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是一本由顾振辉著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读后感(一)：该书序二
序
陈恭敏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
上海戏剧学院1948级校友
顾振辉来访，有些意外，见到交谈后，才知他是丁罗男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图书馆工作（莲花路校区）。据他说：他在写一部史稿：《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他希望当年的校友用口述历史的形式，回忆当年的往事，我是48年就读于剧校研究班的学生。在校时间不长（全班同学除个别全都投奔了解放区）。但半年的学习经历，在我一生中是难忘的一幕。因此欣然应允，和他做了一次长谈。令我意外的是仅仅过了半个月，他竟然把一部近伍拾万字的书稿（征求意见稿）给我送来了！并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序。我对他说：等我拜读后再说吧。当我读完三分之一的时候，特别是读完第三章《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裁撤风波”》后，内心的激动，真是难以言表，觉得总不能无话可说，有话不说吧！以下就谈谈我细读全书后的几点感言吧。
一、 令我惊叹的第一感觉是：顾老师真是够勤奋的，看来他写此书是做足了功课的，在搜集原始资料上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事无巨细，和盘托出，以求还原历史的真相和全貌，这是修史的基本功。历史是消逝了的存在，要求得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其结论只能来源于材料。材料就是确证，对史料的辩伪存真，用科学的眼光加以归纳、整理、分析、综合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才知他写此书并非由上下达的任务，而是出于专业理想的追求。目前，他只能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从事这项艰巨繁杂的资料收集工作。
二、 从全书结构来看：作者显然秉承了“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尽管历史的进程，千头万绪，盘根错节，但本书对于大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戏剧、电影及人才的教育、培训等方方面面，都有所照应，厘清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既有全景式的鸟瞰，又有细节的精雕细刻。
三、全书重点突出，展现了我校办学的基本特色和传统风格。
学校办得好不好，关键在师资，特别是艺术院校的特殊性：一对一教学方式，对个性、天赋的呵护与激发。实验剧校创建之初，顾、熊两位校长延聘的师资，绝对是当时国内最负盛名，专业最优秀的：如郭沫若、田汉、曹禺、洪深、胡风、李健吾、欧阳予倩……本书对此作了重点介绍：他们对文化艺术的远见卓识和富有个人魅力和色彩的授课内容和方式，试举二例，以窥全豹：《郭沫若论历史剧》（见本书附录“名家风采”部分）：
写历史剧可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准确的历史剧是赋的体裁，用古代的历史来反映今天的事实是比的体裁，并不完全根据事实，而是我们在对某一段历史的事迹或某一个历史的人物，感到可喜可爱而加以同情，便随兴之所至而写成的欢剧，就是兴。（我的《孔雀胆》与《屈原》二剧，就是在这个兴的条件下写成的）
这一论断，至今都是正确有效的，再举授课的情形，曹禺、李健吾、洪深授课的个人魅力与独特方式，读后都令人神往而感动不已。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遗产，作为办学传统应传之而永世而毋忘！
让我们永记熊佛西校长的办校理念：
培养人才的目标，我以为，首先应注重人格的陶铸，使得戏剧青年都有健全的人格，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爱民族、爱国家、辨是非，有志操的“人”，然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值我校校庆七十周年之际，顾振辉老师这本书能及时出版，不啻是一份可贵的献礼。祝母校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读后感(二)：该书序一
序
韩生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任）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一
这是一部还未出版就已经被引用的书，比如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典礼讲话和开学典礼讲话提到的重要史实就是由本书作者提供的书稿内容。
这是一部上戏师生校友必然会关注的书，今后会成为上戏新生入学了解学校历史的重要的参考教材。
同时，这也是一部上海和中国当代戏剧史和艺术教育史的重要文献，对1945到1949这段风起云涌的时代的戏剧教育的重要记述。
然而，这样有份量的撰写工作却是出自一位在上戏图书馆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的自发行为。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学院的一个青年工作人员的事业情怀、责任意识，以及资源意识。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他创造了不平凡的价值。
他戏剧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学历背景成为了这一写作的基础、准备以及动力。他在工作之余，在校内外查阅、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并在全国各地走访了十几位上戏民国时期的校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以编年史与专题史相结合的方法拨开了我们学院尘封已久的历史，向我们全景式展现了我们上戏七十年前最初的前身——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样貌。
我曾分管档案室工作并启动了校志修订工作，我深切感受到，学院历史如此波澜壮阔，然而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校史，这不仅仅是学院的空白，还是我们上戏人共同的遗憾。后来，图书馆发来了这样一部著作的出版的报告及目录，我不禁十分欣喜，并请他们组织了专家论证，结果所有专家都对此激动不已，并高度肯定。去年一次偶遇顾振辉时，又问起出版经费问题，我当即表示一定支持纳入学院出版计划。后来他请我写序，面对如此重要的著作的问世，作为院长，我既是心存感激，也是义不容辞。
记述的是过去，映射的是今天和未来。我们从学院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办学理念。当今的形态和环境与当年已经天翻地覆，但使命和定位，责任和担当始终未变。
二
本书共分为七个章节，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及尾声部分，作者以编年史的方式介绍了剧校的艰难草创；学校在“裁撤风波”中的险象环生；熊佛西先生接任校长后的励精图治、勉励维持，以及剧校最后如何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迎来了新时代。
在这里，我们能系统地看到剧校自1945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的发展历程。我们学院的先贤们就像田汉先生为我校写的校歌那样“大地重光、江海浩荡，在东方的巨港，艰难缔造起巍峨的戏剧殿堂。”而这殿堂的支柱正是我们上戏优秀的师资。顾仲彝、熊佛西、李健吾、黄佐临、张骏祥、洪深、欧阳予倩、曹禺等等，可谓群贤毕至、群星璀璨。这些中国话剧史上殿堂级的人物都曾荟萃于上戏，为这所新生的学校奠定了极为丰厚的学养基础。本书不仅详尽地介绍了这些先生们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尽可能地还原了他们戏剧教育的方法与思想。
在本书第四章与第五章里，作者又以专题史的角度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上戏民国时期的丰富多彩的学生公演以及当时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学生公演是检验戏剧教育成果最直观的体现，同时，在兵荒马乱、时局动荡的历史条件下，熊佛西先生为了剧校的存续，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一举多得的演出体制，围绕着这套体制，不仅从制度上解决了剧校的生存问题，而且还确保了学校的教学质量、践行了育人理念、扩大了剧校的影响。可以说，这套演出体制四两拨千斤地使剧校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力挽危局，为上戏、更为中国戏剧教育事业保存了重要的火种。时至今日，也是值得我们有所借鉴的。在第四章里，振辉为我们详尽介绍了当时每个上演过的剧目，从剧情、演职员到导演构思、演出反响等等。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由于戏剧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剧校在成立之初，便有着鲜明的进步倾向，进而在建校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因“思想不正确”而招致了一场险象环生的“裁撤风波”。足以可见，在动荡的时局下，艰苦的环境中，上戏的同学们依旧心怀天下，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富强与民主而奔走呼号。在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就像振辉在文中提到的那样：“他们意气风发于剧校内外，挥斥方遒于舞台上下。他们真诚地为了自己的戏剧理想，更为着自己所向往的新中国而无怨无悔地贡献着自己的青春。”
此外，本书的附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其中有详尽的年表，18位校友的口述历史，以及上戏最早的规章制度，特别是还有学校早期的大家们的讲课记录。这些宝贵的史料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上戏历史的认知，以及找到今天的上戏办学格局形成的历史渊源。
剧校在1946年1月颁布的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戏的先辈们就为学校规划了一幅宏伟的戏剧教育的蓝图。“本校分设话剧科、电影科、乐剧科。话剧和电影二科分设演员组、技术组，乐剧科分设昆剧组、平剧组、歌剧组……”。在上戏的先辈心中，理想的戏剧教育机构是一个涵盖话剧、戏曲、电影、歌剧等多方面的综合类院校。怎奈囿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一直到了21世纪，我们上戏人才得以逐步实现先辈的办学理想。
在那样一个“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时代里，剧校师生们面临着的种种艰难困苦，却始终团结一心、昂扬奋进，不免常有时不我与的感叹。七十年后的今天，上戏已经成为一个在国际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的艺术院校，历届师生校友共同书写着中国艺术教育历史的重要篇章。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回过头来想，上戏先辈们若地下有知，看到我辈努力之下的上戏，应该也会含笑九泉。
总之，顾振辉的这本著作穿越了历史的迷雾，带我们领略了上戏这段不可忘却的历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上戏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这本书的出版正是向为国家做出贡献、为学院建设奠基的前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希望我们上戏的同仁与同学们能从这本书中知往识来、立足当下，面对新的征程与挑战，开创我们上戏更辉煌的未来！
《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读后感(三)：一部崭新的艺术教育史专著 ——喜读《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
一部崭新的艺术教育史专著
——喜读《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
曹树钧
2015年11月，上海戏剧学院建校70年华诞前夕，笔者欣喜地读到一本艺术教育史专著——《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以下简称《考略》，顾振辉著，上海交大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笔者从事中国话剧史教学近40年，深感这是一位对母校饱含着深情厚意的青年学子，以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这部大气严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教育史专著。
中国话剧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中的话剧教育史更是一门有待深入开垦的处女地。迄今为止我们已出版了两本有关话剧教育史方面的专著：一本是《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稿》(阎折梧编，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一本是《流亡中的戏剧家摇篮——从南京到江安的国立剧专研究》(谢增寿，张拓元著，四川天地出版社)。这两本书都为我国的戏剧艺术教育史研究做了很好的拓荒工作。不足的是，第一本书实际上是话剧艺术教育回忆文章的汇编，以史料居长；第二本书，由于作者本人并非艺术教育圈子内的学者，他们主要从一般历史的角度叙述剧专十四年的来龙去脉，而对艺术教育本体部分较少涉及。
本书作者顾振辉本科与研究生先后就读于中戏与上戏的戏文系，毕业后又留校工作，是名符其实艺术教育圈子里的一名学者。由于他长期以来矢志不渝地潜心向学，因此本书对艺术教育的核心（诸如领导班子、教师队伍、课程设置、演出特色等）部分，作出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笔者认为，本书有三个显著的特色：
（一） 视野开阔，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紧密结合。
这一特色从全书结构便可一目了然。《考略》共五章，既有上戏前身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建立过程的详述，又有建校早期的曲折，顾仲彝校长主持期间“裁撤风波”全景展示；既有熊佛西院长主持下剧校进一步发展的论述，又有剧校演出史考略；对剧校学生运动，既有剧校党支部建立前学运概况的论述，又有学运发展、壮大，直至应变护校迎接解放史的纵述。这种宏大的结构布局，正如上戏前院长、上戏1948级校友陈恭敏在本书序言中所指出的：“作者显然秉承了‘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尽管历史的进程，千头万绪、盘根错节，但本书对于大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戏剧、电影及人才的教育、培训等方方面面，都有所照应，厘清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既有全景式的鸟瞰，又有细节的精雕细刻。”
（二） 重点突出，展现了上戏办校的基本特色和传统风格。
学校办得好不好，关键在校长和师资。特别是艺术院校的特殊性：一对一教学方式，十分重视学生个性、天赋的呵护与激发。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创建之初，顾、熊两位校长高瞻远瞩延聘的师资，均是当时国内最负盛名，专业最优秀的：如郭沫若、田汉、曹禺、洪深、胡风、李健吾、欧阳予倩……。《考略》对此作了重点介绍：他们对文化艺术的远见卓识和富有个人魅力和色彩的授课内容和方式。
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创建伊始的师资力量一直是学校引以骄傲的。但在以往各种材料里叙述不一。《考略》收集了田汉、郭沫若、史东山、胡风、熊佛西、李健吾、顾仲彝、曹禺、洪深、欧阳予倩的剧校讲座记录文本。在第一章、第三章特设专门章节介绍名师，使上海剧校早期师资队伍的面貌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呈现。
例如，曹禺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位著名剧作家而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戏剧教育家，这是读者大多不太熟悉的。书中介绍了曹禺于1947年1月完成对美国的访问坐船返回上海。当时，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刚刚涉险度过了“裁撤风波”。熊佛西接替顾仲彝担任剧校校长。他得知曹禺回国，立即邀请曹禺来校任教。在1947年2月到1948年底离沪赴港，曹禺在将近两个学期的时间里，受聘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担任专任教员。《考略》立足于史料文献，弥补曹禺在剧校这段经历在史述上的空白，并论述了曹禺先生在戏剧教育上的两个特点——双语教学与“第四堵墙”式的授课方式。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戏剧院校的教育离开演出实践是不可思议的。《考略》一书十分重视这一内容，这也是以往校史研究中忽略的部分。《考略》一书通过对剧校演出的各类资料，如导演阐述、编创演职人员的叙述，比较全面的论述了剧校早期教学和实践的一些特色：主题的多样化、本土化，从导演和表演中对斯坦尼演剧体系的实践等。
（三） 求真务实，具有朴实无华严谨的学术风格。
《考略》除了在内容上具有视野开阔，抓住重点、深入探索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还具备了将口述历史同文献史料密切结合起来的特色。作者在治学上有求真务实、肯下苦功的治学精神。他在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以及我院档案室里，查阅、爬梳、整理了海量的文献史料，另外编成了一本66万余字的《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这些第一手的史料为《考略》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作者还多次冒着酷暑严寒，千里迢迢，自费奔赴江苏、浙江、湖北、福建等地向剧校当年的校友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
这种认真、踏实的学风，尤其需要大力提倡！当今社会急于求成，浮躁之风盛行，学术领域也不例外。前辈历史学家范文澜曾有两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指的是做学问一定要扎实，十分需要沉下心来搞调查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这样研究者在学术领域内才有发言权，他的论断才站得住脚，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现在有些青年学者甚至一部分中年教师，他们心态浮躁，缺少扎实的研究基本功。
一次，在一个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亲耳听到一位博士生(还是一位在职的副教授)振振有词地大谈“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从舞台艺术角度研究曹禺剧作的论文和著作”。笔者实在听不下去，当即请问：“抗战时期著名戏剧评论家刘念渠出版过一本《转型期的演剧纪程》，书中有大量论述曹禺剧作演出的内容，不知先生可曾看过？”这一句话便将这位博士问住了，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本书，也不知道有刘念渠这位著名戏剧评论家。总而言之，他根本没有在学术上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然而他居然敢在大会上武断下此结论。这种华而不实的学风实在有碍研究的健康发展。
在学风不正的今天。顾振辉老师即便只是一位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即便在前期没有任何项目经费的支持的情况下，他却能潜心治学、砥砺奋进，以强大的毅力摒却纷扰，在日常繁杂的工作之余，用无数个孤灯寂夜的辛勤耕耘，为我们如实展现了母校最初的样貌。这份迟来的岁月都因在等待这份明亮的初心！为着这份可贵的精神，笔者郑重地向各位推荐——《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
（本文作者系中国曹禺研究学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读后感(四)：四载剧校史，幽微大时代——评顾振辉的上戏民国校史研究
四载剧校史，幽微大时代
——评顾振辉的上戏民国校史研究
贾冀川
在上海戏剧学院七十周年校庆之际，顾振辉的上戏民国校史研究的成果——《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以下简称《考略》，顾振辉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与《上海戏剧学院·民国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顾振辉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问世了。这两部150余万字的研究成果沉甸甸的，可谓是献给上戏七十周年校庆真诚而厚重的贺礼。振辉本科毕业于中戏戏文系，研究生毕业于上戏，师从著名话剧史家丁罗男教授。毕业后又留校工作，浸淫其间、默化于兹、发轫于此。因此，这两部著作亦显示着顾振辉立志学术的恒心与毅力，让人不得不感叹后生可畏。
笔者认为顾振辉对上戏民国校史的研究有着以下三个特色：
一、史料丰沛、结构严谨
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的发掘与爬梳。在《汇编》一书中，振辉就向我们展示了他在史料收集与整理上所下的苦功。《汇编》一书史料丰沛，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关档案中所搜集的史料都被他收入。这些史料有新闻报道、演出信息、剧评；有剧校学生在当时写下的介绍文字与感言；有执教于剧校的大家们的讲课记录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章；还有留存于档案里的相关招生信息、规章制度、演出记录表，等等。据振辉讲，以上六十余万字适合公开的史料占他搜集所有史料的三分之二。这些史料均是由他一人于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以及上戏图书馆与档案室里搜集整理而来。每一篇，均是由他自己进行识别整理，逐一录入电脑，才将《汇编》一书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冷板凳的功夫，不知耗费了这个年轻人多少个孤灯寂夜。正是这样一番苦功，为他上戏民国校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上戏民国校史前后仅有四年多一点的时间，顾振辉却发掘出了这么丰富的相关史料。面对如此浩繁杂芜、千头万绪的史料，就需要用一套合理的史述结构，将其提纲挈领地串连起来，才能条分缕析地这段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作为一部戏剧学校的历史，在厘清发展脉络之外，还需要凸显那个时代里的办学特色。为此，《考略》采取了编年史与专题史相结合的办法。
《考略》正文一共有七个部分，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及尾声部分，作者以编年史的方式，按时间顺序向我们介绍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艰难草创；剧校如何在险象环生的“裁撤风波”中有惊无险地渡过危机；熊佛西校长又是如何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末年，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苦心经营，勉力维持，最终于艰难困苦间，迎来了新时代，走进了历史。
与此同时，作为戏剧学校，学生演出是检验学校教学成果的重要手段，在财政得不到有效支持的年代里，剧校的学生演出的票房收入成了剧校主要的财源之所在。而且，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剧校进步的同学们在轰轰烈烈的上海学生运动中自然不遑多让。故而，在《考略》的第三章与第四章，作者专设章节，依托史料，详尽介绍了剧校学生运动与学生演出的历史。正如上戏老院长，同时也是48级的校友陈恭敏在《考略》的序中所言：
从全书结构来看：作者显然秉承了“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尽管历史的进程，千头万绪，盘根错节，但本书对于大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戏剧、电影及人才的教育、培训等方方面面，都有所照应，厘清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既有全景式的鸟瞰，又有细节的精雕细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搜集史料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口述历史的采访与整理。七十年前在剧校求学的学子们，如今大多驾鹤西去，健在者也已年逾耄耋。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们的回忆无疑极具史料价值。除了在上海，顾振辉还奔赴江、浙、闽、鄂数地采访居住在那里的老校友。事前联系、录像、整理成文，请示修改等一系列的工作均由他一人担纲，最终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完成了18位校友、逾十万字的口述历史。这些口述历史不仅佐证了历史事件的发生，而且他们某些生动而有趣的叙述也有助于丰富人们对于这段校史的认知。
二、宏微结合、视野开阔
振辉在《考略》一书的史述中，有开阔的视角，更有严谨的考证，宏微结合地将笔触延展至更高层面，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历史纵深极强的历史画卷。
在《考略》的绪论里，作者背景式地向我们介绍了中国与上海现代戏剧教育史的概貌，并指出上海话剧在抗战时期的畸形繁荣是戏剧界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办学的重要性。比如在介绍剧校艰难草创的第一章里，作者便花了不少的笔墨考证了上戏第一次开班上课的日期，这一历史性的日期，由于历史的久远而经常和校庆日相混淆。作者从相关的史料中逐一抽丝剥茧，最终从最具时效性的文献中找到顾仲彝校长的可靠说法，并借着45级校友的口述历史为佐证，证实了上戏正式开班授课的日子为1945年12月19日，而并非在惯常认为的校庆日——12月1日。
又如第一章与第三章里，对于师资力量的介绍，可以说是全书的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一个学校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师资力量，师资力量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这个学校的办学质量。诚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并非大楼之谓，而是大师之谓也。剧校立足于上海这片戏剧的热土，在顾仲彝、熊佛西两任校长的延请之下，剧校云集了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李健吾、黄佐临等一大批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殿堂级的人物。作者依托于史料与校友的回忆，不仅展现了了他们的风采、总结了他们戏剧教育的方法，并且在附录中还整理了一批大师们当年留下的讲课记录。这些讲课记录现在读来真是令人神往而激动不已。
再如在第五章与尾声部分，在描写学生运动与迎接解放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坐井观天地将视野仅仅停留在横浜桥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将上戏民国的校史放到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形势下来观照。
在介绍剧校学生运动时，作者先介绍了上海整个学生运动的形势以及中共地下党如何在上海逐步开展学生工作、建立学生组织。结合这样的大背景，再行介绍剧校的学生运动时，便能充分了解剧校学生运动在整个上海学生运动中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也诚如作者在书所言：“他们意气风发于剧校内外，挥斥方遒于舞台上下。他们真诚地为了自己的戏剧理想，更为着自己所向往的新中国而无怨无悔地贡献着自己的青春。”
在尾声部分，作者介绍了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期间的政经形势。反映国统区江河日下的整体态势下剧校师生们的现实困境。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剧校师生又如何弦歌不辍，在配合全市学生运动开展有声有色的演剧活动之外，还积极组织了应变护校队，将部分校产交由其中一队人马转移到了“台尓蒙”。在这样“两线作战”的情势下，作者再结合上海由南向北的解放过程，逐一介绍了这两队人马是如何亲眼见证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时刻。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以说，70年前的上戏师生是这样做的，70年后的顾振辉老师亦是这样写的。这样的“大历史观”，想来也得益于作者平时对于历史的爱好。
三、史观平和、论述得当
福柯曾在他的文章《尼采·系谱学·历史》中，提出了“反记忆”理论。文中指出，官方历史标榜的大写的历史其实是历经删除、压抑他者的记忆，因此其真理性需要被质疑，反记忆乃是出现在官方历史的矛盾、缝隙和断裂处，这些长期被忽视的记忆打破了官方历史的宰制，揭示官方历史的真理性及其神话性的权威有问题[1]。福柯的反记忆着重在宏大历史叙事之下，以系谱学的方式地寻找细微的、小写的、地方的记忆。
在《社会必须被捍卫》一文中，福柯提出“反历史”的理论，他指出“反历史”理论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其一是打破了旧有权力意志下历叙述的同一性。由于这样的历史叙述是胜利者的历史，“反历史”让失败者、弱势者异质的历史也得以呈现：“从权利的眼光来看是权利、法律、义务，从新的论述角度看，却是滥权、暴力、强征”[2]。其二是“反历史”破解了旧有权力意志下历史叙述所营造的历史连续性。由于官方历史展现出权力的效果“照亮了社会体的一面，却让另一面落入阴影或陷入黑暗”[3]。“反历史”反映或呈现了一个民族被忽视的过往或断裂、空白的时刻。如同梅迪纳指出，福柯批判官方历史的刻意遗漏与沉默噤声乃是知识论与社会政治的征服，因此唯有透过翔实的考证、检视那些断裂、空白、空隙，才能批判式地抗拒官方历史所隐含的知识/权力框架，关注那些原本活在沉默与黑暗中的人们的生命经验、记忆与论述[4]。
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研究，早年间经常受到“左”的历史话语的影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无法以一个平和客观的视角看待民国这段历史。之前有关上戏民国校史的史述中，对于历史的叙述因其时代的局限性而往往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倾向，过于强调“国民党对于学校的迫害”、“学生中间的‘敌我矛盾’”等。在《考略》一书中，作者本着“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的治学原则，秉笔直书地还原了诸多历史真实。
比如在介绍“裁撤风波”时，作者专设一节将“始作俑者”——上海市参议会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裁撤风波中的作用逐一进行介绍。在“裁撤风波”过程的叙述中，也将整套“游戏规则”一一予以详尽地介绍。在如此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还原了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这使我们发现了那时与今迥异的民国政治、社会生态之下，“肉食者”们并不能为所欲为，社会各界可以有力地通过独立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反而是那些在参议会中主张裁撤的衮衮诸公们却在汹涌的舆论面前变得噤若寒蝉。作者在史料的详尽爬梳之下，公允地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裁撤风波”是缘于抗战结束后，上海人口激增而导致中小学校舍的供不应求。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则是当时对戏剧教育的社会功能认识不足，以及当局对于剧校进步风气的不满。……作为民选的市参议员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面对突出的社会问题，显然有些躐等躁进，也没有充分地进行调研工作，对于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在认识上有明显的不足，从而未能以长远的大局来看问题。这种明显短视且躐等躁进的行为导致了市参议会一面要增加教育经费、普及国民教育，一面又要裁撤包括民众学校在内的教育机构。……故而，此项决议本身显然有欠周全，其背后藏着国民党依旧幻想通过消除自己难以控制的教育机构来维护其一党独裁的“训政”思维。
所幸当时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考虑到了这类问题，故而使得政府在尊重参议会所代表的民意的同时，尚有自由裁量、便宜行事的权力。加之市政府中的开明人士也愿为剧校折冲樽俎，使剧校最终有惊无险地得以保全。
无独有偶，在演出史的介绍中，作者在充分肯定熊佛西校长建立常态化演出体制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客观存在的局限性：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特别是在1948年之后的艰苦的条件下，剧校为了师生的生存，不得已实行了过于频繁的排演活动，这极大消耗了学生的精力，透支了学生的体力，自然也影响了学生的其他方面的学习。因而产生了“课堂适应剧场”的现象。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安定的外部环境与稳定的财政支持，是教育办学的首要条件，当时局动荡至学生还要因为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走上街头时；当办学者还需要为了生计而忧心忡忡、四处奔忙时；师生们又怎会集中精力于戏剧艺术本身的精进？又怎会根据学术的前沿来进行教学实践上的创新与探索？
在学生运动的章节里，作者特地对“蒋耀华持枪威胁钱泓光事件”进行了一番严谨的考辨，在试图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还做出了一定的合理推断，认为这原本仅是年轻人之间的意气用事。只是由于日后日益肃杀的政治环境，使之上纲上线为“敌我矛盾”。此事虽小，可振辉对这个事件的结论中，可以看出这位年轻学者宽厚的史观：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且无风雨且无晴。”事件当事人早就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和解。时至今日，我们更需要站在人本身的立场上，以更温情、更平和与更宽容的心态来看这段历史。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国共两党，不过是对中国发展的道路有他们各自不同的见解。而他们已经在过去的六十年间，各自进行了充分的实践。天下大势，浩浩荡荡，是非曲直，后来的历史自有公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过去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就还是让他过去吧。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笔者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穿插的一些名言与诗词。《考略》中每一章开始前，作者都会选一段那时剧校名家的言论。这些言论往往质朴而感人，不仅能很好地总结这一章的内容，同时又能让读者在阅读前就能体会到这一章所蕴含的情感潜流，为读者深入了解该章节内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导引。在《考略》的每一章的末尾或中间，作者又会选用一些古代的或现代的诗歌，穿插于严谨的学术文字之间。以此作为一种阅读中的调剂。这样的处理无疑会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词意境中，读者们会在在艺术的熏陶中体会到作者的情感倾向，又或许还能从回味中感受那份未能言说的潜流。
这两部成果一为史述，一为史料，相互辉映。又图文并茂，既易读又耐读！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的一段空白，还为后人开展相关多角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笔者也期待着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的研究中去，在这片尚待全面开发的学术园地上耕耘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天地！
作者简介：
贾冀川（1972—），男，河北邯郸市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研究。著有《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稿》、《解放区戏剧研究》、《转型期的欧美电影——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美电影研究》等，编有《戏剧艺术通论》等。
（本文发表于《剧作家》2018年第一期）
[1] Michel Foucault：“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39-164.
[2] Michel Foucault：“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69-70.
[3] Michel Foucault：“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70.
[4] Jose Medina,”Toward a Foucaultian Epistemology of Resistance:Counter-Mmemory,Epistemic Friction, And Grerrilla Pluralism,” Foucault Studies,12(2011),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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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读后感(五)：该书后记
后记
这真是一个艰巨而又梦想成真的过程。
我在中戏求学时，常闻“华东分院”的玩笑。来上戏读研后，越发感到这两所戏剧学院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虽然，中戏与上戏同为我的母校，可再闻“华东分院”之论时，却总不是种滋味。这也萌发了我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再者近来愈发流行的“民国热”，使得“民国范儿”已经蔚然成风，特别是那些追怀民国大师们的文字，让我感受到了于今截然不同的气度与风范。在这大师远去，又呼唤大师的今天，又为何不一探当年大师们的风采与足迹呢？凡此种种，激发了我对于上戏民国那段历史的好奇。
在《“十七年”剧史论稿》研究《年青的一代》的过程中，我便接触到了一些文献史料，上戏的在民国的历史顿时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恰逢上海戏剧学院成立70周年之际，70年前的上戏是个什么样子？虽然早前就有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中可窥一二，但全面性的介绍似乎依旧缺位。这个问题便开始萦绕在我心头。
可现有的材料并不能满足我对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好奇心。更让我担心的是，上戏学生对于校史常识的无知与冷漠。即便是常来图书馆的同学也大都说不出一二。“岂容青史尽成灰！？”这个冲动让我在上戏建校70周年之际，产生了研究这段历史的想法。
说来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原来想着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框定在1945年10月剧校开始筹建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正式改名剧专，这段前后不过45个月的时间。可谁曾想，就那么短短的时间里，群贤毕至的剧校里，随着时代的风起云涌而有着述说不尽的历史。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史料的找寻与爬梳。为此，我利用业余时间，在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与学院的档案室里，面对浩瀚的史料，逐一找寻、爬梳、整理。所幸信息化的时代，不少电子数据库的诞生，为我省去不少翻阅查找的力气。但具体档案的查询，还是费去了我很多的心力与时间。
剧校校友通讯《横浜桥》上也有数量颇为可观的回忆文章。为此，我从第1期到最近的84期，都将其中有关剧校时期的文章作了目录索引。在本书的撰写中，按图索骥，根据需要找到也了不少有益的补充材料。
同时，走访历史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当年在学校里的经历，也是获取第一手史料的重要途径。况且，70年前在剧校任教的先生们都已作古，校友们不少也已过世，尚在的校友大都已是耄耋之年。他们有的脑力已然难以回忆起当年的经历，有的也有自己的顾虑，所幸在“横浜桥”校友会负责人蔡学渊、张美兰、林幼光等老师的牵线搭桥下，再加上自己不懈的找寻。除了在上海，我又奔赴福州、武汉、永康、南通、杭州、苏州等地，最终采访到了18位愿意接受我口述历史采访的校友。
每次采访，都是我一个人联系，一个人带着小型摄像机进行摄像、采访，回去后再一个人根据录像整理成文。
然而，口述历史的采访是一个神奇的经历。愿意接受访问者虽然年事已高，但对于剧校的历历往事却记得清清楚楚。望着他们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面庞，听着他们意气风发的剧校岁月。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在我脑海徐徐展开，深情并茂、情深意切。对我来说，那样的快意，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说实话，现在让我回想我小学、中学时的经历，有时还真难以说出个大概来。对于他们来说，时隔五六十年，对于剧校的当年的往事还能记得那么清楚，也从侧面看出他们对于戏剧艺术最诚挚的热爱。
对于口述历史的内容，我需要说明的是：除了王健老师的全程与郭皎老师的是录音以外，其他前辈口述历史的过程都是全程录像。稿件根据录像录音整理好后，都呈送给本人审阅。其中自然也根据他们的意见有所增删，其中也有不少的往来反复。今天各位读者所看到的口述历史，都是经过他们审阅同意后内容。
很可惜，一方面是我时间与精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校友有其顾虑不愿接受我的采访。这自然这也不能勉强，但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你们不讲，很多往事我们也无从知晓，最终只能遗憾地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未免也是种遗憾。希望这部书出版后，那些老校友们能放下你们的顾虑，将你们记忆中有关上戏的点滴过往分享给我们。在本书的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俞慎生老师很遗憾地永远离开了我们。据采访他也不过是2个月的时间。他的口述历史的录像和内容也成了俞老师家属最好的慰藉，也为上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世事无常，其实留住了你们的回忆，也就留住了我们的历史。
对于口述历史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其主要体现在当事人的主观性与记忆的选择性。人在和一个不是特别亲近的人叙述往事时，对于历史的表述自然有所选择，也会因其立场而存在着某种“美化”。人们总是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当事人也会因年代久远而产生记忆的讹误，再加上政治高压之下的思维与意识上的惯性，从而会表达一些自以为别人想要他表达的东西。这种迎合性的叙述自然也会使我们的认知偏离历史的真实。
同时，有些回忆，往往不是那时那地的回忆，而是“回忆的回忆”。这些回忆，可能是时过境迁后，当事人在校友聚会或与亲友的叙谈中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中，不断加深印象而保存至今。而这些印象往往会存在着添油加醋的情况。故而，事件本身因根据当事人的需要会在一次次的反复叙述中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变形。
这些情况的客观存在，让我们必须认识到口述历史在帮助我们认知历史真实上的局限性。所以我对口述历史也必须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对于某些叙述上的关节，也尽力去考辨。可必须承认的是，时隔多年，本书中的口述历史，除了当事人在记忆上的讹误与混淆，在内容上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大部分事情对人生繁华落尽他们来说，仅是一份对自己心中对于青春可公开的回忆。
所以，总的来说，支撑这本书的史料主要是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上有关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文献；剧校校友通讯《横浜桥》上的相关文章；以及上戏可供查阅的档案以及剧校校友的口述历史。
“多做些实在的研究，少谈些空头的理论！”这是宫宝荣教授在第一届长三角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那时我正在上戏读研究生一年级。这本校史考略是立足于这样的理念上展开的。毕竟这是本“考略”，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注重实证，力图表明史述的严谨可靠，尽量从各个角度还原当时的人和事。自然可能会牺牲一定的文学性与叙述连贯性，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还可能在史料上有堆砌之感在此请各位读者多多谅解。
对于历史的叙述，自古有《三国志》的同时，亦有《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以其精彩的文学性而被列为四大名著，可《三国志》因其可靠的史述而被史家推崇为信史。而《三国演义》则是以其为基础进行的“二度创作”。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所走过的历程之波澜壮阔，足可以改编成精彩的小说、舞台剧、电影、电视剧。我们上戏校友藏龙卧虎，相信之后一定会有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有识之士，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将上戏这段历史进行艺术化呈现。至于我想做的，就是在这之前，老老实实地依据史料，尽可能地呈现出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性是多面的，这也决定了现实并不会如我们想象的或希望的那么美好。历史也是如此。本书的叙述角度虽力求客观，然而总体仍以正面为主。但想要更为全方位来看，可以去看看《横浜桥》第27期中江唳的《从黄土坡到横浜桥》以及第67期中陈默的《首次文章风波》。这两篇文章里面以大量的文字客观记述了让人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毕竟身处自由开放而又动荡不安的民国末世，有些许阴暗面也是难免的。这也促使我尽量以客观全面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看待人性。
熊佛西校长在1951年7月向1948级毕业的同学们说过：“你们是一批牺牲的人”[1] 。这句耐人寻味的话一直萦绕在同学们的心间。熊佛西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的戏剧教育家。他自然知道，要办好教育需要怎样的环境。在他接手剧校的这几年，几乎都是在经费被克扣、校舍被挤占的困难境地下走过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办教育，只能是以非常手段来应对非常时期，更多的是时局维艰下的无奈之举。当时，新政权初立时的稳定与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熊佛西先生期盼已久的。熊校长坚信中国已然实现民主，正阔步走向富强，学校必将随之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些“生于忧患”的同学们，则会成为那个民国那个旧时代的“牺牲品”。
然而，时至今日、世殊时异，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话的历史况味，依旧耐人寻味……
为完成这本著作，从史料的搜寻到落笔撰写，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长夜漫漫路迢迢，踽踽独行间，需要面对浩繁而厚重的史料、日常繁杂的事务，可我没有三头六臂，唯有无数个寂夜孤灯下，一个人的奋战。光凭一己之力，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可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自己选的路，咬着牙也要坚持下来。因为在这个过程里我感到了梦想在实现。
是的，历史，确切的说，能够以可靠可信的方法，亲临历史、探究历史、表述历史是我求学以来的梦想之一。我在接受高等教育以前，历史一直是我钟爱的学科。它给我打开一扇窗，让我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老师们点拨下逐步启蒙却魅。所以，无论在我《“十七年”剧史论稿》的撰写过程，还是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让经得起推敲的历史在指尖汩汩而出，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从本书的页下注中，各位应该可以相信，这本书在内容上应该是经得起推敲的。可上戏民国校史还是有不少可以丰富、深入的空间。我希望日后随着文献查询的制约进一步宽松后，可以在更多的文献中领略更多的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
同时，上戏校史的研究亦亟待深入，它值得我们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进行更系统、更深入地阐发、剖析。比如，从演出史的角度，评介经典剧作在上戏的排演对上戏教学上的影响与促进。又比如，在戏剧教育的思想与方法上探索名家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得失；也可以从社会文化、思潮的角度来看对上戏的影响；又或许可以从今昔对比中，摸索出一条新型的、更具科学性的戏剧人才的培养方式等等。期盼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对我个人来说，希望自己或许会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能有条件心专心致志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国历来有慎终追远，重视历史的传统。自古有云：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古今中外的著名高校，大都设有校史馆，以显其辉煌的办学历程与深厚的治学传统。上海戏剧学院作为一所拥有70年历史的戏剧类院校。顾仲彝先生与熊佛西先生所开创的历史，也应为我们上戏人时时记取。知往识来，在前人的基础上，相信一定能不断开创出新的历史篇章。
想想七十年前上戏的先生们与同学们，他们一路走过的是何等的荆棘与坎坷？可是，他们心中有理想，有信念，面对艰难困苦，始终安贫乐道，弦歌不辍，昂扬奋进，凌霜傲雪岿然立。读史至此，又何尝不让人慨然感奋？
青史永在，往事可追。在时间不断前行中，希望这本书所承载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被想起，也会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重视。或许能在上戏八十周年、九十周年、一百周年时，可以有更为丰硕的成果呈现出来。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希望它能不断地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不管怎样，书写成了。做人当常怀感恩之心，在这里一定要感谢一下在我写作过程中给我提供帮助的人们。
首先，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丁罗男教授，毕业这么多年了，还经常叨扰丁师求教指正，时间久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丁师却在百忙中，还一直为我耐心指教。学生感激之情也难以言表。希望学生这点小小的成就能不负恩师栽培之万一。
由衷感谢韩生院长对本书的支持，在2014年冬日的晚上，在校园里偶遇韩院长，我汇报起我民国校史的研究计划，他听了一个大概后就当即表示会解决该书的出版经费。这本来就是一个自发的研究，对于我这个“无名小卒”来说也申请不到任何的项目经费，能得到韩院长的一个肯定对我来说就很满足了。
寒来暑往数月后，韩院长看过我的征求意见稿后，便十分赞赏，连续在当年7月的毕业典礼与9月的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提及了这本尚襁褓中的著作。本书最终在韩院长的关心下落实了出版经费。并且在千头万绪的校务工作之余，韩院长欣然抽暇为本书倾情作序。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于母校的深情厚意。在整个接触的过程中，韩院长不计名位高低、始终质朴和蔼，身上真有几分熊佛西先生的影子。我想，这便是为上戏倾尽心血的熊老院长给“孩子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上戏人对于母校的情感也都是息息相通的。
感谢学院档案室前主任余忠老师对我在史料文献查询上的支持与帮助。记得是在一次学院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第一次结识余忠老师，忐忑间，将请求查阅档案的报告与拙作《“十七年”剧史论稿》一同交给余忠老师。谁料余忠老师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还半开玩笑地说我长得像洪深先生。这就不知从何说起了，但也是莫大的鼓励与鞭策。
感谢学院档案室的前辈范和生老师，范和生老师听说了我有志于校史研究，便十分的鼓励与支持，在研究过程中，也有过不少的指点与帮助。还曾特地赠予了他编著的图册——《我们的校园》。对于本书的封面，他也从专业出发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
感谢图书馆的老前辈胡传敏老师为我在查询资料中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帮助与指点。
感谢曹树钧教授对于我的鼓励、支持与肯定。
感谢王伯男教授，给了我从事学术科研安身立命之所，在日常工作之余仍能从事学术科研。
感谢学院档案室李莉与钱晨两位老师，历史的爬梳与研究，离不开第一手的档案史料。若没有两位老师提供方便，我也无法从这些浩繁的史料逐一进行爬梳、整理。
感谢“横浜桥”校友会负责的蔡学渊老师、张美兰老师和林幼光老师对于我口述历史采访的支持。他们不顾年事已高，帮忙牵线搭桥，真是感激不尽。
感谢愿意接受口述历史采访的校友们：杨滢、张美兰、丛昌沅、顾子钰、俞慎生、严翔、房子、李培健、钱枫、王健、金燕、蒋正勤、陈恭敏、陈岚、林幼光、郭皎、浦连青。感谢他们愿意向我讲述70年前他们在母校的峥嵘岁月。你们从历史中走来，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宝贵的历史画卷，使活生生的历史跃然于我们眼前。你们的精神同你们当年的青春和梦想永远不朽！
在这里尤其要感谢前院长陈恭敏先生。他既是上戏民国时期的校友，又在改革开放后担任过上戏院长，无疑他是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序者。当我提出这一请求时，我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没想到年逾耄耋的陈老院长不仅接受了我口述历史的采访，而且看过本书的征求意见稿后，便不顾年迈，欣然提笔作序。整个手稿一笔一划真是力透纸背！而且在遒劲的笔力下更是浸透着陈老院长对母校的深情厚意！
感谢统战部的张洁老师。我身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党员，我的组织关系并不在学院。但张洁老师还是很关照我，让我参加了不少的组织学习活动。对我的校史研究工作，也十分的鼓励与支持，并给了不少有益的指点。
感谢在莲花路校区共事的滕玉石老师、刘丽丹老师和李歆老师在工作上的指导与照应，以及在科研上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感谢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硬笔书法联谊会副会长马平发先生为本书提写书名。平发先生是我幼时开蒙的书法老师，学生虽然不才，但马老师对我的成长一如既往的关心。此次听闻我有著作问世，便欣然提笔书名，令本书蓬荜生辉。
感谢交大出版社的同仁们对我著作一如既往的支持，感谢同为上戏校友的冯雪小姐虽然在接近完稿时，已然离职，但听闻母校校史毅然热心地牵线搭桥，联系编辑。
感谢本书的责编曹雯京小姐以及交大出版社的对本书排版、审查、校对、封面设计等各环节的同仁们对本书耐心细致、周到全面的工作。本书的出版也凝结着他们的心血。为此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更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与家人们对我的支持。在这样一个纷繁浮躁、利令智昏的时代里，他们依旧坚信人间正道，尽其所能，为我提供了一张安静的书桌。
很遗憾，在本书的撰写的过程中，我外婆过世了。外婆来自常州乡下，民国时来到上海在纺织厂里做女工。虽然目不识丁，但她还是一位勤俭持家的传统女性。记得印象里我第一次到外婆家时，外婆见我圆头圆脑的十分可爱，就狠狠地亲我一口。后来外婆家的房子动迁了，外婆住到我们家来，外婆也给我讲过她当年在常州乡下的往事。她的祖母口中太平天国的“长毛”们是如何荼毒乡里，乡民们是如何地逃难。抗战时期，日寇清乡扫荡时，把她村里的乡亲们都集中到一起，荼毒乡里。乡亲们气不过，于是大家支持一个男子向日本交涉。谁知日军不但残忍地将他杀害，还将他的尸体吊起来，挂在村口。外婆与村民们都恨透了日本人。
抗战胜利后，她来到上海，在老北站，民国时期的警察还用竹竿敲打人群的办法来维持秩序……这些从她嘴里讲出来的故事也是我对于口述历史最初的体验。外婆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却始终乡音不改。和她生活久了，我倒也会说些常州话，还曾开玩笑说，我要有个英国的外婆，或许我英语也早就突飞猛进了……
这又使我想起了爷爷——顾启骏先生。他是民国时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航海科1946级的大学生，1949年江山鼎革之际，他正在南洋出海实习。面对另一边的拉拢，仅一句家有老母在堂，便同进步的同学们开着海轮回到了上海，投身于祖国内河航运事业。沧海桑田四十载，另一边的同学们纷纷衣锦回国，当年成绩很差的，在班里都被看不起的同学在大洋彼岸却拥有了起了十多艘船的航运公司……爷爷依旧一笑置之，安之若素。
现在想来爷爷真是一身的潇洒的民国范儿，总是谈笑风生、温情脉脉。他会因为我偶尔的100分而奖励我一个“奥特曼”；他也会经不住我的“胡搅蛮缠”而给我买个变形金刚；他会在冬夜里披着衣服为独自睡觉的我掖一掖被子；他也会坐在我身边，静静地削着一个苹果，而当我手里捧着苹果时，注意力总会在那一圈一圈齐整务必的苹果皮；爷爷会按着我的“指示”，在他心爱的君子兰，摆出看书的样子来拍照；他会为孙辈们老爱看动画片而担心我们的视力；他偶尔也会夸张地做个鬼脸，让我们几个孙辈忍俊不禁；他会封堂妹为“丫头王”，疼爱地牵起她的小手，而我和堂哥则在后面排着队，然后一同去往游乐场……
童年里太多快乐而美好的回忆总与爷爷分不开。只可惜，我还没上高中，爷爷就过世了。倘若他能活到今日，我也真想听他讲讲他当年的故事。不知他是如何渡过那段民国的岁月？或许他也为生计而发愤苦读；或许他也满心企盼着学有所成后在上海的摩登生活；或许他当年也去横浜桥看过戏，慨叹过人生如戏；或许他在上海的街头，也曾和同学们为着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而奔走呼号。面对星辰与大海，他又是怎样的一番心境？相信爷爷一定会再告诉我很多很多……
我愿将此书也献给远在天国的亲人们，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会为我这点小小的成就而引以为豪。
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时间不断前行，历史也不断遗落在我们的身边。剧作家在稿纸上沙沙作响的前后想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舞台大幕的拉开合拢间、观众的聚散泣笑誉骂间，又有多少尘封往事待我们细细考察、慢慢品味？有意识地把它们捡拾起来，整理出来，垂显后世。我也不知道以后我还有没有机会接着做，希望还能吧。
顾振辉
2015年秋
于静安独由斋
[1] 张绍曾：《怀念熊校长和先逝的老师们》，《横浜桥》，第43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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