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读后感100字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是一本由[南非] 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著作，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精选点评：

　　●一种想逃离、又无法摆脱的宿命，作者喃喃地自述，是绝望的气息。

　　●这就是女子的灵气。

　　●视角独特，文笔优美，中英文的翻译也都很美。

　　●感谢上苍，我可以臆想出足够多的物品来堙没一切，即便我记得一切都已消耗殆尽了，我还可以杜撰出新的东西。对付虚无，我有很好的办法。

　　●迷音与叙事的碎片拼凑，韵律的停顿和流转的思绪互相钩扯、渲染再散落。对于生活、虚无、生与死都有抵达，个人不太喜欢这样的语言风格，一口气读完脑壳晕。

　　●沉迷虚妄

　　●女性灵气满盈的诗歌，快乐痛苦忧郁表面轻飘飘的，实则沁入人心，挥之不去

　　●一本奇特的小说，并不是那种实验性的奇特，后来我意识到这可能和作者是演员有关系，视角、体验和叙述的方式都与众不同。猴面包树像是舞台的中心，也象征了世界的中心（或最边缘），在这里女主角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出了尖锐的质疑。库切会翻译这部小说大概也是由于感受到了这种特质。文学传统以外的经验赋予写作的异质性太重要了。

　　●一种黑色魔幻正在南非悄然繁衍，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这本书的本意从来不是故事本身，她要表达的是南非那片土地上更深的内涵。从本质上说，这本书类似一种超文体文本，那个自述的女孩儿从篇首到篇尾的喃喃自语，你可以说她在讲述关于奴隶制度的血泪故事，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再向深处品味，有着女性文学特有的深沉悲痛，同时又有着对命运无情和无常的感慨。故事的定义被完全打破，散文的相貌被彻底摔碎，诗歌的形式被放逐无迹，只剩下一种非洲和南美特有的神秘吟唱。无论是威尔玛还是库切，他们都是南非文学的宠儿。库切对威尔玛的翻译甚至可以看作一种文学上的相互映射，只是威尔玛的黑色魔幻更贴近魔幻，而后来崛起的库切则走向了如铁的黑色。很多年后，库切的《耻》大红大紫，折桂成典，直刺的已经是南非“世界强暴之都”的现实了。

　　●修辞会产生存在与经验的错位，困扰我的也正是自然主义的缺席，但它可能以此逼近本质论的展示。诗意中并不回避残酷和血腥，倒数十几页屠杀之后的描绘，还有贯穿全篇的忧郁。我个人最爱开篇二十页，有很多打动我的地方，比如屈膝，抵着额头，等待象群涉水经过；还有珠子的采集和打理，暗含某类朦胧的秩序。精神就着咀嚼的过程掺入惆怅的感觉：“一个解释，它无限接近于哀悼…”；“潜意识里仍然流淌着水的呢喃”，这种灵魂的质地，这些自17页底翻到18页的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深受感动，好像被文字摆渡至异域。我觉得在整个叙述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还是静态的图画，定格插入唯灵论的氛围。印象比较深的如35页双髻鲨那两段，探讨了一种降临世界的类似诅咒与空无的力量。自白与冥想不分边界，灵性的，像在播撒种子，落入荒原。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读后感(一)：之前我常常在想，那些麻木的脑子里面有思想吗？

　　之前我常常在想

　　那些命运悲惨的路人甲乙丙丁

　　那些不重要到直接能够隐入灰色背景中的人们

　　在他们凄惨的遭遇和麻木的脸的背后

　　他是不是有智力、有思想、甚至有感觉，

　　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有清醒的认识？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

　　至少告诉我，有些脑子是活着的

　　他们有思想，有恐惧，有期待，有记忆，甚至有向往

　　如果说读书的目的

　　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到别人的生活

　　那么这个小姑娘无疑是个直角型的分叉

　　如此与众不同，如此难易想象

　　准备再去入几本南非作家们的书

　　你看多有意思啊

　　他们的文字需要被翻译成波兰语再翻译成中文

　　那是要多大的缘分

　　我才得意窥见了那样的一种生活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读后感(二)：與周遭的力量共處

　　「我沒法甩掉時間了。他一直蹲坐在我的樹前。所有我生命中出現過的事物都永遠與我同在，並且所有事件都拒絕好好地、一個接一個地站成一排。它們互相鈎扯、移動、散落，將它們自己強加於我，或試圖從我的記憶里滑落出去。在我的記憶之鏈面前，我困難重重。我根本不是一個無憂無慮的放牧時間的牧童。白晝、黑夜過去了。然後是夏季、冬季。又一個夏季，又一個冬季。這很簡單。但這不是使我成為今天這一個我的時間，也不是宿在我心中、正以另一種節律流轉著的時間。」

　　因為看到這條微博 雙十二買了這本書

　　因為這條微博趕緊讀書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读后感(三)：无形的生命。有形的书写。

　　读完这本书想要写下点什么，感觉是困难的。它让我不由得想起李斯佩克朵的《星辰时刻》——宁可对一片空无呐喊，也不要对这个无用的世界祈求什么的书写。李斯佩克朵的笔触是暴裂与决绝的——“死亡是与自己的遭遇”——“生命是在肚子里打了一拳”——“生命吃掉了生命”。如果将这些文字腾挪到这本《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几乎是无察觉的自成一体。但她们笔下的女孩（们），还是有在身处时代背景与根本环境上的大不同。

　　李斯佩克朵的女孩（们）在社会上是有职业身份的。她们是有就“人类”这个符号而言的身份的。而这本书里的女孩（们）没有。她们是奴隶。她们是没有”我“。没有“自我”。没有拥有除“我”之外的任何身份、人权、哪怕身边的一个随身物件都不是属于她们的。她们在市场上如商品般出售或交换。如工具般被使用。如动物般被始终锁上脚链来对待。她们是一群无形生命的被存在。

　　西蒙娜·薇依在《重负与神恩》中写道——在不幸中，生的本能在强行夺走的依恋之物消失后仍存在，并且盲目地紧抓能支撑它的东西，就像植物紧攀着自己的卷须一般。感激（若非那种卑下的形式）和正义在这种状况中是不可设想的。奴役。可是，作为自由主宰的支柱的后备力量已不复存在，借助于这种后备之力，人保持距离。在这种形态下，不幸是丑恶的，就像赤裸的生命始终那么丑恶，就像残肢、就像溶洞的昆虫那么丑恶。无形的生命。幸存便是唯一的依恋。当对幸存的依恋取代所有一切的依恋时，极度的不幸才开始。依恋显现为赤裸的。除自身之外，别无他物。那是地狱。正是由于这种机制，对于不幸者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活着更为可亲，事实上他们的生命在任何方面并不比死亡更加可取。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死亡就是彻底的解脱。

　　——“我粉身碎骨的醒来，头晕目眩地坐起，踉踉跄跄，将一只满是尘土的脚放入长矛利刃般的阳光中。这平静而凶残的，整日不休地钻削着我居所的光束。”

　　——“一切令我费解的宏大的事物，到头来都会被我降作荒谬可笑的东西来消化、理解，然而这一个我却如此可笑地蜷缩在石头与芦苇的背后，像一只没有壳的鼻涕虫，一只不过我小指尖大小的软壳甲虫，在忐忑的假死状态里，等待这漫长而拖延的嬉戏的结束，那样我便可以像一个人类一样重新站起来，环顾四周。”

　　她们会被如何对待不是这本书要讲述的。奴隶会被如何对待，她们的命运将会去向何处，在任何讲述奴隶时代的书籍中都可以读到，不会有太大就群体哪怕个体上的差异。她们的命运就像如克尔郭凯尔《致命的疾病》书里所写那样——她们都是一群得了一种致死之病的人。既不能死，又似乎没有生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无希望就是连最后的希望，即死亡都没有。当死亡是最大的危险时，人希望生；但当人认识到更恐怖的危险时，他希望死。所以，当危险如此之大，以至于死亡成为人的希望时，绝望就是那求死不得的无望。

　　——“我站在裂隙的入口处，伸长手臂，举起这最后一份馈赠，好让自己能够被看见。然后我便隐入了幽暗的裂隙之中。猴面包树，慈悲之树。我的猴面包树。我饮尽了我的生命。快些吧，水之神灵。让你的使者快速地完成他的使命吧。像鸟儿离开树枝。果子坠落。一只蝙蝠。像一只蝙蝠，漆黑的，求索着。我潜入黑暗的水中，用我的翅膀向遥远的另一端划去，在缓缓而降的闃寂之中，渐渐失去控制，失去听觉，愈飞愈远。我将在颠倒的悬置里寻得安息。我合上了我的翅膀。”

　　如书中的一些奴隶一样，他们宁可拼死逃跑到一个绝境之岛，不让主人可以追逐到他们的绝经之岛，在那个岛上和那里的动植物们一起生活，哪怕最终在不可确定和无法预见中死去，也不愿意每天被戴着脚镣行走在都是人类的人群中。

　　这本书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读的，不是书中女孩（们）在那个奴隶时代下的悲惨命运，而是如此的命运如今有了另外一种崭新的富有梦幻、诗意般的意识流表达形式。让我们可以重新换一种体验和感受去阅读过去时代的人物命运。让如此久远的不太可能产生共情的历史，再现时不再如记忆那般单调与重复，而是如阅读一部全新著作般的去唤醒几经枯竭的感官，以及打开我们用新的想象可以抵达的奇幻世界。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如（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巴西）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本书作者（南非作家）威尔玛·斯托肯瑟特罗姆她们那不可模仿和效仿的原创性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以女性为代表的原创艺术，在以其崭新的内容形式与诗意般的风格重新命名着现代文学作品。

　　不可理论的主播在她的一期播客里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一切对待事物的理解都变得非常廉价，人们只被只言片语包围，理解本身的意义甚至可能都要崩溃，这个时代是好像很难创造出像以前那么伟大的作品，因为现实变得非常的廉价，现实不再那么的丰饶，因为群体之间面对的都是面目模糊，没有认同，没有归属的群体，导致创作者私人化的叙述面临着全面的不自由，而且基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需求面临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社会也没有办法给他提供维持这种独立创作的社会保障，然后创作就找不到适合他们的话语进行创作。她认为不是现在的创作出了问题，而是以前的那种创作方式已经行不通了。比如像过去很火的安妮宝贝那种用华丽的词藻堆砌出来的作品。在应该如何创作？是多作者、开源的，维基百科式的非孤独的创作，还是仍然如天才般孤独的创作？我这样的读者显然是选择后者。

　　——“我可以让我的思想连续而规律地运转，不起波浪，不见涟漪。我可以将我的思想聚拢成圆，就像一个陶罐，再将其设想为清凉而精确的东西，就像一罐水。我可以让这陶罐的口沿高高突起，像喷涌的水柱，好抵御那些一不小心就可能将我穿透、将我完全填满的蓝色和黑色气体的缥缈虚无。我还在我的思想里装进了各色各样的物品，一排又一排，无穷无尽，无计可数。感谢上苍，我可以忆想出足够多的物品来湮没一切，即便我记得的一切都消耗殆尽了，我还可以杜撰出新的东西。对付虚无，我有很好的办法。”

　　她不像李斯佩克朵般狂暴和凶狠，不是这位作家写不出这样的风格，而是她的人物们没有向这个世界发出——对于她们的命运为何会遭此劫难的资格。这是何等的绝望与无望。非除那个时代之外的这任何时代所能体会和感受的。

　　——“那，就怀着怨憎吧。但我已禁止自己心怀怨憎。那，便怀着嘲讽吧。嘲讽就轻松多了。它透明坦率，漠不关心；我可以像一只缩进里的小鸟儿，退回我的树洞里，去笑话自己。还有保持安静。也许保持安静，只是为了梦得更远吧，因为人的第七感，正是睡眠。”

　　最后，这本书有两个我称之为彩蛋的地方：第一个彩蛋是在书中脚注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非洲南部和东部植物世界。那里的动植物名称没有一个是我听说过或在哪本书上读到过的。比如角英树（传统用于治疗发烧、头痛等疾病），灌木柳（传统用于治疗咳嗽等疾病），红木豆（总之可做成项链和工艺品），苦假刺（传统用于治疗疟疾，肺炎等多种疾病），儒艮（一种海洋哺乳冬菇，行动缓慢性情温顺，叫声持续，时高时低，好似哭泣），嘶嘶树（因用斧头砍树时，树皮会发生一种嘶嘶声而得名）.....

　　第二个彩蛋就是这本于2019年10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图书是中英对照版。这对于潜心想学习英语的朋友来说，无疑是个好宝贝。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中英文对照版图书是萧伯纳的《巴芭拉少校》。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读后感(四)：地理现代性：殖民“远征”中的女性开始说话了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是南非荷兰语作家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Wilma Stockenstrom）于1981年撰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此书荷兰语原书名Die Kremetartekspedisie，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切（J.M. Coetzee）翻译为英文，书名改为The Expedition to the Baobab Tree。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不仅是诗歌、散文、小说和话剧的作家，而且是演员、翻译，她还是获得两个不同类别的赫佐格奖（Hertzog Prize，南方荷兰语最负盛名的文学奖）的少数作家之一，首先是在1977年获得诗歌奖（Van vergetelheid en van glans），然后是1992年的小说奖（Abjater wat so lag），如今她与希拉·库森斯（Sheila Cussons），伊丽莎白·艾伯斯（Elisabeth Eybers），安特洁·克罗格（Antjie Krog）和伊娜·卢梭（Ina Rousseau）一起，成为南非荷兰语的主要女作家。“Expedition”被译为“旅程”，实际上，它在英文中包括了“远征，探险，考察，远征队，探险队，考察队，(短途的)旅行，出行”等含义。《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不仅因为它在南非荷兰语中的贡献，而且因为主人公和女作家双重地在奴役和自由之间的艰难“远征”，已理所当然地成为反奴隶制文学经典的一部分。

　　这本书以第一人称意识流的方式，讲述了一位女性奴隶在非洲恶劣的内部环境中学习生存的故事，她在几个奴隶主之间被“转手”，被性虐待（有一段时间还成为她的“恩人”最宠爱的情妇），作各种类型的仆人，后来，她在一株巨型猴面包树的空洞中找到庇护所，并在闲暇和困厄中展开回忆，此书的大部分就是她脑海中对过去的追忆。小说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在猴面包树中的生存，暗示她似乎被当地的部落视为女性神祇（猴面包树则可能是当地的圣树），这个最后的情节很接近印度作家纳拉杨的小说《向导》或中国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白毛女》故事，其中都有外来者躲进一间寺庙/圣地而意外地被村民视为神灵的情节。

　　自从小说中的“我”还是个年轻女孩以来，在猴面包树中，她的时间第一次是她自己的，她的身体、她的思想也是她自己的。在孤独中，她终于能够反思自己的存在及其意义。而整体的叙述腔调，包括小说文雅语体的复杂思考，不管是在库切的英文翻译还是中译文里，都显示了女作家斯托肯斯特罗姆在这个女奴隶身上主动赋予的高度“智能”，她对自身及周边社会环境的反思能力、对旅程所见事物（包括废弃的人类活动遗址）的超常“兴趣”，似乎远超她的受教育程度和作为奴隶的身份，这种智慧也远非普通农妇或女奴的精明或基于生活的判断力。后者的情形，比如她在作为奴隶主“恩人”情妇时所施展的“宫斗”技巧（p27），似乎是“本能”性质的；但更多的时候——读者也因此不必担心自己会在小说中遇到一个乏味的叙事人——她的思维是带有哲学性和分析气质的。尽管小说是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而非在对话关系中呈现了这种思考能力，但显然，女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放置在了女主人公身上。尽管这对于小说文体而言已是司空见惯，却仍然是极度引人注目的。事实上，通过“倘若我能够书写，我会拾起一支豪猪的棘刺，从上到下划满你巨大的腹部”等地方的虚拟句式（p29），我们大致能判断作为叙述人的“我”甚至没有书写能力，而“一个商人遣派一个代理人来购买与一只手上的手指一般多的奴隶”（p44），这暗示她甚至不会数数。

　　她所经历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因为她作为一位成熟女奴身上的“性价值”。她的“恩人”之所以买下她，且从未打算将其“转手”，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对称之美”，而主人恰恰“追求一种美丽外表与内在本质之间的平衡”（p53），因此把她列入了自己艺术收藏的清单之中——尽管仍是以投资的眼光，期待将来能够“获利”。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在非洲的土地上“考察”不同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有人说，在前现代的中国，女性中只有青楼女子才可能是社会性空间的参与者，而此书向我们传达的则是，只有女奴在被来回“转手”中，才获得对整个非洲社会内部结构的完整测绘，这种观测取代了男性-欧洲中心的版本。她的“前世”景象在她脑海中穿梭：一个又一个主人殴打她的方式，以及每个婴儿在断奶后如何被贩走——他们的前途只留在她的想象里，她与最后的主人和保护者的探险性质的“远征”，在旅程的终点，她躲在猴面包树中，反思自己所经历的万花筒般的世界。但她宁愿被“四面八方的地平线所囚禁”，而与玩弄、奴役她的外部世界彻底决裂。通过把自己隔绝起来，她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体验一种“不作为任何人的所有物的存在方式”（p59）。相比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存在主义式的逃避“陆地”的选择，本小说的叙事者显然有更多的身不由己。科希莫的世界是作家卡尔维诺的“童话”，而作为一个第三世界作家的斯托肯斯特罗姆，她构造的世界对多数非洲之外的读者而言更超现实，但对于本土环境而言却是“现实主义”的。

　　也许，这是由于我们作为外部读者对南非的不熟悉，但是小说中的时间和地点似乎很难确定，而且大部分事件发生在“我”的脑海中，这就更加模糊了时间、地点，尽管在1830年代整个大英帝国废除了奴隶制，似乎为故事发生的时间提供了一个限制。时间和故事的交织尽管有些混乱，但斯托肯斯特罗姆优美的抒情诗般的语言为此作了弥补，部分时候，这种高密度的“星辰时刻”的语言，会让人想起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一位乌克兰裔巴西女小说家）。也正因为作者描述的是一个大多数人从未经历的世界，因此，它对读者而言也完全是一场不可预期的“旅行”/“远征”。

　　这本书之所以“新鲜”且原创，还在于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关于女奴隶世界观的“设定”：“我”在稀树草原食物匮乏的情况下，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动物们相互竞争，“那些果树并不为我萌芽、开花、结果，以抚平我的饥饿”（p6），她把用树枝戳刺地面寻找可食用植物根茎的过程，比作动物用獠牙和嗅觉进行同类动作的过程，她还幻想自己拥有野猪刨坑和滚地的特殊口鼻构造（p28）。女奴隶的世界也有特殊的语言系统，她把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的果实称作“冬日里装饰了骆驼蹄树也点缀了那片高地的攀援植物的红色刺果”（p39）；书中也提及了很多少见物种的名字，即使在译文中，通过注释，我们也经常磕碰到这种异质性。在那里，奴隶会在字面意义上被作为货物，在“我”被交易的那一天，新主人“还买下了一只光彩照人的雄鸡”。

　　但是，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明智的叙述，尽量不使读者对她的“奴隶”命运产生怜悯，相反，在她的心理能量、在她睹物思情时的易感性、在她所体验的世界的斑驳陆离和人在自然界中的渺小位置之中，我们更容易被一种共通的“人类情感”所触动。斯托肯斯特罗姆在描述非洲的荒凉旷野时，不亚于《走出非洲》《英国病人》电影中所呈现的风景。 在英译文中，库切提供了一种冷静、中性、坚硬、惜笔如金的语调（多半与他自己的文体相应和），同时多了一份源于女作家的委婉、热情和含蓄。也许我们能够想到，库切同样以第一人称女性视角创作的小说《内陆深处》，以及他反思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本《耻》《福》，都基于与斯托肯斯特罗姆相似的问题意识。在他的小说《福》中，女主人公苏珊·巴顿（Susan Barton）取代了笛福小说中男性殖民英雄罗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的位置， 就像《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中的奴隶女人设法逃脱她的所有绑架者和追求者，最终成为某种女神一样。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的语调是迷人的，一种女性的撩人、感性，同时富于思辨，在想象力上体现出一种充沛的把控能力。整篇小说没有章节、小标题设置，事实上，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很快会被文字的流速所裹挟，以至于故事不像是被说出来的，而像是跟思想的速度一起，被充盈、流溢、倾泻出来的。这样的文字也丝毫没有美化/弱化奴隶的苦难，只是告诉我们，即使在苦难中，他们也像“人”一样，面对庞大、难解的世界，发出自己的疑问。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读后感(五)：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的“星辰时刻”

　　抵达猴面包树时，我的心脏狂跳，脾脏的一阵刺痛使我弯下腰来，当我蹲坐在裂隙的入口处时，我看见第一颗雨滴坠落在尘土上形成的玫瑰花的图案。《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是一本如梦似幻的、耐人寻味的书，拥有令人难忘的美丽和诗意。以第一人称意识流的方式讲述一则有关异境、孤独、生存和力量的故事。它不是一部“巨著”，更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塑造的一尊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品，也像是某个迷途的旅者路过的一片风景，一片未被期待、但一直存在在那里的风景。 故事开始于一个藏在猴面包树里的女孩。她努力在这棵树的周围开辟小径：去寻找食物，获取水源，与大象、疣猪、狒狒、猿猴们友好共处。在这一整片稀树草原上只有一群发出咔哒咔哒声响的小矮人，当女孩因恐惧和孤独向树讲话时便能听到她的声音。她在树里时常思考睡眠和梦境的意义：

只有当我入睡时，我才完完全全地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统治着我的梦中时光，我心满意足地占据着我的梦。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于我自己，才有存在的必要。我在我的梦中、我通过我的梦，减轻了恐惧和惊怖，从而使那些无名的、无形的，成为了无害的。但我还需要学习。这是苦难的后果。这是我仍然在做的事情。

　　不知道她是在梦境里还是在清醒中开始的回忆，回忆自己迷路到猴面包树之前的生活，那段自己被数次转手、玩弄的历史，还有流浪至这棵树的原因。 通过女孩断断续续、无秩无序的回忆我们拼凑还原了她的一生。女孩其实是一个奴隶。幼年未受割礼时就被人掳走；被人买下夺处；第二任主人——香料商人——对她进行性虐待，并卖掉由此产生的孩子；第三任主人——恩人——给她提供较好的食宿，教她社交礼仪和刺绣，但这份温柔也只持续到她的第一次分娩，她的孩子和她自己又要被迫分开卖掉；最后一任主人——异乡人——很有魅力，是她所爱恋的，但她也认识到自己终究不过是一个玩物。末了，为了一座神秘的玫瑰色水晶之城，奴隶女孩陪同她爱恋的主人——异乡人——和一队人马，从非洲东海岸港口城市向内陆进发，但这一群人在陌生的地形里迷了路，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其他所有人或失踪或死亡后，女孩才流浪至这棵猴面包树。 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一个被俘虏的奴隶女孩的恐惧、喜悦、平静和绝望，还有她的孤独与悲伤。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其他所有出现过的人的名字。我们只读到了一个无名女孩的生活，在一个无名的地方，她完全孤独的一生。她是别人的奴隶，但当她偶然获得自由时，她仍然是自己处境的奴隶。她无法逃脱。“但这个以女性主义为灵魂的小说并不高声咒骂谴责，而是以一个非洲女性奴隶的视角娓娓道来。其中当然有怨气，也有对自我的否定，但文字中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敏锐观察，用心地、真真切切地去感受，提炼出冷彻锋利、直击人心的，属于女性的充满灵性的体悟。” 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明智的叙述，尽量不使读者对她的“奴隶”命运产生怜悯，相反，在她的心理能量、在她睹物思情时的易感性、在她所体验的世界的斑驳陆离和人在自然界中的渺小位置之中，我们更容易被一种共通的“人类情感”所触动。她的文字会让人想到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南非女作家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Wilma Stockenström）首次被引进国内，很多人大概从未听说过她，这里是一些她的个人信息，还有关于她所使用的南非荷兰语：

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Wilma Stockenström）

　　现年八十七岁的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Wilma Stockenström）使用南非荷兰语（Afrikaans）写作。 南非荷兰语又称阿非利堪斯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为大约六七百万人的母语。是南非共和国的11种官方语言之一（其余是英语、祖鲁语、科萨语等）、南非境内的白人种族阿非利卡人的主要语言；同时也是位于非洲西南部纳米比亚共和国的通用语之一（其余是英语、德语、奥万博语等）。由于使用南非荷兰语的欧洲移民在过去被称为“布尔人（Boer）”（“布尔”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农民”），因此历史上也有人将南非荷兰语称为布尔语。 这种语言原本是一种在南非所使用的荷兰语方言，大致在1652~1705年间，由信仰基督新教的欧洲移民、以及被"荷属东印度公司"带到南非的契约工人和奴隶所共同发展出来的：那些欧洲移民大多数都是荷兰移民，也有不少德国和法国移民，此外，也还有一些来自苏格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至于那些契约工人和奴隶，除了来自印尼的马来人以外，还有属于非洲原住民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和布须曼人(Bushmen)。 南非荷兰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其在当今南非社会的地位都备受争议，《大英百科全书》在介绍该语言时就这样陈述：“很少有语言能够（像南非荷兰语一样）产生这么多的争议”。

南非荷兰语，即阿非利堪斯语（Afrikaans）

　　南非荷兰语文学，尤其是南非荷兰语诗歌，拥有许多杰出的从业者，但遗憾的是，它不容易转化为非-非洲语境。因此，现代南非荷兰语的诗人注定只能在他们的祖国被爱。在过去的50年中，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用她讽刺、顽固和富有同情的声音丰富了南非荷兰语文学。与伊丽莎白·艾伯斯（Elisabeth Eybers），希拉·库森斯（Sheila Cussons），伊娜·卢梭（Ina Rousseau）和安捷尔·克罗格（Antjie Krog）一样，她仍然是使用南非荷兰语写作的重要女性作家之一。 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1933年8月7日出生于欧佛伯格区的内皮尔，并于1949年在那里完成了高中学业。她就读于斯泰伦博斯大学，于1952年获得戏剧学士学位。在开普敦担任了一年的广播电台播音员，后于1954年搬到比勒陀利亚（现茨瓦内），在那里与来自爱沙尼、身为哲学家的Ants Kirsipuu结婚。有一段时间，她担任翻译，后来成为女演员。1993后一直住在开普敦。 她最早的创作是在戏剧领域：当时的文学杂志《Wurm》（蠕虫）和《Contrast》（对比）刊登了她的两部独幕剧本，分别是Katlagters（喋喋不休）和Op deurreis（通过）。紧随其后的是DALRO（戏剧，艺术和文学权利组织）出版的《Dawid die dik dom kat》（胖笨蛋猫）和《Trippens se patatta》（三分钱的红薯）。但是，直到1978年出版的《Laaste middagmaal》（午间的最后一餐），她才作为严肃戏剧家受到关注。 她在各种作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雨果·克劳斯的《清晨的新娘》（Bruid in die môre），尤内斯库的《椅子》和契诃夫的《三姐妹》（Drie susters）。后来，她因出演一系列电视节目（Manakwalanners、Hoggenheim Edms Bpk）和传记电影《Die besoeker》（来访者，1977年）——阿瑟尔-富加德（Athol Fugard）讲述南非荷兰语作家、科学家和吗啡瘾者欧仁·马雷（Eugène N. Marais）的一生——而声名鹊起，为此获得了Rapport-Oscar奖。紧随其后的是《死者》（Die perdesmous，1982年）《失落的春天》（Verspeelde lente，1983年）《克拉拉·维尔耶的故事》（Die storie van Klara Viljee，1992年）《朋友》（1993年）和《希望的大地》（2002年）——根据Karel Schoeman的同名小说改编。 这位诗人承认，她本想像只百灵鸟一样暗自啁啾，但很快她便与威廉·诺贝尔（Wilhelm Knobel）、菲尔·杜·普莱西斯（Phil du Plessis）、卡斯珀·施密特（Casper Schmidt）和玛丽·布洛默鲁斯（Marie Blomerus）等同代人一起出现在当地文学期刊上。当威廉·格鲁特（Wilhelm Grütter）向她询问有关出版大量诗歌的可能性时，斯托肯斯特罗姆仅准备出版十二首诗。他建议使用精美的纸张并以大字体对稿件进行排版；威尔玛调皮地建议称它为“专为近视读者”（Vir die bysiende leser）。后来，这条抛诸脑后的线索在她1970年首发诗集时所用的恰当而精巧的书名上得到了回响。最初由小型独立出版社里杰（Rijger）发行，如果不是诗人兼评论家D.J.Opperman独具慧眼，这本纤细的小册子很可能被永远埋没，他说服Human& Rousseau出版社取得出版权，购买剩余的库存，并将作者视为重点培养的对象。

《Vir die bysiende leser》

　　斯托肯斯特罗姆的早期风格和主题似乎已经完全成形，未加修饰、不矫揉造作、不追捧诗意时尚。韵律、约定俗成的音乐性和传统形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更清醒的语言和强烈讽刺的立场。她独特的句法显示出日耳曼语族强大的影响力。在喜欢创造新词这方面，她与反叛诗人彼得·布鲁姆（Peter Blum）是同类，彼得·布鲁姆很可能出生在的里雅斯特。她的诗来自“诞生与存亡的基石”，与非洲的政治、史前历史、神话和民间传说息息相关。 她的小说也受到了广泛好评。和先前的亨利埃特·格罗韦（Henriëtte Grové）一样，她也获得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赫佐格奖，分别是1977年的赫佐格诗歌奖和1991年的赫佐格小说奖。 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 Coetzee将她的小说《Die kremetartekspedisie》翻译成英语，称为《The Expedition to the Baobab Tree》（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国际。之后进行荷兰语、法语、希伯来语、德语、意大利语和瑞典语版本的翻译。1997年，她受荷兰语言联盟的邀请参加了在荷兰和法兰德斯举办的诗歌朗诵会。1998年，她因《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意大利语版）而获得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7年，因她对南非荷兰语文学做出的贡献在克莱恩-卡鲁（Klein-Karoo）国家艺术节上授予她南非荷兰语无限奖。 《J.M. 库切传》里提到，《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与库切的《内陆深处》有一定的相似性，主人公曾经是一个女奴，她所说的语言是某些声音以及不常见句法的组合；小说不确定的背景环境又会让人想到《等待野蛮人》，尽管库切写的主要是沙漠地区，而斯托肯斯特罗姆写的是热带地区，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小说都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

　　参考资料

　　书：

　　1.《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南非】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 【南非】J.M.库切/英译 李斯本/汉译

　　2.《星辰时刻》【巴西】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闵雪飞/译

　　文章：

　　3.《Die mens tussen vergetelheid en glans》J.C. Kannemeyer（Afrikaans），DBNL

　　4.《Wilma Stockenström: Vir die bysiende leser》 Robert Dorsman（Dutch），Litnet

　　5. “Copies of Rare Book Found 22 Years Later to be Unveiled at M&G Litfest”， BOOK SA

　　6.《Extraordinary find goes public》 Lionel Faull，the Mail & Guardian

　　7.《Gedig-boek ná jare gevind 》Johan Myburg，Beeld

　　8.《Joan Hambidge lees Wilma Stockenström se Die stomme aarde: ’n Keur 》Joan Hambidge（Afrikaans），Litnet

　　9.《Die Bibliofiele Stockenström》Johann de Lange （Afrikaans）

　　10.《Die eland van Wilma Stockenström》Ghislain Ducháteau （Dutch)，Europa

　　11.《Wilma Stockenström: Tussen nietigheid en oneindigheid》Luc Renders （Dutch），Europa

　　12.《Die Eland》（Afrikaans）

　　视频：

　　13. “Dawid Minnaar reads Skoelapperheuwel”，skoelappervrou，YouTube

　　14. “De wonderbaarlijke Wilma Stockenström ”（Video of Stockenström reading），vpro boeken

　　15. “Audio of Stockenström in discussion with Wim Brands” ， vpro boe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