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家书》是一本由[美]约翰·杜威 / [美]爱丽丝·Ｃ.杜威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杜威家书》精选点评：
●译的不错 但内容就那样
●“事实上，学生们最容易向我问到的问题是:‘我们所有关于永久和平和世界主义的希望都在巴黎破碎了，这已经说明了，强权就是真理。强国总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牺牲弱国。那么，难道中国就不应该将军国主义也纳入我们的教育体系吗？’”（p174）近代上国美梦破碎，自信力被撞走，却未想这种自卑感会持续一个世纪以上，甚至当代自欺愈演愈烈。创伤难平，“真理”坚硬。想到百年前，杜威因民间学生运动对公众及国家的变革力量而称赞“中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便顿觉无言。现在，到底什么才是“了不起”呢？曾羸弱的古国已日趋强盛（但也可能是时代变化的投射），却在不断要求他人（国）的承认与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痛快中，逐渐消磨着几千年的脊梁。（maybe）
●拿到书2个月，才读了不到10页，前几节让人有些提不起兴致。最近一下子读完了：日本部分，作者的注释是亮点；中国部分，说实话因为对近代史不太有兴趣，只是在课本上读到过军阀割据和五四运动。学生时代的读书多以应对考试为目的，而现在再怀着兴致去读第三方的一些描述和见解，有豁然开朗之感。
●敏锐如杜威，他者视角下的近代中国～
●1919年在日本初春后79天，由涩泽荣一邀请在东京奈良京都镰仓等地演讲考察，对日本戏剧和艺术家有观察，日食特点尤其是服务之好认为是最文明的国家，日本是面子工程专家，观察到民主制氛围浓郁而传统势力也强大，过快发展和资源贫乏导致两股势力对决将撕裂政坛，批判美国达到遏制自由主义的目的；期间的三一运动是朝鲜国王死亡掀起的游行。5月1日到中国，受到留美委员会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史量才等欢迎，了解五四运动，后见到孙中山，分析日军图谋中国，强行借款和采煤等经济控制中国在张网，而英德只顾自己；圣约翰大学学生与校长冲突，杭州城墙正在消失和失学儿童多；南京贡院也正拆中，北京的颐和园碧云寺和学生游行，尘和灰多干，是蜂箱社会，清华学校北京饭店协和医院北师大初起崭新，巴黎和约未签字消息，8月去南开，保守主义是智慧和辩证。
●1919到今年正好100年，很多东西其实没有变。日本人的表面功夫还是做得那么精致，中国依然是个落后与希望并存的国家，偷拿城墙砖块的行为也不过是换了个名字叫“薅社会主义羊毛”。杜威描述了在大火中抢救天皇画像的小学老师的形象，并把他们称作是“这个国家最狂热的爱国者”。一瞬间这个形象和《远山淡影》里绪方爸爸似乎重叠了...
●日本部分基本是逛街看戏演讲赴宴，写得安逸舒适平常，谈及日本人讲礼节爱干净细节有趣；中国部分正赶上五四运动风雷激荡，加之当时中国遍地实用主义拥趸，杜威的识见与智慧就显露出来了，史料价值更高些。由于是与夫人合写的家书，风格颇有杂糅，但根据内容甄别分辨作者也蛮有意思。
●杜威和夫人的家书另一个角度看待1919年的日本和中国，一个等待变革和另一个正在变革的国家，受到德国与美国不同影响。书信的类型，写的平实流畅有趣，特殊的五四时期。谈当时中国的教育现状，人民状态，社会关系，以及一战胜利时，据签巴黎和约的往来国际关系。
●中国部分更有意思些
●杜威还是很有远见的。
《杜威家书》读后感(一)：《杜威家书》：一份迟到了百年的时代见证
1919年5月1日早晨，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上海的寓所里醒过来。三天前，他和夫人爱丽丝·杜威刚刚在日本搭上“熊野丸”号邮轮，经过两昼夜的航行，于前一天抵达上海。这一天，杜威继续给美国家中的子女们写信，讲述自己的东方见闻：
“我们在中国睡了一晚，但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整个中国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将上海和底特律、密歇根比较了一番，除了没有那么多的烟囱外，也描述不出来太大的差别。不夸张地讲，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了，但是我还没有领会到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
《杜威家书》读后感(二)：文化观察的视角——《杜威家书》小札
1919年10月20日，杜威60岁生日，恰逢孔子生辰。北京教育界为杜威举行了盛大的生日晚宴，蔡元培有言：“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全集第三卷P349）。后来，杜威博士甚至被称为“西方孔子”。时贤君子期之以孔子，大概与中西体用观念有关，也因为杜威本人明显的温文儒雅的气质和他的人道主义关怀。这在《杜威家书》中有颇多体现，在日本不忍坐人力车（P5），赞美日本的观众“敏捷而智慧”（P18），感激日本民众的友好（P20），在中国则是看见贫困的儿童而生“给他们建运动场，给他们玩具，教他们游戏”的念头（P177）。
这会被认为符合中国传统的忠恕之道。
但不仅仅是文化之道，也是改革之道，1919年的中国还没有急速左转，人们面对糟糕时势还抱着“改良社会”“教育救国”之类的理想而努力。是故杜威博士在中国大受欢迎。胡适之在杜威离开中国时候写道：“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被他看做一个中段……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这种“忠厚宽恕”乃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温和态度。杜威在日本时即已感慨：“任何国家都是有悠久历史的，生与死就如同树上叶子的生长与掉落，而每一个个体的重要性都仿佛一片叶子一般，旧世界与新世界，不仅仅是相对的，它们就像任何东西一样是紧紧连在一起的。”（P21）作为受业弟子，胡适之对乃师的理念总结的很是精准到位，自己亦秉持终身。
几十通的家书非常好看。杜威夫妇笔触温软，细致入微，读者可注意到很多有趣的细节，更可注意到中日之间的不同。而在普遍意义的“文化”认识之下，杜威以哲人的敏锐，透视人们和时代精神的转变。
日本此时乃承平之世，大地震未至，经济危机未起，整个国家蒸蒸日上。杜威夫妇注意到的是人们的礼貌友善，食物的精洁，历史古迹保存之完好，艺术之细腻充满道德感。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中国则是另外一副模样。百年之后读之，仍不能不为之气塞。中国极度贫困（P171），中国的气候则是干燥、尘土飞扬（P203），中国人拖延，总是相互瞒骗（P184），中国的家庭没有组织与计划（P188），中国的官僚之风特别严重（P181），到处是官僚制度的腐朽残渣（P205）。中国人的口头禅是谁知道呢（P160）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P168）。中国人心灵太软弱（P179）。
日本在稳定社会表象之下会有急剧的精神变化，接下来数年会有激进的社会变化（P106,不幸言中）。天皇成为统一而现代化日本的象征，但是这种崇拜成了压在他们背上摆脱不掉的东西（P144）。可能因为不堪重负而崩溃（P263）。
杜威到达上海滩的时候，也不会预料到自己这么靠近时代风暴的当口。大时代风潮鼓荡，人处其中，若亲与其事，常会有身不由己之感，从旁观者角度观之，又别有一番滋味。从家书观之，前所言哲学的关照在中国并没出现。中国“老大帝国”之遗存太浓，需要革新，也当以此次运动为涤荡之契机，重新培育人们的道德感。这种席卷的态势让人着迷，让人仿佛看到了世界的巨大改变，故有“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万花筒”（P222）之叹，继而赞叹青年学生少男少女的伟大（P250）。
附：
家书颇多语焉不详处，毕竟对中日社会的了解多赖直觉和听闻。本书译注很细致，可见刘博士之用心，惜乎似特重日本部分，中国部分则恐未遑翻检史料。笔者不揣鄙陋，依原注风格，略为考索，供各位参考。
0）P164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宜用后来词翻译。
1） P170中国人简直就会像他们当初对待传教士那样对待日本人。
按：此处指义和团。
2）P187我们有一天去参观据说是中国佛教圣地之一的寺庙时，有人给我们介绍了一幅中国最卓越的书法家的摹拓本——这些字是好几个世纪前根据他的字迹刻写在这些岩石上的。
按：此处指南京鸡鸣寺，山门牌坊后照壁，怀仁集王羲之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3）P251袁世凯计划成立的时候，他的儿子伤到了自己的腿，他听说温泉会有助于他疗养，于是有一位官员为他修了这条路。
按：此处当指北京昌平小汤山温泉。
4）P265 他因为一个不算好的机缘被国会任命为蒙古的军事首长
按：总统徐世昌非常赞成派徐树铮筹边，以调虎离山。
5）P272 北京，7月19日 我见到了满洲皇帝的老师，一位英文老师——还有三位中文老师。他做这份工作已经三个月了。
按：溥仪老师：陆润庠（1915年卒）、陈宝琛、徐坊、梁鼎芬。英文教师——庄士敦，1918年受聘，1919年2月始任教。实际上到此时，他做工作差不多五个月了。
6）P289 这位“前财政总长”当指陈锦涛，1901年赴美留学，初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和社会学，获得硕士学位。继而入耶鲁大学，转攻政治经济学。因牵涉炼铜厂受贿案以贪污受贿罪名被捕监禁，1918年5月，才以“无坚确证据”而获特赦释放。心灰意冷，无怪乎与杜威博士大谈鬼魂也。最后所述影壁，不独与鬼魂有关也。
《杜威家书》读后感(三)：杜威家书 一份迟到了百年的时代见证 刘幸
1919年5月1日早晨，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上海的寓所里醒过来。这一天，杜威给美国家中的子女们写信：“我们在中国睡了一晚，但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整个中国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
多半是因为舟车劳顿，5月1日的这封家信写得并不长。这一天的杜威大概也绝难料想，从那时候起，他将要在这个“还谈不上什么印象”的中国滞留长达两年零两个月，行遍十一个省，在各地举行大小两百余场演讲。杜威将带动着实用主义思潮，尤其经过胡适等人的发酵，席卷整个中国的教育界和思想界。老一辈的蔡尚思先生曾回忆说，当日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无不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在于，杜威本人在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断延长这趟计划外的旅行，并最终使之演变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谈得很少的。原因之一是杜威等当事人亲自回顾这段历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不足，仅存的那些又往往流于面上的客套话。这种不足一定程度上源于疏忽，因为杜威滞留中国以及日本期间其实留下了丰富的书信材料。只是这批书信一直没有汉译本，久而久之便湮没了。
日本之行
集权下臣民的重负
事实上，刚到东京，杜威夫妇就开始用书信给子女们介绍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东京的喧闹、女儿节的人偶、商店里的周到服务、壮丽的富士山和秀美的日式庭园，都被杜威一一记在了笔端。还有日本人接二连三的鞠躬，让杜威连连赞叹这个“奇异得近乎一半都是魔法的国度”。
日本朋友是以高规格招待杜威的，杜威也投桃报李，精心准备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讲，这就是后来他的名作《哲学的改造》一书的雏形。在3月5日的家书里，他开篇就说：“我现在已经举行了三次演讲。他们真是很耐心的民族，还有很可观的听众，大概五百人左右。”可是根据记载，杜威的第一讲，其实到场了一千余人，可见人数是逐次减少的。将杜威的在日演讲形容为高开低走，只怕并不为过。明治以来的日本，效法的是德国，思想学术也是唯德国马首是瞻。杜威所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第一次试图融入日本的时候，折戟沉沙了。
不过，更让杜威感到忧虑的是高度集权的天皇制下，日本社会中的隐约可见的压制和束缚。杜威明确地感知到，明治维新以来狂飙突进的日本“如此迅猛地跻身于第一流的国力，以至于在许多方面都毫无准备”，因而不得不搬出天皇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且现代化的日本的象征”，但这种天皇崇拜，又反过来“成了压在日本人身上摆脱不掉的东西”。譬如按照当时的《教育敕语》，学校要培养的是为国尽忠的“臣民”，因此许多师生甚至为了救下火灾中天皇的相片而牺牲。面对这样的故事，杜威在家书里写满了愤慨。
杜威的这次东半球之行，原本谈不上什么周密的计划。爱丽丝患有抑郁症，杜威想带妻子出去散散心，恰好又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休假，索性便走得远一些。他早些年结识的一些日本朋友抓住这个机会，请他到东京帝国大学讲学。杜威原来在美国的学生，此刻已经是中国风云人物的胡适、陶行知、郭秉文等人获悉了这一消息，也延请杜威趁此机会到中国一游。
杜威的日本之行只有两个月。就在他刚刚熟悉起日本的方方面面时，他又和妻子来到了中国。
亲历五四
今天的新闻是拒签巴黎和约
在到中国后的第一封家书里，他就说：“我饶有兴趣地想要知道，在这个真正意义上非常古老的国家，人们是不是也像在日本一样大量讨论 万世一系 。”所谓万世一系，指的正是天皇制。当时的中国人显然没有那么重的精神包袱，反而让杜威觉得“很有人情味”。和善，爱笑，这是杜威对中国人的印象。
但这种和善的反面，又往往近于犬儒。1919年的中国，北洋政府当道，谁也不知道国势将走向何方。杜威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人的口头禅就是“谁知道呢”。犬儒的精神之下是涣散。走在南京街头，杜威眼看着无数没有学上的孩子，长着一张张老成的脸，无所事事地晃荡在街头。谈及此事，他在家书里流露出的那种痛心感，到今天都格外扎眼。如果说日本是一个极端，那中国未免不是另一个极端。
就在这个当口，一件改变中国近现代史轨迹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刺激了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矛盾。5月4日，众多学子聚集天安门，打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随后各界响应，罢工罢市，终于促成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只是五四当天的游行活动，更是一个长达数月的连续事件。从5月12日，杜威第一次在家书中谈及北京的风波开始，之后的家书里，他就持续不断地关注着运动的走向。
北洋政府的压制和普通民众的淡漠一度让运动走入低潮，但杜威始终坚信学生们的韧性。果然，这一次学生们以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民族的重任。6月，运动进入高潮。杜威夫妇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拒签条约、保障自由。杜威在家信里说，“学生们曾经钻研过日本的进口商品里有哪些可以不借用资本，而直接用手工劳动来代替。等他们钻研成功之后，他们就去商店，告诉大家如何制造，如何贩卖，同时还发表演讲。”而后，北洋政府又实施了大规模的逮捕，甚至一度将北大校舍变为临时拘留所。但学生们全无畏惧，纷纷向学校涌来，“并且加强了四处演讲的活动…北京当局不能再拘捕更多的学生，只好驱散深深受感动的听众”。杜威就敏锐地感觉到，“总体来说，警察的溃败已经是注定了的”。
不久，天平果然开始向学生一方倾斜。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罢免令公布。各界人士继续抗争，终于使得驻巴黎的代表团28日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7月2日，杜威极其兴奋地在家书里写道：“今天的新闻就是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这条新闻真是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
与华情深
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
“你们想象不到，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毫无疑问，当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美国应当感到羞愧。”杜威在家书里感叹。
“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昂扬的姿态让杜威看到一种全新的国民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发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慨：“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和中国的感情日益浓厚，他看到了自己长期以来倡导的“民主教育”在这片东方大地上生根发芽的可能。由此，他才推迟了返美的时间，积极投身到在华的讲学中去。
1920年，杜威的子女们将这批家书整理为《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出版。杜威的女儿在序言中说：“中国此刻正在为统一而独立的民主制度而斗争，杜威夫妇也沉浸其中…他们两人都在演讲、参会，热切地将一些西方民主的实情传递给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反过来，他们也享受着一段美妙的体验。他们将这段体验视为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大丰富。”
杜威一生勤奋而高产，这批逐日写成的家书合计十余万字，忠实而细致地呈现了杜威在这趟东亚之行中所经历的思想转折，更有无数鲜活的历史细节，在今天看来尤显珍贵。无论是供一般读者了解百年前中日两国的风貌，还是供专业学者研究当日的政局、教育或社会舆论都颇有助益。
可惜的是，这批书信材料虽然早在几乎一百年前就面世了，但主要还是在英语世界里流传。在日本，偶见学者引用，但没有日文译本，大家多是淡漠视之。70年代，台湾有位王运如先生编译了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章节。受制于时局，此书的影响极为有限，如今甚至连原书也不易见到了。
今天，当这批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次完整地进入汉语世界后，我们仿佛可以随着1919年杜威夫妇那风尘仆仆的身影，重新回到那个激荡人心的五四时代，感受到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迸发而出的民族感情和时代强音。
刘幸
2016-09-10 01:10:21 来源: 新京报(北京)JohnDewey
《杜威家书》读后感(四)：中国和日本的反差，杜威百年前怎么看？(《纽约时报》)
你走进寓所附近街角的一家普通的面店，尝试了三种面，汤里放了荞麦，配上炸虾。窗外，电灯照得路上很亮。你由衷地感叹，这里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家店，却比任何一家最好的美国餐厅还要干净。这个国家干净到你觉得可以在任何一处的地板上吃东西。你发现在这个国家礼节是如此的普遍。在给远方孩子的书信中你写道，“等我们回国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礼貌得你都不认识我们了”。
而在不远的邻国，工厂早晨六点就开始工作，但依旧无法吸纳足够的工人。钢铁厂非常萧条，煤和石油工业也没有发展。这里的人们没法建设铁路，到处都在燃烧木头，整个乡村都在枯萎因为到处都被砍得光秃秃的。
这是1919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妻子爱丽丝(Alice C. Dewey)在他们的日本中国之行中记录下来的情景。作为美国近代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杜威当时已对美国以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很大贡献，同时他也积极推荐社会改革，倡导民主政治理想。这些都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有过重大影响。
杜威夫妇本来准备单纯去日本旅行，但是在他们离开旧金山之前，收到了来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电报，邀请杜威到几个地方进行学术访问。而在得知杜威在日本访问的消息后，杜威的几个中国学生，包括胡适、蒋梦麟给他们在哥大的老师写了邀请信。杜威夫妇在结束不到三个月的日本访问之后又抵达了中国，然后他们改变了原有的1919年夏天返美的计划。杜威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一年的休假，在中国考察演讲，足迹踏遍当时的直隶、山西、山东、江浙、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杜威夫妇沿途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讲述这次东方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1920年，这些信被整理成书发表，题目就叫做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从中国和日本来的书信）。在长久的一段时期，杜威和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都是被官方批判的对象，再加上本身非学术性的题材，这本书信集一直没被重视，而直到今年才第一次被完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中文版名为《杜威家书》。
首次对中日两国进行访问，杜威夫妇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两国发展的差距。自明治维新至1919年，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杜威感叹“全日本都在谈论民主”，日本新晋百万富翁们在热衷创办学校以“满足人们职业方面的需求”，东京剧院里面的观众“几乎与巴黎的观众同等专业”。同时日本也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比如让杜威夫妇感到兴致盎然的木屐、瓷器、漆器、艺妓、女儿节等艺术和风俗；日本整个社会干净、礼貌、认真。杜威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下雨天商店给顾客准备了鞋套，糕点被做成粉红色的叶形用去年的樱树叶包裹着。而中国留给杜威夫妇的最初的印象无疑是暗淡、令人失望和愚昧落后的。在杭州，城墙以反满为借口拆掉了，贫穷的人们私自拆下墙砖来贩卖，或运到家里备用；儿童严重缺乏教育，在杭州这个当时人口30万的城市，给孩子开设的学校却不足一百所；童工使用泛滥，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中国人的普遍状态是浑噩和麻木的。杜威说，中国人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还有“糟糕透了”。“他们不会去解决问题，只是很自然地把弱点和糟糕的地方都暴露出来，然后及其平静而又客观地说，‘糟透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毫无疑问，中国人的自豪感消失了，”杜威写道。
但是杜威夫妇越是到了这次访问的后期，对当时两国的社会运动、时局动荡有着愈加深刻的洞察和阐述，杜威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对中国社会了解的深入，杜威夫妇感受到在表面的浑噩后面，中国当时的社会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暗流涌动的，各种力量和思想在角逐，整个社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反观日本，这个东亚岛国也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平稳进步，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盛行，人们以“爱国”的名义实施暴力。而杜威也预见到，在日本侵占下的中国，相似的势力也将在暗中崛起。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的时候恰逢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将近一个月以后杜威到了北京，见证了学生们的努力，“数百学生在这里接受训练，然后走出去进行演讲”，“单单在北京这一个地方就有大约一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大学已经变为监狱，到处都是军营，在外面贴有一张告示，说这里就是那些以演讲扰乱和平学生的监狱”，“好几百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中出来，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为在街头演讲而被投入狱的男同学”，“你想不到，没有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杜威在信中写道，“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是伴随着艰辛的。”
杜威的中国之行恰逢中国教育界积极探索救国之路的时代背景。此时，新文化运动还在进行。在他的学生的陪同下，杜威在中国多处高校和学术机构演讲，包括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杜威在北京及中国各地的讲演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验逻辑等。杜威在中国各地巡回讲学，系统地宣传了实用主义哲学，这在当时五四运动思想解放背景下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杜威的讲演词被编卷成册发行，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1921年7月，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写道：“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这本《杜威家书》在过去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大陆在195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哲学上，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政治思想上，批判胡适“反共反人民”；历史观上，批判胡适企图否认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由于胡适的哲学思想基础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同年，中国官方对杜威先生的批判也骤然升级。1954年12月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三点建议》中说，“杜威所说的‘有效即真理’，不外就是‘强权即公道’。因为对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被认为最‘有效’的就是横行霸道。此所以实验主义是最反动的哲学思想，能够在美国吃香。此所以宣扬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外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甚至杜威的学生，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也在此形势下批判自己的老师。1955年5月，陈鹤琴在江苏为高校教师做了演讲，题目名为《批判杜威反动教育的哲学基础——我向资产阶级大骗子杜威回击三枪》。陈说道，“陶行知先生和我自己，都曾经受了杜威的欺骗”，“这是一种否定了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反动理论，和今天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大陆在1970年代末期才开始重新审视杜威的哲学，但是由于此书在体例上属于书信集，日后并未被收入学术性更强的英文版的《杜威全集》，自然也没有出现在2015年全部完成的中文版《杜威全集》中。
本书的译者刘幸在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注意到不少日本学者都曾在论文中援引过杜威和妻子的这本书信集。他发现台湾曾经在1970年出版过一个名为《中国书简》的摘译本，但没有再版，读过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决定完整地翻译这本书。
刘幸说目前中国对杜威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一种“影响—接受”的叙事模式中，即杜威有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如同师长般单向地施与影响；中日两国教育界则如学生一般，单向地接受影响。但是，如果从杜威的这一侧来看，他本人在这次游历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想，又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对他而言原本颇为陌生的东方国家的，眼下还少有研究论及。
这趟东方之行确实让杜威有了大量的思考。在日本时，友人给杜威讲述了一个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在一个学校，数名教师和学生在遇上火灾的时候为了抢救挂在学校里的天皇的画像而被活活烧死。在杜威看来，日本在国内推崇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为了掩盖这个国家表面之下的分崩离析，因此对天皇的崇拜变成了一种宗教似的团结人民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饮鸠止渴，“这种崇拜成了压在他们背上摆脱不掉的东西”。
他看到了日本表面看似进步背后的危机，或者说是一种动荡。民族主义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到处推动反美运动。杜威跟他的女儿写道，“批判美国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从而遏制自由主义的感情，进一步为一个强有力的军部摇旗呐喊。”杜威描述在当时的日本，军国分子以爱国主义为名，为侵略正名，日本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迷惑。“我仍旧相信日本自由主义运动的真诚性，但是他们缺乏一种道德勇气。”
杜威发现日本女性地位甚至还不如中国女性，决定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不得不放弃婚姻，法律明文禁止女性参加任何讨论政治的会议。杜威写道，“因为妇女居于从属地位。但是终有一日，这个被隐藏起来的缺点会瓦解日本。”反观在中国，留过洋的女性在婚姻上有更多的更好的选择。在北京的一个政治抗议会议上，12人的委员会里面有四位女性成员。
但是当时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同样有着困惑，杜威在书信中写道，“学生们最容易向我问到的问题是‘我们所有关于永久和平和世界主义的希望都在巴黎破碎了，这已经说明，强权就是真理。强国总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牺牲弱国。那么，难道中国就不应该将军国主义也纳入我们的教育体系吗？’”
杜威日记中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困难和危险，当时的那个世界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日本彼时掌管着中国，对满洲基本实现了完全控制。杜威告诉女儿，日本在中国的武装部队比日本本土的军队还多，达到了23个师团。在中国，“任何数量的小物件，只要是有用的，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日本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镇，就像一张网，在悄悄逼近鱼群”。杜威感叹，“如果任凭这样发展，再过五年或十年，全世界将会看到一个完全在日本军方控制之下的中国，除了两种可能——日本会因为压力而溃败，或者整个亚洲都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历史告诉我们，杜威的预测在不久之后就得到了印证。
原文地址：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112/dewey-china/
《杜威家书》读后感(五)：《杜威家书》译后记
好些年前，我有幸跟随北师大郑国民教授学习课程与教学论。在课上，郑老师曾叮嘱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像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之类的经典作品就有必要人手一册，反复研读。这是促使我个人认真阅读杜威著作的起点。后来在丁道勇老师的课上，丁老师将全班分为几个小组，每组研读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一个章节，并且向全班汇报，其余同学则予以反馈、批评。按这种方式，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读完了整本书。杜威的理论很晦涩，我们也读得很辛苦，有时甚至争得很厉害。但至少按我个人感觉，这段时间我们都获益匪浅。我们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了，一种现代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能够是什么样子。我想，中国所有师范专业的学子可能都一样，在研读杜威的路途中有过种种滋味，但无疑，我们都将杜威视为这个领域里一个天然的权威和前进的向导。
之后，我有幸到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都曾留意过，杜威在1919年是先到的日本，随后才来的中国，给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关于杜威在日期间的资料，以及日本学界对杜威的研究，国内的文献还不是很多。我格外珍视这次赴日的机会，虽然自己的研究题目并不在杜威上，但一到日本，仍立刻着手搜罗这方面的资料。然而让我诧异的是，杜威研究固然是日本教育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个板块，但并非全部，甚至很难称得上“最重要”的一个版块。我与身边的日本学者交流，他们也告诉我，杜威代表着哲学以及教育哲学中的一种取向，甚至在二战刚刚结束后，是在日本非常风行的一种，但绝非唯一的一种。在群星璀璨的哲学界，杜威被视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日本的风头似乎不及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一批秉承着德国传统的哲学家。教育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未必将阅读杜威视为一门必修课。与之相比，德国的观念论、英国的分析哲学，甚至日本本土的“京都学派”视野下的教育哲学在日本教育哲学界所占的比重都未必亚于杜威。丸山真男曾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说，日本思想是一个“没有结构”的传统，没有哪一种思想把持着中心位置。唯有亲身到了这里，我才有点体会到了丸山真男的这个意思。
很有趣的是，历史有时候真会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当我回溯1919年杜威的东亚之行时，我同样发现，当时的日本其实才是杜威一开始的主要目的地，中国之行反而不无偶然因素。可是要论起对杜威的欢迎程度，中国又何止百倍于日本。杜威在日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也在日本最顶级的学府，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举办连续讲座。但是，他的学说在日本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根据不少亲历者的回忆，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大概只有德国哲学才称得上哲学，他们还不相信美国人能折腾出什么样的哲学。然而正如我们都很熟悉的那样，杜威在中国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他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知名学府举办了学术演讲，而且这些演讲内容很快就出版成书，风靡一时。他主动推迟了自己返美的时间，在华滞留了两年多，行遍中国十一个省，在各种场合先后进行了大大小小两百余场演讲，其影响既广且深。其教育理念更是融入到了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之中，深刻地改造了中国现代教育的精神面貌。可以说，当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今日的格局。
正是在追溯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注意到不少日本学者都曾在论文中援引过杜威和妻子爱丽丝·杜威的一本书信集《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这本书由纽约E.P.DUTTON公司初版于1920年，收录的是他们到访日本和中国的第一年，也即1919年里，写给美国家中的孩子们的信件，后由他们的女儿伊凡琳·杜威（Evelyn Dewey）编纂而成，因此我将其书名译作《杜威家书》。如果说之前我对杜威东亚之行的理解更接近一种历史的宏大叙事，那么，阅读《杜威家书》则带给了我历史细节处随处都在闪光的真实感。刚到日本的时候，他们讶异于日本人蹩脚的英语，还刻意戏仿了几句；同时，他们也赞叹日本细致的礼节、干净的店面和周到的服务，这些细节处似乎到今天也很容易让人生发同感。身为一个敏锐的哲学家，杜威关注到了那些留美回来的日本人在国内的些许尴尬；感受到1919的日本正处在一个角力的阶段，民主的力量有所抬头，但保守的政治力量同样强大。他真切地思虑着日本未来的走向。爱丽丝则更富于女性的敏感，她关心着日本女性的婚姻和孩子们的成长。即便是萍水相逢的艺妓，爱丽丝看到的也是“男人们从来不曾看见”的，一瞬间“悲伤的神色”。书信集中关于中国的部分读来就更亲切了，他们甚至详细记下了一顿丰富而精致的菜肴，显然中国菜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与此同时，当日中国贫困落后的一面也真实地映入了他们的眼帘。穷孩子无学可上，晃荡在街上，让身为教育家的杜威大呼痛心。更为重要的是，杜威夫妇此行，很偶然地遇上了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杜威在一封封家信里详细描绘了他所见到的场景，学生们踊跃演讲，不惧强权，与军警斗智斗勇，最终促成了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或好或坏的小道消息传来，杜威的心情也随之时上时下。但当他最终确认这一消息时，他在家信里所流露出的那种激动和兴奋，即便时隔近百年，也非常清晰地传递给了作为一个读者的我。不难发觉，亲历“五四运动”让杜威与中国的情谊更深厚了，也成为了促使他改变行程，继续在中国讲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在读着这些极具历史意义的家信时，就萌生了想要翻译此书的想法。后来经华东师范大学顾红亮教授告知，我才知道，在1970年的时候，台湾曾经出版过一个名为《中国书简》的译本，可惜没有再版，大陆地区的图书馆也极少有藏，读过的人寥寥无几。我赶紧拜托当时在台湾大学求学的老友王萌从二手书店淘到了一本。是一个今天似乎已经停止运转的地平线出版社，译者为王运如，编选了书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章节。在日本这边，杜威此书虽然见人引用，但并无译本。不过，1975年，研究社曾经出版过《美国人的日本论》（アメリカ人の日本論）一书，顾名思义，书中搜罗的是不少美国名人对日本的观感，这当中就有泷田佳子摘译的一小部分。毫无疑问，这一次又全都是关于日本的部分。前辈学者编译此书，似乎更像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取材，而且只取了与自己贴近的部分，在编译者眼中的“过分琐杂之处”都删去了。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学术出版标准去要求两本出版于三四十年前的书，但这也恰好说明，在今天出版一个全新的、完整的《杜威家书》汉译本是非常必要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决定翻译此书。
本次翻译耗时约有半年，所用的底本是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1920年初版本。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参考过上述的汉译本和日译本。我不敢说自己的译本一定胜过前辈学者。我只能说，因为今天有了便捷的网络科技，我在翻译中遇到一些拿捏不准的难题时，可以很快地参考到更多的背景资料，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错讹。从这一点上讲，我当然比前辈学者幸运得多。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尤其是为了方便中国读者理解杜威夫妇所提到的1919年日本的相关情况，我查阅了一些史料，而且特意去杜威在书中提及的一些地方跑了一趟，不揣冒昧地编写了百余条注释，附于书中。老实讲，写注释有时候比做翻译还难，而且写得越多，可能更容易将编写者知识上的马脚暴漏无疑。但考虑到这本书距离今天已经快一百年了，尤其是里面谈及的很多日本方面的背景知识对中国读者而言难免有些隔膜，我还是将这一工作坚持了下来。事实上，我在为编写注释而重新翻阅周策纵先生的经典名作《五四运动》时才发现，周先生在论述“五四运动”的发展历程时，早就将杜威的这本书信集视为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多次引用，以证明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关键节点。显然，即便在周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家眼中，杜威夫妇的这本书信集也是非常可靠的历史文献。我也只有惭愧以往读书不够仔细，要不然早就应该注意到这本被埋没得太久的好书。
有关杜威东亚之行的方方面面，我曾写过两篇论文。一篇名为《杜威的日本之行与中国之行的比较研究：从教育学的视角出发》，刊载于日本学术年刊《中日教育论坛》（中日教育論壇）2016年卷；一篇名为《杜威日本与中国之行的思想动态研究：以<杜威家书>为中心》，刊载于中国学术期刊《教育学报》2016年03期。两篇文章各有侧重，前一篇是鸟瞰式的综述，后一篇则专谈《杜威家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览，或许对理解此书能有一点助益。
在广岛大学留学的日子里，负责指导我的坂越正树、丸山恭司、山田浩之三位教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我介绍日本教育学界的种种人和事；日本杜威学会会长早川操教授、早稻田大学的藤井千春教授和东京大学的泷田佳子名誉教授也曾在杜威研究的领域惠我良多。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更离不开中国师友的大力支持。北京师范大学的郑国民教授、刘勇教授、张斌贤教授、姜星海副教授、丁道勇副教授、台湾嘉义大学的王清思副教授曾花费过很多心血指点我的学术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曹卫东教授一直用上乘的译作教导我翻译的艺术，我却遗憾自己不能及老师的万分之一。老友王萌辗转为我购书。在东京大学求学的妻子陈玥博士为我提供了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原书初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更是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我由衷地感谢这些与我相识多年的师友。
今年是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问世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的教育界都在展开活动纪念这一盛事。我也愿以这本小书的翻译工作，向这位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发展进程的教育家致敬。与此同时，我深刻地意识到，翻译绝非一件轻松的工作。杜威本就学问极深，游历极广；爱丽丝·杜威也是一位1886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的杰出女性。他们在这本书里谈及的又多是一些极难查证的历史细节。因此，我对原书的理解和翻译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读者朋友们如果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任何错漏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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