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白莲教研究读后感锦集

　　《元代白莲教研究》是一本由杨讷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8.00，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元代白莲教研究》精选点评：

　　●简，也有简的好处，弥补当下白莲教在元代研究之不足。其中辨析与反驳吴晗推理的缺失甚具独见，如白莲教、白云宗、明教混合说，又如彭莹玉与彭国玉混同说。“明”之国号撷取自《大阿弥陀经》，要比源自明教的旧说合理得多，否则难以解释后来对“左道”的禁止，传统的弥陀净土信仰仍是合法的。其实，吴晗的好些观点已然赶不上时代，近代的明史研究他奠基有功，但不作深入分析，就把前人的一切学说奉为圭臬，则失却学人应有的独立与自由。

　　●杨讷先生的文章越读越有味道。

　　●杨讷先生治学之严谨可一睹而观。

　　●读这本书绝对是一种享受，历史文章书写的典范，思路清晰，简明有力，为数不多看完之后整本书可以在脑里清晰浮现的书。 茅子元白莲教和慧远净土宗的渊源，白莲教在元代的兴盛、混杂，武宗时的被禁、仁宗时的恢复，白莲教与明教的关系，白莲教与元末明初历史的关系（与彭莹玉、周子旺——彭国玉——天完政权；与大宋政权；与明朝国号）等等线索，非常清晰而有力。 小书看完，真的非常享受，以后写文章如果能学习杨讷先生的风格，想必会受益匪浅。

　　●感觉四本里，《刘基》最好看，其次是《丘处机》。《白莲教》和《成吉思汗》都比较偏普及本，内容也相对较散

　　●虽然是考证性的研究，但是很有意思

　　●且不论吴晗早年的胡乱论证，杨讷最后提到“奥坎姆剃刀”最简捷的论证就是最好的论证，学界太多冗余的概念和理论以及太多臆想出的问题，都有待于大幅修剪～

　　●白莲教、全真道等等新宗教传统的出现，应该放在一起研究。

　　●老辈史学家经典考证之作，源流明晰，扒干净白莲教的前世今生，顺便批了一下吴晗菊苣，值得一读。

　　●考证非常严谨细致，像是在读数学论文，对于别人观点提出怀疑并给出非常详细的理由，同时又对自己可能无法了解到最新研究成果感到不安。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令人高山仰止

　　《元代白莲教研究》读后感(一)：白莲笔记几条

　　- 白莲在元代有禁教，更有复教

　　- 明教在元代是合法宗教，大宋和天完是白莲起事不是明教

　　- 吴晗等人把明教和白莲教混淆太过。

　　我倒觉得，明教的二宗三际和弥勒下生救世等未来乐土，作为下层民众的普遍寄托，传播中各种彼此渗透影响很正常（包括基督教的千禧盛世，儒家天下大同和亢慕义的极乐净土）

　　以及从这本小册子可以看到，茅子元和普度再怎么强调白莲导人向善，以下层民众为目标众就免不了庞杂，免不了结社、聚会后，会首有利器而心自起以未来乐土为名起现世刀兵…

　　《元代白莲教研究》读后感(二)：《元代白莲教研究》杨讷著

　　2019.10.12

　　欢喜读完杨讷先生的《元代白莲教研究》，折服于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很多容易被其他学者忽略且对还原历史真相异常重要的细节，他能以非常翔实的文献资料和严谨的考证过程，来带领读者观照那“远久的往昔”

　　对书中的老先生特意点出的“白衣”现象，我另有疑问，但老先生已经在年初仙去，我无缘向他当面请教了。

　　杨老先生是书斋型的学者，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因此可能缺乏对“白莲教”和“摩尼教”的田野调查数据。

　　先生在书中提到净土宗的“尚红”现象和“白衣”词汇的语源考察，他总结出“白衣”应是对佛教居士的一种泛称。

　　但如果对福建地区遗存的“白莲教”“摩尼教”的宗教形态进行考察分析的话，不难发现他们确实均在衣“尚白”的现象。

　　所以我的疑问就是历史上对白莲教、摩尼教的“白衣”称呼，究竟是一种宗教泛称抑或是穿着白衣？这一点应有基于更多元的学科基础来考究。

　　《元代白莲教研究》读后感(三)：畅快淋漓

　　全书史料详实，考证严谨，论证条理清晰，逻辑一贯，引用史料原文恰当好处，起点睛之效，不似有的书堆砌原文。全书分十三章，除第十三章为余论外，剩余十二章之要害处其实是十、十一、十二章，即考辨白莲教与元末红巾军之关系，而最吃紧问题就是：大宋红巾军“明王出世”的口号和“大明”国号是出自有着弥陀净土信仰的白莲教还是明教？自吴晗提出元末红巾军为明教组织、大明国号来自明教之后，该观点可谓深入人心，连武侠小说都借鉴了这一设定。而杨讷则认为天完、大宋红巾军皆白莲教徒组织、“明王”指弥陀、“大明”国号亦出自佛典，与明教无关。杨先生这一结论无疑具有一定颠覆性，因此必须有详实的史料支持、严谨的考证，而我们可以看到，杨先生在前九章从白莲教发源等等小问题考证开始，层层推进、步步为营、扫清外围，最后图穷而匕首现，和吴晗在最后三章进行了“决战”，至于战果，在我看来自然是完胜，而且杨先生凭借详实的史料点出了吴晗转引他人文章而不看原文以致忽视重要信息的要害，也批评马西沙“不受史料约束”（原文）的毛病，当然杨先生在辩驳中也是就事论事，并无人身攻击。看此书好比看了一场精彩的战役，畅快淋漓，前辈学人踏实严谨的学风也令人敬佩。

　　《元代白莲教研究》读后感(四)：读《元代白莲教研究》札记两则

　　

（一）

是书第110页：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在久病后去世。经过一场尖锐的宫廷斗争，成宗侄海山在这年五月及帝位，是为武宗。次年，改元至大。说来也巧，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三武（北魏道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的故事，现在这个元武宗似乎有意步“三武”后尘。不过，他要灭的不是整个佛教，而是佛教的一个流派——白莲教。

　　【按】“武宗”为死后庙号。此处虽为俏皮话，然只可揣度为海山因灭白莲教而得谥为“武”，不可云因名武宗而步后尘灭白莲教，恐因果倒置也。

（二）

　　第130页：

　　可怪的是，“庚戌”为至大三年（1310），那时白莲教尚在禁中，何得有《复教集》？然而皇庆元年僧普果等刻《复教集》分明是根据洪福刻的这个本子。莫非“庚戌”为辛亥之误，此误又是怎样造成的？百思不得其解，幸高明之士有以教我。

　　【按】洪福所刊本《复教集》题记云：“西蜀四川成都金堂县三学山万佛庵侍佛募缘释子洪福诱化十方四众，命梓重刊《庐山东林莲宗宝鉴》及《复教集》、《白莲清规》等，印施十方。……岁次庚戌年良月日洪福谨题。”[1]据“重刊”二字可知，皇庆元年（1312）僧普果等刻《复教集》在前，洪福重新刊刻《复教集》在后。此所谓“庚戌”，当为明洪武三年（1370）、北元至正三十年、大夏国开熙五年，此时金堂县属明氏大夏国管辖。若是书刻成于元代，则至大三年（1310）庚戌，白莲教尚在禁中，且当云“四川成都路金堂县”，而非“西蜀四川成都金堂县”。若刻成于明代，则洪武三年六月已禁白莲教：“……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章奏上表、投拜青词，亦不许塑画天神地祗。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诏从之。”[2]且洪武七年颁布《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3]故而只能是大夏国开熙五年庚戌。如按惯例冠以年号，当云“开熙五年岁次庚戌”，然次年大夏国即为明朝所攻灭，故此年号即便当时刻上，随后刷印时亦当铲去。

　　又洪福“命梓重刊《庐山东林莲宗宝鉴》及《复教集》、《白莲清规》等”，或即因为此年大明禁止白莲教，颇类元至大元年（1308）之禁白莲教，且明朝席卷天下，大夏覆亡在即，洪福不得不效当年普度之为，刊书流布，冀僧俗警醒，士林响应，以回天心。

　　[1] 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

　　[2] 《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037、1038页。

　　[3]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元代白莲教研究》读后感(五)：“大明”与明教有没有关系？看杨讷如何反驳吴晗

　　

欢迎关注本人公号“启风居”（qifengju27）

启风/文

　　朱元璋出身明教的说法，因《倚天屠龙记》而广为人知。金庸在书里写道：

“其后朱元璋虽起异心，迭施奸谋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国号不得不称一个‘明’字。” “朱元璋登基之后，反下令严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尽加杀戮。”

　　那么，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常遇春等人，真的是明教徒吗？

明教在中国的流传

　　中国的“明教”，即“摩尼教”，公元3世纪由摩尼在波斯创立。

　　摩尼教的教义可概况为“二宗三际”——“二宗”指光明（善）和黑暗（恶）；“三际”为初际（过去）、中际（现在）和后际（将来）。光明和黑暗在“初际”处于对立；到了“中际”，黑暗势力向光明入侵；“后际”时期，两者重归对立。这期间，摩尼教徒的任务就是帮助光明战胜黑暗。

　　摩尼教的最高神，名为“楚尔凡”（Zurwan），中国古人依教义，尊称其为“明尊”“明父”“明王”等；统领黑暗势力的首领为“阿赫尔曼”（Ahriman），汉译为“暗魔”。①

图：泉州草庵中的“摩尼光佛”造像

　　按照主流观点，摩尼教在唐代前期传入中国，音译为“末尼”“末摩尼法”等，至五代、两宋逐渐“华化”，并融合佛、道两教中的一些教义，改称为“明教”，在东南沿海地区流传。

　　明教有着严格的教规，教徒一律食素，奉行互助，不得杀生、饮酒。明教和白莲教、白云宗等被官府一同视为“吃菜事魔”的“妖教”。

　　在南宋，明教徒中地位较高者，称为“宗师”，各自管理数百，乃至数千教徒。南宋诗人王质在《雪山集》中称：

“……其宗师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师，凛然如天地之神明之不可犯，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违也……”

　　也就是说，明教组织严密，宗师和教徒间的关系，有如君臣父子，令行禁止。②

　　两宋时期，不少明教领袖借助对抗“黑暗”的教义，及严密的组织，发起民变。如方腊曾被广泛认为是明教领袖。但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撰文，指出方腊与明教并无关系。

图：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为明教撰写的经文，与历史上的明教教义相符

　　可以肯定的是，明教徒的活动确实让两宋朝廷感到了威胁。北宋末年，朝廷称明教“鼓惑众听，劫持州县”，一再严令禁止。明教被迫改称“白衣礼佛会”等，继续秘密传播。③

朱元璋和明教无关

　　最早将朱元璋、明朝及明教联系起来的人，是著名明史学者吴晗。

　　1940年，吴晗发表《明教与大明帝国》，以韩林儿自称“小明王”（国号为“宋”），推测其父韩山童当为“明王”或“大明王”，并称韩氏父子及他们的徒众为“明教徒”。至于朱元璋，

“……以阴谋杀小明王，自为领袖……终于取宋而代之。第以其部曲多红军，为笼络宋主旧部、徐陈降将，为迎合民心，均不能放弃‘明王出世’之说。建大明为国号，一以示其承小明王而起，一以宣示‘明王’已出世，使后来者无所藉口。”

　　为调和此观点与《元史》中韩山童“始结白莲”、《明史》中韩林儿“先世以白莲会烧香惑众”等说法的矛盾之处，吴晗推断说：

“明人修元史以韩氏父子为白莲教世家，而不及其‘明王出世’之说……元史所记，盖明初史官之饰辞，欲为明太祖讳，为明之国号讳……”

　　吴晗认为，明代史官为了掩饰朱元璋与韩氏父子的关系，不惜违背事实，将明教徒韩氏父子归为白莲教徒。④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有关朱元璋与明教的内容时，显然参考了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

　　其实，所谓明朝国号来自明教，并无史实依据。

　　1983年，杨讷在《元代的白莲教》一文中，率先对吴晗的以上观点提出质疑。2003年，杨讷将此文扩展为专著《元代白莲教研究》，在其中更加详尽地反驳了吴晗。

　　在杨讷看来，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不过是“灵机一动”的“急就章”，从史料到论证都充满漏洞。比如，明初史家并不讳言“明王”，在《元史·顺帝纪》中，明确记有韩林儿“又号小明王”；甚至朱元璋谕旨中都有“小明王称帝于亳”之语。

　　随后，杨讷指出，除《元史》外，指韩山童为白莲教徒的还有《鸿猷录》《名山藏》等几种古籍，而没有任何一本书谈及韩氏父子为明教徒。据此，杨讷说：

“史籍明明记载韩山童为白莲教，吴晗却舍此不顾，一下子就把明教嫁接过来，这是因为他已猜定大明国号来自明教的缘故。”⑤

　　最为关键的是，杨讷发现了所谓“明王出世”的真正出处——《大阿弥陀经》，经中说：

“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而为诸佛光明之王……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

　　从这段经文可知，在佛教中亦有“明王”（“光明之王”）及“大明”的概念，根本无需去援引明教经典。因此，杨讷认为，“明王出世”及“小明王”中的“明王”指的都是阿弥陀佛，与韩氏父子为白莲教徒（白莲教是一个佛教派别）的史籍记述相符。

　　那么，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也是顺理成章：

“他年青时当过和尚，经营江南后，对佛教常予关注，对《大阿弥陀经》这一最普通的经典（无人能够证明韩山童、朱元璋了解明教经典）和韩林儿称号‘小明王’的出典不会无知，建国后也从不讳言自己曾寄身佛门。他从《大阿弥陀经》擷取‘大明’二字为国号，从最易为人理解的意思讲，是向臣民表示在经历了一次人民‘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1366年朱元璋讨张士诚檄）的大动乱之后，新黄朝的建立是光明世界的到来，从此天下‘大明’。”⑥

　　杨讷有关明朝国号及“明王”的观点，虽然仍不完善，但相较吴晗的说法，无疑更合理。近年来，学界已逐渐用杨讷的新说代替吴晗的旧说。

　　此外，还有学者考证，“明王”是指密宗佛母“孔雀明王”，或密宗主神“大日如来”。这两种说法影响较小。⑦

朱元璋禁绝的不只是明教

　　如前所述，朱元璋并非明教徒，其曾经尊奉的“小明王”韩林儿也不是出身明教，明朝的建立可以说和明教完全无关。自然，朱元璋不可能从明教借鉴什么组织技术。

　　至于白莲教，曾在红巾军（白莲教武装）为将的朱元璋，深知此种秘密教门对统治的危害。其制定的《大明律》中有如下规定：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乩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意即，在民间进行发放符咒、神水等巫术活动，或以白莲教、明教、白云宗等名义聚集民众，为首者处绞刑，随从者先杖责一百，再流放三千里。

　　不过，明廷并未能完全禁绝明教、白莲教的传播。如永乐年间，顺天府人刘化自称“弥勒佛下世”；景泰年间，天台山僧人韦能谋乱，称“真明帝王”⑧；嘉靖年间，蔚州人阎浩等，“素以白莲教惑众”；直至明末，此类民变史不绝书⑨。

　　简言之，朱元璋禁绝白莲教、明教等秘密教门，目的不是掩饰过往的经历，而是要清除一切可能集聚民众、威胁明廷的民间组织。

图：泉州草庵

　　①芮传明：《弥勒信仰与摩尼教关系考辨》，见于《现代学术精品精读：中国民间宗教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8页。

　　②杨富学、彭晓静：《宋代民变与摩尼教的蟠结和原委》，《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③林悟殊：《宋代明教与唐代摩尼教》，见于《林悟殊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④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1941年第1期。

　　⑤⑥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99—232页。

　　⑦⑧朱钧：《“明王出世”口号与大明国号考》，《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⑨李守礼：《明代白莲教考略》，同①，第100—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