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读后感锦集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是一本由[荷]田海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6，页数：4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精选点评：

　　●史料相对匮乏的天地会研究的新颖之作，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式区别于文本考释路径与经济社会分析方法，走出了天地会研究的第三种模式。“神灵救劫范式”的提出对国内学者影响最大。天地会的仪式是入会者从生到死，又死而复生的过程，获得了新的身份。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最终的目的在于在会众之中创造一种超越家族与地域的认同感。

　　●明清结社之理论组成元素及流程概览，三合即为洪

　　●延续了田海社会学的眼光。救世范式的引入、考据模式的回避、网络传播的重视都有以往作品的影子，但这次对三合会的研究更注意了“传统中国宗教文化不同领域的一般性介绍”。正是一般（中国宗教文化）和特殊（三合会）的结合为田海的研究带来了以往历史考证难以发现的东西。譬如对19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起源的一个新颖假设（失却天恩），对三合会知识符号功能而非信息功能的发现（这点值得扩充，当今的民俗活动中也有同样的矛盾，如念经请神还愿等），对三合会知识历史叙述大量民俗宗教来源的研究（利用这点反对三国起源说），对天命意识形态的阶层分离和元系统自系统关系的研究等。而仪式研究中最有趣的就是入会议程中各个象征景象的经历使新入会者获得新生，完成一次身份的转变，变成洪门兄弟。本书最大的好处是使我对日常的民俗生活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个寒假回来居然已经完全忘记了前半部说了什么。。重读重读。

　　●以过渡礼仪解释入会仪式，以神灵救劫解释立会根由，以流民团结需要解释整个天地会现象，最终归结为“构建自然团体”。通篇功能性解释，摈弃“秘密组织”和“政治组织”视角。鲜明体现了西方汉学的特点，以观点和视角而非材料见长。有其价值，但有时会为了强调其观点而陷入不必要的偏执。而尤为遗憾者，是套用理论而缺少理论反思，有社会史视角而缺少社会史分析，导致各种结论流于泛泛而谈。

　　●内容丰富，非常有趣。将天地会放到华南宗教文化背景中理解，它的仪式并不神秘，进香、过剑门、血盟等都有其传统。而天地会叙事中的反清复应该放到神灵救劫的范式中，所追求的还是传统的天命、正统、秩序、理想政治等，这也构成后来孙中山试图与三合会合作以强化民族主义诉求的基础。

　　●粗略翻了下，这本书几个观点挺有启发，作者认为所谓经济贸易，互助，这些秘密会社的典型标签并不能定义其为秘密会社。反而是秘密会社特有的那套入会仪式和知识体系定义了它的角色。而且秘密会社最早是有救济天下的普世情怀，此后由于政府的镇压和其他原因，各地秘密会社独立发展，其初心有了变化，秘密会社在华南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本土的宗教和风俗，然后内化为自己独特的会社文化，作者提出，研究华南宗教文化的人应该将三合会纳入一个案例研究。可谓本书是文化视角下的秘密会社。

　　●可能是我看不懂？ 我觉得说的有点啰嗦

　　●国外学者写的有关中国的研究著作，缺点在于过于啰嗦，很多对我们属于常识性的内容，在书中却占了很多篇幅，优点在于摆脱了特定意识形态的干扰。书中提到的入会核心是经历一段死而复生的过程，这与佛教倡导的了却红尘遁入空门的理念非常像。对于一个团体，仪式与神话，不止过去需要，现在依然是凝聚力打造的核心。运用恰当，就是一种推动进步的力量，否则，就是一场浩劫。

　　●基于secondary source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读来真是不习惯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读后感(一)：惊艳之作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就收到海内外社会史学界广泛评价，也曾经听说这本书的作者田海教授有着非常高的中文水平。看过这些海内外学者撰写的评价，还透露出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的消息，现在终于见到了！非常期待！和《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是同一位作者，但据说内容比《白莲教》一书更加神秘、有趣，读完能通晓会中语言和仪式，解答了曾经看《鹿鼎记》的不解之事。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读后感(二)：作为客体的知识

　　可以将三合会的知识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谜语与仪式，这些谜语为知识加上了一层神秘化色彩，看上去像是天命。三合会的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戏剧，为的是教徒们能够行成一个共同体。 这些仪式所提供的是对于救赎范式的表达。正统不在于自己好好休修行，而在于对妖魔的抗争。因此，从明代以来就渐渐平民化的帝王家，让人们意识到皇帝凡人做。因此，作为外族进入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就成为了逆天者，获得皇帝位者并不是天选之子。为了救世，天地会应该反抗当庭者。 第二部分是对知识的分析。这里的分析解决了我一个难题。阿兰邓迪斯对于民俗概念的界定是“以民定俗”。那么民间宗教比如天地会者是否能称为民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在最后一章中，我明白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民间信仰对于参加者来说是生活中确实有用的知识。但是天地会等民间宗教对知识，却一定程度上并不需要在生活中使用。换言之，民俗的知识是具有主体性的，而民间宗教的知识对于参与者来说是客体性的。他们可以完全不需要知道这些知识而完全照做。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读后感(三)：神话与仪式

　　又是一本荷兰汉学家的著作，从高罗佩到田海，感觉歪果仁对汉学爱的也蛮深沉。

　　不管是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还是如今真实存在的香港社团，天地会似乎是最广为人知的地下社团组织，本书作者披阅大量的史册，基本上还原了天地会曾经的真实一面。

　　天地会的起源故事，有很多，在这些起源故事中，他们既是在回顾历史，又是在创造神话和身份认同，而且“这些神话性的叙事当中，吸收了一些源远流长的救世传统。”

　　跟槽帮，青帮之类相比，天地会的创始之初，就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与民族责任感附着的。天地会的入会仪式既有讲故事的部分，还有仪式感较强的磕头，血盟部分，还包括大家一起聚餐的部分，通过这些繁琐的仪式，固化会众的信仰以及信念。神话传说包括了广为人知的神灵救助，以及天地会自身的救世认同，而血盟部分则是因袭了非亲属间盟誓的旧有传统，在天地会的仪式中，血盟和结义被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天地会独特的创造认同，至于最后的聚餐部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经过繁琐甚至略带阴森恐怖的入会历程，大家“歃血为盟，结为洪家。”在经历了仪式性的死亡与重生之后，还有什么比酒宴更能带来吉兆的呢？当然了，共同享用酒水作为重要的社会礼仪，重要性，已经逐渐被忽视，在古早时期，契约的缔结，必定要伴以饮酒的形式，酒是献给超自然神灵的关键祀品。

　　总之整个仪式过程中，每一个细微的步骤都包含了神话意义，以及身份的认同，值得仔细阅读。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读后感(四)：天地会根由神话解读的新思路——评荷兰学者田海著《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

　　秦宝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荷兰著名汉学家田海所著《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已经由李恭忠教授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田海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该书是荷兰菜顿大学《汉学丛书》的第43种，由欧洲知名学术出版机构Brill公司出版。田海（ Barend j. Ter haar）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许理和（ Erik Zürcher）教授，并且在中国辽宁大学和日本九州大学留学1986年起任教于莱顿大学，1994-2000年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2000-2013年回任荷兰菜顿大学中国史讲座教授，2013年起任牛津大学邵逸夫中国学讲座教授。田海著作颇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除本书以外，还著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践行经文：中华帝国晚期的世俗佛教运动》等。上述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均有重要影响。

　　早在19世纪，田海的前辈同胞施列格（ Gustave Schlegel）就曾出版《天地会》（ Thian TiHwui，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Earth League）一书，开启了西方人介绍天地会历史的先河之后，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政府的华民政务司署署长毕麒麟（ Pickering）写成《中国秘密社会及其起源》（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于1878年出版。后来，他的两名助手沃特（Ward）、土特令（ Stirling），在华人何乐如帮助下，写成《洪门》（ The Hung Society or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一书。20世纪初，在香港警方任职的威廉·斯丹顿（ William Stanton）依据警方资料，写成《三合会或天地会》（ 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一书，详细介绍了天地会的内幕。

　　施列格和斯丹顿等人所撰有关天地会的著作，主要是为了向警方提供天地会的内幕，以协助警方破获和整肃天地会组织，内容是对天地会缘起故事和结盟仪式、隐语暗号及诗句歌诀等的翻译和叙述，谈不上研究。用田海的话来说，就是“对这些仪式的翻译或概括”.（中译本第11页，下同）而田海的这部著作，则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探讨天地会的结盟仪式和根由神话作者熟悉汉语，对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秘密社会的历史，亦有较深入了解，在著作中提出诸多新颖的观点和独到见解。

　　该书的核心内容，是运用中国历史上民间流传的“末世劫难”和“救世主义”（作者概括为神灵救劫范式”）对天地会的人会仪式和根由神话进行解读。田海认为天地会“入会仪程，通过仪式再现了生与死的神秘场景，将新入会者从前的身份隐藏起来，获得新生，成为洪姓大家庭的一员。而立会根由（神话）则意在讲述一个天地会起源的历史故事。二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各自的角色名单。仪式起到了缔结团体的作用，而立会根由则赋予团体以时空上的合理性”他认为“三合会知识中关键叙事要素的源头”就是“神灵救劫范式”（第238页）.这种“神灵救劫范式”的内容包含末世劫难和救世主义，劫难表现为洪水和番人入侵，而在劫难过后，将会有一个更美好时代的到来。总之，天地会的仪式和根由神话，乃是为了在非常边缘化的陌生人当中创造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集体认同”。

　　天地会的根由神话涉及到天地会起源问题的争论。以往国内学者在论述天地会起源和性质问题时，多持“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矛盾的观点，把天地会界定为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创立的“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因而把天地会“反清复明”口号里的明”，确认为“朱明王朝”.而田海却另辟蹊径，认为天地会根由神话故事里“反清复明”的明”，是指《五公经》里所说的“明王”即“罗平王”.田海的这个观点，非常新颖独到，对天地会和会党史研究者来说，颇具启发意义，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

　　《五公经》最初名为《转天图经》，后称《五公经》，又有《五公末劫经》《五佛尊经》等多个名称，是一部专门宣扬劫难降临的谶书。内容是借“五公”即唐公、郎公、宝公、化公及志公之口，讲述末劫来临时的种种可怕情景：“有红水飘荡，狂风猛鱼，红白不现，高山崩颓，坡塘尽行打破，人无所依，鸟无宿处。天下大乱，人民饥谨，十日无食。刀兵竞起，斗战相争干戈不停。”而且“乾坤星宿不定，日月星辰流移，江山河海黑黑昏暗，草野龙蛇不分。六国不顺，白骨堆山”.而在劫难过后，将出现一个太平盛世，“后出明王清帝君，山河光彩换朝廷”.①据柯毓贤研究，经文里所说的“明王”，就是指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里的明王。喻松青认为，《转天图经》是唐末五代之际出现的一部宣扬末劫来临，天下大乱，明王出世，改朝换代的经徽。它反映了唐末、五代群雄割据角逐的历史和人民极度苦痛的生活遭遇，也成为宋、元明、清历朝农民反抗朝廷统治的理论武器。

　　田海认为天地会根由神话里的清朝统治，是指一种劫难，而“明王”就是《五公经》里的明王即救世主。“反清复明”就是指劫难过后将要出现一个由“明王”统治下的太平盛世，而不是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所以，天地会根由神话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

　　以往中外学者在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上争论颇多，田海在书中并未直接阐述自己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的看法，而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如何看待天地会根由神话的史料价值。

　　百余年来，人们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天地会《会簿》中起会的根由神话，即少林寺僧众帮助清廷平伏西鲁叛乱有功反遭残害的故事。最早探讨天地会起源的学者，或将其视为天地会的真实历史，或认为它“影射”了天地会创立的历史。相反，另些学者则认为该故事仅仅是个神话故事，不能作为探讨天地会起源的史料依据。田海指出天地会的根由神话，“好像是在讲述历史事件，而研究三合会④的早期学者也往往试图在这些事件和其他资料中得来的历史事实之间建立联系，目的是追寻他们所认为的三合会的起源”，但是，“他们的研究以该故事的现有成文版本为依据，这些成文版本的形成时间，都在19世纪中研究基本原则。

　　其次，如何看待根由神话里的陈近南其人。

　　陈近南曾被许多学者认定为天地会的创始人。鉴于历史上并不存在陈近南其人，所以，民国年间温雄飞便提出陈近南乃是影射郑成功的咨议参军陈永华的说法。田海通过探讨陈近南在天地会根由神话里出现和发展的过程，指出根由神话里最初提到的创始人是万提喜即万云龙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陈近南这个新的形象，突然取代了两种传统中万云龙，成了三合会（天地会）的创始者”，实际上否定了陈近南创立天地会的说法。

　　第三，关于“香花僧手册”和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的问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者曾就《香花僧手册》同天地会的关系展开热烈讨论。《香花僧手册》是记载香花僧为死者超度亡灵的程式和工具的小册子，是罗炤在福建东山一位渔民家里找到的。因该手册并无标题，被他取名为《香花僧秘典》.罗炤认为“秘典”的大部分内容，是出自康熙年间福建诏安长林寺开山僧万五道宗之手，断定该抄本是“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关键性文件”。有人认为该手册的发现，是天地会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罗炤、赫治清等学者据此认定天地会乃长林寺开山僧万五道宗所创立。而田海指出：“这份科仪手册，并未吸收三合会的仪式结构，也没有吸收其主要叙事成分，除了黄泉夜战诗，该手册根本没有提及三合会知识的核心政治主张，各职能干部一致之处（尤其是神秘字符的混合，以及‘西鲁’被修正为‘西闯’）都证明它借鉴了三合会知识中的内容，而不是正好相反。该手册中几首诗，仅见于后来的三合会会簿。”从而否定了《香花僧手册》的史料价值和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的说法。

　　田海的上述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他用“神灵救劫范式”即救世主义和末世劫难说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和根由神话，尚缺乏充分的论证和足够的史料依据。作者认为，天地会根由神话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担心世界将受到各种妖魔的侵袭，这些妖魔被击败之后，由一位完美君主统治的太平世界将会到来”.他称在《五公经》里，发现了“神灵救劫范式”对天地会根由神话的影响。这种“神灵救劫范式”，包含“末世劫难”和“救世主义”两项内容（329页）作者论证这个说法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一般异姓结拜组织的史料。

　　其一，雍正年间的李梅散发“札付”事件。（195页）该案发生在雍正七年（1729），李梅即李世信，为了骗钱而散发札付，诡称交趾李九葵在广西聚有六十万兵马，他本人是大元帅，他在札付和令旗上书写有“楚震公、罗平字号”，不久有大兵来，又有瘟疫、鬼魅之事，领到他的札付，就不怕瘟疫兵鬼。⑤因为李梅事件里提到“罗平”，所以田海认为该事件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据柯毓贤考证，罗平信仰出自《五公经》，是受明教的影响，所谓罗平即是“明王”是“救世主”的特有尊号。田海依据《五公经》认为李梅事件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

　　其二，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湖广荆门发生的孙大有事件。孙大有系荆门花里铺人，家贫，游荡各处，学习拳勇。乾隆三十二年回家，捏称获异人传授武艺，并得天书、神鞭，哄骗邻里，并诡称伊本姓朱，为前明后裔。又捏造天书，称将来应成大事。乾隆三十三年，孙大有同孙国治等七人结拜弟兄，以教习拳棒为由，邀集徒众，孙大有自称“大明天子”，后事败被捕。官府在其家中搜到两面布旗，一面书写“大明朱天子令号”，另一面书写“中华明君见汉不杀”。田海认为旗杆上书写的“明君”即指明王即罗平王。（193页）

　　其三，是马朝柱事件。马朝柱事件是田海用“神灵救劫范式”解读天地会根由神话最重要的史料依据，他用了整个一节还多的篇幅来论述这个观点，指出“神灵救劫范式即准救世主义形态，可以追溯到马朝柱事件”，（384页）“1747年以后，救世主义师傅马朝柱活跃在溺北、安徽交界地区”，“他曾经传播过一个关于年轻能干的明室后裔朱鸿锦的故事”，“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它与三合会知识联系起来”.（195页）马朝柱又名马太朝，原籍安徽蕲县，乾隆十四年后，辗转迁居湖北罗田县，带领当地贫苦农民开山烧炭。他利用神灵“托梦”等方式，预先制造刻有文字的铜枪、铜笏、铜镜、旗帜等藏在铁龟沟山洞，约众人前往游观，宣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让众人出银入伙，“歃血吞符，结盟上名”.◎乾隆十七年，其反清行动为官府探闻，清军镇压下，马朝柱只身逃逸。

　　上述三件事，均属于一般异姓结拜事件，同天地会没有直接关系，不足以证明天地会根由神话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

　　首先，李梅事件中虽然提到“罗平”，但是，这仅仅表明雍正年间民间流传过《五公经》和罗平信仰，尚没有史料证明李梅属于天地会。

　　其次，关于孙大有事件。史料记载，孙大有竖立的大旗上虽然写有“明君”字样，但并非指《五公经》里的明王。据柯毓贤研究，《五公经》里的明王即罗平王，是指明教的救世主。而孙大有旗帜上写的明君，乃是“中华明君”.而且另一面大旗上明确写着“大明朱天子令号”，说明孙大有旗帜上写“明君”是指朱明王朝的君主，而非罗平王。

　　第三，关于马朝柱事件。田海此说大概是参照日本学者铃木中正的说法。铃木中正认为马朝柱事件里提到从洞窟里取岀铜镜、旗、笏、“遮天伞”、“撑天扇”等宝物，乃是一种“洞窟信仰”.该信仰“是弥勒教的根本思想”，即洞窟里有个“弥勒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交界”.又说马朝柱起义运动所提倡的‘复兴明朝’的政治目的，结合着劫灾到来之说，和丰盈富裕的理想世界到来的预言，形成了千年王国信仰。即使马朝柱案件含有千年王国信仰的成分，但是，在马朝柱事件中，看不到任何天地会的痕迹。

　　第二类是教门案件的史料。

　　田海把雍正年间山西翟斌如传习白莲教案、乾隆年间云南张宝太传习大乘教案、嘉庆年间山西曹顺传习先天教案、林清传习天理教案及五省白莲起义中刘之协等事件和人物，作为史料依据，论证天地会根由神话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虽然在白莲教系统教门信奉的“天盘三副”教义里，含有未世劫难和救世主义的内容，但是，它同天地会并没有关系。

　　第三类是同天地会直接有关的史料。

　　其一，田海提到，林爽文起义时，南部起义军首领庄大田的女军师金娘，曾用符咒治疗庄大田父子的伤病，并使庄大田的队伍“刀枪不人”.金娘是一位女巫，被庄大田倚为女军师。在清代农民起义中，往往由和尚、道士或巫婆神汉充当军师，在阵前做法，并不能说明林爽文起义军信奉末世劫难说和救世主义。其次是林爽文起义军的一件告示里，提到将有“天兵”到来，“惩处那些帮助清军的人”.（241页）其实，林爽文起义军这件告示里提到的“天兵”，并非指来自天上的神兵，而是指起义军本身。田海显然误读了该告示的原意。

　　其二，是嘉庆年间的李凌魁和杜世明案件。（244-46页）田海认为该事件“是一把钥匙由此可以了解三合会知识的救世主根源”.因为李凌魁在诗句里提到“寅卯时刻坐朝堂”，而寅卯两字在《五公经》里具有重要性。据档案史料记载，李凌魁先拜吴子祥为师入大乘教，后受吴韬纠约入天地会。他试图造反，自称“后唐天子转世”，事泄被捕。李凌魁自称“后唐天子转世”而非自称“明王”.他称将在“寅卯时刻坐朝堂”，而《五公经》却是指明王将在寅卯年出世。李凌魁“寅卯时刻坐朝堂”一语，并不足以证明他在暗指自已是“明王”。

　　.其三，是嘉庆年间的李老五事件。李老五利用铸造假银的方法诱人加入天地会，其入会仪式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并非受《五公经》的影响。

　　其四，是嘉庆年间李添保、林崇三事件。李添保是广西武缘县人，曾拜浙江盲人范七入天地会，范七传给他一本符咒书，捏称借此可以调遣阴兵神将。广西天保县人唐明三闻知，便投在他门下，帮扶他“同作事业”.李添保从戏班里购得蟒衣王帽，自称“重华大王”，后事败被捕。李添保并未自称“明王”，而是自称“重华大王”，可见此事件同《五公经》无关。

　　最后，关键还在于天地会根由神话的内容，并不符合田海所说的“神灵救劫范式”。

　　田海对天地会根由神话的解读是：清朝统治是一种劫难，劫难过后将出现一个由救世主明王治理下的太平盛世。按照田海的说法，天地会根由神话的内容应该是：由天地会的精神领袖小主朱洪竹带领万云龙和少林寺僧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以他为救世主的太平盛世。可是，在现存各种抄本的根由神话里，朱洪竹并未扮演救世主“明王”的角色。在万云龙同清军交战被杀后，“不见小主，不知下落”，或“众兄弟寻不见太子”，或称小主朱洪竹“绝粒而亡”，或走到白口洞自刎身亡。在同治年间以后的抄本里，小主朱洪竹干脆消失的无影无踪。故事里五位僧人，即蔡德忠、方大洪等“五祖”，也分散到各省，准备伺机再起。这个内容并不符合田海所说的“神灵救劫范式”。

　　总之，田海用“神灵救劫范式”解读天地会根由神话的观点，不仅缺乏充分的论证和足够的史料支持，而且不符合天地会根由神话本身的内容，只能看作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设，而不是成熟的学术结论。田海此说的贡献在于，开辟了对天地会根由神话解读的新思路，人们可以不再纠结于满汉矛盾或阶级矛盾的争论，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和解读天地会的根由神话。李恭忠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是这个新思路的体现。他在文中指出：“天地会起源传说采用了大众文艺中广为流传的戏剧化叙事结构，清楚地表达了一种下层抗争逻辑，即通过彰显‘冤屈相连的‘不公’因素，放大由‘蒙冤’产生的‘仇恨’情感，来证明下层抗争在伦理维度的正当性。虽然由于‘反清复明’说辞的不断出现，这种抗争逻辑染上了传统族类观念的色彩，但它却深嵌于主流的天命意识形态之中。由此，下层抗争的正当性在形式上得到了主张。李恭忠教授的解读，不仅符合天地会根由神话的本意，而且为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的路径。

　　注释从略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读后感(五)：李恭忠：《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中译本导读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原书用英文撰写，作为荷兰莱顿大学《汉学丛书》第43 种，由欧洲知名学术出版机构Brill 公司出版。作者田海（Barend J. ter Haar），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曾经在中国辽宁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留学。1986 年起任教于莱顿大学，1994—2000 年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2000—2013 年回任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史讲座教授，2013 年起任牛津大学邵逸夫中国学讲座教授。除这本书以外，田海还著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1992）；《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2006）；《践行经文：中华帝国晚期的世俗佛教运动》（Practicing ｓｃｒｉｐｔure: A Lay Buddhist Mov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全书正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学术史以及资料情况的回顾和评论。主体内容为第二、第三部分。

　　第二部分集中分析天地会的仪式，主要探讨天地会仪式中的各项成分与道教文化、民间信仰以及家族文化传统的渊源关系，以及天地会自己的独特理解和运用。包括四章：第二章分析天地会的进香、斗、祭台、木杨城及其象征意义，第三章分析天地会入会仪式作为一种死亡和再生仪式的具体程序以及这种仪式类型在中国文化中的一般属性，第四、第五两章详细分析天地会的血盟及其对于创造洪门认同的意义。这一部分各章的分析工作细致入微，吸收了以往学者的成果并加以扩展，颇有集大成的意味。

　　第三部分集中分析天地会的叙事或者说“神话”，探讨天地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民间宗教渊源，多有独到的见解。同样包括四章：第六章提出了“神灵救劫范式”（demonic messianic paradigm），第七章具体分析了天地会知识当中救世主义的起源，第八章分析天地会的政治理想及其与主流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第九章分析天地会起源传说的情节结构并重新阐释其社会功能。

　　第四部分是全书的总结性分析。

　　这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路径来处理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神话传说，重在阐释它们如何建构了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与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温雄飞、罗尔纲、萧一山等人开创的文本—考释路径一样，本书也很重视对天地会内部文本的解读。

　　不过与前者不同的是，在这种路径下，天地会的组织源头不再是关注的焦点，天地会的文化建构才是研究的中心；其目的不在于考证这些文本所述史事的真伪及这些史事之间的线性联系，而是着眼于阐释这些文本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意义。简言之，一个侧重于史事考证，弄清史事的本末；一个侧重于“知识考古”，探索话语的谱系。此即两种路径的根本区别。

　　由此，全书内容呈现了三个特色：一是跳出追寻线性谱系和组织起源的迷思，在华南道教文化和民间信仰这一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考察天地会知识的渊源；二是打破带有神秘主义气息的“秘密社会”标签，在大众文艺的视野下，从表演角度出发分析天地会仪式的戏剧化特征；三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分析天地会的烦琐仪式对于创造认同的作用，以及天地会起源故事作为“宪章神话”对于证明自身合法性的作用。

　　田海最主要的“发现”是认为天地会的“复明”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传统，而非从一开始就是纯粹政治性的话语。基于对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有限了解，施列格早在19 世纪中期即已提出：“我们大可认为洪门保存着中国古老的宗教；单一的、不可分的上帝崇拜的信念，象征性地体现为对于光明的敬拜……洪门中经常出现的‘明朝’，或许不应该被翻译成‘朱明王朝’，而应该翻译成‘由光明统治的朝代’。”许理和关于月光王子信仰的研究指出，“明王”这一术语最晚至隋末即已出现，《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和《首罗比丘经》以“明王”、“明君”、“月光明王”指称救世主，并提到申酉年末世灾劫来临时只有“阳州”、“柳城”等少数几个地方可以避难。台湾学者戴玄之则从另一个角度入手，揭示了天地会与道教的关系。

　　田海经进一步研究后发现，清代以后“明王”形象与朱姓皇室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清晰，甚至出现了“兴明”的提法，不过仍旧深受民间的宗教传统影响。在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田海细致梳理了传统宗教（主要是道教）和民间信仰当中的末劫/ 救劫论，并将之概括为“神灵救劫范式”，即末世劫难＋神灵救劫＋法术器物。他在书中认为，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也不脱离这一框架，杂取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劫难、驱邪法术等已有的内容，呈现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反清复明”之类的话语，是中国民间宗教文化中的末劫情绪在底层民众中的反映，并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清朝鞑子在三合会知识中被视为需要以驱邪工具与之战斗的恶魔，“反满”象征着末劫的到来，而不是基于民族/ 种族情绪；“复明”意味着末劫之际的拯救，而不是对明朝的追念。天地会内部流传的西鲁故事，并不在于讲述自己的组织起源，而在于显示朝廷失德，自己是“顺天行道”，由此证明自身组织的正当性、合理性。

　　总之，天地会的仪式和神话，乃是为了在非常边缘化的陌生人当中创造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集体认同。

　　田海对于官方档案资料的审慎看法也值得注意。人们一般以为清朝官方档案中保留的天地会成员的供词（或其中的片段）比较可靠地显示了某人关于天地会仪式和叙事的理解程度，但田海认为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相反，他认为清朝档案中包含的信息量虽然非常大，但今天的研究者仍然应该对其价值持更加怀疑的看法。原因在于，现存清朝官方档案的主体—奏折，其信息基础来自于天地会成员的供词，其可靠性不应高估。

　　首先，在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下，天地会成员往往不是忠实地供出，而是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知识。

　　其次，清朝官员与天地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距离，需要通过地方上的文吏这一中介角色获得相关信息，由此很难确认全部事实。最后，通过审讯得到的供词往往经过了文吏的加工，以至于现存资料的连贯性太强，缺乏口供记录中通常可以看到的那种重复和琐碎细节。这样的分析，有助于读者意识到档案史料存在着的“客观性陷阱”，即人们一般相信档案资料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却往往忽略了档案作为文本，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制作过程、交错的权力关系以及并非完全透明的信息传递机制。

　　对于书中的个别说法，这里似乎也有必要稍加说明。田海声称重要的天地会会簿只能在欧洲各大图书馆里看到，并且认为这是西方学者相比于中国和日本学者的一个优势。不过，目前所知形成时间最早的姚大羔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收入秦宝琦主持编辑出版的大型资料集《天地会》第一册（1980），以及蔡少卿的专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1987）。形成时间紧随其后的广西田林本，则仅见于公开出版的中文资料集《广西会党资料汇编》（1989）。这两份会簿，实际上也是田海这本书参考过的重要资料。

　　田海还在书中明确质疑中国和日本的有关研究者“倾向于依赖一些实际价值颇为可疑的资料”。他的依据如下：（1）日本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剽窃了英国人威廉·斯丹顿（William Stanton）英文著作《三合会》的内容，因而完全不值得相信；（2）徐珂的《清稗类钞·会党类》是对平山周一书的剽窃；（3）罗尔纲等先行研究者对于平山周和徐珂两书的剽窃性质不加察觉，将其当作有价值的资料加以征引。这样的看法，田海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表达过，在这本书里又重复了一遍。但实际上，关于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的价值，学术界有着不同看法。孙江对照分析了斯丹顿、平山周以及同一时期宗方小太郎等人的著述，认为平山周一书关于哥老会和革命党的资料均来自于他自己与中国革命派的密切接触和在中国进行的实际调查，有其参考价值。至于史料的鉴别和运用方面，罗尔纲早在1934 年冬即已发现了徐珂对平山周著作的抄袭。他在当时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坦承，自己一开始尚未读到平山周的书，“以为徐珂先生的《清稗类钞》中的‘天地会’、‘三合会’两节是中国今日唯一刊行的天地会史料，现在将两书来互相对勘，才知道《清稗类钞》原是节录此书又加以窜改者”。此后蔡少卿、秦宝琦等严谨的学者也很清楚《清稗类钞》的缺陷，偶尔使用该书时颇为慎重。比如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1987）第47页脚注2提及徐珂的书，并非为了考订会党本身的史实，只是以此为例子之一，表明革命派关于洪门起源和民族主义宗旨的说法对后来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又如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第109 页，征引了徐珂书中《会党类》篇首所记顺治年间有关士人结社的禁令，这条内容不见于平山周和斯丹顿两书，确实是徐珂自己从他处搜集整理的。从罗尔纲、蔡少卿、秦宝琦的例子来看，严谨的会党史研究者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了《清稗类钞》在成书方式和史料价值方面的缺陷，偶尔使用该书时也很慎重。田海如果看到了罗尔纲六十多年前的书评，或者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予以更加细致的关注，也许就不至于武断地认定他们“倾向于依赖一些实际价值颇为可疑的资料”。事实上，田海在这本书里大量使用了中国学者同样极为重视的清朝官方档案资料集《天地会》（7册）。这些官方档案，包括形成时间最早的天地会会簿姚大羔本，正是由蔡少卿在20 世纪60 年代初首先进行系统的爬梳利用之后，才引起学术界重视，继而在20 世纪80 年代前期由秦宝琦主持整理编辑出版，从而为有关天地会和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相对可靠的史料基础。先行研究者的这些至今仍然嘉惠中外学人的开拓性贡献，还是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总的来看，这本书无论在内容、观点还是路径、方法上都很有新意，可资启发之处颇多，值得中国同行和读者注意。对于明清社会史、民间宗教史、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化以及华南地域社会研究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于中译本的翻译，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稍加说明。

　　一是关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天地会。英文原著的书名里使用的是“Triad”，即“三合会”，正文里也主要使用了这一名称。“天地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乾隆中期，是指下层游民中出现的一种带有相互扶助功能的异姓结拜兄弟组织。后来天地会卷入反叛事件，遭到清政府严厉镇压。嘉庆年间，出现了“三合会”这一新的名称，此后逐渐成为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一带天地会的通行名称，英文译语为“Triad”。在清朝官员眼里，“三合会”就是“天地会”之类的反叛组织；在19、20 世纪香港和东南亚的西方殖民者眼里，“Triad”也基本等同于有组织犯罪团伙。时至今日，无论中文“三合会”还是英文“Triad”一词，给人的第一印象仍然是“黑社会”。为了避免读者乍一看到书名时产生误解，中译本使用了“天地会”这一本名，而在正文里保留了“三合会”这一用词。

　　二是关于“lore”一词。英文原著经常使用这个词来指称天地会成员之间秘密流传的各种会内“学问”，包括起源故事、入会仪式所需用到的诗歌对答、用于成员之间相互确认身份的盘问对答、相互联络的隐语暗号、入会凭证中的秘密信息等，并且强调这些东西主要是通过口头方式流传的。“lore”本来就包含专门知识和口头传说两重意思，但在中文里很难找到一个兼具这两重意思的对应术语，只好勉强翻译为“知识”。孙江教授最早提议将本书译成中文，提供了关于此书学术背景、主要内容和学术影响的详细介绍，并且翻译了全书目录和第一、第四、第五章。随后由我翻译其余章节，统核全部译稿，当然，译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应该由我一人负责。中译本在十几年前即已完成，此后在出版方面经历了一些波折，现在终于能够问世，套用田海在英文版自序中的话来说，或许还算是善举吧。

　　作者:李恭忠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商务印书馆文津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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