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恶臭》是一本由[英]罗斯玛丽·阿什顿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恶臭》读后感(一)：大恶臭：1858伦敦酷夏
不知是不是因为最近被“垃圾分类”这个话题吸引，才让我对这本书生出强烈阅读兴趣，又或者是泰晤士河、达尔文与狄更斯等关键词太过抢眼，让人难以忽略。反正在这个炎夏刚刚开始的七月中旬，我读到了这本名字很有冲击力的书。
《大恶臭：1858伦敦酷夏》是英国作家罗斯玛丽.阿什顿的作品。翻开本书目录，可以从中看出作者讲述的历史时期大致为1858年的5月至8月间，在对文本脉络生成初步印象的同时也带来泰晤士河污染与婚姻法案之间有何交集的疑惑。在161年前那个遥远的酷夏，达尔文与狄更斯究竟经历了什么。
作者开篇就对1858年6月伦敦之夏做了个简述，在提到伦敦因水源传播病菌多次遭受霍乱等疾病侵袭而最近一次不过才几年前的1854年时，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那本描述1854年索霍区瘟疫事件的《死亡地图：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一书，两本书会是相似风格吗？
回到1858年夏，伦敦政府着手治理被污染的泰晤士河，达尔文研究书写他的传世之作《物种起源》，而狄更斯也已成为有名的作家，还有一位我未曾听闻过的政治家迪斯累里在政坛崛起，推动《泰晤士河净化法案》的通过。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几条人物线之间的关联与交叉影响，如今看起来甚为奇妙。
顺着作者笔下人物的视角去将各人经历交织成历史，也是一次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和了解狄更斯等人的机会。以往只对其作品熟知，也常常是以其作品来解读作家的人生，如今他们更像是以普通人回归我的视野，在看到他们才华的一面后又发现其人性的一面，较之以往更有血有肉。看他们同周遭的人际关系乃至婚姻、工作等问题的叙述，感觉作者将他们的经历定格在1858的这个年份上时，竟呈现出距离拉近的错觉。
每说到历史，总是与年代相关联，我更认同作者所说“那些重要的年月日，通常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历史是流动延续的，事件彼此影响又不可逆，我们回顾1858年的大恶臭对英国及英国人乃至世界的影响，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更多的是其具有的警世作用，很多惨痛的教训并不需要亲身经历后才能汲取。
《大恶臭：1858伦敦酷夏》全书才360多页，其中“原文”的部分就占了70余页，可见作者在多少记录与档案中查找材料以剖析及支持自己的观点。而在译者的译后记中谈及微观史学代表作的《奶酪和蛆虫》，让我产生了阅读兴趣，不知是否有中译本，算是引申阅读了。
总的说来，《大恶臭》的阅读过程有趣也富有意义，也对自己固有观点产生了些微影响，至少比之前更了解狄更斯，甚至想在暑气过去之后再重读他的作品，至于他的私生活与为人，我并不会多加议论。在这暑热难耐的时节阅读本书也算是应景了。
疯猴勿杀20190718
《大恶臭》读后感(二)：泰晤士河畔的三个男人
1858年的七八月份，史上最强的热浪袭击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此时的英格兰甚至西方国家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路上狂奔，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为执政者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自信，此时英国早已是日不落帝国，在远东方向上与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而焦头烂额的清帝国进行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在战争中已经处于优势位置。
海外的耀武扬威固然很好有面子，国内的绿水青山也很重要，国内人民尤其是伦敦泰晤士河两岸的市民正在遭受着英帝国发展的阵痛！泰晤士河因为被污染而发出的恶臭正在折腾着他们，让他们有家不能回。工业的发展和首都人口的激增，可伦敦市的城市规划并没有跟上来，工业和居工的污水和生活用水无节制地排放到泰晤士河，这些污物因为高温的影响逐渐发酵，造成严重的社会公害事件“大恶臭”，议员们围绕着是否和如何治理被污染的河流展开激烈的辩论，最终诞生了《泰晤士河治理法案》，同年夏天通过的法案还有《医疗法案》和《离婚法案》。
本书取名《大恶臭》，作者阿什顿以当年的档案资料为基础，精确复原当年的时代场景，描述的就是以那年公害正发生时，相关法案通过前后，作者选取的几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议员迪斯累里在这些法案的通过过程中功不可没，因为在政坛的活跃表现从而积累出来政治资本，迪斯累里的从政路上从此一帆风顺，开始从边缘位置走上主流，坐上首相位置。这些法案也帮助改善了另两位泰晤士河附近的两位男人的境况，一位是达尔文另一个是狄更斯，他们俩要么是自己陷入到离婚的麻烦中去，要么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摊上医疗官司。1858年的夏天，泰晤士河畔的这三个男人，都处在人生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微小的选择都会在将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变化，迪斯累里自不必说，达尔文在这年终于下定决定发表他的作品《物种起源》，狄更斯在这年遭受磨难后，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再次出发，《伟大前程》和《双城记》都在这之后诞生的。
本书是部类似《蒙塔尤》比较严肃的以“微观史学”为观点的历史科普类著作，对维多利亚时代了解有限的读者，阅读过程可能会比较枯燥。多亏作者和译者不错的文笔，读起来却很舒服，脑中画面感很足，有电影剧本之感，如果改编的话，应该会是部不错的年代群像剧，故事视角不断在迪斯累里，达尔文和狄更斯三个之间切换，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抛向泰晤士河的沿岸上，背景音乐响起，比较带感。
“宏观史学”，侧重于创建军事政治和外交这些领域的宏大的概念，从顶而下，然后喜欢依据各种理念来裁剪史料，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思想框架，并利用这套观念来解释当下甚至预测未来，比如性学史观，英雄史观、马列唯物主义史观和历史循环史观；而“微观史学”更侧重于叙事本身，从下而上，首先把史料堆叠起来，把细节缕清楚，把事情说明白，得出的也是小的理论。宏大的理论固然让人读起来让人热血澎湃，好像自己也有了解天释地的幻觉，可我更喜欢微观的精雕细刻的小理论，野心小，小而美，在这里历史学者回归自己学术匠人的简单，丢掉做国师的大帽子。
本书有个地方我觉得写得不是那么详细和精彩，比如作者和译者强调“历史大事起于微末”，泰晤士河的治理过程和《物物起源》发表这种本来能有巨大戏剧冲突感的地方书里写得是比较平淡的，本书的三位历史人物之间命运的互动也写得很寡淡，没有“蝴蝶效应”般地惊叹之感。
《大恶臭》读后感(三)：伦敦与“黑暗时代”的斗争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文学荣退教授罗斯玛丽•阿什顿借助近年普遍实现数字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报刊、书信、日记、流言、庭审记录和气象档案，精彩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伦敦的一个多事之夏。
1858年5-8月，伦敦经历酷夏，因大量污水排入泰晤士河，发生了大恶臭（The Great Stink）。作者罗斯玛丽·阿什顿以伦敦大恶臭为背景，结合当年通过的《泰晤士河净化法案》《医疗法》和《离婚法》等多种法案的产生过程，讲述了达尔文、狄更斯和时任财政大臣的迪斯累里那一年经历了生活和事业上的危机，最后发生逆转的故事。
对维多利亚时代三大杰出人物狄更斯、迪斯累里和达尔文来说，1858年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年份。作者还挖掘三位风云人物与其他人和事的联系，描绘了当时伦敦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让人真切感受狄更斯笔下的大人物、小人物的生活和呼吸。从一个具体的年份观察历史，呈现19世纪英国鼎盛时期的全景风貌、渐进改革和文化氛围，这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微观史著作。有评论赞誉本书描绘了“伦敦在现代与黑暗时代之间的颤抖”“像惊悚片一样令人兴奋”。
这本书里写了英国的几个“世界首个”。
首个改造伦敦下水道。1858 年 6 月 16 日是英国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伦敦两百多万居民的废水都排进了泰晤士河，引起了熏天恶臭。不管是伦敦的普通老百姓，还是议会大厦中的议员和威斯敏斯特厅的法官们，都难以忍受。议员们围绕治河方案争论不休，每种方案都要提出质疑，或要求暂缓表决。迪斯累里凭借出色的口才和谋略说服了他们，最后通过《泰晤士河净化法案》，采纳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的方案，沿泰晤士河修筑维多利亚大堤、艾伯特大堤和切尔西大堤，利用拦截式下水道，将废水引到伦敦以东。还开辟了新的街道和公园，对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城市交通和地貌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恶臭”事件，让我们反思：人类发展中如何协调工业快速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以保障可持续发展。故事情节紧扣，引人入胜。
首个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壳汽船，首个敷设大西洋海底电报电缆。1858年夏天，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的“大东方号”下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壳汽船，就停泊在泰晤士河畔的德特福德。8 月，汽船“尼亚加拉号”和“阿伽门农号”驶入大西洋，接通了海底电报电缆，实现了英国和美国的即时通信。这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加强了英国与外界的联系，甚至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英国造船业不断发展，为它的远洋提供最重要的条件，为它向外扩张提供物质基础。
首个提倡婚姻领域的公正平等，修正了《离婚法》。这一年夏天，46 岁的狄更斯被传言不忠于婚烟，他还公开宣布与妻子分居。还出了“鲁滨逊诉鲁滨逊和莱恩案”，案情复杂，数月未决。报纸天天报道，一时满城风雨。“按照旧法，要想离婚，‘就先要到宗教法庭获准分居’，法律上保留夫妻关系，申请人不能再婚；接着，申请人要在法庭上当着陪审团的面，证明对方通奸或有所谓的‘非法性交’，要求赔偿；最后，要想‘彻底离婚’，还需要议会通过一个法案，允许解除婚姻关系，宣布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申请人才可以再婚。”旧法中的规定明显不平等公正，最终《离婚法》的修正则体现了公正公平，对英国和当时其他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个规范化医疗行业，建立了执业医师注册制度，成立了全国医学总会。当时，医学教育、医学毕业生的资格证书和行医权十分混乱。苏格兰医学院的毕业生不能在英格兰行医；不管是否受过医学训练，都可以从事顺势治疗、水疗或催眠治疗；不同门类的医生之间也有等级偏见……医疗改革势在必行，但怎么改，意见不一。多年波折后，1858年议会通过了《医疗法》，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医疗行业。这是革命性的改革，对英国的医疗发展，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医疗事业发展也提供很好的借鉴。
《经济学人》评论道：“这本书真正出彩的地方，就在于描绘了一个在现代与黑暗时代之间颤抖的伦敦……这是一幅英国黄金时代的全景画，美不胜收。”我们不仅了解了1858年的伦敦，也看到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英国全貌，感受那个时代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这是一部了解英国史、伦敦史与英伦文化与的必读之书。
《大恶臭》读后感(四)：1858——恶臭下的伦敦
1858年盛夏，恶臭下的伦敦让伦敦市民格外失控。
我还没打开书就看到书封皮上写着A hot summer，不由得想起A bright summer day——那个小四杀了小明的闷热夏天。
作者把视角聚焦在1858年的夏天，是针对1858年的微观史学，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是“记录微尘坠落的过程”。作者不辞辛劳，在卷帙浩繁的史料当中，把有所关联的信息抽取出来，可谓良心之举。33度的伦敦，市民已经无法穿上他的长袖去走起诉流程，加上泰晤士河散发出的大恶臭，更让人难以忍受，脆弱的神经一触即断。
本书巧妙地用月份作为章节的分割，可以说匠心独运，夏季在加深，情绪在加剧，事件在发酵，一切都等待着爆发，还真有一种看希区柯克的感觉。几个作者范列出来的名人如有所关联的蛛丝一般，像螺丝一般在拧紧。蒙太奇一般的笔触，让人应接不暇，十分过瘾。
在此，我只截取几个侧面与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狄更斯、萨克雷和耶茨三个人在那儿“揪头发”，文人恶战，八卦最爱，也成了各大报纸的关注点。说来也有趣，狄更斯和萨克雷可以说早有嫌隙，虽然俩人都没明说，但也是互相看不过眼，萨克雷一定程度上因为狄更斯的不给脸面放弃了画家之路，一举成名以后想要讨好狄更斯，却吃了狄更斯的冷屁股。
狄更斯总觉得萨克雷在心里瞧不起自己，因为自己不是学院派而耿耿于怀，萨克雷那边呢，也是不会说话，不会办事儿，在外面大嘴巴讨论狄更斯的家长里短，传到了狄更斯耳朵里，狄更斯本来就为了离婚的事情焦头烂额，这边儿又来了这种传言，自然是恼火非常，俩人从暗中较劲儿，要上明面上打了。狄更斯也是欲盖弥彰，偏要发表一个声明来自证清白，却被自己的愚蠢给绊倒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狄更斯那点儿事儿了，可能没看过他书的人都要打听打听他和他老婆怎么了。耶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嘴贱才卷入了这场混战之中，还搞得被撵出了俱乐部，可以说是一个牺牲品，是狄更斯和萨克雷相安无事多年后战争的导火索。文人相轻，古今中外，数见不鲜，但无一例外，都很有看头。
本来对狄更斯可以说有点儿陌生，对他的了解只有《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从这本书中得知，狄更斯在1858年，心烦意乱，居然没有动笔，这种最负盛名的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书是在1859年才开始动笔的，大概他也是对1858年发生的一切的一种致敬吧。而萨克雷呢，我觉得他之所以在1858年越发焦躁，也是因为自己的连载小说《弗吉尼亚人》难以出彩，无法寻求出路。
再来说说达尔文。从来对达尔文的影响就只有一句——适者生存，可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他好多的波澜和心路历程，可以说很有趣了。衣食无忧，继承了祖上遗产的达尔文在家一边做水疗，一边慢慢地进行着自己的科学研究，科学著作也是没什么计划的有时候添上两笔。可是在1858的这个闷热的酷夏，华莱士给他来了一封长信，里面附赠了华莱士在海岛上研究的成果论文，达尔文看完之后，不由心惊，如坐针毡——这可怎么办？有人发现了他早就发现却没发表也没告诉华莱士的理论，这下可尴尬了，达尔文再也坐不住了。他先是给各路朋友写信，曲折蜿蜒地提到这件事情，又抓紧把自己的发现给文本化，写《物种起源》，华莱士的这一举动让达尔文陷入了很深的恐惧，衣食无忧的他可能从小到大都没遇见过这么大的事儿，毕竟他很要脸面。他害怕处理不好这件事，让自己陷入到危机当中。本来做得好好的水疗，突然又效果不好了，主治大夫又陷入到了一起离婚案的丑闻里，达尔文这一年过得格外辛苦，又特别关键。
最后我还想说说的，是1858年夏天特别流行的一种行头——圈环裙，又叫做鸟笼裙，这种裙子在那年非常流行，是时尚宠儿。我脑补了一下那裙子长什么样子，肯定非常凉快，一个人站在一个鸟笼子里走，怎么会不凉快。虽然英国报纸不遗余力而又永不停止地吐槽这裙子有多丑，多难看，丝毫没有让英国的女人们感到沮丧，从贵族小姐到底层女仆，任你们有多不理解这裙子的审美要点，女人们就是穿。于是男装被改成了下窄上宽的款式，剧院的楼梯被加宽了，座位也重新定做了尺寸，谁说女人地位低？女人能改变这个社会，只要对待所有事情都这么歇斯底里，不听劝告。
书中还提到了政坛，法律，造船等等一些侧面，在1858恶臭下的伦敦的种种表现，妙趣横生。这本书可以说非常好读，喝一杯茶的功夫就读了大半本了，非常适合消夏！
《大恶臭》读后感(五)：传媒的盛世 名流的夏天
传媒业（报章、图书出版等）的兴盛，是公民社会、大众社会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及其成形的重要标志。通常，这意味着话语权力的下沉和分散，“公意”可以通过民间的力量而自行组织起来，向在上的权力施压，而不只是依赖在朝的权贵代言而发出声音，意即弥合阶层分歧的重要介质。同时，传媒业因其与资本、权势、大众趣味等等的深度介入和融合，亦呈现出藏污纳垢、良莠不齐的丰富状态。
英国文化史学者罗斯玛丽·阿什顿的《大恶臭 1858伦敦酷夏》即从一个侧面描绘了19世纪中叶伦敦传媒业的盛况，以1858年的传媒活动为切口，生动展示了传媒业如何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发表对公共议题的看法，与公权力博弈，同时又津津乐道、窥探着上层名流们的私生活（如狄更斯的离婚案等等），挑拨着好事者的神经。众声喧哗，这确乎是传媒的盛世。
英国在1855年之前逐步取消了纸张税和印花税，报纸数量激增，成了民众获取信息，了解观点的重要渠道。1858年6月16日，是英国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伦敦两百多万居民的废水都排进了泰晤士河，引起了熏天恶臭。传媒业迅速介入，从历史悠久、威望很高的《泰晤士报》，到新兴报刊，如1850年创办的街头小报《雷诺兹报》，都不断给当局施压，要求治理泰晤士河。医疗改革家兰克斯特在报纸《雅典娜神殿》上撰文挖苦道：“真得感谢议会当初在这里安家，否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消除这个令国史蒙羞的恶臭。”报界的抗议和呼吁起到了效果，议会迅速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泰晤士河状况并提供治理方案，委员会的一举一动都在报界的监督之内，至于谁来承担治理费用等细节问题，也引起《年代》等报纸的讨论。7月中旬，《泰晤士河净化法案》提交议会审议。8月20日通过。伦敦市政工程师委员会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的设计方案胜出，一座伟大的近代工程即将开动。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伦敦的公共卫生、城市交通和地貌景观，并为后世的城市建设和污染治理确立典范。泰晤士河治理的成功，代表社会公意的报界的作用不容小觑，于中可见彼时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社会精英对公共事业的广泛参与，及权力的良性互动。
大众媒体培养名人崇拜，名人也乐于运用媒体来经营公众形象，获取实在利益；同时，大众传媒也是偶像破坏者，实际也暗合了公众窥探隐私和“幸灾乐祸”的心理，以此为乏味生活的调剂物。
1858年，早已声名显赫的狄更斯希望逃脱数十年的婚姻（他厌倦了发妻，转而恋慕一个只有他女儿那么大的演员），在人生黑暗的日子，他格外需要掌声。他的商业朗读巡演拉开了序幕，为了挣钱，更是为了维持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在上流社会的眼中，这么做不够体面。狄更斯也担心自己名誉受损，被人当做无足轻重的戏子，特意让《泰晤士报》对他之前为患病儿童所做的演出大加赞赏。而在第一次商业朗诵会之后，又在《年代》上为自己的行为辩白。然而，狄更斯苦心经营的作家、社会批评家、丈夫和父亲的良好形象很快就在铺天盖地的小报狂欢中摇摇欲坠了。为了对自己破碎的婚姻一个说法，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分居声名，事实证明，这是一记昏招。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评头论足，欢欣鼓舞。1855年，最后一项报刊税取消后，一些擅长毁谤谩骂的所谓“一便士一份的报纸”迅速冒出，它们那些捕风捉影的报道评论另狄更斯头痛不已，黄色小报《宫廷活动公报》言之凿凿地说，狄更斯喜欢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妻妹。到了7月，《批评家》又评论狄更斯太自以为是，总觉得公众会关心他们的私事。事实上，这些报刊之所以这样报道，恰恰说明他们知道公众的确关心。8月，狄更斯的一封私人信件被媒体曝光，信中狄更斯对发妻大为不满，甚至暗示她有精神病。美国的媒体也跟进报道。身心俱疲的狄更斯在这一年没有任何作品问世，尽管这次婚变总体上未给他的声名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但着实折腾得他够呛。婚变事件为公众提供了另一个狄更斯形象，不是作品中的那个呼唤爱与美的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私、无责任感的形象。那些给予他巨大声名和财富的报纸（狄更斯的小说在报纸连载，他自己也办杂志），一逮到机会，绝对会对他大加刻薄，从而取悦自己的读者。
必须指出，《大恶臭》并不是一部传媒断代史，作者的视野要宽广得多。1858年伦敦发生的种种事件（《离婚法》的颁布等）和人物（达尔文等）被作者细致地编织在一起，“大到民主进程、司法改革、医疗改革、环境卫生、市政建设、妇女权益、科学研究和媒体监督，小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情感世界、婚姻矛盾和时尚娱乐”等等，其中隐秘的关系被作者细细地娓娓道来，是一部微观史的佳作。
《大恶臭》读后感(六)：肖一之评《大恶臭》︱1858年酷夏导览手册
聪明的时光旅行者都知道避开太过热门的历史节点。一是见证创造历史的伟大时刻多少都有点风险。虽然我们都想知道在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场上哈罗德二世究竟有没有被一箭射死，但是如果真的降落在那个万人混战的战场上，在分清楚究竟哪位马上骑士才是哈罗德二世之前，我们自己先乱箭攒身的可能性更大。二是其实并非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都那么有观赏性。我们热衷搜寻射死哈罗德的那支箭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箭撬动了历史的车轮，让历史拐了个弯。假如哈罗德侥幸得生，也许征服者威廉最后还是只能回去做他的诺曼底公爵，而现代英语或许也会更接近它那些语法规则复杂的日耳曼语亲戚。但是回到那个混乱的战场上，如果哈罗德真是被一箭射死的，当那支箭被射出的时候，它不会闪着魔法的光辉，半空中也不会突然响起瓦格纳的交响乐，有的只是弓弦一响，一位骑士应声而倒，而在战场上奔忙求生的时光旅行者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历史就这么低调地拐了个弯。
或许历史的转捩点就是如此。在历史转向的当口，当时的生活泰半和我们的日常一样纷乱嘈杂，彼时的人各自忙于自己的小算计——比如在混乱的战场上保住小命——无暇也无力审视世界什么时候驶上了另一条轨道。回到纷乱中放大定格，找出撬动历史的羽箭是后来者的特权，也是后来者必须抵挡的诱惑。毕竟那一箭之后历史是不是真的改弦更张，不是次次都如此明白。历史转捩点的扑朔迷离是给历史断代的挑战也是乐趣，因为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意味着找到一种新的切割历史长河的方法。罗斯玛丽·阿什顿的《大恶臭：1858伦敦酷暑》就是一位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专家重新切割十九世纪英国历史的努力。阿什顿把1858年的夏天放大，让那个夏天的酷热、恶臭、焦躁和激动笼罩住每一位读者，让我们和她一起俯视纷乱的历史现场，从而试图勾勒出一条新的历史轨迹。 为什么是1858年？在通常的英国历史叙述中这个年份实在是有点不起眼，甚至有点滑稽。1858年伦敦经历了长达数月的高温，早已沦为城市排水沟的泰晤士河在高温蒸煮下泛起了冲天臭气，“大恶臭”（the Great Stink）因此得名。但是，1858年似乎留下的更多是历史逸闻，而非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比如国会议员们要靠着用石灰水和氯酸盐水浸泡窗帘才能在泰晤士河边的议会大楼里坚守岗位，再比如维多利亚女王和王夫阿尔伯特亲王本想下河泛舟，结果几分钟之后就不得不狼狈上岸。“大恶臭”或者整个1858年似乎没有在英国十九世纪的历史里留下更重要的印记。把1858年的英国历史和同年的中国历史加以比较，这一年英国历史的平淡似乎更加明显。1858年也就是咸丰八年，正值太平天国战事吃紧、英法联军却又火上浇油之际。说这一年的中国历史跌宕起伏应该不为过：包围天京的清军江北大营被攻破，大沽口失守、清廷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等等事件，似乎都比伦敦糟糕的天气更能引来读史者的注意。然而在阿什顿看来，1858年的酷夏中英国历史同样有其激动人心之处，她写道：“那一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份，对国家和个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对富豪、名流和权贵来说，那年夏天都是一个重要的关头。” 1858年如此备受看重的另一重原因也许和作者的学科背景不无关系。阿什顿是伦敦大学学院的裘恩英语语言文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和思想史。在英语世界，十九世纪研究，即维多利亚研究，是一个由文学研究主导的领域，虽然维多利亚研究在最近三十年里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和视角，但这个领域的视野和关心的问题仍然是文学的。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待历史自然会和一般的历史断代有所不同，例如，虽然维多利亚女王1901年才去世，但是代表现实主义文学巅峰的维多利亚文学却被认为在1880年随着乔治·艾略特的去世就戛然而止了。 在有文学背景的十九世纪研究者看来，1850年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1859年11月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信仰危机的源头之一。《物种起源》改变了时人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也因此是了解十九世纪英国乃至欧洲思想史的重要文本。在达尔文之后，人类不再是上帝依照自身形象塑造而成的宠儿，而是要转身面对一个庞大和冷漠的宇宙，其中的困惑、失落和迷茫也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因此1859年会成为维多利亚研究者着力关注的历史节点。然而当阿什顿梳理《物种起源》出版历史之时，她发现推动这本书出版的力量其实早就在1858年就汇拢了。达尔文从1836年环球航行归来之后一直在从事进化论研究，也网罗了一批科学界的支持者，但是他一直想要把自己的研究完善到无懈可击的地步，故而出版一拖再拖，直到1858年的夏天。阿什顿写道：“虽然《物种起源》是1859年出版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858年更为重要。正是在1858年那个闷热的6月，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的来信和论文，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恐慌，从而加快了这部经典著作的写作和进程。”而正是达尔文的这次危机为阿什顿提供了这本书的基本历史视角，在达尔文身上看到危机之后，阿什顿把视线投向了狄更斯、迪斯累里和其他文化精英，发现他们的1858年也同样危机重重，就这样，1858年从历史中脱颖而出，成为阿什顿理解十九世纪历史的切入点，她的这本书力图再现这些危机或者转折的现场，给它们打上高光从而区别于一般纷乱的历史现实。用她的话说就是，“考察在1858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微尘’以什么样的‘方式’降落在了这些人物身上”。 阿什顿的书结构非常清楚。第一章扼要交代了写作的基本视角和1858年的重要历史事件，从第二章开始以时间为经线，以各个历史人物在1858年酷夏中的经历为纬线，用五章密密地织出了1858年5-8月的历史图景。在最后她又跳出1858年的限制，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评价这个夏天的影响。这本书结构虽然简单，但是读起来却并不枯燥，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阿什顿很擅长裁剪史料。只要挑开历史的一个角落，她的思路就可以像水波一样四处扩张，把看似无关的人和事统统包括在一个个同心圆中。
《德比日马赛》
比如说，1858年的皇家美术学院年展上，英国画家威廉·鲍威尔·弗里斯展出了巨幅全景画《德比日马赛》，详尽地描绘了英国每年夏季的盛事德比马赛中形形色色的人，上至盛装出席的贵族下至行骗扒窃的无赖，各个社会阶层无所不包。这幅画引来如潮的观众，展方甚至要在画前加装围栏并且安排一位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幅英国艺术史上的名作也是阿什顿选择的进入历史的切口。从这幅画作引出来的是出席画展开幕式的各路名流，其中就包括了狄更斯和迪斯累里。阿什顿从狄更斯和另一位作家萨克雷在画展开幕式上的公开发言开始，引领着读者们一路走向狄更斯殚精竭虑的1858年。狄更斯一方面要通过成功的商业朗读会维持和读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绞尽脑汁消除自己和妻子凯瑟琳分居的坏影响，还一不小心和萨克雷闹到绝交。而1858年5月19日的德比马赛本身也和刚进入权力中心的迪斯累里有重重关联。不光是因为这项著名赛事就是由迪斯累里的盟友、本届政府首相德比勋爵本人的家族而得名，也不光是因为首相本人的赛马“神箭手”是当年的夺冠热门，还因为1857年印度兵变的余波此时正在冲击德比和迪斯累里的政府，连是否按惯例给议员们放半天假去看马会都成了报纸上的辩论话题。而一旦说起印度兵变，从思想家卡莱尔到流亡伦敦的马克思都是阿什顿可以召唤到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阿什顿这本书就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德比日马赛》，在天空中一轮烈日的炙烤下，远处的泰晤士泛起了颜色可疑的烟气，而在这幅历史画卷前景的每一处，频繁登场的历史人物都让读者应接不暇。就这样，1858年的历史在读者面前活了起来。
在这幅画卷里，狄更斯、达尔文和迪斯累里无疑是最吸引读者目光的三位关键人物，也是阿什顿组织史料的关节所在，正是这三位名人在1858年的经历牵扯出了诸如议会政治改革、伦敦城市治理、离婚法案和进化论等等更大的历史事件，赋予了原本无形的历史某种结构和形状。
1858年算不上英国文学的好年头，依阿什顿所言，当年唯一的文学“发现”是乔治·艾略特。狄更斯这一整年都没有写出小说来，当他在这本书里出现的时候，更多是作为一位身陷丑闻的名人而不是一位小说家。狄更斯在6月7日公开登报宣布跟自己结婚二十三年的妻子分居，7月到8月又在加里克俱乐部事件里因为支持得罪了萨克雷的记者理查德·耶茨而和萨克雷闹翻了，同时他还忙着在英国各地召开巡回朗读会，广受读者追捧。在那个夏天，狄更斯绝对是可以和高温争版面的媒体明星，成百上千位观众涌进英国各地的会堂只为一睹自己最爱的作家朗读他最好作品的选段，他们的热情令高温都要相形见绌。然而在狄更斯为自己的成功欣喜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婚姻苦恼。英国议会在1857年通过了《离婚与婚姻诉讼法案》，1858年也正是新的离婚法院开始受理案件的年份，离婚从此不再是权贵的专利。于是狄更斯也第一时间体会到了新时代男性的恐惧：在6月初他一度非常担心自己的妻子会在娘家人怂恿之下去法院以他与人通奸为由要求离婚。当然，在这个夏天，婚姻出问题的远不只有狄更斯，从狄更斯的公开分居到他同行友人布尔沃·利顿和妻子罗西娜的互相折磨，再到1858年备受关注的“鲁滨逊诉鲁滨逊和莱恩案”，我们可以看到，离婚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两性关系以及社会家庭结构的新挑战，如何进入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政治。
被“鲁滨逊诉鲁滨逊和莱恩案”溅起的水花波及的还有达尔文，他是此案中的被告之一莱恩医生的病人，所以就算华莱士的论文没有在6月18日从天而降，1858年的炎夏对达尔文来说也不会是一段平静的时光。更何况达尔文年仅十八个月的小儿子查尔斯还在6月29日因为猩红热而夭折。幼子新丧，暑热难当，再加上他自来体弱，结果就是当林奈学会于1858年7月1日在伯林顿府召开会议的时候，达尔文缺席了。当进化论终于脱离达尔文和他朋友们的小圈子向科学界公布的时候，这一理论的两位创立者达尔文和华莱士都不在场。当天在会场由学会秘书约翰·约瑟夫·贝内特代读的三篇论文分别是达尔文的《物种理论概要》和他1857年写给哈佛教授格雷的信件摘录以及华莱士的《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达尔文的朋友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还有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都在会场准备为自己朋友的理论辩护，但是按达尔文在《自传》中的记述，他和朋友们“联手推出的成果，几乎没有引起关注”。差点被华莱士抢先发表了进化论的刺激让达尔文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写作计划。他决定先出一本书扼要地阐明自己的理论，而这本书就是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物种起源》绝对是当年的畅销书，第一版一千两百五十本一出版就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当达尔文回忆这本书的出版过程时，他非常清楚1858年夏天对它有多关键：“这本书能畅销，一个原因就是篇幅适中，这还得感谢华莱士把他那篇论文寄给我看。要是还按1856年动笔时的想法去写，篇幅得多出四五倍，没几个人有耐心读完。”
这个夏天对达尔文和思想史的重要在更久之后才能看清，但是1858年对迪斯累里的关键是不言而喻的。1858年2月，帕默斯敦的自由党政府垮台，德比受命组阁，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迪斯累里第二次进入了英国权力的核心。在他和德比的配合下，这一届保守党政府在8月休会之前的短短几个月里通过了众多重要的法案：一是一直在议会悬而未决的《印度法案》，从法律上把印度的统治权从东印度公司转移到了英国政府手中；二是《泰晤士河净化法案》，这个法案确定了伦敦城的下水道改建工程，泰晤士河终于有希望摆脱作为下水道的命运；三则是《弃绝宣誓法案》，也就是《犹太法案》，法案规定犹太人不再必须以基督徒的名义起誓，为犹太人进入议会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在这届政府运作中表现抢眼的迪斯累里向国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奠定了他的政治地位，也让他在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历史的进程。
然而这三位关键人物在1858年夏天的经历和背后的历史走向只是《大恶臭》的骨架，阅读这本书真正的乐趣更多来自填充在骨架之上的历史细节。正是这大量的细节让我们得以尽可能地靠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透过纸面感受扑面而来的生活的真实和紧张，更好地“把握维多利亚时代日常生活的质地和构造”。气象记录可以告诉我们1858年的6月中旬气温攀升到了顶峰，背阴处都高达三十五摄氏度，但是这个数据恐怕永远都不如迪斯累里写给他妻子的便条那样，可以让我们切身感受那个夏天的炎热。迪斯累里请妻子“寄双鞋来，现在这双漆皮皮鞋把脚都泡湿了”。不过就算温度再高，英国人坚持的礼节还是不能丢掉，《人民报》上就报道了一则高温和着装的趣事，有人前往泰晤士河治安法庭提起诉讼，因为天太热他没有穿外套，结果治安官要求他回家穿上外套再来。治安官亚德利先生说：“你不穿外套，我没法听你陈述。你穿成这样来这里，太不礼貌了。明明有夹克或者外套，却不穿来，我是不会理会的。”而和这位热得顾不上礼貌的普通人相比，国会议员们更加难堪，因为他们在高温之外还要面对泰晤士河的恶臭。虽然德比政府的立法成就似乎说明议员们抵挡住高温和恶臭的攻击守住了岗位，实际上议员们也叫苦不迭。一位下院议员就在《泰晤士报》上抱怨说：“先生，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难道非要等五六位上院议员，包括一两位主教，被这从未消停的毒气熏死？……再不净化泰晤士河，议会还能在伦敦开会吗？……除非下次开会前能够找到解决方法并付诸实施，否则，议员们是不会同意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个越来越臭的化粪池边整日整夜地开会。”在这些细节的帮助下，自然不难想象为什么迪斯累里可以信心满满地给女王写信说“议会的高温和卫生状况”将会加快立法进程了。
《笨拙》周刊对泰晤士河恶臭的描绘
作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专家，阿什顿对史料的熟稔让她可以大量选用时人的手稿和书信来勾勒十九世纪生活的肌理，而大量十九世纪报刊、议会记录和法庭卷宗的电子化也让她可以更轻松地检索史料为读者重构1858年的历史。在她看来，这种对细节史料的运用正是微观史学的旨趣所在，她可以借此“细致深入地研究历史现象，挖掘未知的关联、模式和结构”。从2000年之后，阿什顿一直在从事这类微观视角的研究，她的《斯特兰德大街142号》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鲁姆斯伯里》，都是以小见大、从细部入手讨论维多利亚时代现代性的著作。《大恶臭》对细节史料的运用正是这一研究模式的继续。尽管如此，阿什顿的写作和诸如《奶酪与蛆虫》这样的微观历史经典之作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历史学家恐怕要对文化精英们在她的叙事中受到的额外重视大皱眉头。而阿什顿将1858年作为历史转捩点的论述似乎也消失在了她对1858年夏天四个月的细细描摹中。掩卷思考，我们恐怕会觉得这本书提供的种种细节远远胜过它们最后拼出的全景。
所以，与其是说这是一部微观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一位维多利亚研究专家给读者打开的时光旅行之门，是一位文学研究者照自己的偏好给我们撰写的1858年酷夏导览手册。只要带上这本书，那个夏天大多数值得时光旅行者关注的历史景观就尽在掌握。我们的时光旅行者可以知道，如果他想好好看看弗里斯的《德比日马赛》，那他就得起个大早去排队。或者如果他在6月30日晚上等在议会门口，他就可以目睹迪斯累里还有其他议员用手绢捂住口鼻飞奔而出的盛况，因为他们再也受不了泰晤士河的恶臭了。再或者，他可以走进加里克俱乐部，拿起最新的林奈学会会报，和对面的绅士打招呼说：“这个叫达尔文的家伙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过耶茨惹出的事情让人没法仔细读这种严肃的东西了。我实在是不明白狄更斯先生为什么要帮着他对付萨克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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