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反思录》是一本由[美]埃里克·沃格林 口述 / [美]桑多兹 整理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018-6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传体反思录》精选点评：
●在图书馆的顶楼，带着一本书，舒服惬意地沉醉其中，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读书状态。非常喜欢这本书，喜欢它深邃的思想，能感受到译者的用心
●这么看，对我来说还是“政治观念史稿”更加重要。topoi和concept的区分肯定是有益的，而且沃格林从根本上讲也不敌视语言本身（118-119），但他最终还是恢复了一种德里达所反对的形而上学。沃格林完全明白语词内涵的变动不可避免，但那种对起源的信仰太过强烈了，对于世俗的语境主义和功能主义来说，影响和后果本身就是“实在”，而沃格林在这里是不可能妥协的。被某些人不明所以地称赞的“语言干净”，其实出现最多的字眼反倒是“暴民、庸人”，哲学家的傲慢越多，对政治的理解或许也就偏差得越多。
●29页，ethics误写为ehics。
●颠覆性 典范性 根本性 进入境界了 十分了得
●错译两例：parallel phenomena——“平行的现象”；if Christ was to be the head of all mankind, He had to be more than the head of the members of a Christian church——“如果基督将成为全人类的首领，那么他更应该是基督教会成员的首领”。错译漏译假滑现象在经典与阐释系列中比比皆是，本书更是十年内连出两个译本，此新版漏洞百出且颇多故弄玄虚之处，不知道一直尖锐批评黑格尔式学术黑话的沃格林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为什么又出一版？同样的东西炒两遍，不知道为啥。徐跃志不受国师待见？///
●没啥意思。
●作为了解沃格林思想发展轨迹的一本书，很有用。虽然失之简略和无序，零星还是有些思想的火花。沃格林在我看来是二十世纪和荣格并列的伟大的灵知主义新代表，虽然他本人极端反对灵知主义，可却万万没想到反对的反面的他竟然成了新的灵知主义者。
●作品充满魅力，读来使人受益匪浅，和之前的版本各有千秋，个人来讲更喜欢这个版本
●沃格林年轻时真是相貌堂堂，黑格尔和意识形态的那一章还行，总体上不是很有用。我总感觉用灵知的框架来套救赎历史的历史哲学有点误入歧途，从《王国与荣耀》里对三位一体的谱系重构看得出来，诺斯替的幽灵是以被整合融入到正统神学教义里的姿态才隐隐地对实在秩序施加影响的，或者不如说是三位一体的神恩观念造就了“秩序”，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性不是灵知论的，而是正统基督教神学的产物。灵知的影响体现在教义里那个既超越又内在的上帝观念上，三位一体只是把两个彼此对立的神强行整合了起来。灵知主义是基督教神学内部的特洛伊木马，是它的寄生虫。
《自传体反思录》读后感(一)：对比徐志跃译本
第22章徐志跃译为《为什么做哲学？为了再现实在！》（段译为《为什么搞哲学？为了重新捕获实在！》），过去初读这书（徐译）时，这一章对我触动很大，可以说我阅读沃格林即开始于这一章，所以逐句比对，发现段保良这个“新译本”基本是改写自徐志跃译本，有时在徐译基础上，把可以简明了当的句子毫无必要复杂化，有时则全抄徐译。段保良的译本还删改了一些内容，如徐译“加缪与党派性知识分子环境的决裂”在段译中改成了“加缪从巴黎的智识环境突围”。而且，几处涉及马克思的批评也消失不见了（或因为在当下不能过审）。 在豆瓣上读到2012年徐志跃与一位《自传性反思》读者李海鹏关于philodoxy一词译法的讨论，徐直言自己的“意见爱好者”为误译，应译为与“爱智慧”相对的“爱意见”，也与柏拉图笔下“哲学”与“智术师”的对立相符。虽是误译，“意见爱好者”一词却对时代现象有概括性。段保良译本里把philodoxy译为“爱意见”，也许正是读到了这篇讨论，否则不好解释段译上下文大多都照抄徐译，为什么这个词又“译对了”。
《自传体反思录》读后感(二)：对《对比徐志跃译本》的回应
针对一个名叫「王炜」的读者就这个译本所写的《对比徐志跃译本》的评论，我作为重译者，有必要回应一下。
首先，由于不可描述的原因，重译本删掉了沃格林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主义的许多评论，这是特令人沮丧和遗憾的，期待在更宽松的出版环境中推出完整的译本。
至于评论中说：「徐译『加缪与党派性知识分子环境的决裂』在段译中改成了『加缪从巴黎的智识环境〔中〕突围』」，查了一下，原文是 the breakout of Albert Camus from the Parisian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徐译显然是把 Parisian 误看作 partisan 了。
其次，两个译本若有个别字句雷同，尤其是一些简单字句的雷同，这大概是用同一种语言来译同一本外文书的两种译本无法避免的罢。如果有人硬要认为是「改写」、「全抄」或「照抄」，请出示证据。
再次，令人感到不可理喻的是，除了对徐译的迷信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使这个名叫「王炜」的读者以为，本人需要读到豆瓣上的某篇讨论，才能够把philodoxy译成「爱意见」。当然，更令人感到不可理喻的是，本章最后一段徐译怎么会把原文「两百年」的误译作「二千年」，而且居然有人认为含有这么关键性的低级错误的译本值得「全抄」或「照抄」。
不客气地说，徐译中对原文理解错误、汉语表述不当的地方俯拾皆是，简直到了不堪卒读的地步。这也是我重译此书的一个原因。不过，对于徐译的错谬之处，我既无意愿、也不忍心正式撰文予以指摘，希望读者体谅。
最后，重译本中肯定免不了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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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王炜：对比徐志跃译本
第22章徐志跃译为《为什么做哲学？为了再现实在！》（段译为《为什么搞哲学？为了重新捕获实在！》），过去初读这书（徐译）时，这一章对我触动很大，可以说我阅读沃格林即开始于这一章，所以逐句比对，发现段保良这个“新译本”基本是改写自徐志跃译本，有时在徐译基础上，把可以简明了当的句子毫无必要复杂化，有时则全抄徐译。段保良的译本还删改了一些内容，如徐译“加缪与党派性知识分子环境的决裂”在段译中改成了“加缪从巴黎的智识环境突围”。而且，几处涉及马克思的批评也消失不见了（或因为在当下不能过审）。
在豆瓣上读到2012年徐志跃与一位《自传性反思》读者李海鹏关于philodoxy一词译法的讨论，徐直言自己的“意见爱好者”为误译，应译为与“爱智慧”相对的“爱意见”，也与柏拉图笔下“哲学”与“智术师”的对立相符。虽是误译，“意见爱好者”一词却对时代现象有概括性。段保良译本里把philodoxy译为“爱意见”，也许正是读到了这篇讨论，否则不好解释段译上下文大多都照抄徐译，为什么这个词又“译对了”。
《自传体反思录》读后感(三)：沃格林：“我的老师凯尔森”
沃格林：“我的老师凯尔森”
法治周末
百家号07-0910:20
1981年，奥地利发行的凯尔森诞辰百年纪念邮票。陈夏红
埃里希·沃格林，一位1901年出生在科隆的德国人，早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法学院。1938年，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后，沃格林侥幸经瑞士逃离，避居美国，最终成为政治哲学领域的泰斗级大神。
最近，他的口述自传《自传体反思录》中译本出版，我们得以有机会了解他的精彩人生与学术思想的梗概，尤其让我好奇的是沃格林和分析法学大师凯尔森之间的交往。
1919年，沃格林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是时，奥匈帝国早已崩溃，但维也纳大学依旧是奥匈帝国版图内高等教育的翘楚、学术思想的圣殿，颇有旧时王谢的气象。
当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大咖，最著名的当属凯尔森，当然还有凯尔森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冯·费德洛斯、阿道夫·默克尔。另外，维泽尔、米塞斯等盛极一时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当时也执教于维也纳大学；熊彼特尽管不在维也纳，但他的思想始终弥漫在维也纳大学的校园里。
其他学科，诸如理论物理、历史、音乐、心理学等，也都翘楚云集。沃格林进入维也纳大学时，可以说赶上最好的时代。
作为维也纳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沃格林得以与当时名重一时的诸多法学家接触。这里面最有名的当然是凯尔森，凯尔森作为奥地利宪法的执笔者，在当时如日中天、风光无限。再比如，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施潘，在经济学界也是名重一时的大咖。
当然，还有社会民主党的首席理论家马克斯·阿德勒、社会民主党的铁粉格林贝格、国际法学家施特里索尔、民法学家沙伊、民事诉讼法学家胡普卡等。
沃格林是作为政治学博士入学的。他之所以选择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首先是因为学制短，正常情况下3年即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而法学博士一般都需要4年以上时间，早毕业、早挣钱，可以极大地缓解沃格林的经济窘境；而沃格林决定攻读政治学博士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模糊而强烈”的学术抱负，“法学博士学位的诱惑在于，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人，你最终可以落脚当公务员，而我不想当公务员”。
当然，沃格林选择攻读政治学博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学院无出其右的师资力量，比如，前文提及的凯尔森、施潘等，这两位稍晚点也成为沃格林的导师。
维也纳大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各种正式、非正式讨论课的盛行。比如有关凯尔森的讨论课，沃格林这样回忆：“通过凯尔森的讨论课，尤其是他自己开的讨论课，我和一些学长建立了交往，尤其是国际法领域的费尔德罗斯和行政法领域的默克尔。和我年龄较为接近的有舒茨，后来成了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社会学教授。”
通过参加这些讨论课，沃格林极大地扩充自己的朋友圈。在米塞斯的讨论课上，他得以与哈耶克等人有了私交；在施潘的讨论课上，也与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者成为至交，只不过后来因为希特勒的入侵，而逐渐切断与这些学友的联系。
这个朋友圈，最终转化成维也纳大学的“精神共同体”。沃格林和他的学友们，不管是哪个专业，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每月都会选择在某成员家中定期聚会。
在聚会上，由一个人做专题演讲，而其他人则围绕演讲主题进行讨论，最后甚至会将演讲者批判的体无完肤。在思想上他们殊死搏斗，不惜一切地砥砺与交锋。
但在生活中，他们又情意脉脉，他们定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无论是在谁家里聚会，主人都不能成为演讲者，因为只有主人家的女性会被破例邀请加入讨论，在女主人面前批驳东道主，实在是太缺乏教养。
在维也纳大学期间，较之其他老师，凯尔森对沃格林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
沃格林回忆道：“凯尔森吸引我的，是一位伟大的法律人所特有的分析工作的精准。纯粹法理论的成功，以及它在法哲学方面持续的重要性，使人们有时候会忘记凯尔森是一个法律实务工作者，曾起草过1920年奥地利宪法，是宪法法院的成员。关于他所起草的宪法的言论，极大地展示出他在法律方面的敏锐。我得说，我从凯尔森那里学到的是对文本认真负责的分析，这是他本人卷帙浩繁的作品和课堂讨论中的做法。”
对于凯尔森的贡献，沃格林赞不绝口，“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分析家的辉煌成就，它是如此优秀，以至于很难加以改善。凯尔森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仍然是任何分析法理论的内核。后来我在给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法学院讲授法学课程时使用了这个内核，自己作了一些改进。我想强调的是，关于纯粹法理论的基本有效性，我从凯尔森之间从来没有意见分歧”。
这种对凯尔森的倾慕，也让沃格林选择凯尔森作为他的导师。1929年，沃格林成为维也纳大学法学院编外讲师，先后担任宪法和行政法学的助教，协助凯尔森、默克尔等学者。
然而，在学术观点层面，随着沃格林学术思想的日臻丰满，他和凯尔森还是产生了分歧，这甚至影响了他们的私交。1936年，也就是沃格林获得副教授资格那一年，他的专著《论权威主义国家》出版，其中一部分内容详细分析了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和奥地利政治理论的关联。
沃格林并不反对纯粹法理论，但反对纯粹法理论声称要取代政治理论。在沃格林看来，对于理解政治问题，仅有法律分析理论完全不够。但因为如此，沃格林和凯尔森渐行渐远。甚至时隔多年后，1952年，同在美国的凯尔森还拟为新创刊的《新政治科学》撰文，大力挞伐沃格林，“要彻底碾压我”。
好在凯尔森在发表前，向沃格林提供了初稿，而沃格林又小心翼翼但不失严肃认真地写信告诉他，他对相关历史和哲学问题的理解并不正确，那篇文章发表出来只会有损他的声望，而不是有损我的声望。
凯尔森的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发表，但凯尔森和沃格林的师生缘，也终究没有恢复。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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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体反思录》读后感(四)：疯狂爱智的语言达人（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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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爱智的语言达人
随着《政治观念史稿》一卷接着一卷陆续出版，沃格林，这位20世纪的思想巨人引起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可是在这里，让我们把他艰深的思想留给以后严肃的纸质阅读，暂且轻松片刻，一起通过书摘，来认识一下沃格林的其中一个面相——疯狂爱智的“语言达人”。
拉丁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童子功打底
“我在大学中开展的研究，要求对中学所获得的教育背景做一些反思。我上的是一所实际—人文中学（Real-Gymnasium），这意味着我学了八年的拉丁文，六年的英文，选修了两年的意大利文。此外，我的父母亲又关照我学了两年的初级法文。”（摘自“2 中学”）
“在美国待了两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地把洛克菲勒纪念奖学金展期一年，让我继续去法国做研究。我接受了这个机会，心想我可以通过在法国居住一年来开阔眼界，并亲自去发现在法国文化中一个政治科学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值得研究的领域很多。我去听了法学院的课程，特别是上过一个名叫阿夫塔利翁（Albert Aftalion）的法国经济学家的课，还去听了著名的帕斯卡尔研究者布伦斯维克（Léon Brunschvicg）的讲座。一开始，我的研究颇有障碍，因为我有阅读法文的知识，但对更为复杂的词汇了解并不多。我记得阅读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三故事》（ Trois Contes）时真是一种煎熬，因为福楼拜的词汇量巨大，我几乎每句话都要查字典。但是，阅读那些词汇量巨大的作品，是增进一门语言知识的唯一途径。”（摘自“11 在法国那年”）
古希腊文——必须占领的滩头阵地！
“在哥伦比亚那年，当我去上吉丁斯和杜威的课程并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开始意识到英语世界里的社会本质的诸多范畴。约翰·杜威的范畴是同心（likemindedness），我发现这是钦定本圣经翻译《新约》的 homonia一词所采用的词语。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homonia的问题，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所知极少，因为我的古典哲学知识非常欠缺，〔58〕我对基督教问题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直到那以后我学了希腊文，而且能够阅读原文之后，我才开始明白这些范畴在决定社会之本体究竟是什么的过程中起到的根本作用。”（摘自“10 美国的影响”）
“研究种族问题的过程中，我逐渐认为，如果我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科学家，那么我必须能够阅读古典作家，亦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开始在博德克（Hermann Bodek）的帮助下学习希腊文，他大约和我年龄相当，是格奥尔格圈子的一个次要成员，也是一名优秀的古典语文学家。博德克向我介绍希腊语语法的秘诀，以及复杂的哲学文本的读法。我记得在听他讲的为期六个月的课程中，我第一次做了一些翻译，译出了几首巴门尼德的诗。熟悉这门语言对于我后来的工作当然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我的希腊哲学的知识，而且使我从根本上懂得，除非你能阅读材料，否则你就不能对之加以探讨。这似乎微不足道，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一真理不仅受忽视，而且受到相当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受雇于我们的大学，极轻松自如地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和奥古斯丁，或但丁和塞万提斯，或拉伯雷和歌德，却根本不能够阅读他们所高谈阔论的作者们的一句话。”（摘自“12 回到维也纳”）
我的语言要纯净，拒绝意识形态黑话！
“我所能确定的我憎恨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动机，是我喜欢维护我的语言的干净。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思想家的特征就在于对语言的摧毁，有时是在一种高度复杂的知识黑话的层面上，有时是在一种俗语的层面上。就我个人对于各种黑格尔主义者类型及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家的经验而言，我的印象是，许多具有相当智识能力的人愿意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因为黑格尔要复杂得多。个中差异并非由于什么深邃的信念，而是由于某种类似于趣味的东西，就好比一个人喜欢下棋而不喜欢打牌。黑格尔要更为复杂，一个人可以轻易地耗费一生的光阴，去探索从黑格尔体系的这个或那个角落出发来对实在加以解释的种种可能，而理所当然地不触及那些本属错误的前提——或许永远不会发现竟然有许多前提原本就是错误的。在与黑格尔主义者的谈话中，我经常发现，只要一触及黑格尔的前提，黑格尔主义者就会拒绝进行辩论，而且向你郑重告诫：除非你接受黑格尔的前提，否则你就不可能理解黑格尔。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黑格尔的前提是错误的，，那么从这些前提中导出的所有东西也就是错误的，因此一个精明的意识形态家不得不避免讨论前提。”（摘自“14 意识形态、个人政治与发表作品”）
英文——必须更上层楼！
“我特别想要提到海尔曼给予的帮助，他向我介绍了一些美国文学史上的秘闻，热心帮助我克服了掌握地道的英文文体过程中的困难。我还记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回他翻阅了我的手稿，约有二十来页，他在手稿上标出了每一个错误的语言习惯，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可靠的错误清单，我不得不对这些错误加以全面改正。我必须说，海尔曼的分析是我英文理解力的转折点，帮助我逐渐获得了对这门语言的适当掌握。
同布鲁克斯和海尔曼的友谊，还帮助我获得了某种关于美式英语随不同社会群体而分层的知识。当你作为外国人来到美国时，你肯定会淹没在周围各种人所讲的语言里，有些人讲准确的英语，有些人讲方言，有些人使用带有各种错误的低俗词汇。如果你尽最大努力去适应你的环境，而对于这个环境属于什么层次却缺乏任何批判性的知识，那么你可能会落到庸俗等级的底层。海尔曼和布鲁克斯当然非常明了这种语言的社会分层，他们帮助我证实了我对于在该环境中听到的语言的猜测。
这个问题的性质，可以从我跟布鲁克斯的一次谈话中得出。有一次穿过校园时，我见他陷入了忧伤和沉思，我问他为何忧心忡忡。他告诉我说，他要为他和罗伯特·潘·沃伦共同编写的一本英文文体教材写一个关于典型错误的章节，而去找典型错误真是个苦差事。我有点惊讶，天真地对他说：“啊，找典型错误很简单呀。随便拿起一本教材，你都会在每一页纸上发现六七个错误。”他解释说，他不能使用这个方法，因为教育学者们的文字远远低于平均水准，他们的错误不能视为一 个普通讲英语的人的典型错误。此外，他正在使用的社会学教材，有时候要读上二十页才能撞到一个真正好的例子。即便如此，他还是担心，因为社会科学家们的英文也不能被视为典型，而是低于平均水准，虽然没有教育者们那么低。
我不得不逐渐了解这种类型的语言分层，以掌握一种尚可忍受的英文，摆脱意识形态的套话，也摆脱学术界庸俗层次的种种过敏反应。”（摘自“16 在美国的生活：从哈佛到路大”）
古希伯来文——勇敢接招吧！
“我发现，如果对基督教起源的知识不比我当时所知的更多，就无法写好中世纪及其政治，而如果不进入犹太教的背景，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地理解基督教的开端。所以正是在亚拉巴马，我开始跟当地的拉比学习希伯来文，他也在该大学教希伯来文。开始很艰难，但我逐渐掌握了足够的语法和词汇知识，能够校对译文，最后能够基于文本自己翻译。通过对以色列背景的这些研究，一部政治观念史开始于希腊哲学这个模式就被破除了。然而更糟糕的是，我得知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成员们所进行的古代近东文明研究的辉煌成果。这样一来，背景就已拓展到以色列所从出的古代近东帝国，以色列人是基督徒的背景，而基督徒是中世纪观念的背景。政治观念史的线性发展模式——就是从想当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宪政论，经过可疑的中世纪宪政论，进入辉煌的现代宪政论——坍塌了。”（摘自“17 从政治观念到经验符号”）
俄文——必须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时，巴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那就是俄国移民潮。我恰巧认识他们中的几人，而且知道要想获得政治材料，就必须学习俄语。所以我开始师从穆绍尔斯基（Konstantin V. Mochulski）和洛津斯基（G. Lozinski）学习俄语。两位优秀的语文学家给了我非常实际的帮助，我跟他们学习了近一整年，达到了足够的水准，能够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不幸的是，我现在已把所学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因为在我后来的工作实践中很少有机会探讨俄语文献。（摘自“11 在法国那年”）
中文——最后一站，作为中文读者，感到无比亲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视野变得更宽了，因为中国已经变成时髦的话题，考虑到我的语言能力，系里决定让我来教中国政治。这就让我投身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由于不理解中国的经典就很难谈论当代中国的观念，我开始学习中文，学到足以理解经典的字义，尤其是孔子和老子的经典。这种知识对于理解中国思想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今天仍然有帮助，因为我能在毛泽东夫人所宣扬的革命歌剧中看出周代的诗歌模式，细微的差别在于，周代的作者们歌颂周王朝的胜利，而现代的革命歌剧则歌颂革命军的胜利。”（摘自“17 从政治观念到经验符号”）
数一数。一、二、三、四……不算母语德文，这位沃格林教授为了突入他所研究的领域内部，先后共学习了八门外语。原来，不只是我们这些屈原的后人，才知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啊。
《自传体反思录》读后感(五)：【转】洪涛丨沃格林：何枝可依？——读沃格林《自传性反思》
要谈20世纪后50年美国政治哲学，有三个人不能不谈：汉娜·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三个人在美国政治学界都很另类，而沃格林在三人中又属另类。他们都出生于德国，都是政治流亡者。三人中，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嗅觉最见敏锐，1932年，纳粹上台前一年，施特劳斯离开柏林犹太研究院到英国，1938年又到美国。在此后的余生中，除了短短几日，施特劳斯再没回他的祖国。阿伦特好像缺乏施特劳斯未卜先知的政治才能，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后被拘押，幸好很快逃脱，于该年秋天转道布拉格、日内瓦至巴黎，1940年5月，阿伦特又被关押于法国集中营，6月，巴黎被占领，阿伦特乘乱出逃（未能逃出者1942年被送往奥斯威辛），徒步200公里到蒙托邦，获赴美签证及西班牙、葡萄牙的过境签证。1941年4月，阿伦特渡过大西洋，抵达纽约。沃格林则虽能有所判断，却险些吃了误判的亏。30年代时，沃格林在维也纳任教，认为奥地利在1933年建立了一个威权体制，因而在抵御国家社会主义上是安全的，沃格林当时以为，威权主义可以遏制意识形态极端分子、捍卫民主。这一误判使他迟至1938年才着手移民美国的事。手续尚未办好，盖世太保已经上门，要没收他的护照。当晚，沃格林踏上前往苏黎世的火车，抢在盖世太保逮捕他之前，离开了奥地利。沃格林后来回忆说，在苏黎世办赴美签证时，恰逢一位天真的政治人，此人是苏黎世的美国副领事。这位哈佛毕业生认为沃格林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天主教徒或犹太分子，就没有理由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这位天真的政治人，险些阻断了沃格林的生路。
这三人都很运气，但也有不像他们那样运气的人。本雅明在1940年8月抵达马赛，把手稿《历史哲学论纲》托付给阿伦特。虽有签证，却滞留在法国没法脱身。本雅明试图翻越比利牛斯山去西班牙，可在一个叫布港的边境小镇处，得知边境已关闭，随后被边境官员拘留，次日将被遣送回法国，绝望之际，本雅明服毒自尽。后来，布莱希特为本雅明写了一首诔诗，题为《惊闻流亡者W. B自杀》：
噩耗传来：抢在屠夫之前／你自己下手结束自己。八年流亡，眼睁睁凶恶敌人崛起／最终面对不可通过的边界／人们说，你通过了一个可通过的边界。帝国大厦纷纷崩溃。黑帮头目／神气十足，弹冠相庆。民众／在暴力之下灰飞烟灭。未来隐没于黑暗。正义力量／软弱无力。你洞若观火／于是把会被曲扭的肉体毁灭。（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216页。）本雅明没有能够做成流亡者。流亡去美国的人是幸运的。这也是美国的幸运。美国战后的发达，尤其学术和艺术的发达，纳粹可谓“功不可没”。1933年希特勒上台，50余万犹太人逃离德国，其中不乏优秀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这些人中，有许多原本对美国及其所谓自由民主并不认同，但纳粹却迫使他们先帮助美国打败纳粹，后帮助美国成就战后霸业。
如纳粹这般热心资敌者，历史上并不罕见。绝对主义时期的法国，有一位名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的人，是当时英国议会政治的激烈批评者，却因得罪一名法国贵族，被关入巴士底狱。兰盖后来说：“巴士底狱是一架绝好的望远镜，通过它才知道欣赏英国和它的法律。”伏尔泰从先前法国国王的歌颂者，到英法七年之战时为英国大胜而欢呼，恐怕未尝没有法兰西骑士的鞭子和巴士底狱的功劳。（见《伏尔泰的椰子》）最好的自由主义教育，莫过于此。谁能说那些专制主义者不是潜伏的自由主义分子呢？
20世纪30、40年代流亡美国的欧陆知识分子，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这些或左翼或右翼的知识分子，对英美式自由民主或资本主义，其实颇有微辞。像施特劳斯、阿伦特和沃格林至少都无法列入自由主义阵营，甚至还是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但美国不仅接纳了他们，而且，像施特劳斯、沃格林那样的学者还在美国大学占据了重要席位。这很类似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不是写于他的那个同样批判资本主义的祖国普鲁士，而是写于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英国。19世纪的英国几乎是唯一一个愿意收留流亡革命者的欧洲国家，是个人自由与言论自由最少受限却最少发生革命、最稳定的欧洲国家。美国在20世纪取代了英国的这一地位。
包容异己者的基础是美国政体，不是美国人。美国人也不免受时代气氛的影响。沃格林初到美国，先是在本宁顿学院找到一个讲师职位，但他很快发现，这里的环境，“与国家社会主义环境半斤八两”，只是这里的“主义”属于“左”，于是，“只有离开。”（沃格林：《自传性反思》，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以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在本宁顿，沃格林大概会回想起一年前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时的情形：只一天功夫，讨论班上的许多学生穿上了党卫队的黑皮。当时无意成为极右分子的沃格林，此时也无意成为极“左”分子。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看似严重对立的极“左”和极右两端，其实精神很投合，甚至具体事情也能彼此合作——极右希特勒和极“左”斯大林不是合作吞并了波兰，从而让大洋彼岸的左派们，干脆做了右派了吗？！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这一场合作，开创了极“左”、极右两端交叉换位的传统以及极“左”被极右“哄骗”的先例。（当然，英法自由主义也脱不了干系。）其实，所有那些致力于敌我之分的政治阵营（权力自由主义也不例外）都无不同。他们一起炮击那两端（或若干端）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各自把当中的那些“动摇分子”，吓到自己的——实际倒不如说是对方的——阵营去。有人说，难道是为把他们赶入对方阵营吗？难道你竟然笨到看不出此乃著名的一石二鸟（或三鸟）之计吗？难道你没有读过谁都读过的金庸小说，不觉得这种手腕真是极高明而又很低调吗——挑动中间分子和对方阵营斗，再出来收拾掉那剩下的？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是这个意思吗？
从实践看，这一技艺尚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这里无暇多论。其实，最好的手法莫过于同时站在几个极端，既可以在左边将其作“右派”来打，又可在右边将其作“左派”来打，使之不出如来的掌心。有一固定立场，打人便有局限，自己也不免受攻。这一技艺的最后结果，便是无论打人者和被打人者群起练习凌波微步，以便打人或避打。但是，这和某些人所追求的“政治”境界，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这些阵营里的那些分子们、那些附庸们、那些被收编者而论，谁不知道在这炮声隆隆之际，正是各人扫清各自前进障碍的好时机呢？至于究竟于自己阵营有利，于敌方阵营有利，这些问题跟他们有何关系呢？至于更广大的利益，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反正他们不是这个阵营，就是那个阵营，或既是这个阵营，又是那个阵营，或明是这个阵营，暗是那个阵营……道路不早已悄悄铺好了吗！——总之，有人愿意负总责。愈谋求敌我，愈不辨敌我，不是必然的吗？只要能斗争，不就其乐无穷了，何必在乎结果呢？
倘问沃格林：你“何枝可依”？他怕回答不上来。他既不属这一端，也不属那一端，因此，像所有这类“无枝可依”分子（当然，在两端看来，也就是“摇摆分子”）一样，是“被主义者”，可以收获“众多可能的标签”：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老牌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犹太人、天主教徒、柏拉图主义者、新奥古斯丁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46页）但凡可以想象得出的名号，但凡那些“主义者”们自认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便可赋予他。
不过，不论沃格林属于何种主义，他之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是肯定的。至于理由，沃格林在《自传》中讲了三点：一、基本反应。马克斯·韦伯要求学者有基本的“知性诚实”，而无论何种主义，都免不了要“主义者们”为主义而牺牲掉这种诚实。二、厌恶为取乐而杀人：其乐在于，“通过杀掉某人，而获得一种伪同一性”，而某些知识分子“试图藉着成为形形色色的杀人极权的娼妓而重获自我”（47页），借权力扫清障碍，以成就其做第一人的雄心壮志。三、沃格林是一个喜欢保持语言干净的人，意识形态却致力于摧毁语言。谩骂、侮辱和威胁，为意识形态分子所擅长。他们酷爱下降，藉此，他们可以反败为胜，重获优势。通过一件小事，沃格林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中欧的知识氛围。那时，他常与一伙马克思主义者辩论，一次，一场激辩后，一个年轻伙伴含着泪对他说：“我们一掌权，非杀了你不可。”（87页）这人真是一名真诚的极“左”派。当这些中欧左派们在抛弃了思想和学术独立之后，连马克思所拥有的大英博物馆的一桌一椅都不可得了，老练、世故的极右派们，将把他们连同他们整日与之斗争的自由派一起，扫入政治垃圾堆。“一战”后，西方“上进”学界和文化界，无论左、右翼知识分子，普遍贬低所谓“资产阶级”趣味，批判“资产阶级”繁琐学术（倒与当初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说法一样，后者认为《资本论》脚注过多而读不了），将复杂学术问题简化为非此即彼的政治立场（“极化语言”），“赋予了公共讨论一种明显的暴民统治色彩”，为意识形态分子出场创造了条件，而他们（包括那些以反资产阶级为时髦的资产阶级们）也在自己的这种鼓噪中一起完蛋。
沃格林认为，那些造成了这种气氛的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德语摧毁者”，对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残暴难辞其咎。正是在公共问题讨论中采用恐怖主义和暴力的语言，使探讨变得虚假、扭曲、欺诈和低俗化。这种语言毁坏了认真、严肃地讨论真理的场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知性诚实”的丧失、智力水准的下降以及人的不愿和无能于平等、诚实的讨论，为希特勒之类人物的上台提供了条件：
希特勒现象并不被他这个人所穷尽。他的成功必须在一个知识上或道德上被摧毁的社会背景中理解，在这样的社会中，原本是荒唐可笑的无名之辈，可以获得公共权力，因为他们出色地代表了倾慕他们的人民。……德国知识生活在当代的毁灭，尤其是大学的毁灭，乃是导致希特勒上台并受其政权统治的致命毁灭。（19页）战后，沃格林返回德国，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大学，有着最杰出学者和教授的德国大学已不复存在。大学已不再是一个可以安心从事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的场所，在柏林、马堡等地，极“左”学生甚至完全不允许任何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开口。上层大学人消失的结果是中低层大学人的存活，平庸而狭隘成为德国大学的普遍氛围。
较之于英美等国，德国所缺乏的，是人的共通感的传统。这种传统理应体现于政治建制之中，而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或不得不认为的）——仅仅体现于思想学术之中。政治稳定不需要以思想和学术的平庸为代价。导致政治动荡的，不是思想的左右摇摆，更不是音乐的左右摇摆，而是政治自身的左右摇摆。当然，沃格林不会天真到认为自由主义美国就是自由思想和自由学术的天堂。权力自由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不容忍不顺从者。美国也有类似苏联作家协会的主流学界，也有诸如大众媒体、大学科系、基金会和商业出版社这类体制机构及其所特有的知识恐怖主义现象，也有对文化人抱不放心态度的FBI，也采用极权控制手段——尽管比较柔和、非政治和低调。但是，英美体制及其老到的政治智慧、敬畏知识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自由学术在现代社会的灭绝进程。
20世纪40年代初，流亡美国的沃格林从更不宽容、更富极权主义攻击性的东海岸大学到了心态更开放、较少腐朽意识形态倾向的南方大学，在路易斯安娜大学政治学系觅到了一个教职，担任美国政治、政治思想史的教学，还担任中国政治的教学工作。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沃格林对中国文化有着其他大部分西方保守主义者所缺乏的兴趣。沃格林自称其中文足以理解中国古典，“能在革命歌剧（样板戏）中认出周代的歌词，稍稍不同的是，周代的作者是在颂赞周朝的胜利，而现代革命歌剧则是在颂赞革命军队的胜利”（65页）——这话或许会令一些人激动。不过，倘认为沃格林的说法提高了样板戏的档次，估计样板戏的制造者们会气得活转回来。令沃格林困惑的其实是周代诗歌和《样板戏》之间的相似处。1951年，这一困惑似乎得到了解答：“在一个比较原始的社会，百姓没有能力进行理性辩论，也无法形成负责选择议题的政党，因此，政府将依赖于传统的或革命的力量，而无需得益于选举。人们容忍政府是因为，它或多或少恰当地实现了，任何一个之所以建立的政府的根本目的——保障国内和平，保护领土，执行正义，关心人民福祉。如果这些职能实现得还不错，政府藉以掌权的程序就是次要的了。”（65-66页）沃格林指出，现代革命政府属于那些较原始的社会，它的历史意识形态发挥了传统政府所代表的神的作用。这个评论其实很居高临下。
20世纪40年代起，沃格林着手撰写《政治观念史》。这位专业为观念史的“观念史家”，不是黑格尔式的观念论者。沃格林认为，要探索经验，只能经由象征的明确表述，“要是没有关于直接经验的象征，根本就没有观念”。（65页）象征是理解被表达的经验的关键，是观念和经验之间联系的桥梁，是从事观念史研究的基础。然而，经验、象征和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作为观念史研究之基础的“象征理论”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到沃格林72岁口述《自传性反思》时，依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75页）这样，《政治观念史》便成为终究无法完成的工作。放下《观念史》，沃格林拿起了《秩序与历史》。前一书的重心在观念，这本书的重心在史料。但《秩序与历史》究竟也没有能够完成。史前领域和考古学的迅猛发展，使沃格林忙于重整材料，他希望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发表他的发现——又是一个无望实现的期望。
沃格林常被人批评为“傲慢”、“严厉”，从《自传性反思》中也可看出，他似乎不吝于将“笨蛋”、“文盲”一类的话赠人。不过，沃格林的态度，只是我们今天已不再熟悉、却是两千多年来一切文明的基本倾向：关注永恒的知识，而不是即学即用、为权力服务的意识形态。治学上沃格林不像现代专家，更像传统学人。他随问题进退，无视学科藩篱。他是现代学术的野蛮人，闯入任何有助于问题解决的领域。这样，尽管他的成果不算少，但所探究的问题的答案，却没有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定时定量。生有涯而知无涯，在沃格林身上体现得再典型不过。晚年回顾思想历程，如许多大思想者，沃格林深知自己“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东西甚多。比较古代大师，沃格林似乎略有不及；但相比于当世某些执于一理便嚣然欲荡平天下的所谓学者，称沃格林为大师，不也是很恰当的吗。
【作者简介】
洪涛，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著有：《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本原与事变——政治哲学十篇》《心术与治道》《〈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译有：柏拉图《政治家》、卢梭《论语言的起源》、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等。为《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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