较词为俗，但在他看来，曲的俗不是俚俗之俗，而是既本色又富有意蕴之俗，就像关汉卿等前辈曲家所作的曲作，虽本色通俗，多用民间口语俗谚为曲文，但富有意蕴，是经过作家提炼加工过的“俗”。因此，他认为，若曲家“专逐时变，竞俗趋”，那就会“流于街谈市谚之陋”，即俗而鄙俚，这样的话，还不如“锦脏绣腑”，即文采典雅之为懿也。

又《渔樵谱序》曰：

嘉禾素庵老人过予云间邸次，出古锦朴一帙，曰《渔樵谱》者，凡若干阕。虽出乎倚声制辞，而异乎今乐府之靡者也。

《渔樵谱》是素庵老人所作的散曲集，其所作的曲调以及创作方法虽“出乎倚声制辞”，即也为长短句平仄调，但其语言却具有文采，而无“今乐府之靡者”。

三、情性论

杨维桢论诗重情性，他认为，诗品如人品，诗品的好丑高下，取决于诗人的人品的好丑高下。如他在《赵氏诗录序》中指出：

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风》、《雅》而降为《骚》，《骚》降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为陶、杜，为二李，其情性不�，神气不�，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嘻！此诗之品，在后无尚也。下是为齐、梁，为晚唐、季宋，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气可知已。嘻！学诗于晚唐、季宋之后，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乎《骚》、《雅》，亦落落乎其难哉！然诗之情性神气，古今无间也，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然而面目未识，而谓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

由于诗人的情性决定诗作的风格与品位，因此，他指出，若后人要学习前辈诗人的诗作，这是学不到的，这是因为人的情性各有不同，如他在《剡韶诗序》中指出：

或问：“诗可学乎？”曰：“诗不可以学为也。诗本情性，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诗也。上而言之，《雅》诗情纯，《风》诗情杂，下而言之，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选，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

杨维桢在论曲时，也十分重视作者的情性。他认为，曲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风格，也是由其人品决定的，如《沈氏今乐府序》曰：

今乐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媒雅、邪正、豪俊、鄙野则亦随其人品而得之。杨、卢、滕、李、冯、贯、马、白皆一代词伯，而不能不游于是，虽依比声调，而其格力雄浑正大，有足传者。迩年以来，小叶俳辈类以今乐府自鸣，往往流于街谈市谚之陋，有《渔樵》、《钦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后，其变为何如也？吴兴沈子厚氏通文史，善为古歌诗，间亦游于乐府。记余数年前客太湖上，赋《铁龙引》一章。子厚速和余四章，皆效铁龙体，飘飘然有凌云气，心已异之。今年余以海漕事，住吴兴者阅月。子厚时时持酒肴与今乐府至，至必命吴娃度腔引酒为吾寿。论其格力，有杨、卢、滕、李、冯、贯、马、白诸词伯之风，而其句字无小叶俳辈街谈市谚之陋。

作为曲的一种散曲，即“今乐府者”，从其作者的身份来看，皆为文人，是“文墨之十之游也”。因此，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上看，“今乐府”也与诗有着相同之处，即都是用于自娱。对于文人作者来说，所谓自娱，除了显示自己的文学才华之外，就是抒发自己的意趣，表达自己的情性。像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套、马致远的【南吕・四块玉】《叹世》等曲，皆是作者的自抒情性之作，从这些曲作中，确实能看到作者的情性，也正是由于曲家的情性各异，因此，其曲作也有不同的风格，或媒雅，或邪正，或豪俊，或鄙野，皆“随其人品而得之”。如吴兴沈子厚“通文史，善为古歌诗”，“飘飘然有凌云气”，情性高尚，因此，所作今乐府，“其格力有杨、卢、滕、李、冯、贯、马、白诸词伯之风，而其句字无小叶俳辈街谈市谚之陋”。

四、戏曲劝惩论

杨维桢虽然只作乐府散曲，不作剧曲，但他对戏曲的教化作用十分重视。他认为，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产生，并非仅是供人观赏娱乐之用，而是用于讽谏，戏剧“不无讽谏所系，而诚非苟为一时耳目玩者也”。

他在《优戏录序》中，通过对“优戏”的起源及前人对优戏的态度考述，论证了优戏的“讽谏”功能。优戏最早起源于春秋之世，出于古亡国之君，孔子曾诛优人。据《谷梁传》载：鲁定公十年（前５００年），鲁定公与齐侯会于颊谷，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用滑稽的言语，对鲁君加以了调笑与讽谏。时任鲁国司寇的孔子认为这是对鲁君的侮辱，曰：“笑君者罪当死。”便当场对优施加以诛戮之刑。而后来的史书中多只记载孔子诛优人一事，没有记载优施假歌舞以讽谏鲁君。杨维桢认为，这是后代离析文义，至侮圣人之言为剧，其实是只看到孔子诛绝之法，而忽视孔子也有推崇讽谏的一面。如曰：

予闻仲尼论谏之义有五：始曰“谲谏”，终曰“讽谏”，且曰“吾从者讽乎”！盖以讽之效，从容一言之中，而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者之所不及也。观优之寓于讽者，如漆城、瓦衣、两税之类，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烦乎牵裾、伏蒲之勃也。则优戏之伎，虽在诛绝，而优谏之功，岂可少乎？

孔子推崇讽谏，而优人寓讽谏于表演之中，使统治者在娱乐之中，接受到了特定的讽谏内容。因此，优人的讽谏与像龙逢、比干那样直言相谏的良臣所作的讽谏相比，其效果更好，在“从容一言之中”，便能使统治者警醒觉悟。如“漆城”、“瓦衣”、“两税”等优人的表演，皆是通过滑稽调笑，以一言之微，使统治者得以警醒，不必再用良臣以“牵裾”、“伏蒲”来对统治者加以极谏了。“他如安金藏之刳肠，申渐高之饮�，敬新磨之勉戮疲令，杨花飞之易乱主于治，君子之论且有谓台官不如伶官。至其锡教及于弥侯、觯愁具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则忧世君子不能不��于此矣。”

凶此，优人之谏虽为“一言之微”，但“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当年优施在鲁君面前的表演，虽有侮辱国君之罪，罪在诛绝，但不能否认其优谏之功。也正因为此，司马迁编《史记》，特“为滑稽者作传，取其谨言微中，则感世道者深矣”。

当时“钱唐王晔集�代之优辞有关于世道者，自楚国优孟而下，至金人玳瑁头，凡若干条”，编成《优戏录》一书，杨维桢认为，王晔此书正是秉承了司马迁为褒奖优谏而作《史记・滑稽列传》的传统，“太史公之旨，其有概于中者乎！”因此，他特为王晔的《优戏录》作序，“使览者不徒为轩渠一噱之助，则知晔之

感，太史氏之感也欤”。

杨维桢认为，不仅优人的表演具有讽谏的功能，而且其他像“鱼龙、角抵、高鲥亘、凤凰、都卢、寻潼、戏车、走丸、吞刀、吐火、扛鼎、象人、怪兽、舍利、泼寒、苏莫等伎”，也皆有讽谏之功，其虽“不如俳优侏儒之戏，或有关于讽谏，而非徒为一时耳目之玩也”。又如用木偶扮演故事的傀儡戏，虽是用木偶以扮演故事，但也具有优戏一样的讽谏功能。如他在《朱明优戏序》中对傀儡戏的起源及其讽谏功能作了考述，曰：

窟硅家起于偃师献穆王之伎，汉户牖侯祖之，以解平城之围，运机关，舞埤间，阏支以为生人。后翻为伶者戏具，其引歌舞亦不过借吻角�唧声，未有引以人音，至于嬉笑怒骂，备五方之音，演为谐诨咽咂而成剧者也。玉峰朱明氏世习窟硅家，其大父应俳首驾前，明手益机警，而辨舌歌喉，又悉与手应，一谈一笑，真若出于偶人肝肺间，观者惊之若神。松帅韩侯宴余偃武堂，明供�木偶为尉迟平冠，子卿还于降臣昏辟之际，不无讽谏所系，而诚非苟为一时耳目玩者也。

既然“引以人音”、“嬉笑怒骂，备五方之音，演为谐诨咽咂而成剧”的傀儡戏具有讽谏的功能，那么以真人扮演的戏曲更具有讽谏之功能了。

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杨维桢进一步指出了在元代新产生的杂剧这一新的优戏的讽谏功能，他认为，当时的杂剧虽是“文墨之游耳”，但有着重要的讽谏劝惩功能，“其以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劝惩”。有人以为关汉卿、庾天锡所作的传奇（杂剧）是“治世之音”，如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惟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鼓舞歌颂，治世之音。”而杨维桢指出，此说“辱国甚矣”。像关汉卿所作的《窦娥冤》、《单刀会》和庾天锡所作的《隋炀帝游幸锦帆舟》、《杨太真浴罢华清宫》等剧作，或真实地反映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或描写激烈的民族矛盾，或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这些内容都不是对“治世”的“鼓舞歌颂”，按《毛诗序》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显然关、庾二人的剧作不是“治世之音”，而是“乱世之音”，像《窦娥冤》中的主人公窦娥对天地鬼神不公的“怨以怒”，都表明了统治者执政治国违背了民众的意愿，“其政怪”。而关、庾之所以要描写这些内容，就是要通过对乱世之像的真实反映，以警醒民众，达到讽谏的目的。而杨维桢之所以要强调关、庾二人杂剧不是“治世之音”，而是“乱世之音”，就是要突出杂剧所具有的讽谏功能。

由上可见，作为一位诗人曲论家，杨维桢多从诗的视野来论曲，因此其曲论也与诗有着较多的联系，如其论曲的起源，首先是上溯到《诗三百》，又如其论曲的文体特征与社会功能，都是从文人自娱的角度来论述，即重文采、重性情、重劝惩教化。他虽也注重曲的辞与律的兼美统一，但只是从作诗体文学的角度来提出这一要求，而没有联系曲尤其是剧曲的舞台实际来论述。这也使得其曲论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陈娟娟）

作文五：《杨维桢的诗学思想研究》4300字

摘　要　杨维桢是元中后期最有影响的诗文大家之一，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认为诗歌具有宏奖风教的作用，主张师古师心兼重，同时非常重视古乐府的创作，认为诗歌与时代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他的诗学思想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杨维桢　诗歌　创作思想　　　杨维桢（１２９６—１３７０），字廉夫，自号铁崖，晚年又号老铁、东维子、铁笛道人、抱遗老人，元朝绍兴诸暨人。他于泰定四年（１３２７）以《春秋》经登李黼榜进士，历任天台县尹、绍兴钱清场盐司令、杭州四务提举、建德总管府推官。曾擢江西儒学提举，因兵乱道梗未成行，避地富春山，后又挈家归钱塘。张士诚开藩姑苏，广招名流，东南之士多往依之，杨维桢独不应昭。此后，因规讽忏丞相达帖木儿，遂自徙居松江，浪迹山水之间。　　　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明太祖朱元璋征召诸儒纂修礼乐书，派翰林院侍读学士詹同持厚礼聘请，他将自已比作老客妇，加以拒绝。三年（１３７０）正月，朝廷又敦促其出仕，杨维桢赋《老客妇谣》献明太祖，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获得明太祖首肯后，他才前往南京。就职四月，“所纂叙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五月，因肺疾发作逝于松江府九行山，享年七十五岁。　　　杨维桢的作品非常多，主要有《铁崖先生古乐府》与《东维子文集》，其作品体裁有诗、序、记、志、碑、铭、说、传、辞、调、杂文等无所不包，足见其知识的渊博。除了文学作品外，他的书法也是一绝，比较著名的有《张氏通波阡表卷》和《真镜庵募缘疏卷》。　　　一、宏奖风教——诗歌的文学意义　　　儒家的诗学观是经世致用，正如《诗大序》所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可以察知得失、感天动地，因此先王用它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起到移风易俗，教化世人的作用。杨维桢自幼熟读儒家诗书，深受儒学浸染，儒家思想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根深蒂固，其诗学思想中同样具有传统的诗以致用观念。　　　杨维桢在《陈孝童序》中有言：“孝童，名福，越之钱清人。年十岁，侍母。叶病，衣不解带。母病甚，水浆粒食不进口。中夜潜出后庭。泣于天，曰：‘我母病将死，吾何依刲股代药，天其从我乎？’……予居与童邻，亲睹其事，可以宏奖风教，遂为赋诗。”这篇序是他为孝子陈福所作的，作为邻居的他亲眼目睹了孝童衣不解带的侍奉母亲，甚至希望自己能代母生病的行为，他非常的感慨，认为孝童孝敬母亲之举，可以用来作为后人的榜样，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由此观之，杨维桢认为诗歌可以用来宏奖风教，教化世人，发挥其经世致用之功。　　　他在《诗史宗要序》中云：“《诗》之教尚矣。虞廷载赓，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义章。《关雎》首夫妇之匹，《小弁》全父子之恩，诗之教也，遂散于乡人，采于国史，而被诸歌乐，所以养人心，厚天伦，移风易俗之具，实在于是。……及李唐之盛，唯老杜氏慨然起揽千载既坠之绪，陈古讽今，言诗者宗为一代诗史。”在这篇文章中，杨维桢再次明确的指出了诗歌的教化作用，甚至认为杜甫的诗作之所以能成为“诗史”，也是因为他的诗具有陈古讽今的作用。　　　杨维桢的这种诗学观念在他的很多篇序文中都有明确表述。如《高僧诗集序》中有：“孔子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歌可以用来起兴，可以用来反应世风世俗，可以使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可以用来讽刺世事，能抒写鸟兽草木之情。诗歌的“兴观群怨”之说很好地概括了诗歌宏奖风教的作用。此外，《齐稿序》和《郯韶诗序》中也有相似的论述，可见杨维桢非常重视诗歌教化世人的社会功用。　　　二、“情性神气”与“学问之功”——师古师心兼重　　　诗歌“吟咏情性”之说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杨维桢的诗序中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并且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杨维桢主张师法古人。他在《郯韶诗序》中有：“或问：诗可学乎？曰：诗不可以学为也。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首先，杨维桢认为诗不可学，主张“诗本情性”，认为“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接着，他又进一步阐释了情性的来源：“虽然，诗不可学，诗之所出，不可以无学也。……或曰：《三百篇》有出于匹夫匹妇之口，而岂为尽知学乎？曰：匹夫匹妇无学也，而游于先王之泽者，学之至也。”杨维桢认为虽然诗不可学，但是诗的“情性神气”却是来自于诗人的学问之功，是“学之至”的结果。　　　在论述了“学问之功”的重要性之后，杨维桢进一步强调学习古人诗歌，当学习古人之情性神气，而非外在形貌。在《赵氏诗录序》中有：“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风雅而降为骚，骚而降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为陶、杜，为二李，其情性不野，神气不群，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可见，为杨维桢所赏识的诗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自己的情性神气。唯有如此，写出的诗作才能形神兼备、“骨骼不庳、面目不鄙”。　　　但是，到底应该怎样学习古人呢？在其《吴复诗录序》中有：“古风人之诗，类出于闾夫鄙隶，非尽公卿大夫士之作也。而传之后世，有非今公卿大夫士之所可及，则何也？　古者人人有士作文一二三君子之行，其学之成也，尚己，故其出言如山出云、水出文、草木之出华实也。后之人执笔呻吟，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故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吾观后之模拟为诗，而为世道感也，远矣。”在杨维桢看来，出自闾夫鄙隶的风诗所以能够流传后世，在于古者诗出于个人之情性，如“山出云，水出文，草木之出华实”，一切源于自然天成。后人无病呻吟，模拟为诗，故“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可见他是非常反对模仿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杨维桢主张在学习古人时，“情性神气”与“学问之功”并举，不能只是一味模仿，应当兼具个性。在学习古人时，重点在于学习古人的情性神气，而非面目骨骼。惟有做到师古师心兼重，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就。　　　三、得“古诗人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对古乐府的提倡　　　诗歌的体裁有多种，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创作方法，有不同的节奏韵律，而不同体裁的诗歌所容纳的内容多少不同，表达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也不一样，因此不同体裁的诗歌给人的感觉也不同。杨维桢对诗歌的体裁也作了相应的论述。　　　据学者统计，杨维桢一生所作的诗歌现存的约有１５００首左右，而古乐府就占了１２００首之多。由此看来，他非常重视古乐府的创作。同样，在他的诗论中他也明确表达了他对古乐府诗的偏好。如在《潇湘集序》中，有：“余在吴下时，与永嘉李孝光论古人意。余曰：‘梅一于酸，盐一于咸，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咸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这里，杨维桢明确提出“古诗人意”是“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咸之外”，味在其中，情融于中，意在象外，情景交融，言在此而意在彼，犹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能得此古人意者，杨维桢认为只有古乐府。如此看来，杨维桢对古乐府持大力提倡的态度。　　　此外，在《玉笥集叙》中也有：“《三百篇》后有《骚》，《骚》之流有古乐府。《三百篇》本情性，一出于礼仪。《骚》本情性，亦不离于忠。古乐府，雅之流、风之派也，情性近也。汉魏人本兴象，晋人本室度，情性尚未远也。南北人本体裁，本偶对声病，情性遂远矣。盛唐高者追汉魏，晚唐律之敝极。宋人或本事实，或本道学禅唱，而性情益远矣。”在此，杨维桢明确提出“古乐府，雅之流、风之派也，情性近也”，而后人则离情性越来越远，最后弊病深重，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可见，杨维桢是非常推崇古乐府的。　　　在《蕉窗律选序》中，也有：“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又说：“余在凇，凡诗家来请诗法无休日，《骚》、《选》外谈律者十九。余每就律举崔颢《黄鹤》、少陵《夜归》等篇，先作其气而后论其格也。崔、杜之作，虽律而有不为律缚者。”杨维桢明确指出，诗歌发展到律诗是诗歌的一大厄运。他认为真正得诗法的除了《骚》、《选》之外，就只有崔颢的《黄鹤》、杜少陵的《夜归》了，崔、杜的诗作虽为律诗，但又不受声律的束缚。由此可以看出，杨维桢认为古乐府的形式自由多样，篇幅长短不限，押韵也很灵活，为诗人自由的抒写情性大开方便之门。而严格的声律拘束，势必会影响作者情性的自由发挥，因此大力倡导写古乐府辞。　　　综上可以看出，杨维桢是非常注重古乐府的创作的，他认为得“古诗人意者”，“唯古乐府而已耳”，他把古乐府当作诗歌创作的一种范式来加以提倡，希望更多的人学习并创作古乐府，保护好这块诗歌中的瑰宝。　　　四、“君子于诗观世道”——诗与时代的关系　　　杨维桢认为诗歌的内容与世道的变迁有着莫大的关系。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则诗歌亦随之兴；相反，社会动乱，国势衰微，诗歌亦随之委靡。治乱之音各有不同，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世道不同，所要表达的思想也不一样。　　　杨维桢在《郭义仲诗集序》中说：“君子于诗可观世变者类此。古之诗人类有道，故发诸咏歌，其声和以平，其思深以长。不幸为放臣逐子、出妇寡妻之辞，哀怨感伤，而变风变雅作矣”。在此，杨维桢明确指出了君子可以于诗观世道。在和平年代，诗人作的诗中充满了盛世和平之音，蕴味无穷；而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放臣逐子，以及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所作之词则哀怨感伤、荡气回肠。可见，诗作的风格与诗人的处境密切相关，而诗人的处境又与世道是战乱还是和平有关，从而诗歌也间接地反映了世道的真实情况，君子是可以“于诗观世道”的。　　　在《无声诗意序》中杨维桢也有类似的表述。“诗之弊，至宋末而极。我朝诗人往往造盛唐之选，不极乎晋魏楚汉不止也，画亦然。吁！此岂人性之有异哉？世运泰否之异耳。”杨维桢认为诗歌的弊病在宋朝末期已经非常突出了，而元代的诗人往往学盛唐之气，作出来的诗根本没有盛世之风，更不可能有魏晋楚汉的韵味了。画作也跟诗作一样存在同样的问题。可见，世运泰否、时代变化不仅影响到诗歌的创作，还影响到绘画的创作。　　　此外，在《云间纪游诗序》中，杨维桢还有：“‘北风其凉，雨雪其芳。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此民之行役，遭罹乱世，相携而去之作也。《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此大夫行役，过故都宫室，彷徨而不忍去之作也。后世大夫行纪之什，则亦仿乎是。幸而出乎太平无事之时，则为登山临水、寻奇拾胜之诗；不幸而出于四方多事、豺虎纵横之时，则为伤今思古、险阻艰难之作。”乱世之民为避战火逃亡它乡时，吟唱的是感伤之诗；亡国的士大夫经过故都彷徨不忍离去之时，吟咏的是凄凉之诗。后世的士大夫纪行的诗作也是如此。太平盛世之时，士大夫纪行之诗一般写的都是登山临水、游览风景名胜的喜悦之情；国家动乱群雄并起多事之秋之时，诗作多为伤古吊今、慨叹艰难世事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是反映时代变化的一面镜子，治世之诗与乱世之诗是截然不同的，只要拿来一看，便能分辨出来。　　　由此观之，诗与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君子可以“于诗观世道”，看出一个时代是繁华昌盛、国泰民安，还是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反之，不同的世道也有不同的诗作，世道兴隆、国家昌盛则诗歌也随之繁荣，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派；战祸不断、民生凋敝之世，则诗歌也随之凋零，呈现出的是一片肃杀的景象。　　　五、结论　　　综上，杨维桢认为诗歌能宏奖风教、吟咏性情，还能反映时代的变化。同时他还主张学习古人，但应该师古师心兼重。在学习古人时，不能一味模仿，而是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最重要的是应该学习古诗人的“情性神气”，而非“面目骨骼”。他还阐述了诗与时代的关系，认为二者密切相关，君子可以“于诗观世道”。　　　在元代后期的诗文作家中，杨维祯是一位在当时和后代毁誉不一、评价不一的人物。但他的作品确有特色，他的古乐府诗在体格上有所创造、变化，竹枝词也写得碗丽动人，乃至被人视为“唐代刘禹锡后第一人”。他不主张写律诗，认为律诗的弊病非常大。他推崇和学习古乐府，但又反对模拟，实际上是对元初以来的学唐风气中的一种模拟倾向的反思和批评。他主张抒写个人性情，开了明代的“性灵”说的先河。　　　参考文献：　　　［１］李修生《全元文》第４１册，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陈海良《乱世奇才——杨维桢的生平及其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张　伟《杨维桢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考述》，浙江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４］刘　倩《杨维桢生平述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５］刘　倩《略论杨维桢诗歌创作思想》，宿州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６］马洪花《浅析杨维桢的“情性说”》，安徽文学（下半月）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７］王素美《论杨维桢的诗》，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８］何云丽《虞集诗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２００７年　　　［９］陈安梅《刘将孙诗歌研究》，漳州师范学院２０１０年　　　［１０］裴兴荣《从〈中州集〉作家小传看元好问的诗学思想》，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作文六：《论杨维桢的政治态度》8900字

作者：黄仁生

中国文学研究　１９９９年０７期

杨维桢（１２９６—１３７０）是元末明初文坛领袖，他的辞赋创作代表了元代辞赋的最高成就（注：参见拙文《论元代科举与辞赋》（《文学评论》１９９５年第３期）、《铁崖赋考论》（《中国韵文学刊》总第７期）。），以他为首而形成的铁雅诗派及其所倡导的古乐府运动（注：参见拙文《论铁雅诗派的形式》（《文学遗产》１９９８年第５期）、　《铁雅诗派成员考》（《中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曾把元代诗歌创作推向新的高潮，并对明代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要深入研究杨维桢的文学创作，有必要知人论世，首先把握他的政治态度。纵观杨维桢的一生，正处在元王朝由盛到衰以至灭亡、朱元璋政权乘时崛起以至灭元兴明的时期，曾先后与元朝、淮吴、朱明三个政权发生过或久或暂的联系，他的人生道路，是由时代与个人的双向选择所决定的；他的政治态度，则与其人生道路相辅相成，并主要从他对这三个政权的态度中体现出来。下面拟结合其人生道路，分别予以展开论述。

一、杨维桢的政治理想及其对元朝政权的态度

与由宋入元往往带有民族情绪的南士不同，杨维桢生长于南北统一后的大元承平之世，从小就在心理上认同元蒙政权，并在读书求仕时期树立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志。他曾迫不急待地表白：“吾将瞻大明，谒崇天，扣龙墀而虎拜，呈披腹之琅玕。倘见收于虎榜，当不逊于汉庭之直言也。”（《白虎观赋》）希望能够“列朝班于王除，立玉笋之万丈，肃朝端之楷模”（《玉笋班赋》）。因而历代儒士所奉行的“忠君爱民”思想也成为其政治上的出发点，并以居清华之职，“上承明天子之德意，下轸吾赤子之困穷”，旌忠斥奸，扶正诛邪，远复汉、唐之盛，近还中统、至元之治，作为他的政治思想。

然而现实与理想往往相去甚远，杨维桢曾作《铁笛道人自传》，自述登进士第后，“仕赤成令，转钱清海盐，皆不信其素志。”赤城令（即天台县尹）和钱清场盐司令都不是清华之职，固然非其所愿，但他上任后皆忠于职守，试图以勤政爱民来报效朝廷，可是他的两次努力任职，换来的却是两次免官的结果。后来宋濂在《杨维桢墓志铭》中所叙二事颇能发人深思：

天台多黠吏，凭陵气势，执官中短长。先以饵钩其欲，然后扼吭，使不得吐一语，世号为八雕。君廉其奸，中以法。民方称快，其党颇蚓结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

久之，改钱清场盐司令。时盐赋病民，君为食不下咽，屡白其事江浙行中书，弗听；君乃顿首涕泣于庭，复不听；至欲投印去，讫获减引额三千。俄相继丁外内艰，……自是不调诠曹者十年。显而易见，无论在天台县依法惩治豪强，还是在钱清场为民请命减赋，都是其忠君爱民的具体表现，何罪之有？尤其第二次不明不白被免官，使杨维桢深受委屈，所以他曾作《投秦运使书》申诉云：

枉之大，抑之久，则莫如某也。某以父忧去司令之职，而司令之课曾无一二亏欠，而吏持文深者犹枝蔓其罪，不使其文符而去。

实际上，杨维桢出仕未久接连受挫的主要原因，更在于他的“狷直”性格不为本署和上司官吏所容。至正四年，出任江浙平章政事，他上书自白：在天台任上，“不敢少负所学，而性颇狷直，甘与恶人仇，不幸上官不右余直”；在钱清任上，“国之课无短少，鹾之过无漂注，而漕府吏之论不明，以某与陷课、截替人氏同一罪也，又何不幸也”；“丞相下车之初，蒙下漕府，追办宿案，事理既白，而小吏以赂为曲直，不以公道行相旨；而又幸天子诞布宽恩，凡一切逋课，皆在释放，而某之职课未尝逋也，小吏又以鹾课之计未定，例不解盐官之由”，“又何其大不幸耶？”，“今某为业，教授市中儿，以苟免大饥冻之窘，其穷可知已”，希望得到平章的引手之援。（《上平章书》）可惜尚未来得及“一引手堂下”，就被召还京师，感热疾而卒。

从杨维桢的自白来看，他先后与天台黠吏、漕府吏的矛盾，实际反映了元代吏治的严重弊端：即胥吏舞文弄法、上下齐手和儒、吏之间“相兵而不相谋”。元前期八十年间废除科举，“人才多以吏进”（孛术鲁翀语）。即使延祐复行科举之后，“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元史·韩镛传》）而出任各级官府的达鲁花赤皆为蒙古、色目人，他们大多水平不高，在处理政务时不能不依赖于吏，这又导致了吏员权力的扩大，以致弊端丛生。所以元末孔齐曾在《至正直记》卷三以愤激的口吻说：

夫陷溺其民者，罪莫大于土吏。土吏之罪，不容于诛。凡教猿升木，吹毛求疵，为害百端，败坏风俗，吏之所为也。今天下扰攘，城池残破，舞文弄法，助虐济奸，吏之所为也。吏之害深矣哉！（《富户避籍》）

世祖能大一统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师至于遐方，大而省、院、台、部，小而路、府、州、县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纵使一儒者为政，焉能格其弊乎？故吾谓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世祖一统》）后世史家所谓“元亡于吏”之说本此。由进士出身且狷直傲物的杨维桢自然不会为“以赂为曲直”的胥吏所喜，也难以为由吏入官的上司所容，因而导致两次免官。但杨维桢对吏的看法比孔齐要客观公正一些，他把吏分为儒吏和俗吏二类，肯定前者，贬斥后者，尤其对于俗吏弄权枉法的行为深恶痛绝：

吾亦有感于今之吏者，揣摩徂伺，深诋巧文，力制长牧，气压豪氓，称为能吏，苟媮刻薄。恃以为治具，而欲望其国理民安，是亦却行而求前矣。（《送江浙都府吏倪光大如京师序》）但他并不赞成当时社会上儒、吏之间“相兵而不相谋”的不良风气，主张吏要通经，而儒要识律，儒、吏兼通，方可莅政临民。

大约在廉夫向上书求援以后不久，三史总裁官欧阳玄读了他的《正统辨》，颇为称赏，欲荐之于朝，而司选曹者又以流言沮之，“谓杨公虽名进士，有史才，其人志过矫激”，（《上宝相公书》）不宜大用。所以直到至正十年冬才补得一个“典市之官”：杭州四务提举。上司谓“署之管库以劳其身，忍其性，亦以大其器也。杭四务，天下之都务也，俾提举其课，而后除以清华处之未晚也。”（同上）此次，他是带着满腹牢骚不平而走马上任的，不过因“使苟食于市，犹胜于挟策小儿”罢了。他感叹自己不遇于时，是“屈于不知己者也”，友人黄溍本可称为知己，且位居要津，有机会向皇上荐举廉夫，但他为避朋党之嫌，而辜负其所托，“绝口无所举”，且曰：“汝宜益自课慎重，不患禁近之不薄汝也。”廉夫深为不满，作《金华先生避党辨》，斥责黄溍为“今之孔光也”。是时年届五十六岁的杨维桢已有“时不我待”之感，他不甘沉抑下僚，而“急于伸志”，于是连续向上司宝相公、樊参政等上书自荐，以求知己，但这一切都不见有效，即使在数年之后所授建德路总管府理官和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清华之职。

不过，自至正十一年夏秋爆发红巾起义以后，杨维桢关注、思考更多的已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苦难。至正十四年，学生关宝进士及第，授临安县令，他作《送关宝临安县长序》说：

方今盗起淮颖间，挺祸于江浙。民耗于兵兴，罢于奔命者四三年弗复休。民之良胥陷于盗，招之而未归。嘻，岂吾民之乐为盗哉！抚之乖而饥寒之逼也。水旱相仍而田不减赋，妻子相流而农不息徭。其被害之原，悬于州与县，州县不闻之府，府不闻之省台。借或闻而不信，以致吾民财竭力穷。财已竭，力已穷，而赋徭愈急，征求愈繁。民死道路者相藉，幸而生者，其不去盗也几希。在廉夫看来，导致当时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府征求赋徭既急且繁，实是驱民为盗，所以他告诫关宝应“以民为邦本，而不可使戕而耗也”，上任后“务在康济生民，上承明天子之德意，下轸吾赤子之困穷，招寇于民，慎勿驱民于盗。吾将见疲者苏、流者复，休养生息，以还中统、至元之治。”其心态口吻，正一如当年任盐司令为民请命减赋不惜投印之时，尤其值此动荡危艰之际，仍以“还中统、至元之治”相期，可见他对元朝还抱有补天之志。所以在此前后，除了勉力尽职之外，他还用笔来旌忠斥奸，写了不少表彰忠义节烈的诗文，而对贪官酷吏及弃城而逃的达识丞相等则撰文予以讥斥。

二、杨维桢对淮吴政权的态度

以张士诚为首的淮吴政权，对元王朝的态度曾有反复变化，因而站在元臣立场上的杨维桢对淮吴政权的态度也前后不同。

至正十六年二月，张士诚进据平江，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其大周政权机构也自高邮迁至隆平，随后分兵攻克常州、松江、湖州，势力大张。七月，又攻杭州，江浙左丞达识贴睦迩率先弃城而逃，杨维桢作《圻城老父射败将书》，称张部为“寇”；赴睦州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后，还希望元将移刺九九“复吴没地”（《送二国士序》）。

至正十七年七月，张士诚因与朱元璋争夺势力范围受挫而降元，授太尉，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枢密院于平江，颇好招贤纳士，一时“客之所聚者几七千人。”（《送王公入吴序》）十八年三月，移刺九九败于明兵，建德失守，廉夫避地富春山，“张士诚欲见之，不往。”（贝琼《铁崖先生传》）是冬，除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但由于当时江西已逐渐为陈友谅攻占，他审时度势，弃官不赴，而于十九年春回到杭州。四月举行江浙乡试，廉夫受聘预考文事，“选中左右两榜凡三十有六人，备榜十有五人”，（《乡闱纪录序》）其中有铁门弟子三人。七月，新任江浙平章政事张士信（士诚弟）起浙西民四十万筑杭州城，又辟凝香阁以待四方之士，廉夫为之作记与诗，以休兵息民图治进规。大约与此同时，张士诚遣其弟（士信）来求言，因献“五论”及复书，集中阐述了杨维桢对淮吴政权的看法，同时也进一步表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及其对元王朝的态度。

复书今见于贝琼《铁崖先生传》中，其大意有四：首先肯定张士诚之作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也。阁下孜孜求治，上下决不使相徇也，直言决不使相遗弃也，毁誉决不使乱真也。”所谓“今日不可及者”，当是与元末割据群雄相比较而言。其次指出其不足，“惟贤人失职、四民失业者尚不少矣”；又有“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复贰也”等六条弊政最为可畏，认为“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丧邦”。实是站在元臣的立场而立论，认为张士诚既已降元，就应遵从元制，如二、三、四条弊政，就显然未尽元太尉之职责；至于“贤人失职、四民失业”及一、五、六条弊政，对淮吴政权来说诚然可畏，但以此衡量元王朝之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何尝不可畏呢？再次是斥其用人不当，以致贤愚易位，黑白颠倒，危机四伏：

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者，无禄养之法，有奸位之权矣。某人有假佞，以为忠者；某人有托诈，以为直者；某人有饰作文一二三贪虐，以为廉良者。阁下信佞为忠，则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诈为直，则臣有赵高者用矣；信贪虐为廉良，则跖蹻者进、隋夷者退矣。又有某绣使而拜虏乞生，某郡太守望敌而先遁，阁下礼之为好人，养之为大老，则死节之人少、卖国之人众矣。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观阁下左右，参议赞密者未见其砭切政病，规进阁下于远大之域，使阁下有可为之时，有可乘之势，可迄无有成之效，其故何也？为阁下计者少而为身谋者多，则误阁下者多矣。最后是警告与解释：

身犯六畏，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此东南豪杰又何望乎？仆既老且病，爵禄不干于阁下，惟以东南切望于阁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群小误人之域，则小伯可以为钱镠，大伯可以为晋重耳、齐小白也。否则，麋鹿复上姑苏台，始忆东维子之言，於乎晚矣！所谓“小伯”、“大伯”之为，实是以元天子统治下的东南诸侯王相期许，这与廉夫此前所作《上张太尉诗》中谓“珍重晋公经济手，中兴天子复神州”之意相同（注：按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将杨维桢《上张太尉诗》二首系于至正十七年张士诚降元之时，疑有误，因当时廉夫在睦州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与张士诚无任何联系。又其诗第二首有“老夫未草《平蛮策》”之句，当作于献“五论”及复书前，可能是十八年张士诚慕廉夫名欲召见时，廉夫以此二诗作答而不往。）。

“五论”即《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实为一个整体，与复书相表里，皆为张士诚“图伯”大业而发，当然仍以“诛讨贼虏、恢复王土、尊奖王室”为前提。他认为“图伯”大业必须“以收人心、固人心为第一义也”：“人心者，天命之所系，国脉之所关。收人心者，要当使之如父兄子弟之亲亲出天情之固结，而不可一日离去也。人心一归，天下事无不可为，人心一去，天下之事解体矣”。“善用兵者，必先有以收天下之人心，又有以固天下之要害。天下之要害固，天下之人心固矣。”（《人心论》）那么，由此及彼，统率军队也必须军心齐一，“人心不一，而欲守之固、战之克者，无也。”，“总制之所以名者，一众心以制敌者也，非徒一号令、一服色、一旗帜、一金鼓、七投虎龙八阵之法也。”。“人心有所不一，虽十万百万之众而心各心，于百万则固不如十人一心之为利也。故战之胜负不在士之多寡，而在于心之一不一也。”（《总制论》）人心收而固，军心齐而一，还必须善于用才驭将，方能克敌制胜，百战不殆。用才必先求才，并且应求得其道，用得其所：“可缓而不必求者，天下之常才；不可缓而必求者，天下之奇才也”。“於乎，天下之奇才，王伯之佐乎！闻之谋主也，代未尝乏，求之而不得者，以求者非其道，求得其道而又用之，或非其所也。急奇才者，不咎吾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而咎天下之无才也，不亦过乎？”“惟阁下立宾贤之馆，於奇才也，亦知所求矣，然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则孰愈安坐而不知求者哉？吾以为阁下图伯必得谋主，欲得谋主，必求奇才。”（《求才论》）而善御将者，则应审其势之利钝而为之所也：“将，国之爪牙也。驭之善，则得其利；不善，亦足以致吾害。盖骁武勇鸷、鹰搏而虎噬者，其素所蓄积也；又况有挟功而骄、恃恩而放者乎？故临时驭之以智术而不胜者，不若平日束之以威令之愈也。”（《驭将论》）至于《守城论》，则是针对当时张士信聚浙民筑杭城“为此自疲自困之计”而进言：“城以保民为之也。城不保民则不固，不如恃民之为固也。故曰：众心成城。诚以恃城，不如恃民也。”、“今阁下之守土，惟知恃城而不知恃民与恃将也，兴筑已还，五郡之民财穷矣，力竭矣，小变怨而叛，大变寇乘而至矣。此时虽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恐非阁下所能有也，惟阁下省之虑之”。此即复书中所说“动民力以摇邦本”之弊政。

是年十月初，杨维桢携妻子徙松江后，可能曾在吴中与张士诚有过一次面会。据都穆《南濠诗话》记载：

张士诚据有吴中，东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杨廉夫一人。士诚无以为计，一日闻其来吴，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宾贤馆中。时元主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士诚闻廉夫至，甚说，即命饮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诗云：“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士诚得诗，知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此前廉夫已在复书中批评张士诚“出纳国廪不上输”，而元主所赐御酒实为征粮之酒，他面对“如此烽烟如此酒”，自然忧患有加而难以开怀。考《元史·顺帝本纪》，“诏遣兵部尚书伯颜贴木儿、户部尚书曹履亨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征海运粮”，在至正十九年九月；而“张士诚海运粮十一万石至京”，在二十年五月。由下诏到使者抵吴，必有一定时日，则廉夫入吴饮御酒事当在献五论及复书之后，时为十九年冬。一年前张士诚召而不往，此次不得已往见而不留，与复书所说“仆既老且病，爵禄不干于阁下”的态度一致。所谓“既老且病”，当然不过是托词而已，他不愿仕于淮吴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认为张士诚“狃于小安”而无远大之志，不是他理想中能够中兴元室的诸候王。二是对淮吴用人不当深为不满，他在《送王公入吴序》中斥责“淮也吴之客七千，异于妾妇者几人？”而真正被他称许的不劣于战国之士的淮吴之客寥寥无几。三是从传统忠节观出发，不愿失身为娼：一方面他对张士诚中兴元室仍抱有一定希望，因而不仅与张氏属官、幕客常有交往唱和，而且曾撰文荐举他的学生（如张宪、赵信）或友人赴淮吴任职；一方面又对张氏是否忠于元室持保留态度，所以他鄙视“某绣使而拜虏乞生，某郡太守望敌而先遁”，实际对元臣仕吴也视为“失身如市娼者”（《瓜隐子传》）。

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欲求王爵，元廷不予，遂于九月自立为吴王，即平江治宫阙，立官属。群下同声贺之，但也有陈基等犯颜谏止，不听。此后不再输粮于京，属官俞思齐谏曰：“向为贼，不贡犹可；今为臣，可乎？”士诚怒，抵案仆地而入。思齐知不可事，即弃官称疾而隐。杨维桢作《骨鲠臣传》赞之。自是淮吴政权性质发生蜕变，廉夫对张氏兄弟的态度也相应有变，尤其张士信于二十四年八月鸩杀达识贴睦迩而自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及任用佞臣王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谋国以后，淮吴政权日趋腐败，以致终于在至正二十七年九月被明军消灭，杨维桢随即写了一组诗文，斥责伪吴所行亡国之政及伪相、佞臣、贪官酷吏骄奢淫佚的败行。

三、杨维桢对朱明政权的态度

尽管在元末群雄割据征战之时，杨维桢也有友人在朱元璋属下效力，但他本人与朱氏政权发生直接联系则是在至正二十七年正月明军占据松江以后。首任上海知县祝挺、华亭知县冯荣及松江同知李浩等皆与廉夫有交，此后三年间，杨维桢以古稀之年所撰诗文，仍有不少涉及时政，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他对朱明王朝的态度。

至正二十七年三月初，上海县民钱鹤皋以反对验民田征砖甃城，结张士诚部反，聚众达三万，但至四月即被明兵平服，祝挺和冯荣从中斡旋，使两县无辜“转死而生者殆万齿”。事后，廉夫作《上海知县祝大夫碑》、《大树轩记》等文颂其仁义，实已承认朱明命官的合法性。明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曰大明，建元洪武，随后召松江同知李浩入京，杨维桢作《送松江同知李侯朝京序》曰：

有明受天新命，开基金陵，百辟效职，百将效忠，实君臣千载一时之会，所以创大业臣妾天下，皆国家善于用人也。宝定李侯浩，字师孟，材足以任重，智足以拨乱。淞归附初，奉命来为贰守……历政甫期……淞士庶拜颂为古循吏。今年春，中使衔命下郡，取为机近法从，侯不税冕行……余举爵酌侯曰：“天子任股肱心腹之臣如侯者不几也，侯慎之。”再酌曰：“侯历民间，往当以生灵之忧为己忧，以答天子之大宠命。”三酌曰：“海寓尚有未宾服者，愿侯佑天子平定之，无久劳金革为也。”在元朝政权将亡未亡之时，杨维桢不仅承认明朝的建立乃“受天新命”，而且祝愿李浩佐天子平定天下，休兵息甲。是年春，新朝遣使行天下经理田土事，成彦明、黄万里分别经理松江、华亭田土毕（是时元已亡），杨维桢作《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二文，称颂“明天子均田之政”，且附诗曰：“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

洪武二年，门生王盖昌出使松江，郡守盛升设宴饯别，杨维桢作《送检校王君盖昌还京序》曰：

士生乱世，不以窭而苟售，必迟迟坚忍，俟其人焉而后兴。此非志之远、识之卓、毅然大丈夫不能。若今中书检校王君盖昌是已……时泰邮张氏据有六州，奸佞朋进，欋椎碗脱，谣于市者不可计。或有率君往者，君曰：“咄哉！丑尔泰邮，岂王郎之主哉？顾仕有时，吾方慎俟其人也。”……皇明受天明命，君自贺曰：“天下定矣，仕有吾主矣。”……特授中书检校。嘻！非其慎仕待时，讫于真主之遇，其能戾契致是哉？他认为士生乱世应慎仕待时，遇真主而后兴，不以窭而苟售。虽为门生王盖昌的处世态度而发，同时也揭示了他本人身处乱世时的深层意识。在廉夫看来，至正后期群雄争强，元室式微，犹如春秋战国之时，士人也可择主而事，因而当年同是门生的张宪出仕准吴，他也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他本人却不应淮吴之召，实际也是其“慎仕待时”、“不以窭而苟售”的表现。

洪武三年正月，年届七十五岁的杨维桢应召至京师修纂礼乐书，“仅百日而肺疾作，乃还云间”。（宋濂《杨维桢墓志铭》）后世关于廉夫节操的毁誉，皆由此事而生发。大致说来，明代至清初学者多称其亮节高行，至清代乾隆以后则多斥其剧秦美新，甚至视为贰臣。

关于廉夫应召赴京修礼乐书一事，宋濂《杨维桢墓志铭》、贝琼《铁崖先生传》所记都非常简略，但在《明史·杨维桢传》中却被增益为：

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官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此段记叙的原始依据，是正德间朱存理辑《珊瑚木难》卷八所收《老客妇谣》（署杨维桢）、《饮廉夫拄颊楼时予奉命征贤》（署詹同）、《送杨维桢还吴淞》（署宋濂）等三诗和《老客妇传》（署詹同）一文。后来王世贞《艺苑卮言》、江盈科《皇明十六种小传》皆谓廉夫赋《老客妇谣》以辞官而颂其忠节，至明末清初钱谦益作《列朝诗集小传》，则转述《老客妇传》颇详，影响甚大。有明一代唯祝允明责廉夫作《老客妇词》“自附于故国余老，为贞妪者”，而叹其“不恭”、“太愚”。（《怀星堂集》卷十一）实际也是以廉夫曾赋《老客妇谣》进御为前提。最早怀疑《老客妇词》为伪作的是朱彝尊，但他所撰《杨维桢传》仍有廉夫先辞召不赴，后赴而以白衣乞骸骨等内容，与钱谦益所记大致相似，仅删去作《老客妇谣》进御一事。而康熙年间顾嗣立编《元诗选》、乾隆年间楼西滨编《铁崖逸编》，都仍然将《老客妇谣》收入其中；清末葛漱白辑《铁崖全集》也以《老客妇谣》“介在疑似，姑入收罗”。至孙小力兄旁征博引，才以三疑三谬定《老客妇词》和《老客妇传》皆为伪作（注：参见孙小力《杨维桢年谱》及《杨维桢生平仕履考辨》一文（《上海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斥责廉夫剧秦美新，乃至视为贰臣，始于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之时，而其依据则是《铁崖乐府补》卷四所收《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末有危素跋语，谓廉夫“一日聘至金陵，论定礼乐，乃成《铙歌鼓吹曲》，称颂武功。”而贝琼《铁崖先生传》也记廉夫曾撰《铙歌鼓吹曲》。按今存《铁崖乐府补》最早版本为明末汲古阁刻本，不知编者何人，依据何在，清修《四库全书》即据汲古阁刻本抄录。馆臣作《铁崖古乐府提要》曰：“惟维桢于明初被召，不肯受官，赋《老客妇谣》以自况，其志操颇有可取。而《乐府补》内有所作《大明铙歌鼓吹曲》，乃多非斥故国，颂美新朝，判然若出两手。据危素跋，盖聘至金陵所作。或者惧明祖之羁留，故以逊词脱祸欤？然核以大义，不止于白璧之微瑕矣。”又《东维子集提要》也谓其“反颜吠主，罪甚杨雄”。乾隆皇帝阅馆臣提要后，竟小题大作，为四百年前诗人兴文字狱曰：

杨维桢于元仕不显而不肯仕于明，似乎全人矣。而其补集中有《大明铙歌鼓吹曲》，非刺故国，颂美新朝，非真全人之所为，与剧秦美新何以异耶？予命为贰臣传……较（钱）谦益为甚。……若曰：惧明祖之强留耳，而故为此逊词以自全，乃明哲保身之计。予谓明祖直未强留耳，若与之官，将也必受之，何也？以其忘故国而知之。（《题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直至清末，才有葛漱白以考证方式定《大明铙歌鼓吹曲》为伪作，旨在为杨维桢翻案（注：详见葛漱白辑《铁崖全集》跋语。）。

明清人关于廉夫“完节高行”与“剧秦美新”相互对立的两种道德评价，最后皆以考证方式定其论据为伪作，固然可以消解一些矛盾，但在明代正德以前传世的文献资料中仍然可以找到与二说类似或相关的证据，例如早在正统元年，杨士奇作《跋复古诗集后》曰：“我朝天下大定，奉诏修书，复命赋诗称旨，得完节归全，卓哉制行之高也。”而洪武三年刘仔肩所编《雅颂正音》卷一已收詹同《饮杨廉夫拄颊楼时予奉命征贤松江故有此作》一诗（与《珊瑚木难》所辑詹同诗相同），可以确证詹同曾奉命赴松江召廉夫入京。明初刻本《东维子文集》、弘治刻本《铁崖文集》以及明初写本《铁崖先生诗集》所收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以后诗文，确有不少诵美新朝之作，上引《送松江同知李侯朝京序》及称颂“明天子均田之政”等诗文可以作为代表。至于此间他对元王朝的态度，则既少怀念，也无非刺。原因在于自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自称吴王（史称东吴）、明玉珍自称夏王及明年正月朱元璋也自称吴王（史称西吴）以后，杨维桢对元王朝的中兴已不抱任何希望，忧国既无济于事，当西吴政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平群雄、灭元兴明时，则唯以忧民为重，而顺应天命。因而久经战乱之苦的廉夫本人，在四方平定之时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喜之感，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淮吴政权灭亡之后，他对张氏兄弟及其贪酷奸佞之臣的指责，当然不能视为对元朝的非刺。况且杨维桢对于忠节的认识本与世儒不同，而明人对忠节的评价也没有清人那样苛严。

弘治刻本《铁崖文集》卷三有《莽大夫平反》一文曰：

容斋洪氏以杨雄比晏子，深以世儒贬其剧秦美新为非，以为雄不得已之作也。雄颂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可知。所言配五冠三，开辟以来未之有者，其以戏莽耳。使雄善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徼爵位，当与国师归同列，岂固穷如是哉？其论深是。予谓朱子莽大夫之书，亦以雄之大夫，非有意于求之，强之者耳。此文是否作于明初已不可考定，但他赞同洪迈的观点，认为杨雄为王莽撰《封禅文》是出于不得已，而并非有意“徼爵位”。那么，他本人颂美新朝及其赴京修礼乐书，是否也是出于不得已呢？似也难以遽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号铁史且年过古稀的杨维桢在明初的所作所为，决非有意“徼爵位”，《明史》本传所引赠诗“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不管是否为宋濂所作，的确可称为对廉夫晚节的真实写照。《东维子集》卷三十一所附陆居仁《华阳巾歌》称“铁崖头骨如铁坚，高冠不肯著进贤。……白眼不受天子宣，自称臣是诗中仙。”正是对廉夫辞召和不受明朝爵禄的肯定，杨士奇称廉夫完节高行当是根据明初人的评价而立论。《珊瑚木难》所收《老客妇谣》一诗和《老客妇传》一文即使是伪作，当是好事者依据明初舆论或传说所为，实际也反映了明人对杨维桢的道德评价。不过，廉夫最终不受朱明爵禄，与其说是出于对元朝的忠诚，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作为一名儒士和诗人人格的维护。

来稿日期：９８－１０－２０

作者介绍：黄仁生　　复旦大学古籍所　　职称：副教授　　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作文七：《杨维桢执教阅读答案》600字

杨维桢执教

蒋氏，姑苏巨家①也。有子甫八龄，欲为求师，慕郑明德先生，具礼延之。先生不屑往。蒋亦跌宕②者，遂厚延铁崖杨先生③，县道郑不就之意。时先生居吴淞④，放情山水，曰携宾客妓女⑤，以文酒为乐，谓蒋曰：＂能从三事则可，币⑥不足计也。一无拘日课，二资行乐费，三须卜别墅以贮家人。＂蒋欣然从之。铁崖竟留三年，后其子亦有名于时。

（选自明．刘绩《霏雪录》）

［注释］①姑苏巨家：苏州大户人家。②跌宕：潇洒不拘。③铁崖杨先生：即杨维桢，他号铁崖，元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④吴淞：今上海市郊区。⑤妓女：歌女。⑥币：聘金。

［文言知识］说＇＇竟＂。＂竟＂属＂音部＂，下面的＂儿＂似人的脚，意为音乐到底了，引申为＂终＂、＂结束＂。上文＂铁崖竟留三年＂，意为杨维桢最终在蒋家留了三年。＂竟年＂、＂竟月＂、＂竞日＂分别指＂终年＂、＂终月＂、＂终曰＂。谚语有＂有志者事竟成＂，意为有志气作文一二三的人最终能获得成功。它在文言中不指＂竟然＂（出乎意外），这点要特别注意。

［思考与练习］

１．解释：①甫②厚③资④卜⑤贮

２．翻译：①具礼延之

②具道郑不就之意

③能从三事则可

３．理解：上文＂欲为求师＂中省略了介词宾语

【参考译文】

蒋氏，是姑苏城的大户。有一个儿子８岁了，想给他找一位老师，仰慕郑徳明先生，备了礼物去请他，先生不愿意去。蒋氏是一个不想放弃的人，于是又送厚礼给铁崖的杨维帧先生，仔细的说郑先生不同意的事。当时杨先生住在吴淞，放情山水，每天带着宾客和妓女，以作诗喝酒为乐，和蒋氏说：＂能顺从我三件事就行，钱就不用计数了。一是不能拘泥于每天的课上，二是资助我的游玩费，三是给我一处别墅送给我的家人。＂蒋氏高兴的答应了他。杨先生竟在蒋家留了三年，后来他的儿子也在当时出了名。

【参考答案】

１．①才、刚②重（礼）③供给④买⑤安顿２．①准备了重礼邀请他；②一一地说明郑明德不肯前往（为师）的经过③能够听众我三件事便可以。３．之；欲为［之］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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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八：《杨维桢执教阅读答案》600字

杨维桢执教

蒋氏，姑苏巨家①也。有子甫八龄，欲为求师，慕郑明德先生，具礼延之。先生不屑往。蒋亦跌宕②者，遂厚延铁崖杨先生③，县道郑不就之意。时先生居吴淞④，放情山水，曰携宾客妓女⑤，以文酒为乐，谓蒋曰：能从三事则可，币⑥不足计也。一无拘日课，二资行乐费，三须卜别墅以贮家人。蒋欣然从之。铁崖竟留三年，后其子亦有名于时。

（选自明．刘绩《霏雪录》）

［文言知识］说竟。竟属音部，下面的儿似人的脚，意为音乐到底了，引申为终、结束。上文铁崖竟留三年，意为杨维桢最终在蒋家留了三年。竟年、竟月、竞日分别指终年、终月、终曰。谚语有有志者事竟成，意为有志气的人最终能获得成功。它在文言中不指竟然（出乎意外），这点作文一二三要特别注意。

［思考与练习］

１．解释：①甫②厚③资④卜⑤贮

２．翻译：①具礼延之

②具道郑不就之意

③能从三事则可

３．理解：上文欲为求师中省略了介词宾语

【参考译文】

蒋氏，是姑苏城的大户。有一个儿子８岁了，想给他找一位老师，仰慕郑徳明先生，备了礼物去请他，先生不愿意去。蒋氏是一个不想放弃的人，于是又送厚礼给铁崖的杨维帧先生，仔细的说郑先生不同意的事。当时杨先生住在吴淞，放情山水，每天带着宾客和妓女，以作诗喝酒为乐，和蒋氏说：能顺从我三件事就行，钱就不用计数了。一是不能拘泥于每天的课上，二是资助我的游玩费，三是给我一处别墅送给我的家人。蒋氏高兴的答应了他。杨先生竟在蒋家留了三年，后来他的儿子也在当时出了名。

【参考答案】

作文九：《杨维桢执教阅读训练》400字

杨维桢执教　　蒋氏，姑苏巨家①也。有子甫八龄，欲为求师，慕郑明德先生，具礼延之。先生不屑往。蒋亦跌宕②者，遂厚延铁崖杨先生③，县道郑不就之意。时先生居吴淞④，放情山水，曰携宾客妓女⑤，以文酒为乐，谓蒋曰：“能从三事则可，币⑥不足计也。一无拘日课，二资行乐费，三须卜别墅以贮家人。”蒋欣然从之。铁崖竟留三年，后其子亦有名于时。　　（选自明．刘绩《霏雪录》）　　［注释］①姑苏巨家：苏州大户人家。②跌宕：潇洒不拘。③铁崖杨先生：即杨维桢，他号铁崖，元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④吴淞：今上海市作文一二三郊区。⑤妓女：歌女。⑥币：聘金。　　［文言知识］说‘‘竟”。“竟”属“音部”，下面的“儿”似人的脚，意为音乐到底了，引申为“终”、“结束”。上文“铁崖竟留三年”，意为杨维桢最终在蒋家留了三年。“竟年”、“竟月”、“竞日”分别指“终年”、“终月”、“终曰”。谚语有“有志者事竟成”，意为有志气的人最终能获得成功。它在文言中不指“竟然”（出乎意外），这点要特别注意。　　［思考与练习］　　１．词语解释：①甫　　②厚　　③资　　④卜　　⑤贮　　２．翻译：　　①具礼延之　　②具道郑不就之意　　③能从三事则可　　３．理解：上文“欲为求师”中省略了介词宾语　　参考答案：　　１．①才、刚②重（礼）③供给④买⑤安顿　　２．①准备了重礼邀请他；②一一地说明郑明德不肯前往（为师）的经过③能够听众我三件事便可以。　　３．之；欲为［之］求师。

作文十：《杨维桢-----独领风骚一铁崖》800字

他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是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　在元末文坛独领风骚４０余年。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纵横奇诡，眩人耳目，在明初有“文妖”之讥。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诗作，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有近二十种。他的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他，就是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

杨维桢画像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别号东维子、抱遗老人、铁笛道人，老铁贞、梅花道人等，诸暨枫桥人（今浙江绍兴）。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杨维桢出身宦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励学苦读，３２岁（１３２７年）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适逢反元兵乱，遂避居富春山，后徙钱塘（今浙江杭州）。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作文一二三）。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

明太祖召征他纂修《礼乐》及《元史》，他以年迈为辞，作《老客妇谣》一首，表其不仕两朝之志。明太祖强之再三，赐安车进京，仅留京百余日，待修纂叙例方定，即请归，抵家不久即逝。为官勤政爱民，狷直忤物，多才艺，诗风奇诡，号“铁崖体”，为元代诗坛巨匠，与陆居仁、钱惟善被称为“元末三高士”。

先看看他的存世作品《跋邓文原急就章》：

杨维桢书法取法高古，来源于汉晋，风格刚劲，成就很高，特别是对索靖的章草很有领悟，而且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

再奉上杨维桢作品《竹西草堂志》：

杨维桢《竹西草堂志》纸本，墨迹，２７．５×１６９．１ｃｍ　辽宁省博物馆藏。

《竹西志》又名《竹西亭志》《竹西草堂记》《三辩》，纸本，墨迹，纵２７．５厘米，横１６９．１厘米。约作于至正九年（公元１３４９年），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主要内容是以二三子争辩引出“竹西”之号的来历，抒发其对隐逸之士的推崇。书法清虚灵动，隽逸潇洒。与其晚上书风有鲜明的对比。

最后奉上一个杨维桢晚年的作品《梦游海棠诗卷》，大家品味一下晚年铁崖的豪迈与不羁吧！

明史杨维桢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