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共产党人的良心

　　胡耀邦--共产党人的良心 　　刘彦强 　　好大一棵树 　　任你狂风呼 　　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 　　有乐也有苦 　　欢乐你不笑 　　痛苦你不哭 　　…… 　　歌曲中讴歌的这棵大树，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胡耀邦，他于1989年4月15日轰然倒下。31年间，他开创的改革开放让他的热爱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让他这棵种在人民心中的大树越来越高大。 　　中国有句古老的成语叫做“槐荫履历”，胡耀邦这棵大树，荫庇的却是中华民族。 　　一．遮蔽烈日：一半工作，一半挨批 　　文革前夕，胡耀邦有一段到陕西工作的短暂时期。由1964年11月30日到西安，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共202天。就这202天，他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日趋严重的极左路线，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竟然挨批判101天。而他，就像雄风不倒的大槐树，顶着炎炎烈日，维护着他治下的陕西人民。 　　胡耀邦到陕西的职务是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刚一到任就到下面了解实际实际情况，结果发现陕西省的粮食总产量一连几年都停留在80多亿斤，单产是全国最低的一个省，比西藏还低。总产要恢复到1956年水平，还有23%的差距，是全国差距最大的一个省。社员的口粮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靠自留地。棉花单产停留在40斤的水平。 　　为了抓好农业生产，胡耀邦提出农业增产的方针是：两手抓，双丰收。他说在关中地区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陕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畜牧业。对此，西北局第一书记批判他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你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哪只手抓阶级斗争？！” 　　1964年陕西搞社交运动，大批干部、群众、学生被当成敌对分子，或者是因这样那样的政治、经济问题而遭到抓捕或惩办，包括所谓男女关系问题。1964年下半年，西安交大在学生中开展“反歪风邪气运动”，不到一个月，拘捕学生十余人，内定“反动学生”上百人。 　　针对这种极左的做法，胡耀邦顶住压力竭尽自己所能予以纠正。他于1965年1月9日在西安交大师生大会上、1月20日在中等学校教师大会上两次讲话，明确指出：“有的学生偷了一个馍，偷馍是他肚子饿嘛，怎么成了阶级斗争？文化单位抓阶级斗争，抓男女关系，男女关系怎么成了阶级斗争？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他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是道德败坏，对于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但对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 　　在“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抓捕人更厉害，1964年逮捕了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捕30人以上。双开除的脱产干部660多人，受一种开除处分的干部达4500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支书被撤换了76%。试点的三个县共清查退赔现金831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干部应退183元，而当年陕西全省人均年收入才120元。退赔比全年收入还多63元。三县批斗中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分子”9500多人。在凤县，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 　　胡耀邦针对当时这种“左”的倾向，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即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不查阶级出身，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瞒产私分，不查小偷小摸，不查小额贸易。 　　同时，他还提出“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他还在《电话通讯》中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①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②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③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④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为了刹住“左”的错误，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果断提出三个“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实质上叫停了当时的社教运动，为此，惹恼极左路线执行者们，结果就是引火烧身。 　　胡耀邦的上述“三个暂停”和“四条政策”，以及前述“两手抓”的农业增产方针，都遭到了严厉批判，先后被批判101天。由于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白天没有午休，节假日从不休息，工作强度太大，还要顶着错误批判工作，铁打的神仙也难以支撑下去。1965年3月下旬他就病了。医生诊断他有生命危险。然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对他 “不抓阶级斗争的路线错误”持续批判，且越批越烈，直到他彻底病倒住院，才暂时停下来。 　　幸运的是，1965年6月，叶剑英、张爱萍、张宗逊来西安考察军事工作，以特殊的方式把胡耀邦救了出来。 　　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叶帅等洗尘的饭桌上，张爱萍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省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省是有功的啊。” 　　叶帅对胡耀邦说：“小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你在陕西谈不清楚，回北京谈吧！” 　　6月20日，叶帅等要回北京，胡耀邦去机场送行。起飞前，叶帅要他上飞机再谈谈。他一上飞机，刚坐下，舱门就关了。叶帅命令：“起飞！”这时，他才明白了叶帅的良苦用心，说：“叶帅啊，你看，我什么也没有带哩！”叶说：“这我不管，回京治病重要。” 　　后来，周恩来多次表扬胡耀邦，半年时间就把陕西的农业搞上去了。10月6日，胡耀邦到中南海参加西北问题会议。邓小平说：“你们的争论摆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邓对耀邦说：“你不要回陕西了，休息一下，另行分配工作。”至此，这场糊涂案结束了。 　　二．顶住压力，平反冤假错案。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甫一上任就立即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假错案。 　　他提出，要将建国以来的所有的，冤案、假案、错案一律平反，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有人问他“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的回答斩钉截铁，只有三个字：“照样平！” 　　为推进平反昭雪，广开言路，他对干部们实行“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 　　他着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到株连的人数有成千上万，这个大案谁都不敢碰，可他敢。他全面展开工作，调查取证，半年后，该案在沉冤12年后被彻底平反。 　　接着的是：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四五”事件的干部群众平反；为刘少奇冤案平反，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平反…… 　　就连当年整过他的人，例如那个曾经极左的的西北局第一书记，他都不计前嫌地为他们平反。 　　除了为被冤枉的党内干部平反，他也为党外被错整的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平反。 　　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曾两次为知识分子掉泪， 　　1979年夏，他为马寅初平反，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1980年2月，他在全国剧本创作会上做要爱护文艺队伍的讲话，说到激动处他站立起来，含泪举着攥紧的拳头，高声强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他让300多万人得以从文革的冤假错案中平反，给55万“右派分子”正名……一个老知识分子泪流满面地说：“没有胡耀邦，我们的冤屈就无法昭雪！”、 　　可也有人质疑他“改正”的人数太多了，他斩钉截铁的反问：“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三．光耀家邦，开创改革开放道路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全国震动。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这篇文章审阅把关的，正是胡耀邦。 　　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就全文转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中央和地方报纸也相继转载。 　　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人们当时这样形容这篇文章的力量：正是这一篇文章，开启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古老的中国“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 　　他为中国解除了精神枷锁，让人们能正常地思考；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们，最终汇成改革的洪流，使中国开始变得强大。 　　按照规定，当时重要文章要以社论形式发表，并且必须经过主管领导人汪东兴审定，而他却直接绕过汪东兴发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如此重大的举动也属胆大包天。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还笼罩在一片混沌中，“四人帮”虽被打倒了，但政策却未变。“两个凡是”依然是悬在人民们头上的“先皇宝剑”。 　　他意识到人民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应当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政治生活应当正常化、民主化，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的现状。 　　不摘下“先皇宝剑”，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局面。 　　他就是那个甘冒风险摘下“先皇宝剑”的人。 　　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胡耀邦却是最早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人，也是打开改革开放局面的人。 　　四．反贪治腐，不顾情面不手软。 　　1980年，他走到了权力顶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他在任期间，党内也曾出现过腐败现象，他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党风，要从自己身边抓起、从中央抓起。 　　他的讲话引起巨大震动，无形中得罪了许多高官。许多人为他捏把汗，可他仍义无反顾，他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 　　在他看来，反贪治腐是头等大事，那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民。 　　在他的领导下，1984年，中央出台，《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85年，中央出台《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他开启了制度反贪治腐的先河！ 　　1985年，北京市公安局将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的案件报告送到他面前，报告说侦查人员因不能进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期搁置。 　　他看完报告，毫无顾忌地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不要顾忌。有总书记支持，公安人员放胆进入那位领导家里，搜出了大量赃证，最终对嫌疑人绳之以法。 　　他执法的严肃无情，震动全国。 　　他掷地有声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毫无私利的，谁腐败就查谁，不管你是“八旗子弟”，还是曾立下赫赫战功，不管你有多大的后台，还是曾牵扯到谁。 　　五．他有私心，但绝不以权谋私。 　　作为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有私心，他希望子女成才，希望亲人富足，但他决不允许以权谋私。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已经成为中国的惯例。可是，胡耀邦却是个例外。 　　他当上最高领导人以后，仍然是老样子的朴素。不搞特殊，不摆架子，去任何地方视察，途中都不乘小车，坚持和大家挤在面包车内。在任何地方吃饭，他都会付钱。 　　许多官员升官后，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的家乡一些福利和特殊。这在国人看来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可他却对家乡人却十分“苛刻”，从不为家乡谋取特殊利益。他还为亲友立下了“两不准”的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出去办事。 　　他的家乡浏阳县托他的哥哥胡耀福到北京找他给家乡批点化肥。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甚至不惜与哥哥闹翻了脸。胡耀邦说：“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里，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他铁面无私，一尘不染，直到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转为城市户口，没有一个安排工作的，他们全都是普通农民。他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他的亲友，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他的女儿满妹当了兵，她身边的战友，几乎都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哭着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过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胡耀邦去世后，他在老家农村种地的亲哥哥胡耀福赶往北京奔丧，没有买到坐票就蹲在车厢接口处，想着去世的弟弟抽咽哭泣，列车员经过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大哭道：“我弟弟胡耀邦死了。”列车员大惊，赶忙报告列车长给老人安排卧铺。1992年9月6日，83岁的胡耀福老人逝世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副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作为曾经的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辞职后依然声名显赫的高官，不幸去世后，当哥哥的如寻常百姓一样奔丧，赶火车连坐位都没有，蹲在车厢里也不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这在现在的人看来，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一颗为国为民操劳一生的炽热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第五天，有位记者来到他的老房子，一走进他的卧室，就被屋内情景惊呆了：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卧室，简陋到令人难以想象，三部电话机、一支普通的铁制台历、一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掀开床单看，褥子上还打了补丁，枕头则是用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的是一些旧布。床头柜上一只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包了一层厚厚的胶布。这些简陋的陈设都挤在仅仅只有15平方米的卧室中。 　　1959年春，他到河南检查工作，曾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大殿停留，门两旁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他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起来：“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曾经撰文说“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心在人民，利归天下”，这正是胡耀邦共产党人良心的写照。 　　庚子年的4月15日，是胡耀邦离开他热爱的党和国家整整31周年的日子，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永存世间！ 　　耀邦耀邦，他的光辉将永远照耀他热爱的国家！ 　　202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