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的“异乡”》是一本由王东杰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中的“异乡”》精选点评：
●共感過低。
●对施坚雅以降的结构主义研究总结与反思；学习他的切入点跟框架。
●这是一本从历史角度研究认同的书，既有地域认同，也有国家认同。关于异乡人的分析，谈的是地域认同，而关于川大国立化进程的论述则谈的是国家认同，二者共同指向的其实是个人与身处其间的各个大小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感叹曾经四川这个移民社会的地方活力，另一方面也能窥见现代国家建设的纠葛。特别启发的是王东杰老师点出的认同库以及相应的认同危机折射的世道人心，可惜只点到为止，并未详述。作为一个异乡人，同时也是川大人，读这本书很有亲切感。此外，历史学扎实的史料功夫，以及王老师以小见大的分析能力，值得学习借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老师的论文集，尽管受制于论文集的体例，各篇文章之间的主题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但本书收入的这五篇论文，还是分别从移民会馆的分布、蜀学的兴衰、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等多个角度，论述四川在中国近现代化大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其地方认同、国家认同与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变迁过程。文章征引丰富，考证严谨，不乏新论，值得参考。
●看罢后对四川似乎多了些了解，又似乎什么都没了解到。兴许是自己智商不够用，看书过程中频繁闪现“研究这个有什么用”的想法……
●统合在“近代四川的地方认同”主题下的论文集；章三、四启发尤甚，引言精炼也耐读，章四比原专书说得更清晰些。国家（中央）/地方的“暧昧”关系说得很细，对博论颇有启发。章一/三放一块读，时空的距离感处理很巧妙。但总有文不对题之感：除了章一，“社会”似不那么明显，倒不如说是“学术”或“学人”？反思建构论，“拉回”“地理论”有重要性，但把程美宝放在建构论是否得当？
●论文集，其中的内容大多都看过。前两章比较枯燥，缺少一个整合性的结语。
●王老师对史料和各问题的分析相当精彩，每章最后的理论总结也令人回味。
●原来是论文集，layman如我也只好找找史料的乐趣了。看到“四川人科举常因作诗押错韵而名落孙山”，心里觉得温暖又好笑。最喜欢看第三章，所谓“异乡”的意涵和我开始的预设完全不同，现在这个“异乡”变成河南了吧？以及，搞历史得读多少史料啊，相比之下文学真就还好...
●论文汇编。理论史料俱佳，优点自不必多言。第二章关于蜀学兴起，提及川地学人在近代学术转移背景下自觉嫁接宋学（因宋代蜀地多出人才），或也可从整体视角考察晚清学人自觉反思汉学斤斤于繁琐考据之学的流弊出发，亦在学理之中。这方面可参考王汎森研究。
《国中的“异乡”》读后感(一)：故乡与他乡与共同体及其他
犹记得是大二的某个晚饭时刻，早早到了二食堂，打了饭照常坐在电视机前看会电视。不同于往常的央视新闻或者体育新闻，那天电视里放的是河南电视台的著名戏曲节目“梨园春”，里头传出咿咿呀呀的豫剧唱段。这是我在家比较不爱听的东西，奶奶或外婆看的时候通常就回卧室去，每年唱大戏的时候也很少凑热闹，没想到，在异乡听到原本无感的唱腔和戏词，却感慨万千，眼眶湿润。
原来那个拿鲁迅“到别样的地方，去见别样的人”的话自我标榜的少年，在他乡，被熟悉的乡音触动了内心柔软的部分。实际上，老家虽属于河南，但地处河南和山西交界处，口音更偏向山西话而不是河南话。尽管如此，豫剧依然是老家生活的文化构成，过年唱戏还是人头攒动，尤其是对外婆奶奶那一辈来说，听戏是她们日常的重要娱乐。
正是上述个人经历，触发了我读这本学术书的诸多阅读体验。作者王东杰老师，也是身在四川的河南人，而曾经国中的“异乡”，如今约略就是河南人在国人眼中的形象。再者，民国版的央地纠葛发生的川大，正是我求学十载的地方。世事沧桑，历史与现实以如此奇妙的方式相遇，让人不知道该如何说是好。
原来我是个移民，远离故乡到他乡的移民。经由此书，我第一次直面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
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动物”，还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人是社会动物”，其实都在说一个问题，即个体除了血缘家庭之外，还存活于共同体之中，小到乡村式的（自然）共同体，大到国家共同体。换个角度说，诸多共同体也在争夺个人对其的效忠，也就是认同。一般而言，我们久处其中，不见得会发生认同问题，但一旦生活场景发生变化，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或许就变成真的问题。移民无疑就是认同发生问题的典型例证。
此外，由于个体同时身处多个大小不一的共同体之中，或者多个共同体都在争取个体的效忠，因此，认同可能发生龌龊乃至冲突，无法和谐并存。尤其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冲击之下，国家共同体和地方共同体都面临极速转型，且未必同步。作者以川大国立化的演进历程，细致地探讨了地方共同体内部的纷扰，以及央地之间的争端，指出其折射出的实际是近代国家建设的深层症结。以后见之明来说，曾经纷扰但多样的认同库，最终被整合为单一的国家认同，以利维坦的诞生而告终。从那以后，效忠的对象被垄断了，利维坦因此强大，也因此而疲累不堪。就像韦伯所指出的，国家需要不断地为自己做正当性辩护，通过各种手段来证明自己值得被效忠。
记于2019.7.12
《国中的“异乡”》读后感(二)：作者后记
后记
本书绝大部分内容完成于2002—2008年间。承蒙谭徐锋先生好意，建议我把它们收录起来，编在一处。当初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严整计划，现在回头来看，发现它们竟然大都离不开“近代四川的地方认同”这一主题。此次趁结集之际，除了新写一篇《导言》之外，其他文章都或多或少的做了改动：有的纯属修辞性的修改，有的则意在使各章之间更具连贯性。其中更动较多的是第三、四、五章：这三篇都写于十多年前，此次重读，不但发现了几处令人汗颜的错误，而且也产生了一些似乎更加细致的见解。这当然未必意味着学力的增长——昨是而今非亦不是不可能，不过，治学者也总希望见识与年龄俱进，把自己的最近心得与人分享，本身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乐事。
这里我想起一个故事。书中第三章是2002年5月发表的。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河南人已经成为国人集体鄙视的对象，网络上流传着各种嘲笑河南人的段子。有人甚至对我说：现在敢于承认自己是河南人的人不多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把文章里写到的现象在另一个时空条件之下重新思考一次，只不过“国中的异乡”从四川变成了河南。其实我的乡土意识并不强，大学时代从没有参加同乡会活动，也不愿跟人攀认老乡；但一再听到人们（往往是玩笑式的）的嘲弄之词，有时也会难以忍受，于是常拿那篇文章里一句话来回应：“河南（原文是四川）是中国的缩影。你怎么看河南人，其实就是怎么看自己。”如今再来看这篇文章，不由想起这桩往事，觉得很是有趣。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里，不同地方人们的相互歧视，自古就有，今后恐怕也不会消失。如果这些嘲弄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倒也无伤大雅；过火了，就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其实，人们对某一地区和人群的评论，从来都只是从大量事实中过滤出来的成见，而留下的通常并非精华。
本书中的章节，先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许多文稿都承师友批评指正，罗志田、徐思彦、马忠文、徐亮工、刘复生、杨天宏、缪元朗、段玉明等先生，谭红、刘长东、黄国信、粟品孝、韦兵、周鼎、张仲民等朋友都曾惠赐意见，小友陈默、周海建、池翔、王义铭、颜世学、张飞、马怡、徐悦超、周闻天、张苇杭等，皆曾帮我寻找或核对材料，都应表示深切的感谢（应感谢的名单，也许我无意中还漏掉不少，在此一并致歉且致谢）。至于文章中存在的问题，理所当然，应该交由本人负责。
从读大学开始，除了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之外，我在四川已经待了二十多年，享受过许多难忘日子。这本书是我对这段生活的纪念。
最后的篇幅留给我最亲近的人。整理和修改此书的时候，内子辛旭也有一部译著正在脱稿。两人有时各自埋头苦作，有时一起喝茶聊天，而这两本书常是我们聊起的话题，有时为一个表述争执起来，彼此不服，甚或不欢而散，但过后则都成美丽回想。事实上，今冬成都雾霾沉沉，这是我唯一的暖意。
2016年1月10日初稿，2月16日定稿
写于四川成都航空港
《国中的“异乡”》读后感(三)：观风与借势——《国中的异乡》读后
近年来，因边疆与宗教问题，我对有关身份认同的书籍格外喜欢。王东杰老师是我一直非常佩服的学者，每读其书总有书外的东西在吸引着我，或许这就是人格魅力吧。 全书共分五章，系作者早些年的系列论文，我是按照一、三、四、五、二这样的顺序来读的，第一章主要写外来移民至四川的地域认同及其乡神崇拜的问题，其背后问题也并非一成不变，流动性下的心态推演也恰好构成了地域认同—国家认同的转移。同时也说明了在信息交流不发达时期"地域认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跳脱出"正统中心论"的视角，"边缘性群体"的内部认同也很难用模式建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体对周身环境及其群体差异不断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乡神与会馆这一符号化的表象替代正是此种心态的反映。 第三章主要是旅外川籍人士(多指上流社会人士与知识分子群体)在努力改变近代"四川人"在其他省份声誉不佳的而所做的努力与互动。这类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交通闭塞而形成蜀地落后的观感(同时也为蜀学独树一帜奠定基础)，同时也与晚清以来中央政府疲乏无力，难以有效对地方管理有关。四川各地诸侯征伐不断，防区林立，也客观造成了蜀地民众生活与学术环境的恶劣。这种环境下，旅外人士对四川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即便大声呼吁，终未能也无力深入实际，直触根本，所做努力终究有限，而其改观，也伴随着国民政府在抗战中政策制定确认四川为中华民族复兴策源地与"地方中央化"的实际需求对四川省政治的变动而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讽刺。
第四章主要将目光关注到四川大学成立前后所伴随的"国际化"与"省立化"的纠缠，及其伴随的"国民党化"等问题背后仍是中央与地方势力角逐所致。知识分子与学生在其中摇曳不定，为学术独立与经费来源而奔走也侧面提醒了那些对过去学术具有过多需求的群体放弃这种幼稚病。
第五章主要以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设立发展为线索，其于地方学科到预流，固然与社会发展与前人努力有关，但也不能忽视由此所反映蜀地知识分子心态改观等问题。
第二章主要讲述近代"蜀学"的流变尤其重点讲述廖平、蒙文通、刘咸炘等先贤学术思想，学风之流变自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蜀学由地区化走向全国，纳入国人视野，其新旧相替，学术沿革亦由散脱走向集中，终成其"家法"。
后记所言"地域歧视"等问题也反映了近代经济格局的演变，早期中原地区及其生活民众亦逐渐成为边缘性群体，甚至部分成为"失语者"，除了关注其背后经济问题在，学风与文风虽不绝若线，却仍有观风之走向。
《国中的“异乡”》读后感(四)：转：评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
评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
王洪[1]
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陈世松描述“湖广填四川”时曾如是说道：“湖广填四川”曾经造就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移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早已消融，但在四川现实生活中却随处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2]那么，四川这个“移民社会”，在清代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社会又是如何消融的呢？历史上的人们又如何感知它的存在？“四川人”如何成为可能？带着种种疑问，王东杰在他的著作《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中，收录了五篇长文，分别从地方社会信仰以及知识分子等角度，试图阐述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地方社会的整合过程，描述各群体为使四川不再成为“异乡”的努力。
该书导言部分强调：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是在一个传统国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这是一个有着悠久统一传统的国家。[3]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会追问：在近代中国，地方认同与国家或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4]作者指出了裴士锋关于“湖南人的民族主义”的论述所给予的启发及其不足，并由此切入要讨论的地方、国家“认同”问题，并分别从“乡神”“蜀学”“异乡”及“国立大学”等“表象”入手，[5]将“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的视角引入社会心态分析，论述晚清民国时期地方民众、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的心态[6]，阐释四川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等问题。
一 “乡神”社会的认同问题
在地方社会信仰的研究中，学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游神”活动，大都认为，神祇的巡游范围，确定着一个“社区”的边界。但是，对于四川这样一个“五方杂处”“乡神”众多的地方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该书第一章《“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中，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清初移民后，客民社会各式各样的“庙、宫、祠”。实际上，这些宫、庙、祠等通常被称为会馆。与以往集中在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研究不同，作者认为会馆既维系了移民的原乡情感，又参与移居地新社会的构建，并从会馆崇祀的乡神出发，发问：既然人们把乡神视为移民乡土认同的象征，那么人们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地域身份的？[7]
作者先从移民社会的形成谈起，并将四川定位为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而且作者强调，移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是四川地区社会经济在移民和土著共同努力之下得以发展的过程。[8]在地方志的记载之中，会馆祀神被视为移民畛域象征，如福建会馆的天后宫、江西会馆的许真君庙等。实际上，这种移民畛域的象征并没有很明显的界限，其主要是移民在“新定居地”“新家乡”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身份意识。然而，何为家乡？“移民”的表象告诉我们，实际上，家乡也是变动中的概念。通过地方志记载，作者发现，如山陕共建一个会馆，云贵川同祀李冰，还有如达县的申滩场五圣宫等。但同时，跨省会馆也会析分，如湖广人如何析分。另外，内部也在析分，如江西的文昌会，在同治年间就析分为仁、义两号（各经各界）。
所谓的原乡认同，实际上只在活动时得到体现，各会馆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祭祀活动，同时也有共同的宗教仪式活动。所以，乡神并不“排他”，移民群体对原乡文化特色的保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接受新的地方认同。[9]
实际上，这种现象也告诉我们，“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之中，各种群体之间不同的祭祀与崇拜，一方面体现了自我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新家乡”的重塑。作者直言，大体说来，学界对于中国社会中地域建构问题的认识，存在三种研究方案：以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理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市场模式、强调政治主导力量的行政空间理论与“地域崇拜”研究。而作者本身的研究取向主要偏向于第三类。对于四川社会之整合，各方力量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以及最终“妥协”将所有人都称为“移民后裔”等一系列现象，对后来学人关于“移民”的研究极具启发性。一方面，我们发现了这种整合的“失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多元性实际上并不影响大家都成为“四川人”和“移民后裔”。
作者从思想史和心态史的关系表述层次，将之上升为“超越国家的天下”观念。不可否认，地域社会的认同是一个不断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且，地域认同“充满了内心的徘徊与难明的纠葛的过程”，[10]到20世纪，这种“回忆形象”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认同再次“更新”。当然，这或许可以成为新的研究起点。
二 摆脱“异乡”：“蜀学”与旅外川人
在第二篇和第三篇长文中，无论“蜀学”还是旅外川人眼中的四川，都在讨论四川如何摆脱“异乡”。《地方认同与学术自觉：清末民国的“蜀学”论》开篇就指明为何要讲“某地之学”。作者认为，所谓某地之学，一方面为文化学术“实体”，另一方面为被表述出来的对象。[11]这也就意味着，对内而言，是一种学术认知；对外而言，同时也是自觉。在咸同时期，中国学术的转向，也影响着四川的学术走向。这一章开始，作者强调地理位置的作用，结合近代四川和全国学术转向的背景，讨论川内外知识分子对“蜀学”的认知。
作者对廖平的“追认”，以及对尊经书院的追颂与肯定等论述，透露出四川学人对于“蜀学”的反思和认知。作者将其置于全国的“声望”之中考察和思考，并对乡邦文献进行整理。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个“异乡”学人有着独立的治学态度、地域认同，同时也呈现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在对20世纪四川学人的分析之中，作者通过分别对谢无量、刘咸炘、蒙文通的三篇文章进行讨论，阐述了“地域性学术谱系”的构建过程，地理环境和文化构建成为晚清民初四川学术较具独特性的重要因素。
经过晚清民初时期四川学人的努力，四川还是“异乡”吗？实际上，四川是边隅“异乡”的观念，在20世纪20、30年代一直存在。所以，在第三篇长文《“不异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之中，作者集中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后旅居外省四川人对全国与四川关系的认知。此文开篇探讨二三十年代的四川在全国舆论中的形象，接着讨论旅外川人对四川局势的评论与提出的对策，然后讨论他们为消除负面影响而做出的努力。
旅外川人，主要为学生、知识分子或国民党元老、商人等群体。延续上文对地理位置的强调，作者力图通过民国时期史料中呈现出来的四川地理、交通、政治等方面的种种问题，描绘出此时期旅外川人对于四川和全国关系的不同思考与看法。无论是基于对“独立之四川”的思考，还是消除外界对于四川“异乡”的认知，实际上都是从“中国”之进步、四川之发展而出发，并非真要独立，同时也是时人认为四川之为“异乡”的客观原因分析。基于政治上的四川军人与四川民众的刻板印象，旅外川人不断地努力消除各界业已形成的四川是“异乡”的看法。但是反过来看，四川确实成为“异乡”。
在现实的表象层面上，四川因地理位置之故，报刊新闻不新已经成为共识，四川人也不爱管闲事等。为了四川之发展，改变“异乡”局面，各界不断做出努力，如吴虞1922年组建“川政改进协会”，及《新四川》创刊等。时人对于四川“异乡”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如川军的混战，导致川中动荡，川人力求改变这种状态，提出或保境自安，或寄望于其中几个军人，或分主川政等思想。川人自治的思想便来源于此，直至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才成为“国家复兴策源地”。“川耗子，窝里斗”等异乡的形象，才逐步淡化，四川人的自信心由此不断高涨。从这个角度来讲，作者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府之国”。四川在晚清民国时“边隅”的尴尬局面，对于其他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可能也是四川独特的地理位置、战略意义等因素，才使得其备受关注。但对当时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却略显不足。
三 学术—政治：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延续前文时间脉络，第四篇长文《高等教育中的国家与地方：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对中国现代“国家”观念及其具体落实情况进行分析。作者强调主要受到任以都教授的启发：中央政府扩张权力及高等教育通过国家复兴得以进步的双向过程，并回溯1922年“成都高师”到1931年“三大合并”，及1935年之后四川大学国家化的过程，阐释其体现的是“国家化”与“中央化”之纠葛。文章试图通过“学术—政治”视角，从“落后的四川”的认识出发，谈论四川大学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在2005年的专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之中，论述更为详尽和精彩，史料运用也更为丰富[12]，作为此书的“姊妹”篇，《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主要是强调“国家建设”问题。该书其他几个章节，与第五章“机构与学风：民国时期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形成呼应。第四章强调对“国家建设”的反思，第五章则强调“国立化”与“现代化”两大政策背景下，川大的地方特色及其融合主流的过程。
在对“国家建设”的反省方面，作者指出：其一，“官”“民”之分似比“中央”与“地方”的区别更加重要；其二，中国“道高于势”的传统并未随着“道统”的破裂而彻底消失，而是随着“学术自由”等西方观念之渗透，继续发挥力量。[13]所以，国家实际上“具有更加超越性的地位”[14]。基于此，我们也看到，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国家内涵实则不同。四川大学在此时期的发展过程，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积极融入了主流，多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从第五章出发，将整个目光投入“新史学”“新史家”，全国之思想界如何，近代中国文化又如何等问题，作者在近期出版的《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一书之中也做了更为详尽的思考和解答。[15]
结语
该书五篇长文按时间序列展开讨论，史料运用丰富，分析视角独特。认同问题上，在多元性与复杂性的讨论方面，在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层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双向的、互动的、动态的社会历史进程。对于后来学人研究而言，确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另外，五篇长文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移民社会”，实际上移民社会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将四川定义为移民社会，我们就要区分标签与实际群体。同时，基于移民角度来思考，四川自然是一个移民社会，反观，土著如何认知，却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国家“具有更加超越性的地位”的同时，反过来，我们将“国家”的语境置于地方社会之中时也会发现，四川与国家相较之下的“多元”，其内部本身也更具复杂性。不过，该书讨论的旨趣与方向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作者自成脉络之学术著作，皆承前启后，同时也将成为研究的新起点。
原载《区域史研究》第一期
《国中的“异乡”》读后感(五)：成为四川人：客从秦晋来
（一）
雍正年间，经由汉中-阳平关-剑阁入川的官道上旅人南来北往，络绎不绝。处暑后热气减退，天气爽快起来，路人的步伐也快了不少。
远远地能望见前方汉中城的城墙巍巍矗立，可秦巴山脉里天气多变，刚才还明艳艳的天转眼乌云密布，落下瓢泼大雨。
路人们瞧着暂时进不了城，就躲入近旁一处寺庙躲雨。寺庙不大，只有前后两间佛殿，前殿被几十个避雨的路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庙里的和尚也不理会这些过路人，只管在后殿念经诵佛。
避雨的人中一群说山西话的，大概有二十来个人的样子，男女老少，正在打理淋湿的包裹。入川路上像这样拖家带口的，几乎都是去四川安家的移民。
有一堆中年夫妇钻进庙来躲雨，顺势挤占了山西人旁边的最后一点空当。看上去老天一时半会没有雨停的迹象，双方便找着话茬闲聊了起来。
中年夫妇的夫家姓梁，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由陕西迁到了川北龙安府治下的江油县，这次是从四川回陕西老家探亲的。有说“天下郭氏出太原”，而这些山西人都是在自太原的郭氏族人，这次是南下四川定居的。
在四川生活多年的中年夫妇就给郭氏家族随口讲起了四川的风物见闻，直到傍晚雨滴渐小才退出寺庙，互相道别后各自赶路。
在明末清初的移民潮中，从秦晋之地移民四川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股支流。但正是有了全国各地各姓的民众移居四川，破败的成都平原才能重现“天府之国”的昔日繁华。
（二）
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记载“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同时期的《江油县志》也有“自遭献贼蹂躏之后，民无孑遗”的记载。
当时的四川，想要见到大活人真的比见到野生动物还稀奇。
《江油县志·户口》记载：“顺治初年旧例，以两人朋丁一丁，共载人丁二十四丁九分。”据此，我们可以一窥四川人口凋敝的程度。
古代以“丁口”指代男女，16岁至60岁的男性为“丁”，所有女性和未满16岁的男性为“口”，而清朝顺治到乾隆初期都是以“丁”来统计户口和收缴赋税。
“两人朋丁一丁”是指两户人家出一个“人丁”，那县志上记载的“一丁”实际上应该对应两户人家。
所以“二十四丁九分”最多对应着50户人家。简单估算一下，当时整个江油县的人口最多也就两百多人。
在数十年的动乱中，省会城市成都衰败地最为厉害，以至于顺治前期很长一段时间都把省会临时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市）。
及至康熙二十四年，四川全省也只有区区9万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为了美化自身，清政府把屠杀川人的罪责全赖在大西皇帝张献忠身上，但屠杀汉人也一直是清军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优良传统”。
根据张宏杰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里讲述的张献忠部分，四川人口大减除了张献忠屠川这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承受着多种灾难。
第一是饥荒，连年战乱，农业生产几于停滞，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第二是各类农民起义军，抢劫州县，鱼肉乡里；第三是政府官兵，北上的南明军队烧杀虐掠，南下的清兵屠戮汉人，强抢粮食；第四是虎灾，当时老虎遍及全川，被老虎吃掉的人数不胜数。
以上，全川“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下发了一封招民填川的诏书：全国经济形势大好，唯独四川因为遭过张献忠蹂躏，而今人口凋敝，土地荒芜，不仅赋税搞上不去，还要从川外调粮救济。听说湖广地区人多地少，地方政府可以迁徙民众去四川开荒，免除入川移民五年的赋税。
这场移民潮并非从康熙颁诏书才开始，也不仅限于湖广一地，但因为湖广籍的移民占比最高，后世就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乡党李白说过，蜀地“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不过，蜀道再难，也难不住移民入川的脚步。
传统文化历来讲究“安土重迁”，一般人都不愿意迁徙他乡。就算是宦游旅居在外的，最后也要“落叶归根”。哪怕是到了21世纪的现在，很多人依然为否要远离家乡定居的问题而烦恼，何况是三百年前的清朝。
其实，“湖广填四川”的主要动力诚如康熙所言，“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政府号召只是外因，自发参与才是内因。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人口增长速度已远远超出粮食产量的增速，由此造成的吃饭问题成为亿万民众的生计大事，也是政府维稳的关键所在。
树挪死，人挪活，四川田多易种，加上政府的公开推动，全国各地都有人陆续走上了入川之路。
（三）
嘉庆年间，成都地区有一首《竹枝词》如此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朋友们见面后问起自己的籍贯，其实自己也非“老成都”，因为很久很久之前，就不存在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了。
这既是说四川土著早在明末清初就死得所剩无几，后来的人们一见面互问原籍。另一方面，也表明外来移民已经逐步确立了自己“新成都”的身份。
从秦代到中华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每逢改朝换代，四川必定是连年战乱，生灵涂炭，随后才是其他省份的移民入川，重新恢复生产。
可以说，“四川人”的身份是伴随着一次次的移民潮确立下来的。
所谓的“老成都”也并非真正的四川土著，如果把他们的户口本往上翻个三百年，几乎个个都是移民。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为了弥补元末混战造成的四川人口大减，下令让湖广的人民移民四川，其中又以湖北籍居多。这些人的后代基本上就成了明末清初那些惨遭屠戮的四川土著。
所以，四川的土著和外来移民只是同一群体的不同身份。从过去的角度说，是过去的移民和现在的移民的关系；从未来的角度看，又变成了现在的四川人和将来的四川人的关系。
在我这种后人看来，无论是清朝还是现在，是不是四川土著并不重要，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只要愿意融入四川的文化习俗，都可以称之为“四川人”。
（四）
对于清初的移民及其后裔来说，舍弃原籍并建立新的地域认同，是一个漫长而又反复的过程。川大教授王东杰认为：“实际上恐怕要到了二十世纪初，大部分清初移民的后裔才正式认同于‘四川人’的身份。”
在《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和地方认同》中，王东杰讨论了移民后裔如何塑造其“四川人”的身份认同：即“他们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认为自己是‘四川人’？”
同乡会馆及其祭祀的“乡神”是寻找“原乡意识”、续写“乡谊”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会馆成了最重要的民间社团组织之一。在四川这种“移民社会”里影响力更加明显。
因为移民混杂，四川的同乡会馆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主祀大禹；广东会馆，也称南华宫，主祀六组慧能；陕西会馆也称武圣宫，主祀关羽。福建会馆也称天后宫，主祀天后宫。
事实上，同乡会馆的活跃时期并不是发生在“原乡意识”最强烈的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时期，而是在这些移民后裔生活的时期。
在移民初期，入川的移民相对较少，不同省份的移民以合作为主，联合重建农业生产并对抗外来威胁。
等到了移民后裔的时期，各省移民“五方杂处”。这种局面既是交流融合的条件，同时也把不同移民、移民与土著明显地区分开来。
同乡会馆会时常唤起移民后裔的“原乡意识”，即使这种对原籍的认同只能说是一种不具有任何实质情感的精神符号。
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出于对原籍的强烈认同，并未完全认同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有的还经常往来于四川与原籍之间。
等到第三代移民及其后代，基本上对原籍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最多是通过家族长辈的口耳相传有点片面的了解，很难再维持一份情感认同。“它的存在恐怕更多地依赖于和其他移民族群的区分，而不是对故乡的真切怀念。”
我试着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认识的香港人所说的“中国是中国，香港是香港”的理由。作为从大陆到香港的第三代移民，生在香港长在香港，他们和中国大陆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情感可言。而通过政治与经济塑造这些移民后代的认同感更是矛盾重重。
再回到四川移民后裔的身上。清朝末年，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多数地方会馆被政府征用，而其祭祀的“乡神”也被认作是封建迷信，遭到新兴知识分子的打击。再后来到现在，统治者对民间结社的容忍度都很低。
在社会急剧转向时，“原乡意识”的最后维系就此衰亡了。
（五）
毫无疑问，我家里也不是四川土著。我爸这方的郭氏家族是雍正年间从山西太原府迁入四川，我妈这方的梁氏家族在康熙年间就从陕西迁入了四川。
照此说来，我家的先祖都是在三百多年前，从粗犷豪迈的秦晋之地跋山涉水来到四川的。
历史是对当下认同的滋润，当你在百来年之后，面对这些关系亲近实则全然陌生的先祖前辈时，唯有了解他们的故事才可能建立起丁点的情感联系。
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先祖们，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此。他们翻越秦岭的足迹在历史的长卷中只是“沧海一粟”，变成简单的几个字安静地躺在族谱或是石碑中。
在寻找家族足迹和变迁故事方面，央视的寻根节目《客从何处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传播范本。
尽管前不久诗词大赛等节目好评不断，但我依然觉得《客从何处来》是央视近几年做得最好的一档文化类节目，虽然部分情节被剪辑地很刻意和煽情。
《客从何处来》的内容是节目组陪同嘉宾一起去追溯家族变迁历史，参与嘉宾全是明星名人，包括了易中天、曾宝仪、撒贝宁、谢娜等等。
寻根这种事情需要对自己家庭历史有很强的认知。节目中的大多数嘉宾在节目开始时都很茫然，就好像在听陌生人讲故事一样，除了好奇感，并没有太多的共鸣。
随着节目中出现更多关于家族先辈的历史考据，故事里的陌生人物开始变得鲜活生动、有血有肉。到了节目后半段，嘉宾们都为自己家族的过往而流泪或是沉默不语。
故事越丰富多彩观众越感到有趣，对于当事人来说，太丰富并非好事，因为故事本身都很悲惨。
比如阿丘的外公身上是华人下南洋的辛酸血泪，而曾宝仪的外公是跟随国民党败退一起去了台湾；谢娜的爷爷坐过三次牢，刚出生时坐北洋政府的牢，内战时期坐国民党的牢，后来还坐过共产党的牢。
能被记载在故事里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都如叹息般转瞬即逝、踏雪无痕。郭氏家族所处的川西北小山村，可能除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经过时有人加入红军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当然，无事即是福。
不过，卑微如蝼蚁，在这世上也会有自己的故事。《客从何处来》有一期的嘉宾是萧敬腾，节目结束时萧敬腾说道：“我有没有找到我家的故事，我的解读是，其实没什么故事，但我后来又解读了一次，人人应该都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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