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产业》是一本由[美]丹尼尔·W.德雷兹内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5，页数：3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想产业》精选点评：
●政治极化、社交媒体兴起、智库市场化带来的传统智库、学者权威的消解，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何认识政治学者距离外交决策越来越远的问题？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秉持着结构主义分析视角，认为国际关系下的大格局问题完全都是有结构性的力量决定，个人的短期的因素无足轻重，但对于政治决策者而言我只需要知道在如此情景下我该如何决策，你严密论证结构性因素反而缺乏解释力和实用性。这也许就是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的差异吧！
●自《最后的知识分子》以后，经眼的又一部敢言之作。料多，易读，火辣，正是“思想领袖”范儿。虽是以智库和外交为核心，却切中了当下普遍的“思想市场”的病脉。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在故步自封的象牙塔里老去。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要么作为英雄死去，要么苟且活着，直到目睹自己被逼成为恶棍”，这是思想产业的“黑暗骑士”理论。第一章提纲挈领，最值得赞美。最后一章用了很多笔墨以作者亲身经历举例，是自夸也是自嘲，相当矛盾，相当有趣。另外，作者全程吐槽TED，有同感。
●自问手汗不算严重，然额看完封皮字花了，难不成书也有趁热的吗？
●力荐。作者以知识分子主导的思想市场为讨论主题，认为“公众对主流思想的不信任、政治极化加剧、贫富差距加大”三个力量，将创造观点的思想领袖推上了舞台中央，而观点批评者和戳穿者的知识分子黯然落幕。作者驳斥了看衰思想市场的四种观点，一是在物质和财富支配世界的情境下，思想没毛用；二是网络与媒体淹没了所有声音，有价值的观点也无法被聆听；三是宏大而抽象的观点在民粹主义者眼里，空无无物，注定失败；四是怀旧主义思想，即思想是统治者积累财富的合理化说辞或者是维持统治的工具。把持权力是政客们的零和博弈，作为重要斗争工具的智库，影响力式微，源于资金支持变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极端分化。作者还探讨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冷热境遇、智库的1.0到3.0的变革、经济学家的写作模式等诸多方面。语言幽默犀利，推演引经据典，清晰爽快！
●当下是意见领袖而非知识分子的时代。同感。作者剖析了现象与成因，跳出悲观或怀旧的调性，展望未来——他多少把希望寄予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精神。最后一章即是作者自我审视的产物。知识分子要么感叹自己与名利无缘，要么名利双收后满怀愧疚。后者有意义些。
●对某些所谓的“跨年演讲”的认识有帮助。
●公共知识分子，舶来品在美国的境况。停留在十年前的微博博客上的公知印象要改观了。明星知识分子，那边是明星，这边是国师。美国杂志期刊是真的牛逼。
《思想产业》读后感(一)：思想市场、公共知识分子（狐狸）、思想领袖（刺猬）
读到引言部分便深深被吸引。作者先以奥巴马和特朗普面对外交政策的不同心态引出思想的重要导向作用和政治话语的权力倾向。再分别定义了思想市场，产业，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的概念，进行了对比。由此，思想领袖在思想市场，社会权力机构的能量逐步展现…吸引着我翻开第一章。
本书逻辑性强，废话少，观点清晰，值得玩味。
《思想产业》读后感(二)：凡是想要在公共领域有所建树的人，一定要学会对精神错乱的批评视而不见。
随着表达频率的增加，表达的力度逐渐削弱。数字化时代青睐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因而将最高荣誉授予推特上叽叽喳喳的段子和广告。——里昂·维瑟提尔
节选自第九章 《 推特传播思想：不可不说的社交媒体 》
思想产业的不同组成部分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即使是哈佛的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员和麦肯锡公司的顾问接受的教育大同小异，他们各自的职业环境也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都在意“影响力”，但是在意的程度不同，原因也不同。不过，无论哪个行业的思想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在推特上兜售自己的思想。
思想产业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利用互联网宣传和讨论外交政策概念。越来越多的同行评审期刊、智库研究报告和多媒体咨询报告只能在线查阅，这些作品的作者进行宣传的方式包括在博客中摘录其中的段落、群发邮件以及最大化地利用社交媒体。事实上，社交网络为思想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与其他人交流的平台。即使是最守旧的学者，也承认在网络上宣传学术成果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来说，便利的网络互动应当促进思想市场的发展。不过，由于许多人将注意力放在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已完成的工作上，反而削弱了在线交流对于仍处在发展变化阶段的辩论的推动作用。博客和其他社交媒体可以作为新生思想的笔记本。在脸书和推特上询问文章中的引用及出处可能会比通过其他渠道更快得到回复。不同视角、不同职业的个人可以在网上讨论政治和政策，用经济学家布拉德·德朗的话来说，网络就像一座“看不见的大学”。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公开写作的经验，笔者发现社交媒体如同一个优秀的参谋。笔者通过网络结识了许多聪明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笔者本人不同，接受的职业训练也不同，但是都对外交政策感兴趣。正是这些人在笔者琢磨新想法时充当了批评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反馈。也正是因为在推特上结识的这些人愿意为笔者审阅草稿，此刻你手里的这本书才经历了无数次改进，成为现在的模样。
网络话语的黑暗面如今已是人尽皆知。当思想产业的产物被置于社交媒体这个巨型放大器之下，网络话语的黑暗面愈发黑得可怕了。塑造现代思想市场的种种力量，也是导致网络辩论状况恶化的原因之一。权威公信力的衰落增加了网络互动的成本；愈演愈烈的政治两极化加深了美国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程度；思想产业内部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催生了更多对明星知识分子作品的偏激反应。由于必须使用社交媒体，许多知识分子（包括笔者自己）都暴露了性格中不太讨人喜欢的方面。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明星知识分子更容易全盘忽略网络批评，但这对他们其实是有害的。
网络话语是如何制造这么多问题的？为了恰当理解知识分子的网络世界中的消极面，你先得了解一个可悲的小网站——“政治学传闻”网站（PSR）。
根据谷歌的定义，“政治学传闻”网站是一个“供政治学家讨论政治学以及本专业领域内各种传闻的论坛”。其他地方对该网站的介绍远没有这么委婉。一位政治学家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PSR呈现出的政治学家形象是愤怒、饥饿、饱受迫害的，你不会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他认为“再也找不出比人们在PSR上发表的内容更夸张的表达来形容PSR。”
十几年前，PSR以及比它更早建立的同类网站刚兴起的时候，其初衷是有益的。PSR这样的“传闻工厂”网站的创建，是为了发布高校就业市场的相关信息——政治学院系在招聘中真正想寻找什么样的人才、他们面试的是谁、谁收到了录用函、谁接受录用了，等等。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情报交换网站至今仍保留着这项用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内同样涌现了大量类似PSR的网站。
但是，PSR并没有实现它的核心使命，即提供准确的就业市场信息。所谓的提供详细就业信息的帖子都未经核查。PSR发布的关于谁在哪里举行了面试、谁接受或拒绝了录用等方面的信息漏洞百出。有位同事得知自己被院系授予了终身职位，当天竟在PSR看到自己被拒绝的消息。万幸，是PSR发错了消息，不过这样的错误早已屡见不鲜了。
早在PSR出现之前，谣言就已经存在。PSR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能够放大错误信息的影响。究其原因，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它的匿名发帖制度。许多发帖人装作消息灵通的知情人士，其实他们对别人正在讨论的求职信息一无所知。一个构建于谣言之上的网站充斥着闲言恶语、牵强附会和尔虞我诈，实在不足为奇。这也将我们引向了另一个可能导致该网站缺乏真实信息的原因：得到工作机会的人害怕成为PSR的讨论对象。比起PSR上关于某人为何得到了工作的解释，疑神疑鬼的阴谋论网站看上去都要更加文明。
没能实现其最初使命是PSR最明显的一个缺点。不过，它为人诟病的最大原因还是网站内90%的内容都与求职无关。十年前，传闻工厂类网站创建之初，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主席便告诫说：“匿名发帖会引起针对政治学家的种族、性别以及性取向的攻击。”随着PSR排挤掉其他传闻工厂网站，一家独大，这种状况也愈演愈烈。PSR内随便一篇讨论帖都堪称发泄愤怒、散布憎恨的恶毒巫术，好比电影《贱女孩》（Mean Girl）里的“麻辣书”（Burn Book）。《纽约》的科学记者杰西·西格奈尔则把PSR比作一个“污水池”，让他看了“眼睛止不住流血”，他总结道：“受前景黯淡的学术就业市场的影响，该网站的帖子极有可能转化为言语攻击、谣言和挖苦。” PSR的创始人曾聘请政治学家作为网站的审核员，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就连PSR的用户也承认，匿名评论制度是一张适宜滋生人身攻击的温床，攻击形式从性别歧视到人肉搜索，不一而足。审核员更是坦白说，他们时常怀疑自己对该网站到底有何贡献。
政治学家公开谈论PSR时，从来不说它的好话。丹尼尔·内克松是乔治城大学的一名政治学教授，也是《国际研究季刊》的联合编辑，他认为PSR“这个网站让我们为自己的政治家身份感到羞耻”。杜克大学的迈克尔·芒格教授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中撰文批评PSR“幼稚，全是闲言碎语和粗俗的言语挑衅”。曾经遭受PSR流言攻击的政治学家对它的存在更是深恶痛绝。乔舒亚·科恩读过PSR上一篇讨论他近期职业变动的帖子后表示，这篇帖子一共“提出四点看法，每一点都振振有词，每一点都错得离谱”。他总结道：“这些看法不是简单的错误。简直是一派胡言……PSR不仅漠视事实。它大肆利用真相的价值，却从不服从它的纪律。”
笔者自己从来没有在PSR上发表过评论，但是偶尔会成为帖子讨论的对象。相关的评论不是很友好。甚至有一篇讨论帖名为“为什么还没有人给德雷兹内一耳光？”，后来被审核员删除了。以下是至今未被删除的，2014年至2016年间PSR网站上针对笔者的评论的一个抽样展示。
·“德雷兹内是个虚伪的杂种。说真的，我在考虑给他写一封公开信，逐条罗列我认为他是个伪学者的理由。” ·“去你的，丹·德雷兹内。你这老东西。有点老东西的样子吧。”· “德雷兹内，你就是个窝囊废。没人喜欢你，大家公认你是个三流写手。”· “如果你让学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生去读德雷兹内的书，那说明你根本不了解国际关系理论。你自己读过他的书吗？” ·“事实证明德雷兹内就是个蠢货。我猜他身边的人不忍心打破他的幻想，所以他才不停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搞得跟自己不是个蠢货似的。”关于笔者的评论并不算过火。毕竟笔者是个白人，男性，异性恋，而且对美国外交政策持主流观点。正如科幻小说作家约翰·斯卡尔齐所说，如果真实世界是一部电子游戏，那么初始人物一定会被设置成一个“异性恋的白人男性”。如果笔者是名女性，或者出身少数族裔，再或者研究的是学科内一个冷门的领域，那么收到的评论会更加恶毒。
笔者一点也不认可PSR上对于本人的工作所做的评论。该网站的中心主旨就是仇恨每一个获得一定成功的人。匿名评论使PSR成了一片肥沃的恶土，孕育出的评论不是怒气冲冲的抱怨就是彻头彻尾的诽谤，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理性批判。
R教育我们，凡是想要在公共领域有所建树的人，一定要学会对精神错乱的批评视而不见。类似的专门讨论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网站浏览量更高，制造的谣言也更刻薄。对于任何想要为思想市场做出贡献的人，自如地忽略夸大其词的批判是很有用的技能。然而，这种自如的心态也是造成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的关键原因。
《思想产业》读后感(三)：丁毅超评《思想产业》︱美国思想产业的观察日记
对于思想领袖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它是最易迷失方向的时代。
——丹尼尔·W. 德雷兹内
思想曾经是人类智力的最高荣耀。现在，它可能依旧是，只不过它必须服从于资本的统治。在资本的眼中，思想与星巴克里的咖啡、英伟达的显卡，还有时下流行的虚拟主播（Virtual YouTuber）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一种由专家和意见领袖所创作的专业产品，一种每日被民众和政府阅读的消耗品。 在德雷兹内看来，无论承认与否，象牙塔的时代已经逝去。知识分子将不可避免地被抛入整个思想市场。拥有大学教授、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三重身份的德雷兹内无疑是这一游戏的个中好手，《思想产业》则是其在2017年出版的最新作品。 德雷兹内意图通过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素养描绘当代美国思想产业的情况，以期找出可能的更好出路。他将他的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美国现代思想产业的三个关键力量，即既定权威公信力的削弱、受众的政治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第二部分主要考察这一产业对主要供应者，尤其是学术研究机构的影响；第三部分关注思想产业的运作情况，以及市场是否存在改善的可能性。 美利坚思想产业观察日记 德雷兹内认为，现代美国思想产业有三支根本力量：即权威匮乏、政治极化、不平等加剧。在这三者中，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是“思想产业转变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它在削弱美国梦的同时，使得财阀捐助人占据更为强势的地位。讽刺的是，同样是这三个因素推动了整个思想市场的扩大。由于每一个阵营都需要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从而显著增加了对这两者——特别是后者的需求。 借助以赛亚·伯林关于狐狸与刺猬的比喻，德雷兹内表示现代思想产业对思想领袖这样的刺猬更为有利。刺猬是真信徒与创造者。他们很少怀疑自己的信条，坚定不移地向他人强调自身思想的正确性。这使得他们更可能对党派保持高度的忠诚，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也更容易抵御外界批评。 严格来说，德雷兹内的三个因素并无新意。这三支力量不仅改变了美国思想产业，甚至改变了整个美国政治。它们早已充斥在党派领袖、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的口中，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德雷兹内自己也承认，“如果孤立地看，这些趋势当中没有哪一个是新出现的。……新奇的是，在这个媒体平台不断激增的世界里，这三种驱动力结合在了一起”（81页）。 现代社交媒体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般人摄取信息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报道者和经历者。这天然削弱了由记者和学者所建立起来的专业壁垒。由遥远距离所导致的信息不足，已经被社交媒体的信息过载所替代。面对信息过剩的局面，一般人倾向于选择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世界。这一被强化的社群区分则直接加剧了媒体世界的巴尔干化。每个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在没有反对观点的信息生态系统里繁荣发展”（14页）。在左派的眼里，FOX是谎言的制造机；在右派的眼里，CNN则是假新闻的代言人。令人遗憾的是，媒体的党派倾向确实导致它们在节目的制作中存在系统性偏见，连《明镜周刊》这样一贯标榜自己客观中立专业的媒体也在去年年底陷入严重的记者造假丑闻之中。 这些新兴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跨国科技巨头的发言权。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这一现象催生出了为新思想的产生和推广提供资金的新的捐赠人阶层”（75页）。被捐助的基金会必须体现出与捐助者相一致的理念。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就是这一思路的老牌推手。硅谷的财阀更加激进，他们将一切问题都视为工程问题，奉行技术至上论，迷恋于各种颠覆性的想法，德雷兹内形象地描绘道，“大多数硅谷精英不会把政治冲突看作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而把它看成一段需要删除的错误代码”（79页）。这些新兴捐助人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远比具体事务来的更多。对政治学人而言，这既是机遇，亦是隐患。 德雷兹内的这一观察是准确的，然而他的结论却畏缩不前。跨国科技巨头的威胁性远不如他所描绘的如此温和。同时掌握了资本和流量的数据巨头，更有意愿重新塑造一般人的想法。通过针对性的信息推送和有效的信息筛选，他们已经掌握了引导舆论的钥匙。
《思想产业》英文版 生存还是死亡——公共知识分子的至暗时刻 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跌下神坛。即使是最顽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几乎在所有的主要国家，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都大不如前。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曾经盛行一时的“公知”，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专家到“砖家”，从教授到“叫兽”，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不断加剧。这固然与部分成员不检点的行为有关，但更与现代思想产业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承担了来自一般群众、政策制定者和财阀捐助者的共同压力。几乎所有人都对公共知识分子不满意。德雷兹内将这种不满意主要归纳为两个方向：与现实脱节和忽视个人能动性。 指责公共知识分子与现实脱节，不是什么新颖的说法。学术圈内外早就对这一问题做出过无数的讨论，“很多政治学家都会在文章里像小驴屹耳一样哀叹自己的无能”（126页）。德雷兹内尝试从两个层面回答这一问题。 在个人层面上，德勒兹内指出，与公众的刻板印象不同，“学者们热情地接受了新兴的网络平台，也乐于看到自己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同行评审出版物，可以向一般公众推销自己的观点”（102页）。桑德尔和齐泽克这样的学术明星就是典型的成功范例。德勒兹内批评学术界部分人士对新兴事物的过度恐惧和对年轻学者的压制，他们需要接受“思想产业中的声望等级制度与学界内部独有的等级制度并不完全匹配”（106页）。 在机构层面上，情况则要严重得多。一方面，学术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一整套自我封闭的评价系统，“学术研究机构的专业化使同行评审类出版物的重要性被排在其他形式作品之前”（99页）。对学术机构的内部成员而言，他们不得不接受这套系统的规训，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将论文发表在由同行评议把持的高等级期刊上。学术出版机构通过严格的付费门槛，将一般群众隔离在整个生态系统之外。 另一方面，当代的政治学家集体性地倾向与政治现实保持距离，“专业人士的工作建立在他们所受的训练的基础上，而他们受到的训练是由所在专业的规范和标准决定的。这一思想从马克斯·韦伯的时代起就被学者接受了”（113页）。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韦伯式二分，使得政治学家心安理得地接受与政治现实的疏离。学术研究机构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姿态自然引发一般公众的强烈反感。政治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也使得公众愈发蔑视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学术机构晦涩难懂的文风和行话进一步加剧了学术圈内外的隔阂。 轻视个人作用则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今的政治学界展现出强烈的结构性偏好，“国际关系研究很少关注个体层面的变量，比如领导力，对领导人个体的关注则更少”（142页）。人的主动性被视为影响甚微和无关紧要的因素。简单来说，今日的政治圈相信制度，相信制度比人重要。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财阀捐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反对。他们相信自己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成果，相信自己的能动性，相信是他们改变了世界。换而言之，他们相信人定胜天。 这种激烈的冲突背后，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在现代思想产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将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面对财阀捐助人的压力，他们要么选择屈服，要么选择退缩。 与此相反，思想领袖的地位得到了抬升。思想领袖的具体主张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对自己的主张怀有强烈的信念。德雷兹内表示，今日的经济学家比政治学家更加成功的原因就是强烈的共同信念，“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处于社科金字塔的顶端，是因为他们不会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像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像思想领袖。经济学家们都坚信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最近流动和企业家精神能带来很多好处”（137页）。政治学家虽然有普遍的自由国际主义偏好，但是与经济学家相比，他们缺乏这样强有力的统一内核。德雷兹内的这一观察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不过这倒是可以用来解释今日哲学界为什么如此衰落。毕竟，没有任何学科像哲学一样，如此缺少统一的范式。 难以令人满意的改善方案 到现在为止，德雷兹内是成功的。他成功地描绘出今日思想产业的现状，成功地分析了思想产业的缺陷，也成功地展示了公共知识分子当下的普遍困境。现在，他要杀出重围，为当今的思想产业开出自己的药方。在笔者看来，他的药方却沦为本书的败笔。 德雷兹内认为，当今思想产业受到权威瓦解、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影响。那么，解决的方案也无外乎如何处理这三个因素。 德雷兹内开出的第一张药方，是承认往事不可追：现代思想产业的格局业已形成，所以怀旧派需要放弃幻想，接受这一新现象。 第二张药方就可能显得不那么靠谱。德雷兹内乐观地表示，“塑造现代思想产业的种种力量中，有一些很可能在未来十年里自行反弹。政治权威的公信度几年前跌入低谷，但是如今已有所回升，也开始有证据显示政治两极化趋势有所缓解”（291页）。然而，2019年的德雷兹内可能会后悔自己在2017年的幻想了。事实证明，美国政治的极化不但没有在这两年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的极化也在不断加剧。被他寄予厚望的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更是带头跑路。 第三张药方更是一张空头支票。德雷兹内寄希望于高校和智库这样传统的非营利部门，认为它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更多的捐赠”（292页）。这无疑是美好的设想，但问题在于，德雷兹内压根儿没有指出高校和智库怎样才能吸收更多的捐助。这颇有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风范。 第四张药方亦值得商榷。为了解决政治学界高度趋同化的问题，德雷兹内建议通过“内部种族和性别的多元化”来增加多样性。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政治学界的趋同化指的是学者观点的趋同化。丰富多元化的方式是引入更多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强调种族和性别。 最后一条药方连德雷兹内自己都觉得有些天真，即知识分子的自我监督。“物质回报会使一般的知识分子堕落，但是愧疚和恐惧能够对抗经济诱惑。伴随成功而来的愧疚可以被利用，转化为自我约束。”（293-294页）这可能是一个方法，但这是一个纯然没有客观性保障的方法。一位信赖制度强于人的政治学家，最后的方案却寄希望在个人的自觉之上，不得不说充满了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不过，我们也不该苛责德雷兹内，他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极致，做到了政治学界自由国际主义的极致。作者承认，“美国的学者远比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更加信奉自由主义”（113页）；作者也承认，“虽然财阀阶层的崛起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良机，但这个良机向着更加自由主义的方向倾斜了”（78页）；作者更加承认，“尽管专业性能够确保左倾的学者也能做好研究工作，但政治异质性的匮乏导致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研究者可能会重点关注那些对自由派观点有力的话题，而避开对其不利的话题”（114页）。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将自己圈在自由主义的藩篱之中，不去思考几十年来政治学界的基本框架是否存在致命缺陷。 德雷兹内自缚手脚的做法，加上他圈内人的身份，使得他可能不愿处理这些尖锐的问题。他甚至没有指出，传统学术机构和新兴公共舆论市场背后是两套相互竞争的产业系统。如果我们承认由新兴社交媒体、科技财阀所构建的现代思想市场是产业，那么以学术等级制为主导、囊括了学术出版商的传统学术市场更是一种产业。这绝非简单的封闭与开放之争，它是两套产业对主导地位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德雷兹内指望传统学术机构向现代思想产业靠拢，意味着传统学术机构主动放弃自己的主导地位，成为现代思想产业的附属物。 与此同时，德雷兹内总是倾向于淡化问题的尖锐性。他写道，“学术研究机构这种左倾的趋势未必会导致学术研究也带有政治偏见，至多也就是像武装部队军官的右倾倾向损害到军民关系那样”（113页）。这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辩驳。一方面，如果事情真如德雷兹内所轻描淡写的那样，那么历史上那么多的军事政变可能也只是调皮的游戏。直至今日，军事政变都是政治现实中无法忽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不可能在整个过程中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切割出去，这是对人性和逻辑的严重挑战。政治学家在面对不利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数据时可以保持诚实，但他们的偏好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焦点和路径偏好，从而动摇政治中立的根基。 德雷兹内没有注意到，导致今日美国政治极化和权威瓦解的主要因素，绝不是美国人周期性的反智主义。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身上。这不是统计学上的波动曲线。自由霸权的衰弱才是真正的原因。自由国际主义与政治现实的愈发脱节，导致政治学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不断削弱了公众对学界的信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这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亦是这样，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更是这样。正如伯克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政治是实践性的，理论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的情况：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是正确的”（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1,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228）。 总而言之，德雷兹内的《思想产业》是一本很好的观察日记。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素养揭示出当代美利坚思想产业的现状和困境。然而，这也只是一本观察日记。德雷兹内并未成功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将自己局限在政治学界的同温层中。他不得不寄希望于盲目乐观主义的心态，展现了当代美国政治学界的自我困境。
《思想产业》读后感(四)：美国思想产业的观察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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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领袖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它是最易迷失方向的时代。——丹尼尔·W. 德雷兹内文︱丁毅超
思想曾经是人类智力的最高荣耀。现在，它可能依旧是，只不过它必须服从于资本的统治。在资本的眼中，思想与星巴克里的咖啡、英伟达的显卡，还有时下流行的虚拟主播（Virtual YouTuber）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一种由专家和意见领袖所创作的专业产品，一种每日被民众和政府阅读的消耗品。
在德雷兹内看来，无论承认与否，象牙塔的时代已经逝去。知识分子将不可避免地被抛入整个思想市场。拥有大学教授、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三重身份的德雷兹内无疑是这一游戏的个中好手，《思想产业》则是其在2017年出版的最新作品。
德雷兹内意图通过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素养描绘当代美国思想产业的情况，以期找出可能的更好出路。他将他的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美国现代思想产业的三个关键力量，即既定权威公信力的削弱、受众的政治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第二部分主要考察这一产业对主要供应者，尤其是学术研究机构的影响；第三部分关注思想产业的运作情况，以及市场是否存在改善的可能性。 美利坚思想产业观察日记 德雷兹内认为，现代美国思想产业有三支根本力量：即权威匮乏、政治极化、不平等加剧。在这三者中，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是“思想产业转变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它在削弱美国梦的同时，使得财阀捐助人占据更为强势的地位。讽刺的是，同样是这三个因素推动了整个思想市场的扩大。由于每一个阵营都需要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从而显著增加了对这两者——特别是后者的需求。
借助以赛亚·伯林关于狐狸与刺猬的比喻，德雷兹内表示现代思想产业对思想领袖这样的刺猬更为有利。刺猬是真信徒与创造者。他们很少怀疑自己的信条，坚定不移地向他人强调自身思想的正确性。这使得他们更可能对党派保持高度的忠诚，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也更容易抵御外界批评。
严格来说，德雷兹内的三个因素并无新意。这三支力量不仅改变了美国思想产业，甚至改变了整个美国政治。它们早已充斥在党派领袖、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的口中，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德雷兹内自己也承认，“如果孤立地看，这些趋势当中没有哪一个是新出现的。……新奇的是，在这个媒体平台不断激增的世界里，这三种驱动力结合在了一起”（81页）。
现代社交媒体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般人摄取信息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报道者和经历者。这天然削弱了由记者和学者所建立起来的专业壁垒。由遥远距离所导致的信息不足，已经被社交媒体的信息过载所替代。面对信息过剩的局面，一般人倾向于选择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世界。这一被强化的社群区分则直接加剧了媒体世界的巴尔干化。每个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在没有反对观点的信息生态系统里繁荣发展”（14页）。在左派的眼里，FOX是谎言的制造机；在右派的眼里，CNN则是假新闻的代言人。令人遗憾的是，媒体的党派倾向确实导致它们在节目的制作中存在系统性偏见，连《明镜周刊》这样一贯标榜自己客观中立专业的媒体也在去年年底陷入严重的记者造假丑闻之中。
这些新兴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跨国科技巨头的发言权。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这一现象催生出了为新思想的产生和推广提供资金的新的捐赠人阶层”（75页）。被捐助的基金会必须体现出与捐助者相一致的理念。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就是这一思路的老牌推手。硅谷的财阀更加激进，他们将一切问题都视为工程问题，奉行技术至上论，迷恋于各种颠覆性的想法，德雷兹内形象地描绘道，“大多数硅谷精英不会把政治冲突看作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而把它看成一段需要删除的错误代码”（79页）。这些新兴捐助人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远比具体事务来的更多。对政治学人而言，这既是机遇，亦是隐患。
德雷兹内的这一观察是准确的，然而他的结论却畏缩不前。跨国科技巨头的威胁性远不如他所描绘的如此温和。同时掌握了资本和流量的数据巨头，更有意愿重新塑造一般人的想法。通过针对性的信息推送和有效的信息筛选，他们已经掌握了引导舆论的钥匙。
《思想产业》英文版 生存还是死亡——公共知识分子的至暗时刻 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跌下神坛。即使是最顽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几乎在所有的主要国家，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都大不如前。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曾经盛行一时的“公知”，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专家到“砖家”，从教授到“叫兽”，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不断加剧。这固然与部分成员不检点的行为有关，但更与现代思想产业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承担了来自一般群众、政策制定者和财阀捐助者的共同压力。几乎所有人都对公共知识分子不满意。德雷兹内将这种不满意主要归纳为两个方向：与现实脱节和忽视个人能动性。
指责公共知识分子与现实脱节，不是什么新颖的说法。学术圈内外早就对这一问题做出过无数的讨论，“很多政治学家都会在文章里像小驴屹耳一样哀叹自己的无能”（126页）。德雷兹内尝试从两个层面回答这一问题。
在个人层面上，德勒兹内指出，与公众的刻板印象不同，“学者们热情地接受了新兴的网络平台，也乐于看到自己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同行评审出版物，可以向一般公众推销自己的观点”（102页）。桑德尔和齐泽克这样的学术明星就是典型的成功范例。德勒兹内批评学术界部分人士对新兴事物的过度恐惧和对年轻学者的压制，他们需要接受“思想产业中的声望等级制度与学界内部独有的等级制度并不完全匹配”（106页）。
在机构层面上，情况则要严重得多。一方面，学术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一整套自我封闭的评价系统，“学术研究机构的专业化使同行评审类出版物的重要性被排在其他形式作品之前”（99页）。对学术机构的内部成员而言，他们不得不接受这套系统的规训，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将论文发表在由同行评议把持的高等级期刊上。学术出版机构通过严格的付费门槛，将一般群众隔离在整个生态系统之外。
另一方面，当代的政治学家集体性地倾向与政治现实保持距离，“专业人士的工作建立在他们所受的训练的基础上，而他们受到的训练是由所在专业的规范和标准决定的。这一思想从马克斯·韦伯的时代起就被学者接受了”（113页）。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韦伯式二分，使得政治学家心安理得地接受与政治现实的疏离。学术研究机构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姿态自然引发一般公众的强烈反感。政治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也使得公众愈发蔑视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学术机构晦涩难懂的文风和行话进一步加剧了学术圈内外的隔阂。
轻视个人作用则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今的政治学界展现出强烈的结构性偏好，“国际关系研究很少关注个体层面的变量，比如领导力，对领导人个体的关注则更少”（142页）。人的主动性被视为影响甚微和无关紧要的因素。简单来说，今日的政治圈相信制度，相信制度比人重要。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财阀捐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反对。他们相信自己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成果，相信自己的能动性，相信是他们改变了世界。换而言之，他们相信人定胜天。
这种激烈的冲突背后，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在现代思想产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将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面对财阀捐助人的压力，他们要么选择屈服，要么选择退缩。
与此相反，思想领袖的地位得到了抬升。思想领袖的具体主张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对自己的主张怀有强烈的信念。德雷兹内表示，今日的经济学家比政治学家更加成功的原因就是强烈的共同信念，“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处于社科金字塔的顶端，是因为他们不会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像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像思想领袖。经济学家们都坚信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最近流动和企业家精神能带来很多好处”（137页）。政治学家虽然有普遍的自由国际主义偏好，但是与经济学家相比，他们缺乏这样强有力的统一内核。德雷兹内的这一观察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不过这倒是可以用来解释今日哲学界为什么如此衰落。毕竟，没有任何学科像哲学一样，如此缺少统一的范式。 难以令人满意的改善方案 到现在为止，德雷兹内是成功的。他成功地描绘出今日思想产业的现状，成功地分析了思想产业的缺陷，也成功地展示了公共知识分子当下的普遍困境。现在，他要杀出重围，为当今的思想产业开出自己的药方。在笔者看来，他的药方却沦为本书的败笔。
德雷兹内认为，当今思想产业受到权威瓦解、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影响。那么，解决的方案也无外乎如何处理这三个因素。
德雷兹内开出的第一张药方，是承认往事不可追：现代思想产业的格局业已形成，所以怀旧派需要放弃幻想，接受这一新现象。
第二张药方就可能显得不那么靠谱。德雷兹内乐观地表示，“塑造现代思想产业的种种力量中，有一些很可能在未来十年里自行反弹。政治权威的公信度几年前跌入低谷，但是如今已有所回升，也开始有证据显示政治两极化趋势有所缓解”（291页）。然而，2019年的德雷兹内可能会后悔自己在2017年的幻想了。事实证明，美国政治的极化不但没有在这两年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的极化也在不断加剧。被他寄予厚望的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更是带头跑路。
第三张药方更是一张空头支票。德雷兹内寄希望于高校和智库这样传统的非营利部门，认为它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更多的捐赠”（292页）。这无疑是美好的设想，但问题在于，德雷兹内压根儿没有指出高校和智库怎样才能吸收更多的捐助。这颇有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风范。
第四张药方亦值得商榷。为了解决政治学界高度趋同化的问题，德雷兹内建议通过“内部种族和性别的多元化”来增加多样性。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政治学界的趋同化指的是学者观点的趋同化。丰富多元化的方式是引入更多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强调种族和性别。
最后一条药方连德雷兹内自己都觉得有些天真，即知识分子的自我监督。“物质回报会使一般的知识分子堕落，但是愧疚和恐惧能够对抗经济诱惑。伴随成功而来的愧疚可以被利用，转化为自我约束。”（293-294页）这可能是一个方法，但这是一个纯然没有客观性保障的方法。一位信赖制度强于人的政治学家，最后的方案却寄希望在个人的自觉之上，不得不说充满了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不过，我们也不该苛责德雷兹内，他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极致，做到了政治学界自由国际主义的极致。作者承认，“美国的学者远比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更加信奉自由主义”（113页）；作者也承认，“虽然财阀阶层的崛起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良机，但这个良机向着更加自由主义的方向倾斜了”（78页）；作者更加承认，“尽管专业性能够确保左倾的学者也能做好研究工作，但政治异质性的匮乏导致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研究者可能会重点关注那些对自由派观点有力的话题，而避开对其不利的话题”（114页）。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将自己圈在自由主义的藩篱之中，不去思考几十年来政治学界的基本框架是否存在致命缺陷。
德雷兹内自缚手脚的做法，加上他圈内人的身份，使得他可能不愿处理这些尖锐的问题。他甚至没有指出，传统学术机构和新兴公共舆论市场背后是两套相互竞争的产业系统。如果我们承认由新兴社交媒体、科技财阀所构建的现代思想市场是产业，那么以学术等级制为主导、囊括了学术出版商的传统学术市场更是一种产业。这绝非简单的封闭与开放之争，它是两套产业对主导地位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德雷兹内指望传统学术机构向现代思想产业靠拢，意味着传统学术机构主动放弃自己的主导地位，成为现代思想产业的附属物。
与此同时，德雷兹内总是倾向于淡化问题的尖锐性。他写道，“学术研究机构这种左倾的趋势未必会导致学术研究也带有政治偏见，至多也就是像武装部队军官的右倾倾向损害到军民关系那样”（113页）。这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辩驳。一方面，如果事情真如德雷兹内所轻描淡写的那样，那么历史上那么多的军事政变可能也只是调皮的游戏。直至今日，军事政变都是政治现实中无法忽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不可能在整个过程中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切割出去，这是对人性和逻辑的严重挑战。政治学家在面对不利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数据时可以保持诚实，但他们的偏好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焦点和路径偏好，从而动摇政治中立的根基。
德雷兹内没有注意到，导致今日美国政治极化和权威瓦解的主要因素，绝不是美国人周期性的反智主义。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身上。这不是统计学上的波动曲线。自由霸权的衰弱才是真正的原因。自由国际主义与政治现实的愈发脱节，导致政治学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不断削弱了公众对学界的信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这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亦是这样，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更是这样。正如伯克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政治是实践性的，理论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的情况：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是正确的”（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1,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228）。
总而言之，德雷兹内的《思想产业》是一本很好的观察日记。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素养揭示出当代美利坚思想产业的现状和困境。然而，这也只是一本观察日记。德雷兹内并未成功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将自己局限在政治学界的同温层中。他不得不寄希望于盲目乐观主义的心态，展现了当代美国政治学界的自我困境。
丁毅超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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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产业》读后感(五)：李公明丨思想产业中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市场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当我翻开美国学者丹尼尔.W.德雷兹内的《思想产业：悲观主义者、党派分子及财阀如何改变思想市场》（李刚、邹婧雅、谢馥兰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却是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原著出版于1987年，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似乎在这两本书之间有一种前世今生的因缘。雅各比在书中开篇就重提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年提出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之问，他感慨的是曾经支撑美国公共思想、在咖啡店里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大树凋零，年轻的知识分子甘愿匍匐在学术生产体制之下，面向专业同行而背对社会与大众。他呼唤重建公共思想文化的颠覆性力量。在今天重读雅各比这本书，看他如何描述年轻的一代学人如何屈从于校园生产体制的诱惑与约束，真是深有所感。雅各比曾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是他首创的，但是他无法预测的是这个词在不同国度的舆情语境中所遭遇的变形，更加无法预见21世纪的到来所催生的“思想产业”的全球性景观。德雷兹内在他的《思想产业》中有几处引用了雅各比关于独立知识分子的消失与校园知识分子退出公共思想舞台的论述，显然他也是认同这些“前世”论述的真实性。但是与雅各比完全不同的是，德雷兹内要召唤的“今生”不是怀旧的情感或延续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而是力图通过对新晋的知识群体的全方位描述而呼唤和论证的现代思想市场时代。
德雷兹内的研究专业是国际政治学，他所论述的思想市场和思想产业主要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切入，但又不局限于这个领域。从全书的论述结构上看，主要内容分为思想市场的形成以及塑造新兴思想产业的系统性力量、现代思想产业的出现如何影响了思想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思想产业作为一个市场的运作状况及其前景等三个方面。他的论旨似乎就是为了回应30年前雅各比在他书中的描述：公共知识分子的退位反映了公众自身的重组，知识分子转变为专业性的，思想在大街上和广场上消失……他描述的新图景是取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新晋群体被称为思想领袖，当代思想的生产与传播按照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产业模式来组织与运营；虽然这种思想产业不乏负面的内容，但是它信心满满、雄心勃勃地传播乐观的思想，满足了社会对新思想的渴求。在论述中，作者时常会把自己在现代思想市场中的个体经验融合进来，似乎一方面是对自己在思想产业所作贡献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批判思想产业的负面因素时免于“酸葡萄”的指责。
从思想的生产角度来看，必须搞清楚的是三个核心概念：“思想市场”、“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在该书的“引言”部分对这三个概念均有简洁的说明，虽然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完整定义。关于“思想市场”，作者指的是与外交事务相关的众多知识产品和观点意见（这些观点意见来自学者的著作、智库的评估报告或某位知名战略家在重要论坛发表的演讲等等），以及决策者和公众对这些思想观点的接受程度，作者的研究主题就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市场的变化。这个思想市场的现状在作者看来无疑存在很多问题，但最起码它还是存在不同的声音，国家利益主义无论如何喧嚣也只能是其中一种思潮而不会是垄断一切的思想前提。在政治极化、思想撕裂严重的时代，思想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不是以思想压制撕裂或遮掩撕裂，而是引领撕裂走上有意义的思想对话之途。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理论秉持着结构主义分析视角，认为国际关系下的大格局问题完全都是有结构性的力量决定，个人的短期因素无足轻重。但是政治决策者对这种分析视角不会有兴趣，他们只想看到短期的、有效的对策究竟是什么。如果从美国的外交政策“思想市场”跳回到我们可能更为熟悉的智库或“国策舆情”概念，两者之间当然有根本性的区别，而且相比于思想舆论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我们对于影响外交政策的舆论场域恐怕更加陌生，作者在全书开头所论述的奥巴马和特朗普在上台后所遭遇的思想市场对他们外交政策的强烈批评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虽然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思想领袖”如何在思想市场上名列双收的盛况在我们看来也并不陌生，但是国情语境的根本区别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市场”距离真正的市场还有很大距离。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作者指的是那些有学术造诣并能够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发表评论的专家，他们揭露伪装成智慧且被广为接受的陈旧思想，批评那些兜售有害政策产品的人，他们对思想市场最大的贡献是揭穿皇帝新衣的真相。讲到这里，顺带要说的是那个揭穿皇帝新装的小孩在思想产业的时代早已没戏了，因为在新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再也不是被骗子愚弄，他本身就是要愚弄天下的骗子，并不存在的新装已经成功地被思想产业包装为一种新的时尚。在新的童话中，小孩已长大成人，懂得有时只能在围观中吃瓜。至于“思想领袖”，这个概念出现得相当较晚，据作者说到2012年这个概念的使用量已经大大超过“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我对此持有怀疑，因为他依据的仅仅是网络上的一个数据。作者说，“就本书的写作目的而言，思想领袖是知识的传道者。思想领袖们打造他们自己的单一透镜解释世界，然后劝说听力所及范围之内的每一个人相信他们的世界观。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都参与智力活动，但是他们的行事风格和目的不同。公共知识分子对许多事物均有相当了解，能够指出知识骗子。思想领袖了解一个宏大的事物，相信他们的重要思想将会改变世界。”（12页）那么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的使命是怀疑、批评和揭露，后者则要别人相信自己。说到这里，作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而特朗普则是现存的脸皮最厚的思想领袖。”（同上）德雷兹内对现任总统可是一点也不客气，尽管实际上特朗普很难说是思想领袖。在这里已经说到了该书中不断谈论的那个话题：要做一个成功的思想领袖，脸皮一定要厚。那么，在原来的知识分子和校园学者之中是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成功地被思想市场选中为思想领袖呢？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喜欢和能够以谦逊的方式自我吹嘘、在公共演讲中敢于提出完全没把握但又大胆的预测、在与市场的讨价还价中敢于开出天价、善于把学术语言中的严谨和审慎彻底过滤、坚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自信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成功者必不可少的标配——其实也就是“脸皮一定要厚。”
作者认为虽然公共知识分子与思想领袖的区别不可能那么清晰，有些人也可以一身二任，但是从认识思想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是由必要的。因为现代思想市场已经变成思想产业，这个产业对思想领袖的选择、回报以及在整个知识阶层中引发的心理变化，都足以使被选中的思想领袖与先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了根本上的区别。在思想领袖的工作日程安排上，充分折射出美国“大思想”(Big Idea) 活动的熠熠星光：为推出思想家权力榜而举办的庆典、顶级专家咨询会、豪华巡回演讲、全球瞩目的TED演讲、研究所全球会议、高级经济论坛、思想俱乐部……在思想领袖们的身影背后的是蜂拥而来的媒体机构和富豪粉丝，以及他们暴涨的天价出场费与个人财富。而那些仍然以批判为其精神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便仍有自己的市场，但是其影响力以及人生境况与思想领袖相比无疑差距甚远。作者在书中引用了戴维·布鲁克斯的一句话，很能说明某些知识分子进入思想产业时代的前后变化：“从前，知识分子视思想为武器，而如今，他们更倾向于将思想看作一种资产。”（49页）从批判世界武器到进入市场的资产，的确非常形象。
德雷兹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和论述的是，从思想市场到思想产业的变化归因于三种相互交织的趋势：权威公信力的下降、美国政治的极化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前两个趋势不难理解，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与思想需求的关系就值得多谈一点。作者先后多次谈到这种现象：经济的极度不平等是造成思想产业化的重要基础，人数极少的财阀富豪一旦对政治与思想感兴趣——实际上由于置身于非权即贵的精英社会，这是比较容易产生的兴趣，就会产生在思想市场上显示自己影响力的强烈欲望，“也想听听有趣的思想家们的想法”，方法就是赞助大学、智库、思想研究机构、媒体机构和各种“大思想”活动，直至创办自己的大学、思想沙龙以及传播网络。在我们看起来有钱就是任性，实际上他们有些人也真的有一种要对公共政治与现代思想作出贡献的真诚愿望，也有人则是把思想平台看作是从商业王国延伸出来的附属领地，在这里圈地跑马既是一种高雅的兴致，也未尝没有以思想之名抢注未来商机的战略远见。当然也有人赞助思想产业不仅仅是要推出自己的利益代言，更大的野心是不满足于商业领袖的名片，要在湖光山色、谈笑风生之间为自己打造“理想主义者”、思想领袖乃至思想教父的光环。更进一步的分析是，“成功的企业家们相信，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也就是说，财阀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动性。他们不会耐着性子听不如自己有钱的学者发表不同意见。此外，很多慈善家都喜欢用钱影响思想市场。如果他们坦诚的话，政治学家可能会告诉他们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和积极分子基金会的影响力被极力地夸大了。不过这么做无异于对财阀说他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这是亿万富翁不想听到的。”（144页）反过来说，对于很多在内心一直寻求成功之途的知识分子来说，“取悦赞助人的迫切想法对思想的内容和思想的提供者都产生了影响。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高塔姆·穆昆达所说，一小拨财阀就能对公共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穆昆达的原话是：“一个强大的集团能奖励赞同者，也能惩罚反对者，这种能力也扰乱了思想市场。这无关腐败——信仰本来就会随着利益改变。……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服务于最有权势的群体，进一步加强该群体的权力，形成恶性循环。”对于富人来说，可以享受到的精神快感就是“你永远不会听到有人对你说你大错特错。”（80页）在这种思想市场中，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在思想产业领域里，思想领袖们彼此竞争，以求得到富有的捐赠人的赏识” 。（77页）这样的财阀和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难道我们还陌生吗？而“信仰本来就会随着利益改变”这句话就更像是对某些知识分子心灵的洞察。
既然谈“思想产业”，该书第一章的题目就是“思想重要吗？”作者要说明的是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思想市场。他首先以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关于发展援助的经济学思想及其大规模的计划实践为例，说明思想仍然很重要，以及分析思想市场的形成原因也很有必要。重要的是在这个例子中他分析了分别来自现实主义、失败主义、民粹主义和怀旧观点四个方面的对思想力量的质疑，从中可以看到对待思想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自身逻辑及所持的事实依据。这些逻辑与事实依据在我们看来当然是非常美国化的，假如在另外的语境中则可能完全是另一种逻辑和事实依据；在那种语境中，思想的重要性只取决于决策者的看法。关于思想的重要性当然可以有各种角度的思考与回答，但是当我们的讨论面对的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和重大政治决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或忽视了哈耶克的相关论述。虽然这看来与德雷兹内讲的“思想市场”有着历史语境上的很大差异，但是对于我们从自身的语境中思考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对那些动辄倡言反对市场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反对的，认为他们或者只是热衷贩卖观念，或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表现出无知。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思想观念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是认为人类社会必定会受到思想力量的指引，对此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就说得很明确，他指的主要是政治哲学家的观念如果通过广泛的传播成为社会的公共思想财富的时候，哲学观念就会引导社会的发展。要理解他这一观点的前提是要明白，他所秉持的是主观主义的社会研究视角，认为是人们所相信的观念决定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性质与行为，因此他既不认为纳粹德国是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也不认为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特殊蛊惑能力，纳粹极权主义得以实施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他忧虑的是在普遍错误的思想观念引领下，人类社会走向倒退、走向衰亡。因此他把批判那些乌托邦式的、虚假的、邪恶的思想观念视作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逃避的责任，这也是韦伯所言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志业。从思想的力量到思想者的责任，哈耶克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与“思想产业”中的领袖们完全不相同的思想者的画像：他不是挥舞着道德主义或意识形态大棒的批判者，而是以尊重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和法治精神为原则的思想观念的批判者。虽然今天的知识分子世界早已不同于他所处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也不断经受挑战和变化，而且哈耶克所批判的那种在否定自由市场的同时包揽平等与福利的集体主义体制实际上也名存实亡，但是基于上述原则的思想者声音仍然是社会最应倾听和思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产业”的确应该走出自己的道路——重新思考个人权利与集体福祉之间、市场法则与权力支配之间的真实关系。
德雷兹内作为进入了思想产业中的学者自然有较为明显的倾向性，认为思想领袖的崛起显示了人类天生是如何处理思想的，对于某些批评思想领袖的言论也时有反驳之词。但是他同时指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需要分析并批评受欢迎的思想领袖。如果要从假行家中过滤出优质的思想者，公共知识分子必不可少”（17页）；“当宏大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知识分子离掌权者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尤其需要接受审查。官员非常可能利用或滥用思想市场”。（18页）政府利用和滥用思想市场的例子可谓多矣，作者马上举出了布什政府对民主和平论以及实用政治辞令的挪用和滥用。但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权者不会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而利用思想，有些知识分子也会出于为权力服务的目的而渴望那样做。”；“在20世纪，当知识分子离权力近在咫尺的时候，他们为最令人发指的行为提供正当理由。”(19页)在这里德雷兹内提到几本关于20世纪知识分子犯下政治罪行和暴行的著作，其中一本是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不负责任的心灵：政治中的知识分子》（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2001.中译本书名为《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2010年）。在里拉看来，判断一个知识分子的最根本标准就是看他对待政治暴力与体制暴政的态度，这些都很值得我们重温
作者在这本“思想产业”中安放了不少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所有人都有的人性的弱点，如统治者必定是以权力为最大原则、财阀必然会附庸思想市场的风雅等等。而作者最了解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心病，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要么是痛恨自己与财富、成功和名望无缘，要么是名利双收之后陷入深深的愧疚。”（293页）其实，能够有“深深的愧疚”的成功者恐怕已经很少有了。还有另外两句话也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命运之镜：“要么作为英雄死去，要么苟且活着，直到目睹自己被逼成恶棍。”德雷兹内说这句话稍加改动，也适用于思想产业中的知识分子：“要么在默默无闻中高贵地死去，要么苟且活着，直到目睹自己沦落成思想市场中原本最让你厌恶的那种人。”他接着说，“笔者（至今）没有作为无名之辈死去，因此多多少少见证了这个堕落的过程。”（294页）看起来这起码是一种诚实的态度。
最后，他还是对思想市场的发展寄予了希望，从而提出了三条改进现代思想市场的指导原则：第一，要看到现代思想产业的缺陷和优点，要相信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第二，塑造现代思想产业的各种力量都在变化之中，会有利于思想的真正发展；第三，为迎接思想产业即将发生的变化，知识分子必须有更加深刻的自我认识。总之，“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智库成员以及私立部门的分析师了解到思想产业的现状，他们或许也会放弃短期的巨星荣誉，转而选择长期的持续性。这一选择既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有利于整个思想市场。”（299页）但愿这也是我们有望看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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