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大纲》是一本由叶纯芳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5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经学史大纲》精选点评：
●此編特重版本，考索不厭其詳。章末多有學術大事件源流圖，頗便參考。此書雖為教科書，於初學者言，恐怕信息量過載，難免有雲山霧繞之感；不若先從劉氏、皮氏入手，二氏雖各為一家之言，然較易憑依，胸中既存大概，日後有異聞異見，隨時可知其闕略不足而就補之。既讀二氏書，再讀此書，則筋骨皮肉自然漸漸充盈飽滿，各見是非。
●读魏晋隋唐收获很多，后记读着都很亲切。 真羡慕p大历史系能有分量这么重的课程。
●草草过一遍
●因为实际上是讲义，所以有很多字体不同、符号标识，这些是为了方便上课时让大家看而设计的，对只读书的读者来说可能有些花哨。个人觉得很有帮助的地方是对台湾和日本经学研究的介绍，作为课程入门和延伸来说非常有用
●我知道了，我不爱经学，只爱把经作材料折腾的文献学，或者把其他东西作材料折腾的文献学，哦好吧我爱文献学，爱别离，求不得_(:з」∠)_
●我的书评详见《哲学门》第三十五辑、（2018）
●不能理解评分只有6分多
●其实书确实读过，不过既然是配合叶老师上课读的不知道单独读这本书会怎么样。叶老师的课是我本科阶段最喜欢的几门课之一，那一年非常期待去听叶老师讲课，叶老师把经学这件事的有趣讲出来了；既不是用之外有趣去填充无趣，也不是无趣也坚持去做；叶老师和桥本老师的治学形象对我影响很大。祝叶老师身体身体健康。
●最大的特色应该是图表、论著索引和经学文献的部分吧
●图表便于总览，参考书目利以深入，很特色鲜明的讲义。作者没有融会贯通，而成一家之言，初学者很难在没有讲授指导的条件下，读懂本书，从而对经学史获得总体把握，不如先读皮锡瑞《经学历史》。但各章都涉及了相当深奥的问题，引用了不同流俗又兼具创见和深度的研究，引证史料和重要论著尽可能详实。对于在儒经和史学方面稍有基础的读者，本书有助于了解经学史流变的概貌和关键问题，为进入专题研究提供基础和启发。
《中国经学史大纲》读后感(一)：问题很多
最近我一直在读这本大纲，叶氏对建国后大陆的经学史情况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很多著作只字未提，这无疑是十分偏颇的。这个方面不谈，叶氏很多观点的表述十分松散，有些甚至是十分随意，完全不按照传统来，又不明所据。比如把硕鼠称作贪官，似乎有些想当然。又大段大段引文，这到底是经学史大纲，还是经学史文献汇编，作者很多话莫名其妙。又引用文献不注出处，和通行本文字多有不同，很多说法，没有任何依据说明，其相关问题详情，新浪微博，鹿之翩跹，正逐一揭示。
《中国经学史大纲》读后感(二)：232页唐代图表
天宝三年，卫包改《尚书》古文（汉隶书）为今文（唐真书）。
我认为这里的改古文应该是晚出古文隶古定，不是汉隶书。主要是改奇字，改变了晚出孔传本尚书的隶古定原貌。
如果是汉隶书改为唐真书，这不是什么大事情，五经都要转，不会单独拿尚书说事儿。
275页“中间遭汉巫蛊、唐天宝之害，终不能晦蚀”。特别提出的也是天宝之害，如果非要像引用阮元“范宁变为今文，后传写孔传者，从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说不通啊。卫包岂不是很冤。
。这一段用程元敏的东西的好像也太多了。。。。尤其是引用了郑樵、王应麟、阮元的材料，辨析“今文”、“古文”、“旧本”，他自己材料只管列，自己能不能捯清楚。。。。
《中国经学史大纲》读后感(三)：张京华：《中国经学史大纲》评析
原文网址：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7-11/29/nw.D110000zhdsb_20171129_1-13.htm？div=-1
一
新出叶纯芳著《中国经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大纲》），篇幅厚重，风格新颖，著作难得。封面、扉页及各页书眉均有一甲骨文“鹿”字图案而左右方向相反，别致，但不知是何寓意。
前言、内容简介、编辑推荐中均突出《大纲》“承袭民国时期的研究传统和成果，台湾学界的经学史研究一直不曾中断，经学史课程作为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亦形成了成熟的教学规范”，因此“《中国经学史大纲》以台湾所出版的经学史书籍为主确定基本内容架构”。学者每称台湾为经学圣地、经学王国，得知这个信息，感觉是在经学史的研究上终于吹到了一缕清风，待到通读一过，乃知其实不然。
二
《大纲》宋代经学年表只有北宋（P277），南宋经学与金、元同列一表（P325）。
明代经学年表列顾炎武，清代年表不列，正文则称“清初顾炎武”（P368），论“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评价”亦首引顾炎武（P410）。
清代经学部分，只言刘逢禄、魏源、康有为一系今文家，不言俞樾、章炳麟一系古文家。只在清代经学年表中提到章炳麟，错成“张炳麟”而且重复两次（P416）。
清代亦不言章学诚。
引文偶有笔误，如引《仪礼》“以授尸坐取箪兴”，误作“授屍”（P369）。
文献学研究原本最重逻辑性，而《大纲》“引用与参考近人书目”最驳杂。分类为“通论”“断代”“文集”“论文”四项。“通论”中包含通史，史、论不分，而实际上经学研究通常总是分为经学史与十三经通论两大部分；缺裴普贤《经学概论》，却有乔衍琯《书目二编叙录》（目录书并非通论，且乔书名为《书目初编叙录》《书目续编叙录》《书目三编叙录》《书目四编叙录》《书目五编叙录》，无“二编”），又有顾迁注译《孝经》。“通论”中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当入“断代”，与王利器《经典释文考》同；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亦当入“断代”，与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同。“文集”中列入乔秀岩《北京读经说记》亦不类，“文集”名称在此即不确。
列举版本有不佳者，王国维《汉魏博士提名考》用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本而不用《遗书》《全集》本。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中译本用台北古亭书屋影印本，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用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用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其实民国初版均易寻获。
王静芝《经学通论》，正文介绍为1972年7月版（P8），书目著录为1982年版。
“孙俍工”误作“孔俍工”，屈万里《诗经诠释》及《先秦文史资料考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均误作“联津”。
三
《大纲》第一章最特殊，奈何设置有余，内容不足。
第一章讨论“中国经学通史教材的历史”，民国、台湾、大陆分述，台湾部分又分为“经学通史”“经学通论”“以经学史论文集形式呈现的经学史”三类。虽然名实混杂，但符合现代经学教材的事实，因为著名的刘师培《经学史教科书》虽有教科书形式却并非学校指定教材，而学校授课也不一定只用讲义、教科书而不准读通史、通论。
大陆惯称的晚清民国时期，《大纲》称为“中国经学通史教材的基础”，列出的书目有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皮锡瑞《经学历史》（包括周予同注释本，但不及皮氏《经学通论》）、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包括新版遗稿整理本）和甘鹏云《经学源流考》。
既然不计较史、论、讲义、教材的区别，那么首先民国时期、台湾地区、祖国大陆这三部分可谓不成比例。
台湾部分只及李威熊、裴普贤、王静芝、叶国良四家，其实至少还有孙雨航、刘百闵、钱穆、徐复观、高明、胡楚生数家。
晚清民国部分仅及皮锡瑞、马宗霍、甘鹏云三家，其实尚有三十余家。（林庆彰先生主编之《民国时期经学丛书》通史、通论二十余家，虽不完备，亦足参考。）
大陆部分尤其缺略，仅及范文澜、吴雁南、何耿镛、姜广辉、许道勋，后二书仅著录书目而已，此一节篇幅不足二页。
四
晚清民国经学著作总计当在四十家以上。刘师培、皮锡瑞、甘鹏云、康有为、范文澜、周予同、马宗霍外，王舟瑶有《经学讲义》，陈汉章有《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群经讲义》和《经学通论》，江瑔有《新体经学讲义》，王国维有《经学概论讲义》（孙常叙有《笺证》），马裕藻有《经学史讲义》，关文英有《经学教科书》和《经学教科书参考书》，都是真正的经学教材。叶德辉有《经学通诰》，章炳麟有《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邬庆时有《经学导言》，廖平有《经学初程》和《今古学考》，蒙文通有《经学导言》和《经学抉原》，龚遵熙有《经学义例举要》，熊十力有《读经示要》，唐文治有《十三经提纲》，龚道耕有《经学通论》，伍宪子有《经学通论》，刘异有《经学概论》，高鸣剑有《经学纲要》，陈钟凡有《经学通论》，胡熊锷有《经学通论》，李松伍有《经学概论》，陈廷杰有《经学概论》和《经学源流》，朱剑芒有《经学提要》，姚永朴有《经学举要》，陈鼎忠有《六艺后论》，钱基博有《经学通志》，李源澄有《经学通论》，徐敬修有《国学常识·经学常识》（单独一册），顾荩臣有《国学研究·经部》（单独一册），吕思勉有《经子解题》，朱自清《经典常谈》，卫聚贤和蒋伯潜各有《十三经概论》，蒋伯潜、蒋祖怡又有《经与经学》，陈燕方则有《经学源流浅说》。刘异为武汉大学教授，《经学概论》二卷以骈文写就，卓然一大著作家。又章学诚《文史通义》虽在清中叶，但叶长青《文史通义注》则为民国著作。
五
《大纲》“又参考日人经学史著作中译本”，但将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东京弘文堂1927年原版）的两个中译本放在民国，而将林庆彰、连清吉所译安井小太郎等三人的《经学史》（大东文化学院志道会研究部1933年原版，台北万卷楼出版公司1996年中译本）加在台湾部分。其人则日本，其时则民国，台湾只是出版了译本。若如此，则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的《经学通论》2016年已有了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简体版，可否便算作大陆著作了呢？况且日人经学史也不只本田、安井二家，泷雄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东京大明堂1934年原版，1941年有陈清泉中译本。按本田、安井、泷雄三人大约同时，本当专设日人经学史研究一目。
六
李威熊（1938-）《中国经学发展史论》以十年之力完成上册，1988年出版，作者自言“多年来担任行政工作”（《序》），虽《大纲》祝愿“直到今日，我们还引领企盼下册的出版”，恐怕已是不可能之事。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王静芝（本名王大安，1916-2002）所著《经学通论》，标明“部定大学用书”、“编审委员会主编”，精装二册，是标准的经学教材，不过距离初版的1972年也够久了。
裴普贤（本名裴溥言，女，1921-2017）《经学概论》本为菲律宾华侨师范专科学校讲义，先在《新闽日报》连载，其后才由台湾开明书店、三民书局出版。
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为1994年三人在中空大学的讲稿，叶国良、李隆献二人同时另有《群经概说》一书。
林庆彰先生对经学研究贡献甚巨，但其《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收文94篇，虽然《大纲》专门为此添加了“以经学史论文集形式呈现的经学史”一个体例，但台湾学者只收李伟泰（台湾大学）、叶政欣（成功大学）、王熙元（台湾师范大学）、王明荪（中国文化大学）、蔡仁厚（东海大学）及林庆彰本人共计六人，其余均为大陆学者（任铭善1949年以前在浙江大学，以后在浙江师范学院，《选集》以大陆和台湾为限，但所收任铭善一文为1947年浙江省图书馆编《图书展望》文章，则逸出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也不宜充作台湾经学了。
但台湾经学著作实不只于此。孙雨航（1890-1984）《群经述要》，1968年台北德志出版社出版，共三编三十一章，88页，线装直排，纯然为一著作。
刘百闵《经学通论》，1970年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部出版，分为经学、经教、经典、经师、经文、经训、经义、经行、经术、经籍、经刻、经译共十二目，799页，钱穆作序称之，原为香港大学讲稿，但在台湾出版，准裴普贤之例，应当在关注之内。刘百闵又有《经子肄言》，远东图书公司1964年版。
钱穆《经学大要》，2000年台北素书楼出版，由1974年中国文化学院讲课录音整理而成，共32讲，626页，为治经者不可回避之书。
高明主编《群经述要》，1979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卷首有主编介绍云：“于师范大学创办国文研究所，大部分国家文学博士均出其门下。”书中各经述要作者有胡自逢、许錟辉、于大成、周何、王关仕、罗宗涛、林平和、李振兴、吕凯、王熙元、曾昭旭、李威熊、简宗梧、陈飞龙十四人。高明又有《高明经学论丛》，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198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专题论文集。
司徒政《经子斠言》，197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黄彰健有《经学理学文存》，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楚生《经学研究论集》200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经学研究续集》2007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专题论文集。
李威熊1975年在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博士学位论文《马融之经学》由高明教授指导，叶纯芳则为林庆彰弟子。实际上台湾经学自俞越——章太炎——黄侃——高明——李威熊为一系，自廖平——康有为——顾颉刚——林庆彰——叶纯芳为一系。二者主张不同，《大纲》但能记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仅过录章节，对其渊源宗旨完全没有分析。就《大纲》第一章而言，只感觉台湾经学之片段不成气候，却看不到它的“成熟”与“规范”。
七
台湾的经学研究承接民国而略多疑古之风，《大纲》第二章“经书与孔子”仅7页，认为删《诗》《易传》“无法说明是否为孔子所为”（P17），三传作者“几乎都是无名英雄”（P19），第三章又谓“经书的来源与作者，大部分皆已不可考”（P20），确乎带有台湾之风。
孔子以下各章多引李霖《宋刊群经义疏的校刻与编印》（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廖明飞《仪礼注疏合刻源流考》（北京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忽而转成北大风格。
可知《大纲》的重点只在石经、雕版部分。由其擅长图表、书影及往往有大段引文而言（当然都很有用），该书并不适于称为“大纲”。《大纲》不言孔子前古六经，亦不言出土楚简（其余如“《诗经》释名”一目只有三行字，P35-36），其书名为“经学文献学史”或“经学文献刊刻史”为宜。
八
《大纲》又说，“目前两岸的交流虽然日渐频繁，但在大陆想要蒐集到台湾的经学论文，仍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根据以上介绍的台湾出版的几种经学通史书籍作为基础，加上自己所蒐集到的台湾地区和日本研究经学的相关材料，编写上课讲义”（P12）。实则两岸交流没那么困难，顾涛2013年8月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经学史，已经在参考书中指定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上），和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的大安出版社版本（见人人网日志·清华大学历史系-公共主页）。而论文使用之不易乃因著作权保护，林庆彰先生当年编《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就已经犯规了。但看《大纲》“参考书目”（内有论文，故当称“参考文献”）的22篇论文，除了作者自己的3篇，林庆彰2篇，张广庆2篇，许华峰、陈秀琳、蔡长林、郜积意、冯茜各1篇以外，其余均为译文或大陆论文，其中台湾论文半数发表在林庆彰主编的《经学研究论丛》上，且张西堂一篇《三国六朝经学上的几个问题》为1935年的旧文。可以说《大纲》所给予读者的台湾经学论文信息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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