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入心通读后感100字

　　《声入心通》是一本由王东杰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5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声入心通》读后感(一)：声入心通

　　语言学家赵元任有一篇著名的戏文《施氏食狮史》，这篇九十多字的同音文在各种正经的戏谐的场合被广泛引用，甚至连它诞生的目的都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见解。这浓缩反映了王东杰的《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的核心观点：国语运动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但由于语言广泛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使得时人几乎已将国语运动彻底遗忘。

　　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语境下，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就成了它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方言之间差异过大，汉字难读难写，口语书面语双轨，这就是国语运动的背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围绕着统一语音、汉字简化或拉丁化、文言白话的关系，几代人尝试了各种方案，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局面。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王东杰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9-3

　　子扉我 2019年春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4月30日

　　《声入心通》读后感(二)：筆記

　　- 年初逛書店時見過這書，拿起又放下，當時覺得書本太厚了。早前有機會去廣州，到學而優時再看到這書，考慮到近日出差大陸要謹慎選擇攜帶的書本，多幾本內地出版選擇多點，就購入來挑戰一下自己。

　　- 作者在前言中解釋到，這本書的文章是他過去十多年的研究成果，部份文章也在不同的學術期刊刊登過。今次把文章結集成書，能全面的展示了作者在這題目的思考與研究，實在難得。書本前後章節能相互扣連，作者引用的資料詳盡，足見作者以及編輯的功力。

　　- 必須要承認的是，書本中文章資料詳盡厚重，惟我在閱讀過程中卻每每發現自己無法專心，不少內容都只是水過鴨背式的過去了，卻沒有在心中留下太多痕跡。這大概是自己的狀態使然，也可能是文章的呈現方法不算很利閱讀，比如段落有時太長，資料有點重複，'余論'竟然是5-10版的延伸討論等。書本所登的畢竟是學術文章，在'可讀性'上不一定那麼遷就讀者，這也可以理解。

　　- 作為沒有受過普通話及國語教育的我，我分不清普通話與國語的不一樣（其實真有不一樣嗎？），而當閱讀時知道這本書談的比較是清末到民國期間的'國語'運動，卻沒有觸及49年以後普通話如何普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少不免有點失落。

　　- 當然很多重要的討論是發生在民國年代，但對我來說49年後的落實卻更為徹底，當中包括簡化字的全面應用，正式與清朝的'傳統'從文字上斷裂，這一段歷史倒是很想了解。

　　- 說回這'國語運動'，作者談到整個事情當然也是放在清末比迫變法的脈絡下，從語言、思想的角度如何被'迫'至要去思考究竟當時的文字與語言，如何限制了'現代化'，並因此要做出哪些改變。故此書中不只談從官話到國語的製造，也談文字的變革（從白話文開始，再到切音字、注音、拉丁化的爭論等）。

　　- 今天回看輕舟已過萬重山，但當時竟然被推動要質疑自己的思考工具，即文字與語言，那種世界崩塌的狀態卻實驚心動魄呀。

　　- 關於文字改革，很可惜作者沒有談及簡化字的部份，希望日後有機會再了解。

　　- 文字、語言在'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之重要性，自然不難理解。走了解100年，現在普通話通行國裡外，各地方言（其實不喜歡這說法，要說語系嗎？找不到合適的話）卻日漸息微，現代國家多多少少建立起來了，其中遺憾自然不少。

　　- 國語，外語，方言是三種相關的概念，這部份挺有意思的。

　　- 當時在急於建立民族國家的情況下，國族主義者在爭論文字、語言的改革，而左翼份子則提出更'激進'的立場，如文字之拉丁化，要以'普通話'而'不是國語'來去命名新的語言等，作者也提及那看來更多是先有立場再提出來的'學術'論點。而新中國的語文政策，其實還是沿著清末以䧏構造新民族語文的脈絡去走，效果應該不容置疑，喜歡與否則悉隨尊便了。

　　- 作者有一章說明在民國年間推動'國語/國音'時，一眾知識份子特別擔心太過統一會破壞了鄉音、土音、方言，而且當時如果說在家鄉不說鄉音是會被人看不起的。這在今天看來，更是讓人惋惜，真的是仿如隔世呀。

　　- 在高度強調統一的今世，陳冠中提出的一種華文，多種表述，大概是我們看到比較'寛容'的呼籲吧。語言文字這事充滿政治性，因它是我們理解、解釋世界的重要工具，如果能有更寛鬆的環境，更多樣的生態，不管是在個人層面還是社會層面，應該也不是壞事吧。

　　《声入心通》读后感(三)：后记（转）

　　从命题立意、寻找材料算起，这个课题已耗去我十余年光阴，使人不由不发出桓温昔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样的感慨，而终于无如之何。问题是慢工未必出细活，此次出版前，略加董理，便发现不少失误，肯定还会有许多没有发现的潜伏其间。对此，除了诿过于时光飞逝之外，只有自责懒惰嚣浮。文章是好是坏，做不得假，我也无意做假。反躬自省，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如果略有心得，那就是对做人与治学之间的呼应关系日渐有所体察。天才或许例外，如我这样的中人之资，要做一点叫自己满意也让别人看得过去的成绩，就只有老老实实，以勤为本，反覆思量，或偶有所得，意气洋洋，回头一望，却可能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起心动念之间，文如其人，前人实不我诳。

　　本书能够完成，多亏不少师友鼓励、批评和援助：罗志田师及徐思彦、桑兵、关晓红、王汎森、沈国威、徐亮工、徐秀丽、葛兆光、戴燕、谢维、村田雄二郎、刘世龙、郑培凯、鄢秀、王晴佳、缪元朗、段玉明、章清、马忠文、杨宏、徐跃、陈熙远、陈以爱、李德英、周勇、叶隽、周奇、翁若愚、张仲民等师友，都曾在不同时段对本课题表示过关心，指点迷津、研讨论题、解释疑团、供应材料。作为一个门外汉，我莽撞涉入语言学园地，更离不开专业学者的援手。四川大学中文系刘春蕙教授，时常放下自己的工作，为我答疑解惑；全书完成，更经语言学家聂鸿音教授法眼一阅，五六十万字的篇幅，耗费老人家不少心力，使我避免不少错误，令我铭感在心。

　　本书多数章节都得到四川大学“10—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讨论会”诸位同人指正，粟品孝、韦兵、陈波、杨兴梅、周鼎、辛旭、郭书愚、张循、查晓英、李晓宇、罗凯、徐法言等，惠我良多，使我对此学术共同体产生越来越多的依恋之情。许多年轻朋友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陈志刚、黄佑志、梁心、陈默、蔡炯昊、廖文辉、李如东、崔晔、张晓川、周海建、王义铭、陈阳、黄晶晶、吴焕娇、马怡、周闻天、徐悦超、陈高争、何俊帆、张苇杭、李哲、彭志远、杨扬，都要深致谢忱。谭徐锋先生早在十年前就不断关心本书进展，本书虽然粗糙，却花费他不少精力；责任编辑曹欣欣的细致工作，更使全书减却不少疏误，皆铭感在衷。

　　开列这么长一串名单，当然不是准备推诿书中存在的错误，这一点还是老话：文责自负。

　　我自二十五岁以后，渐觉时间加速流逝。最近十年，更觉气喘吁吁，难以追步。回头来看，人事迁移，有变有不变，变的比不变的多，而且变得让人忧伤沉痛，时不时要缅想从前。在我还是一个少年，开始独立成长的那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一切远非完美，可是给人以无穷的希望。或者有“先进分子”会说，我是因为年龄老大而变得保守。也许？我不知道，但我常常庆幸，在成长的关键时段遇上那个年代，养成一套健康的价值观，它使我在一些最基本的取向上成为一个思想上的“80后”，不会改变。

　　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难忘的事。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和辛旭在南京“二档”查阅资料，当时大部分材料只能手抄。她抄写的速度比我快，被我戏称是“小鸡啄米”。而如今“二档”的资料已不再提供纸本，只能通过电脑查阅了——这当然便利很多，但我发现许多曾经看到过的纸质的材料已经不知所踪。档案电子化对学术研究的利与弊，显然难以一言而尽。

　　书中第一个字，写在2008年5月，“512地震”发生后半月左右（具体日期已经忘掉）。地震发生时，我正在离震中不远的地方工作，在天地混沌中仓皇逃离，遂对生命产生新的感想，对要做的事，不愿再拖沓延宕。当初跟我一起经历地震之后的岁月并“同居”数日的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姜源教授，已于2010年3月辞世。他在地震发生时，没有自顾逃离，而将工作组中同人一一寻到，并护送一位早已吓得不知所措的老师离开现场，令人感佩。本书第五章引用杜维明的一篇文章，其实本可引用其他材料，但这是姜源教授在共同“抗震”的日子里提供给我的，我想留下这段光阴和他这个人的故事，即使只是一线折射过来的、微弱的光明。及至修改“结语”一章之时，我又听闻周有光先生离世的消息（我在书中引用不少他的看法），却并无任何震惊，只是觉到一个时代随着他和许多人的背影一起渐渐没入黑暗，越来越远——可是我还是听得到他的声音，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字、历史和记忆里，永不消失。

　　本书多数章节曾在《中山大学学报》、《学术月刊》、《近代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由于拖延太久，思路和文风在写作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此次整理，增删涂乙，力争统一，惟因工作量太大，仍然留下若干遗憾。其中我特别在意的一点是表述问题。伽达默尔曾说：“各种不同科学形式的工作条件对于科学家起着一种构成风格的作用。一般说来，自然科学家的主要工作既不是‘朗读’，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图书出版。人文学者则恰好相反，因此，这就肯定会对科学散文领域中的风格艺术产生影响。”我衷心赞成。对人文学术来说，表述绝非事后的涂饰，而根本就是研究的内在组成。因此，任何一部人文学术著作，在义理、考据之外，都应兼顾辞章。我在研究国语运动过程中慢慢体悟到，锤炼语言不只是作家和诗人的事业，人文学者亦与有责焉。在这点上，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学传统，仍是我们的样板。可惜，这一感悟变得越来越清晰之时，已是这本书渐近尾声之际。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把它作为今后的努力方向。

　　2017年1月26日，写于河南濮阳；2018年12月12日，改于四川成都

　　《声入心通》读后感(四)：国家的声音

　　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不过是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官话”，但那通常仅限于精英阶层，因为绝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本地狭小的地域内，并没有跨省区日常交际的需求。何况中国社会一贯更注重文字，方言语音的不统一根本无碍于政令的下达，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样的说法虽然在实际治理中未必尽然，但也体现出传统政治务实地采取一定程度的间接统治，国家不需要直接与民众打交道，而是通过士绅这一中间层。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有一个“国家的声音”让所有民众都听到、听懂。

　　只有在近代的危亡局面之下，出于动员“昏睡百年”的中国民众的需要，这才成为紧迫的需要。因此，自晚清以降，忽然涌现出无数人投身于创制标准音、文字改革这样的运动，像陈独秀直到晚年隐居上海，还埋头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一度让有些人困惑不解地以为他是在革命失败之后意志消沉，才去钻研这样的课题，但其实，倒不如说是他仍然壮心未已。对比看下欧洲历史就不难发现，语言和文字的标准化，远不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它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位一体：简体字、白话、国语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王东杰这本《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问世，才有人真正系统地梳理中国近代史上这重要的一页。这或许是因为语言和文字太令人习以为常，而那些相关的争论看起来似乎又纯粹是语言学上的学术性问题，很容易让人忘记了它所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近现代中国从媒体传播、民众动员到公共交往，都将是另外一番面貌。

　　和近代的许多事物一样，这也是受西方刺激的结果。正如王东杰在书中所言，当时的人们在对比中西之间差异时，侦测出中国语言文字的三项弱点：“汉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简便易学；文言佶屈，不若白话文章行之广远；方言林立，以致同为国民而耳目不接，一国之内俨如数国。趋新人士认为，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民智开启，亦不利于人心固结。改革语言文字，就可以提升民众素质，塑造民族精神，打破地域和社会壁垒，强化国族认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全新的神圣三位一体由此而来：文字改革催生了简体字；走向民众的向下启蒙则打破阶级壁垒，重新发现了白话文；而用统一的声音发出的标准音，则要求创立国语。这三者要打倒的敌人，则分别对应着繁体字、文言文和方言。

　　这个新三位一体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语言文字环境，但确切地说，这三者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时间递进的：起初在晚清，有识之士认为关键在于提高识字率（如张德彝所说的“吾尝遍历欧西，知民之智愚，视乎识字之多寡而因以察其国势之盛衰”），为此就想改革文字，以便尽快扫盲；到1901年，才有人正式提出创设国语，以实现“国民之团结”；而又要到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才成为蔚为壮观的运动，这不仅是新一代文化精英对传统的敌视、引入新文化，也是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的延续。

　　虽然当时人们常将这三者并重，但如果仔细辨认，就可看出它们其实有着不同的侧重，甚至可能构成内在矛盾：为了提高识字率，钱玄同、鲁迅等激进者都曾主张废除汉字，理由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扫盲更快；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争议是，拼音是拼什么“音”？如果按各地发音来拼写，那统一的汉语文字就不复存在，这反而不利于“国民之团结”，如果按标准音来拼写汉语，那么且不说这样的国语当时尚未通行，拼出来也没多少人看得懂，还势必压抑方言所蕴含的地方文化丰富性，难以达到“多样性统一”基础上的“团结”；至于白话文运动，虽然确实有利于扫盲、普及文化，但现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非得废除汉字不可，甚至使用繁体字的港澳台还更繁荣发达。

　　在梳理这段历史时，王东杰也意识到，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尽管许多主张近似，但双方竞争一度非常激烈，但结果却“不无反讽意味：竞争也包括了斗争，反对之中包含了利用”。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现状：汉字简化但不废除（以拼音辅助）、使用普通话（与方言文化消长），而文言文则基本退出公共领域，被白话文为主体的现代汉语所取代。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书面语最无力抵御改革浪潮，语音次之，而汉字则是最顽强的堡垒。近三四十年来，繁体字一度回潮，甚至方言文化也局部复兴，但文言文最为无力，这也可以印证上述判断。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堪注意的一点是：在救亡的危局之下，紧迫感压倒了一切，人们急于采取行动，立论往往充满了不加验证的判断——而这些信誓旦旦的断言，在事后看来有些相当可疑，另有一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文字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汉字难学，而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人扫盲容易，因而国家富强；然而，唐德刚、钱存训均曾发现，一个社会的识字率与文字难易无关，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近代西班牙的文盲率比德法等国高得多，甚至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也与其识字率不成正比：西欧各国中最富强的英国，识字率长期不及经济上后进的德国。别的不说，东亚各国中，最彻底拉丁化的是越南，但这百余年发展下来，越南却是原汉字文化圈各国中最落后的；若说越南是历经战乱与分裂，那么同样改用拉丁字母的土耳其，也迄今仍未像当年预期的那样完全现代化。简便易学也未必就是普及的前提，世界语相当简单，据说托尔斯泰曾用2个小时就基本掌握了这门语言，在几周内就学会它的事例更比比皆是，但现在学世界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在立论时，论证的选择性、目的性很强，可说急于结论而不耐烦论证，因而充满了武断乃至专断的色彩，其断语常基于一系列不加质疑、也不必质疑的前提，而这往往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的理念，特别是“教育万能”。就此而言，文字改革、国语运动其实是一种激进的设想（简化文字本身就反传统），试图由文化入手，从根本上重整社会秩序。在这么做的时候，这些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国族存亡，对其余代价则在所不惜，既不在意传统的存续（土耳其改用拉丁字母后，年轻人就再难阅读古籍），甚至也不耐烦考虑传统的某些优点——例如汉字的超语言性质对国家的统一所起到的潜在作用。

　　另一个不时可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当时西方的文字线性进化观，认为汉字在世界上往轻里说是“过于独特”，往重里说则是“野蛮的残余”，是落后的象形文字，而字母文字才是所有文字发展的必然终点。汪荣祖在《康章合论》中曾说，康有为“惟见全地球的共同‘归宿’（destiny），而无视（或认为不必顾虑）各文化的个别‘命运’（fate）”，这其实是近代很多人的共有想法。对这些人来说，“中国人”认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汉语而非汉字，因此消灭汉字正是为了解放乃至保全汉语的必由之路；但对像傅斯年这样的学者来说，放弃汉字是比“中国”灭亡还要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类似的争论其实在近代日本也有过，像前岛密等人都将日语使用汉字和假名书写视为不幸，乃至“日语的受难史”，日本学家赖肖尔甚至抱怨日语有着全世界最复杂的书写系统，认为只需在战后“稍稍忍受一点痛苦”，用15个拉丁字母就可以拼写日语，简便得多了。对此，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说，这完全低估了所需付出的代价，它将摧毁文化传承，在转换过程中释放出的暴力将泛滥成灾。

中国的特殊路径？

　　国家标准语的普及，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要上的一课，只不过中国的情形尤为复杂。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际，全国2000万人中能正确拼写法语的据估计远低于300万人；甚至在革命之后，仍有30%的民众不懂法语。为了在全国普及“唯一的自由语言”法语，1795年创设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由此启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语的初等教育。这一过程势必伴随着对各地方言的排斥和挤压，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欧根·韦伯开创性的名著《从农民到法国人：法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1870-1914年》（奇怪的是本书未予参考），对现代法语的普及起到最重大作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四种力量：交通通信、教育、兵役和政治。如果这样做一对比就可发现，对中国而言，政治的作用最重要，交通通信和教育其次，但兵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本书中甚至不着一词。

　　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上，对国家而言，文字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工具，所谓“文书行政”，也由此教化天下。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百里不同音的语言，本身就潜在带有地方化、离心性的特质，代表着社会自发的多样形态。然而，各国在近现代进程中推广标准音的活动，大体都在对抗这种离心力的同时，消灭了地方文化的多元性。中国若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在交通不发达、流动性不强的情况下，又是在极端的时间内，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力量来推动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进程。

　　这些推广国语的人，很多人自己国语就不标准，正如百年战争时倡议定英语为国语的，本身就是一群讲法语的贵族，这原本就是从政治考虑出发的决定。所不同的是中国当时动员民众的紧迫性空前，而“国语”和“白话文”已取得新的正统地位，成为除旧布新的象征。正所谓 “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 ，顾颉刚更曾说，民国初期的中国人，“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 。然而，正如1924年吴文祺曾批评的，文学革命的主将们“对于白话文始终没有明确的认识：不视之为统一国语的器械，便视之为晓谕民众的工具”——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对国语的认识其实与传统时代“书同文”的视角下对文字的认识一模一样。

　　本书很少谈及普通话的推广通过什么途径，但粗略可见的，一是学校教育，二是电波媒体。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直至一两代人之前，很多地方的老师仍然都习惯用方言授课，因而很长时间里，人们听到的标准音其实不是来自老师，而是广播、电影和电视这样的电波媒体。史学家周策纵在《忆己怀人》中曾回忆，1931-33年在老家衡阳读中学时，来了一位“一口卷舌音”的金老师，“校长说他讲的是最标准的国语，我们都应该学”，但学生们都听不懂，竟然最终把他轰走了。相比起来，现代化的电波媒体则有特殊的权威，并借由大众传播将普通民众卷入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他们自此不再像以前那样能保持“天高皇帝远”的疏离姿态了。

　　与英美这样更市场化的政体相比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最早注意到现代传媒力量的，不是商业领袖，而是政治人物。1923年，中国第一个广播电台出现不久，国民党就率先注意到它的潜在力量，1927年统一全国后更颁布多项对电台的政策法规，其中《通饬各广播电台使用国语播报令》要求所有电台一律禁止方言广播，必须用国语普通话，“利用广播以提倡识字，尤属当务之急，至其实行国语，统一方言，尤其余事”。这直接导致一大批不懂国语的明星（如只会讲粤语的张织云），到有声电影普及的三十年代被迫息影。与此同时，作为全国标准音的普通话也逐渐推广，以此为媒介，国家开始与民众直接接触。这在没有广播和报纸的年代里，是无法想像的：大众传媒对民众的动员、操纵、灌输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行政文书。

　　尽管这些媒体上的“国家的声音”对下层社会的渗透仍然是有限的、间断的，但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所说的，大众传播的技术所带来的“那种接触的高频率和高强度是很了不起的普遍历史的新事物”。这使得普通民众以先祖未曾有过的方式感觉到自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行动着、感知着的主体，所谓“当家作主”。但《声入心通》在梳理“自上而下”的语言文字标准化历程时，却遗漏了这段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民众是怎样接受、理解、应对或利用这些标准音的？当然，这可能又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合理的推测是：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既被塑造为新的现代国民，又自动地因应这样一个机会，然而，那些没能及时调适的人群，可能比以前更加边缘化了。

　　虽然书中也提到“国语传播主要是借助于现代性建置的渠道进行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性质和效率都和官话的‘自然’传播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人们学了标准语，不一定使用（此所以很多中国人学的英语被讥为“哑巴英语”），其普及使用还需要一个必要条件：与异质人口的交流，这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环境分不开。若是只须和本乡本土的人打交道，别说是在小地方，就算是在上海、广州，恐怕一辈子用方言就足够处理事务了。本书未言明的设想之一，是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理解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也是现实，但却不必然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倒不如说是一种碎片化的场景：不同的语言被应用在不同的场合，方言未必彻底消亡，但却逐渐撤退到了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而普通话则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当然，这就是另一种现代政治了。

　　*已刊2019-09-21《第一财经日报》，现有修订

　　《声入心通》读后感(五)：观化久无穷——读《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如果只做些皮相上的研究，国语运动这个题目是好作的，1934年就出版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照着黎先生的框架做个复读机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如果认真起来，国语运动这个题目却是难作的。所谓上情下达，国语运动的上情易得，下达的研究却困难，真的看文献上的突破主要看下达。然而上情有脉络，下达却是四散的，国语运动的受众如此广泛，不但有汉语方言的受众，还有操民族语言的受众，把握全体谈何容易，而且彼时没有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研究。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个个小题目的积累，国语运动是难以展现全貌的。不过作者是有诚意的，在导论的尾巴里就说明了“我注意到国语运动的领导人、追随者，但基本没有展示那些‘被运动者’的想法和行动”，不过在读正文的时候，我发现作者对于追随者和“被运动者”是下过功夫，可以想见作者从08年开始就在日常研究中注意国语运动的材料，因为作者所引的很多晚清民国报刊日记类文献的勾陈需靠日积月累，普通检索式的阅读，如一二章用文字改革出版社的那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所能得到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阅读的时候我也确实感受到了作者“思路和文风在写作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导言中作者提了一嘴语言规划，这当是国语运动课题中语言学的重要方法论，而在正文中却未能发见(当然作者用了很多韩礼德的社会语言学)，或许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是作者新接触的语言学学科，所以未能在之前研究中有机插入。又如本书第十章“必也正名乎：现代政治与标准语的名相嬗替”应该源自作者2014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一文，关于官方语言的研究，平田昌司的《文化制度和汉语史》是很好的材料，而是书于2016年才出版，所以此章中作者未能在正文纳入，只能在正文打了个注脚。可以感受到在写文章的十年中，作者一直都在接触学习新的东西，很多新东西都对作者之前的研究成果可做补充提升，然而增删涂乙工作量巨大，所以自然会留下些未能统一的痕迹了。在总体上，除了文献上的诚意，本书还有诸多闪光点，本文或可言说一二。

非孤立的运动

　　我在上面认为国语运动的“上情”易得，然而单单研究国语运动“上情”的话，研究就如纸片一般单薄了。事实上，如白话文运动、汉字改革运动、切音字运动、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这些胶着的事件不能单单拿运动领导人说事儿，必须把握他们的学术源流。本书虽然未能全然“考镜湖源流”，但是却对此颇用功，第六章中关于汉语进步论的“言语中心主义”提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在声义中还提到明末传教士对乾嘉诸老的影响)自然顺理成章，而其他如瞿秋白受苏联语言学权威马尔（Nicholas Yakovlevich Marr，1865—1934）的影响、切音字受到学战的影响，丁韪良对麦都思博士以及沈毓桂对英国语言学家“都戈拉斯”研究的引介、日本文字改革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启发都使国语运动的相应学术社会背景清晰不少。当然作者或许未可注意到书中论及著名如马建忠、王力、岑麒祥、刘复、高名凯、方光焘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在巴黎研究语言学的李思纯”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曾留学法国，所以法国语言学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值得描写的(详细可参考《法国现代语言学思想（1865-1965）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研究》)。 国语运动的非孤立不但体现在学术知识的谱系里，还体现在它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铰合上。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有人把国语运动等结合了报刊杂志、教育学制、词典辞书以及科学名词审定等研究然后再展开。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了解国语运动“下达”的极好途径，国语运动的领导人如何争论、如何定规范是一方面，各地群众最后是如何通过教育等方方面面手段接受国语以及普通话又是一个方面。如我前面所说，国语运动“下达”的历史由于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大部分人对其反应自然已湮没在历史中，而中国近现代个人回忆录、笔记以及日记体量巨大，从中发见吉光片羽也颇为吃力。唯有教书的教材、查字的词典，这些是民众日常的工具，必然是反应民众接受国语亦或抵抗国语的好手段。应该说本书已经有意识融入了教育的部分，所以整个国语运动展现上立体了很多。此外作者还点到了电报、打字机这样的技术对语言的影响，惜未能展开，不然又是一篇好文章。 当然不关注国语运动本身的读者，可能最关心本书中国语运动与国家建构、国族认同的关系，这也是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内容。不过以往研究常常只注意国语运动对于民族国家形成凝聚的主调，本书却能通过文献研究发见了国语运动中平常难以想见的副调，即本书第九章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作者这样说道: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国语运动中一直存在一个以往被人低估了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对“过度统一”的警觉；借用前引胡适的比喻，或者可以说，它所追求的乃是一种“打了折”的“统一”。关键在于，这些主张的提出者和赞助者，并非身处边缘的小角色，而都是鼎鼎大名的意见领袖，且多数都在官方国语和教育机构中担任要职，对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整个运动的走向具有深远的影响，绝不可等闲视之。

　　这个主题作者自言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确定大有深挖的可能。在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在政治上自然有一股反集权思想的力量，虽然这和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思路之间有落差。而这种政治上的思想，如何渗透抑或融合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中确实值得考量。这是国族构建思想群的重要组成。作者认为“国语虽然也被视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其背后的思想资源呈现出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这在国语运动领导人和追随者的学统以及中国国家构建的继承谱系中都是显见的。

　　除了“疏松统一”的可能。我在本书中看到的一个有趣的点还是左翼与国民政府思维的偏左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后共产党思路的变化。譬如作者提到了左翼文化人“自觉地对‘国语’一词的汉文化色彩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这样说:

“列宁的民族政策是永远反对国语的。”…“叫各民族用一种语言讲话，不准他们讲土白——这是侵略的爱国主义者的政策，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实使着的”

　　这不经让人想起共产党谴责蒋介石政府“大汉族主义”，提倡“民族自决”的民族政策了。盖作为一个反对党，共产党在宣传上自然要做反对的事情，国民政府提倡什么，那么反对党必须抨击其提倡之物。这里当然还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主义思维的底色。然而到了新中国成立，情况自然不同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并没有采取国民政府时代提倡的联邦制主张，而是换用了区域自治。而本书则展现了以“普通话”替代“国语”这一“名正言顺”的新中国政策。顺便可说的是，我很高兴作者在“普通话”研究中关注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特别是斯大林语言学的东西。虽然对于正常的语言学研究来说，斯大林的“研究”主要是嘴炮，但是无可辩驳的是其语言学思想曾经对中国语言政策起过很大作用，是中国语言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资料值得整理研究。

自然语言的小学徒

　　再伟大的语言学都是自然语言的小学徒。本书的历史研究恐怕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语言学家都是小学徒，普通的文化人更容易对语言认识产生谬误。虽然语言是人人天天使用的东西，但是对于别人的语言，对于全体的语言，我们总会依仗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自信而信口开河。然而在社会讨论中，学术性是排在其次的，政治观念和生活观念等才是真正的实在。这是研究者必须要注意的。我非常欣赏作者导论中的一个观点，作者认为:

书中所引时人论说，有不少在今贤看来可能充满讹谬，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无力亦不欲以今日语言学的研究结论，衡量彼时人们的专业水平。我关心的是历史的实相：过去的人想些什么，怎样思想，意欲何在，效应如何？我希望用当时人的视角、思路、用语去解说他们的取向、态度与立场。即便是“聋子的对话”，也会展现出一种立场的差异，提示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中的一些深层欲求。历史研究者无权用预先准备好的“正确”观点对史料加以剪裁。如果历史本身是毛茸茸的，那就保留它毛茸茸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文中很多人用埃及“象形字”作为西方文字由象形变为拼音的证据，以说明汉字的落后。然而其人恐怕并不知道埃及文字其实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在外行的论战中，论据的真实性需要让位于论者的观点。然而并不是说国语运动中所有非语言学家只是为观点说话。我们可以注意到非语言学家在论战和讨论中可能会学习到新的知识，从而改变其观点。像胡适早年提倡罗马字拼音代替汉字，但50年代的时候唐德刚对胡适的提问中却可以发现胡适思维的转变。据唐德刚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曾问胡适：“汉字要不要改革？”胡适的回答是：“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那么，“汉字要不要拉丁化呢？”“‘兹事体大！兹事体大！’胡氏以肯定的文言文，不置可否地回答我。”而另外如早年钱玄同在日记中认为汉字并不劣于西文:

“中西文之难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不过西文有二十六个字母，此中国所无耳。”但中文也有优长，于“同类之名词，类皆以其物之总名为偏旁，而右旁之字则取谐声”，故“睹其偏旁而可以知其为何类之物，睹其右旁之字而可读其音也”。西文则“字各为字，各不相侔”，难以会意。“惟中国音学久废”，若能重振，“则中文较之西文未见其为难也”。

　　而之后我们知道钱玄同反而为汉语拼音化摇旗呐喊了。近代是中西学术剧烈反应的时代，在新的学术知识前，无论是学者还是非学者都如同学徒一般。有着社会运动的推动，很多人边战边学，其中充斥了“真香”定理，所以才会出现书中由形态学引出的汉语最落后和汉语最先进这样两极的说法。在这样的时代很难以一言证明一人。

　　但是到稳定的时代，学术沿革则更需要由知识推动，而非“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判断与政治观点。譬如对于汉字，我们现在是靠掌握从甲骨金文到简帛以及后世的各种抄刻文献后才发现其演变的情况，如王贵元提到的汉字形体结构经历了由象形形体向会意、形声形体大规模转换的发展历程这样的繁化，以及张涌泉等注意的汉语俗字的简化，都是基于对大量汉字的认识才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注意到汉字并非不变，而是一直随着需要而演化着，而前现代对文字的需要很多时候表现为潜移默化的缓慢变迁，而近现代突然的西方文字接触下，汉语整个文字系统自然难以瞬变以适应，所以产生了各色的运动。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文字类型学(typology of writing systems)思考东亚的文字演变(有趣的是，外国学者有时候更注意日本汉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字以及婆罗米字母对东亚各种古代文字构建的影响，进步退步已经不是我们思考的方式了。

　　应该说语言学的学者和历史学的学者还是有很不同的学术取向的。历史学学者研究语言，更注重语言外的东西对语言的影响，而语言学的学者则更会注意作为独立的语言自身的演化与接触机理。很多语言现象都是由普遍的语言规律推动的。所以有时候像白话文或者复音词，历史学家可能会注意其突变，即表现为国语运动等的事件。而语言学家则更愿意从历史词汇等方面发现语言变化的情况，会注意汉语从先秦以前就一直发生着的变异，以及这些变异如何塑造了现代汉语。而通过对语料的研究，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各种官话、欧化汉语、日式汉语以及所谓的文言文之间纷繁的关系，现代汉语成型之初是否经历了柯因内化(Koineization)也值得考量。而普通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并没有如俞敏老爷子的文章那样我手写我口，而是与口语有着隔离。而这种情况也不单单发生在汉语上。可能以前的学者会觉得单靠文本和音频研究就可以透彻了解口语与书面语的机理，但是我们现在却发现这其中还可以涉及到视觉词汇语义通达中的语音中介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的东西并非那么简单。再如形态学，现在普通的语言学教材上还是讲三分法，但至少上世纪60年代就有Greenberg的一种量化更细密的方法，而到近年如Gregory Stump等更是用Principal-Parts Analyzer（PPA）的工具对语言分类有了更好的分类。文字的分类上也是如此。我们虽然注重语言学史中的各种偏见，但确实可以以新的学术手段对旧问题有更精密准确的看法。当然这需要学科之间的合作，可喜的是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在本书中却为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史的研究开拓了空间，挖掘了史料，这是值得赞赏的。

余论

　　总体上，作者应该说是在当前的成果下很好的完成了国语运动的历史学研究。作者能通过国语运动者的设想假设（如声入心通）与近现代中国语言现状之间的张力来展开研究，也对普通话、方言等的概念史作了漂亮的研究。当然青技未穷，国语运动的研究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地方。可能留给后人的更是难啃的硬骨头了。以后要开拓，恐怕需要从比较学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的发见中国国语运动的特征，横向比较方面如参考一下『「国語」の近代史』、『이극로의 우리말 글 연구와 민족 운동』、《150 языков и политика: 1917—1997.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ССР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这类别国的国语运动及语言政策的研究，甚至如『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普及運動:国語講習所の成立とその影響』这样的殖民国语政策。纵向则可参考如去年出版的《明代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这类断代研究(国语运动下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也是值得挖掘的）。而由于近现代有海量文献，我们在作者的罗列中已经可以看到传统文献叙述方式的吃力了，我们可以看到星罗棋布的观点，但是越来越难把握全貌，所以如何量化每个观点在国语运动中的分布以更准确说明国语运动的全貌以及各种思想所占的地位也将成为一个重点。当然结合语言经济学对语言进行制度经济的研究，结合社会学的社会运动理论、社会分层以及结合复杂网络对国语运动进行抽象化则更是有趣的方法了。

　　《声入心通》读后感(六)：观化久无穷——读《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如果只做些皮相上的研究，国语运动这个题目是好作的，1934年就出版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照着黎先生的框架做个复读机是比较简单的。

国语运动史纲（黎锦熙著·商务1934年初版）

　　但是如果认真起来，国语运动这个题目却是难作的。所谓上情下达，国语运动的上情易得，下达的研究却困难，真的看文献上的突破主要看下达。然而上情有脉络，下达却是四散的，国语运动的受众如此广泛，不但有汉语方言的受众，还有操民族语言的受众，把握全体谈何容易，而且彼时没有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研究。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个个小题目的积累，国语运动是难以展现全貌的。不过作者是有诚意的，在导论的尾巴里就说明了“我注意到国语运动的领导人、追随者，但基本没有展示那些‘被运动者’的想法和行动”，不过在读正文的时候，我发现作者对于追随者和“被运动者”是下过功夫，可以想见作者从08年开始就在日常研究中注意国语运动的材料，因为作者所引的很多晚清民国报刊日记类文献的勾陈需靠日积月累，普通检索式的阅读，如一二章用文字改革出版社的那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所能得到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阅读的时候我也确实感受到了作者“思路和文风在写作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导言中作者提了一嘴语言规划，这当是国语运动课题中语言学的重要方法论，而在正文中却未能发见(当然作者用了很多韩礼德的社会语言学)，或许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是作者新接触的语言学学科，所以未能在之前研究中有机插入。又如本书第十章“必也正名乎：现代政治与标准语的名相嬗替”应该源自作者2014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一文，关于官方语言的研究，平田昌司的《文化制度和汉语史》是很好的材料，而是书于2016年才出版，所以此章中作者未能在正文纳入，只能在正文打了个注脚。可以感受到在写文章的十年中，作者一直都在接触学习新的东西，很多新东西都对作者之前的研究成果可做补充提升，然而增删涂乙工作量巨大，所以自然会留下些未能统一的痕迹了。在总体上，除了文献上的诚意，本书还有诸多闪光点，本文或可言说一二。

非孤立的运动

　　我在上面认为国语运动的“上情”易得，然而单单研究国语运动“上情”的话，研究就如纸片一般单薄了。事实上，如白话文运动、汉字改革运动、切音字运动、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这些胶着的事件不能单单拿运动领导人说事儿，必须把握他们的学术源流。本书虽然未能全然“考镜湖源流”，但是却对此颇用功，第六章中关于汉语进步论的“言语中心主义”提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在声义中还提到明末传教士对乾嘉诸老的影响)自然顺理成章，而其他如瞿秋白受苏联语言学权威马尔（Nicholas Yakovlevich Marr，1865—1934）的影响、切音字受到学战的影响，丁韪良对麦都思博士以及沈毓桂对英国语言学家“都戈拉斯”研究的引介、日本文字改革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启发都使国语运动的相应学术社会背景清晰不少。当然作者或许未可注意到书中论及著名如马建忠、王力、岑麒祥、刘复、高名凯、方光焘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在巴黎研究语言学的李思纯”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曾留学法国，所以法国语言学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值得描写的(详细可参考《法国现代语言学思想（1865-1965）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研究》)。

　　国语运动的非孤立不但体现在学术知识的谱系里，还体现在它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铰合上。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有人把国语运动等结合了报刊杂志、教育学制、词典辞书以及科学名词审定等研究然后再展开。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了解国语运动“下达”的极好途径，国语运动的领导人如何争论、如何定规范是一方面，各地群众最后是如何通过教育等方方面面手段接受国语以及普通话又是一个方面。如我前面所说，国语运动“下达”的历史由于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大部分人对其反应自然已湮没在历史中，而中国近现代个人回忆录、笔记以及日记体量巨大，从中发见吉光片羽也颇为吃力。唯有教书的教材、查字的词典，这些是民众日常的工具，必然是反应民众接受国语亦或抵抗国语的好手段。应该说本书已经有意识融入了教育的部分，所以整个国语运动展现上立体了很多。此外作者还点到了电报、打字机这样的技术对语言的影响，惜未能展开，不然又是一篇好文章。

　　当然不关注国语运动本身的读者，可能最关心本书中国语运动与国家建构、国族认同的关系，这也是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内容。不过以往研究常常只注意国语运动对于民族国家形成凝聚的主调，本书却能通过文献研究发见了国语运动中平常难以想见的副调，即本书第九章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作者这样说道: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国语运动中一直存在一个以往被人低估了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对“过度统一”的警觉；借用前引胡适的比喻，或者可以说，它所追求的乃是一种“打了折”的“统一”。关键在于，这些主张的提出者和赞助者，并非身处边缘的小角色，而都是鼎鼎大名的意见领袖，且多数都在官方国语和教育机构中担任要职，对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整个运动的走向具有深远的影响，绝不可等闲视之。

　　这个主题作者自言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确定大有深挖的可能。在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在政治上自然有一股反集权思想的力量，虽然这和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思路之间有落差。而这种政治上的思想，如何渗透抑或融合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中确实值得考量。这是国族构建思想群的重要组成。作者认为“国语虽然也被视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其背后的思想资源呈现出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这在国语运动领导人和追随者的学统以及中国国家构建的继承谱系中都是显见的。

　　除了“疏松统一”的可能。我在本书中看到的一个有趣的点还是左翼与国民政府思维的偏左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后共产党思路的变化。譬如作者提到了左翼文化人“自觉地对‘国语’一词的汉文化色彩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这样说:

“列宁的民族政策是永远反对国语的。”…“叫各民族用一种语言讲话，不准他们讲土白——这是侵略的爱国主义者的政策，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实使着的”

　　这不经让人想起共产党谴责蒋介石政府“大汉族主义”，提倡“民族自决”的民族政策了。盖作为一个反对党，共产党在宣传上自然要做反对的事情，国民政府提倡什么，那么反对党必须抨击其提倡之物。这里当然还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主义思维的底色。然而到了新中国成立，情况自然不同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并没有采取国民政府时代提倡的联邦制主张，而是换用了区域自治。而本书则展现了以“普通话”替代“国语”这一“名正言顺”的新中国政策。顺便可说的是，我很高兴作者在“普通话”研究中关注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特别是斯大林语言学的东西。虽然对于正常的语言学研究来说，斯大林的研究主要是嘴炮，但是无可辩驳的是其语言学思想曾经对中国语言政策起过很大作用，是中国语言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资料值得整理研究。

自然语言的小学徒

　　再伟大的语言学都是自然语言的小学徒。本书的历史研究恐怕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语言学家都是小学徒，普通的文化人更容易对语言认识产生谬误。虽然语言是人人天天使用的东西，但是对于别人的语言，对于全体的语言，我们总会依仗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自信而信口开河。然而在社会讨论中，学术性是排在其次的，政治观念和生活观念等才是真正的实在。这是研究者必须要注意的。我非常欣赏作者导论中的一个观点，作者认为:

　　书中所引时人论说，有不少在今贤看来可能充满讹谬，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无力亦不欲以今日语言学的研究结论，衡量彼时人们的专业水平。我关心的是历史的实相：过去的人想些什么，怎样思想，意欲何在，效应如何？我希望用当时人的视角、思路、用语去解说他们的取向、态度与立场。即便是“聋子的对话”，也会展现出一种立场的差异，提示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中的一些深层欲求。历史研究者无权用预先准备好的“正确”观点对史料加以剪裁。如果历史本身是毛茸茸的，那就保留它毛茸茸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文中很多人用埃及“象形字”作为西方文字由象形变为拼音的证据，以说明汉字的落后。然而其人恐怕并不知道埃及文字其实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在外行的论战中，论据的真实性需要让位于论者的观点。然而并不是说国语运动中所有非语言学家只是为观点说话。我们可以注意到非语言学家在论战和讨论中可能会学习到新的知识，从而改变其观点。像胡适早年提倡罗马字拼音代替汉字，但50年代的时候唐德刚对胡适的提问中却可以发现胡适思维的转变。据唐德刚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曾问胡适：“汉字要不要改革？”胡适的回答是：“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那么，“汉字要不要拉丁化呢？”“‘兹事体大！兹事体大！’胡氏以肯定的文言文，不置可否地回答我。”而另外如早年钱玄同在日记中认为汉字并不劣于西文:

“中西文之难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不过西文有二十六个字母，此中国所无耳。”但中文也有优长，于“同类之名词，类皆以其物之总名为偏旁，而右旁之字则取谐声”，故“睹其偏旁而可以知其为何类之物，睹其右旁之字而可读其音也”。西文则“字各为字，各不相侔”，难以会意。“惟中国音学久废”，若能重振，“则中文较之西文未见其为难也”。

　　而之后我们知道钱玄同反而为汉语拼音化摇旗呐喊了。近代是中西学术剧烈反应的时代，在新的学术知识前，无论是学者还是非学者都如同学徒一般。有着社会运动的推动，很多人边战边学，其中充斥了“真香”定理，所以才会出现书中由形态学引出的汉语最落后和汉语最先进这样两极的说法。在这样的时代很难以一言证明一人。

　　但是到稳定的时代，学术沿革则更需要由知识推动，而非“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判断与政治观点。譬如对于汉字，我们现在是靠掌握从甲骨金文到简帛以及后世的各种抄刻文献后才发现其演变的情况，如王贵元提到的汉字形体结构经历了由象形形体向会意、形声形体大规模转换的发展历程这样的繁化，以及张涌泉等注意的汉语俗字的简化，都是基于对大量汉字的认识才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注意到汉字并非不变，而是一直随着需要而演化着，而前现代对文字的需要很多时候表现为潜移默化的缓慢变迁，而近现代突然的西方文字接触下，汉语整个文字系统自然难以瞬变以适应，所以产生了各色的运动。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文字类型学(typology of writing systems)思考东亚的文字演变(有趣的是，外国学者有时候更注意日本汉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字以及婆罗米字母对东亚各种古代文字构建的影响，进步退步已经不是我们思考的方式了。

　　应该说语言学的学者和历史学的学者还是有很不同的学术取向的。历史学学者研究语言，更注重语言外的东西对语言的影响，而语言学的学者则更会注意作为独立的语言自身的演化与接触机理。很多语言现象都是由普遍的语言规律推动的。所以有时候像白话文或者复音词，历史学家可能会注意其突变，即表现为国语运动等的事件。而语言学家则更愿意从历史词汇等方面发现语言变化的情况，会注意汉语从先秦以前就一直发生着的变异，以及这些变异如何塑造了现代汉语。通过对语料的研究，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现代汉语和古白话、欧化汉语、日式汉语以及所谓的文言文之间的接触。普通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并没有如俞敏老爷子的文章那样我手写我口，而是与口语有着隔离。而这种情况也不单单发生在汉语上。可能以前的学者会觉得单靠文本和音频研究就可以透彻了解口语与书面语的机理，但是我们现在却发现这其中还可以涉及到视觉词汇语义通达中的语音中介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的东西并非那么简单。再如形态学，现在普通的语言学教材上还是讲三分法，但至少上世纪60年代就有Greenberg的一种量化更细密的方法，而到近年如Gregory Stump等更是用Principal-Parts Analyzer（PPA）的工具对语言分类有了更好的分类。文字的分类上也是如此。我们虽然注重语言学史中的各种偏见，但确实可以以新的学术手段对旧问题有更精密准确的看法。当然这需要学科之间的合作，可喜的是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在本书中却为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史的研究开拓了空间，挖掘了史料，这是值得赞赏的。

余论

　　总体上，作者应该说是在当前的成果下很好的完成了国语运动的历史学研究。作者能通过国语运动者的设想假设（如声入心通）与近现代中国语言现状之间的张力来展开研究，也对普通话、方言等的概念史作了漂亮的研究。当然青技未穷，国语运动的研究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地方。可能留给后人的更是难啃的硬骨头了。以后要开拓，恐怕需要从比较学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的发见中国国语运动的特征，横向比较方面如参考一下『「国語」の近代史』、『이극로의 우리말 글 연구와 민족 운동』这类别国的国语运动研究，甚至如『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普及運動:国語講習所の成立とその影響』这样的殖民国语政策。纵向则可参考如去年出版的《明代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这类研究(国语运动下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也是值得挖掘的）。而由于近现代有海量文献，我们在作者的罗列中已经可以看到传统文献叙述方式的吃力了，我们可以看到星罗棋布的观点，但是越来越难把握全貌，所以如何量化每个观点在国语运动中的分布以更准确说明国语运动的全貌以及各种思想所占的地位也将成为一个重点。当然结合语言经济学对语言进行制度经济的研究，结合社会学的社会运动理论、社会分层以及结合复杂网络对国语运动进行抽象化则更是有趣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