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消失》是一部由贝尼安米·巴雷斯执导，Benedetta Barzini / 贝尼安米·巴雷斯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母亲的消失》影评(一)：温柔如潮水，坚硬如海浪
@SIFF 2019
她的美貌轻而易举地带来事业和成功，但她却痛恨这种虚无的美丽。短暂的模特生涯之后，她开始一场持久而艰难的战斗，身体力行地试图脱掉这个世界加给女性的束缚和枷锁。
她的儿子执着于用镜头讲述故事，而她恰恰痛恨影像的伪装。几次面对镜头情绪崩溃，和明明白白的“我痛恨影像”，但是在儿子因为剪辑的要求下，她还是无奈的换上衣服，在庭院里旋转、摆出久远的造型，苦笑着问你玩够了没有。你很难说这是出于母爱的顺从，还是一种放弃抵抗。
至于结局，是因难以忍受病痛的折磨踏上一场残忍又壮烈、自欺欺人的海岛漂流，还是轻轻盖上镜头与影像告别，你选哪个版本？
我想到碧海蓝天，想到高更，他们都才华横溢，受尘世所累。但愿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理想，被更多人理解。
《我母亲的消失》影评(二)：我可以盖上镜头盖吗
IDF二刷本片，翻出了之前上影节期间写的一小段：“导演希望用摄影机记录母亲，母亲却认为影像会限制人。我的态度介于两人中间，它不是真实也不是限制，但既有真实又有限制，本质上只是一种工具，而工具自然存在优势和局限。Benedetta身处物化女性的重灾区——时尚界，却一直致力于女权或者说平权。镜头下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具有与外型不符的强烈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来源于愤怒。说到底母子俩不是一类人，但没有谁和谁是真正的一类人。看的时候总想到欧洲人对意大利男生的一个stereotype：妈宝男。”
二刷的不适感要明显得多，作为一个同样不喜欢被拍的女性，这次前所未有地理解了Benedetta，很多一刷时的“笑点”现在看来都有导演任性的意味，因为一旦完成拍摄，影像的最终解释权就移交至拍摄者手中，成为其所属物品，这是很不公平的。借用苏珊桑塔格的话：“相机是枪支的升华，拍摄某人也是一种升华式的谋杀。”总之今天看完很难过，愿每个人都拥有“盖上镜头盖”的自由。
.最后有小彩蛋，要看完喔。
《我母亲的消失》影评(三)：即使消失都带着可爱.
#我母亲的消失[电影]#
非常喜欢这位“犀利”的母亲，讨厌儿子的镜头，勉强接受儿子的镜头，在整个记录的过程中，母亲应该是有过享受的。作为一位女权主义，她一定非常的爱儿子，如何厌恶她依然妥协。
-“你为什么接受了这次拍摄？”
-“我严词拒绝很多次了，我发现我的拒绝会伤害你，那我宁愿伤害我自己。”
一位智慧的女性，美艳。年轻时意大利超模，年老独立自主，生活在自己的空间。她应该只想被同类打扰，懂己者成友。生活永远是自己的，展现给谁都是在冲破的隐私。
-“这部影像与我无关，
只与你（拍摄者）有关.”
离开很简单，消失很浪漫。海上孤舟或者丛林探险的奇遇，导演镜头下的故事，我觉得是可爱的。更珍贵的，是母亲自己提起最爱的深蓝长裙，在自家的庭院翩翩起舞，即使天色灰暗、身旁是垃圾桶，都不能阻挡这样随性而为的魅力。
有牵盼 有冲撞 有爱 才是生活。
即使消失，也会变得生动。
我看到了母亲的内心灵魂.
#彩蛋# -导演来到现场。
《我母亲的消失》影评(四)：一部不該被拍成的電影
大概離開導演的鏡頭，只是母親逃離被白人男性支配的社會的第一步吧。
對這部電影的感覺很矛盾，透過電影我認識了Benedetta Barzini這位捍衛女性主義、對人生有自己領悟的女性，但是我非常討厭導演仗著母親對自己的愛，強迫母親活在其鏡頭下，甚至還在媽媽跟朋友明確拒絕被拍及母親要求別再繼續拍的情況下，依然偷偷地拍了一小段，或者是孜孜不倦地用鏡頭追著母親，導演簡直是完美地代表了母親討厭的白人男性，充分展示了白人男性自以為是高高在上的優越感。
電影本身很零碎且主題模糊，紀錄片也是應該有其主題，然而本片看不到重心在哪，你說想討論母親的消失，可是在電影中看到關於呼應主題的描述寥寥可數，大部分鏡頭全然只是一堆剛好拍到就放在一起的影像。影片剛開始時找了一群風格迥異的女性來試圖演繹母親年輕的樣子，與電影的其他部分看不到有何關聯，這種故弄玄虛的做法對整部片子的推進毫無幫助。作為一部紀錄片，導演也不斷地嘗試介入鏡頭，指示母親要做什麼動作，建議穿什麼衣服，以便強行把當前拍到的母親，跟她年輕時拍雜誌或時尚廣告的片段鏈接在一起。
實在不懂為什麼導演這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強迫其母親暴露在鏡頭下，能不能在你拍攝前，先好好了解一下被拍攝的對象其個人意願，不要只為了你自己可以拍一部影片，而傷害愛你的人。她只是因為愛你而妥協，你有看到這些鏡頭對你媽媽的折磨嗎？！
最後，台灣的片名翻譯讓人憤怒，作為主角的母親在這部電影的鏡頭下，由始至終希望擺脫其過去超模的身份，但是翻譯還是把超模這兩個字放進片名，且很重要的disappearance也在翻譯中disappeared了，簡直不知所謂。
《我母亲的消失》影评(五)：绵长的痴情告别
1.镜头中的母亲
因为摄影机而“诞生”的她，如今强烈厌恶摄影机。上世纪六十年代，Barzini因一次意外被发掘成超级模特，从此这个意大利女人成为诸多摄影师的谬思女神。
在“无脑的美丽”盛行的年代，美女的意涵等同于缺乏智慧或影视剧刻板的蛇蝎形象。1962年的玛丽莲梦露之死，激发了许多女性走上性别平权的抗争之路，她几乎成了“抗争固式”的悲剧女性代表；而大约七十年代时Barzini也意识到“容颜终会老”她们最终都会成为被抛弃的“前超模”，于是毅然在当红时期怀孕生子，在她看来这不是断送生涯，而是她自由选择人生的一个做法。
随后Barzini开始拥有模特和新闻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言论观点。其中她的女权思想频频受到嘲讽与打压，虽然她多次强调其理念为的是“性别平等”“公平待遇”，但仍被直男癌专家曲解成“追求霸权女性压迫统治男性”（这和前不久我与一个朋友讨论时事时，他自傲地嘲弄我的年幼、还乱扣我白左称号一样；实际上他连那个词是什么意思都解释不出来。这类人从来听不进其他不同的论点。）最终心灰意冷的Barzini淡出激进的辩论节目，选择投身教育。
自此，她对摄影机有了厌恶感。作为模特这类公众人物或是说“玩物”，她们的美存在于男性的口眼中，她总是服从地摆姿势、讨大众欢喜，逐渐地照片和影像里的她与真实完整的她产生了不同。Barzini愈发感觉到“那些定格下来的我不是真的我，我们被镜头奴役压迫，被摄影机伤害。”
这是我之前从没想到的观点，我一直认为摄影留下最美好的时间定格，所以人们都喜欢被拍摄。她的话是我疏于思考却着实存在的部分。
于是，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对着儿子的镜头怒吼“关掉”“走开”，以及“想要消失”去到一个不需要讨好别人、不需要说话、精神高于物质的世界，甚至开始想要死亡。
2.镜头后的儿子
这是个极度“恋母”的男人，这是我观影过程中不断重复得到的资讯。他需要母亲的关注，正如同他自己说的“母亲是我第一位也是最爱的拍摄对象”。
这两种矛盾的观念，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冲撞，到了近乎残忍的关系；他越是棄而不捨地拍，母亲就越脆弱和痛苦。但讽刺的是，也多亏他的丰富记录，才让观众获取那么多信息。
这部影片，作为母亲“最后的超模”身份存证，也同时是儿子告别母体、在精神上独立的一个仪式。
多次再见却舍不得离别。
在该片的末尾，用了好几次看似要结束却又没有结束的设计，在我看来好像是儿子难以割舍“存在母亲的生活”。
影像风格上，本片多是纪录式拍法，但也有很多精致摆演画面。我也从Barzini深邃的眼眸中感受到了为何她会被世人如此痴迷于的魅力。
《我母亲的消失》影评(六)：她想作为一个个体被观看，而不是作为一个前模特、一个妈妈、一个女性。
本文为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主题策展《我母亲的消失》映后交流实录。
《我母亲的消失》海报观众1：它的名字让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东西，DISAPPEARENCE 和 APPREARENCE 两个词有鲜明的对比。影片中男性凝视和女性思想共同存在，母亲一辈子作为模特却非常抗拒被拍摄这件事，她渴望被看见，被看见的是思想、灵魂。活力和自我对她来说是相挂钩的，她的自我极大地被压抑，她想消失，是因为她想作为一个个体被观看，而不是作为一个前模特、一个妈妈、一个女性。她想对抗男权社会夹杂给她的东西，这很矛盾，她爱她的孩子，同时又拒斥，两个人互爱又推脱。
《我母亲的消失》剧照主持人：99年那段家庭影像，是导演儿时拍摄的，导演哲学出身，片子中也有哲理的蕴含，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和解。
《我母亲的消失》剧照观众2：刚刚那位观众看到的是消失，而我看到的是母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符号——母亲，她还有别的符号——前模特、大学老师、女权主义者，这些都是显型的。这些有形的都消失掉之后，隐形的身份才会凸显出来。
《我母亲的消失》影评(七)：《我母亲的消失》：镜头是敌人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537.html
字幕之后是彩蛋，彩蛋之后是落幕，落幕之后是掌声，掌声之后是开灯，在灯光亮起的时候，现场的主持人却遗憾地宣布：“由于导演贝尼安米·巴雷斯还在飞机上，无法及时赶到现场，所以最后的映后交流活动取消。”
取消是因为贝尼安米·巴雷斯不在场，而不在场或许构筑了关于计划的某种虚构色彩，这一现实是带着某种遗憾，但是却无意中也成为理解整部电影的一个启示：贝尼安米·巴雷斯的母亲巴尔齐尼一开始就说要离开这里，要消失，她无疑已经成为自己计划的一部分，在她的计划中，离开这个现实，然后抵达一个无人岛，在没有人干扰生活的世界里活着。其实，对于巴尔齐尼来说，无人干扰也成为一个虚构，所以在最后，她设置了两种离开的方式：一种是她坐上了一艘小船，然后独自划船离岸而去，前方是一片迷雾，在浩渺的大海之上，那个处在隐秘处的小岛就是她最后的目的地；另一种则是背着双肩包，然后穿过树林，远离城市，远离现实——在无人干扰的行走中，她甚至毫无顾忌地脱下裤子小解……
漂流于大海之上前往小岛，在无人看见的森林里遗忘一切，两种离开的方式其实都只是巴尔齐尼的一种未实施的计划，它在两种层面上进行了阐释：它是巴尔齐尼愤而离开这个现实的一种方式，是自我定义的“逃离”，它在精神层面上具有某种反抗意义；当它出现在贝雷斯的电影里，呈现的却是某种戏剧性，而这种戏剧性仿佛又解构了第一层面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巴尔齐尼不可能独自划船前往无人的小岛，也不可能在原始森林里自由行走——它是计划，即使被画面表现出来，它依然是一种虚构，而在虚构的世界里，她如何逃离？
这便是巴尔齐尼想要逃离却永远无法逃离的背谬，而在这个意义上，当巴雷斯用摄像机记录母亲的逃离计划，似乎又加深了这种背谬，所以整部电影其实只是在解答一个问题：巴尔齐尼的消失为什么永远只是一种虚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是另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巴尔齐尼为什么要消失？当她对着贝雷斯的镜头说：“那些定格下来的我不是真的我，我们被镜头奴役压迫，被摄影机伤害。”这无疑可以看成是贝尔齐尼想要逃离想要消失的最主要原因，在她看来，镜头前的自己都不是真实的自我，她是被改写的符号，是被压迫的镜像，甚至是变形的形象——当她对着儿子巴雷斯的镜头时，不仅将先前展示她美丽一面的摄像机当成是压迫者，而且把巴雷斯对着她的镜头也看成了敌人，她甚至直接爆粗口让儿子“滚”，让他不要拍摄自己，让他关闭摄像机。
贝尔齐尼曾经是意大利的一位超模，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她被意外挖掘而走上了T型台，从此，她成为了沃霍尔、达利、佩恩和埃夫登的缪斯女神。但是，贝尔齐尼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在舞台上展示服装的一个符号，她认为摄像机让观众进入到一个时尚的世界，这是一个误读，因为摄像机之外的自己更全面更丰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把摄像机当成了自己的敌人，并将其看成是男权社会的一种操控工具，所以从七十年代开始，她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批评社会道德和规则，为女性的权利和解放而奋斗。而当她年老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这种抗争，只不过方式发生了改变，她希望自己消失，从而彻底离开这个被“男权”的镜头控制的世界。
从对抗到消失，这是巴尔齐尼针对这个社会采取的不同方式，或者积极，或者消极，但是当她把镜头看成是敌人，把摄像机看成是压迫和奴役的工具，其实是走向了某种误区，而这种误区体现的是她对于男权的泛化。当初她从默默无闻的女人变成备受瞩目的超模，就是摄像机的挖掘，不可否认，她作为时尚的符号，里面既有摄像机后面男人制定的社会标准，也有画面之前观众的某种男性欲望，他们合成了对于符号的消费，所以作为时尚界的一个代表，巴尔齐尼成为男性消费的一个商品。但这只是站在女性视角甚至女权主义视角所产生的畸形观念，当巴尔齐尼站在舞台上，展示她的美，她其实也成为美的一个符号，消费之外，也有更多的时尚意义。
当巴尔齐尼告别舞台，告别闪光灯，她的这种泛化思想却又投射到儿子身上，当巴雷斯将镜头对准她，她的态度也变成了愤怒，也变成了对抗，也把面前的摄像机看成是一种制造压迫和奴役的工具。这无疑也是一个误区，当她从七十年代开始站在女权主义者的舞台上痛斥镜头的控制欲望的时候，她是一个社会人，她的身份是站在男性对立面的女性，从这个身份衍生而出的是前超模、大学老师、女权主义者，这些都是社会层面显性的身份属性，当然在声讨中是具有某种反抗意义，但是当回到家庭生活，回到儿子巴雷斯构筑的私人世界，面对镜头而一味的怒斥、喊叫、拒绝，则误解了镜头具有对生活记录的原始意义。
这似乎涉及到镜头是否具有道德意义。巴尔齐尼质疑美丽，质疑时尚、质疑影像，其实是在质疑一种社会规则，但是当她喊出“镜头是敌人”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连自己的个人历史也抹除了，因为她的成名，她的事业发展，甚至她的生活，几乎全部来自于摄像机给她安放的光环，当她开始解构镜头的意义，就是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归零了。摄影机记录她作为时尚符号的一面，本身是不带道德偏向的，同样，当巴雷斯用摄像机记录母亲的生活点滴，即使涉及到她作为超模的生活回忆，也是一种家庭式的记录，巴雷斯在“导演阐述”中回忆了七岁时父亲给的一台相机，从此便把拍摄照片看成是“把所爱之人留存在消逝时间里的一种方式”，而拍摄巴尔齐尼，也是把她当成是“我的母亲”，“母亲是我第一位也是最爱的拍摄对象。”这种拍摄是一种爱的流露，是一种对生活的记录。但是巴雷斯也提到，在拍摄母亲的过程中，总是感到一种敬畏，一种抗拒，“我感到，在我所可以目及的背后，她还有更多的部分是我所不知道的。例如，她从来没有告诉我她是个模特。”
不知道母亲曾经是个模特，在面对巴雷斯的摄像机的时候，巴尔齐尼无疑隐藏了自己，这种隐秘是从“镜头都是敌人”作为预设的，也就是说，反倒是巴尔齐尼误解了摄像机误解了镜头，误解了照片和影像固有的记录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就和她把镜头泛化为一种压抑和奴役的工具，从而解构了自己一样，以一种有色目光让镜头带上了道德意义。而其实，巴尔齐尼认识到了这种泛化可能真的是一个误区，在很多时候，她反倒在巴雷斯的镜头前自然展现自己，她毫无顾忌地抽着烟，她穿上了蓝色如海水的裙子，她用超模的姿势再现曾经的魅力……像是一种还原，她自然流露的表情里，她自豪而满足的笑容里，她成为了她自己，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独立的女人。
仿佛是一种镜头前的化解，但是当巴雷斯真正对准这个曾经是超模的母亲，并以纪录片的方式成为一部作品时，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当成为记录片而发行而播映，当在影像里阐述“消失”的可能性，是不是反而带上了道德属性，是不是反而解构了私人记录的意义？巴雷斯拍摄的目的很明确，“拍摄这部电影让我直面害怕永远失去的那些注定会消失的东西。”为了收集和保存那些消失的东西，为了让重要而无形的东西变得有形，巴雷斯以母亲为样本，在存在和消失中阐述影像的意义，所以，巴尔齐尼又变成了符号，变成了“消失”的符号，也就是说，镜头下的巴尔齐尼不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个曾经的超模，曾经的女权主义者，曾经的时尚达人。
而且巴雷斯的用意是明显的，他超越了个体的文本记录方式，转向一种共存的社会问题，在纪录片中，巴雷斯不是回顾巴尔齐尼的个人历史，也不是记录她的晚年生活，正如他说“她从来没有告诉我她是个模特”一样，巴雷斯也没有将更多的镜头关注于母亲的私生活：她如何走上超模舞台？如何引领时尚潮流？如果按照巴尔齐尼对于男权的反抗逻辑，巴雷斯似乎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她为什么会仇视镜头？是不是哪个她爱过的男人伤害过她？是不是对于男权的仇视来源于个人的经历？——这一切都没有涉及，甚至在巴雷斯的镜头里，在母子的对话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共同生活中关涉到的一个人：巴尔齐尼的丈夫、巴雷斯的父亲。
这个男人是缺位的，是巴雷斯自己拒绝提及，还是巴尔齐尼要求他不要涉及，总之，如果作为一部私人记录母亲的纪录片，这一元素的缺失反而变成了一种人为的“消失”，所以在这种个人记忆缺失的情况下，它具有的一定是另一种公共意义，从而把影像放置在“渴望解放自己的母亲和一个渴望利用电影媒介与她保持亲密关系的儿子之间的一系列对抗之中”。所以，镜头是敌人，却从来没有真正逃离，消失是计划，却永远在虚构的场景中——巴雷斯在飞机的飞行中不在电影的现场，在人为的消失中电影落幕，最后是一片寂然和黑暗，就像巴尔齐尼最后用镜头盖盖住了摄像机，她用一种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制造了自己的“消失”，也让“敌人”在自己的控制下轻易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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