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是一本由余英時著作，允晨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NT$420，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余英時回憶錄》精选点评：
●有三本现货
●好彩有買到
●台湾买的精装版这两天读完，发现了三个字的错误哈哈。论年岁，余先生和李敖、金庸大致可以归为同时代人，希望他身体康泰，如出版社所规划的，在三年内把剩下的回忆录中、下部写完。第五章回忆哈佛大学求学交友问师经历，非常适合有志于学特别是读文科博士者一读。而且，余先生谈学论人文风朴实，无夸夸自得之色，即使论及与张光直的分歧也很厚道。
●也许是由于前不久刚看完《余英时访谈录》，因而此次读罢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撼。余氏以亲身经历为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思、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解释，以及不时对民国大佬的点评，是我此次阅读最受启发的地方。或许过不了多久，此书将会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口述史资料。
●真切感人。大变局中，个人是否能选择方向，极为重要。香港集中了很多学人，绝非文化沙漠，倒是大陆，长时间成为文化地狱。
●读到余先生在香港的求学经历深有同感，特别是当初他在广州火车站思考是要留港还是回京，并做出改变他一生命运选择的时候，其实往往人在做选择的时候，经过前期长时间的纠结与怅惘，但是真正决定也就是在那么电光火石一瞬间。 更有意思的是将留在大陆的和去港去美的知识分子命运和学术经历对比着看，我相信49年前后在大陆像余英时这样的知识青年并不少，但最终谁在时代的洪流里殒了光芒，而谁又能潜心学术，终成大家，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余先生的序言寫得蠻「隱晦」的，我的理解是：李懷宇根據當年的訪談已經寫了一本相對很完整的《余英時談話錄》書稿（事實上本書最早在《二十一世紀》連載時，第一篇的「按語」也說的是《余英時談話錄》底稿），但後來很「大度」（頁6余先生用詞）地將書稿交還給余先生，經由余先生自己增刪改寫，形成這本《余英時回憶錄》，額，仔細想想蠻因缺思廳的。。。另外，老先生「TG一生黑」的態度真的是貫徹始終呀。
●购入平装本。读过师友杂忆后再看这本，甚富意趣。
●看到后面回忆友人高友工的时候，哽咽，到余先生这个寿数，和同龄友人的交谈都会变得小心翼翼。待补零零落落的一些笔记
●算是精简版的学术生涯回忆录；整个访谈印象最深的还是余在新亚读完书打算回大陆，过关到广州，因为铁路故障突然改变想法回到香港的决定。重要的决定都不是理性驱动的，冥冥之中的宿命感啊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一)：《余英时回忆录》读书笔记
历史不会完全像中学教科书里写的那样，这我当然知道，可当我真的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的时候，还是不太敢轻易相信。然而，余英时那些放在国内发表会被封号甚至被训诫的言论，要么来自自己或他人的经历，要么来自置身事外的学者论著，听起来是那么有说服力，似乎无可辩驳——或许也不是无可辩驳的吧，但我能力有限，只能先把疑问这么放着。 全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考古学家张光直的经历，实在令人扼腕。他在哈佛任教期间，一直心系祖国，曾经一次次想要回国效力，先是请求到考古所任职，后是寻求中美考古合作，最后是寻求和国内大学合作，都在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夏鼐的阻挠下没能如愿，直到1994年他终于争取到与考古所共同发掘商丘的机会，然而他的健康已经难以支撑他做田野调查了。他多次被碰壁的原因，书里也没详述，只说是政治原因，我搜了搜，网上也很难找到相关的文章，只在一篇写夏鼐的文章中找到一小段，提及夏拒绝张的原因却是“中国稀缺的考古成果乃是国家的极大利益，不可为国外所窃取”。 真相到底是什么，真是愈发弄不清了。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二)：读《余英时回忆录》
1.余英时考中正大学时，高亨曾经是监考人。
2.储安平的《观察》、《新路》对余英时的影响。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广泛影响。 3.国共内战时上海就有黄牛党，于古有征。 4.余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5.跟钱穆做学问，最早是精读汉史，并做卡片，《贸易与扩张》一书的方法论受马主义启发。 6.《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之宣言》是新儒家的起点，组织者是唐君毅，基地是新亚书院。 7.对余年轻时候有影响的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小施莱辛格《旺盛的中道》，本尼迪克特《文化的类型》，克罗伯《文化成长的统观》。 8.友联相当于第三势力的实体店，反阿公的文化实体。 9.1950年代，王浩早已声名在美。 10.余英时在哈佛读博上过怀特的课，日后《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便是在课上的期中论文扩充而成。 11.严耕望和余英时一起上过赖世和的日语课。 12.余的博论是在布灵顿的启发下确定的，想沟通正式思想与民间思想。 13.中国人文学者在哈佛三阶段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料～（张光直那段尤为有味道）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三)：期待下册
这本回忆录记载到余英时先生在哈佛完成博士论文为止（应该还有下册），内容大概分为三个模块。
一是其求学历程。余英时先生长于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海内外当推独步。这本书除了交代余先生何以走上治学道路外，便着重笔墨勾勒其治学基础与理路，譬如在新亚书院期间精读后汉书三国志，为余先生打下诸多研究的底子；至哈佛接触西方人文社科领域各流派的新旧思想，开余先生日后比较中西文化的门径。读完这些，只能一叹再叹自己的鄙陋无知，也再次确认卓然有成的学者必须怀抱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格与使命并黾勉为之。
二是师友杂忆。余英时先生以饱含深情与感恩的笔触回忆了他在求学以及生活道路上遇到的种种师友，他们或在治学上给予余先生指导与启发，或在情感上让余先生得到慰藉和快乐，或在生活上为余先生操心劳力、与余先生相互扶持。我无比羡慕余先生能受教与结交如此多的名师、如此多的知己，今天要复刻那样真诚动人的情感简直难如登天。
三是对时势的议论与臧否。众所周知，余英时先生并非关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对政治与社会总有忍不住的关怀。其主张与立场在早年定型后便一以贯之，即坚持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不丝毫动摇。因此，你在书中能时时看到他对那个政党的厌恶与讥讽，我做不到，甚至不能理解余先生这种有些儿极端的态度，因为我身处这样的大熔炉之中，不能自外。我的脚下是我的祖国，余先生虽居侨山，脚下却也是中国，他常引托马斯曼的名言——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祖国。这样的傲然自况，几个人能做到？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四)：读《余英时回忆录》
每次读余英时先生作品之前，都有一种期待感与满足感，读其回忆录，这种感觉格外明显。回忆录确实是了解一个人生平的最佳途径之一，比如之前读的巫宁坤的《一滴泪》，还有近期已出版的《资中筠九十自述》，都有这般感受。
“我从来无意写自传，因为自传必然以自我的个人生活和思想为叙事的核心”，所以，余英时先生将写作重心从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转换为七八十年来其个人所经历的世变。余的回忆驰骋于学术、思想和文化的领域之间，以期抛砖引玉，激起更多学人追忆往事的兴趣，也希冀自己的回忆录可以献给新一代求学的朋友们，作为一种参考。余之用心不可谓不让人动容。
余英时先生从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开始回忆，这一段可以结合陈致整理的《访谈录》结合着读，余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其论文《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以及今年的新作《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都是值得阅读的，读毕可能会冲击原有的认识；余早年一直以为自己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无可动摇，直到从燕京大学转入新亚书院，从北京移居香港，余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假设没有走出这一步，其结果耐人寻味；余来到香港与家人团聚，转学新亚书院，初入钱门，目睹新儒家的兴起，以及着重介绍了自由知识人的政治文化动态，“中国文化中接引民主政体的成分远多于排斥它的成分”这是余当时深信不疑的历史论断；余的哈佛读书生活为其拓宽了学术视野，为其日后的学术造诣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中，对同余“一见如故”的邢慕寰以及考古学家张光直印象深刻，读其回忆，形象自在脑海之中。
读完余英时先生的回忆录，不时还在回味，同时庆幸自己能读到如此“温文尔雅”的作品，如沐春风，神清气爽。期待余英时先生保持健康，吐露出更多的回忆，弥补本书篇幅所限的内容，那就再好不过了。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五)：余英时回忆录读后感
我那时才七岁，初从城市回到农村，事事新鲜，兴奋之至，所以记忆深刻。我在乡下住了九年，和父亲隔得很远，但他的影响还在我心中发生作用。第一是从他那里得到重视知识和学问的价值。父亲受上一辈人如陈垣、洪业等人影响，尊敬有学问的人，自己也时时进修。他虽在抗战时期进入考试院作参事，这是清水衙门，仍有时间读书写作。抗战后他在沈阳受杜聿明委托创办东北中正大学，这是他在中国大陆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仍是研究与教育。第二是父亲编著的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著作很肃然起敬。这大概是我学历史、又好读西方文化史之书的一个背景因素。
官庄乡是一个典型的穷乡僻壤，是万山之中的农村，当时与安庆之间还没有公路，步行需要三天。相信我当时所看到的官庄乡，和一两百年前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那里没有电灯，只用油灯照明，也没有自来水、汽车之类的现代设备，乡亲依然过着原始的农村生活。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互相联系，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织成了一个大网，大家都是亲戚朋友，靠家族的族规维系生活秩序。异姓家族之间，或同族之内，有时免不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大致都可通过乡绅或本族长老而得到调解，从不向官府讼告。
我在乡下生活了那么多年，无意中对中国传统社会获得了亲切认识，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这一段经历使我和同一代的知识青年略有不同。在我大学时期的同学中，很多人是在都市长大的，谈到中国乡村生活，没有切身经验：传统社会的种种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往往不甚清楚，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认为地主和农民之间只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两个互相仇视的阶级。就我所见，地主和农民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彼此不能容忍、对立的。在我们安徽那一带，实行永佃制，佃户只要租了地主的田，地主便不能赶走他，也不能欺负他；佃户上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我在邻县桐城县舅舅家里，有一次看到他去收租，看佃户打稻子，打稻子是有艺术的，打得不干净，有三分之一还在里面没打出来，地主一点办法都没有，也没有那么深的阶级意识。有些租田的佃户还是地主的长辈，过年过节地主还要向他磕头，这就是阶级界限减轻了。我常常说，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不能说没有冲突，佃户与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谓“阶级斗争”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guan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 这一段真的就很现实，，其实余先生一生，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亦不为过，只是这些，在这本回忆录中体现的太少了。我想这与余先生谦逊的性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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