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孩子们》读后感精选

　　《纳粹的孩子们》是一本由[法] 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纳粹的孩子们》精选点评：

　　●这么好的题材，随随便便就写了，有点可惜

　　●他们是一群既万幸又不幸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能代表纳粹，他们都是只是历史中一个曾经的孩子。

　　●可怕的意识形态，想到《蝴蝶的舌头》最后小主人公对自己的精神导师抛掷石头…历史在他们身上烙下痕迹，有的也为自己的父辈是份子之一而感到自豪。细思极恐。

　　●bingo的最后一本，薄薄的一册在看的过程中却让我反反复复翻阅，又在各种app上查询相关资料。看到前几篇时感觉进入一场困兽之斗，怎么走都是死胡同，可是不知道算不算笔者的刻意安排，在一个章节中甚至不是主要的孩子的选择中，我看到了或许是最佳的答案。这本书在年初就标记了想读，却到了下半年才看啊，这个执行力ᕙ(☉⚇̭☉)ᕗ

　　●【2020已读002】2020.1.14—1.27 纳粹高官的子女如何面对自己的家族史。书中许多子女和身为纳粹高官的父亲并不紧密，有的人甚至时隔一二十年才了解父亲的身份。也许人的确需要与父母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才能完成构建自我的过程，这份和解并不是原谅或理解，仅仅是找到一个与之共处的方式。Edda Goring认可父亲，极尽一生来平反他的罪行，Gudrun Himmler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极右翼分子。Niklas Frank用仇恨与父亲划清界限，而Rolf Mengele与父亲的会面也只是加深了他的困惑与不解。书中撕裂的情感呈现出个人与家族历史，乃至民族历史链接的复杂和困难。

　　●2020年看完的第一本书。

　　●本书采访的都是纳粹要人的子女，由于父辈被定重罪或处死，在其成长中大抵是缺席的，精神负担也特别沉重。不过，他们种种不一的反应，则与1987年开创性的《生而有罪》一书中对普通纳粹子女的采访所体现的类似，只是在《生而有罪》中，这些新的一代还长期与父母一起生活，那种“父母皆祸害”的气息更强：家庭关系长久受到父母顽固观念的支配。没经历反思记忆的精神弑父，就无法摆脱这些阴影。两本书很适合参照着读。

　　●命运注定他们要背着父辈的罪恶生活。或坚信，或麻痹，或憎恨，或隔离。

　　●确实蛮有冲击感的，人类偏执的病态。我们站在正义的视角，我们站在弱者的视角，什么才是正义，什么才是弱者，是在什么样的框架下界定的，团团糊糊。活着 。

　　●写了些纳粹高官为人和八卦，随便看看

　　《纳粹的孩子们》读后感(一)：因为他们的父亲是纳粹高官

　　霍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灭绝计划坚定的实施者，他家就在附近，他的女儿后来去了美国，在一家犹太人开的服装店做导购。 施佩尔：恶魔工程师，阿尔贝特是北京奥运规划的负责人之一，斯潘道监狱五号， 约瑟夫门格勒：纳粹医生，在慕尼黑大学期间成为优生学家、种族纯净暨卫生研究院院长及纳粹优生学政策煽动者奥特马尔、冯、费许尔的助理。 人在情感上的牵扯越多，就越难以拉出进行道德评断所需的必要距离，仿佛承认父母犯下的暴行会无法挽回地玷污自己对父母的孝心。为了自我建设，有些人选择在心中淡化父亲参与纳粹恐怖暴行的自愿程度，有些人则选择激烈排斥，不让亲情有存在的余地。 鲁道夫赫斯与儿子沃尔夫吕迪格赫斯（活在“最后战犯”的阴影中）：飞往英国，却自杀身亡，未解之谜。 艾妲戈林：尼禄皇帝的小公主，忠实于新纳粹主义，避免跟媒体有接触。 马丁阿道夫鲍曼：帅俊的小王储 尼克拉斯法郎克：追求真相的总督之子 歌德伦希姆莱：歌颂父亲过往，也是极右派德国国家民主党的活跃分子。

　　无论怎么做，他们都免不了自己是纳粹罪犯的孩子，这么多与纳粹历史无关的人尚且冷漠，更何况那是他们血缘上的至亲，他们的矛盾与痛苦可以让人理解，但罪恶不可原谅，而这罪恶应该让所有与纳粹体制有关的人承担，不仅仅是那几个孩子。

　　《纳粹的孩子们》读后感(二)：纳粹的孩子们

　　在《飞狐外传》的后记里，金庸讲述他塑造商老太这个形象，意在表明反面人物家属对反面人物的情感并不会因他所做的坏事而有所改变。比起武侠小说中的反面人物，纳粹所犯下的罪行更是恶劣了千万倍，那么这些恶魔的孩子们对父亲的态度是否也像商老太那样呢？

　　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在她的首部作品《纳粹的孩子们》中，探讨了这么一群纳粹高官的子女，他们如何扛起父亲所遗留下的历史包袱。纳粹倒台时，他们年纪还小，本身并没有任何过错，却仅仅因为战犯之子的身份，被整个战后的德国社会排斥，不得不背负起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原罪。克拉斯尼昂斯基指出，亲子关系越是紧密，孩子越是难以面对父亲所犯下的罪行，甚至完全予以否认并为纳粹自豪，因为他们无法同时既爱又恨自己的父亲。尽管表现各异，这些纳粹子女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出身和历史双重绑架。

　　纳粹的孩子们 [法] 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 / 徐丽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11

　　子扉我 2019年早冬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工作室微信2019年1月7日

　　《纳粹的孩子们》读后感(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当他们面对倒在血泊中的犹太小孩时，就不会想到自己家中那个调皮可爱的小孩吗？#

　　之所以想读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过去读过的书，多是将视角聚集在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高层领导身上，去发掘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是，这本书却关注纳粹的孩子们，讲述的是下一代的故事。作者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重点写了8个小朋友在战时和战后数十年的生活状态，也引述了一些对他们的采访。他们的父亲大名鼎鼎，都是纽伦堡大审判的重犯，比如海因里希·希姆莱、赫尔曼·戈林、汉斯·法朗克、马丁·鲍曼等等。正如封皮上写的那样：“他们只是些孩子，又不只是普通的孩子。在战前，他们是帝国的宠儿；在战后，他们却成了恶魔的孩子，永远被父亲的命运纠缠。” 中国有很多表达父辈对下一代影响的俗语，诸如“有其父必有其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等等。家庭生活和父母亲在一个孩子的年少岁月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法挽回地塑造着他。但是，作为纳粹的孩子，是否真的应该为父母所犯的罪行感到愧疚，甚至终其一生为其赎罪？要知道，战时的他们，还只是7、8岁的小孩，歌德伦·希姆莱并不知道她的父亲是第三帝国压迫机制的狂热操纵者，艾妲·戈林把她那慈爱的父亲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尼可拉斯·法朗克也并不知道每天从附近传来的气味源自他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焚烧尸体……调皮捣蛋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外从事什么工作，他们只知道父亲很忙很忙，但是只要一回家，父亲就会和他们愉快地玩耍聊天。海因里希甚至与女儿一起去打猎，帮女儿采野花采苔藓，父女两人在林间悠然散步，和正常人家的父女一样亲密无间。这些童年美好的点点滴滴镌刻在歌德伦脑海中，形成她早期记忆，因此她终其一生都不相信她那亲爱的父亲犯下受人指责的罪行，执意保留父亲的姓氏。 其他的很多孩子也是这样，他们对父亲“凶残”一面的了解，都是来自报纸、新闻以及人们的口口相传，很多孩子都不相信自己童年记忆中慈爱温柔的父亲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也有孩子痛苦地接纳了这一切，比如艾妲·戈林，“假如他当时能像外公一样当一个巧克力师傅，今天我们全家就能愉快地生活在一起。”马丁·阿道夫·鲍曼（其父亲是号称“影子元首”的马丁·鲍曼）决定终其一生做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宣扬教义，把心灵寄托给上帝。 在父母确实犯下罪行而且小孩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情况下，这些精神负担和可怕的痛苦会不自觉地伴随他们一生。但是，父辈的枷锁不该戴到孩子们的身上。在那个战争的年代，这些孩子又何尝不是被战争裹挟着的芸芸众生？这些可怜的孩子一生都在学着如何承认过去，如何摆脱羞耻，如何与那段历史握手言和。

　　《纳粹的孩子们》读后感(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之所以想读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过去读过的书，多是将视角聚集在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高层领导身上，去发掘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是，这本书却关注纳粹的孩子们，讲述的是下一代的故事。作者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重点写了8个小朋友在战时和战后数十年的生活状态，也引述了一些对他们的采访。他们的父亲大名鼎鼎，都是纽伦堡大审判的重犯，比如海因里希·希姆莱、赫尔曼·戈林、汉斯·法朗克、马丁·鲍曼等等。正如封皮上写的那样：

他们只是些孩子，又不只是普通的孩子。在战前，他们是帝国的宠儿；在战后，他们却成了恶魔的孩子，永远被父亲的命运纠缠。

　　中国有很多表达父辈对下一代影响的俗语，诸如“有其父必有其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等等。家庭生活和父母亲在一个孩子的年少岁月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法挽回地塑造着他。但是，作为纳粹的孩子，是否真的应该为父母所犯的罪行感到愧疚，甚至终其一生为其赎罪？要知道，战时的他们，还只是7、8岁的小孩，歌德伦·希姆莱并不知道她的父亲是第三帝国压迫机制的狂热操纵者，艾妲·戈林把她那慈爱的父亲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尼可拉斯·法朗克也并不知道每天从附近传来的气味源自他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焚烧尸体……调皮捣蛋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外从事什么工作，他们只知道父亲很忙很忙，但是只要一回家，父亲就会和他们愉快地玩耍聊天。海因里希甚至与女儿一起去打猎，帮女儿采野花采苔藓，父女两人在林间悠然散步，和正常人家的父女一样亲密无间。这些童年美好的点点滴滴镌刻在歌德伦脑海中，形成她早期记忆，因此她终其一生都不相信她那亲爱的父亲犯下受人指责的罪行，执意保留父亲的姓氏。

　　其他的很多孩子也是这样，他们对父亲“凶残”一面的了解，都是来自报纸、新闻以及人们的口口相传，很多孩子都不相信自己童年记忆中慈爱温柔的父亲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也有孩子痛苦地接纳了这一切，比如艾妲·戈林，“假如他当时能像外公一样当一个巧克力师傅，今天我们全家就能愉快地生活在一起。”马丁·阿道夫·鲍曼（其父亲是号称“影子元首”的马丁·鲍曼）决定终其一生做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宣扬教义，把心灵寄托给上帝。

　　在父母确实犯下罪行而且小孩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情况下，这些精神负担和可怕的痛苦会不自觉地伴随他们一生。但是，父辈的枷锁不该戴到孩子们的身上。在那个战争的年代，这些孩子又何尝不是被战争裹挟着的芸芸众生？这些可怜的孩子一生都在学着如何承认过去，如何摆脱羞耻，如何与那段历史握手言和。

　　就算是个好父亲又能怎么样？终究却没能做个好人。

　　《纳粹的孩子们》读后感(五)：罪孽的痛苦不能靠否认来克服

　　不久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一篇新作《弃猫，提起父亲时我的讲述的往事》中，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一个隐私：其父曾是侵华日军的一员，并可能在中国战场参与杀害过战俘。在小学时突然听父亲讲到这些后，他对父亲产生疏远与隔阂，一想到“用军刀砍下人头的残忍光景”，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这种“身为侵略者后裔”的羞耻感纠缠着他，自感血液里流淌着历史的原罪，他甚至不想要孩子，以免下一代重复这一痛苦。在成年之后，他一度长达20多年断绝了父子联系，直至父亲在90岁高龄去世前夕，两代人才稍稍和解。

　　父辈的罪孽是最沉重的遗产，身为后人如何面对它，始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虽说现代社会大抵都承认，每个人都是与父母完全不同的个体，无须为父辈所犯下的罪恶承担责任，但历史记忆所带来的精神折磨却不会那么容易消退；在这一点上，现代人和生活在传统时代的人们没什么两样：死去的亡灵仍然在不断影响着、乃至搅扰着活人。

评判父母就是面对自己

　　毫无疑问，这一点对战后德国社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纳粹时代的暴政已经被普遍视为现代史上（甚至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孽。对那些“纳粹的孩子们”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不一般了：除了希特勒没有生育、戈培尔在自杀前毒死了自己全部六个孩子之外，大部分纳粹首脑的子女都活了下来，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去纳粹化的世界里，面对自己父辈的所作所为。

　　这当然非常难，正如《纳粹的孩子们》一书在开头就说到的，“对于生育我们、抚养我们的父母，我们缺乏客观评断所需的距离。情感联结越是密切，道德判断就越不容易。”说到底，父母不但给了我们血与肉，还深深影响到了我们的想法与行为，他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因而在本质上，评判父母其实就是面对我们自己。

　　不必奇怪，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希姆莱的独女、“纳粹公主”歌德伦·希姆莱坚称父亲是无辜的，认为他并未犯下那些受世人指责的罪行，他只是一个“正常”的政治人物；戈林的独女艾妲·戈林眼里的父亲也是“棒得不得了”，他完全是爱情、善良和利他主义的化身。她们都认为，唯一应当为纳粹罪行负责的是希特勒，自己的父亲只不过是服从上级罢了。希特勒副手赫斯的儿子沃尔夫·吕迪格走得更远，他甚至否认大屠杀，认为父亲是一个受害者，而非罪犯。希特勒最宠信的建筑师施佩尔的儿子小施佩尔虽然也是建筑设计师，但一生都在不顾一切地跟父亲划清界限，不愿受到他任何影响。德占波兰总督汉斯·法郎克的五个孩子分裂成三种不同立场：三个子女拒绝接受历史真相；幼子尼克拉斯在得知真相后，对父亲充满恨意，并且公开激烈批判德意志民族；长子诺曼则常说“我父亲是个纳粹罪犯，但我爱他”，然而他也和许多纳粹后代一样，拒绝生育，以免将自己家罪恶的基因传下去。

　　对他们来说，内心交战最甚的是如何面对父辈身上的两面性。很多纳粹要人不论做了什么，在家里都是一个好父亲。战后被指控为数十万犹太人遭大屠杀负责的艾希曼，在受审前负责检查他的精神科医生指出，艾希曼对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为“不只是正常，而且绝对值得嘉许”。正因此，集中营“死亡天使”门格勒的儿子罗尔夫一直纠结在两种情绪中：身为人子，他对父亲有敬爱之情；但一想到他犯下的可怕罪行，又不可遏制地唾弃他。集中营医生维特尔的子女反复讨论下来，还是觉得无法谴责父亲，但让女儿深感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好人能做坏事吗？”

　　答案是：能。正如《纳粹医生》一书所揭示的，这些普通人可以在一套心理转换机制之下，在不同场景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完全可能既是一个家庭里的好父亲，又是一个集中营里残忍的魔鬼。希姆莱小时候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对家人也一直很好，但主持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却正是他。很多子女的痛苦，正是来自于这种双重性：“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怎么可能成为奥斯维辛的指挥官？”汉斯·法郎克的长子诺曼的话就很典型，他在看到父亲生前文字时，感到羞耻而困惑：“那不可能是我敬爱的父亲。他身上竟然有那么大的矛盾，我无法理解。他的学识那么渊博，对我又那么好，怎么可能会说出那么愚蠢而且充满仇恨的话？”然而，这是确实可能的，也是在审视父辈时必须要学习的一课，正如马丁·鲍曼的儿子所特别强调的，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学会如何分辨“我父亲的‘个人’身份和他的‘政治人物兼纳粹官员’身份”。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纳粹的后代也是受害者——受其父母之害，毕竟那些罪行并不是他们犯下的，但他们却可能因为自己的姓氏而饱受社会排斥。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巴尔-昂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指出这一点，认为刽子手的孩子在内心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罪恶。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未成年，对父亲的公务所知甚少，像希姆莱的女儿歌德伦在父亲生前总共只见过他不到20次，几乎所有人都是直到战后才通过其它渠道得知自己的父辈在第三帝国扮演的角色。客观地说，这也是很多人为父辈辩护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有机会亲自感受到的却只有父辈多重人格中“好父亲”的那一面，因而更倾向于否认媒体、书本上揭示的另一些可怕的面向。

　　但无论如何，罪孽的痛苦不能靠刻意的遗忘与否认来克服。要知道，纳粹的要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也曾是青少年，如果他们对德意志帝国和战败的记忆有所反思，那可能就不会出现第三帝国。往事的幽灵那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承认并正视它的存在是克服它的第一步。或许也因此，希特勒的事务总管马丁·鲍曼之子为了消除这个痛苦，最终转向了父亲最痛恨的天主教会，成为了一名神甫，因为只有在上帝面前，他的内心才能得到平静与救赎。汉斯·法郎克的长子诺曼对父亲态度矛盾，但也觉得父亲被判死刑好过无期徒刑，因为后者相当于“全家一起坐牢”。在他的墓志铭上刻着一行字：“现在你已从你因为爱父亲而受的痛苦中解脱。”

弑父：年轻一代的转型正义

　　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绝不仅仅只是几个纳粹子女的问题，事实上，它事关整个国家。在2014年的德国电影《缄默的迷宫》中，首席检察官讥讽试图不懈追查战时真相的主角约翰·瑞德曼：“你意识到这么做的后果了吗？你想让德国年轻的一代人都问自己的父亲是不是杀人凶手吗？”瑞德曼坚定地回答：“是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要这些谎言和沉默全部终结。”然而，他慢慢发现，自己父亲也曾是纳粹，他为此做了一个噩梦：梦中他追查的门格勒转过身来，竟然变成了自己父亲的脸。他未来的岳父酗酒，曾在波兰驻扎过，而这背后也有隐情：“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酗酒？”最后，甚至连一直激励他去追踪这些罪行的同伴，竟然也曾在集中营担任过看守。

　　战后初期的德国为此选择了避而不谈，希望这段不光彩的历史默默翻篇，第三帝国的历史在很多年里都没有被列入德国学校教纲，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重建民主的前提是避谈过去。”直到1968年，席卷全球的青年造反派运动，才带来了爆发与觉醒，所谓“68年代人”开始尖锐地追问父辈的过去，引发一场伦理变革：因为如果不清除这些从未被真正打倒的纳粹父辈，改变对他们的依附地位，个人就无法独立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更早前德国青年运动的回声：年轻人只有反思父辈的作为，激进地反抗和批判父辈，才能“创造空间和自由来抵制来自长辈的阻力”。就此而言，或许可以说，日本战后之所以对战争的反思不如德国深刻，原因之一就在于1960年代日本年轻人的反叛很快归于失败而未能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与亲历者的记忆不同，隔代的记忆是一种“后记忆”（post-memory）；由于缺乏共同的经历或经验，它是无法直接传承的，而需要不间断的讲述。即便如此，这样的记忆分享也常常是零碎的，需要人们通过影像资料、访谈、重寻故地等方式，一起参与，才能使那段历史更生动地呈现出来。吊诡的是：只有正视它才能让整个民族放下重负，但放下重负却又可能使后代不再正视历史而重蹈覆辙。德国自1990年以来就已出现这样的苗头：由于新生代对二战已几乎没有切身记忆，也不再有任何个人层面的自责心理，许多人感到终于不再需要背负政治与道德责任，一些年轻人因为无知或无感，对历史不屑一顾，这为“新纳粹”光头党的崛起准备好了社会土壤。

　　1987年，奥地利犹太裔记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采访了一群纳粹子女，他们几乎都是在战争结束多年后，才得知真相，但反应则种种不一。这些在德国《明镜周刊》连载之前，编辑部还有点犹豫是否有人感兴趣，结果却引爆了整个德国社会，最终以《生而有罪》为名结集出版。这本书意味着对战后一代而言，关于纳粹历史的“后记忆”仍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是房间里的大象，如果不能直面它，经历精神上的“弑父”，那就永远无法摆脱它。

　　在《生而有罪》的后记《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中，提到了这战后的新一代最初的震惊：“你们怎么会做下那样的事？”这本身就是代际差异的表征，因为他们的父辈在战争结束后，几乎没有人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感到罪恶和羞耻。其中一位安娜，在质问父母真相时，看到他们虽然泣不成声地说这是“报应”，然而却对问题避而不答：“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没有‘让我向你解释’。没有歉疚。没有懊悔。没有责任。他们两人坐在那里，就像我在无理取闹，令他们只能绝望和哭泣。”与纳粹要人的子女不同的是，这些普通老一辈纳粹在战后往往还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身上保留着那个年代无法消除的烙印，有时甚至让人感觉：他们无法自我改正，新时代只能等他们死去。

　　这甚至都不只是如何面对战争罪孽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这些经历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战后的生活，渗透到家庭的每个缝隙里。《生而有罪》中的有位鲁道夫，他父母都是顽固的纳粹，从不认为自己在战时做错了什么，但当发现儿子成年后是同性恋时，他们冲他怒吼，说如果在那时，他会被关进集中营：“他们为我感到羞愧，可怜的人。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感到了羞愧。”受折磨最甚的是斯特凡，他认为自己是“家里的犹太人”：“大家都说你们犹太人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对于你们中那些幸存者来说，希特勒一死，苦难就结束了。而对我们这些纳粹子女，则是苦海无边。他们的世界土崩瓦解后，第三帝国的英雄们又划定了另一个战场——家庭。”老一辈并没有在战争结束后就改弦更张、幡然悔悟，相反，他继续在家里实施同样的残暴统治，折磨着自己的子女。对父母的反思，是这些孩子要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正是在父母身上，他们看到可悲的特质：他们根本不知道爱别人是怎么回事，眼界狭小，而且最可怕的是，愿意被人操纵。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德国问题”，事实上，在那段幽暗的历史上，情形如此复杂难辨，很难有哪一方能宣称自己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波兰一度被视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主要受害者，但前些年爆出的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事件却表明，战时的波兰人主动参与了对犹太邻居的杀戮。不仅如此，根据安娜·比康特《罪行与沉默》一书的深度调查，波兰社会存在着许多抵制反省的声音，因为他们自视为受害者，更何况真相会威胁到太多人的利益与认同。更特殊的是奥地利，虽然战时许多奥地利人也相当积极地参与党卫军的集中营活动，但对这些难以启齿的历史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沉默。像《生而有罪》一书在问世时轰动一时，几乎被翻译成每一种欧洲文字，但奥地利的媒体上却始终对此不予理会。相比起来，不得不说德国社会的反省要彻底得多，也正是这样，德国才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我们中国人常习惯于将德国人拿来衬托日本人的反思不够，然而说实话，我们自己对那些残酷记忆的反思也不见得更好。

　　没有反思，世人就无法确信新的一代人已经成为与父辈、祖辈真正有所不同的“新人”了。在这个意义上，对这些历史记忆的批判，意味着精神上的弑父。法国哲学家乔治 ·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曾说：“没有哪个关于历史的回忆及联系，不是通过某个希望，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某个要告诫未来的东西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已经够了，这些都过去了”，恰恰相反，它是面向未来的，甚至可能决定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先从正视历史记忆开始。

　　*已刊2019-08-23《第一财经日报》，有修订 ------------------------------------------------ 勘误：

　　.100-101：法郎克被逮捕时，负责押送他的美军中尉瓦尔特·斯坦（Walter Stein）向他的孩子们承诺他很快就会回家。当时尼克拉斯十岁。按，他1945年5月被捕，而前文p.94说尼克拉斯出生于1939年，则应是六岁，后文p.102尼克拉斯也说到父亲“他死的时候我才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