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是一本由曹锦清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721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3-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一)：客观冷静的农村观察
曹教授深入农村调查，记录了农村的社会现实，包括收入，外出务工等情况。不激进，客观的描述，是现有的调查农村社会现状的最好的著作。与安源工人调查一样，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本书对农村矛盾分析不算很深入，这是田野调查的不容易触及的方面。
本书定格在80-90年度的农村，现在的农村已经变化很多了。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二)：读后简单感想
一
通常而言，工业腾飞之因一在于引入外部资本，二在于大量优质劳动力的供应。于后者，人们通常说到前三十年的一个功绩，教育的普及与人民文化素质提高是中国相对于东南亚等更为后发国家劳动力市场之一大优势。
从此书册之中，管中窥豹，我不由对此产生怀疑。果然如此吗？学校之广泛建设当真是一党之功绩，而学校之教育质量又着实较好？我以为和平环境、田地分配以及政策、意识形态领域妇女地位提升有助于文盲率下降，可是，基本教育的实质性再进一步必与80年代的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相关，无有教育者何来受教育者。而所谓优质劳动力又正是70后以及80后群体，此可着实与前30年无关。
此外。我国之新兴轻工业包括大量机械性重复工作，这些工作又能与劳动力素质关联几多，除却欧美的产业转移及廉价产品需求外，我亦认为文化禀赋是该类轻工业大发展之重要原因，中国人一直被管着，能勤快干活图口饭吃。
二
江浙闽粤之地，某地方常常专门于某门类产品，华北地区如今似也如此，某地域有当地专门产业，譬如蔬菜、大蒜、桃等等。此种产业的形成颇为有趣，如何从各地一窝蜂上马（或行政指令或个体驱动）转变为各有地方特色的，此一过程究竟如何呢？
此一报告亦说明，即使常年运动甚至十年文革，不论与宣传上、历史上影响如何之宽广、深远，中国之农村在政治环境松懈、政党触手不得缩短后，迅速回归到过去的迷信崇拜、人际关系之中，只是地主们不见了。
三
通读此书，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本国在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内地一副民不聊生之状，何以扭转如此之快，税改与WTO如此之有效？又能在短短十年里，爆发式增长。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三)：黄河边的中国
229： 就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社会以及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继承性远远超过它的表面性。但是在曹老看来，这更多是现代化的人们所必需面对的现实。——只是，当所有人都急切地奔跑进入小康，这些继承性的行动逻辑被放置在落后守旧的筐子里一起被扔掉。——无论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真正需要关注点是习惯行为方式与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不可忘记，所有的改革与发展都是为了具体的人而非数字的变化。发展是为人的幸福，而不是将贫困人口的数字变为零。。。。在这一意义上，老一辈用脚丈量的中国社会或者由于其理论视野的狭窄而过于简单，或者由于个人视野的狭窄导致对于社会的理解存在不足而无法呈现全貌。但是老一辈的诸多问题，可以为如今身处学院之中，在新自由主义蔓延的城市里浸染过久的学生，感受到真切的乡村小镇风貌。
233：乡土以家庭为单位并依赖各自建立的私人关系网来获取诸多资源的习惯方式，在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乡民社会的习惯行为日益成为构建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甚至地方政府关系的一般原则。——但是在曹老看来，这构成了中国经济低效乃至政府腐败的文化原因。 事实上，这个正是韦伯对于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与中国在入世，但是无法通过禁欲主义形成组织化行动模式的判断相吻合。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韦伯对于官僚制的批判，如今的我们恰恰要在反思官僚制、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以中国乡村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化，至少农村现代化。——这一点恰恰构成了235页，曹老的困惑：在只计其利而不识其义的市场下，获得古道热肠之人帮忙调研的进行，在情感上感到熟悉与珍爱，但是在理智上由于现代化的视野而对此表示怀疑。
236：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在其中弃民该如何生存？依旧需要依托于个体的生活网络。——事实上底层农民深受三害：自然灾害、地方政府、市场价格波动。——曾经的国家为此提供的保护伞消失。需要依托于个体的社会关系进行。——在这一问题下，p246.内地缺乏相应的观念与社会关系的积累，因而传统农业县并不能够通过乡镇企业实现脱贫。因为即便这样的企业出现了也无法在商业市场进行竞争。——因此，上个世纪末，内地的脱贫工作依托于”十万农户上项目，十万大军下江南“，依托于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消化过于密集的人口与耕地不足的现状。 而这一下江南的过程，事实上也依托于地缘与血缘的关系，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
255：老农的期待，温饱与安宁。 邓不如毛的问题 就在于安宁——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市场造就的动荡。——xi的问题在于温饱之后富裕，富裕同时安宁。 但是如今的一辈，不再期待与温饱与安宁。
281：”如此低下的农民素质，如此狭小的经营规模，如此脆弱的家庭组织，要快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要承认广大农民的分散、落后，承认承包制农业经济的缓慢与有限··为其如此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耐心而循序渐进。“——290 分散且狭小的农户经济适应大市场的困难，习惯于指令的官员习惯市场经营的困难。 期待一种新的 组织形式完成这两大适应，对内地经济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301： 作为笔记，曹老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涵养还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对于陆象山：收拾精神，自作主张。
309：农民具体的落后的精神与现代化的市场关系之间的冲突。
321：乡镇作为中国最低一级的地方政府，义务多，权力少，官位低，责任大。。因此，单纯依靠乡镇某位领导人解决乡镇问题不现实。
书的封底写着”民间的、田野式的访谈，远离官方的身影，村民无须设防。不设防的闲谈，最易获得社会真实；没有任何人为的包装，用的都是乡间的民语，真实可信。“——一直比较反感这种不无窥阴癖式的真理寻求，一种经验主义式的骄傲与无知——事实上，曹老正是通过官员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下到农村之中。——但是用脚丈量中国的一代，用生活记录的一代逐渐为数据所取代。相比对于生活并不充分的理解，宣称可以跳过生活经验而研究社会是最恐怖的。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四)：上世纪内地的农村状况
今天晚上不想干活，来写写这本书的东西。
第一次看这本书是我在学校进行过了暑期社会实践后，当然会有很深的感触。开篇作者就在谈进入现场的困难，我想了想，也是，在21世纪新时代下的农村，我们下乡调查，人们的防范心理尚且够重，何况是上个世纪思想、文化教育普遍落后的中国农村。
记得有位老农说：“你们是大学生，所以才和你们说这些，那些调查的人来了，就不是这么说，你们大学生没有什么权力，如果是记者来了，还得反映更真实一点的东西。”
看了这两本书后（还有半本没看），不过这一点都不影响，因为这增补本其实道理都是重复在说，倒是所引用的实例却在变。我总结出了几大问题或现象，均是这版书的重要思考。
我先列一下吧。然后再说其它的。
1.进入现场难，防范心理重的问题
2.小官上下为难的问题（类似二战的平庸之恶）
3.大量政绩工程失败问题
4.农民容易满足的观念问题（官急民不急）
5.能人的奉献精神
6.村官难选问题（村民难以自治）
7.典型带动一般问题（范例难以推广）
8.贪官污吏问题
9.能人精英俘获，贫下中农需要“代表”问题
10.过重的农负问题（现在已经没有）
11.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分问题
12.官职帕金森定律
上面的内容是我随手记的，并没有刻意重新按顺序来安排。但道理是那么个道理，作者总结这么多，往大了说是担忧中国的发展，但其实我们没必要把视野放到这么宏观的层面，而且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实质最终还是要指向农民的利益问题。我认为，看这两本书，还要从小处着手，不能空谈理论，提出一个个看似多么高大上，让谁也难以回答的角度上来，那就变成哲学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作者通篇采用的大概可以所做质性研究吧，而且我认为田野调查最适合的还是质性研究，定量研究一方面并不能提出一个适用中国差异化的农村的统一标准，再者数据能否有效衡量， 可信度有多高，却不得而知，很容易落入到观念牵着数据走的地步，那样数据就白做了。那质性研究当然也需要去收集数据，但我们可以把这当做防止研究者落入偏见的方法。
书中存在很多描写农民贫穷的例子，我们不得不说，现在下乡考察，的确似乎难以见到如此贫穷的人们了。但有时如果你仔细去看得话，遇到那些低保户，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你不禁会被他们的不测遭遇所感染，促使你一遍遍同情他们，于是你可能会不断发问，为什么在高度现代化、文明化程度的人类社会中，还会有这么惨的事实存在。
但我们还是要从中清醒过来，不论是反腐败之前时，农民受欺压的原因，还是市场经济下，由于文化、素质落后的小农被迫选择了最不挣钱的行业，这都是人在情境中所导致的，换言之，如果是你生长在那个环境下，别人即使同情你也都来不及。
倒是在帮助调查的朋友说到的一句话很有道理：这样的人太多了，你怎么救得过来。当然我这并不是说我们该放弃农村的发展，是，农民会处在满足的状态，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的农民已经不再和他们的祖辈类似了，他们不再是简单地去重复他们祖辈耕耘一生的生活。
但我们怎么去救？书中其实没有给出方法，但是给过我们路径，那是什么？听说过社工的助人自助吗，听过就知道了，那这是我们要秉持的原则。那路怎么走，我非常赞同里边的观点：一开始先要因地制宜，这看似很普通的道理，你可能觉得我在说废话，但举个例子你就不那么认为了。
样板村是很多人想学习的，但其实它们一直都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如今都大搞旅游业，那游客哪里来？你可能会认为，你去过的地方游客都挺多的呀，水泄不通，甚至挤得自己再也不敢去第二次了。但我告诉你个方法，你肯定就不会这么感觉了，你上网搜一下一些样板村，例如一些主打红色旅游，新乡村等等的地方，你可以去参观一下，看完你会觉得是新乡村没错了，非常现代化。
可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为什么和你一起参观的都是旅游团，就你是一个人？很显然，这些村子所谓的旅游，确实很大一部分是靠上面要求的学习活动支撑起来的，你所看到的现代化建筑，除去那些参观团，几乎被闲置下来了，而这肯定不是我们振兴乡村的最终目的。
但我们需不需要悲观？我觉得没必要，作者在书里边写得观点大多是担忧的，但现在我们发展得看似也还不错，并没有所设想的那么糟。只是问题还是问题，被搁置起来的不少，但终究还是解决的多。
那方法呢？能人，适当的利用合，善用合作、集体经济，我觉得是出路。但作者也一直在担忧一件事，这是不可推广的呀，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忧虑，近年来涌现出不少真实的合作社，联合社，农民真实幸福起来的不在少数，不可推广这个情况不会变，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可以去相信可以涌现出千万个不可复制的村庄来，这在能人辈出的当代不是不可能，只是快不了。
另外一个能人不可持续问题，南街村的王洪彬等等？这个真的需要更加担忧吗？解决是解决不了，因为这是能力和个人魅力，不是武功，不能直接运用内力传功，也不是遗产，可以继承。但现代教育制度下的人，真就产生不了这样具有领导村民致富的人吗？我看未必。虽说人们更加热衷追求自由和个人利益，但人才的更新必然会向加进盆里的热水一样，充斥到各个领域。
暂且写到这儿。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五)：20世纪末的中原大地
观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视点（立场），“从外向内看”与“从下往上看”；“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外，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内，是中国自身的历史与传统。上，指中央，整个行政体系，更指产自这一系统的官方指令和话语；下，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指广大农民、农业和农村社会。处在这样一个四维的空间中，需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也必须牢记每一部分都不是完全独立的。即使是外来的西方理论，也可以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内，上，下的工具，切忌照搬文本。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我们历来将黄河称为母亲河，这条大河已经融进了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不可割舍的重要部分。我们从何处来？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去中原大地——民族的发源地去看看，去这片黄河边的土地寻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才能在理解社会生活何其如是的基础上，从社会生活本身出发去看“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前者是现状，后者是外界希望他达到的他方。但现代化，不应该是一场海市蜃楼，突然出现，而应该有坚实的基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农业现代化，是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即使到如今，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50%了，但三农的现代化仍然是横亘在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大问题。之所以说是问题，原因在于，我们既需要进一步去认识他，更要去思考他所需要的现代化是什么？又怎样实现呢？
让我们先跟着曹老师的脚步，来初探中原大地。先来看农民：承包制下，农民获得了土地和自由，生产积极性被激发了。得益于农业革命，土地单产得到了成倍增长，农民的粮仓至少是开始满起来了。拥有了自由的农民也可以在农闲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了一定的货币收入。而农民将这些积蓄普遍用于修建房屋，结婚生子之上。农村老一代（40及以上）对这样的日子感到满足，而年轻一代，在城市的消费主义刺激下，开始有了更大的消费欲望，追求现代化的新鲜产物。不管是修建房子，还是未富而消费先行，在我看来或许都在于农民没有其余的投资渠道，而娶妻生子在当地的意识中又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如果是个人觉得自己的小钱留着也不能干什么，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村民集体的资金收集起来进行集体投资呢？这就涉及承包制下，农民的再组织问题。他们能否进行合作？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关涉农村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在文中，可以看出来，村民有集合的需要，但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个共同利益，他们需要被代表，也想有人能代表他们，能领导他们。这个重任还是落回到地方政府上。
接下来，把视线转到地方政府。首先是村干部。曹老师讨论了村干部的任职条件，“选举”过程等方面。还前往几个能人治村的典型调研了该类型。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村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该村能否拥有一个卡里斯玛型人物。而在全省范围内，获得了成功的也就那么几个典型。那问题就转变成，是否有什么条件能大批培育这种能人？曹老师的想法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下功夫。不过，我对这个措施的态度是消极的，古代的精神文化统治建设的那么好，甚至还没有今日如此这般的诱惑，像包拯此类人仍是少数，更何况我们今天呢？或许也可以对这些能人进行生命史的研究，探讨他们是如何建立自身的高道德标准的。 其次是乡镇政府，这一级是中国行政体制的末端，在条块结构下承担着上级传下来的各种任务，同时还要支付行政人员和教师们的工资，真是负重前行。曹老师这样认为，“地方财政需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养人，养活养好各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二是办公；三是办事。”在背负较大压力之下，他们还需要完成赶超东部沿海，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当然，官员们也没有那么无辜，完成这些指标性的任务对于他们的升迁意义重大，而权力同时也就代表着社会地位，金钱，女人等等。于是，在这场现代化的竞争中，每一任官员都在进行着冲刺。然而，资金从何而来？一部分是贷款，另一部分就是与农民争夺有限的农业产出了。
可以看到，现代化的目标和农民的利益本不应该冲突，但在现实中却有了冲突的表现：沉重的税费负担；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仍主要来农业发展而不是“更先进”的二产，甚至由于政府收取过多还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遍存在的仇官心理；以及最极端的群众性事件。曹老师将这种紧张的状态归因于政府的行为模式未从计划时期转变，仍用行政指令式的方式工作，在农民能任的状态下，这种指令可以控制农民的行为，但是可以决定市场的变化吗？这时，又出现了第三个核心主体，市场。改革开放，是从计划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股潮流中，农民开始走出于政府的单一关系，越来越多的需求通过市场满足。单个的农民如何和市场对接？这是地方政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农民是脆弱的，单个农民更是如此，力量也非常小。政府要如何保护这只小船不被市场这片充斥着无数狂风暴雨和暗礁的市场大海冲击的支离破碎呢？不能就把他往里面赶就完事。是否要组织起来，又该如何组织呢？舞阳实行的“富民工程”是一个有进步的例子，也值得思考。重要的还是政府和农民的关系，要引民致富，而不是逼民致富。
这本书作为一本调研日志，涉及了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业生产，农负，人情往来，家族观念，家庭结构等等；当然，也涉及了政府的诸多方面。老师访谈的过程的一些方法也值得我去学习和思考。
黄河边的中国（下）
这部书的上将重点放在了村一级的日常生活之上，详细的考察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村干部的相关情况。下则开始进入权力系统，将调研的重心转向县级与乡镇两级政府上，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地方政权。
干群关系趋于紧张已经可以从农民百姓的社会情绪中得到显示，农民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农负压力过重，社会治安混乱，官员腐败上。通俗的来说，即政府收的钱或粮食太多，但却不给办事，社会乱象未被有效整治，甚至他们认为这笔钱被官员们私吞了。从而导致群情激愤，干群关系紧张。通过村民的抱怨和牢骚，我们可以将当时的社会事实大概勾勒出来。但是，一个客观的认识需要多方面的信息扩充，在形成尽量客观全面的描述后，更重要的是理解这里的社会事实为何如是也？
从村干部的牢骚中，形成对村委会职能的认识——只是上级为了完成行政任务的代理人？这是我读该书的认识，代理人一词的运用或许还不够准确。因为上级下发的任务里规定了需要征收多少农业税，摊派费用以及罚款，村委就需要征收多少上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村干部可能出现多收费，以及差别对待的行为，这种现象还不是此处的讨论重点。）征收费用几乎全部都超过了当时中央所定的5%的比例。在获得了这么多的财政收入后，大多数乡镇70%以上的财政收入全部投向教育部门，其中大部分只够解决教师的工资问题，办校经费等等需要进一步向农民摊派。除了教师外，还有大量行政体制内的公务人员需要养活。这就是财政收入不够用的第一个原因，县乡行政系统冗员现象严重。其中，既有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部门，又有大量复员军人和大专以上毕业生涌入，还有许许多多的子弟兵需要安排。而错综的人情关系和利益网络让精简机构政策流于口号，难以落实。第二个原因是各级党政官员的集体消费增长迅速。当时，乡长和乡党委书记均已配备桑塔纳轿车和大哥大电话，向城市的高消费水准看齐，同时，再穷的县也将招待所建成了豪华的宾馆，再加上各种应酬接待，集体支出实乃一笔巨大的数额。而这些支出全部压在了农业生产这块老蛋糕上，工商业的薄弱，使得不管是农民还是政府财政都需要农业来支持，这便导致了与民争利，当时的结果是农负严重，农民不负重压，干群关系紧张。
对于这一现象还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
一方面是，面对沉重的农负压力，农民是如何应对的？通过对应对的研究，斯科特提出了弱武器理论。曹老师在这里从合作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是农民能否联合起来，通过合作进行合理合法的反抗？文中的答案是否定的，农民即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也从来没有想过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建立一个契约组织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的思维是，希望能有个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并实现这些利益。所以，重点就变成了，家庭承包制下农民的再组织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是如何与农民互动的呢？曹老师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在一个已第一产业为基础的社会中，由于上一段所揭示的小农的特征，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民众不可能实现对于政权的制约。即内部缺乏监督的力量，在外界充满诱惑的情况下，尤其是金钱和名气都与权力捆绑在一处时，这个政权便极有可能日益脱离社会，并对这个社会进行专制统治，而这些政权的代表者——政府官员们便成为了该社会中的特权阶级。
以上的思考或许也能归于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如何保护农民的问题（我总觉得这种话语和农民自己希望通过青天大老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表达没有本质区别），更是农民作为一个群体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现实吗？如果现实，该怎么去做？如果不现实，原因是什么？在民主法制的干群关系中，我们又希望实现社会如何的发展呢？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六)：一位社会学家的望闻问切
在中国提到知识分子，人们应当很容易联想到“忧国忧民”、“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古诗文。体恤这片广大的国土，寻找国富民强的终极治理之道，从来都被知识分子视为己任，无论其身居庙堂之高，或隐逸于山林之野。孟子在两千多年前道出四字“民贵君轻”，至今听来依然觉得振聋发聩。为何？民贵君轻，纵容从来都被无数人反复提及，然而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内，这样的述说丧失了其本意，失去了约束权贵的功能，甚至反而变成了权力在自己的棍棒镶上的合法性的金边，成为了一个沉重而虚假的冠冕，压榨劳苦大众的武器。由是，即便在由官方编撰的正史之中，能流传下来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历史时期也屈指可数，而绝大多数时期，往往是横征暴敛，民如草芥，及至天灾人祸，战火纷飞，改朝换代，兴亡反复，总都是，百姓苦。
可以说，曹老师这本书就是产生于这样的人文传统脉络源流的现代传续的背景之下的，一个社会学家对于祖国大地的望闻问切之实录。
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说来有趣，这本书中调查研究开展的时间基本与潘毅进入打工工厂研究中国女工的时间重叠，更便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角度甚至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了解和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多种社会现象），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少富带动多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改革来解决，等各种概念、观点、理论纷纷出现。
尽管邓小平已经在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澄清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很难说完全祛除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跃进”“运动式”政策的典型风格（这样的风格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也依然处处有迹可循）。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一方面眼睁睁看着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先锋并从其中赚到第一桶金，开始了朝向西方现代社会结构和形态转型的经济起飞过程；一方面局限于当地的自然地理、资源环境、文化思想、人口结构等各方面多种现实因素，意欲腾飞而脚步始终局促不前；由是在地方各级政府官员观念层面形成一种“不得不动”的势能，用曹老师的话说就是“穷而急富”之病，也就是中原大地凡有墙的地方都有的标语：“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的口号，也就是那些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以行政手段控制经济运作的领导阶层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再度盲目干预经济的行为体现（尽管这样的行为因为机缘巧合，或因为少数领导者对经济规律的远见和把握，在某些地方真正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从整体而言，更多是因为对市场经济的陌生与不熟悉，以及对于这种陌生和不熟悉的不自觉，而导致巨大损失以致让原本温饱不定的农民百姓陷入更加贫穷的局面）。
以下简单总结一下本书（至今仍然记得）的几点观点：
1， 政策的强制性牵引导向，民众的文化背景现实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独立性，如同三股各自为政的力量，在这个时代互相纠缠扭打，如图一根根皮鞭，狠狠的抽在华夏大地国土之上，而最受伤的也当然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靠一两亩薄田生存或生活着的农民。同时也形成了政府（管理阶层）与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支配者以公共意志之名，强力推广其缺乏验证的、未经商讨以达共识的政策规定，而官员考核制度的缺陷又为这样的政策规定的强制推行提供了制度化背景，农民的无权，以及缺少权利意识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对于这些政策规定的无力抵抗，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不会考虑以上任何一个因素，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往往让一哄而上种植经济作物、养殖牲畜的农民置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样的现实情况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情形，对社会稳定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
2， 与上一点紧密相关的一点则是当下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限于当时的国力财力，地方政府财政多为“吃饭财政”，农民有限土地上的有限收获，要供养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要致富各种政策推行、各种政绩工程的建设成本，有时候还要承受某些因行政干预导致的经济损失。沉重的负担让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紧紧生活在温饱线之上，尽管纵向对比上的生活改善可以让许多人依旧保持某种安稳，但时代的发展，各级干部的作风腐化，在某些政策如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形成的对立局面，以及民众对与现状的无力感，给社会的安定埋下了深深的隐患。政治权利脱离现实，凌驾于社会主体之上，从顶层政策的制定，要中下层的推广执行，及至到乡村政治体系的运作模式，都亟待调整。
3， 中国究竟该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内地农村该不该追赶东部沿海地区？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体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呈现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巨大，持续时间最久远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增长，尽管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与战争的摧残，资本主义依然依靠自己巨大的生产力建立了全球范围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浴血奋战的苦难之中艰辛站起的新中国受到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摧残之后，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信条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开始动摇。资本主义能不能救中国的问题被包装成各种不同的说法与观点此起彼伏。而谁也没有正确答案。曹老师否认了那种面对中国社会，只向下看和向内看的视角，即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西方的社会思想理论来观照具有极其独特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也不能不顾现实情况，简单粗暴的在全国各地推行大一统的政策措施。学者必须要深入祖国的腹地，深入社会的肌理，深入百姓的生活，悬置自己的的价值预设，以客观的求实的观察的视角，总结归纳历史脉络与时代背景交汇、冲击之下的中国的具体国情，甚至即便是中国之内，也要根据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稳健的，合乎发展规律合乎百姓需求的具体措施。而这样的措施如何制定，则不得不依靠广大的学者，或官员，真正秉承“实证”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不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习惯性思维，其实也就是真正落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然而在中国的政治体制背景之下，如何约束权力掌握着做到这一点，作者分析了流行于各阶层群体的许多观点，包括发动群众运动，恢复“四大自由”（文革前后政治术语：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设置独立的纪检部门，甚至采取三权分立等等，但仍只能留下一个至今尚未结局的问题给我们思考。至于中国该不该追赶西方，内地该不该追赶沿海这些问题，其关键在于我们是以意识形态的角度处理问题，还是以实事求是的角度来处理。文革式、观念式、口号式的目标最终只能被证明是百害而无一利，真正的追赶是立足本土，立足国情，稳步前进的健康发展。
4， 河南农村出现的朵朵金花经验能不能复制，某些村庄乡镇出现的杰出企业家，能不能产生于广大农村更多的地方。通过对一些如同干涸大地里突生涌现的成功案例的考察与了解，曹老师试图找出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济发展经验，但最终同样未果。朵朵金花在各种风光表象的照耀之下，却都具有一个隐晦而敏感的内里，即便是当地大学的经济学家老教授也对此嗤之以鼻，可以管窥其出现的核心因素实乃政治推动的目的大于对市场规律的遵循。而对于第二种杰出人才，他们首先必须具备杰出的才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备某种卡里斯马魅力）可以带动村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一个层面是他们必须具备一颗服务村庄的心。曹老师不认为“善分而不善合”的传统农民可以自己走出一条团结致富的道路，因此寄望于某种具有奉献精神的传统道德的回归，寄望于杰出人物的出现，引领乡村走向繁荣。
除了这些之外，对于农村干部的选拔制度以及村民自治的实际推广情况和民众基础、家庭责任承包制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趋势、农民的传统思维模式以及权利意识的培养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而本书中还有一点令我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是调查中对于贫困家庭情况的调查归纳。在农村，真正陷入贫困（此处贫困可理解为家庭收入无法维持家庭成员最低限度生活需求的绝对贫困）的家庭往往具有这样一些情况：生产型劳动力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过小、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疾病、家庭成员中含有影响生产的肢体或精神伤残情况、家庭成员拥有的人均耕地面积过少等。有这些情况，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的极端贫困产生的原因都是客观存在、劳动者个体无力改变的不利因素，而非劳动者本身的意愿、能动性等因素。这让我们对于贫困的产生以及维持，可以产生一个更为清晰的观点脉络。绝大多数的贫困产生实乃根源于社会性的因素，这样的社会性因素会进一步造成贫困者对社会资源获取的障碍，并导致其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生产渠道，或无力积累任何原始财富，更不用说扩大性再生产的可能。将贫困产生的原因归结到贫困群体的不思进取、不务正业等主观性，从整体的角度而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而这些同样也值得引起我们对于政府职能的定位、社会政策的倾向性、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合理制定等进行更多的思考。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七)：书札
为落实农村计划生育任务,乡村干部使用各种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从罚款到体罚;从牵牛羊搬家具到破门、毁屋;从直系亲属连保到邻里连保。然内地乡村的超生率,依然高达25~30%。超生罚款成为内地不少村、乡、县“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某县计生委按人均10元指标分摊到各乡镇,并要求各乡镇政府预先垫付缴纳。超生罚款的分配,乡镇留存50%,上缴县20%,返回村委30%。若县按人均10元分摊,则乡镇必须按人均50元征收。各乡镇超生率有高有低,超生率低的乡镇,超生者的罚款量势必更高,征款任务势必更重。故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
人丁是否兴旺决定了家族势力的强弱。能当上村长、会计之类职务的，多半是村中大姓，以及家中有许多兄弟的家庭。
农民一方面理解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人口无限扩张，而村里耕地有限，早晚会没饭吃。但是农业需要男劳力，此外还有遗产继承、赡养父母等问题，女孩都无法解决。没有男孩的农户势必竭力得到男孩，或交罚款、或逃、或领养。在农民看来，计划生育的主要问题在于有权势者可以钻空子。如果一视同仁，农民一般都认了。
弟对哥嫂，或侄对叔妻调情，甚至动手动脚（当然也得适可而止），皆被习俗认可。但是反过来，哥对弟媳，叔对侄媳，则万万不可。
四、老刘家有六口人(大女儿前几年出嫁,但承包地依然在本村),计9.6亩承包地。自备一辆四轮拖拉机(主要用于耕地,兼搞一点运输)。三夏双抢大忙,前后二十来天,是全年劳动强度最大的季节。秋拖的时间比较长,抓紧一点得一个半月,慢一点,要两个月左右时间劳动强度较小,基本上用自家劳动力(到时出嫁及外出打工的女儿要回家帮忙)。这就是说,在农业上的时间,全年集中在夏、秋两个时段,总共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另有九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处于空闲状态。我问老刘:“在你家现有劳力的情况下,配置一台四轮拖拉机与收割脱粒机,你能耕种几亩土地？”他说:“五六十亩应该不成问题。”我想如果拥有五六十亩土地的家庭农场能成为北方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便解决了。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起着稳定作用的人均土地分配制却阻碍着耕地的有效集中
五、谈及这四个自然村内各宗族来源、结构及有无宗族矛盾时村民说,这一带没有族谱,在解放前也没有祠堂与祠田。听老人们说,是明初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方圆百里的村民都那么说。各自然村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大姓,两三个或四五个小姓。这一带很少有单姓村。在村里,大宗族欺负小宗族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大户欺负小户的现象倒时常发生。我之所以把他们的这句话用着重号标出来,是因为涉及到我们对北方村落、宗族与家族关系的认识问题。至少对开封这一著名的黄泛区而言,因历史上常遭水灾,这块土地上的村民经常迁移。如今的村民,很难说就是明初迁来此地的后裔。这一带在解放前就没有族谱、祠堂与祠田,在80年代后也没听说重修族谱之事。这里的宗族意识或淡化到接近于无。如果我们把同一传说中的祖先下的后代们称为宗族,将同一祖父母下的若干家庭叫做家族,将同一父母的若干兄弟称为家庭,那么,说这一带村落内几乎没有宗族意识,但依然有浓厚的家族意识,这一判断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最核心的共同体意识是家庭。故而村内时常发生大户欺小户的现象,但没有大宗欺小宗的现象
三、该村没有村办企业,就是在全乡209个行政村中,像样一点的村办企业也只有几个,绝大多数与该村一样。不是不想办,而是办不起来。这些年来,县里不断给乡里、乡里不断给村里下指标定任务,要求办村集体企业。但这里一不靠山,没有矿产资源,二不靠水,发展不了养殖业。况且要资金没有资金,要技术没有技术,怎么办村企业？事实上,在上面不断加压催促下,1994年该村办过一个冶金粉末加工厂,总投资24万,是与天津一个老板联合搞的。这位老板以机器作投入,作价12万。其余12万,乡政府投入6万,该村投6万。在该村的6万之中,村干部集资3万,向银行贷款3万。厂房是村里原有的,不计价。按合同规定,原料购买、技术与产品销售由天津老板负责。那位老板将作价12万元的机器是运来了,然后拿走村里筹集的12万元,说是去购买原料,结果一去不返。后来据内行人说,那台机器只不过是堆废铜烂铁,最多值几千元,如今还在村里放着。上面硬要村里办企业,结果上当受骗。其实全乡大部分村都办过企业,或企业还没有办起来,资金就被人骗走了,或管理不善,或原材料涨价,或产品质量差,销不出去都垮掉了,结果欠了许多银行与私人的债,无法偿还。现在谁也不敢谈办企业的事了,村干部更是谈企业而色变。我们说,没有钱,怎么办企业,上面说,正因为没有钱,才要办企业;我们说,我们世代务农从来没有办过企业。上面说,凡事总有个开头。各说各的道理,但上面不断给我们加压,点名批评,逼着上马搞企业,实在是败得多,成得很少,往往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上面硬要上报村办企业的年产值与利润,大家只得把村头路边的小杂货铺、小饭馆都算上去,其实是逼得大家弄虚作假。
仕而优则学
义明说:“河南教界学界,亦以官为本位。官阶之高低,是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甚至是学术水平高低的基本标准。在高等学府,求官心情十分急切。小小的科长、处长也成为明争暗斗的争抢目标。”孔夫子替中国读书人设计的“学而优则仕”之路,自科举制废除后便中止。高校按官阶高低定学位高低,而不是以学术水平为标准;官场则通过各种名不副实的“学习班”、“研究生班”获取本科、研究生学历。升官便有权力、轿车、住房、地位、荣誉,甚至学历、学位。“一官”而“多能”,这也难怪清贫士子争奔逐走了。但也有临死方悟的。据义明说,河南某大学有位历史学教授,治中国近代史卓然有成。1984年谋到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一职,官阶是正局级。一入官场,为固位、连任,为进一步升迁,为处理日常杂务,为应酬而心神焦虑。居官位而不忍离去,处官场而不胜其烦,以致忧烦致疾,死于院长第三任上,年仅六十。死前对其亲友说其终身憾事:未能将其生平所学著成一书,以留后世,官场碌碌,耗其后半生。《大学》云:“知止而后能定。”这位先生临死方悟,其生所定”在于学术,而却“止”在官场。一生依违“官”“学”之间,心神为之焦虑,足为致病之因,不亦悲乎？临死方悟,不亦晚乎？然较之至死不悟者,可谓稍高一筹。
这位年轻而爽朗的书记根据我们的调查要求,请来了副乡长、乡政府办主任、农经站长、财政所长、武装部长以及一位已离任的老乡长,共6人
一、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是乡党政机构不断膨胀的过程。
他们说,乡党政机构,一部分是计划经济时代保留下来的,如组红部宣传部团委妇联、农机站林业站畜牧站、民政所水利站广播站、文教所、卫生所等等。一部分是根据新的需要而设立的,如计生办、土地所农经站派出所、财政所等等。原来在乡范围内,只有1名公安特派员,如今为了适应乡村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专设一个派出所,人员增加到10名,其中有正式编制的公安干警4名,乡联防队员6名。原来乡财政负责人只有1人,如今专设乡财政所,人员扩张至20名,其中在编人员6人,不在编人员12人。在乡党政各部门中,分管计划生育的部门人员扩张最快。原来全乡只有1名负责计生的干部如今增至30名。在人民公社制晚期,全乡党政两套班子总共只有20余人,如今增至150人左右。人员扩大了五六倍。这在各乡镇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
官员们估计实际只要30人即可完成工作，因此冗员率达到4/5
二、乡党政机构与人员逐年扩张的原因。
据他们分析,共有四个原因:一是在从公社体制向乡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职能,虽大大萎缩,但机构犹存,人员未去,新机构随新需要而不断增设,人员随之扩大。这已如上所说。二是县人事劳动部门每年硬性向乡摊派复员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本乡几乎没有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只能安插在乡政府与乡中学内。这是造成乡党政机构人员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三是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如不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四是乡党政主要官员调动频繁,换一若官员,便增加若干编制,吃皇粮。随老关系而来的不会随老关系而去凭新关系进来的不断增加。
南街村
1981年,全县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南街村也不例外。处城乡结合部的南街村得地理之便,加之土地十分稀缺与历史上的经商习惯,全村剩余劳力迅速向非农经济转移:一是在县城内设摊卖烟、卖菜,或搞饮食业。二是到外地务工经商。随着家庭劳力与经济重心的转移,家庭承包的土地或转让出租,或粗放经营,或任其荒芜,这在全国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指80年代初的几年内)。1981年,南街村已办起两个集体小企业,一是砖瓦厂,二是面粉加工厂。此时也推行个人承包。结果是承包者个人发了财,集体欠了债,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此而言,南街村与其他市、县近郊各村并无差异:农业这一块非但不增,反有下降趋势;农户非农收人迅速增长,但贫富开始分化。
南街村之所以成为如今所是的那个样子,起始于1984年。是年,村党政班子作出…项重大选择:重新走集体化的道路。第一步是将两个承包给个人的小企业重新收归村集体,由集体承包。但这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承包制了。因为由村委任命的厂长,只领工资,既无奖金,更不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第二步是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重新将承包土地陆续收归集体:这项重新集体化工作始于1986年,完成于1993年。随着村集体企业的迅速发展,全部农业劳力转人村企业,使这项土地耕作重新集体化与企业化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当村集体企业及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劳动力皆吸纳其内时,废除土地家庭承包制并重新集体化与企业化的做法,并非南街村的首创。当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极少数的行政村能走此道路(全国有90余万个行政村)。南街村集体承包的特点在于企业厂长主要是一种责任承包没有所谓的“个人利益激励机制”。承包者不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厂长相似。
从表面上看,南街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这种“企业集体承包制”下,集体工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二是他们所一再宣称的“毛泽东思想挂帅”。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据他们自己的统计,1984年产值70万、1985年130万、1986年320万、1987年730万、1988年1400万、1989年2100万、1990年4100万、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1992年2.11亿元、1993年4.2亿元、1994年突破8亿、199年达12亿元。各年的利税占总产值的10%左右。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可靠,有无水分在内,我们无法核实。且在四本书内的统计数字并不一致。但南街村各项“现代化硬件设施”明摆在那个地方:他们确实很富有。南街村从1984年的2个小企业,发展到1995年拥有26个企业的大企业集团,一部分原因归功于村党政班子的投资决策: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办企业,围绕着龙头产品上配套项目。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双围绕”发展战略。从这26个企业的产品结构来看,确实是这样的。面粉厂食品厂、方便面厂、啤酒厂、包装厂、运输公可、养鸡场,等等,都是围绕粮食加工与深加工旋转的。
就此而言,只能说这是南街村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但决非主要原因,因为全国的亿元村,见诸历年报纸的就有数十个之多。引起世人关注并争议的是他们对村集体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的结果。在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只有在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能听到文革时代的“革命歌曲”,能看到文革时代的标语口号,以及1993年竖起的毛泽东大招手的汉白玉巨大雕像。人们不禁要问:南街的“毛泽东思想”只是一种外在形式,还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呢？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两种回答皆不符合南街的实际情况。
思想资源：传统村落的伦理，熟人社会，以道德良心为行为准绳，凝聚集体。用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权谋私和腐败行为，发展集体经济。
三、南街村巩固与发展集体经济走共问富裕之路的三大措
1.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
南街村为什么推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王洪彬说,为了限制与消除产生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等腐败现象的最终根源—私心。最有趣的是,王洪彬将人的私心理解为相互攀比,相互争胜之心。他说:“人们没有私心,有权的不会以权谋私,不会搞腐败,没权的人就不会损公肥私。这·切错误的、消极的、腐败的现象都是由于私心所产生出来的。如何在南街消除或缩小私心的滋生蔓延,找来找去,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从所有制这个问题上去解决,……我们认为,私有制的成分越大,人们所产生的私心就越多。……这几年,南街村的生产资料已全部公有化了,人们不再因生产资料而产生私心。但是,仅有这还不行,人们的私心还会产生。因为目前的生活资料还有部分是私有制。要想解决生活资料公有制,必须通过分配这个渠道去解决。如果不解决生活资料私有制问题,人们还要比。他的·家比咱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攀比消费水平,有积蔷的可以拿积蓄来赶上人家的消费水平。家里没钱的,就会想歪点子。有权的搞以权谋私,没有权的,就搞损公肥私。这两样都不能搞的,便去偷,去抢,去骗,违法犯罪。所以,咱们在解决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后,还要下功夫解决生活资料公有制问题。现在咱们新建起村民楼,配套下来每户8万多元。里面的大件东西全部姓公,小件东西如衣、被、鞋、袜还是姓私的,这些要随南街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把现在姓私的东西都变为姓公。让南街人富得个人分钱存款都没有。到那时,不存在私有的东西了,人们的私心就会大大减少,但不可能全部没有,那时,人们的私心会体现在谁的官职大一点,谁的权力大一点,谁的名气高一点,要去争,去比,去计较。私心会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但不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不再去偷拿公家的财物了。”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缩小工资分配上的差别,扩大公共福利中的平均分配份额,这一思想,确实是源于毛泽东思想。毛浑东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制度,但失败了。王洪彬在他小小的王国推行共产主义试验,会成功吗？
据云,自1988年以来,王洪彬固定月薪250元。这样,村党政主要干部一律250元。各分厂厂长月薪在300~350元之间说是以工资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其实只具有象征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公共福利这块的分配,只涉及南街村村民范围之内。截至1996年,南街企业集团共有职工12000名,其中属于南街村的,至多2000人,其余万名职工来自南街村之外,他们无权参与“高福利”的分配。
极为有趣，整体上还是脱不出资本主义的逻辑
2.在南街集体企业的管理上,坚持“集体承包”,不搞个人承包制。
王洪彬在解释这项制度时说:“根据南街过去承包的教训,在南街咱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明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咱们还认为,在南街奖金越发,人的私心越重;奖金越发,人的觉悟越低;奖金越发,人与人的关系越淡薄;奖金越发,党组织的形象越差,党群关系越紧张。”的确,由个人承包乡村集体企业的大量实践表明,承包者往往利用集体企业组织来获取个人管理经验,建立私人供销渠道,积累私有资金,然后转为私人企业。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承包制往往是从集体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南街村为防止村集体成员间的贫富分化,推行集体承包。这种承包制的前提条件是,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在精神、动机上对村集体效忠。这也便是他们强调“政治挂帅”的基本原因了。当然,取消了个人物质激励机制的集体企业负责人,之所以积极工作,一是靠王洪彬为首的领导班子的“以身作则”,二是南街村集体通过高福利分配制度已让他们富得无需要更多的货币。三是在南街村发扬光大的毛泽东遗产:学习与斗私会制度。
3.南街村的斗私会。
在南街村深人采访一年之久的张宇告诉我们:“深人采访,我们发现南街村从上到下现在还经常召开斗私会。从形式上看,很像过去极左思潮时期的批判会和斗私批修,”他曾出席过南街村委班子内部的一次斗私会,“挨批的是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拿着一个本子,低着头,红着脸,一看就知道是批评对象。他是南街村销售公司总经理,其他人围坐在那里,发言很积极,争着一条一条摆着事实,讲道理。副村长郭全忠嗓门最大,和斗争坏人一样严厉。会场虽然不大,人也不算太多,但非常严肃,那种气氛让人感到紧张和压抑。”副村长郭全忠本人也挨过比这更严厉的批评,“当初工人们修柏油路时巴结他,往他家门口拐了十来米,他没拒绝,默认了这一事实。但郭全忠的父亲却放心不下,夜里竟睡不着觉,半夜去敲王洪彬的门,告了儿子一状。王洪彬等郭自己来作检查,但一直等了40天,郭一直没有主动检查。有一次开群众大会,王洪彬在大会上把这件事讲了出来:身为副村长,还不如他老爹觉悟高。占这么大便宜不检讨,这还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我一直等,等了你一个多月,不见动静。现在你站出来,给全村的老少爷们说说,你这表现丢人不丢人,都要这么干,村长们还不都成了自私自利的人？那样的话,群众如何相信我们？郭全忠只好站出来,当众给村民作检讨。事发突然,他有点慌乱,又是事实,就脸红脖子粗,开始时脸上冒汗,后来就眼里流泪,公开认了错,群众才让他过了关。”据说,班子所有成员,都当过批评对象,班长王洪彬,也在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做过检讨。
村里的领导班子内部是一种斗私形式,对待群众是另外种斗私形式。负责群众斗私问题的副村长告诉《南街村话语)的作者说:“对待群众,这问题很复杂,要分层次,区别对待。一般问题由村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帮助群众把问题解决就完了,一般不上斗私会。但问题严重的,一定要上斗私会。开斗私会不是目的,目的是不但教育本人,更重要的是通过典型事例教育大家。”在南街村几乎每年都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教育活动。如1991年初,南街村四位年轻厂长一度居功自傲,被“停职检查,接受批评”,一时间,广播、报纸、大辩论、小型座谈会等多种批评形式,铺天盖地而来。1992年,发动全村对党员、干部、职工开展三评议活动,通过评议,有错误的受到处理,不合格的就地免职,先进的予以表扬。以后,一年一度的三评议活动定为制度。1994年,南街村开展以“反官僚主义,反以权谋私,反弄虚作假,反无所作为,反铺张浪费”为内容的整风活动。如此等等
伪劣商品
谈到伪劣商品,老孟说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前不久,他到现义市某镇出差。该镇地下矿藏资源极其丰富,大小私营企业很是发达。他们靠生产伪劣的化肥、水泥、耐火砖、电线大发其财。1994年受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曝光。原以为此镇的产品从此失去销路,入入陷入恐慌之中。不料,电视台曝光不久全国各地商人纷纷前来定货。1995年该镇的产值利润猛增。原来伪劣商品对经商人员而言,意味着廉价与高回扣。廉价与高回扣是中国目前伪劣产品大肆泛滥的经济原因。中央电视台的曝光反而替他们免费做了广告。我说:这样看来,企业主、商人与地方政府结成一个共同经济利益的联盟,利用伪劣产品排挤名优产品,坑害分散、无组织的广大消费者。在这一坚固的经济联盟面前,法律必然显得软弱无力。
人员精简
三、事实.上,县乡党政机关与各事业部门早已人满为患,从80年代中晚期开始,就搞精简机构与入员,但总的趋势是,机构越设越多,入员也越来越多,这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公社改乡镇制时,一乡的党政人员少则二三十入,多则三四十人;十余年后的今天,少则百余人,多则二百余人。扩大了五六倍,甚至七八倍。改革开放初县党政机关不过二三百人,如今少则六七百入多则千人以上。机构重迭,人员太多。如今,各县编制办的主要任务是定编定员,精简富余人员。县党政机关的定编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问题是那么多富余入员如何安排。要他们下海经商,自己养活自己是不太现实的。一般的做法是:一是提前退休掉一批入员,二是向事业部门分流,是充实到乡镇一级去。改制为县房产开发公司的原房管局局长说:“我局现有250入,但就目前的实际工作量来说,只需要50入就足够了。这些原来吃县财政饭的人,现在吃公司的饭,给我们带来很重的压力。”
任期短 回避制度
五、从谈话中得知,该县在近四年内,换了四任县委书记,五任县长。任期之短,转任之快,着实令我吃惊。另外,河南县乡两级党政主要官员依然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我曾据1992年出版的《开封县志)统计出两组资料:(一)清朝264年间,历任开封知县共143名,平均任期185年。所有知县皆非开封县人。
(二)从1948年10月至1991年9月共43年间,历任开封县委书记(“文革”时称主任或组长,其实皆为党政一把手)共20名,平均任期2.15年。所有书记皆非本县人。虽然前者为封建社会,后者为社会主义社会,但地方主要官员的平均任期时间及回避制则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短任期制与回避制或有利于中央集权,但给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何种消极影响,我们的政治学似乎从来不研究这个问题
县乡党政一把手的频繁调动问题。
他们说,异地做官,三年转任是为制度。异地做官执行得比较严格,但三年一任,往往虚设。中途调任,很是普遍。一县如此,各县皆然。即使三年一调,任期也过于短促。人仕做官,重在升迁。第一年熟悉本辖区情况,第二年急于出政绩,第三年志存升迁。急出政绩,这样的政绩,一是“短、平、快”,二是要“轰轰烈烈”。故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居多;实事求是,踏踏实实者少。甚至浮夸虚报,所谓“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干部”。一乡权力集中于一乡党政第一把手,一县权力集中于县党政一把手,县、乡党政一把手的频繁调动,对本辖区内的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无利而有百害。干部任内调动,原因多种。“上面”干部急于出政绩,往往是“下面”千部调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所谓“出不了政绩,换干部”。(他们举了一一些实例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涉及具体人事,只得略去。)
以家庭为单位并依赖于各自建立的私人关系网来获取资源的习惯性行为方式
河南农民普遍认为非规模化的养猪不挣钱 养猪原因有二。积小钱为大钱，利用残羹剩饭及其他可使用之物喂猪。另外是积肥。光靠化肥不行 还需要农家肥。
80年代初期开始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弃教从政成为一时风尚。
江时代的“富民工程” 十万农户上项目,十万大军下江南
县政府四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后两者是摆设，用于安插即将离退休的党政干部。
政府财政开销大（正常开销+腐败浪费、冗员），中央要求降低农民负担，因此常规负担下降，而冒出来很多其他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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