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为什么会作恶》是一本由(美) 托马斯·布拉斯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9，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好人为什么会作恶》精选点评：
●开头篇介绍自己犹太移民身份的小故事就打动了我。可能是今年最棒的意外收获，学习心理学多年以来最棒的心理学史读物，大量翔实的细节贯通了整个30-60年代浩浩荡荡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发展史，完全颠覆枯燥教材的内容，带来太多太多的personal detail。读过的人真的都会爱上这门学科！
●本来这个名字就不是一个传记的名称。书名起的好，真的很重要。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套用影响力里面的一句话来讲：权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大约有61%-66%的人会因为权威的影响而去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名字很吸引人，但是这本书并不是告诉我们好人为什么会做恶的，这本书只是一本传记，是做服从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的传记。但是对于对社会心理学有兴趣的人，这会是一本好书，因为会随着对米尔格拉姆的了解，可以分析他的思路去研究社会现象，加深对于社会心理学的了解。
●好人就不会作恶，无意中的作为算不算，还是躲避性的作为，冷漠型的作为，以及盲从和裹挟……这年头好人也难当，好人是什么定义，都模糊不清了
●传记+服从实验+六度分离，我感兴趣的是服从实验。《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里的是缩略版，这本书写得想尽。看完四阶段系列、代理状态，搭配《现代性与大屠杀》阅读非常好。
●还不错的一本关于从众实验的人物传记，心理学不是很强，但是读起来通俗易懂，花了挺长时间理解书中讲解的从众实验的。
● 读了，感觉写的很客观，对服从权威实验也是解释的很详细，有了一个客观的了解吧。挺好。
●不是为了人的恶而找理由，而面对痛苦的麻木其实是人性另一种形式的服从。
●米尔格拉姆的一生也是充满了坎坷的一生。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他真的足够让世人记住他的成就、就是对封面有点看不太习惯
●2018阅读
《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读后感(一)：不加思考地坚持一致性是愚不可及的
仅就如何不成为恶的帮凶而言：
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放弃对自己的内在控制。在任何情境中，要脱离对客观性的崇拜，脱离对权威性的服从，做组织的审视者，而不是进入组织化模式，成为组织的从者。
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善假于物者切莫以物之悲喜为悲喜，三省吾身者切莫妄自菲薄。
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多去关注组织，他人语言形式之下的内容，而不要被语言所迷惑。
《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读后感(二)：好人为什么会作恶：乌合之众+对权威的服从
一、好人为什么会作恶：对权威的服从
权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处理敌意环境。服从倾向是这种社会组织的一个前提，在进化的过程中，服从演变成了人类的天性。人们独立行动的时候，内心中的破坏性冲动会受到意识的控制。但是，如果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遵循个人的正误观念，组织就无法以协作的方式高效运转。
服从是情境特质的函数，因此，一个人一旦进入组织化模式，就必须放弃对自我的内在控制，将控制权交予组织的领导者，而其个人意志不再起作用，此时进入所谓的“代理状态”。个体一旦进入“代理状态”，人们自主的模式就会转变成组织化或者系统化模式：
1、关注权威的想法，追求权威认同。
2、接受合法权威对行为的定义。个体一旦接受了权威的合法性，就会接受权威对情境的解释。人们允许权威重新定义情景的含义，并将责任交给权威，这样就能以一种人们平时认为会受到谴责的方式行事。
3、个体的道德感没有消失，而是将关注点转移到了是否完成了权威的指令。
4、让权威来确认他的自我价值。人们不再关心这个行动在道德上是否正确，完全放弃了对权威的判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是否正确执行了权威的命令。
一个社会情境中的人，如果主观地将自己放在被更高阶层管理的位置，就处于代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认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是将自我定义为执行他人意愿的工具。这与阿伦特的“平庸的恶”如此接近，人类有一种服从权威的天性。在一个社会压力强大的实际情境中，道德观念就会被人们轻易地践踏在脚下。人们会背叛自己一直以来遵守的道德规范，听从权威人士去伤害无辜的人。那些在生活中从未质疑自我角色的普通人，往往会成为他人生活中的看客，他们在甘愿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
二、借助“乌合之众”成为权威
1、首先是形象、词语和套话。想要打动一个群体，你所选择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形象，并且有其突出的部分。这并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而要为这样的东西营造一种神秘感。原因就在于群体是无意识的，他们并不会思考，很容易被含义模糊的词语和“伟光正”的套话所感染。
2、幻觉，“群体钟爱幻觉而非真理”。群体不懂推理，他们只能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不存在讨论，不接受矛盾。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越缺乏证据，就越有威力。
3、再次是经验。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度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发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而且能够频繁地得以再出现。被断言的事情，需要通过不断重复才会在人们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并且最终能够成为广泛接受的真理。各种各样的观念、情感、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会因为传染但不会因为推理而得到普及。
4、最后是理性，事实上理性对群体没有任何作用。要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要知道让群众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
【including】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吸取任何教训。
《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读后感(三)：米尔格拉姆与服从实验
《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这本书是我国某些出版商有为谋求销量，乱翻译外文作品恶习的又一力证。毕竟无论音译还是意译，《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都和《好人为什么会作恶》完全不搭边，单以书名而论，湛庐文化和浙江人民出版社难免有“标题党”之嫌。 所谓标题党，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标题有极大的误导性，而这正是“好人为什么会作恶”作为书名的主要功能——毕竟中文译名的核心是“为什么”，也就是用以解释“好人作恶”的某些理论，比如边沁的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或者弗洛伊德的死本能。 如果你怀着这种期望翻开本书，那你十有八九会感到失望，因为本书的英文名称的核心是“Who”。《好人为什么会作恶》并非某一理论的科普书籍，而是一本人物传记，一个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传记。 而出版商选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书名，大概是因为与实验研究广为人知相比，米尔格拉姆本人的知名度并不高——书名只是一个打开销量的把戏，而且极为恶俗。 尽管中文译名让人心生不快，但这并不能否认《好人为什么会作恶》就内容而言，依然有可读之处——它的确向我们呈现出一个鲜活的米尔格拉姆。 米尔格拉姆是20世纪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与名字相比，他更广为人知的是两个实验——服从实验和六度分离。而“震惊世界”或用以解释“好人作恶”的正是前者，它也是贯穿米尔格拉姆研究生涯的核心。 作者托马斯·布拉斯通过整理米尔格拉姆1960年前后的信件提出，米尔格拉姆研究服从的灵感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纳粹大屠杀激发兴趣，阿希的从众实验提供方法。 作为一名犹太人，米尔格拉姆渴望对大屠杀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哈佛读研期间，他曾为阿希做研究助手，这一年的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情境对人的影响，以至于他196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都是以从众为基础的。 1960年9月，米尔格拉姆进入耶鲁大学任教后不久，就开始着手准备；1961年8月，实验正式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布拉斯在《好人为什么会作恶》第四章里呈现出服从实验的所有细节，以及后续的四个实验变式——这是市面上其他书籍都不具备的。 服从实验的最初版本是让被试扮演老师，为由假被试扮演的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学生和老师身处由厚玻璃板隔开的两个房间；在实验过程中，学生每次犯错或规定时间内没有回答，老师都会给予逐次增大的电击，电击范围是15V~450V；研究的目的就是看被试是否会在主试的命令下，最终将电击加到最大，即便学生已经表现出相当的痛苦甚至陷入昏迷（学生的反应全靠演技和事先录好的音频）。研究结果显示，有65%的被试最终会把电量加到最大。 藉由服从实验，米尔格拉姆提出人有一种天生服从权威的倾向，进入组织后，个体会将个人责任交给合法的主管权威，其目的是为了使组织能够更高效地运转。 更重要的是，服从实验同时证明这种倾向是如此强力，其强度足够让人违背道德标准，以至于即使不采取强制手段，也可以迫使一个人伤害另一个无辜的人。 服从实验使米尔格拉姆震动整个心理学领域，甚至使其影响力超出心理学领域的同时，也为其招来巨大的非议。非议点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研究的伦理方面。 批评者提出服从实验有三方面存在伦理问题：实验前欺骗被试，没有告知实验真相；实验中的命令步步紧逼，让被试陷入巨大的心理压力；实验后揭开谜底，容易让被试产生自我怀疑，甚至造成心理伤害。 尽管后来米尔格拉姆在《服从实验》中做出回应，但这些争议依然伴随其一生，甚至对其受聘哈佛终身教授都产生影响。 但无可争议的是，服从实验的确是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实验之一，它揭示的服从倾向即是对某些不道德事件的解释，也是一种对自身行为的警示，让我们能够注意到甚至反抗“平庸的恶”。 如果说服从实验充满严肃紧张，那么米尔格拉姆的六度分离理论则显得惊奇有趣。米尔格拉姆通过研究“小世界”现象，发现我们平均只需要通过六个中间人，就能够和任意一个人牵线搭桥。复杂的社交网络，其实有很多便捷通道。 除此之外，布拉斯也以米尔格拉姆的一生为线索，呈现出他在不同时期的其他研究，比如丢信方法、城市心理地图、熟悉的陌生人…… 这些新奇的研究体现出的正是米尔格拉姆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以及将灵感化为现实的执行力。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现出米尔格拉姆能够从生活中发现各种趣味现象，并且将其放入社会心理学的框架当中。 就像布拉斯在《好人为什么会作恶》里说的：他的诡计多端传遍哈佛，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拿你做实验。
《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读后感(四)：“吹哨人”和“好人为什么会作恶”
今天，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和朋友群几乎被一个悲伤的消息刷爆——武汉的李文亮医生没有能够战胜疫情，于昨夜今晨去世。
在疫情汹涌、民意汹涌的庚子年正月，坦白地说，宅在家中的笔者并没有努力地追踪关于疫情的消息，而是在卖力地阅读《二十四史》。毕竟信息爆炸的年代，汹涌而来的各类信息也有可能把你“淹死”。
李医生是武汉抗疫一线的医生，也是最早预警“新冠病毒”的医生之一，也是因此被训诫的医生之一。基于此，网民将其称为“吹哨人”——源自西方的一个说法。很多媒体包括自媒体都在呼吁要尊重和保护“吹哨人”。
事实上，“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中国古代就有不尊重“吹哨人”而导致恶劣后果的鲜明案例——“烽火戏诸侯”：“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
朋友群里大多数是悼念李医生的表态，也有对某些不良媒体（包括自媒体）假借悼念之名赶着吃人血馒头的痛斥——很多自媒体借机散发各种虚假消息以骗取点击和打赏，抑或试图达到其它目的。比如所谓哈佛大学医学院为李医生降半旗的消息。个人在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便心存怀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而这则消息怎么看都不像名正言顺的事情。
其实，人性亘古不变，鲁迅的《药》已经写下了近百年时间，可是不要说这些借机吃人血馒头的自媒体会一直存在下去，就在疫情肆虐神州大地的当下，不是还有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而被抓的消息见诸于报道吗？
那些创立之初就有特别目的的自媒体是不会反思的，也不能指望它们主动反思。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国的民众大多数时候是厨师砧板上菜刀下炒锅里的小鲜。反思的应该是为Z者。
有句俗话叫“人生就是牌局，即使手里一副烂牌也必须硬着头皮打下去”。为Z同样如此：治国之时，可能拿到的食材只是一些老菜皮，而非期望中的新鲜食材。难道为Z者要抱怨：这届人民不太行？？？
《后汉书-盖勋传》里有个非常应景的故事：
宋枭上任多有暴乱的凉州之刺史一职，对盖勋说：“凉州寡于学术，固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蘧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大意就是“宋枭说：这帮没文化的人应该家家发一本《孝经》让他们知书达礼。盖勋说：齐鲁这样的文化之国同样有杀君篡位的事情，这样的措施只会被人耻笑。”）
回到“峰火戏诸侯”的故事，为Z者的权威很多时候是要靠自己去创立和维护。当权威的公信力崩塌的时候，汹涌的民意自然而然地会去寻找新的权威。不管是民粹主义，抑或乌合之众，到最后也是依然要跟从权威的。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经典名著《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群体……对不合胃口的证据视而不见。如果谬误诱惑了他们，他们就崇拜谬误。谁能向他们提供幻想，谁就能轻易统治他们，谁摧毁他们的幻想，他们就毁灭谁。”
同时我也想到最近阅读的另一本书托马斯•布拉斯所著的《好人为什么会作恶》。本书讲述了美籍犹太裔学者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不无争议的服从权威实验所揭示的人性真相——“权威所带来的服从力量之强，足以让我们背弃自己的道德原则，这远远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期”，甚至会导致普通人会做出背弃道德原则的极恶之事，正如二战时期德国举国上下跟随纳粹和日本举国上下跟随军国主义的癫狂。
有人将德国人和日本人在二战中的表现归因于民族性。但这样的归纳过于简单化，毕竟二战过后的五、六十年代，同样是这两个民族制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并且他们至今依然享有“彬彬有礼、产品质量可靠”的声誉。
另一个关键点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主要是在美国进行的。而实验结果表明，被很多人吹捧为“灯塔国”的国民在服从权威而作恶的表现并不明显好于欧洲人。
因此，当我们为反抗权威叫好的时候，同样要冷静思考：
一. 反抗权威者是否依然有可能成为权威者的镜像甚至是更恶劣的镜像，毕竟，极端主义者希特勒所反抗的权威——魏玛共和国——（至少名义上）是个民主共和国；
二. 权威者在一切开始恶化之前，是否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正确措施来维持自己的合法合理权威，使得历史有一个本来可能的更好出口。比如，魏玛共和国的为Z者是否正确引导了民意，比如，协约国阵营是否给予了处于困境中的魏玛共和国更多的善意等等，毕竟，纳粹党一开始是被禁止的。
在热度中冷静思考，可能才符合反抗权威的本意。毕竟，为了反抗权威而反抗，并不理性。
《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读后感(五)：“平庸的恶”不平庸：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
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绑架了纳粹德国前高管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秘密运送至以色列接受审判。
这个事件引发了两个迄今为止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思考和研究：其一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作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思想；另一个不为大众所知，但又常常与“平庸的恶”互为引用和参照，那就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
在社会心理学专业里，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和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引用最多的两个实验，也是最为大众所知的研究，同时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两个。
有趣的是，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还是高中同届同学，一个简直天才无比，一个再普通不过，但两人都作出了令世人震惊的研究（见津巴多为米尔格拉姆的《对权威的服从》一书做撰写的序言）。
米尔格拉姆（左）与津巴多（右）我早年先知道的是津巴多的研究，对于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只是略有耳闻，也时常看到过别的著作所引用，比如阿伦森的《社会性动物》中关于“从众”一章的介绍中就介绍过这个实验，在《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见《[老格阅读周报2]你应该了解的40项心理学研究》）中也专列一章详细进行了介绍。
从他人著作中读到一个实验和研究，最多你只是“知道”而已，有这样一个实验，支持作者这样的观点。从“知道”到“了解”，还需要一段距离，我通常是通过阅读研究者本人的著作和自传去“了解”来龙去脉。再“了解”之后，进一步深究，变成“熟知”，那就需要阅读更多的专注和文献了。
但我只需要停在“了解”阶段就好，因为不是做相关方面的研究。比如对于埃利奥特·阿伦森，我通过别人著作里的介绍，知道了他是社会心理学的必读人物，知道他的几项实验研究。要想进一步了解他，我阅读了他的自传《绝非偶然》，还有他写的教科书《社会性动物》，再加上另一本《错不在我》，就已经足够让我了解他，不想继续深究。
米尔格拉姆是阿伦森的哥哥那般的人物，天生聪明、样样优秀，然而这样的人往往过慧易夭。米尔格拉姆在51岁因心脏病而死，生前也没能留下自传作品，所以不像阿伦森、加扎尼加等人，都可以通过自传去了解他们。
庆幸的是，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学家的托马斯·布拉斯，在2004年出版了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本传记作品《电醒人心》（另外版本翻译为《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英文标题为The Man Who Shocked the World: The Life and Legacy of Stanley Milgram）。
自己写传记的好处是可以按照出生家世以及儿时成长经历为背景，让人更能理解一个人如何成长，最终成为公众所认识的那个人的。但自己的记忆往往会被篡改，正如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夫塔斯（Elizabeth F. Loftus）所发现的那样，有的时候我们会掩盖一些内容，有时候会夸大一些部分。
别人写的传记比较公正一些，但却无法具体描述当局者的心境和计划等，更多的是传记作家容易写得过于煽情。对于米尔格拉姆来说，去世太早，又没来得及留下自己的回忆。在他逝世（1984年）的20年后，才有了第一部传记问世。
这本传记的作者托马斯·布拉斯，本身从事的也是社会心理学，所以对于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及随后引发的影响和批判都有读到的见解，书中也总结了同行、友人和家人对米尔格拉姆的回忆和评述。
“电击实验”早已听过，“六度分隔理论”也早有耳闻，但直到读了这本传记之后，我才知道竟然都是出自米尔格拉姆的研究。
“六度分隔理论”尤其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后续的电影和研究数不胜数，而且也与演化生物学家罗宾·邓巴所提出来的“邓巴数”（见《别再回避我们卑微的出身：裸猿》）有关。
“邓巴数”讲的是人类能够维持的人际关系数量是150个人左右。维基上的解释是这样，若每个人认识150人，其六度就是150的六次方，约等于11.4万亿。“消除一些节点重复，那也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人口数倍以上。”
除了这两项研究成果，米尔格拉姆仍是多个理论的先行者，如对于我们身边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他提出了“信息超载”的概念，又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引起关注。还有米尔格兰姆的丢信的研究方法也被广泛使用，布拉斯在书中如此说到：
自从米尔格拉姆丢信方法诞生以来，一直都是测量态度和意见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这种间接、非侵入式方法被用来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北爱尔兰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到公众对流产的态度。除了这本传记，中文出版的还有米尔格拉姆对于实验十年后的总结之作：《对权威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1974年），该书是作者从更高的角度来回顾和解释这次实验，也非常值得一读。读完这两本著作之后，我才能说“了解”了米尔格拉姆。
《服从权威》原作封面最后，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平庸的恶”与这个电击实验。在政治哲学领域，阿伦特是被经常引用的哲学家，她是我最喜爱的哲学家之一。然而，“平庸的恶”以及情景的力量如何再强大，都不足以为纳粹的罪行辩护，也不足以为在专制体制下充当帮凶的人用作借口。
无论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还是在专制之下，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抵抗对权威的服从。我们也会对在那些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消极抵抗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表示赞赏和敬佩。
引用托马斯·布拉斯在书中的话：
这本书的前言中陈述的观点与阿伦特的“平庸的恶”完全不同，作者心有余悸地写道： 没有谁曾经命令他们必须将婴儿扔到空中，充当射击的靶子。或者把婴儿活生生地扔到火里，或者揪着他们的头向墙上砸，直到头骨断裂……无法计数的罪恶行径，一个比一个可怕，组成了一场空前浩大的灭绝罪行。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娜·阿伦特。她此刻已经意识到，大屠杀不仅仅只是官僚履行职责那么简单，它还有另外一面。阿伦特表示，法兰克福审判“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像是对耶路撒冷审判的一个必要补充”。因此，当很多人还在引用她的“平庸的恶”来解释纳粹破坏行径的本质时，阿伦特自己似乎已经意识到，真相远非如此简单。”同样，对于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而言，也有人进行了反抗，“情景”、“执行命令”、“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并非一定要尊从，如中国这句俗语所说：得饶人处且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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