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全三卷）》是一本由[苏] 列夫·托洛茨基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08，页数：13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俄国革命史（全三卷）》精选点评：
●翻译人名有点奇怪，但还是很值得读的
●作者试图“绝对不依赖个人回忆写成”，尽可能客观具体地描述革命自身的进程，同时将用活生生的场景写成革命历史的特长发挥到了极致。另外，战争年代，俄国普通人高素质的特点也展露无疑：教养好，善良，有序。
●略啰嗦
●“革命教育了人，而且是迅速地教育，它的力量也就在这里”（I, 438）。托洛茨基这人太有意思了，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在回忆总体进程的时候事无巨细又活灵活现地罗列出每个具体地方的细节情况，然后特别自信安稳地一个一个还原和解构别人啊 2333，太逗了。
●这本书是我的《圣经》。
● 方方面面的分析，基本每一卷的每一章都有值得记下的文字，作者本人提到自己大多是借别人的口述，文字背后的哲学，熟练的辩证法的运用，“托洛茨基像走向一位导师一样走向列宁“，对布尔什维克的自信，对无产阶级的信念！
●这本名著中最要紧的是，我下面要提到的一句话，即：“[……英国至少有好几个世纪让自己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驱。它没有处在外族的压迫之下，相反它把越来越多的其他民族置于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整个世界。这种境况缓和了国内矛盾，滋长了保守主义，促使大量脂肪以大地主寄生阶层、君主政体、上院与国家教会的形式稳定地沉积下来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发展与众不同的历史特权，因此与弹性结合起来的保守主义也就从制度发展成了风尚。……]”
●社会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充分体现
●对比托洛茨基和列宁，很明显前者是修辞的，后者是思辨的，前者的心智底色是希伯来式的，后者则是罗马式的。
●本书是托先知被赶出苏联后在四处流亡过程中所写的，保持了必要的冷静，资料翔实，执论公允，比《震惊世界的十天》少了点狂躁迷乱，比《联共(布)教程》少了点胡说八道，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俄国革命史（全三卷）》读后感(一)：托洛茨基的书之前读过两本
一本是他的自传，一本是《斯大林评传》。
这本书刚刚读完第一卷。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的理论水平和文笔确实都非常好，逻辑也非常清晰。这样的人写这样的历史，具有可看性。
只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纵使他的描述是客观的，可是他的很多评论无可避免地会带上时代的烙印，比如阶级斗争的立意和分析等。
依然值得收藏。
《俄国革命史（全三卷）》读后感(二)：读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很久没有读书了，最近的状态确实不行，好在已经基本恢复
306 无论是按照自己的心理气质，还是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党的工作性质来说，斯大林都代表着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布尔什维克--坚强的，而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很粗浅的组织者。
315 列宁归来的凯旋仪式--仪式感很重要。其他装甲车都关了灯，列宁乘坐的那辆车子聚光灯射出的明亮光柱穿破了黑暗。
1179 托洛茨基没有看到苏联的毁灭。
1208 简短的法令：取消了土地私有制。
《俄国革命史（全三卷）》读后感(三)：有感于斯
我们老头子――托洛茨基――的这本著作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入门书，也是我目前为止读过的仅有的两本几乎每章都有独立价值的著作，另一部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
我是在今年一月份开始读这本书，大概读了半个月而读完。说了惭愧，我的马克思主义入门书几乎都是在这半个月里读的。这本书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从基础理论――也包括不断革命论，到民族、组织、心理，还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的一段历史。虽然如此，也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本身的叙事并不重要，革命青年需要教材，但不只是理论，还需要活生生的例子，而不是官僚战无不胜的神话。俄国两次革命便是绝佳的例子。
顺便一提，也正是这部著作确立了列宁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至于本书绚烂的文笔，便远非我所能描述了。
《俄国革命史（全三卷）》读后感(四)：谁的历史特权?
这本名著中最要紧的是，我下面要提到的一句话，即：
“[……英国至少有好几个世纪让自己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驱。它没有处在外族的压迫之下，相反它把越来越多的其他民族置于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整个世界。这种境况缓和了国内矛盾，滋长了保守主义，促使大量脂肪以大地主寄生阶层、君主政体、上院与国家教会的形式稳定地沉积下来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发展与众不同的历史特权，因此与弹性结合起来的保守主义也就从制度发展成了风尚。……]”
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可以从多个角度与维度解读出许多的东西。当然，由于时间的有限，我在这仅提一点，即：
我们现在都知道USA的“历史特权”来自于大英，那么这是“启下”。那么，依照这个“启下”（英传U）的实践，与物理上的理论（“物质不灭定律”），那大英的“与众不同的历史特权”也必然是“启下”（相对来说是“承上”），那这个“承上”中，这个“上”是谁呢？！
《俄国革命史（全三卷）》读后感(五)：“十月革命”的历史契机
作者：贝叶文 编辑，广州
1917年俄国革命，不仅是俄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和分水岭，也是历史上一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从那以后，落后国家学习西方不只有英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还增添了一条“反西方”的西化道路，这个革命对往后接近一个世纪（直到今天）的世界历史走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这个革命的了解却停留在苏共编写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条主义说法上面，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的许多档案开始解密，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那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说教了，所以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推出由丁笃本先生新译的《俄国革命史》无疑是适时的。
托洛茨基的这部三卷本大部头著作《俄国革命史》，前两卷写“二月革命”，第三卷写“十月革命”。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是1917年革命的参与者，且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但托洛茨基却不是用回忆录的形式来写这部书的，他力图在严格核实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自己叙述的责任。托洛茨基是在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流放生涯中撰写这部长篇巨著的，其体裁是叙述史，对1917年革命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其中包含许多精彩的历史细节，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分析，特别对革命的前因后果的分析，都是带有理论色彩的，只是没有一丝《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教条主义色彩。由于作者是历史的参与者，因此这部作品的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明显的，优点是托洛茨基用带有感情的语言描述出了革命时代那种激烈的社会情绪和氛围，也有不少局外人不知道的历史细节，当然托洛茨基在此书中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所起的作用的描述减少到了几乎空缺的地步，这点虽然是他谦虚和希望保持此书客观性的表现，但还是让伊萨克•多伊彻这样的历史学家感到遗憾。而此书的缺点也在于，托洛茨基是革命的参与者，距离那段历史太近。直到苏联解体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仍然认为我们还不能对“十月革命”这段历史下结论，因为现代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容易产生感情上的偏向，不容易保持客观立场，而且这段历史的研究要处理那高如喜马拉雅山的文书、档案，托洛茨基当然不能摆脱布尔什维克史观的影响，也没办法见到那些解密后的档案，因而这部《俄国革命史》在今天看来也许过时了，面对我们今天的疑问，托洛茨基对这场革命的细节描写得越细致，我们就越是坠入云里雾里，越是看不明白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但我们如果拿同时期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研究，再结合当代学者对俄国革命研究的成果来对读此书，仍然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启发。
革命前的俄国
俄国是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直到1917年革命爆发前，俄国的工业化程度在欧洲来说都是非常低的，农奴制改革的遗留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后发展国家，1905年斯托雷平改革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也带来了更多劳工矛盾和社会问题。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在落后的俄罗斯帝国，这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教旨论述的，但是如果我们顺着俄国的历史现实和革命发展的路径去分析，这又完全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势”（趋势）。如何理解这场革命爆发的原因就是个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问题，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滞后性”造成的，“历史起步较晚的国家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历史进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叠合，其轨迹在整体上具有无序、复杂与混合的性质。”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欠发达，工人运动的早熟，所以“一个阶级的任务经由另一个阶级之手去加以解决，这就是落后国家特有的叠合方式之一。”而这也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发动的“二月革命”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原因，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样的历史现实。实际上效法苏联模式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也大多是落后、欠发达的国家和殖民地。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好，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好，都宣告了这种叠加式的革命依然没能解决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问题。
与托洛茨基同时代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同样关注俄国政治改革与革命的发展，虽然韦伯是从民族国家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的，但他对俄国当时社会的分析的深刻程度却比托洛茨基有过之而无不及。俄国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力图摆脱专制束缚，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又引发了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战败迫使沙皇开始进一步的深入改革，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向国人宣示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尼古拉二世在国内自由派的裹挟下被迫开始宪政改革。这场自由主义运动开放了言论、结社的自由，其核心是地方自治会，地方自治组织促进了俄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大量社团组织风起云涌，开放党禁使各类政党自由发展，然而这个改革虽然给民粹主义的发展极大的空间，但在经济上也使得俄国取得巨大的发展，1917年革命爆发前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从文化上被成为“白银时代”就可见一斑。宪政改革之后，发展最迅速的并不是最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些共产主义政党，而是立宪民主派政党。所以二月革命的爆发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列宁在瑞士刚刚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完全不敢相信，因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力在1905年改革之后的俄国非常衰微，他甚至准备放弃革命，让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俄国合法的民主选举，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开展活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同样没有料到会发生革命推翻沙皇制度，“谁能够想象，谁能够预测，俄罗斯帝国会以这样不可思议的速度崩溃？300年的王朝，500年的君主制，甚至没有做一点抵抗的尝试！”（转引自姚海《俄国革命》）
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从1905年沙皇改革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一直在关注并分析俄国局势，并写下了几篇论文。二月革命的爆发，有近因也有远因，韦伯认为近的原因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改革缺乏诚意，不愿意落实原定的宪政改革目标，拒绝与地方自治会分享权力，甚至强制解散国家杜马（国会）。“自由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而当人们要使用这些自由时，它们转手又被收回了，这种伪善必然成为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可怕仇恨的源泉。”就这点来看俄国的宪政改革非常类似晚清，慈禧太后晚年的新政是在《辛丑条约》战败的基础上被逼出来的改革，但改革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让改革停止只能导致革命，虽然俄国革命比中国辛亥革命晚了几年，却不难看出其高度的相似性。
二月革命是谁领导的？
二月革命更直接的起因是俄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即使恢复专制体制，也还是能维持较长的时间，毕竟不彻底的改革还是提升了俄国的经济和民生水平，然而一战的爆发将俄国带向了深渊。面对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沙皇内阁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内部矛盾，一开始民众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积极参战，爱国主义的高涨掩盖了一切不满沙皇制度的声音。然而一战的战况是欧洲所有参战国的上层统治者始料未及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机械化战争，其伤亡惨烈程度和对物质资源巨大消耗的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人类第一次见证了“地狱”。战争造成的俄国前线巨大伤亡和物资紧缺，终于导致了罢工和暴动。1917年2月23日，因为运输困难导致粮食紧缺，发生“面包骚动”，随后就发生了自190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沙皇政权在随后的8天内迅速土崩瓦解，令人不解的是，“当俄国君主制的船在风雨飘摇中下沉的时候，一贯表现得强硬而又招眼的俄国君主主义者特别是黑色百人团，并没有表现出保卫君主制和君主的愿望和行动。他们没有试图挽救它，而是迅速消身匿迹。”（姚海《俄国革命》）五毛终究是靠不住的，而促使沙皇退位最有力的因素也不是苏维埃（意为士兵和工人议会），更跟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是与托洛茨基的叙述相反的，托洛茨基否认二月革命刚开始的“面包骚动”和罢工、游行是自发行为，他坚持认为二月革命是苏维埃领导的，但这不符合现在历史学家从档案中研究得出的结论。
姚海认为，二月革命刚开始虽然是群众自发的运动，但是后来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立即利用了这次群众运动，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十月党人古契柯夫、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等自由派“名流”以防止革命升级为理由，促成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十月革命后这批自由派“名流”大多流亡海外，对他们逼迫沙皇退位的事情均予否认，就像闯下了大祸的孩子一样，那时他们不知道他们对待沙皇的方法将会被比他们激进一百倍的无产阶级所“加倍奉还”，事后心中却懊悔不已。这些自由派“名流”在沙皇退位后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杜马成为革命中心，采取了旨在推翻沙皇制度的措施：动员和组织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转到国家杜马一边，实行革命暴力，组织地方政权机关。杜马的“克伦斯基司令部”开始工作的时间比苏维埃的“起义指挥部”早4个小时，在成立军事委员会方面行动较早且较为主动。这些都与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的叙述有较大差距，却是当代历史学者通过档案证明的历史事实。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克伦斯基政权，是一个主张用宪政主义的原则治理俄国的政府，虽然出现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联合，某种程度上是双重权力，但在正式选举产生立宪议会之前，这也是一种权宜措施，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对于俄国走自由民主的立宪道路是有共识的。但二月革命并没有及时解决停止战争和农民的土地问题，立宪会议的成立要举行大选，缓慢而没有效率的临时政府对民主体制有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执着，加上战争局势不容许俄国平等退出，每次俄国要发动新一轮攻击都遭遇士兵起义、游行。克伦斯基这个临时政府恪守宪政原则的结果是，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革命是人民的节日”，事实是克伦斯基开启了革命军事逮捕的先例，只要一纸手令就可以逮捕沙皇政府的官员和军官。民众在革命的名义地下开始打砸抢，释放监狱犯人出来白日杀人放火抢劫，农民私自占有土地、赶走地主的行为被成为“革命的创制”，军队因为实行民主化法令而彻底失控，士兵可以随便刺杀自己不满的军官，不用承担任何纪律和法律责任。当克伦斯基政府意识到需要用铁血手段来结束这个“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时候，代表保守右派的科尔尼罗夫将军的政变使临时政府彻底失去了民心，有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一手促成的，但其实即使没有列宁，要结束俄国当时无政府主义状态都会出现一个铁血的过渡性的专制政权，甚至类似克伦威尔、拿破仑那样的独裁者。
那场功亏一篑的俄国宪政改革
“当且仅当一个民族拥有一种拒绝像羊群一样被统治的坚定意志，并且这种意志支持民主与自由时，民主与自由才有可能。”（韦伯《论俄国革命》）对于俄国那功亏一篑的宪政改革，韦伯致力于辨别那些有利于或者有害于一个充满生气的议会和民主体制兴起的历史条件。韦伯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障碍是相对迟缓的工业化。这一点与托洛茨基一致，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初生阶段，物质利益和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倾向于相互合作，以形成对晚期封建社会的钳形夹击。相反，俄国缺失了这个发展阶段，在西方正是这些阶段使有产阶层强有力的经济利益为市民的自由主义运动服务；其次，俄国的“资产阶级”本身处于依附性的政治地位，也就是布尔什维克说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各种自由主义的力量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有力的载体来宣扬他们的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缺乏资源来维系他们的观点；再次，在中产阶级的权力和信心尚未凝固之前，出现了一个躁动不安的工人阶级，宗教传统的存在和农奴制改革的未完成、农民被束缚在公社，这些都构成改革的巨大阻力。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人类愚蠢错误的汇总，但是面对未来，我们还是需要从这些愚蠢的错误中去总结教训，正如卡莱尔所说：“你生之生前，悠悠千载已逝，但未来还会有千百年的默默期待，期待着你如何了却一生。”
原文首发于《南方都市报》2015年2月15日
南方都市报见报链接http://paper.oeeee.com/nis/201502/15/3284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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