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是一本由[日]伊藤之雄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元，页数：3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元老》读后感(一)：近代日本的元老
最近读的两本日本史学家的著作都有同样的问题：逻辑感特别弱。对比以前读的日本作者的作品，感觉似乎这是大部分日本史学家的通病。
本书也有同样的问题。不过比前2天读的《丰臣秀吉和海盗大名》好一些。
本书的选题其实非常棒。从明治维新开始，一些“大佬”成为了元勋，然后又成为了元老。后者的含义更为特殊——几乎是指可以向天皇推荐首相人选的大佬。在本书的描述中，从伊藤博文到最后去世的西园寺公望，一共只有八人成为真正的元老。这八人在1898年到1940年这数十年中，“指导”了日本近代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理解这些元老对日本近代史的影响有些帮助。
不过，本书也有明显的缺点。除了前面说到的缺乏逻辑感之外（絮絮叨叨了很多并不贴切主题的东西），另外两大缺点就是：
1. 完全弱化了天皇在近代日本史中的地位和权力使用，不管是睦仁还是裕仁。按照作者的说法，根据当时的日本宪法，天皇是“国家机关”的一个象征，是不具有真正的权力的，是按照伊藤博文等人的设计，去模仿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的。所以那些具体政策的施行包括战争罪行，和天皇是没有多少关联的。不知道是日本人受的教育塑造了这样的思维，还是在这个思想保守的国家，主流学者总是避免去触碰这个禁忌话题（特别是裕仁在二战中的主动角色）。我这个中国读者读到的包括欧美学者著作在内的历史书籍中，睦仁和裕仁在各自时代里在日本政权中扮演的绝不是单纯的象征，或者本书作者所形容的调停者。具体可以对比欧美学者所著的《明治天皇》、《天皇与日本国命》、《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2. 本书的主题其实非常宏大。相对于这样的宏大主题，本书的篇幅显得远远不够，特别是作者极力宣扬元老在那个时代对日本国家行进的方向有如此大的影响的情况下。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所能接触到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限于作者的逻辑感，他利用资源的能力也有限）。另外，作者对元老和天皇的互动下的笔墨也少得可怜，往往仅仅是描述元老又进宫拜会天皇的寥寥几句话。即使天皇的角色真的如作者所言仅仅是调停者，这样的笔墨分配也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将就着看吧。
《元老》读后感(二)：元老保证了日本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形成
作者伊藤之雄，京都大学教授，日本历史学家。
《元老》从明治维新开始，从日本由三条实美、大久保利通等革新的元勋主持的太政院把控实权，发展到伊藤博文为首的元老非正式机构推荐首相形成实权，然后权利中心转移到山现有朋，直到逐步形成的8元老只剩西园寺公望，再到最后元老推荐首相变成内大臣加元老（最后所谓重臣推荐制度）。全书以流畅的文笔，展示了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期间，日本内部高层政治体制的形成和既有态势。
近代一直都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是个奇迹，通过此次革新将日本从封建藩阀社会逐改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将日本从一个积弱的边陲岛国，一跃拉升到了世界上仅次于美英的第三经济大国。
有人说明治维新因为没有完全解决藩阀政治，革命和改革不是完全成功的，为后面派系为基础（实力派系为长州和萨摩）的军国主义滋生提供了温润的土壤。通过《元老》这本书，基本可以了解到日本近代史的政府高层决策形成机制，从以改革的方式，埋下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种子，通过三代天皇和三代权力人物的努力无疑又是成功的。因为历史具有的复杂性，让我们没法去把控历史的走向。
从这本书中，作者通过详实的资料，包括日记、书信、新闻报刊等，展示了一个近代日本的高层社会，让我置身其中。看完后极其钦佩那几代人为了建立一个类似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能做到的努力、公正、理解，支持与牺牲，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对制度形成辅助的元老，有对民主有深切期望的皇帝，才将民主的种子播到了日本人心中。
书中也有对华侵略的一些内容，看到此内心一紧，但对比起当时日本和中国的内部政治，那就叫日本逐渐形成一个体系，中国没有或有万种体系，日本元老也担心国内事务处理不好会走向中国当时乱政体系。
最后还是深感，个人在历史当中的作用极其有限，能做的实质是影响或是推动或是刹车，历史往往是趋势和势力互妥协的结果，然后在后来不断放大，最终影响国家和人类。
《元老》读后感(三)：元老在日本近代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日本著名的近现代政治外交史研究学者，本书作者伊藤之雄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确定的事实依据，通俗的叙事方式，完整地阐述了元老及元老制度在日本近代历史上的演变过程，描述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二战期间的日本近代历史上，元老及元老制度为维护日本的宪政政体发挥的重大作用，澄清了元老和天皇之间的咨询与辅助关系，同时也澄清并严格区分了元老与枢密院之间的关系。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作为宪法设计之外的一种非正式组织——元老及元老制度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政治产物，在日本宪政体制不断探索与完善的过程中曾经发挥过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本书全面介绍了元老及元老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成为政治运作的惯例，以及元老制度最终消亡的全过程。本书以翔实的史实，详细描述了元老如何辅助天皇遴选、推荐首相、调节各方关系，并借以影响内政、外交和财政等日本政局及对外关系的，说明了元老机制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的危机、挑战及化解过程，书中也重点介绍了近代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等元老在近代日本历史的紧要关头曾经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说明了由于宪法的缺陷（陆海军统治权归属天皇），元老的凋零与无奈，无力抑制日益崛起的军部势力，导致日本逐步走向对外侵略扩张，最终走向战争与毁灭。
随着1867年的“大政奉还”，1869年天皇统治权的确立，186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及1871年“废藩置县”的完成，日本逐步建构起君主立宪的宪政政体，实现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从而步入了近代国家的行列。其中，作为国家元首，天皇总揽统治权。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贵族院议员由天皇从华族中遴选委任，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与二战后基于公投结果选定首相的产生机制不同，首相是由天皇选任的（实际上由具有威望的元老推荐产生），阁僚由获得任命的首相选定，内阁向天皇而不是国会负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
日本明治维新政府的宪政思想主要来自德国政治学家洛伦茨·冯·施泰因君主机关说的宪法理论，宪政体制的构建则主要参考、效仿了君主立宪的英国政治体制。但是，与经过数百年宪政演变与完善的英国相比，日本是从天皇、幕府和藩阀林立的封建社会直接步入君主立宪的宪政国家的，缺乏必要的公民基础和宪政经验，缺乏成熟的国会政党政治，无法由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组阁。在这创立近代国家的大变革时代，元老及元老制度就是为因应日本宪政体制的初级发展阶段，确保内阁遴选与兴替的平稳过渡，确保国内政局的稳定而设立的一种机制。随着日本宪政体制的完善，政党与议会政治的成熟，元老及元老制度会必将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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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页，“但让我们此处先结合……来谈谈”，“但让我们此处先结合”改为“但在此处先让我们结合”可能更好。 188页，“当寺内正毅内阁的辞职只是时间问题之后”，“当……之后”搭配不当。 239页，“连西园寺公望也不知情的事，即来阻止上奏的是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终于在8月传到了政界中枢和右翼势力耳中”，语句表述不清。 274页，“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内打电话……”，第二个“内”字是多余的。 289页，“大将阿部信行成为首相，并在……等方面被给予厚望”，“被”字没有必要存在。
《元老》读后感(四)：元老制度的兴亡：由威权到宪政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个奇迹，相较于中国失败的“戊戌变法”以及之后的若干所谓成功或不成功的“革命”，日本竟然和平地从封建国家过度到君主立宪制的宪制国家。虽然日本的天皇制度和中国的皇帝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且明治维新之前仍是幕府时代，但同为有着相似文化的东亚国家，日本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排在美英之后的第三大强国。日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很多人心中是个问号。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日本的宪法选举也不是一蹴而就。明治维新幕府倒台之后，日本的元老政治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日本学者伊藤之雄年轻时就对这一课题深感兴趣，大学毕业论文即以元老为主题。其后四十多年的求学、教学、研究生涯中更是积累了诸多关于元老的信息和资料，最终在其著作《元老》中将元老、元老制度、元老的理念、权力、人物性格、即对日本近代三位天皇明治、大正和昭和天皇的影响清晰勾勒出来。
日本的“元老”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并未有官方的“认证”，所以元老的人数众说纷纭，一般将政界耆宿伊藤博文（1841-1909）、山县有朋（1838-1922）、黑田清隆（1840-1900）、松方正义（1835-1924）、井上馨（1836-1905）、西乡从道（1843-1902）、大山岩（1842-1916）、桂太郎（1848-1913）和西园寺公望（1849-1940）九人称为元老。但伊藤之雄将桂太郎排除在外，认为虽然他接到“元勋优待”和“辅佐朕之基业”的诏书，但并未受到推荐继任首相的正式询问，而这正是元老的责任之一。除此之外，干预外交事物的决策也是元老们的权限之一。
元老们大多来自萨摩、常州两地的藩阀，促进元老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天皇直接查收推举继任首相，以这种现在看来颇具威权政治色彩的制度作为过渡，最终达到英国式的立宪政治。正因为元老制度缺乏宪法基础，所以经历了四次存亡危急，尤其是在后期元老们因病去世而人数减少之时。
八位元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后的早期在元老中的权威性最高，最为明治天皇信赖和重视。伊藤博文对内推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对外试图与列强建立新型外交，平衡各方势力使东亚保持稳定。伊藤博文是政党式内阁的支持者，他的这些行为令他在藩阀内部的微信逐渐下降。
山县有朋则相对保守，对内努力保持藩阀的权威称为藩阀的代言人，希望对外保持强权以军事力量努力扩张殖民地。山县有朋建立了近代式陆军，此后在19世纪80年代将陆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还作为内务卿和内务大臣广泛涉足一般内政事务。他去世时，中国官员认为这基本宣告了日本“元老政治”的终结，可见山县有朋在元老中的重要性。
曾是政友会总裁的西园寺公望成为元老较晚，在1924年松方正义去世后，元老只剩他一人。本应新增元老，但最有实力的候选人原敬遭到暗杀，另一位候选人加藤高明去世。孤身一人又已是高龄的西园寺公望在右翼势力渐渐崛起的情形中感到力不从心，原本该由元老推荐的继任首相变成了由内大臣为中心推荐的体制。
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元老”是黑幕制度，似乎有些太过于苛求。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可能立刻发展出完备的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政党，政党更关注各人的地方利益，而往往置大局于不顾。日本内阁更迭迅速，没有成熟的政党体制，仅仅依靠天皇个人的力量来完成英国立宪制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明治天皇之后的大正天皇，体弱多病，又从未接受过良好的政治教育，此时更需要有人来分担这份责任。
纵然元老之间有着政见分歧，但他们都拥有共通的目标和道德观，守护日本的独立，促进日本的发展。他们虽然位居高位，但并不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作为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元老们将各种有限的资源都合理投入日本的近代化和安全保障领域。日本由威权政治逐渐过渡到立宪政治，这种过渡在世界其他地方有相似发展，但对于个人的道德品质要求极高，才不至于出现“五子登科”的现象。
《元老》读后感(五)：天皇、元老与首相——谁是近代日本政治制度的“黑幕”？
众所周知，《日本国宪法》规定首相由国会议员投票产生。然而，在《日本国宪法》颁布以前，特别是在二战之前，首相产生机制不是公投，并非如现在这样民主。虽然《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的条文规定，在形式上，首相应由天皇选定并任命，但实际上从惯例来看，天皇并不会如此深入地参与政治。自明治维新后近代国家形成以来，日本的政策最初是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维新的领导人物为中心制定的；后来随着近代内阁制度的创建，形成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以首相为中心的决策机制。
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旦内阁陷入危机，或是首相向天皇提交辞呈等情况发生，天皇就会询问被称作“元老”（又作“元勋”）之人的意见。元老们在商讨后决定内阁存续与否，若决定解散内阁则会选定继任首相，并将其推荐给天皇。按照惯例，如果元老们一致推荐某一位继任首相候选人，那么天皇必定会任命其为首相。元老虽然不是《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的机构，只是非正式的组织，但作为经常为天皇出谋划策的集团，已成为惯例性的公开机构。
明治八元老在日本近代历史上，负责选定继任首相等工作并辅佐天皇的元老有以下八人：伊藤博文（长州出身）、山县有朋（长州出身）、黑田清隆（萨摩出身）、井上馨（长州出身）、松方正义（萨摩出身）、西乡从道（萨摩出身，西乡隆盛之弟）、大山岩（萨摩出身）、西园寺公望（公家出仕出身）。不过，并没有哪一个时期是这八人同时担任元老的。除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和松方正义以外，西乡从道、大山岩、西园寺公望只是替补，在意欲强化元老集团或是元老去世的情况下出任元老。
获得任命的首相选定阁僚，并上奏给天皇。除却明治天皇治世初期的例外，对于首相上奏的阁僚名单，天皇均给予任命。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大多数情况下，首相被认为与其他阁僚处于同等地位。然而，首相得到了元老的推荐，是天皇指定的第一人，能够在实质上决定阁僚人选，而且能够向天皇上奏罢免个别阁僚。从这个意义来看，首相具有比其他一般阁僚更高的地位。
明治天皇另外，从史料看，表示臣下向天皇进言的有“上奏”“内奏”“奏上”“言上”等各种各样的用语，其用法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上奏”是最正式的，一般用于让天皇做出原则性的“是”与“否”的判断。
元老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这一重要惯例形成于明治中期，当时人们并不认为众议院第一大党派的党首会必然成为首相，实际上也基本如此，因为二战前的首相并不是通过民主主义性质的程序产生的。另外，元老有时通过互选成为首相，有时又借由向天皇上奏或向内阁提议等手段在外交、内政、财政等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力。然而，尽管元老是如此重要之存在，但如同接下来的序章将会展示的那样，关于元老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及哪些人堪称元老，直至今日都尚未有定论。
一般来说，如同元老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并不是民主主义的，而是在暗地里运用权力操纵正式组织，故而不应当受到推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是如此吗？
在明治维新这样的大变革之后，创立近代国家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必须因应日本的发展阶段，一边试错一边改革，不断探索怎样的组织形态才是合适的。然而，适当的组织形式的形成需要时间，对于其间产生的混乱予以应对的就是元老。这是一个维新后以萨（萨摩）长（长州）两藩为中心的由藩阀中颇有实力之人构成的非正式集团，于19世纪90年代形成并固定下来。
随着日本国民在外交、内政方面成熟起来，并且以此为背景的政党与议会政治也相应发达，元老及元老制度就逐渐变得可有可无了。然而，政党政治在英国自17世纪以来发展了两百多年才得以成熟，遗憾的是，在帝国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的制约下，日本很难在维新后的五六十年间就发展出成熟的政党政治。因而，以推荐继任首相问题为中心，元老不得不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元老制度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当元老候补不足，只剩下高龄的西园寺公望一人等情况发生时，这一位元老的权力就会受到各组织间本位主义（sectionalism）的限制，这些组织包括陆海军在内，均拥有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大日本帝国宪法》也具有局限性，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期，它无法帮助日本统合制定适当的国策并发挥提示作用，从而导致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的不归路。换言之，近代日本虽然国力增强了，但并没有顺利培养与之相应的国民意识和发达的国家统治组织，以及首相和阁僚等有能力统领国政的领导人才。
日俄战争前夕，新闻媒体开始讨论应该废除元老及元老制度。但是在昭和时期，人们期望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能够弥补未成熟的近代立宪国家机能不足的缺陷，哪怕其作用微乎其微。这一事实就象征着日本近代化的苦恼。
从国家层面来看，元老是非正式的一些人及组织；如果从更小一些的层面来看，在企业的创业与合并、官公厅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办公场所。与大学的新组织的创立等早期阶段，非正式的人及组织使得正式组织能够顺利运营的情况并不少见。非正式组织总有一天会被废除，这是众望所归。但是当正式组织因本位主义而机能不全时，又或者正准备进行大的变革时，非正式组织在当下常常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元老及元老制度并非过去的问题，而是现代的问题。
元老评价人数不足[日]伊藤之雄 / 2019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本文节选自《元老：日本近代真正的指导者》，原文标题为“ 隐形制度的形成 ”。
《元老》读后感(六)：揭秘近代日本“元老”政治的“黑幕”
文/王绍贝
日本近代史上的“元勋”“元老”本来是指在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中，建立了汗马功勋的领导人物，其中多出自长州、萨摩等藩的倒幕派志士。但元老制度（又被称为“元勋”“元老”“黑幕”）则是特指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旦日本内阁陷入危机，或是首相向天皇提交辞呈等情况发生，天皇就会询问被称做“元老”之人的意见，元老拥有推荐内阁首相的实际权力的制度，国家重大决策和大政方针天皇都必须咨询元老的意见，元老的集体意见具有决定性作用。元老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这一重要惯例形成于明治中期。因此并非所有的倒幕派志士都可以进入“元老制度”，作为明治维新以后一项政治制度的“元老”和“元老制度”具有特定的内涵。1889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制定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简称“明治宪法”），这被视为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标志，但实际上直到二战结束前，日本内阁首相并非通过民主主义性质的程序产生的。由于元老是非正式的一些人和组织，在“明治宪法”中找不到依据，但却实实在在对日本近代政治起到实质性的领导作用。伊藤之雄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一书对“元老”“元老制度”的来源，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最后衰亡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考证，逐步揭开了笼罩在“元老”上的“黑幕”，许多日本近代史上的不解之谜在此揭出谜底。
非正式组织“元老”的诞生
在明治维新大变革之后，日本创建近代国家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要因应日本的发展阶段，一边试错一边改革，不断探索合适自身的组织形态。然而，适当的组织形式的形成需要时间，对于其间产生的混乱予以应对的就是元老。这是一个由长州、萨摩两藩为中心的藩阀中的实力人物构成的非正式集团。
近代日本尽管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改革，国力增强了，但并没有顺利培养与之相应的国民意识和发达的国家统治组织，以及首相和阁僚等有能力统领国政的人才。伊藤之雄高度评价了元老制度的补缺作用，认为元老制度并非民主主义的，但它能够选择相较而言更加合适的人当首相，同时还能洞察天下大势，指导近代日本外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伊藤认为，日本近代化得以成功的一大要因，是这些元老都拥有共通的目标和道德观，即必须继承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牺牲的先辈和友人的遗志，守护日本的独立，促进日本的发展。他们不会以权谋私、贪图钱财，基本上都跟明治天皇一样，过着十分朴素的生活。元老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就好比企业创业与合并的新组织创立等早期阶段，非正式的人及组织使得正式组织能够顺利运营的情况。非正式组织总有一天要被废除，但当正式组织因本位主义而机能不全时，或者正准备进行大的变革时，非正式组织往往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经过威权主义政权，过渡到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并不罕见，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就是凭借强大的领导能力，带领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富裕国家。
在明治维新初期、明治宪法尚未制定前，日本内政、外交等权力是由维新元老们组成的“内阁”来行使的，他们通过天皇授权的形式，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九条誓文”、“废藩置县”、“殖产兴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内阁”首相有权推荐继任人选给天皇。当内阁无法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时，天皇没有以君主专制的形式自行确定继任首相，而是委托藩阀内的特定实权者进行推荐，这正是元老制度得以形成的惯例。
“宪法上幽灵的元老会议”
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元老们，在欧洲宪法考察后，决心引领日本走上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政体，1889年颁布了明治宪法并开国会，但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首相依然由元老指定，选举的资格也有很大的财产限制，但毕竟是在元老们的推动下朝着现代宪政主义迈开了步伐。经过了甲午战争的试炼，元老制度在1898年作为无法律依据的惯例制度确立起来，这些人物由于经常接受天皇的咨询而使元老制度成为官方存在。历史学家对于哪些人可以称为“元老”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伊藤之雄则是从有权“负责选定继任首相工作并辅佐天皇”的定义上，认为符合这个定义的“元老制度”下的“元老”只有八个人，他们分别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松方正义、西乡从道、大山岩和西园寺公望。此八人从来没有同时在位，而是或同时、或先后担任过“元老制度”下的“元老”，而且每个人担任元老的时间长度也有很大差别。
由于日本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伊藤博文为了避免内阁失败时天皇成为批判对象，而建立了元老推荐首相的“元老制度”。明治时期，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在元老的决策下进行的。但在日俄战争前，日本新闻媒体开始对元老存在的理据提出质疑和批判，提出诸如“元老践踏了宪法”、“元老并非宪法法定机关，何来政治责任”、“宪法上幽灵的元老会议”等观点。随着伊藤博文下野创建了众议院第一大党政友会，西园寺公望与山县派的桂太郎内阁达成了互相让步、提携发展的共识，双方实现了平稳的政权交替，朝着建立英式政党政治这一长远目标逐步迈进。
民粹主义冲击下元老制度的动摇
进入大正时代后，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扩大，被称为“大正民主”的时代潮流对“元老制度”造成更大的危机，而元老山县有朋则通过邀请西园寺公望等次世代政治领袖和天皇颁布的“元勋优待诏书”，使元老资格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加上大正天皇没有接受过充分的政治教育，尽管依然遭到诸多舆论批判，元老制度还是保存了下来。随着大隈重信内阁试图强化政党政治，削弱元老力量，山县有朋作为元老的力量虽然衰弱了，但他继续掌控着陆相和参谋总长等陆军主要人事安排，维持着对陆军的控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经济国力乘着欧洲酣战的空隙而高速发展，大隈重信内阁通过了增设两个师团在内的追加预算方案，对内民主化的同时，山县有朋所代表的陆军军国主义力量也有大大增长。由于大隈内阁对中国袁世凯政权秘密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未经元老许可，导致日本在国际社会陷入一系列被动，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强化了元老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元老 山县有朋原敬统领的政友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组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这时候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陆军计划出兵西伯利亚，原敬则更希望在稳定的秩序下通过自由贸易发展日本的经济，他的策略是先执掌政权，施行政策之后再从西伯利亚撤兵。原敬之所以能够统制陆军，是因为他与陆相田中义一联手，得到了山县有朋的支持，压制了参谋本部。随着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的引退和去世，元老只剩下西园寺公望一人，由于西园寺找不到和他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合适人选（其中有些人因为早逝或被右翼分子刺杀），他一直没有增补元老，一人元老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937年。1926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昭和天皇登基，西园寺公望修改了继任首相推荐方式，从元老独立推荐改为天皇咨询元老的同时，也咨询内大臣，将天皇近侍的影响力纳入元老制度，但决定权依然在元老。
大正时代具有选举权利的人数迅速增长至原来的四倍，日本全国在民主扩大化的同时，政党政治却陷入了令人失望的境地，政党政治的不成熟导致黑金政治和地方建设腐败问题（铁道渎职事件），民众对政党政治失去信心，军国主义和民粹主义随之抬头。日本陆军在中国东三省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件，通过“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的办法，逼迫日本内阁为陆军背书，对内的少壮派军人发动了五一五政变、二二六事件，制造刺杀内阁首相的恐怖事件，试图发动政变推翻政党政治，西园寺公望和昭和天皇都努力制止日军的暴走行为，但由于西园寺没有陆军背景，没能有效统制陆军。在军队影响下的浮躁舆论，人们不深思日本在国际社会上陷入孤立意味着什么。
元老制度的凋零
皇姑屯事件后，西园寺公望暗中要求首相田中义一表面应该坚决处罚河本大作等人的态度，但陆军首脑反对公布真相，最终昭和天皇只能选择接受，因为如果天皇不认可陆军上下的一致决定的话，陆相就会辞职，内阁便会垮台，任何得不到陆军支持的人都无法组建新的内阁。凋零的元老制度与老病的西园寺公望一同埋葬于太平洋战争之前。相关史料显示，在二二六事件中，昭和天皇亲自下达了镇压陆军政变的命令，在情势恶化时，由于缺少得力元老的支撑，天皇不得不介入首相推荐，甚至游离在宪法规定的边缘，也就是说，元老职能变为由昭和天皇和内大臣共同继承。
当然，《元老》一书对元老制度几乎没有负面的评价，也存在不足。元老制度是因为明治宪法颁布后政党体制不成熟的产物，元老体制虽然起了补缺的作用，但同时也是这个体制后来无法成熟的原因。长期在威权主义庇护下的议会制，一旦政治巨人倒台或去世，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倒退，这类似于德意志帝国失去首相俾斯麦这个政治巨人之后，导致了德国政治上的一系列混乱和错误等幼稚病发作。
另一方面，日本元老们对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等元老，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列强间的国际规范和正在形成的近代国际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还能思考日本国力的界限，把国际协调和在东亚各国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放在首位，不仅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也促进了政党政治的确立和民主化的进程。伊藤博文等持温和发展观，但他在看清战争无法避免的时候，也会参与积极领导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担任韩国统监，主张国际协调并不意味着鸽派元老就反对日本走对外扩张殖民地的道路。而作为日本陆军的靠山，元老山县有朋则试图压制政党，保持帝国主义时代典型的外交观，在外交上谋求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扩张日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将日本最终推向太平洋战争不归路的则是陆相板垣征四郎，在他提议下日本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历史充满讽刺的地方在于：威权主义的代表元老西园寺公望和大正天皇、昭和天皇，都希望避免日本陷入国际孤立和世界大战，希望走一条对外协调国际社会，对内实现英式立宪国家的道路，而对政党政治感到失望的民众则选择了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1939年，西园寺公望在鉴定一幅书法作品是否为其亲笔时，看到该作品有一句话是“人生若大梦”，他不禁感慨道：“吾等人生若小梦。”他带着自嘲的口吻回顾自己的一生“若小梦”，他虽然想拼尽全力走到最后保护这个国家，但现实中却有许多无奈，西园寺的人生是一场为日本现代化护航的“小梦”，而日本国民却最终迎来军国主义破灭的一场“大梦”。今天是否还有日本人秉持军国主义的“大梦”呢？谁会继续守护“和平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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