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一本由汪曾祺著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2018-5图书，本书定价：171，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精选点评：
●还不错，汪曾祺文笔挺随性，西南联大还是很让人向往的
●内容有点重复了。
●《南渡北归》之后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看了太多太多太多。 汪曾祺无疑是最幸运的。 他的幸运来源于，他遇到了一个“自由”的父亲，言传身教于他什么是“自由”的根基。 他遇到了一个“自由”的学习环境，潜移默化于他什么是“自由”的真谛。 此后，不仅是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连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都鲜有“自由”
●他们每个人笔下的那段岁月 都那么有趣。
●汪老关于西南联大的文集，没有板正地忆苦思甜，只是淡淡地回忆，更让人心向往之。 那时真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啊！ 西南联大校歌:骑了毛驴考大学 万里长征， 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 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有好几篇重复了 但是我好快乐 我每天靠汪老续命
●明明是在最艰难的时代，但是每个人在汪老笔下都安贫乐道，可爱至极。由于是散文合编，所以有些文章和内容重复。
●老汪西南联大写作的散文部分。多年后再回望，回忆里最鲜明的部分就是那些反复谈、反复说的轶事和片段了。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1980后老汪写作的整个基调都是回忆，然后我们透过这些回忆，构筑一个怀旧的集体记忆，终究是回不去的黄金时代了。观察许多篇，老头儿每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意味深长的，比如那句“我想念昆明的雨”。
●老知识分子的大学时代读得泪满胸怀。汪老写人物小传写得真好。不消极沮丧、无机心、少俗虑真是当代青年人急需的品格了。
●非常好看，朴实的文字很好的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西南联大师生群像。特别是去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旧址参观过后，再看这本书觉得书中描写的那些人物仿佛就出现在眼前。联大真的是令人向往但极大可能不会再有的圣地了，但当时人对于学术对于知识对于信仰的追求真的非常令人动容。站在这个什么好像都可以什么少了好像也没什么大关系的时代回眺，我是很羡慕当时人的精神世界的。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读后感(一)：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汪曾祺老先生回顾母校的散文集，收藏27篇文章，质朴、亲和的文字，于如水的记忆里重温西南联大的金色岁月。
西南联大建立之初，部分学生由北平出发，一路风餐露宿，步行足足三千五百里至昆明。汪老先生走的是海路，坐船经香港到越南，再转火车走滇越铁路入昆明，还闹了一场疟疾。汪老先生说，这么多学子不远千里来联大，是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又自嘲自己是寻找潇洒，听闻北大学风自由，可以吊儿郎当，便也来了。西南联大的学风如何，从国文课的选文可见一斑。《大一国文》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魏晋文化重点选的是《世说新语》，竹林七贤、魏晋风流。在需要躲避轰炸机的日常之下，联大师生不仅潜心治学，且能守着一份洒脱与率真。
汪先生既是求知之人，亦是好食之人。他在散文集里写了很多校外的，关于吃的事情。茶馆是昆明一大特色。联大的男生几乎没有不泡茶馆的，对于昆明大大小小的茶馆，汪老都如数家珍，怕是一家一家这么泡过去的，就像现在的人钟爱一家一家打卡网红餐厅吧。至于吃食，老先生兴之所至，挥笔一首打油诗，把他爱的昆明白酒、饵块、汽锅鸡、牛杂、菌菇等等人间至味一网打尽。隔着文字，都能感受到汪老把味蕾的欢快都融进落笔时的激动里去了。
小小一本书，回忆了好些人、好些事。师长啊，同窗啊，社友啊，这些事诉说起来，当时多是淡定从容，倒是岁月长久，站在人生的这端顾首几十年前的过往，难免感怀沧桑。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读后感(二)：人间有趣
动荡的时代，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生存是首要问题。
日军对昆明威胁性地连番轰炸。西南联大的人要保命，就要躲炸弹。他们不叫“逃”不叫“躲”，他们斟酌出了“跑警报”。
老鼠屎，米粒，石头子，还有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的饭，他们叫做“八宝饭”。
他们在一起举办戏剧园会，高吟浅唱，曲和琴鸣，欣赏昆剧和京戏。
在躲炸弹的深坑上有着这样的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下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他们去泡茶馆，茶馆内“莫谈国事”。
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
他也称其为“儒道合一”，说白了，不在乎。
我敬佩这种精神。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人物真是生动而有趣啊。
一有警报不逃跑就洗头发的女同学，嗜爱莲子不顾弹片的男同学。高烧39度还在聊文学的林徽因。那些性格各异的教授。沈从文教授对美的追求，金岳霖教授只提问穿红衣服的学生，直言不讳的唐立庵教授......还有“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那句评语。
汪曾祺先生说“西南联大的每一位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写写”。
西南联大自由的学术环境，兢兢业业的人，他们是纯粹的，无论是对学识，还是对祖国。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汽锅鸡”“牛肝菌”“玫瑰生酒”“撩青”.......他真的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谢谢汪曾祺先生，让我知道，这人间值得且有趣。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读后感(三)：我读到的西南联大
大概是因为自己的高中前身是西南联大附中，所以与联大有关的书，向来比较有兴趣读一读。但因为共鸣太多，比起书评，这次不如说是写了篇碎碎念。
高中语文老师推荐过《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后来有一天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神神秘秘地递给我这本书，说她借给我看，我兴奋地告诉她我已经买了（现在想想应该借来的）。直到如今也很是为这种朋友般的师生情谊感怀。读书因高考搁置，直到大学坐火车去上海报到的路上方读完，后来一直搁在书架上，不时瞥一眼，好像就能想起那极为宝贵的三年，想起当时的简单、认真、充满好奇，警醒自己在物欲横流中保持一点自己所珍爱和渴望的清醒，警醒自己不要懒惰，不可丧失兴趣，也不要放弃自由。
在我读书期间，附中的学风是极为自由的，大概确实是受曾经的联大的影响，高中生活就已经像是在大学之中了。附中的校训，是“先学做人，再学做学问”，这所学校确乎是很人文的，追逐分数在所难免，但那之余的收获，受用一生。所以在读汪曾祺这本与联大有关的书时，每每看到其中关于课堂的描写，就会自然而然联想起过去。
汪曾祺的描写一直都是非常贴近生活的。他笔下的人物并不高高在上，也没被埋在历史尘烟中，而是仿佛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周围一般，而读者就和他们一同上课、一同躲空袭、一同闲散时喝茶、散步……学问之趣与生活之妙无不相映。
另一方面，汪吃货一如既往会详细地记录当地的食物，这对身在异乡的本地人来说，简直是一记暴击，许多地方都是留着口水边想家边看完的。西南联大旧址离家很近，书中也多次提到家里所在的那条街，提到一些如今已经消失的茶馆、饭馆……而我在心里描摹我记忆中的家，如今依旧有开了许多年的咖啡馆、酒吧，有许许多多人路过休息或是读书。我记得周围大大小小的书店，记得簇集分布的大中小学，仿佛一直以来都有某种看不见的学术气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
联大旧址如今在云南师范大学内，当年的校舍还保留着一两栋。低矮的土房，拥挤的书桌，战争年代中无比简陋的环境，却孕育了一批新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从汪曾祺的文字中能看出，这些大家大多是十分简单的。因为简单，才能对学问保持赤忱；因为简单，无论怎样的生活都能热爱，也才能苦中作乐，保持自己的秉性。
昨天刚刚被导师训了一顿，说我们如今拥有那么好的条件，却一点也不上进勤劳。尽管是老生常谈了，但道理却正是那个道理。在还能简简单单做学问的时候，没有理由不倾力尽力。我想，这就是我自己的平静，这就是能让我内心富足的东西。西南联大的学风，并不是神化，而只是最简单的严谨求实和思维的自由而已。
报考大学的时候，家里人开玩笑说，要是西南联大还在昆明就好了，我也就不必离家那么远，还可以在家里喝茶吃菌子，晚上去翠湖赏赏月，拿起书和放下书的时候，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读后感(四)：清淡的人事
一份昆明情，一段联大岁月，一位清淡老人。平实有味，娓娓而谈，不忍盖卷，势必要再读汪老的书，使人平静，叫人瑕思。 附上去年我瞻西南联大旧址的随笔文： 如今的西南联大旧址在云南师范大学一隅。初入联大旧址，便很快发现一块高大的石门，牌子上面的文字格外醒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先生的雕像静静地伫立在其身后，伟岸而坚毅。“一二·一”纪念日文化长廊的金属铸字又倏忽间把一切拉回到那个沉痛的年代。它是黑色的，述说着那段黑暗时光的挣扎与抗争；它又是坚硬的，尽显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对理想与信仰的那份坚定。 要说云师大与联大旧址间无藩篱之阻，却又似乎在不经意间竖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三三两两的学生从身旁走过，或戴了耳机听着歌，或情侣牵手道心声，或捧着书本低头不语。我转身回头，联大旧址便更显庄严肃穆。 走进它，心中一种深深的敬畏感就油然而生，历史的沧桑感渐渐映入眼帘。我踱着步缓缓而行，行至联大教室，遂迈了进去。我喜欢坐在这样的教室里，静默无言，感受这份浓厚的学究之气。数十年前国破家亡之际，那时的莘莘学子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更塑造了终其一生的理想信念。历经几十年的动荡与磨难，终成国之巨擘。遥想当年，他们坐在这间原始的土坯教室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又是怎样的风华与光彩，偶尔扭头看看窗外风景，会滋生出何种情怀。 汪曾祺先生曾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看那些大师，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西南之地，保留中华的文化之种。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刻画民族精神的正面。他们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何以汇集如此之多的卓尔不群的先生们。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先生的敦敦教诲还时时响彻耳畔，一切宛若昨日。于是我闭了眼，做了一个很长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梦。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我与无数青年一起跑警报，一起挥斥方遒，一起同仇敌忾，一起舞文弄墨。尽管日子清贫而艰苦，但必不会忘了国仇家恨，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梦醒了，“一二·一”惨案的四位烈士与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就躺在那，冰冷的墓碑覆住了他们，墓前冷冷清清，红字碑文已略显模糊。倒是围住一圈的红丝带稍宽慰人心，熏风一挑，止不住地磅礴景象。 文字再怎么动人心弦，都比不上见到真实的历史照片时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一二·一”纪念馆里，四位烈士的面容饱受那个年代的摧残，但他们面无惧色，目光坚定。一个人倒下了，一个人睡去了，一个人面目全非，一个人掩埋于将去的土地，而灵魂是没有尽头的，精神将永远昂首挺胸地走下去。 无数个像李公朴先生与闻一多先生那样的人，他们吟着诗歌大义凌然地踏向口诛笔伐的战场，抑或是真正的鲜血淋漓的战场，皆宁死不屈。渊博的学识下是一颗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是傲骨的民族精神。敢为人先，力排众议，需要何等的勇气和魄力。最先扛起旗帜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最容易收到伤害，和最容易倒下的人。历史的转机，往往就在一个瞬间，一个决定，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他们就是这样的猛士！ 遥想抗战时期大多数国民的共识：救国经世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在。 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分三路赶赴昆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 应临时大学所请，驻湘中将参议黄师岳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充任参谋长。到达昆明后，黄师岳致函蒋梦麟与梅贻琦表示：“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 又回头瞻仰一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此碑立于1946年5月4日。碑为墨石，由碑首、碑座和石拱券组成，通高3.5米，碑首呈半圆形。碑额篆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闻一多题写，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联大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背面则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834名联大学生名单录入校志。由中文系教授唐兰题写碑额，数学教授刘晋年书丹。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单，思之令人无不动容。 正如旅行团团长黄师岳对沿途与当地居民所说：“这批学生今后都会很有出息的！”他们终不负国家与民族的寄望。 走出联大后，盘桓于心的是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阳，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赵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读后感(五)：读书笔记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汪曾祺
103个笔记
◆ 第1章 翠湖心影
gt;> 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
gt;> 翠湖是昆明的眼睛。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它非常贴切。
gt;>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
gt;> 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
gt;> 我最怕风景区挤满了亭台楼阁。
◆ 第2章 泡茶馆
gt;> “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
老舍先生《茶馆》中最醒目的提示也是“莫谈国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莫谈国事”字条依然在，只是又增加了“茶钱先付”。泡茶馆的人通常是喝完结账，这无奈的“差钱先付”反映了时代在变坏，人心之间的信任也减弱了。
gt;> “莫谈国事
围鼓是四川省特有的一种传统民间文艺，又称打镏子、打排鼓，形式是十多个人围坐在茶馆里、有的打鼓、有的敲锣、有的吹笛、有的拉琴，演唱着生、旦、净、丑、末，一应俱全，唱的是川剧，但只唱不表演，所以又叫“唱玩友儿”或“川剧座唱”。
gt;> 围鼓
汪曾祺年轻时，在昆明茶馆听人唱滇曲，听到一句唱词：“孤王头上长青苔”，不解什么意思，而意象如此奇异，到老也不能忘。
我原以为是说某位末世之君，极言其众叛亲离，心境之孤寂，而细想来，正襟危坐的皇帝陛下，头上瓜皮似地蒙着一片青苔，形象似乎也过于呆萌。
苔这种生物，本身就带有寂寥的气味。旁的植物，生得葱郁，我们见了便觉生命之欣欣向荣；而苔，浓青厚绿，萦砖漫瓦，只让人想到荒僻、幽冷、无人之境、被遗忘的时光。
王维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是久坐枯寂中的幻象。
黄伟文“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嘴巴却在养青苔”，画出闷骚人士欲言又止的落寞，诡谲无比，简直李贺附体。【转】
gt;> 孤王头上长青苔”
指为获得优良仔畜而专供繁殖用的家畜。
gt;> 种畜
gt;> 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gt;> 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
gt;> 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广东人不愧是做生意的，爱财，取个茶馆名字既带有地方特色，又又发财之寓意。今广发银行，正是一脉相承。
gt;> 广发茶社
gt;> 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 第3章 跑警报
雷海宗，字伯伦，一九零二年出生，河北永清县人。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病逝。
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近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
gt;> 雷海宗
gt;> “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万里无云，最适宜观察，马同学真机智。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早上起来大雾弥漫，这一天晴天的概率很大。如是这样，岂不是失算。聊作笑谈。
gt;>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gt;>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五华山，在云南昆明市区北部，为昆明市区最高峰，占地1.73平方公里，海拔1926米，其北接螺峰山，东连祖遍山，并称云南昆明城中三山，西与翠湖山水相连。五华山现为云南省人民政府驻地，昆明市五华区也因五华山得名。
gt;> 五华山
gt;> 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
gt;> 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一副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记实。
gt;> 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gt;> 吴雨僧
gt;>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一直谦称，1949年以前他只写了三本书，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他回忆，“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岳霖《谈谈我的书》）
金岳霖也将书稿装在“警报袋”里吗？他自己没说。不过在汪曾祺笔下，“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生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汪曾祺《跑警报》）这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是谁？他的“女朋友”又是谁？汪曾祺隐而不表，但查一下当年联大哲学心理学系教授名录，似乎除了金岳霖，别无“金先生”了。若真是如此，金岳霖的书稿大概是放在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里。
gt;> 金先生
gt;>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 第4章 新校舍
gt;> 他是历史系的，姓刘，河南人。他是个农家子弟，到昆明来考大学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担行李走来的
gt;> 物理系有个姓应的学生，是自己买了一头毛驴，从西康骑到昆明来的。
《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jiào)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创作背景是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联合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牵头一众学者为西南联大创作了校歌、校训等。
后来各大学回迁北京，于其原址设立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仍沿用西南联大校歌为校歌。杨振宁先生尤其喜欢这首词。
gt;> 联大校歌
gt;> 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
皮名举：（1907——1959年）
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皮锡瑞之孙。长沙皮氏一门自皮鹿门（皮锡瑞字鹿门，世称“鹿门先生”）以下，皮名振都是有影响的人物。
皮先生于1927年去美国留学，专攻世界史，先进耶鲁大学，后进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35年学成归国。回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不到一年升为教授，成为北大历史系一位名牌教师，和钱穆先生并称为“钱皮”。据说他对同事言辞刻薄，喜欢骂人，但是因为学识渊博，课堂总是爆满。他在西南联大的一些事，近年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有提到。
gt;> 皮名举
gt;> 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学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这样两学期平均，才能及格，这怎么办？到考试时我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的同学姓钮，左边的那个忘了。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还有富余！
gt;> 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冯文潜（1896－1963），字柳猗，河北涿县人。早年曾留美，后为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校图书馆馆长、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长，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冯至的叔叔。
gt;> 冯文潜
gt;> 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
gt;> 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因此我和历史系那位姓刘的河南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
三民主义青年团，系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简称“三青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各地爱国青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起许多团体。
蒋介石为把全国的青年组织起来﹐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并且给已经衰老腐败的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1938年 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青团。蒋介石派遣“复兴社”和“CC系”的骨干分子在武汉等地组建三青团﹐大量吸收公职人员﹑军警﹑政工人员入团﹐并且将“复兴社”完全并入三青团充作骨干力量。同年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团长。由陈诚﹑陈立夫﹑康泽等三十一人组成中央干事会﹐陈诚﹑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
三青团的性质和作用﹐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成立之初﹐正值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许多知识青年在抗日爱国的激情鼓舞下﹐参加了三青团。三青团为笼络青年﹐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在各地建立青年馆﹑招待所﹐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举办夏令营﹑运动会和文娱康乐活动﹔建立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慰问前方将士﹑伤病员和军人家属﹐开设青年服务社﹐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等﹐通过多种活动控制青年运动。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奉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了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他们著力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拉夫现象。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三青团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反共思想﹐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对蒋介石的愚忠﹐进行“精神训练”﹑“生活训练”等。有些地方的三青团﹐被复兴社分子操纵﹐堕落成了特务组织﹐与军统﹑中统沆瀣一气﹐设立青年劳动营﹐关押﹑迫害爱国进步青年。三青团内有些人曾要求改组政府﹑澄清吏治﹐但受到蒋介石的压制。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统一”﹐将三青团并入中国国民党。
gt;> 三青团
查良钊先生也是现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镛）和近代诗人“穆旦”（查良铮）的族兄，其中查良钊曾与“穆旦”共同在西南联大出任教职，前者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后者当时为一位年轻的青年助教，在学生中颇有影响，时人常将二人混淆。
gt;> 查良钊
gt;> 晚上，常有一个贵州人来卖馄饨面。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拨在汤里下面。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贵州老乡毫不迟疑地说：“桃花面！”
gt;>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 第5章 西南联大中文系
罗常培（1899年8月9日-1958年12月13日），萨克达氏，满族，属正黄旗，北京人。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北京大学毕业。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
罗常培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还曾任《中国语文》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1954年和1958年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语言研究》常务编委等。他曾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创办了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
gt;> 罗常培
gt;>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
gt;> 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
gt;> 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gt;> 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
◆ 第6章 我的老师沈从文
gt;> 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
gt;> 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种深浅不同的理解。这句话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对所写的人物不能用俯视或旁观的态度。作者要和人物很亲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得很紧，和人物一同哀乐、一同感觉周围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欢用“感觉”这个词，他老是要学生训练自己的感觉）。什么时侯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离得远了，你就只好写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话。一切从属于人物。
gt;> 沈先生这句话等于说：这是不真实的。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gt;> 他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的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
gt;> 老一辈作家大都是“执笔则为文”，不论写什么，哪怕是写一个便条，都是当一个“作品”来写的——这样才能随时锻炼文笔。
gt;> 沈先生是我见到的一个少有的勤奋的人。他对闲散是几乎不能容忍的。
gt;> 他的《边城》不过六七万字，写了半年。据他自己告诉我，那时住在北京的达智桥，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时还有个“客厅”。巴金在客厅里写，沈先生在院子里写。半年之间，巴金写了一个长篇，沈先生却只写了一个《边城》。
gt;> 他说他自己的作品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雕出来的”，这不是夸张的话。
gt;> 先生的知识面很广，他每天都看书。现在也还是这样。
gt;> 大概除了《相对论》，在他的书架上都能找到。
gt;> 我在西南联大几年，所得到的一点“学问”，大部分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
gt;> 沈先生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对美的东西有着一种炽热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欲的感情。美使他惊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
gt;> 沈从文欣赏的美，也可以换一个字，是“人”。他不把这些工艺品只看成是“物”，他总是把它和人联系在一起的。他总是透过“物”看到“人”，对美的惊奇，也是对人的赞叹，这是人的劳绩，人的智慧，人的无穷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弥满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呀！
gt;>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总是用一种含蓄的热情对人，用一种欣赏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
gt;> 徐志摩是最初发现沈从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说过，如果没有徐志摩，他就不会成为作家，他也许会去当警察，或者随便在哪条街上倒下来，糊里糊涂地死掉了。沈先生曾和我说过许多这位诗人的佚事。
gt;> 他一个人生活。在昆明曾养过一只大斗鸡。这只斗鸡极其高大，经常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同吃饭。他又曾到处去买大苹果、大梨、大石榴，并鼓励别的教授的孩子也去买，拿来和他的比赛。谁的比他的大，他就照价收买，并把原来较小的一个奉送。
gt;> 沈先生待人，有一显著特点，是平等。这种平等，不是政治信念，也不是宗教教条，而是由于对人的尊重而产生的一种极其自然的生活的风格。
gt;> 我曾去问过沈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我说：“你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
◆ 第7章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gt;> 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
◆ 第9章 吴雨僧先生二三事
gt;> 文林街和府甬道拐角处新开了一家饭馆，是几个湖南学生集资开的，取名“潇湘馆”，挂了一个招牌。吴先生见了很生气，上门向开馆子的同学抗议：林妹妹的香闺怎么可以作为一个饭馆的名字呢！开饭馆的同学尊重吴先生的感情，也很知道他的执拗的脾气，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加一个字，叫做“潇湘饭馆”。吴先生勉强同意了。
gt;> 经常到文林街一家小饭馆去吃牛肉面。这家饭馆只有一间门脸，卖的也只是牛肉面。小饭馆的老板很尊重吴先生。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小饭馆随时要调整价目，每次涨价，都要征得吴先生同意。吴先生听了老板说明涨价的理由，把老的价目表撤下，在一张红纸上用毛笔正楷写一张新的价目表贴在墙上：炖牛肉多少钱一碗，牛肉面多少钱一碗，净面多少钱一碗。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梁平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他终于得到了一些妹妹的照顾并且感受到了一些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79年8月平反昭雪。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gt;> “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得很厉害，罪名之一，是他曾是“学衡派”，被鲁迅骂过。
◆ 第10章 唐立厂先生
gt;> 唐立厂先生名兰，“立厂”是兰的反切。离名之反切为字，西南联大教授中有好几位。如王力——了一。这大概也是一时风气。
相传唐朝 杨敬之，非常器重一个叫项斯的人，在别人面前总要讲项斯的好话，并且写诗表白自己：“平生不解藏 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后用来泛指到处说某人的好话。
gt;> 逢人说项
gt;> 西南联大有这样一个好学风：你有学问，我就听你的课，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
gt;> 他提起郭沫若总是读其本字“郭沫若”，沫音妹，不读泡沫的沫。
gt;> 唐立厂当着系里很多教员、助教，大声评论他们二位：“闻一多集穿凿附会之大成；罗膺中集啰嗦之大成！”他的无锡语音使他的评论更富力度。教员、助教互相看看，不赞一词。“处世无奇但率真”，唐立厂先生是一个胸无渣滓的率真的人。他的评论并无恶意，也绝无“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用心。他没有考虑到这句话传到闻先生、罗先生耳中会不会使他们生气，也没有无聊的人会搬弄是非，传小话。即使闻先生、罗先生听到，也不会生气的。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
◆ 第11章 闻一多先生上课
gt;>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gt;> 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先生总不下楼。
gt;> 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
郑临川湖南龙山人，1916年生。乳名宝生，“临川”为祖籍江西临川的中学老师所改。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师从闻一多、罗庸先生，同时受教于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刘文典、吴宓等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成都、重庆等地中学任教，曾为重庆南开中学国文部主任。
gt;> 郑临川
gt;> 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 第13章 未尽才
著名国学大师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常以一些狂言妙论来说教学生，让人忍俊不已之后，又能思绪万千，受益颇多。
刘文典有个得意门生叫陶光，是西南联大的一个青年教师。因为教务繁忙，陶光有些日子没去看望刘文典，有一天陶光特别抽空去探望，谁知一见面，就被刘文典一顿臭骂，说什么“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
陶光听了也生气，认为自己一向尊重老师，又不是奴隶，怎能随便辱骂，正要发怒反击时，却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声音更大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
听到老师视自己为“吹牛的本钱”一语，陶光很感动，赶紧扶老师坐下，倒茶承认自己太粗心，久未来问候，从此，师生的情谊更深。
gt;> 陶光
gt;> 无锡学派即钱锺书学派，其特点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
◆ 第14章 炸弹和冰糖莲子
哈哈哈，想必应该是“丢内老母”
gt;> 丢那妈
◆ 第16章 晚翠园曲会
gt;>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gt;> 四妹充和小时没有进过学校，只是在家里延师教诗词，拍曲子。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一百分，北大还是录取了她。她在北大很活跃，爱戴一顶红帽子，北大学生都叫她“小红帽”。
gt;> 扬州人好洗澡。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去”读“ki”，正是扬州口音。
◆ 第17章 博雅
gt;> 有人问我：西南联大的学风有些什么特点，这不好回答，但有一点可以提一提：博、雅。解放以后，我们的学制，在中学就把学生分为文科、理科。这办法不一定好。
◆ 第19章 旧书摊
gt;> 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闷鸡米钱，还可以喝二两酒。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 第20章 昆明的雨
此处缺字，应该是鸡枞。鸡枞【zōng】又名鸡宗、鸡松、鸡脚菇、蚁枞等，是一种美味山珍，称之为菌中之王，其肉肥硕壮实，质细丝白，味鲜甜脆嫩，清香可口，可与鸡肉媲美，故名鸡枞。
gt;> 菌中之王是鸡，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
gt;> 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
gt;>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 第21章 怀念德熙
朱德熙，1920年10月24日出生在南京政府财政部盐务局一个高级职员家庭，家境富裕。早年习字、背诵古诗词，十一二岁起读古典小说。中学时代接受了进步思想，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数学、英语基础都很好。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师从唐兰、闻一多学习研究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并得到罗常培和陈梦家等教授的教导。1945年毕业后在昆明中法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加入民盟。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晋升副教授，同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受国家委派赴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任教，1955年回国，此后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1979年晋升教授。1992年7月19日病逝于美国，享年72岁。
gt;> 德熙
◆ 第22章 悔不当初
gt;> 六朝高僧译经，认为翻译是“嚼饭哺人”
◆ 第23章 凤翥街
gt;> 牛肉馆偶有“牛大筋”卖，牛大筋是牛鞭，即牛鸡巴也，这是非常好吃的。
爨，汉字，读作cuàn，基本解释：
1. 烧火做饭 ：分居各爨。
2. 灶 ：“客传萧寒爨不烟。”
3. 中国宋杂剧、金院本中某些简短表演的名称 ：《讲百花爨》。《文房四宝爨》。
4. 演戏 ：“夫优伶爨演，实始有唐《目连救母》之起。”
5. 姓。
gt;> 爨
gt;> 昆明人把荤菜分为大荤和爨荤。大荤即煨炖的大块肉，爨荤是蔬菜加一点肉爆炒。
gt;> 这位侯先生名叫侯洛苟，学生便叫他侯老狗。其实侯先生是个很好的人，学生并不恨他，只怪他的名字起得不好。
gt;> 凤翥街有一家做一种饼，其实只是小酵的发面饼，在锅里先烙至半熟，再放在炉膛内两面烤一烤，炉膛里烧的是松毛——马尾松的针叶，因此有一点很特殊的香味。这种饼原来就叫做麦粑粑，因为联大的女生很爱吃这种饼，昆明人把女学生特别是外来的女学生叫“摩登”，有人便把这种饼叫做“摩登粑粑”。本是戏称，后来竟成了正式的名字。
gt;> 有一个广东女同学，一张长圆的脸，有点像个氢气球，我们背后就叫她“氢气球”。这位小姐上课总带一个提包，别的女同学的提包里无非是粉盒、口红、手绢之类，她的提包里却装了一包叉烧肉。我和她同学上经济概论，是个大教室，我们几个老是坐在最后面，也就取出叉烧肉分发给几个熟同学，我们就一面吃叉烧，一面听陈岱孙先生讲“边际效用”。这位氢气球小姐现在也一定已经当了奶奶了。
◆ 第26章 七载云烟
gt;> 当时到昆明来考大学的，取道各有不同。有一位历史系学生姓刘的同学是自己挑了一担行李，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人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农民，说话乡音极重，而且四年不改。有一位姓应的物理系的同学，是在西康买了一头毛驴，一路骑到昆明来的。此人精瘦，外号“黑鬼”，宁波人。这样一些莘莘的学子，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来，考入西南联大，他们来干什么，寻找什么？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也有些没有明确目的，糊里糊涂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gt;> 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伦。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水浒传》第三回中描写鲁智深因为出家在五台山文殊院,三月不知肉味,直觉得嘴里淡出鸟来.就是说他想吃肉了。他说的是粗话，就好比现在的人说话带一些难听的口头语,这句话说明了李逵的粗鲁、豪爽。
嘴里淡（蛋）出个鸟来，淡（蛋）的时间太长了，都孵出小鸟来了。
gt;> 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为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gt;> 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为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灰菜（学名：Chenopodium album L.）为藜科藜属。又名粉仔菜、灰条莱、灰灰菜、灰藋、白藜、涝藜、涝蔺、落藜、盐菜等，一年生草本植物，生长于田野、荒地、草原、路边及住宅附近，中国各地普遍生长。每年4~7月采收幼苗或嫩茎叶食用。采集嫩茎叶，入沸水锅焯过洗去苦味，可凉拌、热炒制成多种菜肴。全草可入药，性味甘、平、有小毒。灰菜，以全草食用或入药。夏季采，切段晒干用或鲜用。
gt;> 灰菜
◆ 第27章 觅我游踪五十年
gt;> 民强巷五号的大门上刻着一幅对联：圣代即今多雨露故乡无此好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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