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自发性》是一本由[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一)：自发性的缺失
看完书以后特意百度了一下作者，瞬间明朗，一个衡量大咖的标准：把大家都能看到，但是想不到的事情用尽可能简单的逻辑论证方式写出来。作者的论述让我明白了一条等级制度建立的前提：“塑造精英的标准，反过来又被精英加强”（此处精英这个词可以被替换）。另外，也从量化质量指标的层面了解了为何这些年堪称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创新发明逐渐绝迹了，比如SCI，创立的意义是将对成绩的主观评定变得尽可能客观，但是这样的初衷到了现在已然变成了：论文的发表一味迎合SCI的标准。这样看来，量化这词是很恐怖的。再另外，“眼见为实”这个词已经被推翻过很多次了，比如：视觉上的秩序不等于实践上的秩序，无序不等于无效。身边也有不胜枚举的例子。依我浅见，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平稳的写作风格，深深的批判了现实情况下，也就是自由民主环境下自发性的缺失。我自己延伸一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势必未来的人类在很多的领域共用同一套标准，如果不去改变，也许人类在被机器统治之前，早就被规则奴役了吧。
书中观点、精要繁多，吸收其中之八九，已有足够的快乐和烦恼，知识爆炸的年代，读书也越来越不是一件能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了，除非，看一些不疼不痒的书，也就是看过即忘的书。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二)：《六论自发性》（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5月18日-书情 罗东
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国家（state）是思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动无法绕开的关键性概念。说它是这些议题的中心概念也并不为过。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或范式，看待“国家”的方式和态度也不尽相同，它们以此也形成了纷乱复杂的意识形态光谱。而在这些光谱中，无政府主义长期以来都是最具争议的光谱之一。
美国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就阴差阳错地被人归类到了“无政府主义者”。这大概源于他在《国家的视角》《弱者的武器》等学术著作中对社会下层自发秩序的描述。这些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等版本在各地学术界传播。斯科特也因此获得较高的学术声望。他的确表现出了对社会自发秩序的理解、同情和信心，在建制未到达的地方，人们也呈现着合作和交流的能力。然而，如果要因此说斯科特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那只能是一种误会。他的这本《六论自发性》以学术随笔的形式为自己作了一次辩护。他从未否定国家或政府在近世以来的价值和作用，而只是与其保持距离，在这一视角之外去理解人们的自发秩序，而这种自发秩序有一套自己的实践逻辑。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三)：闪着独立的光
无政府主义视野下突出的一点：一是互助关系，一是无政府主义对混乱、对社会性学习后产生的即兴行为的容忍，以及无政府主义对自发合作、自发互惠的信心。 结构性暴力，市场原教旨主义， 正式组织手执国家权力的缰绳，用制度化的途径操控国家权力。 体制之外的抗议是结构上发生渐进式大变革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下层政治”运作于获得“政治活动”认定的可见光谱之外。分组、小规模、分散的行动策略能够帮助他们躲避国家的报复。 被统治,就是被没有知识和美德可言的造物盯上,就是被监察,被窥探,被规范,被灌输,被说教,被注册和点名,被估算,被预测,被审查,被命令。被统治,就是在每一种规程、交往、行动上,被记录,被统计,被估价,被责令,被禁止被改造,被调控,被矫正。——蒲鲁东 国家职能的日益扩张，以及自由主义经济中的行为逻辑假设，在何种程度上制造了霍布斯设想中那种利维坦意图驯养的没有社会性的利己者。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包括极度放大个人而忽视社会，强调个人完全产权而忽视公共财产，推崇土地和劳动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在投入产出分析中把事物换算为金钱，无不鼓励着颇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嫌的自私算计行为。 公共秩序遭受的破坏和扰乱对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变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习惯性的自觉服从可能导致某些荒唐的情形，每个人在经过理性的反思后几乎都会发现其中的荒谬性。 一个社会或者一种经济秩序越是高度计划、调节、规范化，就越容易依赖非正式实践。 拿破仑情结是一个心理学命题，主张有些矮个子的人更容易有强势的性格，以此弥补身高上的自卑。 制度性神经症，是长期制度生活的直接后果，缺乏同情心和主动性，对周围事物没有兴趣，不会制定计划和自发行动。 我们有种自然的冲动，往往把自己的行为或者人生讲述得连贯且能够自圆其说，在回溯之际给一些或许非常偶然的事情添上理应如此的色彩。 如果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被程式化，在传播之中成为一个精简的符号、一种虚假的逻辑和秩序，那么它在第一时间被经历的方式就会被极度歪曲。 清理、简化、浓缩历史事件的习惯不只是人类的自然癖性，不只是编历史教科书时的必然要求，更是一种具有高度利害关系的政治争夺。 许许多多这样的象征性工程的目的，其实都是想要用如同台球表面一样光滑的秩序、慎重、理性和控制之幕，遮盖政治权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困惑、混乱、差错、临时性和任意性。 历史的凝练，人们对于清晰叙事的欲望，精英与机构展示秩序和目的性的需求——这些力量合谋起来，传递了一种历史因果律的虚假画面。我们或许因此忽略了一些现实：许多历史变革并不是可以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抵抗和示威的产物，而非其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秩序的成果。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四)：《六论自发性》VIP私享段落
（加粗部分）
碎片二十九 历史误读的政治
观看军事演练的那种困惑，就是把阅兵场混同于生死攸关的战场。——列夫·托尔斯泰
清理、简化、浓缩历史事件的习惯不仅是人类的自然癖性，也是编历史教科书的必然要求，但这是一种高度利益攸关的政治争夺。
1917年俄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许多背景各异的局中人并不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如何。研究过俄国革命的细节的人可以确信几件事。他们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的发动上并不扮演重要角色；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布尔什维克只是发现了躺在大街上的权力，把它捡了起来”【4】。1917年10月底的事件具有高度的混乱和自发性。学者通常认为沙皇军队在奥地利前线的崩溃，以及溃散士兵迅速返乡参与农村的自发土地抢夺，对打破沙皇在农村的统治具有决定性作用。研究者认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人阶级确实怀有不满情绪，并拥有武装，但他们并没有寻求占领工厂。最后他们还认定，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前夜对工人拥有一点宝贵的影响力，但是与农村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当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他们开始在历史叙事中消除事件的偶然性、复杂关系、自发性，以及其他一些革命团体的影响。【138】新的“大势所趋”的故事重视事件的明晰性、决定性和先锋政党的力量。列宁在《怎么办？》中展望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角色，布尔什维克党人相应地把自己视为革命所成结果的主要推动力。1917年至1921年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不稳 ，布尔什维克尤其感兴趣把革命尽快清出街巷，搬进博物馆和教科书，避免局势再度动荡。革命进程是历史必然性的“自然”产物，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合法性。
革命的“官方故事”在真正的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就已经成型了。在列宁的理论中，国家（另外还有革命）应该像一台流畅运转的机器，由上层操作，并且和军队一样的严整，所以后续的革命“重演”便在这一轨道上进行。早期布尔什维克的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城市公共剧院，其中曾上演描绘十月革命的戏剧，剧中用了4000名演员（由军人担任群演）、道具火炮、河上的军舰、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用灯光特效来模拟），给35000位观众讲解了革命的历程。在公共剧院、文学、电影和历史中，布尔什维克都表现出“包装”革命历史的强烈兴趣，消除真实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多样性和目的差异。当亲身经历革命并且可以把历史记载和自己的真实经历相比较的那一代人成为过去，官方的史观就成了主流。
革命和社会运动中通常存在着多样的行动者：怀着千差万别的目标、强烈的愤怒与不满的人，【139】除了身边事物之外不理解任何状况的人，受偶然事件（一阵暴雨、一条流言、一声枪响）驱动的人——不过这万千事件的嘈杂之声，虽方向迥异，但矢量相加可能就形成了我们回望之际称之为“革命”的大事件。它们很少如布尔什维主义史观描述的那样，是协调的组织机构领导着它们的“队伍”迈向确定的方向。【5】
秩序和纪律的视觉追求是集权政制的一个突出关注。面对农村饥荒、城市粮食短缺和大量人民向北逃入中国，金正日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仪式中每个方阵的人数有上万人，以此表现团结一心的人民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步伐整齐地向前迈进。
这种大型表演大有来历。20世纪早期，不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政党都曾在大体育场中组织过“大众体操”，以展示社会的力量和纪律。成千上万穿着统一服装的体操表演者做着协调一致的动作，如同以密集队形行进的军队，展示着集体协同的力量和整齐的编排，这都少不了那幕后指挥整场演出的导演。
象征性秩序造就的盛大场面不仅在公共典礼上看得到，比如国王加冕和五朔节游行，而且能在公共空间的建筑结构本身之中看到：广场、雕塑、拱门和宽阔的大街。有时建筑本身的设计意图就是用它们的高大与雄伟激发民众的敬畏之心。它们常常充作一种图腾，为一点也称不上有序的现实补充一点虚幻的秩序。一个恰当的例子是齐奥塞斯库的议会宫，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它在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时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五。这个“立法会议场所”外观类似一座歌剧院，有圆形的露台和一个位于中央的为齐奥塞斯库准备的液压升降讲台。【140】建筑物中的六百个钟表都是通过总统房间里的一个控制台统一控制的。
许许多多这样的象征工程的目的，其实都是想要用如同台球表面一样光滑的秩序、慎重、理性和控制之幕，遮起政治权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困惑、混乱、差错、临时性和任意性。我认为这是“秩序的模型化”。玩具世界的这种做法我们都很熟悉。外面更大的世界中的战争、家庭生活、机器和荒野自然是危险的现实，超出了孩子的控制范围。玩具的世界里有塑料士兵、娃娃屋、玩具飞机坦克、模型铁路和小花园。同样的逻辑应用到了模范村、示范项目、示范住房计划和模范集体农场。当然，小规模的实验是社会创新的一种谨慎策略，即便是失败了后果也并不严重。不过，我怀疑有时这种模范演示的目的【141】单纯就是展示，它们代替了更具实质性的变革，展示一个精心布置的微秩序，用一种波将金式的布景媚上欺下。这种小的“秩序岛”越是扩大化，越会引发人们的怀疑：策划它们正是为了防止其背后非官方的、超出统治精英控制能力的社会秩序被人看到。
历史的凝练，人们对于清晰叙事的欲望，精英与机构对于秩序和目的性的展示需求，这些力量合谋起来，传递了一种历史因果律的虚假画面。我们或许因此忽略了一些现实：许多历史变革并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那些无序抗议和示威的产物，而非诱因；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上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从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后果。
《六论自发性》读后感(五)：从碎片化历史和现实中，阐述无政府主义观念
读詹姆斯•C•斯科特的第一本书，关于无政府主义观念。斯科特每章的下一级都用了“碎片”做标题，以此表明他只是阐述了一些片段笔记，并没有提出一个精心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论点。也确实，他没有给出一个新的一整套的政治哲学。他更多是从现实生活，从历史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片段，加以阐述，支撑现有的无政府主义的几个突出观念：1.不经等级和国家制度达成的互助关系；2.对混乱，社会性学习後产生的即兴行为的容忍；3.对自发合作和自发互惠的信心。在具体展开前，他先给自己划清了几条界限：1.反对乌托邦科学主义；2.承认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对自由的推动（当然，偶然实现）；3.承认国家以外存在着的限制自由的制度；4.反对容许财富地位等极度不平等的自由主义观念。几条界限一划下去，可以看出他更偏向作为一个温和的辩证的无政府主义者。 围绕着这几个突出观念，斯科特在书中明显地体现出了几个特点： *肯定无序、自发性行动的价值 小范围的逻辑论证，斯科特的“无序”有2种含义：一个是不符合官方秩序的民间秩序——外观杂乱，实践上有序。这里，他反驳了现代主义下的一个思维惯性，指出外观上的有序不等于实践上的有序，外观上的杂乱不等于无序。有趣的是，现有秩序越是计划，高度调节规范化，越依赖非正式实践。（“照章办事”罢工）另一个是对官方秩序的破坏。公共秩序遭受的破坏扰乱往往是政治变革的主要动力（而不是组织化的民主制度）。
此外，斯科特还指出了无序自发性行动在历史革命中的真实存在，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思维口子，不禁让人窥探猜测更多。对叙事逻辑圆满的追求精英和机构对展示秩序的需要，使得历史叙事中清理简化浓缩历史事件 去除偶发性因素，形成一种虚假的历史因果律。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历史是有学之士写就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所属阶级的活动构成了一切人类运动的根基。但事实上，临时的自发性运动往往才是社会变革自由进步的诱因，有序的组织是结果。 *具体的个体视角，关注人的塑造 斯科特窥探了无序运动中的个体：个体是无序活动的导火线：个体的（往往是匿名，违法，自利的）不服从 ，大规模重复和容易形成大规模的政治效应，在违法个体和官员的双重共谋默认下，容易成为有效的强力的破坏活动。个体反塑造下层领导者的政治选择。领导魅力／号召力取决于行为接受者个体的反应与响应（领导者和受众的合奏）。因此，号召力的关键就在于：认真倾听（情感和欲望），回应（目的：号召受众做出某种行为）不过，斯科特也指出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影响只在特殊条件下起作用——当发起者需要借助公众意见时（往往是权力弱小未得势的政政治变革，现有政权的挑战者，社会或革命运动团体）——肯尼斯博尔丁：一个组织越大，越集权，它的顶层决策者越可能工作在一个臆想的世界里。 斯科特习惯性地用个体的视角观察集体。以勒尚邦的难民扶助为例，作者指出，群体情感的共鸣往往建立在具体性的个体中。一个苦难事件，全体受害者无法轻易地被具象为一位受害者，但一位受害者常常可以代表整个受害者群体。 当他的视线锁定在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上，他自然而然地更关注这些人是怎么发展的。斯科特提出了一个新鲜概念“人类总产出”，衡量制度和行为对人的效果：1.如何扩展了人的能力和技能；2.工作者对自我满意程度。这里的能力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作者给了2个例子：1.流水工厂线——负的民主产出（托克维尔：对一个做了半辈子别针头的人，我们还能奢望什么）；2.学校——全民公共教育——狭义的分析型智能。 *反对国家代表的等级和特权制度 国家利用命名，景观，建筑和工作流程的特定规划，显示出秩序，理性 抽象性，系统简洁性，为等级权力服务，表现为官方“控制与占用的状态”。这种官方规划，严格锁定单独的目标，并以此目标的最大化实现为宗旨，简化了自然的复杂性（例如现代城市规划，农业规划）。这里引用了简 雅各布斯对现代主义规划的城市批评：单一目标假设与人类行为的丰富目的性、自然的复杂性之间存在出入，人的细化生动刺激多样的环境，而不是整齐（社会标本制作术），讲求城市、视觉秩序化的城市规划，伤害了真实有效的民间秩序（上帝视角，微雕作品，视觉艺术感VS生活视角）。 相比于关注人的提升，国家更关注效率。但这种效率观念有两大缺陷：1.稳定环境，更多是特例而非常态；2.涉及人工的流程，效率依赖于劳动者的耐性。不仅不会带来提升，长期的等级和集权生活（家庭，学校 工厂，办公室等）还能训话人格，使人缺乏同情心和自主性对事务缺少兴趣，不会制定计划和自发行动。 *反对乌托邦的科学主义 斯科特认为政治，冲突争论和持续不断的确定和试错是必然的，不会因科学的进步而消失。妄想借助科学“去政治化”的一个病态趋势就是病态扩大化的质的量化（学术生产量化——耶鲁的毛线帽假想）。这种质的量化测量有两大源头诉求——提倡机会平等，反对特权财富等世袭的民主主义和相信科学可测量的现代主义。为了追求量化，将复杂个体简化，边缘化或干脆排除同情心智慧等无法量化的品质情感，最终可能导致缩水的贫瘠平等。客观的量化在追求平等等上确实有难以替代的价值。问题出在病态扩大化，就导致了一系列麻烦。问题就包括：1.无法准确测量出意图测量的品质（SSCI韦斯特：从没不受欢迎的曝光，但要记得把我的名字写对）；2.“标准对行为的殖民”，消解了最初的有效性（狗被尾巴摇了——SAT考试对中学教育的单调改造——越南战争中“尸体统计数字，“攻心行动””）；3.过程“去政治化”，实际根基确实“反政治”。“去政治化”，缺失了政治中的互助与试错之可行性理念，排除了公共讨论（公民的权利独立和公共意识塑造的重塑途径），但根基已经被少数精英群体的人为选择和政治预设浸透了。
无政府主义的几个突出观念，斯科特基本都加以了阐述， 佐证。有一点疑问，自发互惠的行动是否能在大范围铺展开（=无政府主义能否在大群体存在）。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一个关注人的塑造，一个关注环境的秩序，关注点不同。作者论证肯定了无政府主义在人的塑造上的价值，指出了国家的问题，但无法充分说明无政府社群相比国家在现实存在 社会组织上的优势。除非是在一个前提下——社会中人的塑造远比集体秩序更为重要。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优势，我们很自然地想，国家主义代表的大集体和无政府主义下的小社群能否和谐共存呢？这点就难倒自己了。从国家主义代表的集权，制度秩序化的要求来看，小社群的范围多可能压缩限制在一定安全范围内，处于被监视被限制的情境，而非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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