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精选

　　《余英時回憶錄》是一本由余英時著作，允晨文化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350，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余英時回憶錄》精选点评：

　　●人生的际遇有时是选对了一班飞机、错过一列火车决定的。

　　●二月不读书，三月徒伤悲。听说还有下卷，期待......

　　●咋看都觉得是作者随便写写读者随便读读的媒体作品

　　●四星半。安徽真是人杰地灵！早年经历对其思想、价值观的影响很大，传统并对TG保持距离。拟入团前的心态很是坦诚。思维方式还是有些结构化，自己不强求他人认同这一点不错。50年代港台、汉学届学术情况、个人求学到治学的经历都袒露了出来，很好！每天下班地铁、公交杂余时间阅读完毕。

　　●青少年时的经历影响一生，余英时在老家潜山的经历，在北平的经历，身边朋友的遭遇，他由此看到了中共存在的论出身，待遇三六九等，剥夺个人自由的一些问题，使他对共产主义心存疑虑，至今对中共大加批判，当然他说的问题存在，对当下中共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也批判得非常有力，并以公私，均等概念揭示1920年代中共革命为何吸引人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有道理的。但他看到了不足，却没有看到中共革命所蕴含的积极热情理想的一面。另，余英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很精到，没有人像他一样说的这么透彻。

　　●大概只是余先生回忆录的上册，仅止于余先生博士毕业。余先生世家子弟，少年遭逢巨变，却总能在人生关键处“每转益进”。避难上海，考入燕京；流落香港，入室钱门；无籍访美，就读哈佛。当然，人也极度聪明，二十出头便能写专书，苦读原典，在哈佛一学期四门课程都能应付自如。引得钱穆愿以衣钵相授。此书文风平实，又极有历史意识，对五四评价，反共立场，五十年代香港学人生态，在美华人留学史都有论述。无奈，余公声名显赫，其人其学，学界都不陌生。指望看猛料的，不免失望。如在大陆出版，必将删的难以卒读。

　　●第一次台北行 去了两家诚品 可惜没去敦南店 在士林点发现了这本书 跟一堆敏感书摆在一起 也不知是不是入榜了 小心地带了回来 飞机上看了序，竖排总串行，还是用书签遮挡着读的。在五四百年时看到对于五四的深刻分析 幸事。书中用作史料的邓之诚日记，在黄仁宇在哈德孙河谈历史也提到了此人，太巧合。 在4月5日读完这书，也是个不可名状的故事。好书算

　　●人对事物的看法很多时候和自身经历有着紧密联系

　　●感叹“权贵资本主义”与“为富不仁”的现状

　　●写张光直先生那段太让人难过了，生不逢时&天不假年，可叹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一)：筆記

　　- 這本回憶錄不算很長。余表示本來沒有打算要寫回憶錄，但十幾年前有一位來自廣州的記者對化進行系統的訪談，及後又做了很多資料收集，促成了這書的成形。

　　- 書中的內容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他出生後到來香港前，第二部份是談他在香港求學的經歷，第三部份則是談到他到美國唸博士的經歷。

　　- 書中的文字很有余的風格，十分理性，有條理，真的是個嚴謹的學人。

　　- 余年幼時在安徽老家的山村長大，對傳統中國的農村建立起第一身的理解。他也介紹了當時的生活，文化狀態，與外界毫無連接等（如對五四毫不了解，也從沒聽說過共產黨等）。

　　- 就五四運動的理解，他也在書中做了分享。他認為應把五四理解為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國知識分子在回應外來衝擊的探索。他也說明自己在後後的學習過程中，認同了自由主義的價值，深受胡適等的影響。

　　- 他當時在東北、家鄉等地聽到很多蘇聯、共軍的惡行；而他也在思想上不認同從日本輾轉過來的'共產主義'。

　　- 事實上49年時他在燕京大學唸書，50年代初才去到香港與家人團聚。他提及當時已差不多要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及後才意識到那種集體對人的改造。他描寫到自己在探望家人後打算回京，火車卻在石龍壞掉，自己在過程中反複思考並決定留港照顧老父的心路歷程，驚心動魄。

　　- 香港的部份，他寫了很多自由中國陣營、第三陣營的文化工作，也有談及新亞書院時期跟隨錢穆的經歷。當時美國在香港的影響力蠻大，支持了很多文化工作，足見香港在冷戰格局的戰略位置。

　　- 他在香港及美國求學的篇章談及不少學人、自己的學問追尋等，但自己不大了解這些內容，也就讀過去就算。

　　- 余在書中留下了很多線索，如引述胡的書信、錢穆的書信，或者會留下自己的論文、某個學者的書藉等，對後來者要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幫助。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二)：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

　　19年6月在香港购得此书，当时也是香港风波的起始阶段，特意在中环湾仔尖沙咀一带游走了一番，当时尚感到尤为平静，大概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后来书带回家里无法寄走，这个假期终于在家读完。对作者书中所述人生中三次最为重要决断与转折时刻感慨良多，一次是返港省亲，返程时在广州转车，意外误了北上的火车，在车站等车期间经历了一番内心的“天人交战”，认为回北京有百非而无一事，最后毅然决然决定放弃回燕京大学而折返香港，作者自称这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永不能忘”；第二次是在新亚读书时因缘际会获得了哈佛燕京社的访学机会；第三次是在哈佛访学期间又偶然获得了师从杨联升转攻博士学位的机会。人生中真是有太多偶然，好像是生命中的一次次的“换气“的间隙，而在这些偶然中如何抉择，则取决于决断的能力，以及思想之格局。从求学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家学渊源，还是在新亚师从钱穆、唐君毅，再到哈佛师从杨联升，余的经历充分地说明了“名师指路”的意义，可是碰到一个好老师，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偶然。

　　另对书中记述第一阶段在哈佛求学的中国现代学人时，提到陈寅恪时，引述了陈寅恪跟吴宓交流时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印象深刻：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这段对中西学术之优劣长短的对比判断不可不谓入木三分，最后几句话余英时认为“却是石破天惊的预言，今已完全证实了”。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三)：读《余英时回忆录》有感而发

　　余英时先生在【序】中说道：一个时代的回忆之作愈多，后人便愈能掌握它的历史动向。这本回忆录主要讲述了余英时先生自己从1937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求学历程和学术生涯。因为余英时先生自己的背景，这本回忆录便是以一学人的身份来展开的，他自己提到，“自己的学思历程，无论得失如何，也许可以献给新一代求学的朋友们，作为一种参考”。

　　本书在问世之前，便引起全球华人社会很大的关注和期待，我自己是抱着想多了解余英时先生本人的兴趣来关注这本书的，一方面因为他是钱穆先生的大弟子，一方面知其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我想钱穆先生对故国历史那种“温情与敬意”应该在余英时先生身上有所传承，这一点我认为在余英时讲“鹦鹉救火”故事时已有所体现。这些是钱穆和余英时先生他们的著作吸引我的根本原因。其次，之前陆续收过很多钱穆和余英时先生的作品，但其撰述的题材我涉猎极少，因此决定以后再细读之。这是我先选择读余英时先生的“访谈录”或“回忆录”的原因，先了解其背景，再了解其学术著作，这样不至于太陌生而无从下手。于是，我便陆续读了这些“访谈”“回忆”的作品。不久前读过的陈致著《余英时访谈录》，其中一些内容在《余英时访谈录》中也有所体现，两者互补，可一起来读。

　　再说《余英时回忆录》的内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有几处，首先是作者关于“五四”的解读，意思“五四”依然在路上，至“五四”百年之际，作者的论断我认为可以算是一个警钟，发人深省。另外，余英时先生的几个重要转折点对其影响之深不是我三言两语能概括全面的，感兴趣的朋友可通过读这本书来做一了解，如果不是火车坏了的那几个小时时间，余英时先生转念一想改变最初回大陆的决定，后来他的生活极有可能发生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后果不堪设想”。再者，回忆录中先生对其良师益友的回忆文字也让我为之动容，那些“为了学术而学术”的一群学人经历，是极其令人敬佩的，我们后辈或许有人具备“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而无“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环境，一句“大环境不允许”使多少理想为之破灭，我想这一点是应该进行深刻思考和改变的。不要让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说“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这一句不断上演。“回忆录”中，作者提到的国人去哈佛求学的三个阶段，最后一阶段的很多学人不是不想回祖国做贡献，而是因世事难料，政局动荡，无法回国，但他们正因为这一机缘巧合，让“汉学”和“中国研究”立足于西方，让中国文化走了出去，也让西方更多的了解了中国传统，使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从雏形走向成熟，这些学人都是功不可没的。其中还有内容，不便赘述，就此打住。

　　【序】里面余英时先生有透露下册撰述事宜已有所讨论。期盼下册早日问世，以飨读者。这本书的问世和李怀宇先生是分不开的，这点值得一提。最后，借书后语做读后感的完结，“在一个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时回忆录》的问世，不啻暮鼓晨钟，发人省思”。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四)：余英时回忆录

　　读完《余英时回忆录》，最大的感触是历史是该有所印证，学问是要授业解惑，而非传教。这本书是余英时先生的自传，从在老家安徽潜山接受私塾教育，到认识共产主义的过程，在沈阳中正大学学习，后因战争原因迁居燕京大学读书，再后来举家来到香港，师从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开始学习研究。余英时说“钱先生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价值系统—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价值系统直接向他灌输。钱先生教学注重“授业”和“解惑“，“传道”即寓于其中，而避免采用一般宗教“授教”的方式。后在钱先生推荐下来到哈佛进修，并再读博士学位。在读博士之前，他征询钱穆先生意见，钱穆先生写信时表示，希望他能回新亚书院，他说：“我愿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将毕生治学心得传授给你。”但因为家庭原因而在美国生活，后来还是遵守承诺回到了新亚书院。余英时见证了百年中国的动荡历史，陈独秀介绍给我们“德先生”与“赛先生”，但民主与科学被政治所利用，而并未发挥其最初设想的作用，五四运动在今天依旧尚未完成。余英时说：今天回顾广义的“五四”，我们不能不承认“民主”和“科学”是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因为德、赛两先生虽久已入籍，却仍未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地安家立业。“科学”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科技”，是“艺”而非“道”，为真理而真理的科学精神尚未充分建立。“民主”的地位则是“尊”而不是“亲”。

　　余英时还讲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缘由，中国知识人最初选择共产主义作为“救亡”的药方时，主要是出于一种错觉，他们对于这套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由于这套理论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们所熟悉的传统观念与价值相近（如“均”、“公”之类），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奉为“真理”，愿意为之献出生命。不同的错觉在“五四”以后仍然不断出现，如认定共产主义才能给人以“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总之，“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聚九州之铁而铸成的大错”。

　　中国为这一选择付出了最可怕的代价，但在发现这是大错之后，竟不得不走回头路。市场制度、私有财产、阶级分化等都回来了，但却出于不正当、不文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败竟成为这一畸形的内在特色。赵紫阳曾称这一体制为“权贵资本主义”，因为其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是在法律范围内靠勤俭起家，而是由于与政治权力有密切关系，获得种种特权与法外的方便。其中还有一些人更是化公有为私有。在这一特殊怪胎产生的体制中，仗势欺人是正常现象，而且不公平的程度与日俱增。p52

　　陈寅格在一九一九年就曾说“中国人乏精深之思”、不重视“精神之学问”，而“偏重实用”，今天比一百年前只有远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种种变动，“中国之实业发达”竟已实现，而“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也获得最高限度的发挥。所以今天中国人成为“世界之富商”者，比比皆是。但对照之下，“以学问、美术等造诣”而言，今天的中国比陈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发此议论时不但未有所改进，反而更落后了。中国人向国外科学刊物而被发现为抄袭的事件，时有所闻。仅此一端，即可知“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还未能在神州大地上得到广泛的接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书店很难找到余英时先生的书了，电商搜索这三个字也毫无结果。余英时先生花费毕生精力在研究古代历史上，以史明鉴，对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但现在我们连一本书都很难找到，对他研究思想更无从得知，实在是一大憾事。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五)：《印刻》10月刊《美国哈佛大学时期》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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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风/文

　　说来惭愧，由于个人兴趣不在古代思想史方面，对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等鼎鼎大名的著作，竟没有读完过一本。

　　只是大学时候，在图书馆借到《余英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的第六卷——《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曾仔细翻阅。后来才知道，这一卷所收文章，大部分只是余英时在新亚书院时期的一些习作而已，不具有什么代表性。

　　时至今天，我对余英时的敬意，也更多源自他对自由价值的长期坚持，而非其享誉中外的学术成果。期待《余英时回忆录》，想看的也是他对中国自由之路的理解。

　　余英时最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明报月刊》上刊登了4篇回忆录正文（《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共产主义与抗日战争》《中正大学和燕京大学》《香港与新亚书院》），随后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决定在10月号、11月号上刊出回忆录的后续章节——《美国哈佛大学时期》。

　　前几天，我很幸运地在网上买到印刻10月号，看到该期杂志除刊出余英时回忆录《美国哈佛大学时期》的上篇外，还收录了朱敬一、王汎森、黄进兴、陈弱水、周婉窈、苏晓康等学者对余英时的回忆文章。如杂志编辑所言，

“除学问、师承之外，且也述说他们各自与余教授私下家常往来的轶事逸闻，颇有《论语》古风，活泼、隽永又温馨。”

　　作为这部回忆录的出版人，廖志峰的文章被放在“余英时回忆录”专题的第一篇。他在文中回顾了自己和余英时的渊源，并说：

“余教授当年为《一滴泪》写序，曾提到‘心史’的概念，鼓励巫宁坤先生继续书写。然而。‘心史’的概念正是《余英时回忆录》的主轴，少写生活细节，而更着重在知识分子学思之路的精神转进中，含金量十足。”

　　他所言不假，余英时在香港发表的几篇回忆，主要谈的就是自己对“五四”、“共产主义”等理解的变化。

　　在回忆录的《美国哈佛大学时期》这一部分，余英时谈到从香港赴美的缘由、经过，及许多有过交往的师友。其中说到的大多数事情，我都是第一次知道。

　　比如，当年台湾方面视余英时为所谓“第三势力”中人，拒绝给其办理护照，致使他不得不以“无国籍”身份赴美；余英时原本只是在哈佛访学一年，但因其父余协中先生意外获得赴美机会，他为和家人团聚，才改在哈佛读博，并留美任教。余英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没能如约继承钱穆先生衣钵。他在回忆录写道，

“这是我平生最大一憾事。”

　　余英时在哈佛访学、读博期间，把自己的课程安排得很满，包括帕森斯《社会系统》、布林顿《欧洲近代思想史》、基尔莫《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赛门《罗马史》，以及费正清《专题研究课》等，最终在杨联陞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

　　相比于余英时对哈佛求学经历的追述，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门人弟子对他的回忆。

　　首先，当然是有关余英时的治学精神。

　　王汎森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师从余英时，他回忆，一次在日本关西大学，

“余先生……说，他的任何说法都是暂时较好的，一旦发现学生或其他人有更好的说法时，即刻服从，他提倡一种‘open-minded’的学术态度。”“余先生并说五伦中并无‘师生’一伦，虽然‘天地君亲师’中有‘师’，但是列在最末。”

　　有关余英时对“老师”的谈论，陈弱水也有一个回忆：

“当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大多是回答他人的询问），老师最常使用的形容是‘转益多师’，‘转益多师’其实就意味着自学的成分很高。”

　　黄进兴在哈佛大学时，导师是史华慈，但同时受教于余英时。他回忆，

“有次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我聚谈，难得有机会在名家面前表达己见，随意畅谈，只见余先生频频点头说：‘年轻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开道’到余先生的‘敬业’，我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其次，有关余英时自由精神的言行，更是不少。

　　早在少年时代，余英时就敢于抱不平。在回忆录第一篇《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中写到，当年一位桂军营长在乡间贪赃枉法，余英时一怒之下，写了一份上告的“状子”，险些招来杀身之祸。

　　王汎森在回忆中，也提及此事：

“话说回来，就在十一年前，大伙参访内藤湖南的恭仁山庄时，随行的摄影谈到少年余英时准备状告桂军杜营长时，余先生随口说了一句：‘绝不容许任何人以威权欺负他人。’我把这句不经意地话记在记事本上。最近，当我浏览网路上新载的一些余先生评论政治的话时，当年在恭仁山庄的那句话又悄悄地出现在我脑海中。”

　　陈弱水在回忆文章中，解释了开篇所说《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的由来：

“余老师香港时期的著作主要是讨论民主、自由、平等、革命等问题……仅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五，三年间，他就在香港出版了六本关于近代西方文明与民主问题的书籍，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他当时正在中国典籍和历史方面下功夫，也参与杂志和出版社的编务。这些著作大概都是在深夜不眠中写出的，除了青年的体力与活力，对真知和理想的追寻更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动力。”

　　余英时一直关心台湾。黄进兴说，

“鲜为人知的，余先生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甚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投书《纽约时报》，替党外仗义直言。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国府立场反驳他的却是日后当上□□□□的马英九先生。”

　　周婉窈在美国求学期间，曾多次到余府做客。她说，

“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是一九八六年菲律宾‘people power’（人民力量）革命成功之后，马可仕（即马克斯——启风注）势力崩解，艾奎诺夫人柯拉蓉（即阿基诺夫人——启风注）当选总统，一时成为风云人物。我们都很兴奋，热烈讨论，自然也谈到台湾，那时还是戒严时期（各位读者，当时没有人会预知有解严之日），宾客中有党国菁英，不能自由交谈。我只记得我暗自希望台湾也会出现‘people power’运动。”

　　后来台湾发生改变，余英时更多地关注起大陆。还是周婉窈，她回忆，

“余先生本来就不爱热闹，有一次余师母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很少出门，因为参加聚会，有人就曾说：现在中国挺好的，不像你说的，怎么不回去看看呢？‘不忘初衷’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年轻时错认了一些价值，后来省悟了，有所改变，当然很好，不然，台湾就没有改变的可能。不过，余先生年轻时肯认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他没有因为其他因素而放弃核心理念，始终如一，让我很钦佩和感念。”

　　余英时自青年时代漂泊海外，此后只曾在1978年回过一次大陆。苏晓康回忆，余英时

“到晚年常说一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对于中国大陆，他别有一种情怀，仅仅讲过一次，是藉周亮工《因书屋书影》中的一个佛教故事，说一只鹦鹉见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因为‘常侨居是山，不忍见尔’。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湿润。”

　　最后有一句套话，期待《余英时回忆录》全本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