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读法读后感锦集

　　《史记的读法》是一本由杨照著作，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532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19-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记的读法》精选点评：

　　●不经读，都很欠

　　●已推给多个朋友，都说想法被改变很多，回头再详细点评价。

　　●“外朝是丞相负责的管理系统，而内朝则由九卿负责，皇帝亲自统领，处理皇家私务。”就想请问廷尉典客大司农是干嘛的？“贵戚宗室的事务由宫中处理”所以宁成做了“内”史就会“势必让宗亲的日子越发难过。”请问内史又是个什么官？

　　●史记导读之最佳

　　●时隔多日，终于读完了杨先生的这本书，其中感悟，颇多矣。有关于《史记》的认识更近了一步

　　●8.9/10 杨照老师对《史记》的导读真的相当不错，对于我理解史记及司马迁其人的作用极大！如果没有他的解读，我阅读史记的感触会浅显很多。

　　●高阶版百家讲坛吧！作者还是有见地的，但毕竟是二手知识，替代不了《史记》。挑两个小毛病，一是巫蛊之祸时任安的官职错了，二是关于史记尤其是李将军、匈奴、卫霍等列传的编排次序，赵翼和逯耀东都有论及，作者的观点没有新意且未说明前人的贡献。

　　●感觉像史记的提纲，读了一遍，颇有所得。

　　●全局感去读史记，每一篇与其他篇幅的逻辑关系，会思考历史会重复，但又不是简单重复。历史会有高峰，低谷，人生也是如此！其中很多简单观念值得思考！

　　●通俗的读法，重点篇章介绍介绍罢了。

　　《史记的读法》读后感(一)：作者的治学态度有问题，这书不读也罢

　　杨先生难道只会照搬别人的观点吗？我很费解。杨先生谈到《老子韩非列传》，什么《论语》里没有提到老子，老莱子就是《论语》里的荷蓧丈人等等，都是照抄钱穆先生的观点，最后干脆直接把钱穆搬出来。

　　关于老子的年代，学者们已经争论多年，目前尚无定论。钱穆先生认为老子晚于孔子的那些理由早就有学者反驳过了。尤其是老子就是老莱子，老莱子就是荷蓧丈人，这种毫无依据的臆测，当年钱穆提出来之后，也并没有多少人附和，如今杨先生却又拿出来一本正经的讲。杨先生是不是只读过钱穆先生的一家之言而完全没有看过其他学者的研究呢？通篇没有自己的观点，也没有罗列正反两方的论据，只会拾人牙慧，还是只拾钱穆一人牙慧！

　　我很失望，我对这本书的期望挺高的。杨先生的治学态度实在不够严谨，应当把正反两方的观点都讲出来，然后自己可以逐条反驳和支持，只陈述一方的观点，而且只是照抄，实在鹦鹉学舌，哪里是学者该做的事，不值一提。

　　《史记的读法》读后感(二)：史记的读法

　　读史记还是要把握司马迁自己说的写作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所谓究天人之际，是说看待历史事件，我们要注意区分哪些是天的因素，哪些是人的因素。哪些是人们可以改变和控制的，哪些是无能也力依赖运气的。历史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比如读楚汉之争的历史，就要发掘项羽身上那些必然导致失败的因素，也不能忽略偶然事件的影响。 所谓通古今之变，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要从更长远的时间周期上，以及更丰富的案例中发掘出潜在的模式，这样才会有所启发和现实意义。作者提醒我们司马迁对篇章安排顺序的匠心独运，并且要经常比对不同篇章对同一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描述。 所谓成一家之言，是说史家对历史要有态度，不能只是记录和叙述。司马迁对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历史人物都有着独到的看法，无论王侯将相、游侠刺客，还是神医相士、酷吏商贩，他的记录都是有所取舍，又有所表达。这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被历史铭记。

　　《史记的读法》读后感(三)：史记的读法：如何读史

　　2020年1月22日

　　书籍信息：《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

　　豆瓣评分：8.3分

　　在阅读完这本书时，我写下一段简短的评论：

　　“读完《史记的读法》，我了解到阅读历史应该有的态度以及思考模式。总结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不单单记录史实，而是去理解人的行为与动机；“通古今之变”是扩大历史的时间维度以及空间维度，这样就可以更加全面的看到历史背后的导引索。”

　　这本书其实不仅仅讲述如何阅读《史记》，更是延伸到如何看到历史。作者杨照通过从司马迁的《史记》切入，通过层层剖析本纪、列传等章节的关联，向我们展示了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即作为一个史家应该具备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在书中，作者提到了两点，即太史公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也将以此破题。

　　一、究天人之际

　　我较为看重《高祖本纪》以及《项羽本纪》，因为这两篇本纪不仅将楚汉争雄勾勒出来，而且也让我们去思考时势与英雄的关系，也就是天与英雄的关系。同时司马迁将《高祖本纪》跟《项羽本纪》放在一起，本就是为了让后世读者可以对比这两个碰撞时代的“楚汉双雄”。

　　司马迁写《史记》的第一条信念就是要“究天人之际”。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秦末大乱的时机就是“天”，项羽掌控不了，刘邦也掌控不了。在此之下，无数人前仆后继参与在灭秦的战斗中，其中不只是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也有为秦带兵的章邯这些人，可以说他们都在秦末大乱的时机中，也就是天所塑造出来的环境下得到不同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怎么兴起又怎么衰亡，跟他们的身份事迹都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他们不去做，也会有别人在天所造成的环境下去做的。因此，历史真正要探讨的，是除开这些客观存在下的，参与历史事件中的人物的个性和能力。

　　时局的变化不是纯粹混乱或者偶然的。无数人用不同的方式应对身处的环境，但是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知识和能力。想要在混乱到统一的过程中成为赢家，就不能全靠偶然、运气，而是弹性。

　　此外，我们都知道在秦末大乱中，为什么陈胜吴广起义后失败了，不能灭秦，而秦的覆灭最终是由项羽完成的？又或是，项羽占领了整个天下，放在那时的时局中，项羽几乎是独大的一个英雄，为什么没有保持住那样的地位与权利，最后输给了汉高祖呢？

　　现在，让我们走近项羽，我将《项羽本纪》翻开。司马迁用寥寥数笔就将项羽的身份与其性格勾勒而出。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式。”

　　然而，再对比《高祖本纪》，我们来看看司马迁是如何交代高祖的身份的。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因为他彰显了刘邦的出身是如何平凡。

　　接下来，司马迁记录了一件非常精彩的事情。项羽叔侄见到了秦始皇巡行天下，项羽见到了始皇帝的阵仗，忍不住自语到：“彼可取而待也。”刘邦因为做亭长经常到咸阳出差，因此也见到始皇帝的行列。他感叹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通过这两句的描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人的性格差距。

　　经历数年，最后两个乘时势而起的英雄终于要签署协约了，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但是高祖阵营中的陈平和张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从地图看，汉的阵营所占的地方已经远远大于了项羽。于是，这两人得出的结论是：“此天亡楚之时也。”

　　“天”意味着这不是人创造出来的时势，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历史变化所产生的状况，不由个人控制。天对楚如此不利，如果这时候养虎为患，让项羽恢复实力，那么刘邦不一定最终赢下天下。所以，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一定的机会，而且是客观的机会。

　　于是，刘邦一路追击，致使项羽阵营四面楚歌，兵败垓下。项羽不愧为一世霸王。他对他的部下说：“从起兵到现在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没有败绩。但是现在竟然走到如此局面，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现在，项羽还是归咎于天，而非自身。这样造成了最终他没有渡过乌江，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执念，那便是——既然天要亡我，我渡江又能怎么样呢？

　　这便是司马迁想要贯彻的“究天人之际”。刘邦因为跟随大势，听从了陈平跟张良的建议，所以没有跟项羽定下鸿沟协议。同样，项羽如果没有那种“天亡我”的执念，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在这一部分中，我省去了许多历史细节的描述，不过作为这一部分的总结，我倾向于杜牧的一首诗歌：

　　胜败兵家事不明，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二、通古今之变

　　上承《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每章后都会留下太史公说，来点评。而对项羽，司马迁或许给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我还是用《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为例。上述中提及到了项羽跟刘邦的不同性格，这就牵涉到司马迁的第二个重要信念，也就是“通古今之变”。楚汉争雄的前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但是历二世而亡。但是汉朝建立，上承秦的制度，没有恢复周代的封建制，竟然开创出一个稳定的局面。作为史家，便就有必要去解释为什么历史会从秦的不安定过渡到西汉两百年的稳定。

　　上述中，我提到两个问题也涉及到了“通古今之变”。项羽可以马上得到天下，但是不能马上治理天下。毕竟，打天下跟治天下是两码事。司马迁心中的那把尺子衡量得很清楚。同时，基于这个古今之变，司马迁也解释了刘邦为什么能够从项羽受伤夺下大权，还可以继续保有大权。刘邦个性中有项羽没有的特质，他能够迅速察觉到局势的变化。这样，他才能在争夺天下中，考虑有什么方向、做什么事情。通过这样的阐释，我们便可以察觉到刘邦身上有一种项羽没有的弹性。

　　故此，连读《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可以看到，这并非简单讲述公元前206年秦灭亡这一件事情，而是一些更为普遍的东西。第一，政权不稳定时是什么状况，什么人在这种句式底下最有机会趁乱而起；第二，这个竞争的本质是什么，需要什么能力，决定胜负的条件又是什么；第三、政治权利有独特的两面性，它很大程度上必须要在动荡中获取，可是动荡也会使权利瓦解。

　　这些问题的探究，便是通古今之变的智慧。

　　《史记的读法》读后感(四)：走进《史记》，探索中国人的初心

　　《史记》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它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于《史记》里的故事，那里有秦始皇、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卫子夫等等传奇，但在作家杨照《史记的读法》一书中，他却没有从这些精彩的故事说起，而是先剖析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从司马迁这个人的生平和抱负谈起，由此来引申出他为什么要写《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

　　说起伍子胥，很多人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他曾跟著名军事家孙武合作，帮助吴国攻占楚国、越国，立下赫赫武功。

　　在《史记的读法》一书中，作者当然也谈到了伍子胥的成就，但认为他这是仇恨的结果。

　　伍子胥原本是楚国人，由于父亲伍奢遭奸人陷害，结果伍奢跟长子伍尚一起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侥幸逃到吴国。

　　伍子胥立志要报父兄之仇，辅佐吴王阖闾攻打楚国，当时楚平王已经去世，他竟然将楚平王鞭尸三百，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举动。

　　吴王夫差急于称霸中原，与越王够贱妥协，保存了越国，伍子胥多次劝谏，却屡遭拒绝，最终被奸人设计，被吴王赐死。

　　伍子胥不服气，死前还表示要看着吴国灭亡，而吴国也的确在不久后被越国灭亡，应验了他生前所说。

　　伍子胥无疑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但他的一生被仇恨笼罩，怕是不开心吧。

　　秦始皇赢政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完成大一统的人，也是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开创了秦朝，被誉为“千古一帝”。

　　在《史记的读法》一书中，作者通过对“秦始皇本纪”的再解读，将秦始皇完成大统一伟业后的狂妄展现地淋漓尽致，以至于在巡游中的铭文中，出现了辛辣的反讽味道。

　　更严重的是，秦始皇毫不顾及民力，大兴土木，四方攻伐，为了追求长生不老，更是闹出了不少笑话，对文化的损害也很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的结局其实已经注定，他在巡游中暴死后，儿子大臣们立刻展开密谋，秦朝的崩溃也就此开始。

　　秦朝末年，最耀眼的两个人物自然是刘邦和项羽，两人携手反秦，但很快就成为楚汉之争的对头，直到刘邦彻底将项羽消灭。

　　在《史记的读法》一书中，作者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合起来解读，刘邦起兵的基础远逊于项羽，而且人也没有项羽勇猛，但他有长者风度，能够听进去意见，也善于用人，项羽则是出了很多昏招，最终导致局势逆转。

　　项羽曾多次想用武力将刘邦征服，但刘邦的对策也很简单，就是要斗智也要斗勇，项羽缺了前者，最后的垓下悲歌也就在所难免了。

　　很多人会同情项羽，但悦史君认为，项羽固然是一个英雄，但他作为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有那么多的致命缺点，败给刘邦这样的牛人也是理所当然了。

　　吕后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人之一，她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还是秦朝以来第一个临朝称制的人，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给了她皇帝一样的待遇和篇幅。

　　在《史记的读法》一书中，作者全部解读了“吕太后本纪”，对吕后的早期奔波給予了同情，更对汉朝建立后，她在参与刘邦清除异姓王、稳固皇太子刘盈的地位等作为上，給予了政治力上的肯定。

　　刘邦驾崩后，吕后掌握了政权，这是一个由刘氏转向吕氏的新时期，表面上看没有人能够反对吕后，但在吕后将大量爵位赐给没有尺寸之功的吕氏族人时，吕氏家族的覆灭已经成为必然。

　　张良是秦末汉初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辅佐刘邦开创大汉，被刘邦评价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被皇帝说“不如”，可见他在汉朝政坛上的影响力。

　　在《史记的读法》一书中，作者对张良其人更是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认为张良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决定天下大势、刘邦集团生死存亡的时刻，看起来有点夸张，但其实确实也是如此。

　　悦史君举一个例子，刘邦攻入咸阳，秦王嬴子婴投降，刘邦在秦宫里看到那么多金银珠宝和美女们，就走不动路了，想着就在皇宫里住下来享受，连他的好兄弟加连襟樊哙劝说，都无动于衷。

　　是张良站出来，告诉刘邦如果不听樊哙的劝，就会给人们留下他和秦朝皇帝一样，只是贪图享乐的渣渣，这样他不仅无法实现抱负，反而很快就会被人击溃，落得身首异处。

　　刘邦听了马上离开秦宫，率领军队去霸上驻扎，这一细节看起来比较小，但实际上决定了刘邦日后的走向，保持了他和他的大臣、军队的斗志。

　　张良无愧于刘邦对他的评价，历史上也被视为“帝王师”的代表，确实名符其实。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他改革朝制，颁行推恩令，使得权力大大集中，对外则多次大破匈奴，开通西域、丝绸之路，可谓雄才大略之主。

　　在《史记的读法》一书中，作者通过对《史记》“封禅书”的深度解读，揭示了汉武帝的另一面：怕死、渴望长生不老，由此而来的是大搞迷信，造成巨大的物力财力浪费。

　　两者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后世的康熙帝尚且在改编电视剧主题曲中，喊出了“向天再借五百年”，汉武帝在山呼万岁中，当然希望能够长生不老，这是科学的黯淡和历史的局限罢了。

　　西汉名将李广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的先祖是秦朝名将李信，自己与匈奴交战多年，数次在非常危急的时刻反败为胜，匈奴人称他为“飞将军”，非常佩服他。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以前将军的身份，参加了汉武帝发起的漠北之战，却因迷路而未能参战，为免受辱自刎身亡。李广的孙子李陵也是对付匈奴的一把好手，可在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投降。消息传到汉朝，汉武帝很生气，文武百官也都李陵，司马迁却替李陵辩白，结果遭到腐刑。李广、李陵跟同时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成就要小很多，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却给了他们高度评价，认为李广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陵则是“有国士之风”。

　　在《史记的读法》一书中，作者将李广李陵的经历与司马迁发奋著《史记》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都是汉朝不可多得的贤人。

　　《史记》不是故纸堆里的一员，而是要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和人生产生影响，这也是《史记的读法》带来的积极意义。

　　《史记的读法》读后感(五)：今天，为什么还要读《史记》

　　为什么要读《史记》

　　杨照

　　我们今天要读《史记》，首先会遇到两个问题：为什么读？用什么方式读？

　　和所有中国传统经典一样，《史记》是在与我们不一样的环境及时代中产生的。经典最简单的定义是“经过时间淘洗后存留下来的古书”，久远之前的人们面对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和课题，将他们思索的内容写成文字，然后一代一代传留下来，成为经典。较之同时代的书籍，传统经典可以使我们离开有限的视野和熟悉的现实，感受不一样的人类经验。当然，能够留下来的经典不仅在时间上古远，还包含了一些经过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反复检验的共同价值。这些可能是人类共同的遭遇或命运，也可能是不同世代累积下来的共同智慧。

　　此外，今天我们读《史记》，还可以学习司马迁看待历史的态度，以及书写历史的方式。在一般的教育体制下，从课本里学到的往往是一堆固定的事实，往往让人以为历史就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用这种方式学习历史会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我们以为历史都是拿来背诵的，而为了应付考试背下的这些事实，绝大部分都会在考后迅速遗忘；第二，我们很难去思考究竟可以在历史中学到什么，尤其是与现实相关的智慧。

　　司马迁不是用这种方式看待历史的。在读《史记》时，我们首先要了解司马迁的“史识”。单纯看数字，《史记》有一百三十篇，多达五十二万余字，是一部很庞大的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史记》横跨几乎三千年的时间，把中国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曾经存在的人、累积下的经验，只用这五十二万余字来记录，可以说是极为精简。司马迁在处理三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在用一种清楚的意识，一个衡量历史轻重厚薄的标准，去判断到底应该把什么写进来，把什么排除在外。这样的选择标准用我们的观念来说就叫“史识”。

　　“史识”与“史观”密不可分。当我们认为历史就是一些固定的事实时，就没有史观存在的空间，即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写，历史总是那堆东西，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来写，都不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历史如果真是如此，就没有史学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比较什么历史书是好的，什么样的历史学家比较杰出。

　　历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或者进一步说，是解释“如何”及“为何”，这是与我们当下学习历史的态度差异最大的地方。按司马迁的态度，历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在个人层次上，一个人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做事？作为一个群体，彼此行为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模式，他们为何如此？某些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又选择何种手段？这些都在历史里，也是我们理解、研究史学时最重要的挑战。

　　当我们以这样的视野和方式去整理丰富庞杂的史实，就会对人类行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碰触到普遍的人类经验，真正做到以古鉴今，让历史对当下现实有所帮助。司马迁在著作中清楚地展现了这种历史态度。他用了几个重要的观念解释《史记》的目的。

　　首先是“究天人之际”。简单来说，在解释历史上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善恶时，必须区分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有些东西人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比如说像命运般庞大的东西，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限制。要公平地评价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因果中得到智慧，就一定要区分“天”与“人”。司马迁讲的“天”指庞大的背景，是与个人努力无关的部分，而“人”就是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作为，在最后如何承担责任。

　　司马迁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在历史中学习，就要“通古今之变”，即在时间之流中，不仅要看单一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还要把眼光拉高，看长时段里的人在集体行为中如何运用权力，组构社会，进行交易。这类集体的行为，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就必然有一种特别的模式，在司马迁的语言里，这个模式就叫作“通古今之变”。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通”，即它不是个别事件的解释，而是能够归纳的、更明确的模式。我们掌握之后，不管是看待古人还是分析今人，都能够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眼光。

　　能够在历史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彰显出司马迁另一个巨大的野心，即“成一家之言”。这仍然与我们的历史观念不一样，历史怎么会是每个人说来都一样呢？对司马迁来说，如果你说不出“一家之言”，提不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比如周代怎么瓦解、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汉武帝如何改造汉朝，就根本不配做历史学家。写历史就要写到“成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

　　所以，我们今天读《史记》，就是学习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在其中区分出命运与人的意志，在历史里看到更加庞大或长远的模式。这些与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观念差距太大，必然会给予我们很多刺激。

　　认识《史记》有若干种方式，包括如何理解它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上的特殊地位。从史学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早期就已经很发达了。中国的历史在周代发生重要转折，直到20世纪我们才比较仔细地掌握了周之前的商代文化。从文献或考古资料上看，商代的文化非常奇特，它背后有着一个神鬼交错的世界。在商代人的意识中，现世活人所在的世界与死人或者灵魂所在的世界交错。我们看不到、触摸不到后者，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灵媒或动物，跟它来往。那个世界就在生者身边，与生者没有截然的差异。所以我们会在商代文化里看到很多沟通天地的精巧描绘。

　　不过，自从西边的周人崛起后，这种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之间，周人剪商成功，建立了新的政权，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新的政治制度叫作封建制度，新的文化就依附封建制度而成立。封建制度来自亲族系统，换句话说，它的核心概念与精神最看重自然的亲族关系，作为父亲、儿子、叔伯、侄子外甥，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一般的生活礼仪乃至政治权力上就做相应的行为。由此，我们认识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才真正浮现出来。

　　周人这种价值观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即必须保留宗族系统的记录，使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久之后的人们仍能清楚每个人与其他人的亲族关系，这就要依赖记忆，而人的记忆没有那么可靠，自然必须依赖记录了。

　　在中国上古的考古资料、金石资料里面，青铜器的用法在商代到周代之间明显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商人那种鬼神世界中，青铜器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工具，所以铸刻了以动物为主的各种纹饰。我们可以想见，在仪式中，鼎或者其他青铜器里焚煮东西的香气、烟往上传，商人相信这样就可以与住在上面超越现实世界的祖先进行沟通。

　　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甚至应该说“偷”来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但是他们铸造的青铜器的重点特征改变了。商人青铜器表面华丽复杂的艺术性纹饰，或者说功能性的神鬼交会的纹饰慢慢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铭文，即把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写字呢？我们要看到青铜器铭文的固定形式。青铜器铭文和周人发展出的其他记录方法，都是为了让这种关系，以及围绕这种关系所需要的经验永久保留下来。在此开始诞生中国非常强大的意识传统，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在世界各种文明中，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最发达，历史记录最完整，这部分来自周人在建立封建制度过程中，功能性地保留了这些资料。

　　但是这种意识在功能性作用之后发生了各种深化、变形，其中最重要的阶段在春秋时代，这时出现了《左传》。原来只是为了把人与人的关系、与礼仪有关的部分记录下来，现在则进一步出现了特殊面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教训。换句话说，从《左传》开始，如果不学历史，不去继承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验，生活就会变得危险而艰难。不知道前人遇到了哪些事情，他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又如何解决，与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相比自然远远不如。从这里开始，东周历史的记录进入王官学的系统里，变成了贵族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个脉络看下来，到了汉朝，我们才能够了解，司马迁的《史记》是这种传统的集大成者。《史记》是一部通史，也就意味着是人类有意识、有经验以来的总和。通史是时间的完整呈现，司马迁要从开天辟地、人怎么来、人的社会怎么来、人的历史怎么来开始写起。通史不会有真正的终点，因为时间要继续流下去，不过在现实上，司马迁只能把历史写到自己那个时代。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意识的一次提升与突破。在这个时候，历史取得了一种整体性，不再是一块块、一段段的。一个人一辈子发生了什么事，或者稍微长一点，一朝一帝或者从一个家族的建立到灭亡，这都是一段一段的历史。我们有看待这些片段的眼光，但司马迁用他的著作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时，所看到的历史、从里面学到的内容，以及因此认识到的世界与道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历史有不同的意义，最浅显的诸如昨天的事情教会我们今天怎么面对现实，而深邃的哲学性意义则要把历史作为总体来掌握和理解。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迁在中国历史意识的深化上厥功至伟。在《史记》之前与之后，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包括什么、历史可以给我们什么，是彻底不同的。至少从这一角度，司马迁不但写了一本书，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他的方式直接建立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一个面向，即如何看待历史上。这个态度是由司马迁建立的，此后无论谁进入中国文化、进入中国历史，都无法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