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在我们村子里的学校度过的。我们一年级新生在一排老式的房子里开始了我们的小学生活。学校离家很近，不到半公里的路程。
邻里四、五个同我年龄差不多的伙伴，正好同一个班，每天早晨上学去，大家挨门挨户吆喝同学的乳名，一路喊将过去。放学后，大家排着队，男孩背着书包嘻嘻哈哈笑着，女孩踢着石子叽叽喳喳吵着，雀跃着洒下一路的欢笑。起风时随风旋转，下雪时随雪花飞舞。小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们不间断地往来穿梭，在不知不觉中，把故乡的红砖灰瓦、草木枯荣、人情冷暖尽收眼底。
学校主要开设语文和算术两门课程，我们的老师大多也只有小学文化，他们不当农民了，洗脚上田，到村办小学来教我们。班主任曹老师就是他们的代表，她连普通话都不会讲，汉语拚音更是不懂，曹老师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有点印象的是，她总是认真负责地管着我们午睡，谁要不老实，便会罚出去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站着。
我的小学正赶上“文革”的尾巴，游行、唱样板戏、运动一茬接一茬。我刚上学不久，有一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同桌的高向曹老师举报，说我把“×××万岁”说成“打倒×××”。曹老师便马上告诉给她那当公社治保主任的丈夫，更因她丈夫的威迫利诱，几个和我一同长大的同学加小伙伴又证明我的“一惯反动”，我六岁半就成了“喊反动口号”的人，因此，我理所当然的成了“反革命”，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
本来就痨病伏身的父亲，经过这场灾难，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病床上，憔悴不堪的父亲望着他的妻子、儿女，遗憾的泪水不停地从他眼里涌出，并留下他对儿女们的期望：“横草不跌，竖草不拣”，这句话竟成了父亲的遗嘱。父亲过世后，母亲又忙于家务，我的学业更没人管，只要我不给家里添麻烦就好了。
进入小学高年级后，施行“文字狱”的曹老师调回了老家，班主任换成了与我同一生产队的周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周老师多才多艺，画画的很漂亮，字也写得特别好，他讲课生动活泼。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学习，让我难以忘怀，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帮我批改过的一些作文，他还曾把我的作文《春天》推荐到公社中学去作范文。
在教室里，我是一名怀疑自己的少年。有一次，老师指着一道数学题，问道：“谁会做这道题？”我想到了答案，但是，在我慢慢举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九满，你就算了吧，听老师说答案好了。如果你答错了，同学们会嘲笑你的！”于是，我快速地将手缩回桌上。老师看到我在犹豫，便高兴地问我：“九满，你知道吗？”老师那双雪亮的眼睛中充满了期待的目光，渴望从我的口中说出他想听到的答案，而我却让他失望地走开了。在老师公布正确答案后，我无语，我的答案是正确的！
那时候，我们学习文化的时间不多，参加劳动的时间却不少。放学后，要给生产队看牛，有时帮家里给猪们找粮食，从初春到深秋，地里有草的季节，每天早晨、下午放学后，都要背着挎筐到地里割草。时至今日，对于草，我仍有一种特殊的情节，看到长势茂盛的草都会喜不自禁，信手拔一束捏在手里摆弄，心里感慨着：要是那时候有这么一片草多好！
由于刚入学时的痛苦经历，加上“家庭出身”不好，我在班里很受歧视，在同学面前也感觉矮了一截，当我欲与一些家庭成份好的同学交往时，迎接我的是鄙夷的目光，让我感受一种沉重的压迫以至于无法反抗，这也渐渐养成了我孤僻沉默的性格。迅哥儿说的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上三年级时，因为一件小事，我跟同学王国华大打出手，他在我们班上个子高力气大，时常侮辱人，他给我一拳，我火冒三丈，扑上去就和他打架，我当时的想法是：你打我十拳我总要打你一两拳，让你也感受挨打的滋味！所以，这场架一直打到上课铃响才收场，结果是两败俱伤。
当然，还是有我家屋后的藕池河始终对我不离不弃，让它渐渐成了我的至爱。放学后，我时常光着腚儿去河里游一阵，满足一种自由、贪玩、调皮带来的欢乐，要么拍水成瀑、成浪、成花，把静静的藕池河搅得惴惴不安。
有一回，我们几个同学下到藕池河里去游泳，年纪稍大的游往河中甚至对岸，然后，站在岸上举起手来自我庆贺。突然，班主任猛然而至，他以极利索快捷的手法把我们岸上的衣服一件不留地捡起扬长而去。我们被唬得无能为力，水中的同学紧张得拼命往岸边游，岸边的小伙伴愣成了木偶，谁也不敢去抢自己的衣服，眼睁睁地望着。然后，迎接我们的便是批评、写检讨书……后来，我的检讨书便一发不可收拾，伴我走过五十多年的人生旅程。现在，我能写点文章贴到网上，检讨书或许是我最早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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