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国人的谎言
刘彦强
摘要:
谎言之于民间,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大多无伤大雅;有些以谎言骗财骗色,自有刑法处置,于国于社会危害有限,唯独欺骗执政者的谎言,往往会颠覆一个政权,毁掉一个国家。英明如唐玄宗,前期创建开元盛世,后期却因谎言导致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毁灭了唐王朝。其他等而下之者自不用说。所以,为了巩固政权,当政者绝对不可听信谎言,更不可以谎言欺世。
我们党历来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力图杜绝假大空的谎言。毛泽东同志曾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习近平同志也要求党员干部“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他们强调的都是让人说话,说真话。
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有一句无可奈何的感言:“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这个感言可谓是至理名言。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说者言之凿凿,听着疑虑重重;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诚实中人们看到的是虚假,谎言中人们看到的是真相。最后的结果,是谎言与诚实殊途同归。
——壹——
国人说谎话的最高境界,是把谎话说成真话——你撒的谎所有人都相信,它就是真话;或者,你撒的谎所有人都不相信,撒了等于没撒,它也是真话。
国人说真话的最高境界,是把真话说成谎话——每个字都是真话,但真相掐头去尾,挑三拣四,真话变成谎言。但你要较真的去查,谎话的每句话都是真话。
谎言的最高境界,就是明明白白是谎言,但却被人们当成指导行动的圭臬,奉为人生的追求目标。
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这些明明都是谎言,但几千年却被作为铁律要求臣民遵守,不由你不作为圭臬。
朱熹主张“理”在“气”先;万物有万理,万理均源于“天理”,而“天理”即“三纲五常”。人们须“去人欲,存天理”,“正心诚意”、“居敬”“穷理”以“求仁”。并以其“存天理”,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的这些主张也明明是谎言,但却被元明清三代奉为圭臬,不知坑害了多少良家妇女。
1958年,有个“劳模”报的小麦亩产15万斤,十五万斤啊!这谎言大的无边,当然无人相信,但白纸黑字,报纸都登了,于是你不能不相信。有人说亩产万斤是吹浮夸风,那是攻击大好形势,是拿了外国的好处,破坏大跃进的。于是大家一起对他鞑伐。那个劳模回到村里,小孩子将双手作为喇叭状跟在他后面吹。连小孩子都知道是吹牛,但大家还都跟上一起吹。
国人的谎言非常普遍,普遍到可以说是一种谎言文化,与吃文化、穿文化、住文化并列。不会说谎的人,统统被斥之为“不会说话”。小孩子不会撒谎,叫“童言无忌”、“幼稚无知”,这就是谎言是文化普遍存在的证据
——贰——
中国长期的处在封建社会中,是自给自足为主要经济形式的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但国人的谎言文化在市场上却运用的炉火纯青,这就是讲价。
你看那市场上,卖方漫天要价,买者落地还钱,大家都在说谎,大家也都在猜对方的底线,这就是讨价还价。其中的妙趣就在这个猜字上。首先,大家都知道对方说的价钱是假的,这是潜规则;大家都明白自己可以接受的价格,但就是不说破,非得在相互说的谎言中去猜测,而且猜得不亦乐乎。最后成交了,卖者少不了夸对方一番:你老哥(或其他称谓)真能讲价啊,我赔钱卖给你了。买者也不忘赞扬对方:你真会做生意,钱都叫你赚大发了。这就是谎言文化。不信,你去我们的民众中调查一下,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坚决认为不讲价就买不到合适的“性价比”。如果继续问:所有的卖者都觉得自己卖得价格太低,所有的买者都认为自己出的价高。买卖双方从来没有信任,只有怀疑。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反映。这种讨价还价的谎言文化实际上已经反映到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各个方面。比如我国教育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圭臬,这就是“求之上而取其中,求之中而取其下”,社会需要的是中等人才,教育者必须按照高等人才标准来教育学生,并且不断地灌输“如果达不到就会被淘汰”等等之类的谎言吓唬受教育者,结果是大量的资源浪费,学生负担不断加重。年年说减负,还是越减越重。再比如道德教育,明明知道人人有私,根本无法改变,偏偏要讲“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为这样才能培养出高尚道德的人,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教育者说说而已,听者自然也是听听而已。用到与对手的谈判上,那就更是极其重要的谈判手段。如果大家有兴趣,就翻开毛选四卷,看看毛伟人与蒋伟人的重庆谈判,那种讨价还价的水平,绝对让人敬佩得五体投地。
——叁——
谎言文化究其根源,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文化,虽不能说博大精深,但绝对源远流长,且深入人心。
按照甲骨文和金文考证,中国的第一代统治者就开始自称“天子”,“受命于天”来管理天下臣民,若反对他们那就是“欺天”,当遭“天谴”。这本就是天大的谎言,但一直流传至今,现在还有人相信,并且变着法的传扬,用各种办法证明领袖是“天才”,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不按他的话办就是反革命、“三反分子”,要专政打倒。这谎言够源远流长了吧?
神话是早期人类对大自然的不理解,对社会的不理解,因而产生的对自然与社会的错误解释,这可以理解。但借助神话传说编造谎言,却是国人的一大发明。比如端午节的习俗产生于远古的原始社会,是祭拜凶神(午),防止疾疫的民俗活动。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诗人屈原的死与端午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且“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怨恨的原因是因为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但却始终不能得到两代楚君的信用。因为满怀怨恨,就“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但国人偏偏要把一个对君王充满怨恨的诗人打扮成忠君爱国的典范,将其投江而死的时间转移到五月五日,说端午节是因为纪念屈原而产生。这是绝对的谎言,但这个谎言居然代代相传,且每到端午来临,我们还总是煞有介事的宣传纪念。
如果说与上述两则谎言相类似的谎言,从其作用推测可能来自于统治阶层。一个国家的文化说到底就是这个国家统治者的文化,统治者的文化也必然影响民间文化。比如统治者编造出一个灶王爷是一家之主,监督管理这一家人是否做了违反天意(本质是统治者之意)的行为,且每年都要上天向玉帝汇报,玉帝据此给这家人以祸福。民间信以为真,想方设法糊弄灶王爷。于是大家就给灶王爷上供,要灶王爷 “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这是公然的贿赂神仙,求其谎言欺天。但大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年年如此,形成民俗。
神话、民俗都是一个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个社会现实就是统治者以谎言哄老百姓,老百姓也以谎言对付统治者。上以谎言欺下,下以谎言骗上。谎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整个社会就在谎言中运行。
谎言文化之普遍,民间有个传言:“官哄民,民哄官,官哄皇帝瞎胡编。哄来哄去国家乱,国亡再哄新皇天。”
——肆——
谎言文化的极致是谎言加政治。一般的谎言,大家一笑置之,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去戳穿,就算是戳穿了,大不了两人翻了脸,从此成为路人。但谎言一加上政治,那就成了神圣庄严,决不可怀疑的。怀疑有罪,如果有谁敢于戳穿,往往会带来杀身之祸。
谁能给谎言加上政治光环,当然是统治者,甚至可以说是最高统治者及其帮闲。比如前面说的最高统治者说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是“代天牧民”。有了此天子光环,谁也不能怀疑,怀疑就是死罪。汉高祖起于草莽,是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他自己倒是不怎么在意门第高贵,拿着儒家的高冠当尿壶,但一帮文人却来帮闲,编了个刘老太梦龙而生刘邦的神话。司马迁写《史记》时尚不知道汉高祖父母以及哥哥们的名讳,但后来帮闲文人硬是拐弯抹角给高祖编了个黄帝后裔的家谱,且辈辈人的姓名都清清楚楚。这自然是用来骗人的鬼话,用以说明汉家天下的合法性。后来的历代王朝都萧规曹随,这就是政治。这种政治是不能怀疑的。
帮闲文人中,最为出彩的就是儒家,这是专门为统治者制造统治合法性理论的文人,是谎言文化最大的制造者。我们知道,周王室等级制度森严,王公贵族对臣民生杀予夺,奴隶制暗无天日,孔子硬是否认这一事实,编出一套完整的周礼来欺骗世人,假惺惺的教育人们“克己复礼为仁”。在他所处的那个大变革时代,这一套谎言当然没有市场,但到了封建制度确立,社会趋于稳定时期,这一套旨在维护统治者的谎言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大儒董仲舒杜撰个天人感应,三纲五常,汉武帝听得津津入味,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历代王朝都把这些谎言作为社会规矩,成为朝堂正宗。
儒教被一些人视为传统文化的主体,但正是这个儒教文化竟公然教人说谎。儒教有个重要的原则是“为尊者讳”,即只能称赞“尊者”如何英明伟大,不可说“尊者”缺点错误,哪怕这错误会祸国殃民,说白了,就是为“尊者”撒谎和编造谎言,目的在于欺骗世人。
谎言当然是愚弄百姓的,聪明的儒家知识分子是心知肚明的。看看中国的历史,如果儒家知识分子真是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如何能有不断地改朝换代?每当先朝的“乱臣贼子”上位,我们总是看到先朝培养的儒家弟子纷纷投奔到这些“乱臣贼子”的麾下,为这些“乱臣贼子”编造应该取代先朝的谎言。最典型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始终是以阴谋诡计欺瞒天下,从孤儿寡妇手中夺江山,对先朝后周来说是他们是绝对的“乱臣贼子”。但他的阴谋得逞之后,曾经的后周的儒士纷纷转投到他的膝下,为他编造“黄袍加身”,奉天承运的应当当皇帝的谎言。与他合谋的赵普还大言不惭的称自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几年之后,赵匡胤的弟弟又以更为卑劣的手段将赵匡胤谋杀上位,留下了人人皆知谜底的“斧声烛影”之谜,但当日宋太祖手下的儒士们又转跪在宋太宗的膝下,为他编造新的谎言。
进一步考察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儒家尽管大喊“忠君爱国”,但在社会动荡之时却总是叛国投敌逢迎新君。当大宋的军民还在竭力抵抗金国铁蹄的时候,宋皇帝封赠的孔子后裔衍圣公却已跪在了女真人的膝下;当农民军出身的李定国等人还在为大明王朝做殊死拼杀时,包括东林党人在内的大明王朝的大儒们一个个都成了鞑虏的“贰臣”;当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为赶走日寇浴血拼命的时候,孔府的衍圣公却将日寇奉为座上宾,还发表讲话号召人们接受“中日亲善”。
尽管城头的大王旗不断变换,谎言却让儒家屹立不倒。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伍——
谎言能够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统治者需要谎言。
史载,李渊、李世民父子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老子后裔的谎言,以证明自己血统的的高贵。当时的佛教领袖法琳不知好歹的揭露了这个谎言。惹得唐太宗大怒,于是囚禁了以谎言谋生的释教领袖法琳,他说:你说念观音可以临刃不伤。既然如此,朕给你七天时间念你的观音,然后凌迟处死,看你的观世音能不能救你!法琳当然知道念观音临刃不伤是鬼话,非常害怕,但到了第7天他忽然福至心灵,对唐太宗派来的人说: 和尚7天以来,不念观音,惟念陛下。唐太宗惊奇,又派人问,法琳回答:“论功比德,陛下即是观音。所以法琳七天来只念陛下了。唐太宗听了哈哈大笑,就把法琳释放了。唐太宗当然知道法琳的“陛下即是观音”是在说谎,但为什么还要放了法琳,道理其实是明摆着的,既然你法琳能撒此弥天大谎,放他出去自然可以让佛教信徒都相信并宣传皇帝就是观音,这是何等的好事。把话说透,李世民撒谎尊老子为先祖,是为了自己的统治,现在让释教宣传自己就是观音在世,这比尊老子为先祖的作用更大更直接。
李世民很聪明,他需要法琳说谎言,法琳自然也就因谎言而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所有的统治者都需要谎言,以谎言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谎言就充斥了中国社会。君权神授是谎言,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连为人佣工的陈胜都知道,他喊出“王侯将相娘有种乎”的名言就是对君权神授的否定。但有意思的是他也要装神弄鬼的搞个鱼腹藏书、荒坟狐鸣,给自己弄个天降斯人为王的光环。对于这样的谎言,聪明人,尤其是饱读经书的大儒们都知道是谎言,但却都不去说破,只是自己口是心非,不去照办,或者明里照办,暗中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典型的就是林彪之对伟大领袖,这个我们就不必赘述了。
法琳说李世民是观音的谎言,在未说之前他心知肚明,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对会知道他在撒谎,但他为什么还要说?因为他更清楚知道李世民需要这样的谎言;李世民知道法琳在撒谎,也知道法琳内心里绝对不认同他即是观音,但他还是要说法琳“说得对”,太对了。
上有所爱,下有制造。法琳知道李世民需要怎样的谎言,他就按照李世民的需要编一个怎样的谎言。
前几年非常火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珅口口声声“万岁圣明”,但又口口声声谎言不断。乾隆明知和珅说谎,但就是爱听不厌。一个知道皇上喜欢什么谎言就专说什么谎言;一个明知对方说谎却还需要说谎,领导者与下属的谎言关系在电视剧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剧中还有一段“天降祥瑞麒麟出现”的闹剧最为逗人。乾隆明知朝臣们在撒谎,但却饶有兴致的看着这些人扑捉“麒麟”,只是“麒麟”汪汪的叫了起来,让大家都下不了台。虽然乾隆的脸挎长成了驴脸,但那只是嗔怪这些献祥瑞的朝臣们把戏演砸了。尴尬过后,大家照样继续撒谎。这种撒谎与不信谎,但却任由谎言泛滥的现象正是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需要的社会现象,因而至今延续不绝。
——陆——
鲁迅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某家给儿子做满月,来客都说这孩子如何一脸福相,将来能做大官,能成富翁等等,主人家非常高兴,一个个热情接待。一个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会老会死,结果这个人被乱棍打出。明知前面的人都是谎言,但主人家受用,明知最后一人说的是实话,但大家就是厌恶。坊间有这样的教育名言,“要学会说话”,其含义就是学会说谎话。这就是谎言文化。
鲁迅所揭示的,是国人说谎的实际:对谎言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大家都照样撒谎而不误,也乐于听谎而不疲。
明明都在说谎,国人还要在说谎中把握真相,这个水平可是国人最值得吹嘘的骄傲。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儒学先贤积累的经验是“听话听音”,而且是听话外音,有个比喻叫做“弦外之音”。音是从弦上发出的,只能听到弦上的声音那是低水平的瓜怂,能听到不是弦上发出的声音才是聪明人。当然,能听到弦外音的前提是弹弦的人能弹出弦外音,这就是高水平。把这说白了吧,就是说者把真相用谎言说出,听者要在谎言中听出真话,这就是国人说话听话的真谛。
先贤还教导我们:“话有三说,巧说为妙。”“巧说”者,就是用谎言说出真相,也就是前面说的话外话。弦外音。比方对方不漂亮,就夸赞他的气度好;对方的知识差,就夸赞他的能力强;对方的能力差,就夸赞他的素质高;对方粗俗愚陋,就夸赞他爽直实诚;对方因错误而沮丧,就夸赞他正视现实积累经验,未来必有大成就;对方有错不认错,就夸赞他有大局思想,是大行不拘小节……如此等等。如果听者听了这些夸赞喜气洋洋,那就是听话;如果听者听了这些知道了自己的缺陷,那就听话外音。听话的是愚陋,听话外音的是睿智。
——柒——
国人为什么爱撒谎?
老舍1936年发表在《益世报》的小说中杜撰“说谎会”的邀请信,讽刺中国人说谎的理由:“没有谎就没有文化。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说谎这件事。历史是谎言的记录簿,报纸是谎言的播音机。巧于说谎的人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一天之内,要是不说许多谎话,得打多少回架;夫妻之间,不说谎怎能平安地度过12小时。我们的良心 永远不谴责我们在情话情书里所写的——一片谎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其原因不在于当时人的思想,而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这些客观存在主要有:
1.儒教道德逼人撒谎。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教道德逐渐成为约束整个社会的道德。但恰恰是这个儒教道德,逼着普通民众不能不撒谎。例如儒教道德要求“尊卑有序”,官必须服从君,民必须服从官,奴仆必须服从主子,儿子必须服从老子。不管尊者错对,卑者必须服从,也就是说,尊者即使再错,卑者都有为之叫好,表示赞成,这本身就是逼人说谎,更何况,儒教道德还明确要求“为尊者讳”!讳什么?当然是要隐瞒尊者的过失,只许说其英明伟大,明察秋毫,不可说其任何错误,哪怕那个错误是人人都知道的错误,哪怕是伤害了自己的错误。
官老爷打烂了小民的屁股,这小民恨得牙痒痒的,但还得挣扎着向官老爷扣头,嘴里还要说“谢大老爷恩典”,这是遵守道德要求。
2。教育教人撒谎。儒教既然成为正统,儒教精神就要贯穿于教育之中。儒教教育历来强调要培养服从统治者,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忠臣顺民,于是教科书里就充满了谎言,还要学生记着这些谎言。比如儒教传统提倡孝道,这本身没有错误,但作为教育,却要瞎编出一组24孝堂而皇之的欺骗世人,结果是孝道没有学会,撒谎已经深入人心。儒教启蒙教育的《三字经》,最后一句就是“大清国,万万年”。大清国明明都千疮百孔风雨飘摇了,还要“万万年”,这不是教着学生说谎?现实中的经济政治现象复杂,各种可能性都存在,对同一现象的解释可以见仁见智,但教科书的答案永远都是一个,与之相同给分,与之不同则不给分。学生无论心里怎么想,但说话必须与上面相一致,这不是在教学生撒谎么?
婚姻爱情逼人撒谎。旧式婚姻讲究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出嫁就必须“从一而终”,所以男人想娶老婆,只要善骗就行。“娶媳妇夸不尽的富贵”说的就是撒谎骗个媳妇回来。新式婚姻讲求爱情,“我爱你”是必说和必须表示的,但是不是真的就爱你,恐怕得打上一个极大的问号。有婚恋专家说,“恋爱中的双方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这说的正是爱情中最大的欺骗。小青年最爱听的甜言蜜语,几乎没有一句不是谎言。
市场逼人撒谎。商品推销最重要的规则,就是把商品的任何缺陷都要说成优点。商家说自己“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但极有可能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你看看各个电视台的商业广告,有一个是真实的么?“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这是千真万确的谎言,但却给“脑白金”带去了无数的白金黄金。股票和基金市场,宣传的口号是“我谋划,你赚钱”,最后的结果却是“你投资,我赚钱”,大量的小股民总是赔得血本无归。法律缺位的市场,诚实守信,货真价实的商家无钱可赚,弄虚作假,买空卖空却赚得盃满盆溢。顾客是上帝,上帝就是用来被糊弄的。
Guan场逼人撒谎。Guan场的潜规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级永远说“是”、“坚决贯彻”,但下面永远按自己的利益办。Guan场以GDP考察地方的经济成就,GDP增速就是经济增速。GDO是什么?GDP是指按国家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这就是说,通货膨胀越厉害,GDP增速越快;不管有没有收益,钱花出去了GDP就上去了。地方大员敢于胡乱花钱,抬高物价的,经济增速就快,政绩就大。这就是天大的谎言。上级要形势大好,和谐稳定,地方官员就禁止老百姓向上级反映实况,也禁止老百姓说实话。武汉新冠肺疫已经开始传染,说实话的医生被训诫,卫健委一再宣传“不会人传人”,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武汉和谐稳定的大好形象。如此等等,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现在官场假话大家习以为常,真有人对假话计较,领导不高兴,同僚会视他为异类,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懂潜规则。
以科学之名撒谎。伟人曾经说过科学家最诚实,大家都相信科学,于是,以科学撒谎就成了时髦。大跃进时,某大科学家两次发表科学论文,以光能转化科学证明粮食亩产可达40万斤,由此,谁不相信亩产万斤,谁就是不信科学。2016年12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网报道,“我国科学家研发新疫苗技术,几乎可以消灭一切病毒!”声称可以“帮助科学家在疫情爆发几周内就得到有效的疫苗甚至疗法”。报道还特别声称:“这项研究的带头人、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周德敏为这种疫苗技术设想了近期可能的用途,比如全国突然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疫情。”该项发明曾让很多爱国群众欢呼“我的国”,但三年之后的庚子年呼吸道综合症新冠肺疫疫情爆发,至今疫苗不见踪影,三年前的科学谎言不得不用另外的谎言来掩盖。只要你愿意,类似的伪科学一抓一大把。
……
——捌——
作家巴金曾经撰文要人们说说话,即使某些实话不能说,那就闭口,绝对不要说谎。但有好事者就直接怼上了,问巴金说了几句实话?网上没有看到巴金的回话。可见国人不说谎话之艰难。
有人杜撰了这样一个笑话:市场上,买卖双方发生冲突,买者说卖者卖的是假货,卖者说买者给的是假钱;市管来了,双方都怀疑市管是假的;市管拿出了证件,双方又都怀疑市管说假话。其实想想,我们干什么不怕?网恋怀疑对方究竟是男是女,收到陌生人电话短信怕骗钱,电视上看到广告怕上当,市场上看到抢购怀疑是托儿,微信约会怕被抢,找工作怕陷入传销,发善心怕资助了骗子,捐款怕入了贪腐腰包,领导讲成就怀疑是假政绩……
怀疑还可以考证,但有很多“言之凿凿”人们选择的就是不相信。有人总结了十大不可信:广告中的质量、悼词中的论定、明星的代言、专家的说教、官员的许诺、商人的“跳楼”、女孩的“第一次”、司机的“准时出发”、医生的不收红包、教育的提高素质。其实这十个之外,人们还有更多的不可信,……
国人怕说谎,但有意思是国人又大度的原谅说谎。明星绯闻不断,大家说没有绯闻怎么能有人气?官员说谎,大家说没有假话怎么安抚民心?中石油、电信说不赚钱,大家说它不这样如何维持局面?再盛大的演唱会也有假唱,再清纯的偶像也有艳照,再忠诚的朋友也有虚言,再好的老师也哄学生,再好的传统教育也有鸡汤,……总之,大家对谎言心知肚明,但多一笑置之,谁要真去较真,大家会视他为异类、傻瓜!
所以你看,明星撒谎,照样红得发紫,官员说谎,照样提拔任用,商人造假,企业照样发展,……
——玖——
太诚实是反社会行为?
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官员一再说“不会人传人”,还制造出一连十多日没有新增病例出现,这已证明是谎言,且是有意制造谎言。这谎言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但还是有人说,地方当局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为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李文亮等人已经被证明说了实话,但他们的实话是会制造恐慌,扰乱秩序,是反社会的。
《文汇报》曾写过一个故事:有陶艺家到陕北的一村子,发现在政府的支持下,村子里的乡土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处处可接触到面花、剪纸、年画、信天游、民间故事,连多神教的神像都在新修的庙里被供养起来。但七八天后,消除了戒心的农民突然对她说了大实话——其实民俗早在“十年动乱”后就荡然无存,她所见的都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小组,将陕北各地的民俗搜罗过来,手把手地教给当地农民的——这是一个最美丽的谎言,“连农民腰鼓队穿的衣服都是参照秦腔的戏服复制的”。
这美丽的谎言确系无疑,但这谎言是为了宣传和继承传统文化,是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绩,可以为这个村子争取来上级的拨款,甚至可以以此发展村庄旅游业,让贫困村脱贫致富。包括这个村庄的所有村民,没有人认为这个谎言不对,相反,大家同心协力的把谎言尽量制造得比真相还真。反倒是,如果当时谁把谎言当面被揭穿,他一定会遭到大家的群起而攻之,因为他破坏了上面所说的那么多好处,他的真话是“反社会”的。
记不清那个西方的哲学家说过,如果社会上只剩下一家之言,那么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谎话。这话并非妄言。唐代的专治皇帝李世民也承认“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中国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社会越来越变成偏听儒术一家之言,谎言自然盛行。道理和前面一样,儒术要维护皇权专制秩序,维护儒学独尊地位,维持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谁如果戳穿儒术的谎言,自然就是反对专制秩序的社会。
所以,对国人而言,说真话往往是很危险的事情。
——拾——
国人中流传着一句话:“说谎又不犯法”,确实,好像没有谁因为说谎而被法律制裁的。但是,一个国家能扛得住多少谎言?
《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公然的主张对民只能说谎,不能讲真话,不能让民知道真相。就这样,封建社会除了一些儒教所说的乱臣贼子改朝换代之外,基本维持了2000多年。据此看来,谎言还是社会的稳定器。
但那个时候是社会闭塞的时代,话语权掌握在官员和儒教知识分子手里,信息传递基本是单向的。即使有个别“刁民”了解一些真相,这些真相也是支离破碎的,并且传递的范围是极小的。但现在就不同了,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官媒之外还有更多的自媒体,谎言虽然比过去更易流传,但任何谎言也会随时被揭穿,真相也会很快让整个社会都知道。谎言与真相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所以,再有权势的人,他的谎言都会被揭穿。一旦被揭穿,就会很被动。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湖北省和武汉市当局也许是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好心,以国家机器封禁真相,并不断的撒谎,最后还是被揭穿。他们的谎言不仅仅是延误了抗击疫情的黄金时期,更是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要不是中央利用体制优势举国抗疫真不知道会捅多大的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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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之于民间,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大多无伤大雅;有些以谎言骗财骗色,自有刑法处置,于国于社会危害有限,唯独欺骗执政者的谎言,往往会颠覆一个政权,毁掉一个国家。英明如唐玄宗,前期创建开元盛世,后期却因谎言导致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毁灭了唐王朝。其他等而下之者自不用说。所以,当政者绝对不可听信谎言。
我们党历来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假大空的谎言。毛泽东同志曾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习近平同志也要求党员干部“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他们强调的都是让人说话,说真话。
解放军报曾发表文章说:“听真话、听诤言,是讲真话、讲诤言的前提。人人讲话,对上级来说,主要是愿不愿的问题,对下级来说,主要是敢不敢的问题。”“但是,讲真话须得付出身家性命,恐怕敢于效法的人不会多,更多的人要么选择沉默是金,要么投其所好;要么精心隐真示假,要么故意闪烁其词。所以,有什么样的耳朵,就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这段话说得真好!一方面道出了说真话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说明了谎言泛滥的原因。想听阿谀之言,谎言大行其道,坚持实事求是,自然就能听到真相实话。
愿我们的干部都有一双听真话,听诤言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