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逻辑》是一本由胡悦晗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4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活的逻辑》精选点评：
●史料详实但略显堆砌,有史料晾衣架之嫌,作者是二本理工科出身,许老师高足,表述确实欠文采和灵性,理论阐释功力也差点意思,通读能感到作者跨学科尝试社会学理论的鸿愿,可惜结论尤显草率,身份认同疑似又入新瓶旧酒之窠臼
●史料很丰富，但结论略显苍白。(总论与小结均是如此～)
●一股法国式社会人类学的味道，感觉像是在读《蒙塔尤》或者《马丁盖尔归来》，研究综述和理论积累非常精彩，值得学习。
●史料堆砌得厉害，全书可读性一般
●过于学术了
●杭州师范大学胡悦晗老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力著，对于民国“黄金十年”时期北京和上海这两大城市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了全面、细致而精准的再现。包括日记、随笔、回忆录、档案等在内的丰富社会史史料的搜集与征引，让本书内容充实而立体；而诸如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等社会学理论的引入，也让全书的分析更加系统和厚重。后记里对于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真诚而质朴，触动人心。尽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先行嫌疑，并且在北京与上海的对比分析上尚显一定不足，但整体而言，非常值得推荐。
●近年来许多民国文人日记、传记出版，似乎日常生活史研究是一个新潮流？我还是很喜欢的。这本著作选择的史料丰富生动，但套用社会学理论有为了用而用的感觉。
●作者理论功底扎实，但这也使书中个别之处有过分解读之嫌。对于知识人一些行为，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解释或比用社会学理论解释更好。另外，今天豆瓣已成为青年知识人建立社会关系网的一个主要渠道。
●野心不小，摊子铺的有点大，什么都说了些，而且理论先行有点严重，但是最后这结论也太单薄
●只有对生活的罗列，没有对逻辑的探讨。又是一本沦为素材集合的专著，只有当索引的价值。前半本断断续续看了数月，今天再翻终于思索出了乏味的原因：作者在装模作样的思考。于是快速结束战斗，无趣得味同嚼蜡。
《生活的逻辑》读后感(一)：民国知识人的城市生活日常：“文化北京”与“文明上海”
老上海街景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日益明确了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逐步形成并稳固了各群体的思维形态与文化模式，以都市人群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为聚焦对象，从吃穿住行、人际网络、精神层面和身份认同等角度，全面观察“五四”之后以“原子化”状态存在的知识人如何被镶嵌进一个逐渐秩序化、分层化的社会，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这就是历史学者胡悦晗的专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的要旨。日常生活如何进入历史书写？作者主张文献基础上的深入阅读与挖掘。本书的资料来源有四：一是民国知识分子的日记、回忆录与文集；二是上海、北平市政府编撰的各种反映城市生活的调查报告与资料汇编；三是《现代》《良友》《妇女杂志》等刊登的城市生活文章；四是《新文学史料》《温故》等一批以刊发文人与知识分子的回忆类随笔为主的当代杂志。四类资料相互印证，搭起框架，力求以己之力尽可能提供真实、细致的图像。
研究的出发点是“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的丰富，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输入，以及由此造成的物欲扩张和情欲解放，不仅使得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政治诉求，发生了向金钱拜物的经济和欲望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都市生活的人伦和道德，相比于旧时代的农业伦理，在若干向度发生了转变。作者勾勒了北京与上海的形象，“文化北京”意味着30年代真正形成的北京城市居民的一种对传统元素不断循环往复的“回收”再利用的生活方式；“文明上海”意味着肇始于晚清时期声光化电物质文明造就的一种以各种感官刺激体验为主的海派娱乐生活风格。在“文化”与“文明”的幕布上，作者展开了论述，切入四类资料所展示的各类场景。
书中有处细节，谈到近代上海人的人生三大要素，衣居第一位，住居第二位，而食则居第三位。这种生活观反映了“奢侈之风炽而势利之念深”（陶百川）。即，看衣服断人。作为上海知识群体微妙心理的概括，也很恰切。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它事实上还反映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并不独表现在服饰上，比如，作者谈到上海的亭子间居住格式，一方面是住宅空间物理意义上的靠近，而另一方面则是邻里之间有意识的疏远。上海人的社交活动很少放在私人空间的家庭，而是在作为公共空间的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中展开。北京知识群体则喜欢在家庭里举办牌局、宴请与清谈，比如林徽因主导的“太太的客厅”，话题多涉时局，体现了一种公共议题在私人领域之间的传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都市，在市民社会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与私己领域之间的界限，是一个重要的分疏，也就是说，在公与私的拉锯之中，城市文化的核心价值亟待知识群体重新建构。本书所呈现的主体经验叙说，以及这种叙说所依托的情感，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通过四类资料直面民国知识人的感受，他们的职业流动、经济收入、物价水准、医疗条件、四合院与洋房、汽车与黄包车、茶馆与舞厅、戏台与旧书摊、爱情婚恋、体育娱乐……方方面面，纷繁复杂。个人的书写大多落笔自己的琐碎生活，而他们的公共指向往往有着很大程度的相通之处。何者为私，何者为公？两者的模糊交叉，或者换种状况之下的过分区隔，对焦的就是一种特殊意味的公私缠结。私与公，作为民国知识人建构的都市生活的一体两面，结合北京、上海不同的城市气质与都市语境，呈现了身处其中的叙述者，以及从他们身上组合、折射的时代的征候。
作者所选取的这十年时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虽然时局不好，生活和收入大致是闲裕的，更主要是气质里的自如。这种自如可以让他们在公、私之间实现顺利转换，这种转换牵连时代的脉搏。即将到来的历史大变动，终究会带来新的、更大的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呢？
《生活的逻辑》读后感(二)：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重看历史
作者：唐山
“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了。”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言，但事实上，鲁迅是喝咖啡的，在《鲁迅日记》中，至少有5处相关记录。鲁迅这么写，是在讽刺泡“革命咖啡店”的作家，“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
以咖啡为讽，需放在近代中国具体情境中考察。
1840年后，因屡遭挫败，国人逐渐意识到传统的缺陷，希望借用现代思想加以补足，由此形成“新文明观”，即：凡外来的、新生的，便是文明；凡本土的、旧有的，便是野蛮。
上海是“新文明观”的标本。一方面，它是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另一方面，大量洋人居住于此，提供了更生活化的参照对象。
通过参照，上海构建出具体的“新文明”——人们宁可在亭子间里忍受夏暑冬寒，出门时也一定要穿上笔挺的西装，至少会跳几段交谊舞，坐咖啡馆更是必修课。
“文明”上海的魅力在于国际化，但这也是它的短板。毕竟在传统语境中，中原是“文明”的，不断向周边输出文化；而周边是“野蛮”的，经常骚扰中原。一旦将外部世界视为“文明”，我们反而成了“野蛮”，必然产生认同危机。
上世纪20年代起，因日本威胁加剧，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抬头，为寻找民族性，“文化”喧嚣一时。
“文明”与“文化”本为一体。然而，民国无自称“文明”的能力与勇气，只好将民族性归结到“文化”上。
为确立“文化”，民国政府大力扶持北平，多设院校，用优渥的待遇笼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朱自清等皆在其中。由于当时北平已失首都地位，商家大量南迁，引发长期滞胀，致物价仅是上海的1/2，房租尤其便宜。许多读书人无需为稻粱谋，沉醉在传统的、缓慢的、闲散的“文化”中，以为它真是可与“文明”相匹敌的存在。
于是，不需要装饰、穿长衫即可的北平鄙视坐咖啡馆的上海，视之为“没文化”；而一切靠市场的上海也鄙视死气沉沉的北平，视之为“不文明”。“文化”与“文明”开始断裂。有趣的是，当时革命派读书人多聚集在上海，因北平的读书人多为官养，无特别关系，难得其门而入。
鲁迅先生并不认同“文化北平”的虚构，也无法接受“文明上海”的招摇，将其一律视为形而下。
事实是，近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分裂、大重组的关键阶段，原有豪门纷纷崩溃，新兴群体的边界尚不清晰，由于缺乏规范，知识人只有通过生活方式来呼朋引伴，“文化”与“文明”并不只是炫耀，它们也是确立自我、发展自我的途径。
其实，虽然批评喝咖啡，鲁迅却不拒绝聚餐。在《鲁迅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北京14年间用餐、饮茶的地方计60多处，他写道：“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
不仅鲁迅喜欢聚餐，胡适也喜欢聚餐，徐志摩深得胡适喜爱，因为他一到场，餐桌上的局面立刻活泼起来，徐志摩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补足了胡适的短板。
在餐桌上，鲁迅与刚归国的刘半农嬉笑怒骂，遂有刘半农痛骂陈源的妙文，但刘半农最终还是跑到胡适的餐桌上，与陈源推杯换盏。与此类似的例子是，学生时代的梁实秋曾和郭沫若、郁达夫从街头喝到街尾，但他后来却成了胡适的酒友。
在餐桌上，不难看出不同流派的重组与演进；在咖啡桌上、亭子间里、电影院中、书店内，同样能看出这种互动。毋宁说，理论、主张固然重要，但它们都需生活来驱动，生活是最好的传声筒与培训班，正是靠着生活，“文明”与“文化”的概念才得以进入大众的视野。
然而，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救亡”成当务之急，而“文明”与“文化”太过缓慢，不得不退出思想舞台……《生活的逻辑》一书的价值就在于告诉读者：历史中的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他们在思考家国大事的同时，也要为柴米油盐而操劳，正是通过“为生活而奋斗”，他们才获得了“为理想而奋斗”的智慧与资本。
《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
胡悦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原创：唐山
来源：北京日报副刊（2018年9月11日）
《生活的逻辑》读后感(三)：我的国度属于这个世界
与传统的“士”不同，知识分子在中国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张灏曾明确指出，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于甲午战争前后的通商口岸，因为只有此时，他们才得以在一个新知识的交流空间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也因此，他们往往既深深植根于传统，同时又打破传统。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这种自主意识、独立思考、对传统的疏离与批评，本身就与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环境密不可分，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真正从乡土社会的重重网络中脱嵌出来，并且还能依靠自己的知识能力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
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曾详尽考察了西方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发展，结论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要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批对他们表示认可、支付报酬的听众，以及他们与同行之间的不断交流接触。他认为，这些在17-18世纪的西欧开始得到满足，因为社会上出现了能支撑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些制度化环境：沙龙和咖啡馆；科学协会和月刊或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最后是波西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文艺杂志。尽管如此，也只是到了18世纪，写作才成为一门职业，因为要等到媒体稿费制度和知识产权意识逐渐确立，一个作家才能不依附于某个贵族庇护者，而依靠市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文人。基于此，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才对同行有一句幽默的嘲讽：“在现代自由企业制度产生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养得起大量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实在并不便宜。”
这也解释了为何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集于大城市，因为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大量适合他们的新职业。无论是新兴的报刊还是大学，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地。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浪潮中，一个与过往相当不同的知识阶层开始以整体形象浮出水面。在《生活的逻辑》中，胡悦晗以1927-1937这十年间的上海、北京为重心，探究民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世界，可说是一个很恰当的切片：这是在北伐、抗日这两场结构性变动之间的特定空间（京沪两大城）中特定人群（知识分子）的特定生活。
当我们把目光落在这一群体身上时，首先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另一面又在情感上更偏向乡土。但这不仅仅是“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张力”，因为实际上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有赖于现代城市的供给。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指出的，“不像传统的上层绅士那样，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和县城没有根据地。他们可能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更加脱离群众。传统和近代、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比绅士精英和群众之间的界线更加分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支撑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知识、新职业乃至城市新生活本身，都更主要是移植而非自发产生的结果，因而人们所承受的断裂之苦也就更甚。
请注意，当时这些知识分子还大多是第一代城市移民，精神上的关注和认同还在乡土，就像上海租界里写作的鲁迅，最熟悉却还是绍兴乡下。和传统科举不同的是，现代化的教育事业不仅集中在城市，而且花费相当不小，仅这一点就将许多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挡在门外。虽然到1927-1937年间，已有许多外省的小知识分子出现，但总体上，“都市知识分子”对乡土社会而言恐怕本身就是最时髦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那些家里有点钱、可能还是最敢折腾的人才会去奋力挣脱家庭出身投身其中。历史学家叶文心发现，民国时期的外省知识青年在进入城市生活后，是可塑性最强、也最有意愿变革的一群人。
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他们沉浸在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思考中，自认“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向带有浓厚的“此世性”倾向，加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就诞生于全面危机之中，绝大部分人的思考都从未真正超脱现实，相反正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实际上，“脱离实际”在很长时间里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严厉指控。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一代民国知识分子们在内心深处恐怕或多或少都觉得“我的国度属于这个世界”——这不仅是他们生活的环境，也是他们精神关切的重心，最终还是他们自我价值实现的地方，而他们的痛苦，往往也在于既要超越又无法超越现实世界。政治关怀其实渗透于这些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但或许是觉得这不属于“日常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本书作者遗漏了。
这个已经逝去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何历史意义？《生活的逻辑》给出的回答似乎是：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尽管收入水准不一，彼此处境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现代生活方式。确实，传统时代从未有一个阶层脱离农业劳动，而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生产和消费为生。尽管他们也要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但他们在精神需求、社交活动乃至生活消费层面与一般人是显然有着区别的。正如在西欧的同类一样，他们非常关注新闻媒体、文艺刊物，也很需要沙龙、咖啡馆这样场所的不定期互动，至于书店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的自我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这一系列制度化环境下逐渐有机生成的。
简言之，他们非常依赖于当时那个刚刚浮现、尚未充分展开的公共空间。在传统时代，士人“雅聚”的场所往往带有消闲性质，甚至首选妓院，所讨论的也很少是公共议题；但在民国时代的新空气里，这些都发生了变化：租界内的咖啡馆不仅本身象征着西方现代文明，还意味着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感觉结构之中，显而易见，在妓院中谈论民族解放、革命理想和左翼文章是格格不入的。在这里，本书的一个问题在于：作者似未能充分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是对形塑知识分子特别关键的制度化环境，而另一些则不过是所有城市居民无异的生活，于是他将舞厅、弹子房、溜冰场、游泳池、回力球场等和咖啡馆不加区分地并置在一起。对知识分子而言，咖啡馆不仅仅只是“另一个场所”，它与舞厅之类乃是性质上的不同。如果作者参阅过《理念人》，或许原可避开这一陷阱。
不过，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当时上海与北京所代表的不同象征：上海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口，而北京却代表着更为本源的“文化”。按照前者的标尺，上海是在前沿，而北京则担负着守旧与传统的重负；但随着一战后对“文明进步”的失望遍布全世界，民族文化反过来被赋予正面色彩，而无法摆脱自身“殖民地摩登”的上海则被视为导致民族文化危亡的腐朽之城。这不仅影响着两座城市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全国的命运。毫无疑问，对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城市本身，都并不是道德中立的，相反，它们往往带有无法消除、甚至不堪重负的象征意义，这本身就是传统意识的一种体现。
如今回头来看，令人唏嘘的一点是，这样一个刚刚浮现的公共空间，还未成形就已消散。1937年，随着战争的爆发，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心从“启蒙”转向“救亡”，无暇再去从容构筑那个精神生活世界。他们心中所默认的听众也不再是认可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为此付费的城市中产人群，而变成了有待政治动员的“人民群众”。不仅如此，他们自己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结合得越来越紧密，随着社会生活的再组织化而成为新结构的一分子。
虽然说历史向来是一种结构中的变动，但中国历史上大概也很少有像近现代这样剧烈而频繁的变动。历史似乎也暗示了另一种可能：结构的转型虽然常常通过社会或政治的大变动发生，但也可能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发生。历史是一系列难以觉察的微妙变迁，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洞察到结构性变迁，无疑也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在告别革命之后，国内的历史学研究也不像以前那样沉迷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追寻所谓“客观规律”，而往往集中在充分呈现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新的整体观可以提供丰富全面的历史图景，但也存在一种“迷失在细节中”的危险。本书给我的印象就有这样的问题：似乎作者是先有大量材料之后，再试图为它们赋予一个框架串连起来。这可能是历史学者很自然的视角，但读者也很清楚历史上“他们生活的现实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现实”，问题是这些意味着什么，又在什么意义上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已刊2018-12-25《经济观察报》
《生活的逻辑》读后感(四)：《生活的逻辑》：社会文化史视角下的民国知识人生活图景
作为中国近代至今的第一城，关于上海的研究，天然具备了跟社会史和新文化史思潮对接的无限可能。一方面，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众多学者自然会将上海的城市研究，作为考察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变迁的上佳样本；另一方面，伴随着《申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系列报刊媒体和出版社的崛起，以及现代电影工业的发展，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化中心，无论是阅读、电影、音乐、戏曲等文化所涉的诸多领域，上海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第一手素材，供后世学者挖掘与研究。这或许正是最近三四年里，国内外从社会文化史视角研究上海城市史的优秀论著，比较集中地得以推出的原因。
上海社会文化史的主要学者分布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这样几处科研院所，其中尤以华东师大的上海社会文化史研究最为引人关注。2015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先后推出华东师大姜进老师的《诗与政治》和张济顺老师的《远去的都市》这两本论著。前者全面阐述和分析上海越剧在二十世纪里的演化与变迁，后者以劳动人民、文化人和小市民这样三个代表性群体作为分析对象，考察新中国的政权鼎革对于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两者均在学界和读书界引发较大反响。2017年，上海市社科院的江文君老师又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了《都市社会的兴起》一书，梳理近现代上海历史上，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各种职业团体、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的兴起过程。而到了今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两本新书，堪称是上海社会文化史出版小高潮的延续。连玲玲老师的《打造消费天堂》表面上关注的是上海的百货公司，但其分析视角，还是考察百货公司对于上海城市消费文化和中上阶层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胡悦晗老师的《生活的逻辑》，则是将聚焦点放在民国黄金十年里，上海和北京的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状态上。胡悦晗尽管供职于杭州师范大学，但作为华东师大许纪霖老师的弟子，他的这一研究，跟许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可谓一脉相承。而跟许老师侧重于从思想史视角考察知识分子不同，胡悦晗这本新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都是深植于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理论范式当中。这样的研究呈现，也让本书成为上海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谱系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重要论著。
关于民国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年）的研究，海内外学界已经可谓是成果累累，然而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史层面，探讨“黄金十年”是否真的能在史实和学理上成立。而无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单就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尽管也有“一二八”事件这样的战争阴云影响，但这十年仍然称得上是上海近代以来，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地位发展最为迅猛的一段时期。上海的出版和电影，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国内第一城市的地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黄金十年”的上海社会文化史研究，跟目前学界已经取得的成果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后续研究空间。胡悦晗选择这一时期的上海展开社会文化史研究，体现了其不俗的学术眼光。
在这本书里，胡悦晗将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放在一起展开比较分析。这样的视角，的确能够诞生很多新的思考内容。文化，从来无法独立于政治而存在。北京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的一个可供比较的他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28年北京被国民政府改名为“北平”，原有政治中心功能丧失，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凸显，有着直接的关系。胡悦晗在书中，用“文明”和“文化”这样的二元范式，来阐述这一时期北京与上海各自城市文化特点上的差异。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的北京，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首都地位的丧失让北京的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大不如前，反而更加强化了其“慢城”和“故都”的文化意蕴。而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城市，无论是工商业，还是电影、出版、音乐等文化产业，上海的城市文化生态，都跟以现代性为特征的文明紧密相连。北京之于文化，上海之于文明，这样的二元范式尽管有过于简单划一的嫌疑，但在整体面向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胡悦晗这本书里的分析，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主要关注上海和北京的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由于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和琐碎性，使得这样的研究，很难通过传统宏大叙事的政治史史料和二手文献中寻找素材。在资料搜集与整理上，胡悦晗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按照他自己在书中的介绍，本书的研究史料主要有四个来源。首先是包括齐如山、顾颉刚、翁文灏、金克木、何兆武等知名民国知识分子的日记、回忆录与文集。其次是诸如《上海指南》《上海市政府公报》《北平市政府公报》《北平周报》等一批由上海市政府、北京市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编撰的各种反映城市生活的调查报告与资料汇编。再次是包括《妇女杂志》《现代》《良友》《生活杂志》在内的民国知名报纸杂志。最后就是《新文学史料》、北京《传记文学》、台北《传记文学丛刊》等以刊发文人与知识分子的回忆性随笔散文为主的当代杂志。其中第一类和第四类文献主要提供点上的典型材料，而第二类和第三类文献则能够呈现面上的普遍生态。这样四类资料汇聚在一起，足以点面结合地还原当时知识群体的生活状态。而作者这样的史料选择与搜集方法，也能够给社会文化史的后学研究者，提供相应参考。
尽管作者在本书当中多次强调要避免社会文化史的过度社会科学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密集运用，应该也是这本新书的一个突出特点。首先作者的整体分析框架，就是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展开的。无论是呈现知识群体的社会交往、阅读生活还是娱乐生活，作者都极其重视知识群体内部的阶层区分与阶层差异。关于这种阶层区分的具体体现，作者也深受布尔迪厄和另一位法国学者福柯的启发，重视运用社会空间和文化符号的分析方法。而上海文人而言，茶社、酒楼与咖啡馆这三类不同的社会公共空间，既承担着不一样的社会交往职能，也与不同经济状况与阶层属性的文人群体，有着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而当社会公共空间转化为个体居住空间的时候，这种阶层差异体现得就更加明显。在北京的知识群体当中，四合院、西式洋房与会馆公寓这三类居住空间对应的知识人的经济与阶层属性，可谓是一目了然。
甚至在知识群体最为看重的阅读上，空间与阶层之间的互相对应，呈现得同样明显。以上海为例，新书、二手书与古籍书的售卖点，各自集中出现在城市的不同空间。分布在北四川路与福州路一带的新书店，在密度与规模上都处于上海图书市场的中心地位，其中福州路至今仍然是上海的图书零售业中心。而城隍庙一带则成为售卖线装书、古籍为主的书铺与书摊的集中地，其门面和店面设施都较为简陋，无法跟上述新式书店相比。而在顾客群体上，出版业从业者、文学青年、大学老师等新型知识分子，往往会集中光顾福州路与北四川路一带的新式书店，而城隍庙一带的书铺和书摊，则成为作家、报人等具有传统文人特征的知识分子们的淘宝之地。这样的梳理与观察，是颇具启发性的。
当然，本书并非没有缺憾。个人就此提两个小小的建议：首先，上海-文明与北京-文化这样以传统与现代的典型西方理论方式出发而进行的划分，或多或少放大了京沪两城的差异性，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两座城市的共性。事实上，无论是面对外敌入侵的大时代背景，还是城市内部保留的相当程度上的传统生活生态，在上海与北京这两座城市的知识群体当中，都有明显的共通之处。之于后者，美国华人学者卢汉超的《霓虹灯外》一书（本书今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就详细论述了上海这座城市在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城市平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小知识分子）的生活，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或者说现代化，仍然相差甚远。而之于前者，救亡图存的时代政治命题，不可能不对上海和北京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这就引发了我对于本书的第二点建议，那就是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不能割裂于政治史而存在。我们看到在本书当中，为了突出知识群体的文化生活属性，所选择的大部分史料，都是京沪两地的知识人在读书、喝茶、吃饭、送礼、听音乐、旅游、跳舞、打牌、逛公园，仿佛华北日益严重的外敌入侵危机，和上海国共政治斗争，以及时时涌现的战争阴云，都跟知识人们无甚关联。这样的呈现，很难有选择性运用史料的嫌疑。实际上，书中提到的鲁迅、梁实秋、顾颉刚、何兆武等知名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都有着密切关注和持续发声。而这些内容，都在作者社会文化史的特定视角和强调阶层-空间-资本的这一既定理论框架的构建之下，被淡化和忽视了。
当然，整体而言，这仍然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关于民国时期京沪两城社会文化面貌的好书，也值得作者胡悦晗能够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向上越走越远，推出更好的作品。
就此搁笔。
2018.11.3下午作于先锋•颐和书馆
（本文于2018年11月17日在澎湃新闻的文化课栏目刊发，刊发时略有删改，此为原文，配图来源于澎湃原版报道。）
《生活的逻辑》读书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版）：
19对本书几个核心概念的使用界定，P25本书的史料来源说明。
29上海与北京知识群体的各自特点，P33“文明”概念近代以来的兴起，跟西方启蒙概念的相通之处，P40京沪两城市的不同印象，P43京沪各自的都市想象与对应他者，P46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在京沪两城的分流，P49近年来海外关于京沪两城的两部代表性论著述评。
73上海旧城厢与城北租界的分野加剧，P77上海从商业中心到文化中心，P79京沪两城文化定位的分野，P85不同知识群体的社会分层，P92上海知识群体收入状况的计量分析，P108对文学随笔和日记等材料的运用，P110对社会交往的结构理论的运用，P122北京知识群体的居住空间——四合院、西式洋房与会馆公寓，P131上海知识群体的消费分层，P132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的分化。
137社会阶层位置与社会关系网络——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观，P142书信里的日常交往，P149上海文人的沙龙生活，P155左翼知识分子沙龙的密谋性质，P164公共空间理论的运用，P166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上海文人的公共空间，P175上海咖啡馆集中于法租界和日租界，P180朱生豪给妻子送旧书，P188送礼行为中的互惠性，P195北京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牌局、宴请和清谈。
207书房空间的阶层差异，P221形色各异的阅读习惯，P222读书会里读禁书，P230上海图书馆状况的概览，P234新书、二手书与古籍书售卖点的不同空间分布，P239空间、图书类型与阶层区隔，P252读书会在上海的流行，P262北京图书市场的兴起。
275上海文人对于服饰的极度讲究，P295埃利亚斯的文明理论的运用，P305知识分子对舞女的道德论调，P316知识分子对街头闲逛的喜爱，P322现代都市上海的传统沪上八景，P329知识分子强调亲临其境的私人体验——知识即权力，P351对齐美尔关于日常生活描述的应用。
361对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运用，从日常生活维度出发，P363知识群体的共性与差异性，P365上海的文明与北京的文化。
《生活的逻辑》读后感(五)：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第九期沙龙——胡悦晗《生活的逻辑》讨论纪要
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
对谈 | 胡悦晗、陆远、许金晶
整理 | 肖立志
摄影 | 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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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现场
写作缘起
胡悦晗：本书的写作缘起于我的博士生涯。2008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许纪霖教授。许老师本来就擅长研究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我依稀记得第一次与许老师交谈的时候，他说过：现在我们口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借由他们的思想、言论、主张等要素来被人们所熟悉，但是，在这些主张背后，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避而不谈或是认为那都是鸡零狗碎的，从来没有试图了解他们作为真实的社会个体的存在。
正巧当时法国的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主编的《私人生活史》五卷本刚刚出版。这是年鉴学派之后的新一代欧洲学者站在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再到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视野下，去看待现实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个体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行为方式，比如：刷牙、梳头、洗脸以及社交等等。这些看似意义平常的行为背后其实潜在着丰富的社会“意涵”。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原来当我们以整体性的眼光去透视若干个私人生活史，我们也可以将其写得非常地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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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中译本
倘若我们以此路径着手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逻辑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之上获得一些新问题，将会极具研究意义。受此‘蛊惑’下，我与同门师兄弟就着手开始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就相当于是许老师给我们拟定的一个命题作文，不过在实际写作过程当中，我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我写作的方式以及后期呈现的结果可能距离导师的要求和期许有相当距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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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悦晗
写作中的困惑
许金晶：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自己写作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惑，写作完成后也面临着诸多质疑，能否向我们大致阐述一下相关的困惑与质疑，以及是自己是如何加以回应的？
胡悦晗：首先，《生活的逻辑》一书试图完整地阐述1927—1937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逻辑，较长的时间跨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必然面临阐释不足与过度阐释的双重质疑；其次，考虑到此书选择京沪两城为参照对象，试图以此揭示那个特定时期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逻辑，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样本是否一定具备代表性，能否推论到整个中国社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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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学生郊游
一方面，历史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能够触碰到的往往只是历史的媒介抑或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些已有的痕迹进行重构，这必然会打上学者自身的“烙印”，由此不可避免地遭受阐释不足与过度阐释的双重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质疑也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每一项历史研究都会面临的质疑所在。
从京沪两城知识分子样本的代表性来看，个人觉得还是站得住脚的。近代以来，特别是在1927年到1937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京沪两地聚集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所以无论是从知识分子的体量上，抑或是影响力上，都足以代表那个时期的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当然了，京沪两地也具有符号学上的意义，从地理区位上看，两者“一南一北”，一个是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另一个是近代门户开放以来的工商业文化中心，所以近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历史巨著等大多以这两个城市为比较对象，而我正是延续了这样一个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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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晶
关于“黄金十年”
许金晶：本书选择的时间段，是所谓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时间段进行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主要有哪些面向？他们是如何影响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活的？两位老师能否各自做一些分享？
胡悦晗：这本书本身叙述的是1927年到1937年京沪两地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的逻辑，而这个时期被学界称之为民国的“黄金十年”，整个社会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产生了许多社会分层（分化）的现象，也衍生出京派与海派激烈的争论格局。
当我们试图从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理论视角去看的话，其实京派与海派这两拨人在相互论战的过程中也在强化彼此差异性的边界，这在社会学或心理学上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持续性的社会建构过程。就好比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黑的，就必须要把它放置到与白相对立的位置才能得到生动的显现。当我们回到议题本身来看，京派与海派的争论在三十年代达到了顶点，从本质上讲，这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这本书主要处理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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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陆远：万象书坊的微信公号前几天转载了胡悦晗老师这本书里的一个章节，编辑取了个很吸引眼球的名字《文人妓女三生三世》。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妓女’一词含义的历史演进来大致窥探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话语塑造历程：传统社会当中绝大多数女孩子并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两性结合的主要目的便是传宗接代，夫妻之间并没有过多情感上、思想上抑或是文化上的交流。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地男性接受了正规的学堂教育，他们对异性情感文化上的需求相应地与日俱增，倘若此时强迫他整天面对只会做家务的老婆，实际上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事实上，我们今天理解地妓女的‘妓’字，最初是单人旁而非女字旁，传统社会形态下这一类群体主要承担了满足男性情感上或思想上交流诉求的功能。所以直到明朝，绝大多数‘妓女’更多地是通过兜售自己的才艺来获得生存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妓女’群体等同于近代以来被人们广为称道的“新女性”，她们受过一定的教育、精通琴棋书画，还善解人意。但往往由于生活所迫或是性格使然才让她们走上了卖艺之路，在男性心中，或许这类群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理想化女性的化身。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出于出于政治目的考量，传统意义上的‘妓女’形象被夸张化、扭曲化以及变形化，每每谈到‘妓女’，难免会将其等同于出卖肉体的行为。进入到九十年代，商业资本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为了提升文娱业的发展，刺激男性的购买力，对妓女身份的塑造又衍生出另一层面的歪曲，可视听渠道下的性工作者与现实生活中、明国时期妓女的真实存在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妓女’转变成了消费时代下的噱头。可见，‘妓女’的形象是人为建构下的产物，它与性工作者在整个社会当中所承担的功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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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萧：《危险的愉悦》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在长达几十年的文化建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将这样一种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抑或是商业目的下的“妓女”概念污名化和固化，无法再回到其原初语境下去审视“妓女”一词的真实含义。值得一提地是，胡老师的这本书就试图启迪我们要试着突破脸谱化、‘整饰化’的历史，关注历史进程中真实存在的个体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此基础之上，真正地了解特定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的结构、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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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之上海娼妓
关于历史写作中的史料
许金晶：一般而言，传统的政治史史料易得，也易于整理；相对而言，社会史史料的来源、收集以及整理必须有其独到的方法，本书在史料选择与运用方面的状况如何？史料主要有哪些来源？
胡悦晗：作为一部历史学的著作，史料是绕不开的。在史学界，政治史、军事史永远是研究的主流，这和史料的保存特点与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作为社会中活生生存在的个体生活细节而言，与这些传统的史料相比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就本书的写作而言，主要运用了知识分子本人的日记、文集以及个人回忆录，不过，考虑到知识分子回忆录会有美化、“印象整饰”的成分，我在撰写的过程中也对其进行了相关考证（人物、事件）、解读，以求更为真实地呈现知识分子的个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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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日记》
当然了，因为本书试图研究的1927年到1937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逻辑，想要处理的题材本身意味着需要搜索的材料是非常庞杂的，同时也限制了这本书在某些方面论述的深度。
我这本书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涉及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较广，而且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在京沪两地流动的，是不能够完完全全地透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经历的。当然了，既然是做一项社会史研究，它应该是一个纲领，应该试图从宏观层面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拘泥于单独个体的日常生活，从这个层面上讲，或许就能够更好地说服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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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照片
陆远：史料的敏感本质上是对文字的敏感。一个真的读书人不仅仅只是看书，而是对所有能够形成文字的东西都感兴趣，它也许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邮票、厕所里的涂鸦，抑或是简简单单地一个手势等等，正是透过这些有形的事物让我们能够获得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并将其诉诸为一种文字性表达，这或许就是所谓地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许多学生曾问我如何确定毕业论文选题，此时我往往都会对他们说，今天的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相继出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件背后往往都潜藏着中国人内在的心理、情感变迁。当你真正用心去观察、感受这个世界，又怎会担心没有恰当的选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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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远
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
许金晶：知识分子其实是最需要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群体，此书所讲的“日常生活”其实更多意指公共生活，所谓的情感生活、私生活也有，但是所占比例不大。谈到公共生活，可能就需要许多公共空间载体，例如：读书沙龙、万象书坊、咖啡馆、图书馆等等。那么，我们不禁想问胡老师一个问题，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常见的公共空间是怎样的？京沪两地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应用上是否有所不同？
胡悦晗：就物质载体而言，京沪两地的公共空间很相似，都有咖啡馆、茶社以及在家庭中举办的各种私人沙龙等等。有所不同的是，两地公共空间所依托的背景环境有所不同。上海有发达的出版传媒业孕育的文化市场，而北京有民国时期规模最为庞大、最为完善的高等教育学院体制。这种城市文化环境的差异对公共空间活动的影响是深远的。
陆远：民国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现在存在显著性的差别，今天的公共空间受制于一张“无形的网”，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应有基本的公共性、责任性，对于前者而言，公共性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个体都是自由的，无论是在制度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对于后者来说，并不是说只要聚集就产生了所谓的“公共空间”，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一定能够塑造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责任意识，这种意识本身能够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运行。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消费”的烙印，事实上是一种“伪公共性”的空间形态。对此，我们呼吁能够产生大量的真正想要实现对精神生活追寻的“公共空间”，这才是未来构建公共空间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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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本文首发于群学书院公号，经群学书院授权转载，有意转载者，请联系群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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