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是一本由[法] 安德烈·纪德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精选点评：
●尼采对耶稣的嫉恨，陀氏对耶稣的拜伏。
●“但是，一个简单的人远比一个复杂的人要更为可怕。”
●陀老自身就像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人物
●可做参考，但细读总觉得别扭。我不想说我读了三个版本的翻译，纪徳解读私货掺杂太多。
●「藏书阁打卡」通过纪德对法兰西文学的分析可以发现，“风格”正以各种模式（找词、套用模式）帮助我们吸收一位又一位作家，培植对未定形物的恶感。遗憾的是，这使阅读自动化了，作品鲜明的轮廓从迷雾中现身时也丢掉了阴影。我们习惯于巴尔扎克设置人物性格上的前后一致，理解福楼拜那乐在其中的科学苦力精神。也导致一连串对陀氏的误解：把活力视作凶残，把蓬勃的生命力视作对苦难的崇拜，还有那令人担忧的两重性——他所有的人物都聚集、排列在傲慢—谦卑的光谱上…… 他从来没有直率过：「简单的人比复杂的人还要可怕。」仿拟王尔德对柯罗的评价「一段时间以来，人类逐渐地变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相像起来。」他保持着对自身平庸的清醒意识，同时，也亲切地尊重和保护着我们的阴暗
●老周在台上演讲那天我在台下倚着书柜一边听一边打量书柜里的书。这本摆放的位置刚好，颜色惹眼，而且书名也极吊人胃口。后来证实是我理解错误，根本不是陀翁的演讲，而是作者向别人讲陀翁（图书馆借阅的后话）。作者安德烈•纪德是 194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着重强调了陀翁在法国、欧洲语境下的比较、分析，格外推崇《地下室手记》一书，称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顶峰，视它为全部作品的拱顶之石。当然想要到达共情之一二，最好也是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像作者一样不断通读陀翁作品，权作入门，所以还了这本我又带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若能领略贯穿陀翁作品的《福音书》算是又得到一把钥匙了。
●如纪德本人所言:“.......我最多不过是，在我所喜欢的他的作品中寻找适合我酿蜜的东西。”这本书，既让我亲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让我亲近了纪德。
●读完后对费•陀的了解增进不少，开头一些令人疑惑的观点（美好的情感与糟糕的文学，智力与犯罪）得到了解答。就像纪徳本人说的“他总能引导千变万化的相似性…我试了试陀这个模特，我觉得我还没有穷尽他的可能性”一样，他的温和与疯癫、混沌与真诚的矛盾可以带来无限的可能性，这也是很多人爱他的原因吧，丈夫一文也令我战栗，而且不论陀的小说主题如何，他是一个写下“现在我知道，我身上原来储备着取之不尽的生命力”、“然而，我似乎始终准备着生活下去”、“丧失勇气实在是一种罪过…尽力地工作，con amore才是真正的幸福”的作家
●纪德自己的作品里面同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看看他怎么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很有意思的，其中关于侮辱、谦卑-骄傲、智力-爱欲-行动的观点自我看来基本点出了贯穿陀氏多部作品中的部分重要主题。经他提醒，除了没看的陀的作品以外，我还应该补一下《福音书》了。
●猎户星座四颗星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读后感(一)：记录1
读这本书到一半的时候...... 我记录了很多很激动的读书笔记，有关于我对陀的，也有有关于我对世界的、世界观的、反正就是零零碎碎不成体统的一些看法。 然而正是因为它不成体统，我那时才想要反反复复地重复它。 一种来自陀氏的思想在过去一年冲击了我，生硬的折断了我脑海里的某个部分。纪德讲得很好，清楚，简单，充满逻辑...这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但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自己去看。我从纪德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意识到我会从陀那里学到更多。这太有趣味了...让我充满安全感。 还有一点让我感到尤为有趣： 纪德本人在第六讲里形容自己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能算扭曲，是蜜蜂选择可以自己酿造的部分” 而照我的想法来看，这更像是婴儿吸取母乳，他如此饥渴地要找到自己的生命之源，不自觉地会将母亲的ru头咬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这一举动确实改变了什么，但是在不能套上“歪曲”之名。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读后感(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纪德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老陀的《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地下室手记》我都读过，《罪与罚》喜马拉雅有一女的读的特别棒。纪德说他想给老陀写个传记，写的就像罗曼罗兰写名人传那样的，我读完这本书想说：这完全比《名人传》还好看。
不记得谁说过：你读作品就行了，搞啥传记。那不挖人家隐私吗。对老陀来说，传记也是作品，隐私也是作品。
老陀的一生就是穷歪歪，亮晶晶的一生。他24岁就因他的《穷人》成了名人。27岁时因为反对沙皇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沙皇赦免，流放西伯利亚四年苦役犯，出来又当了六年犯人兵。
他依然乐观，他给哥哥的信，十年中，他一直给哥哥写信，哥哥不敢给他回信。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被带到谢苗诺夫校场，在那里，他们向我们全体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他们让我们亲吻了十字架，他们在我们的头顶上折断利剑，他们还给我们做了最终的清理（给我们换上了白衬衣）。然后，他们把我们中的三个人捆到木桩上，准备行刑。我是第六个，他们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地处决的，因此，我就是第二批，我只有一小会儿时间可活了。我回想起了你，我的哥哥，想起了你们全家人。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人只有你。于是，我明白到，我原来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普列斯切夫和杜罗夫，并向他们告别，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最后，响起了撤离的信号，他们放回了已经被绑在木桩上的人，他们向我们宣读了沙皇陛下的赦令。我们得救了。
即使在狱中，他也坚持读书，坚持思考。他最看重的是人的真诚。他在哪都能遇上朋友。
就在把他们送往西伯利亚的路上，他说：家家户户都点燃了节日的灯火，我一一向它们告别。
出狱后，他把这十年的经历都变成了文字。他把十年当成了体验生活的素材。
他就像他书里的人物一样，养活着一大群人，他娶的是自己朋友去世后无人照看的女人与孩子。他哥哥死后的一大家子。他兜里放不住钱，书还没写完，稿费就预支了。朋友们对他的印象一致：相处非常愉悦，就是每天穷歪歪的。
面对一大堆名望，他说：人们为我创建了一种可疑的名望，我不知道这一点地狱持续到什么时候。
他有癫痫病，从来不回避这一点，其实他什么都不回避，有女士给他写信，他回到：你渴望我能给你解惑？错了，解不了。我什么也给不了你。
他去屠格涅夫家，一进门就说自己的事。然后说：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对您说，我深深地鄙视自己。他以为屠格涅夫会起来拥抱他啥的，没想到屠格涅夫让他整懵了，目瞪口呆。沉默不语。他愤怒了：然而我更鄙视您。摔门而去。屠格涅夫显然已经欧化，不理解他这种典型的俄罗斯人的行为。
俄罗斯人跟咱东北人一样，有一种“自来熟”的情节，普天下人都是兄弟，可以干一杯。欧洲人都已经进入：互不打扰模式。
老陀有点“江湖”人的意思。他率真，不装。他的作品也是，就是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怎么活下去。人类为自己与他人的“兽性”明里暗里画了一条条线，但也压抑不住，只要没人看见，那条条线就屁事不顶。
薄薄的一本书，好看。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读后感(三)：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书摘
他不能让人消除疲劳，而只是让人感觉疲劳，就像不停奔跑着的纯种赛马，读者得保持始终的清醒，使注意力集中，从而引起精神的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许多人也是这样谈论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的。 其实他最好的作品就现在的这个样子，几乎在每一个部分都达到了很难想象被超越的精确和显而易见。 关于这四年中我的心灵和我的信仰，我的精神和我的情感，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起来话就太长了，我用于躲避残酷现实的那些沉思，不会是没有用的，我现在怀有欲望和希望，是过去根本无法预料的。 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脱离自己的土壤，以便不带任何成见的看待自己，这是一种很强烈的个性的标志，与此同时能带着善意来看待外国，这是最伟大的最高贵的天赋之一。 要写出这篇，既使人们皆大欢喜，又能确保成功的文章，就必须歪曲自己的思想，使它极端的简化，最终把他的信念推到超越自然的地步，而这，是他断然不能同意的。 难道必须失去个性才能达到幸福吗？拯救存在于抹去之中吗？要我说，恰恰相反，不仅不应该抹去自身，而且还应该成为一个个性。甚至要达到一个比西方还高的程度。请理解我的话:“自觉自愿的牺牲在充分的意识中，自由的独立于任何强制的牺牲，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这正是个性最高发展的标志。标志着对自身的一种完满拥有一种最大的自由意志，一种彻底发展的个性，十分坚信自己有成为一种个性的存在权利，不再为自己担心，不能拿自己做任何别的事，也就是说，只能服务于一个用途，只能为其他人而牺牲自己。好让所有的其他人都成为同样自由而又幸福的个性，这是自然法则，正常的人都要达到这一点。” 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要超过其他一切关系，引用:(一个俄罗斯人的逸事) “生活是困难的，有些时刻需要人认认真真的去过，这要比按时赴一次约会远远重要的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从来不以抽象的方式来涉及人物处理，从来看不到他们脱离人性而成为所谓的象征，而他们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高级的秘密地，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不应该为了任何目的而糟蹋生命。” 请给我寄《古兰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特别是他的《哲学史》。
正是由于这种自我奉献，这种自我放弃相互矛盾的情感才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中共存，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他心中相互斗争的极为丰富的，对抗性得以保留，得以挽救。 俄语中表达痛苦的人与罪人只有一个词，表示罪行与轻微不法行为也只有一个词。 我们不能把宗教情感的实质归属到任何推理或无神论中去，它与任何的罪行和错误都毫不相干，这里有别的东西，永远会有别的东西，这里有一些无神论永远也说不对头的东西…我们俄罗斯的土地上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啊！ 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间喜剧》有多么丰富多彩，他的人物总是在同一个唯一的层面上聚集排列在谦卑与傲慢的层面上，(在狄更斯的精彩小说中，我有时候被他的划分，用尼彩的话来说，就是它的价值梯度所体现的庸俗乃至幼稚素所窘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当他们试图向善时，他们所实施的德行只是一种骄傲的德行，这种德行导致堕落，它的主人公只有舍弃智力，放弃个人意志，通过自我拒绝，才能进入上帝之国。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完自己的思想时，他很少会不马上回头来推翻它。似乎它当即在散发出一股腐尸的臭味，就像是从左西马长老的尸体上冒出来的气为那样。要知道当人们正等着从佐西马长老那里看到奇迹时，这臭味却让他弟子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觉得，守灵是那样难以忍受的一件事。 巴尔扎克的描绘类似大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绘类似伦勃朗特的那些画，属于一种如此强有力的，而且常常还是如此完美的艺术，以至于在他们的后面在他们的旁边是不会有太深的思想深度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一幅画，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光线的分配，光从唯一的一个光源处照射过来，而在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光线是恒常的，平均的，弥散的，所有的物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照耀，从四面看去，他们都一样，他们没有影子。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如同在伦勃朗的画作中一样，其重要功能的是阴影。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合了人物和事件，使光线只照在一面，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他人的阴影中，又依靠在自己的阴影上。 “一个彻底封闭的深渊，那就是我们追求的理想。” 我们为线条的连续性和纯洁性而牺牲，(即真诚。) 高乃依为我们描绘的内心斗争，是理想人，榜样人跟主人公要竭力否定的自然人之间的斗争。包法利性格指:某些人欲超越这一距离，脱离自己的生活，而去过想象中的另一种生活，跳出自己本来的身份，却成为他们自己以为的或他们愿意成为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大多是多情种子。最不占肉欲的爱情是最强烈的爱情，此处是如此，换在别处也常常如此，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重要。 考察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从一本书转到另一本书的，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灵魂中建立了，或者简单的说发现了许多类层，一种层次的划分，首先是知识性的，对灵魂而言十分陌生，从中却激越出最恶劣的欲望。现在只我只说第二类，它是爱欲类的，这是一个被激情的风暴劫掠一空的区域，因为有一个更深的爱欲都不能搅合进去的区域。拉斯柯尔尼科夫我经历的这一复活，(我赋予这一词以托尔斯泰所赋予的原本意义)，这一再次诞生(借基督之语)，使我们得以进入这一区域，这是梅什金生活的区域。 这三个层面不是彼此隔绝的，甚至相互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限，他们始终在互相渗透。 在第二个爱欲的层面中:无论激情有多么动荡和强烈，总得来说他们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东西，或者至少可以说心灵并不被他们深深的搅动，因为事件不能掌握心灵，心灵对事件并不感兴趣。 对艺术家和行动家来说，超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立即就解决了的，他们的生活本身，他们的作品就是一种直接的答案。威廉布莱克说:“有欲望却不行动的人生出恶臭”，尼采正是被这种恶臭毒害死的。 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是对自己提出了问题，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解决它，仅仅这一点就表明它并不是一个超人。他的失败是彻底的，他一时一刻都没有摆脱对自身平庸性的清醒意识，正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是一个超人，他把自己推向了罪行。 首先是乐观主义，那种对生命，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本书中都有，对生命、对全世界的野性的爱，对布莱克所说的老虎与羔羊共存的“广阔的欢乐世界”的爱。 您得明白，自愿的牺牲，彻底觉悟的、摆脱了一切束缚的牺牲，为所有的人而牺牲自己，在我看来，是人的人格发展最高阶段的标志，它标志了人的优越性，他的最完美的自制性，他最大的自由意志。甘愿为其他人牺牲生命，为所有的人而上十字架，走上火刑堆，这一切，只有人格发展得十分坚强的人才能做到。一种高度发展的人格，彻底坚信自己有权成为一种人格，再也不担心自己，不为自己谋什么利益，就是说，除了为他人牺牲自己之外，别无用处，为的是让所有其他人都成为类似的人格，自由，自觉而又幸福快乐。这是自然法则：正常人都要达到它。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读后感(四)：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者的灵魂
汪天艾/文
写作关乎什么？千百年来这是无数作家与文学评论家旁征博引试图厘清的问题，它一方面与写作的目的与功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引申到将写作视为天职的人群生而为人的意义所在。写作可以是讲述故事，是记录历史，是对语言的革新，是为读者提供愉悦的感受……一个世纪以前，法国作家纪德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与文论中向我们三番五次地高亮了俄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写作是关于人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占据他写作全部身心的主题就是人本身——“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感情和思想”。他所构想的人物时常乖戾乃至疯狂，有许多不合情理的念头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然而却如同荒唐的梦境其实是对潜意识的最佳揭露，读者却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漫长荒诞的叙事中读到写满预言的羊皮卷，因为，如纪德所言，“我们能感觉到，他刚刚触及了某个属于我们真实生活的隐秘点。”
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读者很难不在与纪德的纸上相遇中会心一笑，法国人在老鸽棚剧院发表的讲话里言简意赅地点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最深刻的人本关照：他体谅每一个人物各自特殊的秘密，关心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他懂得“生活是困难的，有些时刻需要人认认真真地去过”，因而一个个体在每个时刻的想法和动机都同样重要。他并不概括地看待和书写任何群体，而是着眼于单独的人，普通的人，细理入微地刻画他们面对日常体验时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无论做出怎样情理之外的选择和行为，他在写作的时候都平等看待，不匆忙将他们归类。令人不禁联想起西班牙哲学家玛丽亚·赞布拉诺对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的评论：“这个潜在地底、心底、潜意识里的世界向悲剧作者虚掩着大门。他可以在每个人的面具——保护人和压抑人的面具——之下影影绰绰地窥见那个世界。皮兰德娄所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孤独前行的人，为他人不知不解，也是自己的陌生人……在当下，在当今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悲剧主人公是大街上的人，某某人，一个孤零零的人，因为能够痛苦而感知到如此孤独……这就是悲剧作者皮兰德娄的伟大之处：他在大街上的人身上发现并描绘出悲剧英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尤为令纪德赞叹的是他如何通过创作一个又一个人物展现出自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思想”，他毫不畏惧于极端展现人的双重性，不忌惮让主人公哪怕在最强烈激情支配的时候仍然不忘怀疑这激情的本质究竟是爱还是恨，由此让小说成为富于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的场域。纪德在讲座中引述了尼采对《罪与罚》作者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一个让我在心理学方面学到东西的人。”无独有偶，鲁迅也曾在为俄国人的《穷人》所作小引中写道：“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有趣的是，西班牙诗人塞尔努达又曾表示尼采是自己心中“第一位心理学家”。我们不妨将此处的“心理学家”概念概括为对人类这个群体的行为及其所处社会的深入探寻与研究。对这些以思辨和写作安身立命的“心理学家”而言，他们始终想要挖掘通向人类自己的道路，因而不停试探着整个群体的道德系统——无论是传统权威和宗教所创立的东西，还是社会改革家提出的概念。归根结底，如纪德所言，他们想要用写作提供“心理与道德范畴的某些真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里，有一句几乎称得上是感人的话，在1854年2月2日前往服苦役的路上，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一个简单的人远比一个复杂的人要更为可怕。”这是一个孤僻偏执的写作者对人类的慈悲，更是对人性之复杂的尊重。在创作中他也总是愿意平静地呈现人的深渊，强调并保护着人物的光明与阴暗，如纪德所言：“他喜欢复杂性，他保护复杂性。”就这样，现代人的困惑彷徨在他绵延不绝的人物独白中找到某种共鸣——他尤其喜欢让笔下人物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日常道德和习俗并不让他的人物轻易就范，真正的缠斗发生在自我内部，最终往往在精神的酷刑之下犯罪、酗酒、发疯或自杀。纳博科夫就曾质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所有的罪犯为何都是疯子，克鲁泡特金也并不客气地表示：“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形象背后，我感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他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他自己，或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能否像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犯下罪过，而哪些抑制性的因素会阻碍他，阻碍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成为杀人犯。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是不会去杀人的。”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想要论证的并非自己会不会去杀人，而是分析人为何会想要去做出冒险的、不计后果的、乃至伤害自己的行为。在尼采之后，当“自在的善”遭到批驳，整个道德价值体系亟待重新评估，人对一切道德要求的外在权威和标准的质疑意味着重新解释世界的需要日益增加。如果没有外在秩序的约束，人的精神内在之路会通向何处？所谓“被解放了的人”“摆脱了定规的人”，存在真正的自由命运吗？这种对自由意志的追问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而最重要的“拱顶之石”——如纪德所言——是《地下室手记》。这本书中关于人的辩证思考对后来他塑造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等人物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部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探讨了人所固有的对非理性、对疯狂的自由的需求。这种几乎是“自毁”的倾向源自“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愿望”——人会故意地、有意识地损害自己、做出疯狂的举动，以此来反复确认自己是有权愚蠢的、有权疯狂的。在他看来，“人们会故意使自己疯狂”是因为“人一刻不停地要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颗小钉子”。
这样对于如何在上帝死后肯定人类个体独立性的焦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后的作品中一再复现：如果一切都可以被允许，人可以做什么？《群魔》中“我必须开枪打碎我的脑袋”也好，《罪与罚》中对于什么样的人有权杀人、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杀的辩白也罢，都是作家对于一个思想着的人与其命运之间不安关系的思考。人想追根溯源以解开自己思绪的谜团，最后却发现这一谜团的开端和结尾都深深扎根于自己体内，一旦拔出，痛彻心扉。早在《地下室手记》中我们已经读到过那段永不过时的独白：“因之你在暗默的无能中咬牙切齿，沉入奢侈的怠惰，感到连一个让你仇恨的对象都没有，你甚至永远找不到一个人让你发泄你的恶意。于是你了解它只是一个面具、一个戏法、一个骗局，它只是一个谜团，既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人。但姑且就这一骗局不说，在你之内仍旧已有一种疼痛，而你对它越是不能了解，你内心的疼痛就越是厉害。”
这样的思考是疼痛的，写出这样的思考无疑更是疼痛的，何况高质量的写作是旷日持久的工程。同为作家的纪德通晓这一点，因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生出一分敬意。法国人特地从《书信集》中摘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和《罪与罚》期间反复修改、删除乃至撕毁手稿的片段，而且无论是简单的文章还是整本书，他都同样全力以赴。那是一种缓慢而艰难的忠实，直到去世前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在苦恼“作为作家，我有很多缺点，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就对自己不满意。我在做自我反省的某些时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达的东西不是我原本想表达的，我能表达的只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然而，在贫困潦倒、远赴西伯利亚苦役、癫痫病不时发作、亲人在几个月间相继去世的多舛命运当中，他依然紧紧抓住写作的稻草，并且因此找到更高一层的力量。1849年7月在监狱等待判决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在人的身上，有着坚韧度与生命力的一种巨大潜力，说真的，我原来并不相信它们会有那么多。而现在，我从亲身的经验中知道了。”而一个月后，疾病缠身的他更是写下“丧失勇气实在是一种罪过……尽力地工作，带着爱，这才是真正的幸福”。阅读并引述了这一切的纪德在讲演中感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高级的、秘密的——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写作关乎什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他在写作中的实践无疑是这种特殊的人本思想的全面体现。这样的写作是动人的，也是折磨的，不妨引述鲁迅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撰小文的结尾：“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1911年12月12日，法国作家克洛岱尔在给纪德的信中写道：“我们最近应该找一天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谈谈，他们彼此讲出那样隐秘的话，到了第二天都不敢再对视，彼此恨之入骨。”恐怕，时至今日，读罢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我们仍会不禁生出重新捧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冲动，并采纳克洛岱尔的提议。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读后感(五)：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读者——纪德与陀式的隔空对话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是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烈·纪德在19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00周年时的大会讲话和六次讲座稿汇编，此外还收录了他1908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的评论。在这些文字中，纪德展示了他本人极其深邃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充分体现了一位大作家的阅读功力——他以可怕的精细度深入挖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庞杂作品中看似分裂而矛盾的母题，用大量文本举例，为读者详实地刻画了一个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道德性高度统一的伟大作家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
透彻的阅读，加上充分调动素材的能力，让纪德的六次演讲层层深入，像是思维探险一般，由浅入深。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实在太熟悉了，他举出了大量的文本例证，都恰到好处，极有说服力，和演讲者本人的观点相得益彰，逐条逐层推进，颇有抽丝剥茧的快感。第六讲里，终于揭示谜底，挖出了最终统御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思想和写作的内核，那种启示录般的震撼直击人心。
在文学之外，纪德的解读同样有着极高的价值。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模特”，纪德隐晦地阐述了自己对政治的思考，特别是在政治神学问题上的深刻关怀。他已经很明显地觉察到了20世纪即将到来的某种危机。但站在一百年以后的角度来看，他寄希望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的解决方案，多少有点一厢情愿了。最典型的问题可能在于纪德对《福音书》抱有的幻想，他本人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许限制了他的视野，而不是给他提供了立足点。在那个时代，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信”，而是“信不信”。这一点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纪德的评价，也会多少改变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断——如果基督本身就是个可疑的出发点，那么即便作家足够虔诚，他个人的信仰也不足以缝合其作品内在的矛盾与分裂。当然，这些都是书本之外的话题了。
在《书信集》的评论和大会的演讲里，纪德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欧洲受到的批判并不公正。“今天，我并不寻求明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说；我只想指出它所包含着的被西方人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因为西方人不怎么习惯这种对极端相反东西的调和。”（30-1）这种判断有着明显的缺陷，因为“人们以西方人的逻辑出发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主要是他笔下人物的性格，他们往往不合情理、优柔寡断，而且几乎总是不负责任。他们的形象因而可能显得乖戾和疯狂。”（35）然而纪德辩护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矛盾和错乱的品质首先无比真诚，都源自于角色自身。“他的每一个人物……首先都是依据自己才存在的，这些富有内涵的人物的每一个，都带着各自特殊的秘密，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迹还在于，他的每一个人物所体验、所经历的，恰恰正是这些问题，我或许应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依靠了每一个人物才得以存在的……”（37）于是角色的矛盾和疯狂成为了其存在状态、内心挣扎的外化：“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么具有代表性，我们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脱离人性……”（38）
因此，为了呈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纪德试图“通过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地追寻着写思想，我试图把它们归纳出来，透过表面上的杂乱，尽可能清楚地掌握它们，并且向你们进行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思想……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些思想从来不以原始的状态出现，而是附属于表达了这些思想的一个个人物（由此恰好产生了它们的混乱性和它们的相对性）……”（41）当然了，这也要求纪德深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而在后面的演讲中，他将会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世、书信、日记、小说等等，整体性地呈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第一次讲座的一开始，纪德就判断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从来没有过矫揉造作，也没有过装腔作势……再没有比他更谦卑、更富人情味的人了。”（43）在艺术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中带有罕见的谦卑，“正是由于这一谦卑，他面对一切被他认为更高级的东西都表现的顺畅。他在基督面前深深地俯首躬身，而这种屈从、这种放弃所产生的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保持了他性格的复杂性。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能比他更好地实践《福音书》的这一教导：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献生命的（放弃生命的），必真正救活性命。”（69）福音书的母题，在纪德看来，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写作和思考，也是他写作中诸多元素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这在之后的讲座中会不断得到阐释。
有的人可能会否定这种一贯性，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其实混乱不堪，又或者认为他的思想和表现形式互相冲突。纪德并不完全否认这一点，但是在文字表面的混乱之上，纪德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呈现更有力的内容。“如果他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他可能会更有条理地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但那样一来，我们就会失去最好的东西了。”（44）
第二次讲座开始更加深入文本中的角色，从他们身上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表现。纪德点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角色身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我认为，没有一种性格上的畸形与异变……不是由最初的侮辱所引起的。”（78）一如他作品的标题《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欺凌与侮辱像跷跷板一般摇晃着人的地位，让人难以获得平视的、平等的自尊。这种心理在他的角色里非常普遍。“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间喜剧有多么丰富多彩，他的人物总是在同一个唯一的层面上聚集、排列：在谦卑与傲慢的层面上。”（83-4）
像斯塔夫罗金、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伊凡·卡拉马佐夫等人，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出来的个性坚强的角色都是可怕的人物，他们拥有的智力和意志没有把他们变成向善的生物，而是夺走了他们的谦卑，把他们变得傲慢。哪怕他们试图向善，“他们所施的德行只是一种骄傲的德行，这种德行导致堕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只有舍弃智力，放弃个人意志，只有通过自我拒绝，才能进入上帝之国。”（88）这里，《福音书》的主题浮出水面。与之相对，“要想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智力扮演了什么角色，我的答案是，它扮演了魔鬼般的角色。”（88）
第三次讲座很大程度上阐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纪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为观察而观察。他的作品绝不诞生于对现实的观察，或者说，至少并不仅仅诞生于此。它也不是诞生于一个预先设计的思想，因此，它不是理论的，而是沉浸在现实之中，它诞生于思想与实践的相遇中，于两者的混合之中。这两者紧密相结合，以至于很难说哪个因素超过了另一个因素，可以说，他小说中最为现实的场面，也是最富有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的场面，更确切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事先受孕于思想的产品。”（95-6）
这样的写作态度或方式也是源于作家的兴趣和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强求我们的观点向他靠拢。他寻求阐明这些观点，使某些暗藏的真理明朗化，因为这些真理使他着迷。只要它们在他看来——不久的将来在我们看来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人类精神所能认识到的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真理不是抽象的真理、超乎人类的真理，而是亲切的、隐秘的真理。……这些真理，这些思想，正是在那里顺从于事件，深深地扎根于显示之中。面对着人类现实，他保持了一种谦逊的、顺从的态度，他从不强求什么，他从不迫使事件倾向于他，他在自己的思想中履行了《福音书》中的告诫。”（96-7）
为了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纪德非常有趣地使用了绘画的类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如同在伦勃朗的画作中一样，起重要功能的是阴影。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合了他的人物和事件，将一束强光打在它们之上，使光线只照一面。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他人的阴影中，又依靠在自己的阴影上。”（98）这种阴影，莫若说是“杂质”的庇护，是孕育腐败和裂隙的温床，也是很多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满的来源。
纪德辩护道，在情节和叙事的层面上，“他笔下的事件……总有一些时候互相混杂、互相纠结到一个漩涡中去。故事叙述的因素——伦理道德的、心理的，以及外部的——正是在漩涡中分而后合，离而又聚。在他的笔下，我们见不到任何线条上的简化和净化。他喜欢复杂性，他保护复杂性。情感、思想、爱欲从不表现为纯的状态。他在环境中制造真实。”（98-9）而在角色的层面上，“他的人物毫不顾及性格的一致性，他们乐于向其天性尚能容忍的一切矛盾、一切否定让步。也许正是这一不连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感兴趣。”（100）
当然这也留下了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令人困惑的是这一切的同步性，是每个主人公始终意识到自身性格的不连贯，意识到自身的两重性。”（102）如何理解这种两重性、如何解释它，这就是下一讲的任务。
第四次讲座发问道，“这种两重性是本来就存在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出来的？……他在其中看到了自然的本性呢，还是他把它归于自己的想象？”（106-7）
纪德认为，我们接受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更多地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法国小说那种将人物性格抽象出来的努力了。结果，“面对着每一个人几乎都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人的目光总是自发地、几乎无意识地投向简单化。”（10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比那种简单化要更充满自觉和深刻。最核心的一点是，他在人物的内心中挖掘出了三个不能沟通但又互相制约的区域。“首先是知识类的，对灵魂而言十分陌生，从中却激越出最恶劣的欲望，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奸诈邪毒的魔鬼般的成分均寓居于此。现在我只说第二类，它便是爱欲类的，这是一个被激情的风暴劫掠一空的区域，但是无论风暴肆虐中的事件多么悲怆，人物的心灵却不为之所动。因为有（第三类）更深的、爱欲都不能搅和进去的区域。”（115）而这个区域，可能简单的语言很难概况。
第五次讲座里纪德继续向这个第三区域展开发掘。他看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智力因素有时候会直接与深层区域发生接触。而这一深层区域根本不是心灵的地狱，相反，而是心灵的天堂。”（132）在这里面，基督意义上的情感，passion，倒更像是第二层面——那个属于戏剧的区域——里的内容。在更深的地方，“与爱相对立的，倒不是恨，而更是深思熟虑……对他来说，智力恰恰是使人个性化的东西，是与上帝的王国、与永恒的生命、与那种超乎时间之外的真福相对立的东西，因为要得到永福，就只有放弃个体，投入到某种笼统的团结的情感中去。”（132-3）
不仅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每本书中，都隐约让读者看到了真福状态，都描绘了这种状态。时间流逝的感觉，还有个体局限性的感觉，全都消失在了这一状态中。纪德虽然没有提到，但是这种描述非常类似于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宗教阶段了。到达此处的秘诀就藏在《福音书》里：“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神秘中心，也是基督教伦理学的神秘中心，是幸福的神圣秘诀。个体通过放弃个体性而取得胜利：谁若爱自己的生命，若保护他的个性，谁就将失去它；谁若放弃自己的生命，将使它真正地活着，将保证他有永生；不是未来中的永生，而是从现在起的永生。复活在整个的生命中，忘却任何个体幸福。哦，多么完美的复归啊！”（137）
至此，关于人性中最深刻隐秘的部分似乎已经被发掘出来，可是纪德认为，“也许他真的能在这里找到幸福，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从不认为人的终结就在这里。”（140）紧接着他指出，“魔鬼的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早在第二讲里我们就看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让魔鬼居住的地方，不是人的下层区域……而是上层区域，即智力的区域，头脑的区域。”（141）
对非基督徒的读者而言，这里隐藏着极危险的内容。19世纪末那些对基督教的反动思想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怀。“自尼采起……一个新的问题提了出来……‘人能做什么？一个人能做什么？’这一问题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忧虑，即人原本可能是别的东西，原本可能更强，现在也还可以更强，但人可耻地停留在了第一阶段，丝毫没有考虑到臻于完美。……这个问题，是无神论者的问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很好地理解了它，因为，正是对上帝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对人的肯定。”（142-3）所谓的人之独立，可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一直是个伪命题，只是傲慢、不敬神的人为他的自负寻找的借口。一旦人们开始寻求独立性，随之而来的不是独立，而是焦虑。“我们每一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他的一个人物对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就可以确信，不久后，我们就该见识到他的崩溃了。”（143）
以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角色为例，他是个极清醒的思想家，但也是个对“人能做什么”极焦虑的卑微个体。正是他对这个问题之答案的迫切，导致他急切地希望证明自己是个超人，进而导致他走向犯罪。事实上，拉斯柯尔尼科夫根本不知何为行动、如何行动。“思想者不行动……行动以平庸的智力为前提。两种思想之间只有一步之遥。”（147）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尼采。纪德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误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假如他明确地提出了超人问题，假如我们看到这一问题偷偷地出现在他的每一本书中，根本上占了上风的只是《福音书》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个人的自我放弃中看到了拯救，想象到了拯救。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暗示我们，人只有在达到忧伤的极限时，他才最接近上帝。”（155-6）
第六次讲座里纪德提炼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最深邃的内核。顺便他也解释说，他明白自己常常在借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口表述自己的思想，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有曲解，最多只是在他的作品中寻找适合纪德自己表述思想的东西。
纪德认为前五讲还有很多遗漏，最重要的就是“前五讲没有细说为何没有跟魔鬼合作，就没有真正的艺术。” （157）他援引使徒的话：“三种贪欲支撑着艺术品的创作：眼睛的贪欲，肉体的贪欲，还有生命的骄傲。”（158）陀思妥耶夫斯基尤为典型。
“没有一个艺术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漂亮地让魔鬼参与到他的作品中去……（他的作品中有着）乐观主义，那种对生命……对全世界的野性的爱。”（158）这种野性有的时候会以超乎人类文明的方式野蛮生长，扭曲角色性格，乃至做出极奸极恶之事。即便如此，“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这种表面上的凶残，我们切莫误解。它是寂静主义的一部分……他太执迷于《福音书》的真理了，认为这一凶残只是暂时的，是某种盲目性的暂时后果，也就是说，是注定要消失的。”（161）
恶魔不是反天使。善恶不会在这个层面上对立。凶残和野蛮似乎更像是更高级内容尚未出现之前填补在真空中的混沌。《群魔》中基里洛夫的例子将会继续阐明：
（162）纪德认为，“取代了神—人概念的这一人—神概念，把我们带向了尼采……（但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一问题出发，对它提出了不同的、相反的解决办法。尼采提出肯定自我，认为这是生命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放弃自我。尼采预感到一个顶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那里看到失败。……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发现的（以弃绝获得新生）的欢乐状态，恰恰就是《福音书》为我们所建议的状态，基督所称的新生允许我们进入其中的状态；这种真福是靠我们放弃我们身上个体的东西才能获得的；因为，依恋我们自己只会妨碍我们投入到永恒之中，妨碍我们进入到天国之中，妨碍我们分享普遍生命的朦朦胧胧的感觉。”（162-3）
这其中还有一点小小的杂质问题：“（在这种极乐的源头上）如果我们仔细地找，我们总会找到一个小小的生理秘密，一种对肉体的不满足，一种焦虑不安，一种不正常……穆罕默德有癫痫病，以色列的先知们有癫痫病，还有路德，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有癫痫病。苏格拉底有他的魔鬼，圣保罗有他神秘的‘肉中刺’，帕斯卡尔有他的深渊，尼采和卢梭有他们的疯狂。”（166-7）
再以《群魔》为例，基里洛夫要用自杀来表明叛逆，表明自己只是被迫跟随上帝，要否定上帝存在的神话虚构。“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基里洛夫的话表达的，又是一次破产。”（175）虽然前文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放弃才能得到拯救，但是在这里他还嫁接了一些别的思想，比如威廉·布莱克：“为了使我们不再发疯，别人首先就得发疯。”（176）换言之，“如果说基里洛夫必须得病才能产生这些思想，那也是为了使我们此后不用得病就能有这些思想。”（176）
精髓就在于此。“尽管在这里基里洛夫显得极端藐视宗教，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想象这一形象时，始终在幻想为拯救人类而不得不上十字架的基督。如果说基督必须受难，那不正是为了使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而不必以同样的方式去死吗？”
《福音书》的颂祷盘桓在天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面苦坐。面对神、人、时代，这是他最终极的问题，也是能想到的最终极答案。这是最为纯粹的对立统一，像是因为距离不同而在人眼中差不多大小的太阳和月亮。
最后，纪德认为这也能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国情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到所谓的‘俄罗斯痛苦’……即使面对着今日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会继续充满希望。兴许，他还会想（这一思想，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了他的小说和他的书信中），俄罗斯在以基里洛夫的方式作自我牺牲，而这一牺牲，兴许还有助于拯救欧洲的其他国家，拯救人类的其他民族。”
讲座至此就全部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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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括号中的数字均为引文对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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