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神迹》是一本由[法]马克·布洛赫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0，页数：5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王神迹》精选点评：
●中世纪欧洲史的读书报告 终于读完了除了附录的所有部分 打算明晚翻一遍附录 周五上完课就写作业 其实这本书的论述思路完胜他最后的结论 真的是很有启发
●对于加强权力这件事的根本方法，几百年来从未改变。
●出人意料得好读，布洛赫处理史料的方式非常舒服
●神力的背后牵扯出的是皇权，布洛赫不愧是学派鼻祖，立意深刻，视角全面。
●1、心态史：对祝圣仪式中政治和非政治的向度进行范畴化。 2、杜梅齐尔：祝圣的总体姿态学和神秘学、天使学的关系。全部属于宗教内容的中世纪肖像学？ 3、准使徒和教阶学(ecclesiasticae)的王权层面 ωσπιρ και οι ιεριες 4、涂油礼和欧洲公法：律法的纹章学 5、eikon basilike和古代异教的基督教面孔：demi deux 6、占星学和玫瑰十字式的理性主义：把人类想象从天空秩序中清除出去的纯然理性 7、仪轨和述行式：Χειρεςοχη中疾病的命名学 8、哥特式：经院哲学中对神恩的戏仿，促使王权以某种敌基督的形态显现 9、χρισμα和χειροθεσιαν的词源学：政治从象征中析出 10、de ociis imperialibus：安闲-安息-安济的可能性
●通篇阅读最愉快的居然是序言、导言和译后记……
●伴读《国王的两个身体》
●材料是好材料，如果不是硬拽出什么意义的话，觉得有点索然了，可能是自己功底还不行吧。
●今天来文研院旁听本书读书会，标记一下。
●很无聊。本书堆积海量材料，指向的结论并不难理解：国王神迹在13世纪的英法两大王国流行，说明教廷与帝国的微妙的平衡已被打破，教宗与皇帝的矛盾被教权与王权的矛盾取代；英法王权各自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危机后，神迹在16世纪强劲复苏，说明民族国家的认同已经形成。至于国王们是否在心里把治病当做表演或者儿戏那就只有鬼才知道了。作者似乎并没有很深的洞见可以表达，而纯为操练比较人类学的方法（非常勤奋）。勒高夫的序言评价此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面没人做后面也没人做），可以说是高级黑了。译后记写得非常好，可以见出布洛赫的卓越品格。
《国王神迹》读后感(一)：神权与皇权融合之下的政治逻辑
在北大参加关于Ｍarc•Bloch的《国王奇迹》一书的书评活动，其中有知名研究历史学、社会学 、经济学、哲学教授以及历史系的学生和社会各界历史文学爱好者。更加深刻的理解到为何经典之作无法被超越；对西欧中世纪背景之下的神权、皇权、基徒教在当期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有了更深层的认识。若Marc ·Bloch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神迹”又将如何描写？
《国王神迹》读后感(二)：国王医师与王权
本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不见有国王医师，但充斥着国王教师。中国的三位一体，是君亲师一体，同敬同尊同拜。随着王权增长，皇帝不但要做政府首脑，在神圣世界也占一席之地，还得于学术上定于一尊，其典型就是康熙祖孙三代圣主完人，至少于思想界而言流毒深远。知识分子之毕生理想，也就由帝王师逐渐转为天子门生，当然，猥琐还是一样猥琐。 三卷中，前后两卷加起来也不及第二卷之半，且第一卷内容恐怕有些问题，序言已经指出。中部对仪式的分析，给人一股涂尔干的感觉，实际上布洛赫似乎也相当受其影响。这一迷信与王权的变化发展情况结合，很可以以小见大。
《金枝》第六章中描述了国王与巫师属性合一的情况，并举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即英法的金雀花与百合花王朝的君主都享有某种特殊的治病能力，依靠触摸可以治疗某些特定的胰腺疾病。这种治疗成为一种惯例，大体是在十四世纪以后的事情（布洛赫的推定时间过早），但“君主兼医师”的观念应当有很早的源头，弗雷泽就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巫术与王权结合的孑遗。您在上课时，也提到了早期这种巫医不分的问题，从弗雷泽所收集到的民俗学材料来看，也有明确的例证，酋长或君主既能造成疾病，也能治疗疾病，当然，这不是他们能力的重点。 然而反观中国的早期王权，尽管能看到巫术遗留的影子，如史籍中的商汤形象就有巫师的面向，但“国王医师”的形象却十分罕见。中国历史上似乎极少有被认为能治愈某些或某一种疾病的君主，《黄帝内经》虽然托名黄帝，但重视的主要是个人养生的方面，而从《金滕》等记载也反映不出治愈疾病的能力，至多是”以身为代“而已。相比于西方，这种区别就更加明显，但这些都是体现在神权时代而非早期巫术时代的特点，巫术时代的情况如何，还不能确定。 如果对比分析，在西欧“医师国王”的出现有其背景，即君主的神圣权力被教会所占据，且王权较为弱小，所以需要通过具体的治愈神迹加强其在世俗与神圣层面的权力。而中国之所以自商周以来就罕见“国王医师”的现象，或许能从某些侧面印证中国的最高王权与神权从一开始，至少在进入精致神权时代以后就垄断在君主手中，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斗没有受到挑战？君权对神圣与世俗世界的把握，可能从一开始就具有至高无上的特点，也就是“一步到位”的？从国王医师这个角度看，或许也能作为一个辅证。
《国王神迹》读后感(三)：《国王神迹》读书笔记
序言 卡洛·金兹堡
这本书进入了“历史的深层”，发现某种普遍的现象，围绕着一则巨大的虚假消息，一方面用精细的批判消解了国王奇迹之神秘，另一方面揭开笼罩贫苦百姓的集体表象。这部心态史里运用了跨学科研究思路，所用材料极其广博，并交织着民族志向度，极具现实意义。
导言
本书不是纯粹研究国王触摸治病这项仪式，而是把它放在关于英法王权的欧洲政治史中，这一超自然奇迹还关乎宗教心理的问题，所以也是一部心态史。利用的史料很繁杂，从公文、宫廷账簿到文学、医学作品等等，前人的研究除了专业学者的著作，更广泛的还是医生的论文。
第一卷 起源
第一章 瘰疬病触摸治疗的肇始
简要介绍瘰疬病的医学特征后，作者开始在英法文献中寻找记载国王治疗该病的开端，分析了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这一部分比较实证主义，注重证据的辨析。
第二章 国王治病能力的起源：中世纪早期数世纪王权的神圣化
基督教的扩张给予古代王权致命打击，王权慢慢向神圣的教权靠拢。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王朝，新的王朝在圣化礼中寻求认可。“触摸仪式在1000年左右（卡佩王朝初期）起源于法国，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后出现于英国，当时长子继承制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不再像前朝一样相信整个王族都有神圣性，治疗瘰疬病被认为是君主独擅的特权。
对宗教现象的两种传统解释方法：“出乎个人意志、具有特定目的的一种惯制要为整个国教民众所接受，那它就必须有更深层的集体意识的潮流”。
第二卷 国王奇迹的辉煌及其变迁
第一章 15世纪末叶以前瘰疬病触摸治疗及其流行
第一节考察仪式的形式，在治疗中除了触摸，还加入宗教色彩的行为，譬如画十字、祈祷等，通常还伴随施舍。第二节列举了仪式相关数据，分析了信仰者的来源和仪式的影响力、流传性。第三节提到医学文献中对触摸治疗记载的缺乏，为引出教会观点作铺垫。第四节使用大篇幅分析教会对该仪式的态度及背后的政治理念，虽然触摸治疗是民间默认的国王的神圣能力，但教会文献普遍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或谨慎论及，其根本思想都是要将世俗权力和教会精神权力划清界限，甚至把前者置于后者之下。结尾处作者提到仪式的国籍性，为何它仅在英法两国特别流行，为何所治疗的是瘰疬病而非其它疾病，作者的解释归于“个人性”和“偶然性”，英法两国里有一些偶然因素，也就是某些国王具有特殊的个人威望和胆量，而瘰疬病恰巧是令人极其害怕却易于治愈的病，在民众普遍信仰的神圣王权观念下，治疗现象便应运而生。
第二章 英国王权的第二奇迹：治病戒指
各地举行仪式的时间、形式有所差异，但核心均为圣化用来治病的金属，治愈力量真正的源头其实是圣化仪式，而国王只是当中具有超自然性的媒介。在英国国王治疗成为固定仪式，是源于1323年爱德华二世颁布的法规，国王为匡扶摇摇欲坠的权威，最终将古代魔法治疗术纳入王权的奇迹。
第三章 王权的奇异和神圣：从瘰疬病触摸治疗之初到文艺复兴时期
第一节探讨了国王是否具有教士特性或者半教士的混合属性，教会所持观点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持否定态度，支持教皇至高权威，而国王仅仅是一介俗人，另一派支持不同国家的自治教会，因而认为国王与教士职能大略相同，从而催生了推动法国教会独立、主张将教会置于王权下的高卢运动。第二节提出了国王神圣性的来源问题，教会方面认为国王接受加冕礼、涂油礼，是世俗权力低于教会权力的表现，而王权辩护者极力寻找王权合法性的其他来源，由此发展出一系列传说，比如克洛维直接从上帝（化身为鸽子）处接受圣油、天使赠与克洛维的百合花盾牌、来自天堂的王室军旗以及国王治病传说，同样围绕该问题还产生了如国王胎记、狮子从不伤害国王的迷信。这些有关神圣王权的观念一直没有衰落，其实是国王威望的见证，同样也是教权反对王权斗争中改革者失败的结果。【自格里高利掀起教会改革运动起，在教权与王权此消彼长的斗争中，透过民众心中对国王的奇异印象，窥视到了夹缝中生存的王权能够发展的潜在机能。从情感表象这一心理学因素看到背后的政治背景，证明角度挺新奇。】
第四章 一些混同的信仰：圣马库尔、法国国王和第七子
对圣马库尔的崇拜可能是国王治病能力的源泉，但二者联系很模糊，毕竟该崇拜只在法国盛行，与国王神圣能力的关系可能只是民众的想象。对第七子（在连续六子后出生的第七个儿子）治病能力的信仰可能是民间对国王治病能力的模仿，作家在传播这一信仰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第五章 宗教战争与绝对君主制时期的国王奇迹
虽然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潮中，国王治疗现象受到重创，但它并没有消失，也并没有过多受到公开的指责。国王以维护个人威望为由继续进行这一仪式，他的辩护士极力为此唱赞歌，民众仍然信仰国王的神圣权力，并围绕它发展出一系列迷信。不过，在新的政局之下，王党分子们的信仰正在被动摇而走向衰落。
第六章 国王触摸的衰亡
“从1825年5月31日之后，欧洲的任何国王再没有触及瘰疬病患者的疮疤”。在触摸仪式消失之前，还出现过恢复国王神圣治疗的尝试，但这一信仰还是彻底消失，或者说变成了纯精神上的信念，信仰者不再相信仪式背后的政治力量、神圣王权，而只是把它视为超自然的圣迹。
第三卷 对国王奇迹的批判性解释
理性解释国王治疗的能力，实际上国王的触摸只是给患者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和鼓励，触摸几乎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所谓的治愈，仅仅是表面上的或偶然性的缓解，不过是集体的幻觉而已。【对于现代读者，这一结论似乎并没有独创性，缺乏对集体表象深入的研究与解释。】
附录分类列出了使用过的材料，并予以评论。
译后絮语
《国王神迹》的贡献：
1、新政治史：打破学科界限，创造历史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范例。对权力合法性来源做了三方面探究，即基督教意识形态、既定的教会组织结构以及民众对神圣性国王的信仰。
2、民众史：在信仰与仪式中，民众如何把神圣与凡俗联系起来，神迹实际上是国王与民众互动的集体表象。
3、扩展了历史学研究资料的范围，“历史证据几乎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尤其树立了以肖像学材料为研究的榜样。
4、历史人类学：对民俗学范围内的仪式的研究。
2019/04/29
《国王神迹》读后感(四)：信，所以行
布洛赫让我见识了什么是不朽巨作，他怎么可以从那么细微的主题（中世纪英法国王利用自身神圣性为瘰疬病患者实施触摸治疗），拓展出一整片涵盖宗教、经济、历史、纹章学、人类学等等知识的海洋？特别是看到从英国王室帐目中伴随治疗而来的施舍金的数目反证了爱德华二世是如何不得人心，简直是天马行空般的惊艳。
近代以来，人们相信科学，一切超现实的事物均有迷信之嫌，而中世纪却恰恰相反，人们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且对王权毫无抵抗力。在这本书中，布洛赫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自问自答，逐渐阐明他自己的观点，国王奇迹源于集体表象和个人雄心融合成一种心理综合体，使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们宣称拥有创造奇迹的力量， 在这整整几个世纪的国王神迹的施行中，神权与王权屡屡博弈，触摸治疗只是其中一个战场。人们相信神迹，唯一的疑惑是，神迹从何而来，是根植于王室血脉中的能力，还是神借圣化礼而赋予的特权？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切入点虽小，但干货满满。
阅读过程中，常会想起圣经片段，耶稣也是因施行神迹治愈麻风病人而开始他的讲道生涯的。对于一大半是文盲、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世纪普罗大众而言，他们与一千年以前的古罗马穷人并无二致，生存是人生唯一的目标，所以如果可以仅凭触摸而不治而愈，为什么不相信呢，更何况随之而来的还有施舍金，这是国王神迹得以传扬的群众基础：能免费治病当然好，即使不能，拿一份施舍金也够了，再不济，被尊贵伟大的国王亲手触摸过，回到家乡也是值得吹嘘一辈子的谈资，所以，信，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那么对于国王们而言，在没有视觉媒体的中世纪，还有什么比当众施行神迹更能扬威立万的，“国王为你触摸，上帝为你治疗”，在这样的触碰之下，国王与大众一并完成了一场仪式，借由此，国王成为了上帝在俗世的代表，借由国王的触碰，耶稣的神迹一次次的重现。
读书笔记：
第一卷 起源
1、ecrouelles瘰疬病，更常见的形式是scrofula，这两个词被现在的医生用来表示结核性腺炎，即结核杆菌引起的淋巴腺炎症。这种病不是致命的疾病，但在得不到恰当治疗的地方，却是非常折磨人的，且给人造成毁容。在旧时法国人们常称瘰疬病为国王病（mal le roi），在英国称作国王之魔（King's Evil)。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们声称，按照传统仪式，他们简单地一手触摸就能治愈瘰疬病。
2、根据文献，法王腓力一世是第一位触摸瘰疬病患者的法国君王。但无论是墨洛温王朝还是加洛林王朝，都不掌握这种特别形式的治病能力，用于治疗一种特定的疾病---瘰疬病。
3、卡佩王朝第二位国王虔诚者罗贝尔，在其忠实的崇拜者那里，被认为具有为人治病的能力；其后继者继承了他的这种能力；但在流传几代人之后，这种王朝性的效力逐渐得到限定，变得日益精确。国王触摸是一种君主制疗法，这种观念的兴起不是一视同仁地施之于所有疾病，而是特指一种流行极为广泛的疾病，即瘰疬病；到罗贝尔的孙子腓力一世时代，这种转变已经完成。
4、英王忏悔者爱德华被普遍认为是这种治病方式在英国的创始者。而英王亨利二世在国王奇迹史上，他在英格兰所占的地位，就如同腓力一世在法国所占的地位，即可以肯定的第一位触摸瘰疬病患者的君王。
5、法国和英国诸王之所以能够变成神奇的医师，是因为他们很久即已被人们视为神圣之人。
6、对国王超自然出身的信仰产生出一种忠诚感。这种忠诚感不是固附于一个特定人物，因为长子继承制并不存在，王朝内部的继承权并不固定。君主可以更换，条件是永远从同一家族中选立。个人合法性的观念很弱，但王朝合法性的观念则非常强。
7、真正具有神圣性的国王被人们认为拥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8、“蒙昧人”赋予其君王的奇异能力通常被认为用于集体目的，用来谋求整个群体的福祉，并不服务于个人利益；其角色是祈雨或保障正常收成，而不是解除个人的痛苦。
9、涂油礼在7、8世纪出现于各蛮族国家，而在拜占庭，这种仪式在相当晚的时候才传入，并且显然是仿效了外来风俗。在各次入侵活动中兴起的诸国家中，众多渊源不同的记忆---日尔曼的或罗马帝国东部的记忆，为王权蒙上了一种准宗教的崇拜氛围；但是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惯制来体现这种朦胧的情感。正是《圣经》最终提供了一种办法，将过去的神圣王权重新引入合法的基督教仪式中。
10、在希伯来所有礼仪中，涂油礼是一个基本的要素，它构成一个人或物由俗入圣的正常步骤。基督教借用了这种礼仪。这种新的惯制首先在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形成，在7世纪即告产生，然后传入法兰克王国。8世纪末叶传入英格兰。
11、墨洛温王朝从来没有以国王的身份接受涂油礼。丕平成为按希伯来首领的方式从教士手中接受涂油礼的首位法兰克国王。
12、816年查理曼大帝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在兰斯第一次从斯蒂芬四世那里接受皇帝称号、皇冠以及涂油礼。从那时起，这两个动作就不可分离了。对于一位皇帝的圣化礼，这两个动作变成了必要内容，很快变成了国王圣化礼的必要部分。在法国从秃头查理开始，在英国从9世纪开始，我们看到国王连续性地接受涂油礼和加冕礼。由这两种基本礼仪，每个国家很快发展出一种内容丰富的仪式。
13、中世纪的人们---至少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习惯于以一种极为世俗，或者说极为实际的方式来想像宗教事务。所以通常被舆论归于神圣之人的力量，有时呈现出可怕且令人厌恶的面目；但在更常见的情况下，它被视为有益的因素。人们很容易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圣化礼内容的一切都具有治病能力。
14、在所有的教堂用品中，圣油作为圣化礼最通常的媒介物，似乎具有异常丰富的超自然功效。
15、每个人都相信国王具有“神圣性”，在民众眼里，这种神圣性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个家族的定命。从加洛林时代以后，这种“神圣性”已变得更为明确，更多地来自基督教情感，来自涂油礼这种宗教礼仪。国王就从两个方面被标示出来，充当有益的奇迹创造者的角色：首先是其自身的神圣特征，然后更为特别的，是这种特征所具有的极为明显且崇高的渊源，其神圣特征来源于这种渊源。
16、为人治病的第一位法国君主是虔诚者罗贝尔。罗贝尔是卡佩王朝第二位代表人物，卡佩家族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重新确立其家族的合法性，使之对己有利。罗贝尔执政时国王治病能力的出现有助于此。
第二卷 国王奇迹的辉煌及其变迁
1、国王们曾经以手触摸患者，最常见的似乎是触摸患者的患部。以不同方式实现两个身体的接触尤其是以手为媒介实现接触，似乎总是将无形力量从一个个体传送到另一个个体的最有效的方法。他们增加了另一个姿势，在病人身上或其患处画十字。
2、在法国，至少从15世纪，人们已经习惯于从那些为治疗各种疾病前来觐见君主的穷人中进行拣选。国王只治疗瘰疬病而不治疗其他疾病。
3、在英国，在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二世和爱德华三世前后三代（1272-1377年）统治时期，患者接受国王触摸后，都曾接受施舍---一枚价值固定为一便士的钱币。施舍行为总是与国王治病行动相伴而行。
4、格里高利七世明确地否定了俗世的君主，乃至虔诚笃信的君主，具有任何创造奇迹的能力。
5、在任何一部史诗或冒险传奇中，他们都没有让他们的传奇国王进行过神奇治疗，而这正是现实生活中近在眼前的君主每日都在完成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受到教会权威的支配，程度之甚，远过于我们从前的想象。
6、在14、15世纪，国王的奇迹在王权的辩护者手里得到广泛利用。
7、在15世纪末的法国，国王的治病行动首次出现在艺术领域。全部属于宗教内容的中世纪肖像学，从来不敢表现这种奇异事物---那样做几乎被视为亵渎神明。
8、11、12世纪，只有两个王族已经开始实施对瘰疬病人的触摸，此即法国的卡佩家族和英国的诺曼诸王及其继承者金雀花家族。实际上，自16世纪以后英法两国互不承认对方奇迹，与其说是由于民族情绪，毋宁说是由于宗教仇恨。宗教改革之前并无此类情况。
9、在每个国家，集体见解都在根本上倾向于将出身高贵之人和注定得到王冠者视为奇迹创造者，特别是他们生活中的某件事情超越常人之时。
10、神圣且奇异王权的观念，辅以偶然的环境，促生了瘰疬病的触摸治疗。由于触摸治疗牢固地扎根于民众的心灵中，所以它能历经风险和攻击而安然无恙。
11、从很早的时候，戒指就一直是魔法尤其是医学魔法中最受欢迎的道具之一。
12、涂油是典型的国王特有的行为。在整个天主教教义中，圣礼教义是最晚形成的信条之一。它只是在经院哲学的影响下才确定下来。在很长时期内，将一个人或物带入神圣事物范畴的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一视同仁地使用圣礼一词。13世纪，教会的理论在这件事上变得更为严格，此后只有七种圣礼得到承认。圣职授任礼位列其中；而国王的涂油礼被排除在外。这样，造就教士的礼仪和造就国王的礼仪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
13、1204年英诺森三世颁给保加利亚大主教帝尔诺沃一份诏书，后来收入《教令集》，该诏书提供了正统教义关于涂油礼的最权威的概述。教会想方设法，让国王使用普通用油。尽管如此，法国和英国诸王还是保持着使用圣油的特权。
14、在17世纪的英国，国王们肯定是从登基以后、接受圣化礼之前，就实施触摸治疗。因为新教在所有方面都倾向于弱化圣礼行为的重要性。在法国，从15世纪末叶以后，加冕礼之前不进行任何治疗活动，因为国王不是等待圣化礼，而是等待圣徒的代祷。
15、除了圣油瓶、天上送来的百合花、源自天堂的军旗、治病能力，卡佩王朝此后还不断奉献出一系列的神奇故事。
16、按照公众舆论，国王既是神圣之人，因此也是奇迹的创造者。对国王胎记的信念是中世纪最活跃的迷信之一，即在15世纪末的法国，人们认为每一位合法国王的皮肤上都应该长有其先祖的标识。起初时，人们认为它是十字形，但最终呈现为百合花形。
17、在许多国家，第七个儿子，更确切地说，即无女儿间隔的连续七个儿子中的最后一个，被认为具有一种特殊的超自然力量。但在罕见的情况下，在不曾间有儿子的众女儿中最后的第七个女儿，也被认为具有这种力量。
18、在旧制度时代的法国，存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瘰疬病治疗者，被人们认为同样神奇、同样地具有力量：圣徒马库尔、国王以及第七子。每一范畴的治疗者，人们赋予他们的力量都有非常不同的心理渊源。对圣徒马库尔，那是一种对圣徒德行及代祷的普遍性信仰；对诸位国王，起源于神圣王权；对于第七子，则是地地道道的对数字魔力的异端玄想。
19、自中世纪以来，治病仪式的基本特点一直不曾改变：以手轻拂肿疮或肿瘤，然后做十字手势。16世纪以后，一个固定的套语是，国王对每位患者说：“国王为你触摸，上帝为你治疗。”（Le roi te touche et Dieus te guerit)。这个套语一直延续到君主制存在的末日，只是稍有变化。
20、英国治病戒指的圣化礼于16世纪终结。有两个颇有实力的团体拒绝承认其君主拥有神奇治病力量：一是天主教势力，因为伊丽莎白是一位被革除教籍的异端；一是高级新教徒（清教徒），这些人已经对教义理性采取了鲜明地立场。
21、17世纪，王权制度乃至国王本人的准神性，被直截了当乃至直白露骨地加以强调，其程度之甚，从未有一个时代看与其匹。
22、“国王触摸”最终消失的直接原因，是先后发生在英国与法国的政治革命。1714年受命入主大不列颠的汉诺威家族的君王们从未打算复兴神奇的瘰疬病治疗。亨利九世死于1807年，斯图亚特家族终止。随着亨利九世死去，对瘰疬病的触摸也告终结。国王奇迹与王族同时寿终正寝。从1825年5月31日之后，欧洲的任何国王再没有触及瘰疬病患者的疮疤。
第三卷 对国王奇迹的批判性解释
1、集体表象和个人雄心融合成一种心理综合体，使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们宣称拥有创造奇迹的力量，并使其臣民承认之。
《国王神迹》读后感(五)：【转】卡萝尔·芬克：《国王神迹》诞生记
马克·布洛赫本文的主人公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是20世纪最睿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一名犹太爱国者、联合抵抗运动的战士和领导人；他曾与人合办过一本极具影响的学术期刊；他是一名硕果累累的教师、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洛赫投笔从戎。作为历史学家，他亲眼看到战争是如何制造了一个准中世纪式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心理。这种体验为他创作《国王神迹》提供了灵感。
库朗热（N. D. Fustel de Coulanges）1919年，布洛赫成为中世纪史课程助理讲师，任教于刚从德国人手中收复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斯特拉斯堡不失为布洛赫开始大学教学生涯的理想之地，这里有联系一个光辉传统的精神纽带。19世纪60年代早期，库朗热——布洛赫父亲的模范、普菲斯特的老师和偶像——出版了《古代城邦》(La citéantique)，开创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比较研究之先河。约二百五十年前，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让·若阿基姆·岑特格拉夫(Jean Joachim Zentgraff)研究过法国国王施行的治疗仪式，成为布洛赫《国王神迹》一书的先导。
库朗热《古代城邦》中译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历史学家的一次考验。他们客观性、学术性的原则及其基础——对科学事实的搜集和对证据的严格评判，受到了公开的检验。在许多虚假的科学面具背后，浮现了民族主义的幽灵——他们宁愿利用学术的声望和资源，为占领比利时、法国东部和俄罗斯帝国的行为开脱，或者干脆直接宣扬国家自由主义，为来自协约国的各式委托人服务，却不愿客观地依据“事实”得出结论。战争的余震不断，历史学家们对巴黎和约褒贬不一，欧洲的和平、安定和经济复苏完全无法实现。
战时的人口总动员，层出不穷的新兴科技，让一小部分历史学家深受震撼。他们决心扩展历史学的疆域，开放传统的政治、战争、外交和伟大领袖的研究，升华纯粹的*叙事，辅之以健全的分析框架，使历史学更加完备、精确并“以人为本”。虽然实证主义的卫道士仍活跃在各自的职位上著书立言、训练弟子，但与布洛赫同时代的一些退伍军人开始在大学里崭露头角。他们得益于战前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受经济、社会、法律和宗教史等创新性作品的影响。这些人不仅对传播伪科学的法国手册作者嗤之以鼻，也与其竞争对手德国历史主义者意见相左，因为他们一贯坚持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
布洛赫的研究有几大鲜明的特征。与一些同行不同，他反对浮于表面的现实考量，拒绝“将克洛维斯(Clovis)或查理曼(Charlemagne)简单地引入到当今欧洲的争论中”，也很反感模仿学究们在羊皮纸上定夺所有民族命运的行为。他反对体系的奠基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H.G.威尔斯(H.G.Wells)，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包罗万象的解释。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和华而不实的理论，都为他所不容：“大自然千变万化,本该对应着人类情感与理智的纷繁复杂。”布洛赫认可涂尔干的研究，并高度赞赏其后继者让《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复生。虽然布洛赫是历史学家而非年鉴学家,但他坚信因时而变的维度，强调细微的变异与难以预测的缺口，也赞成同辈历史学家推崇备至的表层裂变(surface ruptures)思想。布洛赫认为，对于任何问题，历史学家的责任都在于理解，而不是去评判研究对象。*实事求是的工匠，能超越日常生活中的浅薄、平庸和偏颇。
布洛赫经历过战争对人类心智和知觉的扭曲，深知人们容易接受人为的概念——“一些虚假的必然性”：畅通的河道如何成为国界，看似精细、抽象的地图为何经常影响政客的决策，种族概念缘何“萦绕19世纪的思想界”，抽象或缺席的黄金如何扭曲了商业交换。在研究与教学中，布洛赫一贯自律，与历史学者天生的“惰性”相抗争。这种惰性往往使人偏好貌似可靠的抽象解释，而不是努力去追溯某一现象的独特源头。
布洛赫致力于寻求历史更广泛的定义。像皮雷纳那样，布洛赫植根于祖国，心系法国和法国人民，始终将其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比较的主体。战后不久，布洛赫便将大部分教学、写作和研究重点放在法国君主制度的嬗变、法国国家统一和文化发展上。他不仅研读经典名家伏尔泰、米什莱、基佐(Guizot)、库朗热和拉维斯，也涉猎当代著作。在完成论文《国王与农奴》后，布洛赫便在法国和英国进行深入调研，着手准备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国王神迹》(Les rois thaumaturges)。
《国王神迹》(Les rois thaumaturges)《国王神迹》一书构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被染上了战争的热血和痕迹，“为广义的、真正的欧洲政治史研究作出了贡献”。为达到一定的广度，布洛赫旁征博引,参考医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知识，追溯一则流传甚广的虚假消息起源、发展和持续的过程：人们在长达八个世纪的时间里，普遍相信君主能行神迹，治愈瘰疬病(scrofula)。布洛赫拒斥风行一时的做法,反对将欧洲中世纪君主与波利尼西亚或非洲的巫术国王，以及《圣经》或罗马统治者相提并论。他强调说，英法两国出现的国王神迹现象,有其独特的时代和地理背景；国王通过触摸治愈瘰疬病——一种颈部腺体淋巴结炎症，带有极强的政治动机。公元1000年左右，法国正值卡佩王朝国王虔诚者罗贝尔二世(Robert the Pious)在位，他通过践行这一奇迹树立权威，明确继承权，为当时尚未稳定的王国增添一缕神秘色彩。布洛赫认为，一百年后，亨利一世或亨利二世采取同样的方式宣示君权之神圣，应对英国教会中格里高利改革者的挑战。
布洛赫阐释了对正统君主的普遍尊崇，特别是基督教语境下的神圣统治者如何同施行神迹的国王们的广泛传说相结合。与欧洲其余地区不同，法国和英国的君权不仅体现在军事、法律和制度层面，更在流行的神秘传说里显现，使得君主得以与教堂争夺人民的忠诚。英法两国国王依靠其医者天赋，依赖亲信官员的鼎力相助，扮演起类似牧师的角色。布洛赫精准地掌握了传统和最新的资料，包括图像证据、王室名册和记录国王触摸病人数目的账簿，勾勒了有关国王行神迹记录的发展脉络：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历经宗教战争和专制统治的发展，一直到仪式和君权神圣信仰衰弱的时期——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法国。
《国王神迹》强化了一种流行的观点，即王权——包括其野心和王朝更替——在最初便主导了欧洲的历史。持共和理念的父亲为该作品贴上了“猎奇主题”的标签，布洛赫本人则称之为自己的“长子”。本书的确体现了布洛赫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他赢得了国际声名。书中涉及了大量与神迹相关的细节，但布洛赫的首要问题始终非常明确：权力是如何获得、运用并最终失去的。
涂尔干由于借用了涂尔干的术语“集体意识”，而且在浩瀚的资料中搜寻证据，《国王神迹》被视为心态史学(history ofmentalités)的先驱——尽管这一称呼并不准确。对布洛赫而言，这并不是崭新的研究兴趣，然而它表明，无论是在德雷福斯事件时，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震期，布洛赫始终对大众心理的变化非常敏感。一批斯特拉斯堡的同僚，包括莫里斯·哈布瓦赫、夏尔·布隆代尔、吕西安·费弗尔、加布里埃尔·勒布拉斯和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也都在文化历史和集体观念的疆域探索。
在研究普遍曲解和虚假时，布洛赫同时运用了两种方法：去神秘化和分析法。一方面，对虚假消息产生和传播的过程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另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孕育和散布这些“集体表述”的时代和现实。布洛赫反对标准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因为它们往往追求刻意而为的抽象性，搞错不同的时期，尤其是排斥心理和物质现实。他的著作在心态史学方面首开先河,为这两个研究领域的沟通提供了可能性，使人类现实中的理性和情感再度结合在一起。
上述问题布洛赫此前已有涉猎，发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对战争虚假消息的反思》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大力推崇“证言心理学”(“psychology of testimony”)，这门新兴学科由犯罪学家、心理学家和民俗学家共同发展，在认知和记忆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实验，进一步帮助人们理解做假的起源。布洛赫却认为，研究的重心不该止步于个体证词，而应上升到更丰富、更复杂的问题——虚假消息何以广为流传。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不仅能够参透集体意识，也得明了某一误解在一片适宜土壤内扎根的过程：人们的偏见、仇恨、恐惧等类似的强烈情感如何让“一个错误的认知成为传奇”。
布洛赫的《一个历史学家对战争虚假消息谣言的反思》实际上是对四个新近研究的评论，它们研究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谣言，以及臭名远扬的不莱梅预备役军人传说。布洛赫认为，虚假消息无一例外均缘起于“业已存在的集体表象”，虽它的出现是偶然现象，但实际上，是集体意识的自我写照。布洛赫向历史界同僚们发出呼吁，号召大家勉力搜集类似的证据——这些证据包含重大的政治意义，但也正在快速消逝或被人遗忘，同时，更不应将其托付给未经训练或不负责任的研究者。
布洛赫并不准备全盘承担这一任务。相较于分析产生于集体意识并使谣言萌发的文化，布洛赫停在第一部分，着手调查不可靠的见证人、不称职的文本阐释者，并将重点放在误入歧途的历史学家身上。他尤其对与圣徒和国王生平相关的错误记载感兴趣，这些是构成中世纪信仰和文化的核心元素。在布洛赫的时代，无论普罗大众还是学者精英,都关注着这些人物的生平，他们的故事则继续成为虚假消息的沃土。例如，布洛赫揭示了公元4世纪机缘巧合的政治环境，使当时鲜为人知的修道士图尔(Tours)主教化身为举国爱戴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但布洛赫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分析源头处互相矛盾的说辞、解读者的猜测与误解，以及我们在提到身世模糊但声名显赫的人物时几乎无法逾越的认知鸿沟。同理，对于12世纪时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被经典化的事例，布洛赫考察了其中的政治背景，但他仍不厌其烦，将大量篇幅用来考证本源资料的时间与真伪，包括英国最后的这位盎格鲁撒克逊君主的品格、预言与奇迹。他调查了桑利斯(Senlis)教堂西面的骑士像，传统的看法认为骑手是菲利普六世(Philip VI)，但布洛赫发现塑像最初描绘的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此后因为政治和宗教原因，到公元6世纪时，又被因时制宜地“重新考证”为瓦卢瓦国王(Valois king)。此外，法国大革命期间“君士坦丁”像几近损毁，但毫无疑问，这座塑像以哲学家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为模板，后者完美展现了异教偶像被流行的中世纪文化所吸收的过程。最后，布洛赫分析了英法两国两则戏剧张力十足的中世纪神话，它们讲述的是所罗门王死后所受的惩罚，以及他未能在第一时间升入天堂的故事。布洛赫掌握了几百年来浩瀚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神学知识，拉丁和斯拉夫世界的民间传说，还有大量偶像崇拜的事例，他据此指出，两则奇怪的传说虽然描述了大卫王的不孝子所受的苦难，但实际上却发源于忏悔观念日渐重要的特定政治和宗教环境。
布洛赫依赖文献和二手资料，非常享受发现一些模棱两可、自相矛盾和确定无疑之事。他小心求证，尤其注意避免偏离实证，很少对群体和社会妄下定论。这块学术阵地上布满争议，受到意识形态和国家矛盾的侵蚀，但布洛赫对自己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对他而言，“现代”思维和所谓的原始意识之间有着明显分界，虽然这一分界并非无法克服，但前者基于怀疑精神、证据批判和识别矛盾的能力，而后者则信服奇迹之说，将偶然与超验视作存在之根本。诚然,人之自由充分依仗理性的发展。作为历史学家，布洛赫既认同对人类现象的伏尔泰式解析，也承认对此的浪漫主义解读：
若有这样一个机构，以个人意志界定其具体目标，并得以掌管整个国家的运作，则必定受到集体意识潜流的支持。反之亦然：某一原本模糊的信仰若要形成普遍而具体的仪式，清晰的个体意志表达对其成型举足轻重。评论者们赞赏布洛赫的智慧和博学，更惊叹于他尽心尽力的数据搜集。但也有人质疑他的解读，攻击他的怀疑主义，或反对他对源头的片面重视。一个批评家直截了当地质问布洛赫，是否理解“中世纪人的精神”。但布洛赫坚持己见，他承认部分的错误和遗漏，但始终维护研究的核心。布洛赫对待思想的方式，巧妙处理心理和政治因素的能力，使他无疑成为心态史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可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虽然布洛赫继续关注君权、仪式、偶像，还有宗教、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但他已经转向了新的领域。原因也许是研究方法趋于局限，可能是研究成果反响平平，或许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材料不足，无法再写出一本《国王神迹》，抑或是布洛赫偏爱更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而他也确实朝着这一方向转变。
本文选自《为历史而生：马克·布洛赫传》（[美]卡萝尔·芬克 著，郑春光 等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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