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高层文官》是一本由赖瑞和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99.00，页数：4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代高层文官》精选点评：
●历代政治得失需纵向对比，但只看规划好的制度远远不够，职事官之外还有使职的存在，设立随意，离权力中心近，也是皇帝加强皇权的手段。
●除了稍微啰嗦点以外，精品！
●开元以降职事官的使职化，伴随皇权的扩张和对常规官僚体系的重组，开启了唐代中后期地方刺史兼充节度与中央对抗、中书舍人使职化和词臣群体兴起、盐铁转运使度支使户部使分掌财政，这一系列的新局面。
●【2018年读】很长知识的一本书，全书基本就是围绕“职官”和“使职”这两个概念，来对唐代的宰相、词臣、史官、财臣和牧守这五类高层文官展开讨论。缺点的话是有时略显啰嗦重复，一些观点在文章内部和每章的开头结尾都反复提及。
●本书命名为《唐代高层文官的使职化》或许更近其实。作者细细梳理了职事官与使职的区别，且介绍了职事官是如何一步步被使职侵蚀的过程，主题突出，颇有创见。不过，此书对唐代高层文官的大体组成及其基本职能介绍过于简略，大都是一掠而过，难留印象，想借此书来了解唐代的高层文官，其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另：赖瑞和的语言真的是太太太啰嗦了，几个基本的概念颠来倒去反复强调，朋友戏称其为“婆婆嘴”。若想检测自己的耐心程度，倒不妨一试：）
●振聋发聩
●读到知制诰
●写得越来越放飞自我了(＞＜)
●对使职的一些看法有读到见解，但失之偏颇，史料使用上有一定局限性。方法论较为完整，没有太过炫技（对比某些大陆研究中古政治史的博士论文）。很期待作者的另两本《唐代中层文官》和《唐代基层文官》尽快刷完
●之前没听过赖瑞和，前段时间偶然找书才发现他的三部曲，看了看目录便赶紧网购。这两周一有空闲就读，谁想如此解渴。读研时最头疼读地名和官名，后来看严耕望说，历史地理和典章制度是传统史学的两个柱子。而今越发怀着崇敬和轻快之心，阅读圣贤经传、历史地理和典章制度之书，每次读，皆有豁然开朗清风徐来之感。书海无涯，小舟静游，风月无边，人生至乐也。
《唐代高层文官》读后感(一)：唐代高层文官
《唐代高层文官》，赖瑞和著，中华书局，2017/8第一版。大概十几年，终于出齐了三本，从基层、中层到高层。仍是我定义的“二手历史书”，很有价值。对使职这一概念阐释得很清楚。读这样一本书收获很多。恰巧去年读了《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对应着看使职官品等等更有意思。还是那个感觉，千年以降，其实没什么变化，天下社会还是那样运行。这也是读史早知今日事的意义。
《唐代高层文官》读后感(二)：唐代不可忽视的使职
很不错的一本书，作者三大官书的最后一部。脉络清晰地考察了唐代高层文官的情况，更确切地说唐代高层使职官的一些观点。按照作者在自序里说的，考察使职源于他私人的兴趣点，想从简单的人物官品中读出他的履历。
中国官僚制度博大精深，有官、有职、有品阶、有勋、有爵。使职就是相对于本官来说的官职，这在唐代极为常见，它是随着局势发展和政治需要出现的，并越到后期变得越来越常见，很多兼使职的甚至超过了本官，本官只成了闲职，仅是定位自己官品和俸禄的依据，使职才是最重要的。
这本书以唐代最为重要、最常见的五种领域使职考察使职的运作和意义，这五种分别是宰相、文词、史官、财政、地方牧守。考究细致，观点富有启发性，让人更深入地认识唐代政治运作，给人理解古代政治史有新的角度。
《唐代高层文官》读后感(三)：读书笔记
第二部分 宰相
第四章 唐宰相的使职特征和名号
1.平章事亦职非官也；
2.宰相是使职，委任看皇帝的意思；宰相和皇帝有私的关系，玄宗朝李林甫，为相十八年；
3.知政事，知是“负责，管理”的意思；
第五章 唐宰相的权力与下场
1.唐高祖朝代四相，刘文静，裴寂，窦威，萧瑀四人际遇；
2.表面上看，私人可笼统划分为“关陇集团”，然地缘松散，远不如亲缘；
3.实际(de facto)宰相;
4.唐宰相，被刺死及被杀者不少；
5.白居易，《寄隐者》，“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第三部分 词臣
第六章 中书舍人的使职化
1.中书舍人负责“王言”；
2.2013年，上官婉儿墓志铭出土；上官仪涉及废武后事，被杀；上官婉儿，上官昭容，女舍人；
3.北门学士，薛怀义从南门进被宰相苏良嗣掌掴，则天令其以后从北门进；
4.中书舍人逐渐边缘化，不再有职事；
第七章 唐知制诰的使职本质
1.知，“负责，管理”；
2.唐词臣，主要有三类，中书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
第八章 唐三种类型知制诰的特征和区别
1.知制诰三种类型
第九章 唐后期三大词臣的升迁与地位
1.中书舍人，文人之极任；
2.白居易：郎官-中书舍人（舍人院）-杭州刺史；
3.元稹：郎官-中书舍人（学人院）-宰相；
4.元稹善于钻营，与宦官相善；
5.李德裕：门荫入仕--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学士院）-外放节度使-宰相（文宗，武宗朝代）
6.李德裕为牛李党争李派首领，后宣宗朝流放；
7.唐后期：翰林学士，宰相，枢密使形成“新三头”；
8.词臣进身学士院为翰林，才能接近皇权；
《唐代高层文官》读后感(四)：唐初宰相并非使职
赖瑞和先生在论述唐代宰相职位时，把宰相定为一种使职，很有创见，但失之考证不密。
赖先生把唐朝宰相的使职称号分为三种：1.知政事；2.同中书门下三品；3.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说在唐代要担任宰相必须有这三种称号之一。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唐初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为真宰相，多并不带称号。
赖先生举裴寂的例子：“ 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以证明自己“知政事”为唐初使职宰相的论据。但裴寂“知政事”其实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一点韩国磬先生《 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一文早已指出。
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在武德元年，其时“赵国公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丞相府司录参军窦威为内史令。“同时拜相的刘文静、萧瑀、窦威并无“知政事”的称号。
不仅如此，直到唐太宗逝世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 任命尚书仆射时均无“ 知政事” 的称号。
贞观元年六月 ，萧瑀为尚书左仆射。七月 , 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贞观三年二月，中书令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 兵部尚书检校侍中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所以，应该判断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唐朝著名宰相都不是宰相吗？
当然不是。
唐初，三省长官即是宰相，不需要加任何称号，也就是说这时的宰相并非使职，而是有品位的“官”。
只是演化到后来，“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使职成为宰相的称号，这时候即使是三省长官如果不带这个称号，也就不是真宰相了。
所以这是一个宰相使职化的过程，从不是使职逐渐过渡到使职。如果赖先生从这个角度来写，可能会有更大收获。
值得一提的是，赖先生在论述宰相时最前面引述的钱大昕“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一句，说的也只是“平章事”一职，并没有轻易地延伸到唐朝整体的宰相群体。
那我们回头再说，裴寂为什么要加一个“知政事”呢？原因可能是当时同时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尚书左仆射。仆射本是尚书令的副手，加“知政事”可能要强调他也是宰相。
就如韩国磬先生所说，后来没有了尚书令，仆射即为尚书省长官，也就直接是宰相，没有再加衔的必要了。
所以在唐人的实际使用中，“知政事”、“罢政事”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种统称的补充说明，并非一种确切的职务，更非一种使职。就像唐人很多时候还说“罢相”，我们不能就据此说“相”也是唐人的一种确切的职务，宰相只是统称，唐朝并不是真的有叫“相”的这么一个职务。
《唐代高层文官》读后感(五)：使職之國：讀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
使職之國：讀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
胡耀飛
來自馬來半島的唐史學家賴瑞和先生，常年致力於唐代官制的研究，目前已經完成其文官三部曲的計劃，分別為：《唐代基層文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中華書局，2008年）、《唐代中層文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中華書局，2011年）、《唐代高層文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年；中華書局，2017年）。筆者由於專業興趣，一直是賴先生的忠實讀者，並且對其另外兩部散文著作也曾拜讀：《杜甫的五城：一個火車迷的中國壯遊》（爾雅出版社，1999年）（簡體版更名《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踪壯遊》，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相同主題但有更多照片的版本是《坐火車遊盛唐：中國之旅私相簿》，中華書局，2009年）、《男人的育嬰史》（中華書局，2010年）。
作為臺灣大學外文系英美文學專業本科畢業生，賴先生的文筆優美，行文流暢，自然不在話下。更重要的是，他作為普林斯頓大學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先生的高足[1]，在熟練掌握唐史史料之餘，頗為擅長利用西方社會科學方法和西方歷史上類似的現象來解析和比附中國歷史。此外，賴先生的英美文學功底也使得他便於通過語言學、修辭學的理論來討論中國古人對於各種詞彙的認識與使用。這種東西方跨文化視域的掌握，使得賴先生的唐代制度史研究比他人的研究更具廣闊視野，也更加細緻入微。這方面，在這兩年出版的《唐代高層文官》（本文以經過修訂的中華書局2017年版為據）有集中體現。
從目錄來看，《唐代高層文官》主要分導言和六大部分正文，末附“唐職事官和使職特徵對照表”（第439-440頁）。其中導言主要解釋為何該書以使職為切入點，以及為何挑選宰臣、詞臣、史官、財臣、牧守這五大類官員。正文第一部分用三章篇幅，分別討論使職的起源及其與職事官的互相演變，從錢大昕（1728-1804）對唐代使職的認識出發探討使職的定義，以及唐代職官書不記載許多使職的前因後果。從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即分別討論宰臣（宰相）、詞臣（中書舍人·知制誥·翰林學士）、史官（史館史官）、財臣（聚斂之臣·三司使等）、牧守（刺史·都督·節度使等）這五大類官員的“使職特徵”、“使職化”或“使職本質”，且不乏整體關照和個案研究並存的視角。
關於此書的內容，中華書局版責任編輯胡珂曾有《三本書釐清唐代仕宦人生》一文予以介紹。[2]作者本人在接受《晶報》“深港書評”欄目記者伍嶺採訪時，也曾大略談到該書主要觀點。[3]伍嶺自己也有一篇名為《唐代高官的使職化命運》的書評。[4]因此，本文不再做更多的介紹，讀者只要把握該書的核心思路——大部分握有實權的高層文官都是使職（或都要當作使職來看待）——即可。雖然筆者簡略概括的這一核心思路，不免有簡單化之誤導，但確實是該書的主軸。但也正因此點核心思路太過凸顯，使得讀者對該書尚有許多疑慮需要進一步解決。以下，筆者主要從三點來談：
第一，使職的起源問題
作者對於使職的強調，導致其將使職遠遠追溯至上古時期的人類社會。并認為使職的出現遠在固定官職的出現之前，“人類先有使職，後有職事官”，“使職遠遠早於正規的職事官員編制”（第22頁）。作者為了證成這一觀點，引用了許多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數万年前的人類社群組織“游群”（band）中的“狩獵特使”、“長矛特使”等，用來討論最原始的“使職”。（第22-23頁）乃至利用靈長類動物學中對黑猩猩（Pan troglodytes）的研究，來說明只有人類才有“差遣任命”的能力。（第24頁）。這些誠然可以說明在職事官，或者說正規的官職出現之前，有過人類的各種各樣的差遣活動。但仍然不能說明那些差遣活動就是“使職”，或者是“使職的起源”。
此外，在討論了遠古的人類之後，作者一下子跳入秦漢史領域，來討論使職的產生，以及與職事官的互相演變；然後又一下子跳入唐代，討論從職事官向使職的轉變。這兩次論述跳躍，恐怕還是需要一定的內容來填補。比如從遠古人類到秦漢史，完全可以利用目前十分熱門的出土文獻所見古文字的相關研究來充實“使”、“職”等字的含義演變，而非簡單地引用《說文解字》的解釋（第23頁）。至於秦漢與隋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史領域的相關制度史演進的問題，就更加多了。特別是閻步克先生關於品位與職位的相關討論，即有助於理解作者所說官（職事官）、職（使職）之間的區別（第213頁）。
第二，使職與職事官的轉化
使職的出現，雖然並不一定早於職事官，但卻是與職事官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特別是使職和職事官之間的互相轉化，是為作者一直特別強調的方面，經常謂之“使職化”。不過正如豆瓣網上一位網友指出的，“使職化”這個詞常常會引起歧義。[5]亦即，在職事官與使職之間互相轉換過程中，“使職化”指的是職事官的權力被架空，還是使職侵奪職事官的職權？比如以中書舍人充任翰林學士和知貢舉等使職，作者認為是“中書舍人使職化最明顯的一個徵兆”（第144頁），這似乎表明職事官的權力被架空表明該職事官“使職化”。但在討論史官時，又將以他官兼修國史的這一過程，稱之為“唐代史官的使職化”（第246頁），也就是說該使職“使職化”。這兩種表達方式，頗難讓讀者適從，還需要進一步規範一下。
也許，“使職化”應該是指一個過程，即某一項權力從職事官轉入使職。這一過程的完成，標誌著“使職化”的結束。如此，則不能簡單地說某個職事官“使職化”，或某個使職“使職化”，而要充分考慮在“使職化”這一過程的兩端具體各是什麼“職”和“使職”。反過來，也要考慮從“使職”到“職”的轉變，這在作者討論使職的起源時也涉及到。比如作者討論了漢代的“校書郎中”這一“使職”向後魏（作者所稱北魏）的“校書郎”這一職事官的演變。（第26-30頁）。這當然是一個轉變過程，但是否也可以進一步探討“使職化”之後的“制度化”（引作者語，第30頁）呢？
第三，對使職的認識
這裡所說的對使職的認識，主要是指我們如何去看待作者所說的“隱性使職”。該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揭示了“隱性使職”的使職地位，并將之與“顯性使職”予以區分。（第44頁）在作者所針對的一般唐史學者而言，這些“隱性使職”在後者看來並不是使職，或者說並不將之作為使職來看待和處理。雖然作者一再強調一般唐史學者的誤解，乃至在行文中引用2010年他與其指導的碩士生徐夢陽的口試委員之一的爭辯（第211-212頁），來說明這一情況。誠然這位口試委員的看法並不足取，但是否一般唐史學者的認識也不恰當呢？在筆者看來，與其強調“隱性使職”的使職性質，不如追索何以“隱性使職”不以“顯性使職”的面目出現？或者說，為什麼古人要把“隱性使職”隱藏起來？
比如作者在第一部分討論的宰臣，認為宰相也是使職，因為符合“沒有官品的實職官位”（第46頁）這個特徵。但宰相的特色不一定是“使”字，若非要將其使職性質揭示出來，強調其受皇帝的信任程度對其權力大小的影響，恐怕會忽略對宰相本職的定位。事實上，宰相並非僅僅是“使”，更多的是“相”。作為“相”，其展示給別人的印象更多的是皇帝的輔佐，百官的總領，皇帝和百官之間的政務運行中樞。因此，作者在討論到宰相被解職的書寫時所引用的“罷相”和“罷知政事”這類用法（第89頁），反而更能體現宰相的“相”之含義，以及對“政事”的強調。雖然宰相與皇帝之間的私人關係往往影響某位宰相本人的仕途，但就宰相這一職位或群體而言，是朝政運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這是與其他無事則罷的使職根本性的差異所在。不僅宰相，其他隱性使職，如翰林學士、史官等，也都更加強調這些職務本身的功能，即起草詔令和編修史書。
行文至此，也有必要發揚一下該書的閃光點，頗值得讀者進一步思考其他史學問題。
第一，要重視修辭學的修養。
作者作為英美文學出身的唐史學者，在解讀史料方面，具備了海外漢學家所擅長的深入細緻地理解史料中每個字詞的長處。特別是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的漢學家們，無論是日本學者還是歐美學者，通常以外文直譯中文史料作為最基本的學術訓練之一，由此再進行深入的研究。這決定了他們必須對每一個中文字詞的含義充分理解和把握，才能準確傳達古人的意思，再將此轉呈給外文讀者。這比中文學者將史料直接拿來引用而不去深究每一個字詞的意思來得更加科學和嚴謹。雖然在古籍整理方面，中文學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母語優勢，但今人對古人行文的語言隔膜和現代標點符號所帶來的語義隔斷，仍然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對史料的誤讀。比如作者在解釋“兼修國史”的“兼”字含義時，即從修辭角度來討論“兼”字並非“兼任”、“兼職”的意思，而是“同時”的意思，從而對中華書局本二十五史的點校提出了新的看法，即不必在“兼”字前加逗號或頓號，連讀即可。（第248-251頁）[6]
第二，對於私人關係的強調。
雖然作者對使職的關注度，可能過於凸顯“使”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一般行政事務的常規的運作。但是，就中國古代的官制演變史而言，更常規的，或者說內在主導性原則，確實是私的成分更多。正如作者對翰林學士和宦官的判斷，認為他們是“實際（de facto）宰相”（第111頁），這類依靠與皇帝的私人關係抬升政治地位的使職，以及其他各類大大小小的顯性和隱性使職，都是私人關係的體現。正如作者在討論宰相的使職性問題時提到的那樣，“皇帝和宰相的關係，重點在‘信任’兩字，講求一定程度的私關係。”（第104頁）無獨有偶，近期的秦漢史研究領域，也有侯旭東在考察漢代君臣之間的“信-任”型關係，并冠以“寵”這一個提煉核心含義的字。[7]可見，古代歷史上的同類現象確實值得關注，也需要互相發明。
第三，從古人的思維去把握歷史。
比如作者在論及刺史的使職帽子時，提到對對各類州的等級的定位問題，總結出“地望定位”的兩大原則：“優先級定位”和“戶數定位”。（第349-351頁）[8]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論證刺史的職望與選任的標準，并討論了刺史的“稅官”（tax collector）角色。（第374頁）這便是從古人的實際政務運作中去把握某一官職的核心功能。隨後，作者又進一步論證刺史諸多“使職帽子”的含義，并藉此討論行政區劃研究史上頗受學者關注的二級制、三級制抑或四級制的問題。認為“對唐朝廷來說，它的地方行政區劃，到底是二級制，還是三級制，恐怕一點也不重要。這個行政區劃，是在現代學科（歷史地理學和地方政府）專業下產生的新問題，恐怕從來不是唐朝廷關心或思考過的課題。……他們最關心的是，新任命的官職，比如都督、節度使和經略使，是否足以應付地方所需。”（第414-415頁）這個論斷便是在充分理解古人思維的基礎上，把握到了歷史的精華。
（本文已刊李軍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五輯，商務印書館，2018年7月，第419-428頁）
[1] 參見賴瑞和：《追憶杜希德教授》，《漢學研究通訊》，第26卷第4期，2007年11月，第24-34頁。
[2] 胡珂：《三本書釐清唐代仕宦人生》，“深港書評”微信公眾號，2017年12月2日。
[3] 賴瑞和：《把史料當詩讀，有種解謎的快樂》，“深港書評”微信公眾號，2017年12月2日。
[4] 伍嶺：《唐代高官的使職化命運》，《晶報》，2017年10月22日。
[5] 豆瓣網友“野次馬”的“廣播”，https://www.douban.com/people/RAKA/status/2064700697/，2017年11月13日發佈，2017年12月23日瀏覽。
[6] 作者在此處另外提及“兼”字可與當下的“暨”字合觀，誠然如此。在筆者看來，更適合的解讀和比附應該是“并”字，即中古時期墓誌銘中常常出現的“某某某墓誌銘并序”。
[7] 侯旭東：《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上），《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侯旭東：《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下），《清華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該文上下篇後擴充為同名著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8] 其中“戶數定位”並非原文表達，而是筆者總結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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