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军》是一本由柯娇燕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0.00，页数：2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孤军》精选点评：
●很多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涌现
●金梁一家三代的故事，事实部分较为一般。但可从中思考一些新问题。
●能把1920、1930年代译成19世纪20、30年代，也是服了
●通过个案揭示满族的族群意识形成，在汉学研究中新颖。但有个问题，满族的形成是不是也是宗族化的一个结果？
● 写的很好看，姑且不论满洲性在其中被建构是否事实充分，仅就家族史的书写来看，颇为精妙。读者见证了十旬间一个家族的兴亡与一个时代的终结，一如金梁所谓「吾满寥落，同族凋零」。 柯氏笔下满洲性与旗人自我身份认同显然更多在被外部环境所「形塑」外包含了自身的觉醒。有些叙述当然可以有更大的讨论空间：比如清军破江南中汉军的占比及参与度，比如辛亥革命中满人遭到的报复性屠杀，以及作者坚信清季排满=种族主义，但无论如何这些也不能掩盖柯全书一以贯之的洞见之光芒。 说点题外话，钟焓对一本成书于90年代的作品大加批评，意义有限，反倒是钟先生在某官报上大批新清史分裂赵国历史虚无主义，个中用意有些微妙。赵国新清史的拥趸多为右狗，但美国的新清史派却难逃左派史学之标签，而在赵国却被左狗批评新帝国主义，也算得上是人间喜剧了。
●1.章下几乎再无标题，不仅增加阅读困难，而且不利于作者保持清晰的逻辑，颠倒重复之处多见；2.大量笔墨浪费在无意义处是西方汉学家的通病，譬如史景迁在《太平天国》中详细记录的狗的名字，又如柯娇燕本书中划过天际的哈雷彗星，炫技吗？该作注处不注，没必要作注处洋洋洒洒亦为表现之一；3.几乎所有关键论点都没有史料支撑，完全出于作者大笔一挥，譬如第五章论述的，之所以坚守旗人身份，是因为“此前两个多世纪的环境实已将驻防八旗形塑成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共同体”，凭什么？4.结论尤其莫名其妙，先关怀了半天现实，突然笔锋一转就得出了结论，以“排满”事件与言论的发生反证“汉化”的无力是缺乏根据的，说实在的，你哪怕多论述点“旗营文化”或“旗营生活”呢；5.如果本书是新清史的代表作品，那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皇太极提出“满洲”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努力营造“民族心理”，以此来完成“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凝聚力的尝试。可惜顺治入关后，已经意味着八旗子弟的消亡。
●大历史下的小家族。。。一想到这书写于二十多年前我就觉得现在对NQH的批判缺乏任何有效对话的意义。。。
●写得挺好看，对“汉化”说的批评言之成理，但这只是学术内部话语之间的较量，纠于多元化的、本质主义式“传统”，而忽略了历史的动态。难道变化不正是满洲传统的内在一个部分吗？另外，关于金家的叙述建构其实并不充分，作者太喜欢自己跳出来自言自语了。
●书写得悲壮、感人。“Orphan Warriors ”，孤军，书如其名。读的时候心里拖着好长、好长的叹息，好几处文章的地方欲哭无泪、欲说还休、欲辩已忘言，想哭出来又被哽住了…… 直到如今，我仍对满人一无所知。
《孤军》读后感(一)：orphan/loneliness人在变换不息的历史中的孤独感
非常喜欢这本书，美国人真是有一套。我是先很艰难的读了《半透明之镜》再回过头来读《孤军》的。她的文采真是非常漂亮，翻译也很棒。结构很巧，用杭州驻防八旗的一个贵族三代人的视角分别去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探讨满族的身份是怎样与历史互动的，可以叫做一种“微观身份史”。我们以前对这三个事情是笼统的用“中国”这个主体来叙述，不关心具体的人群有什么样的感受。站在满族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就能看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灵活选取主体就能发现新问题。作为一本学术性的历史书，很难得的是有终极关怀，抓住一个“孤”字，写人在变换不息的历史中的孤独感，让人想起电影《末代皇帝》。从《孤军》到《半透明之镜》，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半透明之镜》是对整个清朝身份史的一般叙述，可能是美国清史里面难度最高的一本书，但有《孤军》译本这么好的基础，解决了很多很棘手的译法问题，我想一两年之内《半透明之镜》也能译出来吧。
《孤军》读后感(二)：书评区的有些评论让人窒息……
柯娇燕《孤军》的精华，其实不在于文化-种族（Race）-族群（Ethnic Group）的流动式的满人身份的分析思路，也不在于“外在的形塑机制消失后，寻在内在的自我认同”，或者“满人的身份认同是汉民族主义的镜像”等名言。
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无法串联起整本书。所以很多人读完后，仍然是云山雾罩的状态。（参考本书的评论区好了）
究其原因，大家恐怕都没有能遵循学术评论的基本规矩：你至少要搞清《孤军》的对话对象是谁？他是怎么对满人的身份进行想象的？柯娇燕又从哪个角度质疑自己的对手？
当把这些问题都搞明白后，你也就能明白本书题目中“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的World一词的真实意义，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传统本质主义式和柯式身份思路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感受到《孤军》所隐隐表现出的（日后的《晦昧之鉴》将更进一步）对Benedict Anderson理论的沿用和修正。
《孤军》读后感(三)：我笔下的人物是全宇宙独一无二只有我懂他你们这些坏人都孤立他嘤嘤嘤
一直以为这本书是讲清初，居然是讲晚清？！讲杭州旗营……那你跟我扯什么满洲性、内亚性！作者就呈现严重的精分，不停地抽自己嘴巴，刚罗列主人公大量汉化的事实，就要硬往满洲性拉一拉。
但是这所谓的族群认同，更接近儒教的为臣之道，有相当数量汉人入民国以遗民自居，王国维甚至殉清，他们当然不是精满，而是忠于前朝。最可笑的是，作者还记录了这支苏完瓜尔佳氏对岳飞的崇拜，那金梁要做晚清之岳飞，当然要奉君了。大姐你连忠这种中国文明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理解，搞什么中国研究呢？
在杭州又怎么能发现内亚呢？旗人在杭州驻防二百年，从研究来说，这就是个被严重“污染”的样本，又选取清末，民族主义传入，就是双重的污染，居然声称从中提取出纯粹的“满洲性”，纯粹存在于作者的臆想里。
这首先是现代学术分科的问题，一个异文化者贸然闯入一个非常微观的案例，对细节知之甚详，甚至知道观成在四川为县令时哈雷彗星掠过天空，但是对整体毫无观念，然后她就自信地挑战汉学界了。一个普通中国人虽然也会有儒教和民族国家建构史学灌输的偏见，但至少他的偏见平均地分布在中国通史。
其次，作者对她研究的人物产生了过分的感情，抑制不住“我笔下的人物是全宇宙独一无二只有我懂他你们这些坏人都孤立他嘤嘤嘤”的中二之魂的燃烧。孤军这个名字就很中二，实际上杭州旗营只是相继被英军和太平军碾压的清军中普普通通的一支。下面我要政治不正确了，爱上研究对象的病，男学者也不能免疫，但女学者是重灾区，这是社会对女性刻板塑造的产物。就像蒋璐霞说她不是演男人而是演军人，女生做研究，先要抛掉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把研究对象当成刍狗。
《孤军》读后感(四)：【平猫爪记】柯娇燕：《孤军》摘要
柯娇燕二十余年前完成的著作在2016年被翻译出版了，译文质量非常高。在这本著作中，作者希望通过杭州驻防营的旗人家族一家三代的境遇变迁来反映19世纪至20世纪“满族”观念的变化和“族群认同”的宏观问题。
柯娇燕的核心观点在于：“满族”的概念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汉族排满形势下建构出来的“族群认同”。杭州驻防营的旗人金梁便是这一时代大潮的体验者，从他的经历中，人们可以看到八旗势力的日夷衰微，民族主义文人对旗人的反对和某种程度上同情的暧昧不清的关系，也可以看到旗人日益严峻的生存形式下形成都某种意识上的认同。
金梁的人生经历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表象：民族主义出现后，汉族的自我意识不断高涨，这种族群意识的出现对“满族”概念的建构产生影响。同时，清政府对旗人的支持日益减少，排满情绪使旗人的生存处境岌岌可危，外来的危机促使旗人形成了文化上的凝聚力和自我认同，“满族”概念是在现实的倒逼下产生的。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梁这一代人的经历可以看到“族群认同”被建构出来的动因和过程。但作者向前追溯了三代，并把“族”这个概念延展到了清代开国时期，使旗人自我认同这一问题获得了某种历史的厚度。清初并无“满族”的概念，只有“大清”、“后金”的国号，只有“八旗”、“旗人”、“牛录”这一的部族或行政组织的称号，只有“满洲”这一的地域称号。因而入关的旗人的自我认同是建立于外部的表象之上的，他们都会说满语，都写满文，都精通骑射，这些表象和旗人的特权相映成，折射出一个不同于汉人的异质群体。
如果后的旗人，因为驻防制度与地方社会融合，那些让人感到异常的符号消失了：满人不会说满语，骁骑校不会骑马，满文教习不认得满文。乾隆时期，皇帝曾三令五申要求驻防营恪守“满洲之道”，但旗人身上符号化的东西不可避免地陷落了。营造“满人”的外部性符号走丢了。
外部性符号退化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满人”的身份危机，在危机的情势下，他们形成了内部的认同，创造出“满族”的民族概念。19世纪，“满人”一共经历了两次大的危机。当崇尚异教，企图杀尽满人的太平军对驻防营带来巨大冲击时，惊愕的“满人”在一瞬间意识到自己于外城居民的不同，也感受到自己的身份带来的巨大危险性，他们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来超越原本“寄食阶级”的形象，从而为自己所在的群体赋予意义。当清末民族主义的呼声一波强似一波时，找到了“民族认同”的汉族主义分子送给他们一面镜子，折射出另一个“民族”的形象，再一次的危机告诉他们，你们是“满族”。
因此，作者认为，无论是历时性考察，还是共时性分析，“满族”都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满人的阶层和观念是多种多样的。但在社会身份多样化的背景下，又存在某种一致性，这种统一的感觉，在民族主义的高潮中塑造出民族。从《孤军》到《半透明之镜》，柯娇燕都坚持认为民族是一个反复建构的观念，是想象出来的身份认同，观念的产生来源于外部的社会环境，这种对“民族”概念形成的阐发，是对八十年代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等人后现代民族构建的进一步延伸。
从书写角度来看，《孤军》主要遵循了如是理路：对十九世纪以前满人观念的族群观念的梳理——观成与鸦片战争——凤瑞与太平天国——金梁与辛亥革命，作者用比较细致的手法来还原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背景，虽然并不细致，但尚可表现出三个人物所处的时代。她希望通过展现人物在时代中的行为来说明旗人的身份认同，整本书从微观视角展现了一个民族观念的旅程。如果说我们要分析一个人物，我们会把他放入一个时代，在搭好了舞台布景以后，静观他的种种表现。我们是先知道舞台布景然后再看到人物性格的，这是全知视角。但是著作中呈现的先是人物的行为，从行为中灯光渐渐亮起，舞台布景出现。或曰，柯娇燕是将安德森等人早已建构好的民族认同框架普适到了“满族”的概念建构上，她早已搭好了舞台布景，故意不给人们看，让后操纵着木偶人登场，人们从木偶人的行为中看到了某些布景的特点，最后灯光亮起，布景和行为匹配，人们信服了作者要展现的东西。
《孤军》读后感(五)：《孤军》读书随笔
柯娇燕在本书中，通过对杭州满人旗营出身的家族三代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迁考察，勾勒出了清代满人身份认同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展现了将个案研究与宏大历史背景相结合，并使二者互相辅助的强大叙事能力，将这一身份认同与当时社会时代背景的互动清晰的展现给读者。
作者指出，满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它的最早发源是努尔哈赤整合东北部族过程中形成的八旗制度，在征服过程中，为了形成统一的帝国认同，皇太极通过建构的历史叙述将东北各部族统一在“满人”的身份认同下。但同时她也补充道，这种身份认同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基础，萨满教、民间神话传说等沟都是各部族本来存在的共同点。
满清入关后，为了适应统治庞大地区，清朝统治者开始进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转换。曾经在战争征服时期作为社会纽带发挥重要作用的氏族制度，由于其世袭控制权、庞大的部族人口数量，无疑威胁到了中央集权。氏族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统治的需要，因此遭到了削弱。
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削弱的过程，一方面是客观的国家安全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对氏族起到削弱作用较为显著的驻防制度，最初发源于国家安全的需求。这一制度最初是为了在各地驻军以巩固当地统治——对一个依靠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这是合理的政策。但这显然打散了聚合的氏族，而驻防地旗人的孤立地位事实上又促使其氏族传统的失效。而从其他削弱氏族制度的具体做法中，比如限制驻防旗人活动范围、严格氏族准入等，也可以看到统治者可以推动的影子。此外，一些外在因素也对氏族制度的维系不利，比如原本自给自足的氏族生产模式向国家财政统一进行财富分配模式的转变。
然而，氏族的式微虽然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但同时带来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氏族制度与清王朝崛起的合法性、满洲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等重要议题密切相关，因此，氏族制度遭到削弱也就造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动摇和文化认同的危机。一个较为明显的表现是，地方驻防的旗人开始加速融入其所在的文化环境中，与最原初的满洲传统渐行渐远。虽然乾隆皇帝和他的继任者清晰认识到了此种文化危机的来源，并采取了多种政策来进行挽救，如颁布《满洲源流考》等，但柯娇燕通过分析证明，此种努力总体上仍然是失败的。
总的来说，驻防地旗人氏族制度的失效、以及随之而来的汉化倾向是少数民族政权面对广大汉族被统治人口遭遇同化的又一次历史重演——如果这本书叙述脉络就此打住，很容易就得出上述的结论。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中，这种“外族侵入——最终同化”的历史叙事一次次出现，我们已经十分熟悉。
然而，柯娇燕对族群特性的强调使她并没有像传统的史学研究那样沉溺于“汉化”这一充满普遍性和宏大叙事的老问题中，即便是部分旗人中有部分最终归入了其所在的当地文化，柯娇燕也拒绝用带有普遍意义的“汉化”来形容这一现象。而是看到了接下来，在战争时期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满人这一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是怎样再次上扬，并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产生互动的，而这种互动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
在接下来的一段相当长的动荡时期，驻防营的旗人最终形成了“满族”的身份认同。柯娇燕敏锐的分析道，这种身份认同不仅不同于其所生活地区的汉人，也不同于官方话语中的满人共同体。他们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全新的民族——满族。在这一身份认同的定位中，满人所创立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满族的衰亡。
这一认同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一系列的锤炼，从鸦片战争后朝廷的不信任和财政的进一步紧张、太平天国运动中新军的兴起使旗营重要性下降、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朝廷最终放松对旗营的管控，到辛亥革命中对种族、民族的宣扬，独立的满族观念最终形成。
阅读柯娇燕本书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她显然对在中国作为少数族群的满人，和后来的满族抱有同情，这种同情与“作为少数者如何伸张自己的权益和声音”相联系，并且她还在结论部分就当代满族的生活状况做一简单考察，这或许体现了她在历史研究中对现实的关照。
但不论如何，这种对少数族群的关照，对传统清史研究长期以来的一些叙事和议题构成了挑战，比如，对清代数百年满人汉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线性叙事、对维新运动中满人改良主义作用的忽视、将清朝统治者的生活、行为等同于满人整体的生活、行为等。抛却其中的价值观不谈，仅从学术意义上来说，就如柯娇燕所指出的，这些历史叙述有将与满人相关的历史简单化的风险，这也是值得历史学者进行反思的。
仅就我个人的观感看来，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儒家和汉族本位的倾向一直很明显，这一绵延几千年的“官修史书”式的历史叙事在今天的历史学研究中仍然有很大影响，并且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台湾和国外学者的关注和批评。与传统的历史叙事相比，一些海外的学者更关注中国历史中少数族群的问题。如何正常地、学术地、负责任地探讨这些议题，是我们的史学亟需思考和回应的。仅从学术上讲，这也是一个开垦新领域、寻找新方向的艰巨任务。如果考虑到这个领域研究之于现实社会和政策的潜在影响，和这种影响可能给研究带来的阻力，这一任务就更加艰巨且具有不确定性。但这些问题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就像本书中，满人的族群特性就摆在那里，作为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不应该被忽略，也就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但在读完本书后，也不禁会有疑问，那就是：柯娇燕选择杭州，选择这样一个特定家族的三代进行个案研究究竟出于什么考虑？ 在作者自己都坦承无法确保普遍性的基础上，这样的个案研究着眼于何处？有何意义？这一点留待与各位方家商榷。
对满人身份认同变迁的分析是贯穿全书的主轴。但作者并非时刻都在分析这一个问题。有时作者会暂时脱离主线，就一些相关问题做讨论。比如。柯娇燕在论述慈禧之于清末新政时的一段游离于主题之外的论述十分有趣，即：女人当权的历史事实往往出现在有异族血统的王朝，或者至少是受到外来异族影响非常大的王朝，如清、辽、唐；作者对此的一种猜测是，这可能是北亚或者东北亚的民族结构中，母系社会的社会特征比较明显。如萨满教的领袖多为女性。作者还探讨，满汉的区隔是否导致在欧洲外敌入侵时，不利于当地人的一致对外。在我看来这些思考都十分有价值，但由于自己才疏学浅，不知道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讨到了何种程度，但这样的思考无疑给了读者更加宽广的视野。
我还在思考的是，在柯娇燕的分析中，统治者对保持自身族群的特性具有十分警惕和清醒的认识，而即便是面临汉化趋势的基层满人，也始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族群特性。这一特性在之后中国不断近代化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被进一步凸显。那么，清之前的历代少数民族政权是否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像鲜卑北魏、元朝蒙古在他们所对应的历史背景下，又是怎么处理这一问题的？传统的历史叙事往往强调这些朝代的汉化发展趋势，在其背后，是否也有类似于清朝的、对族群身份认同的独立坚持和发展呢？抑或在这个问题上，清朝和满人群体，真的有其特殊性存在？这种特殊性是满人自身文化所赋予的，还是近代前夕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导致的？我认为这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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