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学,香港大学四年级。和围炉在剑桥的凉爽夏天相识,半年未见,为了响应罢用香港地铁的活动,家住沙田附近的她是坐巴士来的港大。疫情影响下的香港不像平日一样繁忙,巴士原本来回近三小时的车程今天只用了一半-虽然还是没有地铁来得方便,而价格超出了一倍。
D = 李君阳
C = 张同学
D︱舟车劳顿,辛苦你走一趟。其实很多罢用香港地铁的同学会选择跳过闸机(付费口)来抗议,为什么你选择乘用巴士这样一种辛苦又昂贵的方式呢?
C︱我不太能够接受那样的做法。为商家提供的服务支付相应的款项是我从小接受的基本原则,所以拒绝港铁自然也意味着不再享受它便捷的服务。虽然如此,我身边一些朋友也不太认同我的想法:他们认为对抗争方式的评头论足无异于道德绑架,而跳过闸机其实更能够有效地冲击盈利。
D︱还有类似的情形吗?
C︱其实相当多。主流文宣日常总有许多的呼吁,我只会参与自己接受得了的部分,尤其会规避某些道德上有争议的事情,比如“私了”这样的行为。去年年底时的马鞍山火烧事件里,我和朋友说明用火是危及生命的攻击时,他们认为我“怎么可以这样了解”;在他们看来,被烧的老人是自己先动的手,所以投掷燃烧瓶的抗议者只是在自卫而已。
D︱既然不接受,为什么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呢?
C︱其实这算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当面的质疑了,平常我顶多是在心里想想,或是私下和家里人说几句。我的朋友们大多标榜自己全力支持运动的姿态,所以对于反对的声音都相当激动和不解。感情是需要经营和珍惜的,既然不是每天都会围绕此类话题来相处,自然就会规避类似的争执。
D︱那你本人和内地人士的相处呢?
C︱我曾经有在实习期间接触和认识一些内地的朋友,香港事件发展的期间常有人问候关心,有时候也会询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暴徒绳之以法”,我也会尝试解释,尽量中立地提供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过就寥有回应了。
D︱那相对于你较为激进的同学呢?他们会有相似的情况吗?
C︱会相对少吧。我有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直播的时会高调的告诉大家如果不认同博主的想法可以取关,或是绝交也不会在意。对于他们来说,成为朋友往往就来源于政治光谱的重合,对于自己觉得离谱的观点就敬而远之也无所谓。但我觉得世界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值得尊重。虽然解释了以后大家不一定会接受,但我还是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提供我知道的信息。
D︱对于内地人士他们也是相似的态度吗?
C︱其实多少是有的。我的朋友常常称呼内地生为“支那”人,沿用日本对于中国的蔑称。如果高度支持政府的,我们也不再划归他们为“蓝”或者“黄”营,而是粉红-猪的颜色-所以一些言语上的污名常有。但是我们主要的愤怒其实并不来源于内地同学,而是在香港警察相关的那些流血事件上,即使是执法也不应该对手无寸铁的市民诉诸暴力。
D︱但其实这些对于内地人士或者警察亲属的攻击并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而是转移到了行动上:“私了”之外,连大学舍堂里都有校园欺凌的新闻,这样的事情比起警察执法过当真的有本质的差别吗?
C︱我目前确实没有听说咱们学校里有这样的事情。其实这类有争议的做法是会收到大家的质疑的,过一阵子也会有文宣回应和解释自己的做法。虽然后续反对的声音弱了下去,但我相信大家也有自己的判断。
D︱可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规范和惩罚,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不可控的地步,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呢?
C︱确实如此。对于主流的文宣口径,虽然朋友们会维护,但是我们彼此都很清楚自己的底线应该在哪里,这也是我觉得自己是个中间派的原因。有些事件的处理上,示威者好像变成了自己最痛恨的样子。
张同学给自己的划定
D︱他们是一直保持这样的观点吗?
C︱其实未必。我六七月份一直在英国学习,少有了解。回到香港以后,我也是从头开始学习和了解事件的发展和进程。可能刚刚开始只是稍微倾向于示威的一方,所以订阅了一些相关的频道和讨论小组。但是在之后的日常里,基本接受到的讯息成了一边的;心里的政见自然会不断加深而意识不到有所偏颇。所以做中间派是很难的事情,每天要看双份的新闻才能保持相对的清醒和中立。
D︱可是在这样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反而是那些高喊自由万岁的人排挤和规避不同的声音,甚至自我封闭、对异见诉诸暴力,到底什么才算是自由?
C︱这可能就是教条上的自由主义和性情上的自由主义的分别。朋友们常引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为傲,这当然是自由理论所宣传的公民权利;可是当面对他人不一样的立场和意见,他们并不是认真考量对方想法的合理之处,而是反驳和打压,急急地扣上“蓝”或者“红”的帽子——这不就相当于要求一个想法只能趋同、没有多元价值的社会氛围吗?我实在觉得自由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后一种的自由,平等对话、求同存异才能真正地达成共识和进步。
图 | 网络/聊天截图
文 | 李君阳
编辑 | 宋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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