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是一本由乔晓春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5.00，页数：3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精选点评：
●梳理了社科研究基本图景和发展历程，文科研究生入门应该好好读读。我的困惑在于法理学研究（非实证路径）如何让研究过程和结果可靠。
●前述不论，多少窠臼都在其中。最后几页中，对于学习的路径建议比较有价值，对于一个站在门口的人是一条较为清晰的指引。
●《论我为什么没有出国读博和为什么发表不了论文》
●17年四五月份开始读的，已经快一年了，终于在一年中的某几个集中的点看完了。 自己读书效率真是不高。没有集中读书的习惯。 过几天打算二刷该书。
●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数理统计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了
●本书适合社会学专业学生和科研从业人员阅读。阅读之后，不仅能够丰富专业知识，而且能够提高对“科研”的认识。可作为专业阅读数目中的放松书籍来阅读，很适合科研人群阅读哦~
●说得好，但没多少收获。 太基础。
●观点还是很简单的，叙述文字有点啰嗦了
●总体感觉这本书其实很不留情面，但是道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事实。再蒙在鼓里的话，耽误的是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但我们本来就不先进，浪费不起这样的时间 通过本书进一步了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概念 我读的应该是人文学科，能不能算的上是社会科学我都有所怀疑 不过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学问，都要秉持理性。毕竟，以后的时代，知识上的欺骗是致命的 我们感觉到近年来其实学界的态度有所改变，看到国内更多的非理工科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创新和突破，未来还是很有希望。 去年看了一本书。文明的解析，很震惊，美国人写的，感觉我们在科学方法的使用意识上差距还是有些，慢慢来，总会好的。
●虽然有很多观点非常主观，但是！非常符合我的想法。作者把一些原来我不了解的内容，包括国内高等教育和国外高等教育的区别论述非常清晰，在长见识的基础上，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自身的缺陷，以此作为进步改进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读后感(一)：独立的科学何时能来
总体感觉这本书其实很不留情面，但是道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事实。再蒙在鼓里的话，耽误的是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但我们本来就不先进，浪费不起这样的时间 通过本书进一步了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概念 我读的应该是人文学科，能不能算的上是社会科学我都有所怀疑 不过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学问，都要秉持理性。毕竟，以后的时代，知识上的欺骗是致命的 我们感觉到近年来其实学界的态度有所改变，看到国内更多的非理工科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创新和突破，未来还是很有希望。 去年看了一本书。文明的解析，很震惊，美国人写的，感觉我们在科学方法的使用意识上差距还是有些，慢慢来，总会好的。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读后感(二)：结果重要，研究方法和过程的科学性更加重要
在阅读本书之前，我对于专业研究的方法和过程的理解大部分停留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学”等初级社会研究课程之中，并且从来没有想过已经存在的研究模型的存在原理和建模方式是什么！通过阅读这本专业书籍，我不仅更加理解了社会研究方法和过程的科学性的重要性，而且对于研究方法和建模原理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个人认为自己的专业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在感谢作者的同时，我诚挚地将本书推荐给正在进行科研的专业从业人员和立志为科研做出贡献的学生们！以下，我会细致分享我的阅读体会，个人愚见若能为同行带来引导，我将不胜欢喜！
首先，本书主要阐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不科学”的现象、并结合国情剖析了它们存在的原因，进而提出了解决的方向。内容朴实，且实用性强，可为专业人员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做铺垫。
其次，纵观全书布局，好似一部论文正文的扩展，布局紧凑且逻辑清晰，这与作者的教育和从业经历密不可分，这样的布局方式也使读者更加轻松地融入到作者的思路中，理解作者所阐述的重点。很适合高校教师阅读！
再次，作者在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进行探讨的过程时，以学科为例细致地对社会研究方法下的课程内容进行了归类和总结，并进行了层次的划分，方便了读者进行读后的专业知识的补充（我就是其中一员），专业实用性强。
最后，书中涵盖了一些作者出国游学的经历，并对于中、美的专业教育进行了部分对比，对于有留学意向的专业人员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为没有留学经历的专业工作者带来了新鲜的血液，让这部分读者或多或少了解了中西方的科研差距，拓宽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受益良多！若你也是一名奋斗在科研道路上的小蚂蚁，亦或是在科研道路上充满疑惑的小蚂蚁，那么本书将带给你对社会研究更加深刻的认识，你还等什么丫？快来和我一起交流吧！欢迎各位同行读者加我关注，在交流中共同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读后感(三)：看了两章已经不想往后看了
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所以之前不认识乔晓春，但是还是买的签名版，总觉得签名的东西可能有升值的可能。不过看了两章以后连放进书架的想法都没有了。
大致翻了一下，应该就是本通识类的书籍吧，并不是什么专业类的。前面两章写的也很正常，先从科学是什么入手，这些都正常。但是当我读到29页的时候，原谅我不淡定了，我承认我是人文学科（姑且按照文中的说法，虽然我也认为人文学科确实好多算不上很科学），我并不知道作者29页中间的一段话是想表明什么。
“实际上二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更近一些；而人文学科并不是科学，它与社会科学的距离则远一些。”
整个一节都是在写要把社会科学从“文科”中脱离出来，不知道是为了抱“科学”的大腿还是为了抱“自然科学”的大腿？虽然我也认为简单的文理分科并不科学，但是至少我觉得这段话可以稍微改一下吧？难不成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这书的名字包含的预设难道不是社会科学是科学吗，那“自然科学关系更近一点”是想表达什么？后半句要是改成“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距离远一些”会不会让人觉得更舒服？
我觉得判断什么东西科不科学最好应该从这件事本身出发，而不是证明你与其它不科学的事情不一样，所以你就科学了。
当然，也可能是我矫情了，没准作者后面写的不是这个样子，不过我只是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单纯的觉得很不舒服而已。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读后感(四)：社会科学？宁也配？
天朝社会歧视文科久矣，相信有很多文科出身的同学或多或少都有被“歧视”的经历。这种“歧视”可以是明白张扬的，比如你的亲戚得知你学习的是文科，大惊讶：为什么不学理科，文科有什么前途？这种“歧视”也可以是很微妙含糊的，像很多人就持有一种论调，即文科出身的学生逻辑理性思维能力要比理工科的学生差（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基本也是事实）。
大抵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文科等于文学、历史、法律、政治等等跟“文字”有关的学科，对文字进行处理、学习即所谓文科。甚至音乐美术这类跟文字没有直接关系的学科，只因为它们在高中分科时被划分到了文科，在大众心目中也自然被纳入到大文科的范畴。
但很明显，文科与文科之间也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很大，大到在严格的学科分类中，它们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那种。按照严谨的分法，天朝语境下的文科应当分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人类所发现的，而人文科学的知识是人类所创造的，前者是科学，而后者不是科学。当然社会科学能配称为所谓科学者，自然是能够被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所囊括的。典型的社会科学即是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等，而典型的人文学科即是文学、哲学、美术、音乐等等。这两类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是有很明显而且重大差异的，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之间的距离，要比同人文学科的距离要小。同属于科学阵营的社科与自科，在本质上分享同一套方法论，即从理论上讲，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与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他们在逻辑理性分析能力上，应该不会存在太明显的区别和间隔，因为他们受的是同一种类似方法论的训练。（当然实际上各个学科招录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能力大小区别明显。）而人文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社科与自科的比较中产生的，是关于人类内心世界的学问，与要求严谨与逻辑的科学本就是格格不入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社会科学标榜自身是科学，那么为什么这些社会科学家们连一个科学院院士的名额都争不到？普通老百姓提到科学家，也绝对只能想到造飞机火箭原子弹的，不会想到电视上高谈阔论口若悬河的社会学家们也是科学家。我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说种种复杂的历史因素——比如四九年以后对苏联的盲目崇拜学习，对于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家的全体改造清算，工业化的需求导致理工科地位大幅度上升等等——其实很难完整的解释清楚。但倘若只是就今天的状况就事论事的话，有一种意见很值得关注，即天朝的社会科学家本身就做的不科学，他们很大部分人也不配称为科学家，科学院自然也不必把院士的资格留给他们。
这样的解释简单直接清爽，一句话，倒也不是歧视你们社会科学，而是你们本身就不配称为有力的科学家，院士的位置当然也轮不到你们来坐。
这么说的依据其实是很充足的。跟欧美那些社会科学发达的地方相比，说天朝的社会科学是一坨翔问题应该不大。在天朝，即使是顶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研究的题目也无非是那些跟政府关联性极大的玄而又玄的宏大叙事。有什么办法呢，银子是上面给的呀，总不能钱也拿了，事儿也不办吧。当然事不仅要办，还要办得妥妥帖帖，要合官老爷的胃口才是，不然下次项目可没你份了。至于你的学术地位嘛，当然要挂靠在公权力里才有前途，如果政府都不支持不替你宣传，那么你水平如何到底有多少油可就没人说得清楚了。研究归研究，大数据实证、数学分析模型有没有？那当然大概率是没有的，田野调查糊弄下就行了呗，诉诸个体感受是咱的强项，咱也有的是哲学思辨的本领，强行拉扯逻辑关系，文字又漂亮又雄辩，要那严格的数据分析作甚？再说数学咱也不懂啊，文科教授懂那玩意干嘛？什么马克思康德福柯啊，什么齐美尔施特劳斯后现代啊，我可是随处引证，数学起个球用。至于怎样让外行人看不懂显得高端，那也好办，把句子写的零零碎碎，堆砌生僻名词不就行了呗，保证一般老百姓也看不懂更无可指摘。
如果用这般态度做出来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能够“科学”的话，那才是有鬼了。很多学理工科的都说文科论文一个月能写一箩筐，这不是在夸赞高效，而是讽刺这些所谓研究压根就不叫研究，一月一箩筐的论文质量之低看官们自可以想象。当然这也是普遍的误解，即文科论文写得好不好跟文采关系很大，既然主要是靠文采，那闭门造车也是完全可以的咯，反正全凭大脑想象嘛。当然这也跟很多社科学术杂志的编审现状有关，有相当多数给论文把脉的编辑，他们就是学中文出身的，看重的还真是文辞修养。
当然我们严谨的讲，做社会科学论文绝不是闭门造车可以做出来的，按照欧美的流行做法，做科学论文是必须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形成数据实证资料，制作数学模型分析变量等等，哪怕一个再细小的结论都必须是经过严谨完整的科学证明，这才可以称作是科学的论文。
再瞅瞅国内那些大社会科学家们所做的那些巨大宏伟的题目，真的是差距骇人哈。
从这个角度讲，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们确实是普遍不配能入科学院院士之林。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四九年之前中国第一届院士评比时是有人文社科学者的，而且占比还不低，那时候还叫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选出了81位院士，其中人文学者有28名，像胡适这样搞历史的学者，在当时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直到今天，台湾也还有中央研究院，其中也有相当比例的学者搞社科人文研究的。
四九年以来，因为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社科人文学者长期遭受严酷的政治打压，各个政治运动中，遭遇最惨的也是这批官方认为其研究科目与“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人文学者们。理工科的学者还能为郭嘉造飞机大炮原子弹，至于文科学者，像钱钟书这般被拉去翻译毛选的已经算是最有用的了，钱本人也因此幸运的来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位，躲过了一些本针对他的批斗。那一位不也曾公开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学到高中就差不多了”。
笔者斗胆认为，即使是存在很多非科学的因素和其他无奈的现状，在将来的某一天，咱们可不可以也跟台湾乃至日本学习一下，能够建立一个统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叫什么都无所谓，但这对于学习大文科范畴的师生是意义十分重大的，至少这是对大文科重要性的一种极强烈的宣示。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算是对所谓“文科”研究者的一点迟到的补偿吧。
至于开头所提及的文科歧视论问题，据说现在的高中已经在文理分科的根源上进行改革了，从教育学上讲，这当然是好事，想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文理二元分立的模式，文科生纯粹的含文量低了，自然也能培养起综合的思维方式。不过像笔者这种数学物理烂的学生，也应该庆幸自己早就毕业了，当年读高中的时候，对于数学物理是真不想学啊。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读后感(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怪现状
（转自：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10月11日）
科学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手段而出现，它在日常生活中也成为一种修辞手段或话语形式。说某人讨论问题时的结论不科学，大概就是说该结论不可靠，不值得信任。当然，科学的这种话语霸权一直都受到“质疑和抵制”，尤以人文学者为甚；最典型的，当属现代哲学形态中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等诸哲学流派。而就影响范围而言，中西皆然。美国学界1996年爆发过“索卡尔事件”，而中国二十世纪早期则有“科玄之争”。
在这些论战的背后，我们既能看见科学家对人文研究的不信任，也能看到人文学者英雄迟暮式地捍卫自身学术领地的努力。但这些学术事件过去这么多年，情况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至少中国如此。北大社会学系乔晓春教授的《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北大出版社，2017年2月版）一书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离科学还相距甚远。概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怪现状仍然在于，学者们仅从直觉出发，凭一己之感悟而得出一些缺少证据、事实支撑的似是而非之论（第8页等）。这种研究方式在国内的社科学界仍然十分流行，其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门槛和价值荡然无存。事实上，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本文以哲学为例，但旁及范围亦包括文化研究、历史以及人类学等学术领域的部分或全部）也存在上述问题。
自然，当我们说人文社科研究不科学的时候，我们必然要回答：我们为何要以科学的标准要求人文社科研究？为何我们要“科学地”从事人文社科学术研究？
科学研究作为求真
作者在书中谈到了科学研究起源于哲学研究的事实（第二章、第六章等处）。但是，却急于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划出界限，因为前者的知识是人创造的，而社会科学的知识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人发现的（12页）。进而，作者将人文学科归入非科学的领域。这里的疑难在于，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之间的相通之处并未得到呈现。
笔者在此并不打算讨论科学研究为何未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产生的问题。毕竟，科学仅仅起源于希腊以降的欧洲（尤其是西欧）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其他所有地方并未产生科学倒是件平凡的事情。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科学起源于西方？笔者在此试图给出的答案是，哲学的求真精神导致了科学的产生。而这种求真精神恰恰是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共通之处。
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家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往往会将人们对世界的日常意见与关于世界本身的知识作出区分。人对世界的意见或看法往往处于流变之中，它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而变化；而希腊哲人试图考察的正是关于世界的本质知识。因此，世界对我而言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关于世界的日常感觉和看法都已靠不住，因为它们并不真实。
另外，古希腊哲学家试图得到的知识不仅关乎自然世界，而且还关乎人类的生活世界，比如个人行为、政治制度等等。希腊哲学始终试图在一个统摄万物的知识框架内寻求有关世界的终极答案（吕祥：《希腊哲学的悲剧》，2016年）。因此，至少希腊哲学家都会认为，他们试图得到的不仅仅是现代所谓自然科学所得到的知识，而且他们还试图得到关于人类生活的知识。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的精神乃求真，而不关乎一己之直觉或私人感受；另外，我们今人所谓的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学科划分其实最终都可以上溯至希腊哲学这一源头，而将所有这些学科关联起来的正是哲学内在的求真精神。如果我们仅仅从自己的个人感觉、经验出发从事学术研究，不仅会降低学术研究的门槛，而且最终会让学术沦为某种意见的辩论而失去意义。
路人甲也可以评论的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一种现象很好地说明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低门槛现象，我们不妨引述如下：
在一次本专业学术讨论会上，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从会场外进来一个人，他听了一会儿后，站起来给发言的学者提问题，并对学者的观点做了评论。他首先强调，他不是来参加会议的，也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只是去办别的事情时偶然路过会场，感到好奇就进来听一听。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人发言过后，所有参加会议的学者都认为他讲得非常好，对问题的分析很“深刻”，并且为他鼓掌。（10页）
这种现象表明，作者所在的社科学界还大量存在这种依靠纯思辨、直觉和个人感受而做研究的现象。这种做研究的方法其实与老百姓的日常思考并无本质差异，只是后者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反思那些所谓的学术问题而已。凭直觉做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无法走得很远，这也是史蒂芬·平克等人在谈到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研究和物理学研究时称其为“民间生物学”或“民间物理学”的理由。
当然，作者对这种现象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那就是国内社会科学界更多地在学习西方古典理论方面，特别是很多早期具有哲学色彩的社会理论（44页）。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因为以定量的方式做学术研究更多是现代社会的事情。
个人的直觉和经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所能处理的问题也很有限。而不同的社会科学家讨论问题的场合往往就成了发表自己个人心得的地方，学者的观点甚至都没有事实或数据的支撑。而在缺乏事实支撑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观点都并不比其他的观点更能让人信服。这时候，其他因素往往能主导问题讨论的方向，比如学者的身份以及行政权力的大小等等。科学研究的求真精神则失落了。
类似地，这些学者之间的讨论也最终成为某种大学生辩论比赛（陈嘉映先生曾称其为大学生抬杠比赛）。原因在于，无论拿到的辩题是正方还是反方，结论其实都是对的（51页）。而学术研究的低门槛现象并不单单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其实人文学科也大抵如此。
哲学专业是否有专业知识？
与上述社科研究领域中的低门槛现象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科领域是否存在专业知识。此处我们以人文学科中的哲学专业为例进行考察，但其结论应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大致适用。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哲学往往和思辨联系在一起，哲学思辨往往成为一般人对哲学家所做工作的惯常印象，似乎这些人仅仅倚靠着扶手椅就能想清楚外在世界的许多深刻问题。但常人的另外一种印象则是，哲学有什么用？哲学家往往觉得这类问题过于肤浅而不予置评；或者他们会声称哲学乃无用之大用。
凡此种种辩证法式的言论其实更多会给人带来疑惑而非豁然开朗之感。笔者以为，无论对思想还是一般的物质产品，“有用”其实都是个十分重要的评价标准。而某种思想或器物对更多的人有用，说明它越有意义。私人想法仅对私人有意义，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想法，这并不稀奇。
再具体一点，就哲学领域中试图“指导”科学发展的科学哲学而言，较真的科学家更是直言不讳：费曼（Feynman）曾评论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就像鸟类学对鸟类一样；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则更进一步劝告科学家警惕科学哲学；而克劳斯（Lawrence Krauss）则指出，阅读科学哲学家著作的只有其他科学哲学家。
国际哲学界的实验哲学家正是基于哲学研究的直觉性质而对哲学的专业知识作出了很多质疑。其实，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逐渐表明，哲学家的直觉可能与大众的直觉一样容易受到诸多因素（比如顺序效应、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文化背景等）的影响而发生偏差和变化。因此，哲学家的直觉判断变得不可靠而无法成为哲学主张的证据来源。
实验哲学家的上述挑战让一些坚持思辨哲学传统的哲学家感到不适。后者提出了捍卫哲学专业知识的主张。但相关的论证思路却有些特别：既然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存在专业知识，哲学作为一种专业，自然也包含自己的专业知识。尽管类比、比喻、隐喻等修辞在很多时候都能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但其前提是类比源和类比对象之间的内在相似性。很明显，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有着自己的研究路径、实验设备以及专业语言（比如数学等等）；而目前为止的思辨哲学并不具备这些特征。因此，这种类比并不足以捍卫哲学专业知识是存在的这种主张。
概念的收官和专业知识的累积
另外，物理学家等科学家在从事相关专业研究的时候往往不必进行概念考察。原因在于，科学各领域在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都会经历概念收官的过程，比如物理学初期对日常概念（光、运动等）的改造（陈嘉映：《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7-16页，2006年），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科学家们在长时间内都不再会对这些基本概念继续探讨。
而哲学家则长期围绕一些名词争吵不休，基本的共识都难以达成，更别提用这些概念进行研究了。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以“重建”“重构”为关键词在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搜索的时候，哲学、文化名义下的相关文章约有千篇之多，这些文章的主旨多半是对各种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主张重新定义。这说明了相关领域的学者具有宏伟的抱负，他们成百上千次地试图恢复常人对相关概念的“正确”理解，是否成功，不得而知。
其实乔晓春在书中也对类似的现象做出过评论，他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了相关的学科和学者尚不成熟（60页）。而笔者试图给出的评论则是：这种现象可能表明相关伦理道德观念在生活中已经足够清楚，人们对其有着情境化的理解，脱离了情景而对其进行抽象谈论，注定无所收获。
进而，如果某个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尚不清楚，那么，学者们也便无法在坚实的地基（基本的共识等）上累积知识。缺失了知识方面量的累积，我们也就无法知晓人文社科研究是否存在着进步。
如何进行人文社科学术研究
作者为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更科学地从事研究，比如使用量化的方法（统计之类）。但对人文学科，比如哲学而言，这种要求似乎还有些遥远。但不管怎么遥远，国外的哲学同行已经开始以实证、量化的方式从事哲学研究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实验哲学家从事的哲学研究，比如温伯格、尼克尔斯和斯蒂克等人在2001年的一项著名实证研究中主张：西方和东亚被试群体在盖梯尔问题（盖梯尔提出的挑战传统上知识就是“被证明为真”[JTB]之信念的一系列问题）上的表现存在巨大差异。这类研究中也会涉及到问卷调查、分析统计数据等工作，其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差别仅仅在于其哲学实证研究的主题与一般所谓的哲学问题相关。
自然，也会有哲学家对哲学研究提出不同的意见。比如，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就会将概念考察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讲，概念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足够清晰。而哲学家们将其抽离日常语境时，往往会造成语言的轮子空转，进而导致哲学家感染“哲学病”。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获得生活概念的综观（perspicuous representation）呢？笔者能想到的合理途径便是生活阅历的累积，历事能给人以智慧，但智慧仍不是知识。
结合乔晓春对国内社科研究的分析，以及笔者对国内哲学研究现象的描述，我们的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能需要一场方法论上的反思了。西方哲学界目前正在经历空前的方法论反思阶段，我们国内的人文社科研究也亟需这种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规范地从事人文社科研究，也才能更好地避免人文社科研究中的诸多怪现状。
自然，个人意见、偏好以及感悟等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们对很多问题的想法也并没有相差太大，且往往能形成关于某个问题的思考传统，但这些想法基于直觉也止步于直觉。从个人意见到一般性知识的过渡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无法将自己坐在扶手椅上想出来的观点直接当做研究结论使用，它们至多是不成熟的研究假设。
西方心理学界在上世纪经历了行为主义革命，在这之后，直觉反省式研究便不再成为心理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了。这一过程让心理学变得更加科学，也自然更为可靠。作为学术研究，心理学当与哲学类似，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严重依赖直觉、反省的人文（哲学）社科研究也将经历一场方法论上的变革。
（李果
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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