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文明的侵蚀》是一本由[美]戴维·R. 蒙哥马利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泥土：文明的侵蚀》精选点评：
●土壤侵蚀不仅是个环境问题，也能窥见文化和历史。例子很好看，语言略生硬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耿苏志（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01614576/ 作者认为：地球的皮肤比人类的皮肤更薄，也更脆弱。地球表面覆盖的土壤和植被，也就像是巨石表面覆盖着的一层薄薄苔藓。
●有趣的选题和分析，人类社会的进步并没有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可能耕种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代表吧。
●非常不错的作品，翻译的也还可以。没有说教式的讲解，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段土壤侵蚀下文明兴废的故事，从古罗马、古希腊到古代中国，从上世纪美国、苏联的“黑风暴”到复活节岛、冰岛的秘密，从美国现代的“绿色革命”到西藏东部的传统施肥方式……精彩的叙述加上学术的细致分析，好书，宜藏宜读。
●作者有理有据地告诫人类珍惜我们赖于生存的土地，同时从另一角度展示人类文明发展史，字里行间透着作者的一片苦心与无比担忧，可惜人类没有那么伟大，终将被自身的局限、自私、贪婪与急功近利所毁灭，旦愿是我太悲观了。 翻译的非常好，向译者致敬！为她付出的心劳点赞！
●“MZD最大的盟友是对于饥荒的恐惧。”
●#泥土# 将地球的表层土壤作为考察对象，以宏大的视角、深情的笔触，借助丰富的考古与历史资料，讲述了土壤与人类社会之间上万年的关系变迁……
●太叨逼叨了 细节很多但串联的很差 讲的很广但没有深入 除了达尔文和蚯蚓那里不错 就在讲两件事 土壤是地球的皮肤和警惕土壤侵蚀 翻一翻就行 看不进去的
●阐明基本逻辑之后，是详细却略微重复的史实罗列。于是后半本都是匆忙翻过去，不太适合我。唤起读者对土地根本性的重要性的直观感受，并且把保护土地的急迫性表现出来的一本书。值得一读，但还是不适合我。
●捉鸡的知识深度和机械化的文风让买这本书的行为无异于花50块去看百度百科。把100个发现过土地侵蚀现象的人的经历和观点毫无意义地堆砌起来就成了这本书，比安定还能催眠。
《泥土：文明的侵蚀》读后感(一)：最不学术的一句最管用：尊重土地
一本让我想起星际穿越开头的书：人类面临绝境，土地已经没有办法生长出作物，连玉米和秋葵都长出来了。
美国人对于土地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值得世界人民学习。
90%以上的土地达不到10英尺以上，绝大多数土地只有45英尺的厚度，他们所能提供的养分根本不足以维持50年。
所以急的罗斯福当年说，破坏自己土地的国家就是自取灭亡。
作者从地质史，新时期的历史，一直讲到文艺复兴和现在。但主要还是美国，主要也是在罗斯福时期出现了因为土地贫瘠的大饥荒，这也一直影响到现在，包括通俗电影当中。
我认为书中最不学术的一句话却最能解决问题：尊重土地！
《泥土：文明的侵蚀》读后感(二)：听书精华笔记
这本书为我们梳理了一段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自从有了农业生产以来，人类是如何对待土壤的，反过来土壤又如何影响了人类文明。
在农业时代，地球上有很多文明，都由于土壤的退化和流失而逐渐走向毁灭。从复活节岛的小型社会，到美洲大陆盛极一时的玛雅文明，再到横跨了三个大洲的罗马帝国，土壤问题都是它们灭亡的重要原因。
进入工业时代，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农业生产对土壤状况的破坏更加严重。这在西方国家发展殖民地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北美和危地马拉的土壤都由于种植单一经济作物而遭受破坏。另一方面，很多国家进行的机械化开荒，同样带来了大面积的土壤问题。
这些破坏让土壤危机成为全球化问题。要想人类文明长盛不衰，我们必须调整农业生产的方式。这本书认为，推广免耕法和有机农场，可以最大程度上保护土壤资源，避免人类文明走向毁灭。（每年会有1%的流失，改进能少90%）
谈一点感想。假设有朝一日，土壤危机真的导致人类文明走到了穷途末路，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番情景呢？如果你难以想象的话，不妨看看《星际穿越》那部电影，你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在电影的描述中，地球上的土壤环境、气候环境变得极其恶劣。众多的农作物品种全都灭绝了，只有生命力顽强的玉米还可以种植。人类大量死亡，活下来的人都不再正常工作，唯有通过种植玉米来苟延残喘。哪怕是孩子们玩一场棒球的功夫，都有可怕的沙尘暴来袭击。几乎所有的科技都停滞了，如果主人公的星际穿越不能成功，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看不到未来。所以，土壤问题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或许你身在城市，干的工作也和农业生产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明白，土壤也需要关怀，值得人类尊重和善待。
《泥土：文明的侵蚀》读后感(三)：一场早就扎根的罪孽
文图 / 左叔
我们的文化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尤其是在现如今我们走出传统农耕社会，急行在城镇化道路上的时候。土地在我们的观念之中，既是十分重要的，比如扎根在土地之上的房产，似乎人人都在关心自己脚下的立锥之地；同时又是十分不重要的，至于这片土地是出产五谷还是盖建工厂一般平头百姓既觉得关心不上又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而与土地农耕相关的四时节气等文化传统也渐渐地远离了它们原先的价值和意义。
现如今，泥土变成了“讲古”故事当中的某个抽象的象征物，而不再是沾在裤脚管上的泥点子、踩在脚底板的“泥窝塘子”。那些“讲古”故事中的一些细节，放在现如今科技文明的视角下来解读，其实还是看到人类认知当中某些有“先见之明”的影子。
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故事都有泥土的影子。盘古劈开天地尔后逝去，化身为山川河流；女娲用泥土捏出了人类的祖先，尔后又觉得“生产进度”过慢，索性用草泥沾了泥浆甩出了大量人类的先祖们。如果依着故事先后的顺序和逻辑推断，我们在“物质成份”的衍进上，其实都是“脱胎”于盘古。故事终究是故事，但里面的朴素的认知和道理其实我们都明白。我们与泥土的关系，是“物我两忘”的关系，我们不仅仅依赖泥土，泥土本身也塑造了人类或者人类社会。
这个观点其实与《泥土：文明的侵蚀》这本书当中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人类文明兴衰的典型案例，在探讨人类文明兴衰的规律时，作者戴维•R•蒙哥马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这一问题的视角。一个文明的兴衰与脚下的土壤之间存在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人类人文明以农耕为基础的初期，当土壤的利用价值被耗尽，人口爆炸性的增长已经超越了土地的承载能力，不可能逆地造成土地肥力下降或者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一个文明就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我觉得这本书当中给予我触动比较大的文明兴衰的案例是南太平洋岛屿封闭社会的案例，比如复活节岛及其周边的类似的岛屿，文明兴盛时留下的巨石阵留给后世未解的谜团，如果将人类过度开发与水土流失的因素放在一处作参考，其实是解释这些谜团的关键。再以这样的观点，解释西方世界的殖民史，解释美国本土日渐西进的发展史，慢慢就发现人类与土地的依存关系超越了我们一般的，对于其重要性的认知。
当然这本书当中描述的最最悲哀的事情不是土地流失的不可逆转，不是人类终将走向覆灭，因为这样的结在某个意义是“必然”的结果，而是在现如今科技能力水平之下，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土地资源是可以被消耗殆尽的。过往的文明当中，我们还可以通过航海发现新大陆来拯救当下文明所不能负载的关于土地资源的需求，而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星际旅行来实现这一点。将整个星球的人都移民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必将面对的现实就是，我们后代子孙当中一定会有人在这个已经荒芜掉的星球上等待救赎。
其实，这场罪孽早在人类文明之初，便已经扎下了根。土地孕育了万物当然也包括人类，然而无度或者失衡的发展，必然导致覆灭。
左叔，写作者、阅读推广人、演讲朗诵爱好者、新浪读书签约书评人、豆瓣专栏作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出版作品《一生中还有多少个你》等文集，另有微电影、小品、戏剧等作品散见于当地媒体及舞台。个人网站：leftfm.com；新浪微博：DJ左叔；微信公众号：频聚；豆瓣专栏：左叔。书评约稿请豆邮《泥土：文明的侵蚀》读后感(四)：《泥土：文明的侵蚀》：珍惜宝贵的泥土资源
上周末，我在家河边的沙县小吃店吃了一顿很难吃的午餐，当时吃的过程中是毫无对食物的无论是色香味都是不会多留一份心一份的眼色的，当时的我就只图个填饱肚子而想快快溜之大吉。但又碍于当时的汤是滚烫滚烫的，我便不由得一边被迫耐心地吃，一边三心二意地往窗外看河的一边，河的对岸是村委拉一条鲜红而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是的，就广州实行了河长制后，对各街道个村的河流河涌的污染治理是有所改善了，起码让我在河边吃时，不会闻到从河内飘来那些额外给我加餐的怪味儿。
以上说的是想说明，一个好的城市，理应将城市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关系处理的非常好的。广州的城市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关系说不上荣登全国前几甲前列的师范市，但这座城市的环保意识一直在，也一直走在城市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在路上。这是这里的居民值得欣慰的地方。
而就城市与生态文明发展的话题，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城市与生态文明系列丛书”一直是我最近喜欢看的一类型丛书。最近，有幸读到《泥土：文明的侵蚀》，让我作为一个市民，也作为是村民，更加认识到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泥土资源是多么的重要的。
该书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地质教授戴维·R. 蒙哥马利。在人文地理的研究上，他是主要研究地形演化，以及地貌过程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影响。《泥土：文明的侵蚀》这本书就是他这一块领域的得意之作。此书一出，不仅获得了业内《新科学家》《生物科学》媒体的高度评价和肯定，而在中国而言，经过译林出版社出色的翻译的辛勤劳动之下，使得中文版的《泥土：文明的侵蚀》荣获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度好书之一的殊荣。可见这书的价值之高和影响之大。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度好书之一的《泥土：文明的侵蚀》，是一本很不错的呼吁人类保护土地资源的一份研究报告及人文地理书籍。
该书确实是戴维·R. 蒙哥马利教授将地球的表层土壤作为考察对象，通过调查发现以宏大的视角、深情的笔触，借助丰富的考古与历史资料，讲述了土壤与人类社会之间上万年的关系变迁，并深刻揭示出，看似毫不起眼的土壤，却可能成为决定文明盛衰的关键。从作为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到工业时代的美国西部；从亚欧大陆腹地的俄罗斯草原，到南太平洋与世隔绝的狭小海岛……过往的众多文明因土壤侵蚀而衰落的真实案例，连接起了过去与当下的历史，也对未来发出了启示：除非我们转而采取更具可持续性的策略，否则现代农业社会将会重蹈覆辙。
首先，此书作为作者厚重的土壤侵蚀退化研究报告，研究对象是以土壤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影响为主要主题，而作者感兴趣的是弄清什么是文明得以维系的基础，而非列举出一系列能够终结文明的灾祸。于是，作者就靠着如此为人类文明谋福祉的初心，就通过反证的方法，一开始在前言部分就以认定人类的活动使得土地退化的论调而开始调查和论证，从而为土地侵蚀退化找到病因，从而警示人类如何防止文明灾难的发生。
而在这调查和论证的过程，作者一开始就在第一章中就肯定了古老优质泥土给人类带来来稳定和繁荣。而在第二章《地球的表皮》中，作者首先给大家科普了土壤对于地球生物的意义，文中就提到土壤不仅塑造了土地的形态，提供植物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从而使得人类“从中获利”，而该一章中，让读者尤为认为作者论证具有莫大的说服力的就是列举了达尔文的蚯蚓“制造”全新土壤的例子。这一方面，作者既肯定了达尔文调研的成果：蚯蚓每年可以为每公顷的土地带十到二十吨的新土，同时另一方面作者也说出了达尔文对土壤侵蚀退化的了解不够全面。因此说明人类不能单靠蚯蚓而重塑土地的主要地质力量。
以上两章都是作者想通过从土壤的属性和地球生物和土壤内在与蚯蚓生物之间的关系想找到土壤侵蚀退化和解决土壤侵蚀退化的原因，但不是根本或者会所很重要的原因。于是作者继续进行找出土壤侵蚀和退化的原因而继而论之，在第三章中《生命之河》作者先从《圣经》出发，说明土壤之于人类的关系。作者从早期的农业社会分析到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社会中，就说明土壤的重要性，从论证了人类活动对气候、动植物、地形等的影响又占据着极大权重。该章节中，作者通过列举美索不达尼亚文明消逝的例子，说明人口的增长，人类活动频繁，灌溉利用不合理，对土壤的保护意识不高，加之对于当地缺水少雨、土壤沙化速度加快以致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结论始终导致土壤侵蚀退化的重大原因。由此可见，作者通过相较于前面两章分析自然的侵蚀并不是土壤退化的最大原因，于是终于在第三章中就说了人类活动的频繁和人口剧增，以及人类土壤的保护意识不高，并滥用土地，终于最终就造成了土壤侵蚀退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了。
倘若说一个美索不达尼亚文明的消逝的例子，不能足以证明人类的活动和繁衍是造成土壤侵蚀退化的重大原因的话，那么作者于是就在第四章中继续分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帝国衰的原因，除了政治和外部原因之外，那就是逐渐退化的土地面临着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于是就加速了帝国瓦解。随之，作者继续在后面两章《噬去的殖民地》《西进的锄头》，继续说明作者的论点。
而在第七章的《黑色风暴》中作者就十分批判性地分析了工业时代的美国西部的农业生产模式，身为美国人的作者则是更加深刻论证了人类农业等活动是造成了土壤侵蚀退化的最重要的原因的，而且也用沙尘暴等因为土壤侵蚀退化造成后果，以此来警示人类要珍惜宝贵的泥土资源，不然会受到自然界很大的报复的生态文明道理，以及希望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的客观规律。
于是在发现问题之后，作者就带领我们读者该任何去解决土壤侵蚀退化的问题。在《肮脏的交易》中，作者列举了典型的意图用毒废料变成化肥而用于农田的一种不可行的保护土地的方法，告诉我们那只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带来不持续发展的文明。作者也在《时间的岛屿》章节中，列举并肯定了古巴那种半有机农业的转型的农业模式，该模式是可以在一段时间解决土壤侵蚀退化的现象的，但科技不可能可以为任何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无论我们如何热切地相信科技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科技也无法应对资源消耗速度大于资源再生速度的困境——这种资源终将在某一天被耗尽”。
最后作者就提出一个呼吁，那便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农业模型，和一种新的农业哲学。我们需要一次新的农业革命”。事实上，这种农业革命，就是我们中国一贯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策。君不见，从早期我们中国就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就提出并严格执行了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这就是我国的生态文明有了不错的发展。再之后到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关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策。再到2017年10月18日，***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而小到和落实到袁隆平主导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及退耕还林所取到瞩目的成就，如斯等等都见证了中国一直走在人与自然和谐的道路上，一直走在保护土地，让泥土免于加剧侵蚀和退化的努力的道路上。
小时候，我们常玩电游帝国时代系列的游戏，我们玩家都知道游戏中的村民不会自动对荒芜的农田进行复耕的，而且耕完的土地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恢复原来肥沃的土地而供国家继续做农田的。这也说明如书中那样的观点“我们无法应对资源消耗速度大于资源再生速度的困境”。或许你是一个聪明的玩家，你会说你可以先把一个农民和所有农田编成一个队，然后选择这个编队按下S键，就可以补满农田的产量。从而既可以可持续地生产粮食，也不会破坏土壤。但游戏是游戏，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我们人类终归还是尊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体怎么和谐发展法，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地走在保护泥土，免于侵蚀和退化的道路上，而我们中国也一样，坚持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路子。
总的来说，来自美国的地质教授戴维·R. 蒙哥马利的这本《泥土：文明的侵蚀》是人文地理学学术性很重，说服力很强的一部书和研究报告。其通过对大量历史事件和研究的对比分析，介绍了纵跨几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农耕演进，说明人类活动是造成泥土被侵蚀和退化的道理，从而为对当前的农业现状以及城市与生态文明发展的前景都发出了警示，以及呼吁人类要爱护生态，保护好泥土，珍惜我们地球上赖以生存的宝贵的泥土资源。
《泥土：文明的侵蚀》读后感(五)：《泥土：文明的侵蚀》读后感及摘抄
一、概述
也发布在：https://blog.laisky.com/p/dirt/
非常不错的科普读物，通过对大量历史事件和研究的对比分析，介绍了纵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农耕演进， 并且对当前的农业现状和前景发出了警示，值得一读。
在读此书以前，虽然我也直到历史上的很多文明都因为自然资源的枯竭而走向衰败。 但是一直以为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然气候的变迁导致农牧业的崩溃。 而在此书中，排除掉绝大部分的自然因素，单独就人类的农耕行为而言， 也已经产生了足够的促使文明走向毁灭的负面影响。
二战以后，化肥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拯救了全世界濒临崩溃的贫瘠土地。 然而对化肥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滥用却正在让原生土地以更快的速度流失。 化肥的制造依赖于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如果有一天化肥开始变得紧缺， 而饱受摧残的土地已经无法再种植作物，人类该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
文中同时还指出，其实大规模机械化农田的经济效益并不高， 首先其产量和传统堆肥差距就不大，却还要额外承担巨额的机械和化肥费用。 这其实也是一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间的权衡。
随着人口的进一步爆炸， 我们对于土地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而现在这种毁灭性的农耕必然是不可能长期维护的， 水培作物的成本又过于高昂， 难道未来人类真的只能如科幻小说所说的靠酵母维生了？
二、摘抄
查尔斯·达尔文的最后一本书，鲜为人知且未受争议。这本书写的是蚯蚓如何将灰尘和腐烂的树叶变成土壤，并于1882年，也就是达尔文去世的前一年出版。 大陆，实际上是“漂浮”在地球深层致密的地幔之上，由相对较轻的岩石所构成的。大陆如同海上漂浮的冰山，或是杯中漂浮的冰块，当水面之上的部分消融，冰块就会微微上升并继续漂浮。同样，大陆的基底部分实际上向地球深处延伸了五十多英里后才触及致密的地幔。侵蚀过程所造成的地表景观的质量削减，通过被地球深层力量上推的新岩石得到了补偿。地表一英尺厚的岩石层的削减，只会造成地表下降两英寸，因为会有十英寸厚度的新岩石上移以补充质量损失。地壳均衡过程所带来的新的岩石亦是形成土壤的原材料。 黏土的颗粒如此之小——这句话末尾的句号上面，就可以堆上几十个黏土颗粒。这些微小的黏土颗粒聚集在一起，便形成几乎封闭的地面，并促进了地表雨水径流。新鲜的黏质土壤虽然含有丰富的植物所需的营养物质，但由于黏土一旦吸收水分便将其牢牢抓住，因此黏质土壤排水缓慢，且会在干燥时形成厚壳，不适于植物生长；沙粒比黏土颗粒大得多，即使最小的沙粒也都可用肉眼看见。沙土排水迅速，植物因此也很难在上面生长；淤泥在颗粒大小上介于沙土和黏土之间，淤泥质土壤非常适合种植农作物，因为它既能够保留足够的水来滋养植物，又能够及时排水防止内涝。黏土、淤泥以及沙土的混合物，也被称为亚黏土或沃土(loam)，它具有空气流通性好、排水性好并且肥沃的特性，是特别理想的农业土壤。农耕文明相较于狩猎采集文明而言，对于自然灾害有更大的抵抗力，而且能在更小的地区内养活更多的人，所以长期来看，只要条件允许，农耕文明必将取代狩猎采集文明。然而，随着人口密度和农耕强度的增加，农耕文明也最终无法逃过周期性的衰亡的命运。
能够从有限环境中获得更多食物的群体，在发生干旱或极端严寒的艰难时期，拥有更高的生存概率。在不可避免的极端环境中，命运眷顾那些懂得如何照料田地的族群——他们能摆脱困境，并在顺境中繁荣。同时，农耕也加大了文明发展的“赌注”：与狩猎采集相比，这一更加集约而有效的维系生存的方式，的确能够为更多人口提供食物；然而，为了维持一定数量的人口(且不提继续增加人口)，农耕族群最终会依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产能的加强。至此，早期的耕作者与某个地方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在移动的生活方式下，他们无法照料并收获作物。人类一旦踏上了农业之路，就无法回头了。 苏美尔农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河流丰水期与作物生长期不重合。在春季，来自北部山川的融雪汇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使其进入丰水期；而河流流量最低的夏末初秋，却正值作物需水量最大的时候。集约农业需要通过蓄水以应对夏季飙升的气温。高温使大量灌溉入田的水还未来得及被作物吸收就已蒸发，而这又使更多的盐分在土壤中累积。 亚美尼亚丘陵地区的农耕活动造成土壤侵蚀，使大量泥沙流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因此，防止灌溉渠道被淤泥阻塞，便成了人们的首要任务。被征服的族群，如以色列人，承担了将重要水渠中的淤泥清理出去的工作。经历了一次次沦陷与重建的巴比伦，也是到了其灌溉工程不再能够满足农田的需求时，才最终被人们遗弃。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曾经从水渠中被清理出来的淤泥，仍堆积在渠道两边，高达三十多英尺。随着河流汇入波斯湾的大量淤泥，自苏美尔时代起，使海岸线以平均每年几百英尺的速度向外推移。那个曾经繁忙的海港，那个曾经位于两河注入波斯湾处的亚伯拉罕的故乡乌尔(Ur)，如今已是一个距离海岸线一百五十英里的内陆遗迹。衰亡的模式一：大规模的灌溉农业导致土壤盐分增加，最终导致严重的土壤盐渍化。在早期还可以通过不断地开拓新农地来避免，在没有新土地可开垦之时，粮食产量就会突然断崖式的下跌，而这也往往是文明衰败之时。典型的例子：美索布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城邦的寺庙记录，在不经意间反映出该地区耕地盐渍化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力的衰退。小麦，作为苏美尔的主要作物之一，对土壤中的盐分浓度非常敏感。最早的农耕收获记录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当时小麦和大麦在该地区的收获量大致相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麦在地区作物总收获量中所占的比例出现了下降，大麦所占比例则有所上升。到了公元前2500年，小麦在总收获量中所占比例已不到五分之一。再经过五百年后，小麦已不再被种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衰亡的模式二：尼罗河凭借其周期性的泛滥，每年都为冲击平原带来新的淤泥，很好的避免了土壤盐渍化问题，让埃及人享受了持续千年的农业繁荣。然而随着人们打破河水泛滥的周期开始人为的灌溉（甚至为河水修筑大坝），尼罗河沿岸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土壤盐渍化。
埃及农业的繁盛持续了千百年，直到人们开始采取与尼罗河的自然节奏格格不入的新耕作方式时，它才开始衰落。19世纪初，对种植棉花以出口欧洲的渴望，使埃及人开始在尼罗河河谷实施长年灌溉的过度农耕。和几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一样，当过度灌溉的田地使得地下水位贴近地表，盐分开始在土壤中沉积。19世纪80年代，英国农业专家麦肯齐·华莱士这样描述覆盖着白色盐花的灌溉田：“(盐花)覆盖着土壤，好似在太阳下晶莹闪耀的、未被践踏的雪地。” 与对土壤类型不加区分的苏美尔人不同，在四千年前圣君尧帝的时代(公元前2357—前2261年)，中国就开始根据九种不同的土壤等级来确定赋税的等级。自公元前500年开始，中国人基于古老的土壤认知，进一步根据土壤的颜色、质地、湿度和肥力进行土壤分类。 随着河床以约每年一英尺的速度不断升高，人们必须不断加高堤坝，以防止河水淹没两岸低于河道的土地。 到了20世纪20年代，堤坝内河流的表面在高水位季节已高于洪泛平原达三十英尺。这意味着任何一次由决堤所造成的洪灾都将是毁灭性的。当洪水挣脱了堤坝的束缚，便向着洪泛平原咆哮而下，淹没农田和村镇，有时甚至是将整个城市浸没于临时的湖泊之下。公元1852年，黄河决口北流，引发的洪水在消停之前，淹没了方圆数百英里的城市和村庄，淹死数百万人。1887—1889年间，黄河决口南泛，洪水淹没河南，造成两百多万人被淹死，或因洪水过后的饥荒而死衰亡的模式三：早期人类聚居于水土肥沃的河谷之中。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会逐渐的开始向山坡上砍伐森林开垦田地，而坡地上农田的裸露土壤会让表层土极易流失。流失表层土的贫瘠田地又会促使人们进一步向上开垦。而裹挟了泥土的河流还会给下游带来持续的灾害。中国黄河流域就是典型案例。
看到中国西北部冲沟纵横的景观。在土质疏松的陡坡上，人们在砍伐森林后进行集约的耕种活动，这使得大量的土壤被冲入河道。罗德民认为，森林砍伐这一单一因素并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土壤侵蚀——灌木丛和树木都容易快速长回原状。相反，农民在陡坡上耕作，会使失去自然植被保护的土壤在被夏季暴雨冲刷的过程中极易受到侵蚀。“茂密的原有森林遭到砍伐，只是该地区水土流失的间接原因；在坡地上进行农耕以生产粮食作物，才是造成水土流失的直接原因。” 正如罗德民所观察到的那样，是锄犁，而非斧头，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命运。我们总是一厢情愿的以为科学进步以前，古人们都过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耕生活。但实际上几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农耕文明，都在不断的重演生态崩溃的悲剧。
古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想法，一直深植于西方文明的神话，被铭刻在《圣经》的“伊甸园”意象和古希腊“黄金时代”的观念中。而事实上，古代社会不大懂得如何保护土壤——无论是在农田扩张遍布山野，或是在村庄融合为城镇的过程中，都未形成明文规定或口口相传的土地使用之道。在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许多文明都为我们展示了相似的发展模式：先是经历缓慢而稳定的人口增长，紧接着便是出乎意料的社会衰落。过度耕种导致水土流失，最终使土地贫瘠以至于引发文明动荡的另两个例子就是希腊文明与罗马帝国。希腊直到青铜时代以前都是覆盖着森林的沃土，而后来因为严重的水土流失而只能种植橄榄和葡萄。罗马则更为夸张，毁掉了罗马附近的所有土地后，密集灌溉把曾是地中海粮仓的北非也变成了一片荒漠。
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十年间，历史学家提图斯·利维乌斯对“意大利中部的田地究竟如何得以在几个世纪以前支持那支抵抗罗马扩张的军队”表示不解——肥力衰竭、生产力低下的土地状态，使人不得不开始怀疑罗马旧敌对历史的陈述。两个世纪后，当罗马皇帝佩蒂纳克斯制定了将意大利中部的农田无偿提供给任何愿意耕种两年的人的政策时，竟然没有多少人接受这一“恩惠”。一个世纪之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不得不将自由农民和奴隶强留在他们曾经耕种的土地上。一代人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将“农民之子离开养育他长大的农田”这种行为定为犯罪。在那时，意大利中部的土地状况，使农民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更别说为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了。到了公元395年，罗马城四周平原的荒田面积，几乎相当于罗马共和国早期七万五千个农场的面积总和。这种砍伐坡地森林开垦农业的做法甚至可以在圣经旧约中找到。美国的土壤专家沃尔特吐槽摩西应该立下第 11 戒来保护土地。不过这么看来，上帝作为狩猎采集文明（伊甸园）的代表，对农耕不太擅长啊。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沙漠进入迦南，他们似乎到达了农业的天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申命记》8：7—8)然而唯一不便的是，最好的谷底已经被他人占据了。 当摩西和随行之人到达时，迦南聚集着一系列已被埃及强兵征服的城邦。戒备森严的迦南城市控制着农业低地。于是，这些不气馁的新移民开始耕种高处的空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约书亚记》17：18)新移民建起小村庄，他们清除了森林并在坡地上开辟梯田，以立足于这“应许之地”。 到公元1世纪时，帝国中东各行省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在地形太陡以致无法进行农耕的地方，牧场取代了森林。成群的山羊和绵羊渐渐把整个地区的植被啃得仅剩残桩。陡峭山坡上的过度放牧，引发了灾难性的水土流失。经过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森林土壤就这样消失了。一旦失去土壤，森林也荡然无存。 人口的增长，实则依赖在易受侵蚀的坡地以及在沉积物易聚的谷底湿地所进行的集约耕作。最终，玛雅文明达到了其农业生产方式再也无法供养其人口的临界点。玛雅文明曾因为生态破坏而灭亡，在经过了一千年的恢复后，现代的玛雅后裔们又在重复当年的悲剧…
在土壤经过了一千年的恢复期后，在今危地马拉的佩滕发生的现代伐林活动，又一次启动了土壤侵蚀的循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没有土地的农民，已经把该地区大部分的森林转变成了被称为“密勒巴斯”(milpas)的玛雅传统小型农田。在1964—1997年间，这一地区的人口增加了十九倍，同时曾经几乎不间断的森林带呈现出被砍伐殆尽的景象。 自末次冰川作用结束后，人类成为景观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水土流失和人类定居相伴而生，但这并不具有像气候驱动事件那样的区域模式。 由于主要依靠引进北非、埃及和中东生产的粮食，古罗马对波河流域、高卢地区(法国)、不列颠和日耳曼各省份土壤的需求较低。古罗马在西欧各省份的农耕多限于河谷，因此那些在青铜时代曾被耕种的山坡在中世纪时树木丛生。在古罗马帝国灭亡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意大利的北方省份能够供养从废墟中诞生的西欧文明，这绝非巧合。 在中世纪早期，村镇控制着由所有村民共有的一定面积的土地。每户每季度可分到一部分公地用于耕种，之后田地被收回公用。一般的规则是，先种植小麦，然后是豆类，接着是休耕季节。收获过后，牛啃食田间残茬，并将其转化为肉、奶和粪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西姆霍维奇把中世纪的村庄结构，看作是为了耕种已退化的土壤而产生的适应性模式。他指出，遍布欧洲的很多古老村落，都实行类似的土地使用和所有权模式；那时，农民还没有将自己所持有的土地围起来。谷仓、马厩和菜园总是离家很近，而各户农民所持有的田地是大田中划分出的条形地块；每个农民可能拥有从三块不同的大田里分出的十多块不连续的条形地。农户们共同管理大田，先是种植小麦或黑麦，然后种燕麦、大麦或豆类，最后休耕放牧。一个想法，说到用狼性和奉献鼓励员工，让他们努力工作不求回报，拼命在世界范围内推销服务，并茁壮成长了千年之久，不断累积财富的公司也是有的嘛。而且最终因为财富过于庞大，被人民和政府联合打倒…
由于教会很少拒绝信徒们捐赠的土地，因而经过数百年的累积，教堂所持有的土地量已远远超出神职人员开垦和耕作的能力。因而，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将“上帝的土地”租给贫穷而缺乏土地的农民。到了15世纪，教堂在部分地区所持有的土地量高达五分之四，它超过贵族阶级成了欧洲最大的地主。虽然知道 19 世纪时爱尔兰因为植物疫病导致了一场饿死百万人的饥荒。但是没想到的是，爱尔兰人只吃土豆是因为优质农田都被英国人占领用作大型种植园，而且富足的粮食和肉类全部出口英国，市场上的食物在数量上足够人们食用。贫民们其实不是被自然灾害饿死，而是被暴政屠杀的。
在1844—1845年，那场经美国传入欧洲的土豆晚疫病，显示了食品生产有多么缺乏保障。当土豆晚疫病菌毁掉了爱尔兰在1845年夏天和第二年的土豆收成时，买不起由冷漠的英国政府规定市场价格的食物的穷人无以果腹。完全以土豆为食的爱尔兰人口锐减。大约一百万人因饥饿或相关疾病死去，另有一百万人在饥荒期间移民。在之后的五十年间，有三百万人移民至他国——其中大多数人移民到了美国。到1900年，爱尔兰的人口仅比19世纪40年代时的一半略多。 事实上，在土豆作为爱尔兰主粮作物的地位愈发重要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其他农作物从爱尔兰出口至英国及其加勒比地区殖民地。1649年，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领导下，英国入侵爱尔兰，并将其土地划分为一片片种植园，用以偿还内战时期英国议会向投机商人所借的债务。这些爱尔兰的新地主看到了出口农作物以换取加勒比地区的蔗糖和烟草的利益。随后，随着英国工业化城市对食物需求的不断增加，爱尔兰的作物出口重新转向邻近市场：在1760年，几乎没有爱尔兰牛肉出口至英国；而到了1800年，爱尔兰人送到市场的牛，有五分之四最终上了英国人的餐桌。 当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以生产出口作物时，土豆便成为爱尔兰农民的主要食物。为了将最优质的土地投入经济作物的生产，地主把农民赶到了只能种植土豆的贫瘠土地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以土豆作为提高地主利润的途径，因为佃户可以在一小块土地上只靠种植土豆为食就能存活。到了1805年，爱尔兰人几乎不吃肉了。当爱尔兰大部分的牛肉、猪肉和农产品被运到了英国，穷人在土豆出现歉收的情况下，就真的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 饥荒期间不但没有实施任何救助行为，而且爱尔兰对英国的出口量还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加。当1846年饥荒达到高峰时，英军出面协助爱尔兰地主，依照出口合同将近五十万头爱尔兰的猪运往英格兰——这类便利政策在当时并不罕见。在欧洲数次饥荒期间，可供应的食物量，实际上比农作物歉收时毫无储备的农民所能获得的粮食多得多——只是贫穷的自耕农买不起市场上出售的食物。 到了20世纪50年代，许多农民家庭只有很少的土地供其耕作——有些家庭甚至没有土地；而像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企业，则只耕种了其所持有土地的五分之一还不到的部分。 上台后不久，阿本斯试图从大地主手中买下大型种植园中的闲置农地，并为农民提供土地和信贷以促进自给农业。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说法相反，阿本斯事实上并没有寻求废除私有财产；然而，他的确希望重新征得果品公司所承租的超过十万公顷的闲置农地，以分配给小农户，从而促进微资本主义(microcapitalism)的发展。阿本斯不走运的原因之一在于，那份给予美国香蕉公司九十九年租赁权限的大手笔合同，是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36年亲自起草的。有杜勒斯站在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一方，即使是虚假的“共产党影响力”这种说法，也足以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初期策动危地马拉的政变。地广人稀的美国啊，开垦一片新地比维护旧田地的价格还要便宜，所以人们总是密集种植经济作物耗光土地的肥力后就向西迁移寻找新的土地。整个西进运动史就是一部蝗虫啃食土地的破坏史。
许多曾于18世纪末游历美国南部各州的欧洲人，都对粪肥没有被用作土壤改良剂表示惊讶。法国流亡革命家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德·沃维尔于1788年参观了刚刚独立的美国，对当地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农耕方式感到震惊。“尽管种植烟草对土地的消耗到了惊人的程度，但种植园主没有做出任何使土地恢复生机的努力；他们只是索取着土地所有的养分，待肥力竭尽时就抛弃它。种植园主更愿意去清垦新的土地，而不愿养护已有的耕地——即使通过适当的粪肥施用以及合理的耕作方式，这些如今被荒弃的土地也本可以长久保持其肥力的。”对于那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缺乏肥沃土地的欧洲人来说，美国这种对土地资源漫不经心的浪费着实令人费解。 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没有掩饰对其邻居目光短浅的种植行为的蔑视。“美国这一地区所使用的农耕系统(如果我们可以姑且称其为“系统”的话)，对耕作者来说是低产的，对土地所有者而言更是灾难性的。”华盛顿指责导致土壤衰竭的无节制的烟草种植行为。他认为，粗陋的农耕方式助长了人们试图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收益的贪欲——反之亦然。在1796年写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信中，华盛顿预测，耗尽地力的行为将使这个年轻的国家向内陆发展。“对于关心这个国家农业的每一个人而言，我们的(土地)管理制度极度落后，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地力匮乏的情况再持续发展几年，就将使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居民向西迁移以求生存；然而，如果他们能够学会如何改良已有的土地，而不是去开垦新的沃土，他们就能将如今几乎寸草不生的大片荒地变得有用。” 杰斐逊提醒他，“不用考虑牛提供粪肥的作用，因为我们(在美国)购买一英亩新地的价格比给一英亩旧地施肥要便宜”。 法国外交官菲利克斯·德·布朱将美国农民描述为不断迁移的“牧民”。布朱对他们通常不愿意使用粪肥来恢复土壤肥力感到吃惊。“美国人似乎无视随处可见的粪水；他们不知道，没有一寸土地不能通过施用粪便而变得肥沃。因此，他们的地力很快便衰竭了……美国的农民好像牧羊人一样，特别倾向于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19世纪早期，这种对美国南方的描述比比皆是。疯狂而又无节制的开垦很快就耗尽了南方土地的肥力，而且出于奇怪的习俗，南方人宁肯把牧群养在树林也不利用它们的粪便。贫瘠的土地让烟草种植无利可图，但是不种点什么的话，无所事事的奴隶又是一个重大隐患，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
农学家约翰·泰勒指出，许多种植园主之所以不肯放弃已经获利微薄的烟草种植，是因为那样做会使其奴隶在冬天无事可做。北卡罗来纳州被荒弃的土地与还在被种植的土地一样多。随着西部新农地加入竞争，烟草和棉花价格愈发低廉，这使土地已经枯竭的皮埃蒙特高地和沿海地区的收益低下，亦使奴隶开始成为其主人的负担。1827年3月24日，《尼尔斯纪事》抱怨了这种情况：“我们这里大多数聪明的种植园主都已意识到，烟草种植在马里兰州不再有利可图；如果找到了处理自己的奴隶的方法的话，几乎所有人都会放弃烟草种植。”早在罗马时代人们就发现奴隶不利于农场的长期耕耘。奴隶+监工的管理模式仅适用于单一物种的密集种植，而南方先有烟草后有棉花使得奴隶制得以长期保存。而北方因为不适宜种植经济作物所以更早的采用混合作物种植，也使得其更早的放弃了奴隶制。
非自愿的劳动通常很少产生高质量的结果。也难怪，即使是最好的奴隶一般也不会表现出主动性、关注与技能；相反，奴隶只想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避免体罚。他们不会从所从事的工作被解雇，亦没有动力去把它做好。奴役的本质阻碍了工作中的创意性表现或专业技能。 适应特定土地需求的农业，需要对细节的密切关注，以及灵活的农场运行模式。不亲自劳作的土地所有者、外聘监工以及非自愿的劳动者，无法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此外，在监工强迫管制下的对抗性劳动制度，必然会将工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实施单一作物种植，适合控制奴隶劳动的规则和例行程序；与此同时，年复一年地按照同一种方式进行农耕，可使奴隶劳动的产出最大化。 与南方的种植园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殖民地农业初期便采取的，更加多样化的新英格兰地区农业；北方不像南方那样大量种植出口导向型的作物。事实上，北方奴隶制未能延续到18世纪末期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是“众生自由”和“人之尊严”这些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更为简单的事实——烟草不适于在北方环境中生长。也有一些没有导向生态悲剧的正面例子。原始亚马逊丛林的土著会将各种有机肥料的灰烬堆积到田地里，并最终产生了肥力惊人的黑土。中国农民则依赖城市施放有机肥，在数千年的历史里都保留了土壤的肥力。
考古学家近期发现，在离卡拉雅斯高原不远的地方，覆盖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肥沃黑土。这种肥厚的土壤叫作“特拉普雷塔”(terra preta，葡萄牙语意为“黑色的土壤”，即亚马孙黑土)，它覆盖着亚马孙地区十分之一的地面。与典型热带土壤截然不同的亚马孙黑土，不但在几千年来供养着大型定居点；反过来，人口密集的居住环境也促成了这种土壤的生成。为了从贫瘠的热带土壤中获得粮食以求生存，亚马孙居民通过集约堆肥和土壤管理提高了土壤质量。 在河流两旁的低坡上发现的亚马孙黑土中，散布着陶瓷碎片以及有机残屑。有机残屑中木炭含量很高，并且有着利用粪便、有机废物、鱼和兽骨进行集中营养循环的明显痕迹。大量被掩埋的骨灰表明，人类自身也是营养循环中的一部分。最古老的沉积物已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这种人为“制造”亚马孙黑土的机制在整个上游地区存在了一千余年；其运转良好，使一个曾经只能承载少量不断移动的人口的环境中，逐渐出现繁荣的长久定居点。 这个机构面临着一项艰巨挑战。在新移民迁入仅仅几十年后，贫瘠的荒漠已取代原生草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34年11月宣布不再分配印第安领地内的剩余公地给移民作宅地，从而终结了大平原的移民时代。美国的农业扩张时代亦正式结束。受黑色风暴影响而被迫离乡的农民，开始在别处寻找工作。 在20世纪30年代，超过三百万人离开大平原地区。 美国国家研究协会1989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断然挑战了“规模越大，效率越高”的美国农业神话。“管理良好的替代性农业系统生产单位产量要比传统农场使用更少的合成化学杀虫剂、化肥和抗生素。减少这些投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减轻农业对环境和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会使产量下降——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增加每英亩的产量。” 与大型农场相比，小型农场的亩产量可以更高。一份美国1992年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小型农场的单位亩产量是大型农场的二到十倍。当和面积大于六千英亩的大型农场相比时，面积小于二十七英亩的农场的单位产量是其十倍之多。一些小于四英亩的迷你农场的单位英亩产量，甚至是大型农场的一百倍之多。 从1950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到两倍，同时机器、化肥和杀虫剂的成本也由之前农场收入的一半，上升到了四分之三。有两种类型的农田成功存活了下来：一种是选择完全放弃工业化耕作的农田；另一种则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弥补在工业化耕作方式下每亩农田的纯收入的减少。到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农业部称为“超级农田”的规模最大的农田，其收入占到了美国农业总收入的一半。 赫鲁晓夫总理不顾杰出科学家们提到的美国黑色风暴形成的历史教训，在1954—1965年间，他命令国有集体农场耕犁四千万英亩处女地。尽管如此，食物产量仍无法满足苏联战后的粮食需求。 由于在休耕期裸露的土地受到严重侵蚀，大部分新开垦土地的农产量没过几年就开始下降。在处女地计划实施得最如火如荼的阶段，苏联农业一年就失去了超过三百万英亩的土地——这绝非完成五年计划的好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的干旱期，严重的土壤侵蚀破坏了几乎半数新开垦的土地，导致了鲜为人知的“苏联黑色风暴”，并促使赫鲁晓夫下台。 建立于曾经更为广袤的里海河床积沙之上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其肥沃的土壤被丰茂的原生草的根系牢牢抓紧。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耕作后，曾覆盖一百万公顷土地的草原，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变成了移动的沙海。在大规模发展农业以后，1969年的一场大型沙尘暴，将卡尔梅克境内的土壤吹到波兰；十五年之后，另一场沙尘暴又携卷着卡尔梅克的土壤直至法国。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在1993年8月1日宣布，全国范围内爆发生态危机——这是全世界第一份由政府所发出的关于土壤侵蚀的公告。 《1977年土壤和水资源保护法案》要求美国农业部对国家土壤进行全面评估。经过四年评估，1981年的土壤报告指出：在黑风暴过去四十年后，美国土壤仍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土壤量达到四十亿吨——比20世纪30年代的流失量多出十亿吨。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流失的全部土壤装到一辆货运火车上，那么火车的长度可以绕地球二十四圈。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美国剩余的表土层将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流失殆尽。 已被中国农民精耕细作了四千余年的土地，仍保持着较高的土壤肥力——这让马洛瑞惊讶不已。通过对比可持久耕作的中国农耕与使土壤快速退化的美国农耕，马洛瑞发现，中国持久农业的关键在于高效的有机肥料施用——城镇的人畜排泄物被返还到乡村田地以补充其肥力；在没有化学肥料的情况下，中国农民自己对土地进行施肥。到马洛瑞的时代，存在于中国农民与其田地之间的营养循环已经持续了四十多代人的时间。 而如今，在中国总共一亿三千万公顷的耕地中，有大约三分之一正受到水和风的严重侵蚀。黄土高原的侵蚀速度在20世纪翻了一番；该地区年均土壤侵蚀量高达十五亿吨。在1966—1976年间，为防止水土流失所进行的劳动集约型梯田耕作，使黄河输沙量减少了一半——即便如此，黄土丘陵区已失去其一半的表土层。 在20世纪50—70年代，水土流失使中国失去了两千五百万英亩的耕地；中国南方地区有20%—40%的土地已失去其腐殖质层(A层)，这使得土壤中的有机质、氮和磷含量减少了90%。尽管人们施用越来越多的化学肥料，但在1999—2003年间，中国农作物产量下降幅度仍超过了10%。现代“机械化农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被金融玩坏的过度消费史。在农业贷款的推动下，商家鼓动农场主们购买大量的大型机械和昂贵的化学制剂。然而其实农业产量相对传统堆肥并没有太大增长，支出倒是在飞速飙升。
1933年，美国政府开始提供农场补贴。在其后一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北美大平原的农民都参与到了各种致力于保护土壤、发展多样化种植、稳定农场收入、创造更为灵活的农业信贷的项目中——其中，允许农民获得更多贷款的最后一项，改变了美国的农业。十年之内，农场债务增加了一倍多，而农场收入却只增加了三分之一。尽管政府持续增加补贴，但在1933—1968年之间，美国农民人数减少了40%。到20世纪60年代末，那些能够负担越来越贵的农用器械和农用化学品的企业式工厂化农场，开始主导美国的农业。如果说是能够固氮的苜蓿拯救了欧洲濒临崩溃的农业，那化肥的出现则拯救了全世界的农业。尤其随着光合作用机制的明了，土壤的神奇光环完全消退，而仅被现代人视为供植物生存的支撑物。在密集工业化农业的耕种下，土壤却在以空前的速度流失和毁坏。农业产量越发倚重不可再生的石油化工。
很多中国人羡慕西方的大规模机械化农田，而西方人也在羡慕中国精耕细作的有机生态小田。
英国洛桑农场在1843—1975年间的农业试验表明，在百余年间施用粪肥的土壤中，氮含量提高至原有水平的三倍，而施用化肥的试验田中，养分则流失殆尽——除了被作物吸收的部分，大量养料被灌溉水或雨水径流溶解和冲走。 一项更近期的研究亦得出了相似结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库茨敦的罗代尔研究所进行了一项关于玉米与大豆农业生产力的研究，为期十五年，其结果显示，虽然从作物产量来看，采用豆类轮作或粪肥施用的土壤，与使用合成肥料和杀虫剂的土壤相比，并无显著差异；然而，施用粪肥以及实行豆类轮作的土壤中的碳含量，都比施用化学制剂的常规农田要高出两到四倍。美国还有这种操作…挂着化肥的名义处理有毒废物。反正撒在地里也没人知道是什么。
当镇民们开始抱怨农田里的作物莫名枯萎，作物喷粉机无故在小镇开放的草地上喷撒化肥时，她发现蓝多湖公司(Land O’Lakes)旗下专业生产肥料的分公司“思耐克斯”(Cenex)正在将有毒废物运至本镇。该化肥公司在小镇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巨大的混凝土池里，把有毒废料混入其他化学制品，然后作为便宜的劣质化肥出售。 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工业污染物的制造者为了规避垃圾合法倾倒的高额费用，需要另寻有毒废料的处理方式。根据美国环境法律规定，向合法注册的有毒废料垃圾场倾倒废料者，对其所倾倒物拥有永久的无害化清理责任。但是，如果将废料混入廉价肥料，并撒向空地或卖给农民，问题就迎刃而解，亦无须承担清理责任。因此火车在深夜进出昆西镇；混凝土池里的混合物增增减减，却没有任何关于“是什么物质被倾倒进混合池，又是什么物质被输出”的记录。思耐克斯公司有时把这种“新型化肥”卖给毫不知情的农民，有时则干脆直接为农民付账，目的就是通过让农民使用化肥，来处理掉其中混入的有毒废料。 当被问及将有毒废料混入化肥的行为时，华盛顿州农业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对此知情，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这种做法有如资源再利用。大洋中偏远岛屿（复活节岛等）的发展规律：森林砍伐带来农牧业的蓬勃发展，在几百年内形成一个人口密集的高度文明，然后随着水土流失农业减产，缺乏植物纤维无法修补渔网导致渔业减产，吃光所有的家畜后文明崩溃，最终沦为人吃人的原始社会，然后欧洲人登陆后惊叹于原始土著和文明遗迹之间的视觉冲突。
在1000—1650年间，随着岛民杀光了超过半数的原生鸟类，同样为土壤提供粪肥的果蝠也消失了。历史纪录和史前沉积层中骨骼数量和种类的变化可以说明，在库克船长到访时，曼加伊亚人已经吃光了他们带到岛上的猪和狗，可能也吃光了岛上的鸡。曼加伊亚人的饮食结构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那是糟糕的变化。 在失去了大部分蛋白质来源后，从史前时期石窟中挖掘出的沉积物里，出现大量烧焦的鼠类动物骨骼。19世纪早期，传教士约翰·威廉斯写道，老鼠是曼加伊亚岛最受欢迎的主要食物之一：“原住民说它们(老鼠)吃起来非常‘香甜和美味’；确实，岛上常见的用来形容食物美味的说法，就是‘甜得像鼠肉一样’。”石窟中公元1500年左右的沉积物中，出现了被啃食过的，烧焦且粉碎的人类骨骼，这说明在欧洲人到达曼加伊亚岛的几百年前，各个部落间对于资源的争夺已经非常激烈。长期的战乱、暴力的统治以及恐怖的文化，成为曼加伊亚岛社会与欧洲文明接触前的最后时期的特征。 除了岛屿农业模式从刀耕火种向果园和农田多层次种植的转变，社会性的适应性改变，也使得提科皮亚岛的经济得以长久维持。最重要的是，岛民的宗教信仰提倡人口零增长的理念。提科皮亚岛拥有一个由多名部落首领组成的委员会，监控着岛上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在此机制下，提科皮亚人通过独身禁欲、避孕、堕胎、杀婴以及(自杀性的)强制迁移，执行着残酷的人口控制。 帕特里克·基尔希认为，岛屿的地理尺度或许亦对塑造了社会形态的决策制定模式有着重要影响。提科皮亚岛小到所有岛民都彼此熟识。基尔希认为，这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环境促成了集体决策制度的产生；相反，曼加伊亚岛的规模足以形成“我们”与“他们”这样强烈的对立关系，促成了生活在相邻山谷的部落间的竞争与战争；而复活节岛上，生活着一个更大因而也更缺乏凝聚力的社会，这促成了一个更具灾难性的结局。如果基尔希的观点正确——社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各方的暴力性角逐而非集体性妥协在人类到达之初，冰岛曾是一个覆盖着茂密森林的绿岛，然后人类花了不到一千年的时间，毁掉了冰岛 60% 的植物和 96% 的森林。如果不是因为离欧洲很近，冰岛可能已经在二十世纪退化为一个人吃人的原始文明…
殖民初期，冰岛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着。12世纪晚期，在编辑历史著作《冰岛人之书》(íslendingabók)时，智者阿里将冰岛描述为一个“从山到海岸都被森林覆盖”的地方。自人类来此定居后，岛上失去了超过一半的植被。曾经繁茂且延绵数千平方英里的原生桦树林，如今只覆盖着不足原有面积3%的土地。 久而久之，绵羊放牧加剧了对自然景观的破坏。步入18世纪时，有超过二十五万只羊漫步于冰岛乡间——这个数量在19世纪翻了一番。到访的人开始将冰岛描述为一个见不到一棵树的荒原。 冰岛失去了60%的植被和96%的森林覆被。 苏联解体造成古巴出口贸易近九成的缩减；化肥和除草剂的进口量下降80%，石油进口量下降50%；用于修理农业机械的零件亦无法获得。《纽约时报》社论预测，卡斯特罗政权即将垮台。古巴曾是拉丁美洲饮食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在苏联解体后，其饮食水平仅略高于海地。生活在这个被孤立的岛国上的人民，被迫平均每日只吃两餐。为了满足本国的粮食需求，古巴农业面临着用常规农业一半的投入来生产两倍食物的艰巨挑战。 在这个完全孤立的岛屿上，出现了全球第一个大范围实施生物应用和有机农业的现代社会。迫于生存之需向自给自足型农业转变的古巴，或许正是未来农业发展的缩影：当我们耗尽了现代化农业赖以依存的便宜原油之后，这或许便是大规模农业转型的图景。使人们感到安慰的是，至少在这座岛屿上所展开的农业转型尝试没有带来社会的衰亡；而让人苦恼的则是，相同的转型若发生在非一党专政的社会体制下，是否还能够走向成功。现在农田的生产效率几乎已经达到极限，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密集生产。说不定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已经不远了，富人吃水培作物，穷人吃酵母食品。如今，我们拥有六十亿人和十五亿公顷的耕地，即养活一个人仅需要0.25公顷的土地。世界上耕种最集约的地区仅需要0.2公顷来养活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把全球农业生产力的平均值提高到这个水平，那么地球可供养七十五亿人。然而到2050年，预期人均可用耕地面积将下滑至不到0.1公顷的水平。 然而自那之后，作物产量的增速就开始放缓直至停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物产量大幅增长的神话已经结束。美国和墨西哥的小麦产量已经不再增加；亚洲的稻米产量已经开始下滑——作物产量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技术上的停滞状态。 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食物产量翻了一番，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增长了六倍的氮肥用量以及增长了两倍半的磷肥用量。但是照搬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只能为植物提供其所能够吸收的营养量。如果土壤中的氮磷含量已经饱和，那么即使再将肥料的施用量增加两倍也毫无益处。事实上，如今农作物能够吸收的营养量，还不足农民所施用肥料总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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