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北京的道路》是一部由刘怡执导，许知远 Zhiyuan Xu / 周轶君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通往北京的道路》精选点评：
●素材丰富，但组织起来毫无章法，不合格的纪录片。方德万配许知远，也是蛮神秘的组合；詹俊老师您还是去解说英超吧，纪录片旁白真不适合
●难得看到这样的历史纪录片，很大胆！历史就得这样的作品让它丰满起来，且看且珍惜~~
●引用的史实资料非常详细，且故事性十足，一点也不枯燥，看完一部50分钟的纪录片像是阅读了一本人物传记！
●第一次追着看纪录片
●很好看
●威妥玛（外交官）、丁韪良（传教士）、赫德（海关总税务司）、莫理循（记者）和司徒雷登（校长），他们才是中国人真正的老朋友。
●还是认为，历史是一个任人妆扮的小姑娘。回望过去，只是为了各自选取能支撑你前行方向选择的模糊碎片和心理暗示。我们唯一能从历史里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永远不吸取教训，永不接受说教。
●直到今天 外在按照他们的期望改变了 但内核并没有 登陆的口岸仍然难寻 从这里两他们failed “中国从未拥抱世界 但也无法置身世外”
●和之前看的关于晚期的纪录片思路不同
●从五位外籍来华人士的角度切入，带我们了解相关的中国近代史，很精彩。
《通往北京的道路》影评(一)：看过
一直以来只是通过高中的书本来学习中国的近代史，记忆之中是非常痛苦且毫无声色的一段时间让人无法释怀。而像这样的纪录片通过各式各样地人来讲述历史，比起书本所介绍的更加易懂且深刻。从各个行业，不同地角度逐渐地去讲述了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讲述了一段历史。特别适合正在学习近代史的同学们看看，更加能够去帮助记忆那段历史。
《通往北京的道路》影评(二)：如何通向北京，你知道吗？
他们来了，他们目睹了这里的衰败，他们发誓要拯救这里，用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
他们满腔热血，不辞辛劳，呕心沥血，耗费半生。
到最后，当他们被那些曾经想要拯救的对象围困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内时，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无比伤感，他们觉得自己被辜负，被背叛，他们不知为何会变成今天这样，他们做错了什么？
他们曾想为这个衰弱的帝国带来一套新的外交礼节、新的教育制度和技术、国际法，乃至一个新的英雄。他们竭尽所能，依然一无所获。
或许他们应该尝试着与这里的人们推心置腹、促膝长谈。问问他们：我们该如何拯救你？
人们或许会告诉他们答案：要是你们没来过就好。
他们会发现，他们虽身处北京，但他们从未到过北京。过去如此，如今亦然。
《通往北京的道路》影评(三)：历史的忧伤不是大国崛起
这部纪录片最合格的是它的音乐，审美到位，传达了恰到好处的内敛的“历史的忧伤”。斯洛文尼亚的音乐人，也许会懂得中国人的无奈吧。
为什么忧伤，因为现实并不能让我们对历史客观起来，反而感到陷入一个莫比乌斯环，中国永远走不出自怜般的自我凝视，又常常被自身的缺漏与外界的荣光而惊吓。循环往复，没有出口。
历史我不懂，哪怕是清史，谈谈纪录片本身。庄秋水作为总撰稿，为自己安排的戏份好，自然流畅，让人不得不忍受她的口音。而其他嘉宾是个什么角色？许知远、周轶君还采访了一下，最后一集的嘉宾对着镜头念稿子我要尴尬死了好吗。庄秋水你这样真的不好，严重牺牲节目品质，就为了你自己出镜？那你倒是把其他嘉宾的位置安排好啊，人形道具和航拍坐标就是嘉宾定位了？
解说词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水的啊，恨不得对仗来撑时长，第四集解说词又特别硬、刚，信息密度大，衬得其他几集都没那么有文化了。
镜头设计就更土了，还是老专题片上航拍的路子，大国崛起范儿的镜头语言。要是我来拍，我会多拍现存文物的特写、中景、今昔对比，绝不会上这么多航拍，特别是带着嘉宾的航拍。你又不让嘉宾表达感情，用镜头带着嘉宾在大自然里转圈是个啥意思呢？
动画效果不错，但是风格偏“西洋画”范儿，这个范儿可以有，但你来点我大清风格的对比一下嘛。
历史资料找得不够，好多都是看了太多遍的影像资料，这是策划的责任，影像资料整理太不够，讲袁世凯居然要用《走向共和》的镜头，你这可是收费纪录片，版权买了没啊？
我知道现在流行把照片做成3d效果，还可以动，不过有的真的犯不着。
但是，吐槽归吐槽，视听语言的落伍和审美不到位（其实在国内已经不错了），完全不能掩饰这部脱离中央体系的纪录片的耀眼的优点——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史料审慎的选择，这才是历史纪录片的第一步，有了这个打底，比BBC强也不是痴人说梦。
史观对了，审美自然能跟上，恰如本片的斯洛文尼亚的音乐。
《通往北京的道路》影评(四)：他曾想改变中国
第四集，《北京的莫理循》。
莫理循是一个世纪前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冒险家，那时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影响力，和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奇异地结合为一体。他不甘于做一个观察者，他想做一个操盘手，推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
他选择了袁世凯，以支持袁世凯做为他实现操盘手之梦的路径。袁世凯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冒险家，或许莫理循在袁世凯的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他成功了，他也失败了。
他为袁世凯争取国际支持，他施压让日本接受中国的共和革命，他劝说革命党人支持袁世凯，他发动外商对清廷做最后一击。他一步步实现了计划，如愿看到袁世凯登上总统之位。
但是，一个老大帝国，并不会因为一场共和革命就改头换面，两千多年的帝制，塑造了中国的内在结构，也塑造了每一个人，袁世凯在共和革命后的危局中进退失措，抱住了复辟帝制做救命稻草，而莫理循也不得不承认，他实际上对改变这个国家无能为力。
他终究还是过于天真了，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一个超稳定的，稳定得令人绝望的结构，岂是那么容易改变？
他不仅是报道者，还是参与者。他亲历戊戌变法、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日俄战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帝制复辟、巴黎和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在第一线经历了近代中国变革最为激烈的时代，他一次又一次渴望看到变革的结果。
然而到头来，他却发现，他和很多人一样，只是做了一场大梦。
他最后一个愿望，是死在中国，埋身中国。
在他身后，思潮激荡、军阀混战相继而起，中国进入了一个更为动荡的时代。
《通往北京的道路》影评(五)：他们选择了中国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屡屡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忘了具体是哪一年读到《在华五十年》，一下子被司徒雷登自传的开头打动了。这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一生中以消除狭隘、偏见为目标，致力于把东西方文明最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在大变局之下，就像与风车缠斗的唐吉坷德。一口气读完那本书之后，我意识到自己错过了许多东西。我曾经在秀雅的燕园盘桓了三年，却不晓得这所园子的源流变迁。我也曾经在临湖轩里的石阶上读书闲坐，对曾经住在这里的主人却堪称一无所知。
我萌发了为司徒雷登作传的念头。最终因为无法大量阅读英文材料，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伟大梦想”。不过这位悲剧性的人物，已经把我带到了一个广阔的领域。
我意识到，从近代中国开始，有不少外国人已经深深嵌入了我们的历史之中。从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人眼里，是一部“伤心史”或者“屈辱史”。百年之后回眸，自从西潮拍岸，冲决封闭自守的大清，中国就开始进入“世界的中国”轨道运行，主动加入也好，不情不愿也罢，潮流浩浩荡荡，无人可阻。中国（人）能否进入现代世界？这是一直持续至今的大问题。
于是，这根本问题结构着过去历史中的人和事，逐渐形成庞大的系统和力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中国是这冲向现代浪潮中的一艘老旧的船只，那么，那少数的几个划桨人，就是引领缔造现代中国的先锋人物。
在回应西潮涌动的漫长过程中，有一些卷入历史变迁最深的外国人，他们以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作为尺度，试图规范引领这个老大帝国，走过多劫多难的转型期，他们大都客居中国多年，深度参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变革。他们也是饱受误解被漠视的一群人，可以说，是中国人“熟悉的陌生人”。
Robert Hart，中文名为鹭宾·赫德，他在1854年来到中国，直至1908年离开，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垂垂老者。他身材矮小，冷血独裁，生前位极人臣，是一品高官，死后也得到清廷的最大褒奖，授予太子太保尚书衔。
2018年7月，我在浙江嵊泗花鸟岛被台风困了四天。在明亮的天空下，面对着浩瀚的东海，想象148年前，如何在这座人烟稀少的小岛建起一个灯塔？比如牛眼透镜，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怎样漂洋过海，从英国运到极东之地，为过往船只照亮航路。那守护灯塔的灯塔员，又怎样才能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找到一点娱乐让自己不发疯？
在晚清这段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来华外国人，能够像赫德这样，在近代海关、政治、外交、教育等全方位地施加影响。《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皆能不负所事”，他正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的职业经理人。
我第一次知道丁韪良是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不过，他被提及的地方不多，他的身份也没有定论——能不能被称作“北大的首任校长”？他和赫德在宁波有一段时间的交集，俩人的友谊，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丁韪良的贡献可能被低估了，他救活了快要关门的同文馆，把这个语言学校改造为西学重镇，他希望这个小小的萤火虫，有一天能成为灯塔。丁韪良良穷尽四十年光阴，要把科学植入中国广袤的沃土。
丁韪良另外一个巨大的贡献，是引进了国际法。在1860年代，大清的政治家们意识到，他们将不得不与西方人打交道，于是雇佣了中文流利、谦恭实干的赫德、丁韪良等人。他们从内部推动这个大陆帝国进入国际体系，另外一些外国人，则以条约国外交人员的身份，试图把中国拽进世界历史。威妥玛，这个已经被遗忘的英国人，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发明威氏拼音的人，用尽各种手段，想让大清接受英国人的发明，从坚船利炮，到生产技术、法律制度体系，乃至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他确实也以一己之力，催生了第一批中国外交官，在1880年代，局部实现了自己的“野心”。
到了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则以自己的记者身份，推许实权人物袁世凯，为他登顶中国最高权力推波助澜。他把新闻的力量用到了极致，最后“拥有”了一条街，王府井大街成了Morrison Street。
从威妥玛到司徒雷登，他们都深度参与了中国的变革。中国为他们提供了发挥的自由。用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话说，“给予他们以一己之力扭转历史的契机，从而证明了他们存在的价值”。他们为此穷尽一生，试图找到“通往北京的道路”。他们既收获了权力和荣耀，也遭遇敌意和孤独。最终，他们也各自为自己的痴心妄想付出代价。
不过，他们无疑已经在中国永久地留下了自己的印痕。他们所开创的业绩，在以后一百多年里，也有着惊人的延续。
1997年12月31日晚上，未名湖仍然热闹非凡。人们都在准备迎接1998年的新年。我和几个同学，从南岸的花神庙爬到东南的小山，在墓前的石阶上，每个人点燃一支蜡烛，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虽然我知道埋在这里的，是一个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但在1997年，除了知道他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我对这个人所知甚少。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埋在这个校园里。
2019年3月29日，我无意中发现盔甲厂胡同一幢橘黄色的楼，竟然是埃德加·斯诺曾经的故居。1937年他在这里写出了那本畅销书《红星照耀中国》。而我之所以寻访这条颇为杂乱的小胡同，是因为在1919年，这里曾是刚刚成立的燕京大学的男部。
当时，这里地势低矮，尘土飞扬，旁边就是臭水沟，校长司徒雷登认为，这种脏乱恶劣的环境，不适合培养最优秀的中国青年。于是，他四处转悠打探，最终买下了清华对面的一块地。
在暴力和动荡的世界中，司徒雷登想要构筑一个文明融合的美好田园。把他记忆深处的秀美杭州，和大气恢弘的北京气象，渗透进这所校园里。他延请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在1926年筑成了这座中西合璧幽雅华美的燕园。
他在燕京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系，而埃德加·斯诺，1934年至1937年，曾经在这座美丽的校园里，讲授“新闻特写”和“新闻通讯”。司徒雷登很偏爱这个系，他要“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
于是，历史在这里碰撞，成为一个奇妙的闭环。
深入这五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奇妙旅程，也是在两股历史潮流汇聚的罕见时刻，不断转换视角的过程。这种转换，正是历史带给人最珍贵的礼物之一：开阔眼界、消除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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