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际》是一本由薛仁明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人之际》精选点评：
●开篇还不错，越到后面说教味越重，越像借太史公炖鸡汤。
●史记的一丁点，项羽与刘邦，更合适一点。就着黄老谈鸡汤，开头有点意思
●「“格物”的过程，很难说清楚；但只要去接触、去体会、去玩味，自然而然，就会一点一滴在心里产生变化。一旦我们生命有了变化，越来越清爽，越来越朗豁，这书，肯定就没白读了。」这本书使我感觉很清爽，觉得历史和历史上的那些人鲜活生动。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
●不甚深刻
●这本书可以算是以小见大。虽然副标题是“读《史记》”，但其实只有四篇，涉及刘邦、项羽、张良、陈平四个人物，主题可以归纳为天与人的关系。当时的人相信天道（刘邦之死是“天命”，项羽之死是“天亡我也”），做人的最大智慧是用更辽阔的视野，跳到天道的高度。这个主题放大一些，可以用来分析整部《史记》；再放大些，也可以分析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状态。中国人读史，往往想从历史中找到升官发财的路径，但薛仁明读史，参悟的确实做人处事的方法，是《史记》中的“诗情”与“修行”，是中国人的生命状态；真是活得明白啊。这本书最精彩的，我认为是辨析“天道”与“道德”，儒家以后的中国太看重道德，因此往往因道德而招致灾祸；刘邦不在乎道德，而在乎天道，知道违背则“不详”；今天是另一个极端，没有道德，也没有天道。本书缺点是废话太多。
●充满当下关怀，嬉笑怒骂间，观点不乏新意，尤其是对刘邦项羽的分析（出身 形象 成名早晚）和张良陈平思想特征的把握（同样是黄老 张良偏仙家而陈平更像纵横家），甚合我意XD
●「預言家在面對狼人悍跳，村民被誣狼坑皆要處變不驚，不卑不亢，上帝才會微笑。」by法官神筆馬遷
●精读史记故事！
●经常跑题。
●历史应该这么读 才算读进去了
《天人之际》读后感(一)：焦虑的本质是目中无天
145页：算一算，今年我辞掉了三个专栏，更别说辞去了原来学校的工作。……别高估自己，你没那么重要。
【所以，辞掉，辞掉，辞掉。过客心态。辞掉，你没那么重要，没你照样。】
刘邦迁都关中后，张良开始让自己淡出，导引、辟谷，修仙了。
焦虑的本质是目中无天。目中无天，越努力，越焦虑。
今暴得大名，不祥。
久受尊名，不祥。（范蠡）
《天人之际》读后感(二)：隐性民间与天人之际
周成功
薛仁明老师谈天人之际，主要围绕在《史记》中的刘邦身上。为什么薛老师要花这么多篇幅谈刘邦？传统的看法认为刘邦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一方面他知人善任、从善如流，成就了王业；但另一方面，他自少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更不用说他还有过如果烹我父，请分我一杯羹及为了逃命及不惜把亲生子女一再推下车的记录。
薛老师从中国传统中显性和隐性文化的分际下手，让我看到了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刘邦的生命气象。刘邦出身于中国底层社会的文化传统，他举手投足表现出的，都是那来自民间深厚的生命力，完全不受上层社会传统礼教的束缚。我们看见了那个不为成败所困、不为小节所拘，处处展现生命活力的刘邦。因此我觉得《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其实是一本替刘邦翻案的书。
谈到翻案，让我联想到薛老师另一本替现代人翻案的书：《胡兰成：天地之始》。这本书谈的是毁多于誉的胡兰成。胡兰成因参加汪精卫的政府而为人所诟病，但是薛老师看到的仍然是那个充满了来自传统民间底蕴的胡兰成。从胡兰成自撰的《今生今世》中，处处可见他那处世不惊、不计毁誉，却又活得安然自在的生命历程。他抗日胜利后，乘日本伤兵船逃离武汉，自言道：“我不过是一败。天地之间有成有败，长江之水送行舟，从来送胜者亦送败者，胜者的欢哗果然如流水洋洋，而败者的谦逊亦使江山皆静。”这里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刘邦。
刘邦和胡兰成，最后当然因为外在环境的不同，而各自走向了不同成败的终结。但从他们两人的际遇和应对，我似乎可以体会出一点薛老师所谈天人之际的味道。中国民间常说成事在天或天道无常，表示天道自有其运势，的确难以捉摸。但有时也会听到有人骂：贼老天！你瞎了眼吗？这个天似乎又和我们有些亲近。但另一方面，传统中还有一个天字，就是道统中“天人合一”的“天”。对那个天字，我们的感受似乎完全不同。前者我们亲近但不强求，但对后者则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
了解天道运势的无常，才能安然自在地面对和接纳。了解自身的不足与欠缺，才会谦卑、认真的尽人事，做好该做的事。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遭逢战火与苦难的时刻居多。也就是在这连续不断的困顿中，养成了我们与西方人大异其趣的独特性格与生活智慧。过去读鲁迅的《阿Q正传》，总觉得那是对中国人最大的羞辱。如今看完薛老师的《天人之际》，觉得叫我们阿Q也许并不全然是贬抑，它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在面对苦难时，那种无可奈何的幽默吧！
本文刊发于2017年3月11日《山东商报》
（周成功，台湾著名科学研究者，前阳明大学教授、长庚大学讲座教授，台北天清地宁读书会成员。）
《天人之际》读后感(三)：不是让你随便去学刘邦
也不记得是谁说的话了，说一个学者，假如没什么能研究，就研究自己的老师吧。台湾的薛仁明，如果这样干，就可以研究胡兰成和林谷芳。但他显然更有出息，研究的是孔子和《史记》。冲着《天人之际》这个我曾思索过的好题目，买了他的书。翻开一看，首篇讲的是刘邦这个大流氓。
说刘邦是个流氓，这是历史上的共识，不是拿来做标题党博眼球的。比如他在兵败溃逃时几次将自己的儿女推下马车，父亲被项羽抓走说要烧了吃时，他说可以分我一杯羹。刘邦为流氓，无疑矣！但是这个流氓为何能一统天下，一直来没人能够很好地说解。我自己也曾不止一次读过《高祖本纪》，却也不甚了了。
薛仁明首先说清楚刘邦到底流氓在哪里。刘邦年轻时，喜欢施舍，但是自己不干活不赚钱。没钱的人又爱施舍，钱从哪儿来？“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喜欢跟同僚开玩笑，恶作剧。这种恶作剧，有点让人难受，但是又不到让人愤恨的程度。特别是当你快抓狂了，他会像啥事都没有的样子岔开，而且“好酒及色”，这句不用解释了吧？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项羽射中他胸口一箭时弯腰大叫：“啊，射中了我的脚趾头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拜韩信为大将，擢陈平于诬谤之中。项羽无颜见江东子弟因而自刎，刘邦可不会干这种傻事。败了，回去晃荡晃荡，靠着萧何天衣无缝的后勤工作，又带着兵出来了。
关于刘邦“约法三章”的说解评论，确是鞭辟入里、独具只眼。刘邦占领关中后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后人研究，说汉法与严酷复杂的秦法实际上差不多。那么，难道刘邦在瞎说？或者是记载这段话的司马迁在拍马屁？薛仁明说，都不是！事实上，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秦法有多少，连刘邦自己都弄不清，但是讲清这三条，对一般人，是尽够了。读外国的历史，一讲都是什么法律。中国人不同，他觉得法律最好备而不用，一般的老百姓以不知道为好。刘邦的法，就是备而不用的法，像家里有很多条家规，但以备而不用为好。薛仁明还说，今天的教育有怪象：有些人受西方影响，觉得一定要让学生知道所有的校规。他觉得很好笑：一个人如去研究校规，一定是想钻校规的空子的。一般的学生，只要好好上课，好好学习，就够了，去研究校规干什么！这一段，说得真好！
薛明仁还为刘邦别子弃父的行为平反。他以为，刘邦如带着儿女逃命，乱军之中，死的概率很大，但如给对手俘获，出于种种考虑，小孩反而容易活下来。至于父亲，被项羽俘虏了，说什么软话都是无济于事，如果心慈投降，被一起杀掉的可能性就是99%了，反不如挺住说硬话，可能会有意外的收效。
刘邦能学么？能学，但也不能随便学。像刘邦这样的人，也只能在乱世中出头。换成一个治世，一般来说，当个县处级干部已经了不起。这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天人之际”。一个人要成功，需要天时和自己的努力。有才能而没有天时不行，有天时而没有才能更是白搭。互联网确实开始了一个大时代，成功的只看见了一个马云。当然，还有马化腾、丁磊什么的，可是都不是你我！
《天人之际》读后感(四)：“究天地之人际”与“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
——读《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
《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是台湾著名史家薛仁明的讲课实录。在书中，薛仁明不但从刘邦、项羽、陈平、张良等人在历史细节中的行为阐释出秦亡、汉兴的真谛，还着眼于整个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异同，以及中西方文明根本性的差异，使得《史记》真正能够“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天人之际”源于太史公“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名句，更多的是强调多视野多角度看历史，多一个视角便多一分历史见识。太史公在《史记》中是怎样“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那是史学家、文学家们研究的命题。我以为，薛仁明教授的《天人之际》是基于历史细节与和中国文明进化史的一个统一认识的重要文本，一是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去探析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二是通过著作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社会理想。“司马迁写《史记》，最独特的，就在于他的视觉。”正如薛仁明教授所言，这样的视觉不但牵涉到“天人之际”的主题，还在于我们不能只用“人”这一单一的角度来看问题。他大概是怕我们被“一叶障目”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史记》是一本生命之书，它写人，更写魂魄。”就像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说的，“写汉高祖时笔下便豁然大度，写李广时便使用一种疏疏朗朗的笔触，写孔子时是那样的温文尔雅，写伍子胥时又是那样有着怨毒报复，总之，他（司马迁）的笔墨总是在有意识地使它和写的内容相符合着。”比如“《史记》写刘邦、项羽的慷慨悲歌，正如旧小说大量穿插的诗词，看似无关紧要，可却是真实生命的呼吸与吞吐，（而）有此呼吸吞吐，才有中国文明所说的虚实相生”。在《天人之际》中，薛仁明教授不但围绕着汉高祖刘邦讲了《高祖本纪》，还有其他重要的文献典籍。他认为，刘邦的“不要脸”不是“无赖到偏执”，而是“不在意旁人评价”。所以，才有霸王垓下之围、乌江拔剑自刎的性格悲剧。
“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比如刘邦）不受俗情所执，不拘于一般的情理，反而有种异常的豁脱与清楚。冷冷静静地直面核心，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清清爽爽，明白得很。”在薛仁明教授看来，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刘邦的“超脱”与“无谓”。所以，“若刘邦还活着，我们所有的压力在他身上也是失效的。”在《天人之际》中，薛仁明教授不但写刘邦，写刘邦手下的张良、陈平、刘敬、叔孙通等一群汉人，还写司马迁，写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写《史记》是有诗情的……所有中国的好作品，一定得先有诗情。”在我看来，《天人之际》就是这么一部有诗情的作品，这不是薛仁明教授自吹自擂，而是我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理解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不能不关注人们对于“天”的崇敬。一方面，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代表着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另一方面，《史记》有着连《资治通鉴》也无法比拟的宽广视野和高远的追求。文献表明，《史记》不但体现了太史公的真知灼见，“天人”和“古今”的关系，似乎更是许多人所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
***总书记说过，“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所以，我们读《天人之际》，应以清醒的历史自觉，在《史记》的“诗情”中坚守文化自信。
原载2017年11月19日《番禺日报》第二版“读书”，发表时有删节。
http://pyrb.dayoo.com/pc/html/2017-11/19/content_2_6.htm
http://x.bjcpn.com/details.php？newsid=1485&rikanid=474
《天人之际》读后感(五)：“天人之际”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说明了写《史记》的目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把“天人之际”放在最前面，可见其重视。这个词在《天官书》中又出现了一次：“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绪备”。这里说的是，“天人之际”这种状态不容易到达。那么，它究竟是指什么呢？薛仁明给出了一种答案，他的钥匙也在《史记》中。
《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是作者在台北书院的讲课记录，主题是《史记》中的天心与人意。中国人读史，总是希望在历史中找到升官发财的路径；但薛仁明不是，他只是“希望透过刘邦、张良与司马迁等人的生命高度，让大家更清晰地照见我们的时代与我们自身，从而找到每个人可以有的当下安然”。惟其如此，他才能找到中国文化中最接近“天”的那一部分。
《天人之际》开篇讲的就是刘邦。后代对刘邦的评价不高，因为他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好酒色，早年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他参加酒宴，明明没有钱却假装带了一万礼金，自己坐了上座，与宾客嬉闹，所以别人说他“多大言，少成事”。斩白蛇起义后，刘邦也没有改掉本性，刚进彭城就收聚金银美女，饮宴作乐。最令人不齿的是，他在逃亡过程中几次把儿子女儿从车上推下来，项羽威胁要煮了他的父亲让他投降，他也不理会，反而说要“分一杯羹”。如此短视与冷酷，似乎无法让人不讨厌。
但薛明仁以为，所有这些令人讨厌之处，归根结底只是道德问题。在无关道德的地方，刘邦表现出的宏大气象可以说是近乎天道。刘邦待人宽厚，他压劳役去骊山，许多人中途跑了，他索性就把所有人都放了，自己也跟着亡命。张良来投靠刘邦，给别人讲太公兵法，别人都不明白，可是没有读过书的刘邦居然能听懂。这是有大智慧的表现，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刘邦进入关中后，有人劝他把秦王子婴杀掉；刘邦不同意，因为子婴已经投降，再杀他不祥。刘邦不杀子婴，并不是因为杀降“不人道”，而是因为杀降“不详”，这是从天道的角度考虑。
如果从“天道”的角度理解，前面所说的刘邦的道德缺陷完全不算什么。刘邦为人轻慢，因此不会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许多人愿意亲近和投靠他。刘邦喜欢装腔作势，正好表明他没有很重的心理包袱，别人碍于颜面做不出来的事情，他做得到。尽管刘邦好酒好色，但关键时刻能及时“刹车”，这很不容易。至于丢弃孩子和不顾父亲，薛仁明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刘邦是在乎家人的，否则就不必在战败时带着家人逃跑。他之所以丢下孩子，是因为孩子在乱军中可能丧命，但在敌人手中却未必会死；他之所以不顾父亲，是因为如果投降全家一定会死（按项羽的性格），但假装无情反而有一线生机——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历史的乱局中，刘邦未必真的想了这么多，但他行事果断决绝，也是获得通透的体现。在相同的处境下，许多人可能更看重“慈父孝子”的清誉，认为宁死也不能折损道德，这就太拧巴了。
刘邦完全不在意这样的道德，书中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在《陈丞相世家》中，陈平投奔刘邦，有人向刘邦进谗言，说他与嫂子私通、收将士贿赂，并且对主公不忠诚。刘邦召见陈平，完全不提“盗嫂受金”的事，只是问他为什么三心二意。陈平回答说，魏王、项羽不能用人，所以离去；听说刘邦能用人，所以前来投奔。刘邦于是向他道歉，并且重赏、加官。在刘邦看来，“盗嫂受金”这样的道德问题一点也不重要，他需要的是能帮他打败项羽、争夺天下的人。
可以说，刘邦的状态非常接近“天”，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天人”。古代人把自己不能理解的现象称为“天”，把人力不能达到的地方称为“天”，所谓“天人之际”，就是超越人而接近天的那个状态。“天人”这个概念与“圣人”相对：圣人重视道德，做符合道义的事情；天人顺应自然，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后者的境界和视野要高得多。一个人处在“天人之际”，就不会斤斤计较于一件事“道德不道德”，即使面对失败和困窘也绝不患得患失，这样才能算活得通透。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能用常理看待，也不能用常情揣度。当然，天人也并不是不讲道德。圣人遵循道德，因此常常困在道德的泥沼中；天人则是敬畏天道，他们分得清是非对错，然后超越于道德之上。
有人可能会问，做符合道义的事情有什么不好呢？道德是粒好种子，但经常结出恶果。历史上有很多证据：尾生与一位姑娘相约在桥下会面，姑娘没有来，尾生抱着桥柱等，大水把他淹死（《庄子》）；宋襄公与楚国交战，宋兵已经摆好阵势，楚兵渡河渡到一半，宋襄公不肯出击，执意等别人摆好阵势，结果一败涂地（《左传》）。尾生守的是信，宋襄公守的是仁，结果如何呢？我们或许尊重这样的人，但一定会嘲笑他们。
天人和圣人并不是截然对立，两者也没有高下之分。顺应自然或者遵循道德，你可以从中做出选择，有时候也可以两者兼备。甚至还有些时候，人可能既违背了自然，又违背了道德，比如项羽。
在《史记》中，刘邦和项羽是互为对照的两个人物，《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是互为对照的两篇。有许多小细节可以体现司马迁的刻意为之：秦始皇出游，刘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也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韩信、陈平、英布最初都在项羽账下，但都不受重用；等到了刘邦麾下，他们就像蛟龙入海一样；刘邦有一首《大风歌》，项羽也有一首《垓下歌》，这是很有特色的对照。
但刘邦与项羽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对“天”态度。刘邦死前病得很重，医生治不了，于是他大呼这是“天命”，还赐给医生五十斤黄金；项羽死前有垓下之围，他说“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两人都把自己的宿命归结于天，但刘邦表现出理解和顺应，项羽则带有几分怨恨。刘邦虽然不学无术，但对天有几分敬畏，因此能说出“杀降不祥”这样的话；但项羽完全不在乎这样，巨鹿之战后坑杀秦兵二十万，进咸阳后烧杀屠戮，因此天下都成为他的敌人，敌人都奋不顾死。项羽之失败，是在于不懂天啊！
试想一下，假如刘邦和项羽互换身份，当刘邦站在乌江渡口，是否会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当然绝对不会。刘邦不会考虑那么多面子问题，他该服软的时候就服软，该守拙的时候就守拙，因为他处在天人之际。
刘邦身边还有一个人接近“天”，那就是张良。张良的底色是从容，即使在亡命的时候，他也可以从容信步。刘邦遇到什么问题，他不会马上开口，而是冷静分析局势，一开口就切中要害，而刘邦总会听他到。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别人都争，只有他要求封在小小的留地，因为这是他与刘邦相遇的地方。张良的这种生命状态，使他从头到尾都得到刘邦的信任。
秦汉之际的张良与春秋时期的范蠡非常像，范蠡懂得功成不居，知道适可而止。他考虑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道德与不道德，而是祥与不祥，这也是天道的高度。《史记》中的其他人也有这样的状态，这就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不仅是解开《史记》的钥匙，更是破解中国人生命状态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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