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无名》是一本由[美] 艾米莉·温斯洛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201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女人无名》读后感(一)：几年以来，少有的弃读的书
两星是给作者面对人生巨大变故的态度和信心的。
我不知道作者的叙述重点是什么，整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在碎碎念，不知所谓。说实话，一开始还是很吸引我的，因为刚看完《黑箱》，《女人无名》里面的女性受害者的反应比《黑箱》里的更加积极、向上，她没有把女性放在弱势的地位上，而是勇于袒露自己，也受到了社会一定的关注和关怀。
但是，当多年前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了之后，作者就开始一直叨叨叨，碎碎念，没有起伏，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与案件并无关联的事情都拿出来凑字数。
总之，最后，我一点都没有兴趣想知道案件究竟如何判决了。作者的唠叨成功地磨损了我所有的耐心和期待。
然后，到了170几页的时候，我放弃了。
呵呵。
《女人无名》读后感(二)：“正义与审判，法律与时效诉讼”
如果不是译文纪实的标志系列，我会认为此作品是虚构与现实的双重结合。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写作。在时间线上来回的穿插讲述。手法充满现实主义，不偏不颇、引人入胜、披露了大量心路历程与美国司法程序。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代得非常清晰。 作者敢将自身“性侵”用文字记载下来，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当嫌犯被逮捕后，主人公对案件发展不断进行追踪查找资料，寻找法律依据，期间也经历了让人悲伤的事件。 主人公在案件中也收获了真挚的友情，也很幸运能遇上为案件不断操心与奔波的警务人员。有一点让我很感慨，当主人公从庭审出来后，媒体记者只准拍摄“受害人”腿部，这让我想起发生在国内的相同案件，国内媒体记者肯定会一窝蜂，将受害者肖像与职业等隐私曝光出来，毫无廉耻之心、道德之心。 我读完后，感觉与主人公经历一系列的案件回忆录，勾勒出一幅二十多年寻找正义与审判的画面。 最后再讲一句，译者功底深厚，翻译流畅，加入一些中国语言元素，起到画龙点睛作用，让人眼前一亮……
《女人无名》读后感(三)：女孩子，请你坚强
“我承认自己跟别人想象的不一样，甚至当初被强奸的时候也是如此，在热水下用力冲洗自己的身体，这是人们对强奸案受害者的普遍印象，但我不是。我记得当时至少有一天甚至可能有好几天我都拒绝冲澡，我不想脱掉自己的衣服，只想一直穿着。”
艾米莉完全打破了我的思维定式：受害者会变得敏感脆弱，不愿开口说出自己的事，不愿回忆案发场景，甚至不愿接触任何会让本人联想起案发场景的人事物。而艾米莉呢？在案发当天，她配合警察做笔录，去医院做检查；主动说出自己的事，接受别人的帮助；每隔两年打电话到警察局询问案件进展，直到21年后，那个男人由于再犯案而被逮捕，她又开始想方设法搜索那个男人的资料，并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对于艾米莉费尽心思调查那个男人这一点，一开始我觉得不可理喻，这让我感觉她像一个执拗的偏执狂，但是看到艾米莉慢慢检索到更多关于那个男人的讯息，我有点理解她了，她想把那个男人变得具象，想勾勒出那个男人的生活轮廓，因为她需要一个结果。20多年来她做的所有事只有一个目的：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这件事一个交代，就像她说的，可能对其他人来说，性侵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件事结束的时候，但是对受害者来说，这绝不是结束，而是噩梦的开始。虽然最终没能出庭作证，但也不失为一个结果。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一直会冒出一个想法（是一个不太好的想法）。在艾米莉这件事上，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警察，律师等都一致地站在她这一边，支持她，相信她，为她生气，替她不平。我一直在想，她被陌生人强奸，是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呢？如果是熟人作案，还会有这么整齐的支持的声音么？应该不会吧，事情会变得复杂很多，痛苦很多，比如林奕含，比如《熊镇》里的玛雅。艾米莉是坚强的，用20多年的时间和这件事做斗争；林奕含是坚强的，她没法说出口，只好一个人挣扎；玛雅是坚强的，她举起猎枪，还给那个男孩同样胆战心惊的一个夜晚。希望女孩子们都变得坚强，在收到伤害的时候可以保持理智，保留证据，第一时间说出来寻求帮助。
《女人无名》读后感(四)：no one，谁是真正的无名之人？
这本书原来的题目是Jane Doe January, Jane Doe来自于John Doe，即经常出现在犯罪现场调查和犯罪心理这样的罪案美剧中的“无名氏”，待查证的受害者。这里用Jane Doe来表示女性无名受害者。然而在书中，作者是有名的受害者，施暴者才是追寻了数年的无名者。这似乎是一种身份上的微妙差异，不仅体现在被陌生人侵犯，也体现在自己苦苦准寻真相的过程中。身为受害者，认同自己的身份是很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当看到作者展现自己受害后的心路和生活时，有一种莫名的震撼。
这本书里有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也让我觉得很真实。女主在受侵犯后，在学校中找人倾诉时，比起找女生，竟然更愿意找男生。在当时的她的眼里，那些女生总是以为她们很理解女主，总是把她们和她联系起来，好像她们能够体会她的处境和心理。然而那些男生们，却只能手足无措，只能小心翼翼等着女主，战战兢兢，很怕会触碰忌讳，这个样子反而让女主觉得很有安全感。作为一个普通人，无论男女，可能很难体会女主当时的心境吧！
看这本书时，有时候感觉很压抑，有时候又很轻松，可能这就是生活吧。相比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应该要轻松很多，但是事实上，二者都没有轻松的故事。或许女人无名里，作者拥有理智的头脑，知道去医院，知道去收集证据，虽然医院和警局，显得陌生而疏离。在这本书里，作者可以坚持不断向警察局询问，可以等到那个陌生的罪犯被捕获，但是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幸吧。
这本书后面的推荐语中，匹兹堡警局前局长，最初办理这个案子的警探说，每个需要跟案件受害者打交道的人都必须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提到了非常多次DNA、证据、佐证和审判。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也遭遇了这样的事，我能够这样冷静得去收集证据，我也不敢相信能够重新振作，还能找到真爱，更不可能找寻真相二十年。不过这本书的作者并非坚强到刀枪不入，她从匹兹堡搬到了英国，她的丈夫也在支持她写下这个故事。
作为一个上帝的信徒，是否原谅施暴者，似乎在背后贯穿了整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很多时间是在陈述，以一种愠怒而不失冷静的语调，陈述这个案子的处理过程，证据，逮捕，作证，律师辩护的策略。当看到关于时效的问题时，不禁感叹，也后怕，假如过了时效，假如法律放跑了这个人，苦苦准寻那么多年的正义会不会让一个人的信仰崩塌呢？最后结果如何我就不剧透了，但是书的最后，作者说，关于原谅，那就原谅你的朋友吧，你们是互相依赖的人。
《女人无名》读后感(五)：后记：一些建议
后记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要求自己必须做到“直接、生动且富有同情心”。我要做的是真实地记录我所做的事情以及我的感受，而不是要告诉别人该感受什么或做些什么。我并不想通过这本书给人们什么忠告。
但我还是会在这里给出一些建议。
如果你被性侵：
这事本不该发生在你身上。你不仅需要，而且应该得到别人的支持。主动寻求别人的帮助，不管多难都要走出这一步，不然会让你觉得更难。
发现帮助你的人。你可能都想不到会有怎样的朋友站出来，如何帮你渡过难关。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这样的出人意料。
了解自己的感受。这个没什么模板可以参考；只有你本人最清楚自己的感受。先不管自己能不能得到，也别纠结你要的东西是否彼此矛盾，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会让你受益匪浅。如果事情并不是你理想中的那样，你可以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但如果你做不到，至少可以知道你为什么感到悲伤，就这一点也值了。
你的身体很重要；让医生来帮助你。只要还来得及，一定要提取身上的证据。虽然这个过程会让人不舒服，但你也会因此在今后多一些选择。如果你决定报案，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善待。如果你选择起诉，即使只为了捍卫自己，也要重视整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无论最终是否如你所愿，这个过程中会让你有所收获。
如果你有伤害自己的倾向，一定要寻求帮助。如果你找的人没办法帮到你，那就再找别人试试。不是每个人都能帮你，但总有人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正在帮助一个受到伤害的朋友：
怎么帮最好，这方面并没有屡试不爽的万全之策。你得通过对朋友的了解、观察以及询问找到合适的方式。他们希望从你这里得到的可能跟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不同，这完全取决于你们之间的关系。要想帮得上忙，就要懂得倾听，不管最后跟你预期的或希望的是否一样，你都要坦然接受。
力所能及地保护朋友，让他们的身体免遭伤害，但更多时候是要在情感或精神上给予他们呵护。无论是在朋友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又小心翼翼想向你表露的时候，还是当别人对朋友说了一些刻薄的话或者对他们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冷嘲热讽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保护他们，维护他们的尊严，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善意和温暖。
如果你对适用于本案或其他案子的法律感到恼火：
暴力是可怕的。以暴制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真正能对那些受伤的人有所帮忙的是你对他们的善意，而不是报复那些伤害他们的人。
时光不会倒流，你也无法让别人做正确的事情，但从今天起，你可以保证自己做正确的事情。而你首先要做的是不要造成伤害。
至于如何提供切实的帮助，很简单：做一个真正的朋友。做一个好听众，耐心聆听那些受到伤害的人的倾诉。考虑去那些帮助受害人的团体当志愿者或提供捐助。支持立法，让我们的法制系统更健全，更好地维护未来的受害人的权利。利用你的选举权去帮助弱势群体。
最后，是否要宽恕那个施暴的人，以及这种宽恕要以怎样的方式表现，这些必须由每个受害人自己考虑清楚。但说到宽恕，我这里倒是可以给受害人一个建议：原谅你的朋友。
有些朋友可能会或多或少地伤害到你，但这种伤害很多时候并非故意，而是因为无知或误解，是出于恐惧或自我保护。也许有人伤你太深以至于你决定必须划清界限；你完全可以这么做。但你要知道的是，大部分的朋友都想尽力帮你；尽管一些人做得不够好，但是他们的确在努力；也有些人表现得不那么主动、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但他们心里还是在为你着想，只是没有表露出来或者尽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歪曲了原本的好意。词不达意也好，尴尬难堪也罢，甚至有时让你不得不向他们开口索要自己想要的东西，所有这些，统统要原谅。珍惜与朋友的情谊。你也有需要他们原谅的时候。我们是彼此需要，相偎相依的。
《女人无名》读后感(六)：『只有妳自己才可以拯救妳自己』
【2019/05/29】
『只有妳自己才可以拯救妳自己』
——受害者永远都不会是Jane Doe
“20年前在匹兹堡，我被一个陌生男人强奸了。现在，我终于知道，他是谁。我还知道，在这个男人眼里，我，和其他女人一样，是没有名字的。”
封页的文案足够吸引人，看完之后忍不住去搜索了一下作者的主页，当打开作者主页的“About Emily”，看到她自信的笑容时，突然就湿了眼眶。那是在看书时就被她的自信所打动但是也只是心中佩服，可看到她相片的那一个瞬间泪腺是完全忍不住。
真的是太佩服作者。
当年才22岁的作者被陌生男子伤害的时候因为宗教信仰没有任何经验，为了活下来，在这该死的男人走了之后和他说再见——她希望活下来。去报案，去医院做检查，她感谢那些护士带给她的温暖。她知道生活要继续下去，所以给自己制定规则，一定要用一年的时间走出来。
——
“我给自己定下了规矩。我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但绝不能过度依赖。悲伤也好，悲愤也罢，但是可以帮助我从这件事中走出来的，都可以去做，但绝不能因此让自己陷得太深。”
“我允许自己有一年的时间去调整，之后必须得打起精神。”
——
她当然害怕一个人的夜晚，但是她深谙在夜里学会照顾自己是她必须学会的，也让她自己对自己有了最根本的尊重。
——
“确切的说，案发后十八个月，我准时毕业了。”
——
我是真的佩服一个女人可以做到这样。
昨天看《恶党》，东出饰演的主角对着第一集的被害者的父母说如果换做是他，不会原谅杀人犯。于是父亲拿了刀在雨中捅了害死自己孩子的男人，那时我觉得逃脱法律之外的恶人们，不值得被原谅，所以刀上的血在雨水下渐渐被冲刷。所以我是真的很难相信本书作者，即使到了故事的最后，当最后法律因为时效这样好笑的问题，并没有让20年前的罪犯获得相应的惩罚时，她依然可以因为遇到了心爱的丈夫拥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最后写下“很高兴我去了一趟匹兹堡。”
于是我想，也许其实她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刑法，毕竟虔诚的宗教信仰，让她自己也在书中有心生怜悯的话，她需要的，只是一个真相，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所以，她可以用自己的文字，用自己真实的名字，记录下一切之后，依然拥有这般温柔的绵长的力量。
：赞美上译的翻译！
《女人无名》读后感(七)：“你的所有选择，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本书寄到的时候当天就读毕，现在连细节都回想不起来了。遗忘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对幸存者而言，却并不容易。
本文主要就此书和伊藤诗织的《黑箱》一书试着做部分文本比较，尽量减少个人的无谓发言。面对受害者的态度，当然应该是支持和鼓励，但可能需要更加审慎。因为在支持和鼓励之前，首先需要减少更多和更进一步的伤害。
首先是这么一个问题，性侵是什么？
《黑箱》中有这样的段落：性侵所关乎的，不仅仅是性，而是“想要操纵、征服他人的欲望”，即权力。强暴是一种最廉价的武器，可以轻易地摧毁一个人的一生，让她/他余生都活在挥之不去的阴影之中，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
这是伊藤给出的答案。她也一再强调，性侵的过程，有很大一部分是权力的压迫。所以这无关身份、地位、族群和文化。温斯洛这本书中给出她的一个答案是，性侵是对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双重的物化。其实她们在说服自己的过程中都有迷惑。
温斯洛说：“我一直以为强奸并不只是一九九二年的那晚我那间学生公寓的地板上发生的事，它还包括在医院中的场景，事后在我脑中不断重现的情景，朋友给我的慰藉，以及最后我大学毕业。”“强奸其实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误解’或是‘一场不愉快的约会’。”
这当然是常识，可是也常常被忽视。对于幸存者个人而言，在发生的初期也会怀疑。这也许是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也有社会和文化习惯缺乏明确认知的缘故。作为幸存者，她们应该有一个共识，性侵不只是那个时刻发生的犯罪事实，而是持续长时段并可能伴随一生的伤害。可是人类的存在需要寻求意义，所以她们站出来，去找寻这个意义。
幸存者的残酷回忆中，经常出现的是加害者的语言。
《女人无名》：“把手放在地上。”他说的那句话仿佛刻进了我的脑子里，之后无论我在洗手，或是仅仅看着手的时候，这句话都会在我耳边不断响起。
《黑箱》：“看你平时一副挺能干的样子，现在却像个发愁的孩子，怪可爱呢。”这句话，是当我要求山口把内衣还给我，却被他嘲讽，“回头送你一条行了吧”，我感到浑身的力气被抽空，膝盖发软，瘫坐在床边时，他说的。
用语言来进行控制和摆布，这就是典型的权力压制的特征。加害者是为了享受这一刻。所以性侵甚至不是全部的动物本能，而是有着人类特殊的社会结构的作用机制在里面。（题外提一句，自公益界而起的中国#metoo#到朱军事件后就像“被掐断”了，而权力运作最为密不透风的公权力部门和相关领域“出乎意料”地几乎没有任何性侵事件爆出。）
性侵同时又绝不是一个模式的。
温斯洛的案件属于比例相对较低的“陌生人强奸”。——“我时常庆幸自己与那个强奸我的男人素昧平生……这意味着我被强奸并非出于对我的某种背叛。我从来不用质疑我与他人的关系，或怀疑我周围的异性朋友。强奸我的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那个坏人’，别说有什么亲密关系，我甚至根本不曾见过他，对他更是一无所知。他也许更像是电影中的怪物，而不是人。”
“明知自己还算幸运，明知自己很可能会像很多人那样身处截然不同的处境，但当我看到有文章在讲到熟人强奸时强调此类案件发生的频率之高，而显得陌生人强奸案鲜少发生、不足一提时，还是难掩内心的愤慨。诚然，跟约会强奸或酒后无意识强奸相比，被陌生人强奸的概率确实低很多，尽管我们这种案件或许如铂金般稀有，也绝不是像独角兽般无迹可寻。这样的案件的确存在。”
陌生人强奸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和人们总是天然防范陌生人而信任熟人有关，而且熟人之间容易建立互相认可的权力关系。但被陌生人强奸绝不是幸运。就算是被猥亵也不是幸运。伤痛没有幸运可言。觉得自己幸运其实是幸存者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安慰。这是伤害持续存在的证明。
去参加的分享会上，朱军案的当事人弦子问了伊藤一个问题，她说，自己虽然也是受害者，但经常会遇到很多比自己受伤害更大的人，问诗织怎么看。伊藤回答，痛苦是没有办法对比的，没有人能体会到你的感受。所以要真正相信自己，你是能体会到那种痛苦的人，因此你能对其他受害者共情。
强奸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个过程往往充斥着暴力，以及死亡恐惧。
《女人无名》：案件记录里头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当时居然还这样恳求弗莱尔：“如果我做得很好，你可以不杀我吗？”
《黑箱》：由于身体和头部被他按住，并压在身下，我渐渐变得无法呼吸。几乎要窒息的一瞬间想到的是：“我要被杀掉了。”
大连街头的“突然”暴力事件，打破了很多人对强奸的具体认知。当时有人写帖子，强调“强奸首先是暴力，其次才是性侵犯”。“大众娱乐中能够认识到的强奸不是对强奸的还原，而是对某种威迫式性行为的夸张：强奸被扭曲为病态的情欲，强奸案中施展严重暴力的欲望，则被完美隐藏。”
但还需要提醒，任何犯罪的形式和实际发生的情形都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说没有激烈暴力的性侵害就不是强奸。受害者在死亡边缘历劫，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
性侵发生之后，幸存者对加害者的恐惧，会持续非常久的时间，即便是看上去非常勇敢和自主的女性。
温斯洛在搜寻弗莱尔的脸书过程中发现：“尽管我急切地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但在脸书上找到他的个人主页后，我还是不敢添加他为好友去看上面的信息。”她在搜寻加害者资料的时候发现在平时的生活里，弗莱尔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温斯洛感到非常生气，“这样一个享受着友情、亲情和音乐的人，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有什么理由强奸我，难道是绝望吗？我写过很多坏人，因为生活过于逼仄，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决定铤而走险。我看见他弹着吉他，看上去那么快乐而无忧，我在心里不停地问：你怎么敢那样？”
弗莱尔甚至热爱音乐，会弹吉他，温斯洛为此质问自己——“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股足以荡涤心灵的清流，所以看到他这样的人居然还会弹吉他时，我的内心是相当震惊的。……或许对无可救药的人而言，创造力并不能完全排遣他们的负面情绪和欲望，反而会让他们心安理得地去干坏事，甚至是刺激他们去干坏事。”
《黑箱》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山口敬之是地位非常高的资深记者和媒体人，在实施犯罪之前，他强调了好几遍推荐伊藤诗织去读他刚在《周刊文春》上发的文章，那篇文章内容是关于越南的韩军慰安妇。这非常讽刺。但人类就是这么复杂而难以预判。犯罪同样如此。
之所以说性侵不只是犯罪发生的那一刻，也有一个理由是，幸存者受到的伤害是持续的，她（他）们需要与公众的刻板印象作战。在某些国家尤其如此。刻板印象可能是“荡妇羞辱”“受害者有罪论”，但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
《女人无名》：“我以前没有但在被强奸后才多出来的一个特点：喜欢把自己裹起来。我因为这会儿天气太热不能裹着我的那条羊毛披肩而提不起精神。我真的很喜欢把自己包在里面的感觉。”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我完全没有被这件事情击倒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在他们看来，但凡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不会像我这样乐观、外向。他们根本不知道，其实还有很多他们认识的人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只不过，他们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还是像这事发生前那样生活下去。”"但普遍的理解有时候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受害者不仅受到了肉体上的伤害，还因此遭受了精神上的永久创伤。为什么强奸不可以让我变得更富有同情心、更诚实、更能接受不同的情感呢？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作假，这是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我该因此感谢他吗？我要感谢的是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们。他应该因为他的罪行受到审判，而不是以我应对此事所带给我的影响作为对他评判的尺度，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我不想说是他毁了我的生活。但我不认为我的生活已经毁了。”
《黑箱》：一位关系亲密的友人告诉我：“你再也不会如往日那样笑了。”闻言，我震惊、错愕。一直相信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事实是，我不再是昔日那只饱饱装满了空气的气球。爆过一次，再用胶带糊好、加固之后，气球不再如往昔那样弹跳轻盈。不过，我仍是我，这一点不会改变。……时间并不会替我们抚平伤痛。我们只需缓慢、耐心地，去面对伤痛，与伤痛相处。不必有任何的勉强。
我很佩服并且尊敬这些女性，她们有着坚韧的力量，以及信心。
温斯洛给受害者提了许多建议，最后一条是：原谅你的朋友。我们是彼此需要，相偎相依的。
伊藤在北京的分享会中这样说：“最大的建议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选择怎样做，从而挺过这个难关。……无论你选择沉默还是勇敢的站出来，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值得肯定的。”
在面对社会结构这个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真实黑箱时，幸存者的继续生存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需要给与勇敢者以支持，给沉默者以理解，即便她（他）们不说。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什么必然的正确，能够幸存，已经是最大的英雄之举。
温斯洛说，把原本零碎的东西组合起来，是一件震撼人心、让人称奇的事。她还举了一个例子，日本的金缮（Kintsugi）修复艺术，用金箔突出陶瓷修复的痕迹，丝毫不去掩饰物品摔成粉身碎骨的过往，而是将它经历过的一切作为物品的一部分，展现其变化和成长，以及历经岁月淘洗所沉淀下来的美。
现实毕竟不是小说和电影，没有一个the end，温斯洛也表示，她对“结束”这个词始终有些纠结。这个词带有一种暗示，那就是受害者有责任通过调整自己的想法或情绪来改变认知，从而让自己能够感觉好些。“这绝对不是画在我内心的句号。”
如果要让正义还有可能，让伤害减到最小，可能我们还是首先需要看到事实存在的罪恶，以及人们观念中的巨大错误和偏差。然后一点点去改变，不断纠正，世界没有那么美好，但是希望会在。但愿如此。
《女人无名》读后感(八)：作者自序及书摘
作者自序
我根本没想到警方会主动找上我。
通常都是我去联系他们的。我的这个案子发生二十多年了；而性侵案办案组人员变动频繁，每次我主动找他们的时候那里根本没人记得我这个案子的情况。但是，二〇一三年九月，他们找到我，通知我第二天会上报的一条新闻好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他们已经确认并且逮捕了那个强奸我的陌生男人。几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有出庭作证的机会。就算他的被捕并不能保证此案最后一定可以进入庭审程序，但至少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开始在自己的卧室里练习上庭作证，并把记忆中的点点滴滴有序地记录了下来。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把事情写出来我就能找到答案，从来都是如此。在强奸案刚发生的那会儿，我用感性而又青涩的笔触把它以校园诗的形式记了下来，如今，我以小说作家的经验把它们又一一叙述了一遍。我只有一次机会把发生的事情讲清楚，我一定得做好。我一直以为“强奸”并不只是一九九二年的那晚在我那间学生公寓的地板上发生的事，它还包括在医院中的场景，事后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的情景，朋友给我的慰藉，以及最后我大学毕业。这些都不能归在出庭作证的证词中，但对我而言其重要性溢于言表，因此我要将它们逐一记录下来。随着我的写作的不断推进，我现在意识到“强奸”还包括这次的逮捕和诉讼，于是我继续写下去。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情感需要及时把握与审视，法律方面也会有一些新的进展需要了解和分析。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让我感到意外的地方，包括几经周折的案情发展，还有那些最终跟我成为朋友的警探和检察官们，以及在我得知那个侵犯我的人的身份后对其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所了解到的那些事情。
一九九二年到现在，时光荏苒，世事变化巨大。我变得更成熟了；也搬到海外居住；并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当强奸案发生的时候，我并不避讳跟周围人谈论这个话题，但在英国剑桥这里，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因而我通过写作的方式把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那些跟我关系密切的人们。比起跟人直接说这事，下笔书写更容易些。我还发现自己居然可以用优美而流畅的文字去描述如此可怕、混乱的事。在这本书里，我既是作者，同时也是这起案件的受害人。
书摘
（书中摘录片段，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你想死么？
傍晚的天色还不算太暗。我注意到有个男人看着我走出了大楼，我一下子警觉了起来。街角那家冰激凌店还开着，店里人们乐呵呵地聊着天，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口味。我在店里换到了洗衣机和干衣机用的25美分硬币。走出店门，刚才那个男人还站在外面，转悠着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我迟疑了一下。这时，他开始朝着我的公寓楼走去，没跟在我身后，而是在我旁边走着；这算不上跟踪吧，我感觉这好像可以接受。他从我后面一点的地方开始走回去，这样走到大楼前的时候他刚好在我背后。我本想走进大楼后立刻把门锁带上，可大门装的是气动关门器，我根本没法把门快速地带上。就在门缓缓关上之前，他一把拉住了门。
我又迟疑了一下。我跟住在同楼层另一间公寓里的女人打过照面，我可以去敲她的门，人多势众，他应该不敢怎样。我正思忖着，他从我身边走过，径直上了楼，看那样子他应该正赶着路并没有跟踪我的意思。他走过我公寓的房门，一路小跑着跨上台阶继续朝楼上走去。
我知道这人并不是住在楼上的那个男人，要么他是来这里见朋友的。虽然我们楼里住的大多是雅皮士，学生并不多，也不常有访客，但我们这儿毕竟是大学城，有访客进进出出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经过那个打过照面的女人的公寓时，我没有停下来敲她的门。我站在自己公寓的门前，刚打开锁，他像弹簧一样从我肩膀后面的楼道里跳过来，顺势推我进门，一把捂住了我的嘴。他关上门，一下子把我推到墙边，脸抵着墙不能动弹。他问我：“你想死吗？”
案发后，办案的警察在医院里给我做笔录，听到我说“你想死吗？”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立刻坐直了身子。他们说，三天前有人在奥克兰附近试图侵犯一名女学生时也说过这句话，不过，那名女学生在他得逞前逃脱了。
我没逃掉。
自杀的事再等等吧，我想恋爱。
在重新回到学校开始上课的几个星期后，我第一次在脑子里闪现出整个事件的画面。上课时我就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赶紧叫上朋友艾伦离开了教室。我们走到发明家乔治•威斯汀豪斯的雕像附近，周围没什么人，我停下来跟他解释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脑子里很清楚此刻的时间和自己所在的地点，我也知道这会儿校园里非常安全，可我的身体和情绪所反应出来的完全不同，我仿佛回到了一月前那个可怕的星期日，在我的那间单身公寓里。虽然我清楚其实这会儿什么事都没有，也不需要害怕什么，但我仍然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我的情绪和身体的感知，完全脱离了我对现实的认知，这实在太可怕了。说真的，我当时真的认为自己已经发疯了。
有时我觉得自己有点自杀倾向，但我并没有真打算要那么做。对于自杀我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如果等到明天你还觉得有必要自杀，到那时你再动手也不迟。我就每天这么告诫自己，到了第二天还这么说，于是一而再再而三，自杀这事也就一路给推后了。
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人。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对我应该也颇有好感，但我们之间不能有性爱，这点让他最终无法和我走到一起。我陷入单相思而无法自拔，这反而帮助我分散了被强奸的悲伤和愤怒。
大学校园里遍地都是失去青涩爱情的伤痛，而我现在也像普通人一样失恋，这种感觉很美好。让我痛哭流泪的不再为那个将我压倒在地上、撕开我身体的坏男人，而是我深爱着但却不爱我的好朋友，这样的转变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呢。
又一个受害者，这次轮到他跑不掉了。
这个新的受害者也是看到门外拿着文件夹的男人就给开了门，但她没有捐款，等她想要关上门时，他却用脚把门卡住，然后推门进了她的屋子，一把掐住她的脖子，几乎把她整个人都给提了起来。
那个男人在她身体里留下的DNA证据，最终让他在二十一年之后，也就是二〇一三年，被缉拿归案，这也让我的案子出现突破的转机。
在还没建立起罪犯DNA数据库之前，警察局实验室有个规定，做DNA检测必须要有嫌疑人，否则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比对检测。现在DNA分析早已是检查的常规项目，但对一些多年的积案，由于时间有限或人力不足，无法进行一一检测。每个送检的积案必须经过仔细甄选。霍南认为东区强奸犯跟我被强奸的情况并不匹配，因此没把我这个案子列在重点刑侦案件里。
性侵案办案组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尽量不去打扰被害人。我可以理解那些想要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生活的人肯定不喜欢警察经常询问她们的经历，一再揭开那道伤疤。但我跟她们完全相反，警察不找我反而会让我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每隔几年就会打电话到警察局，每次都会有一个新的警探接待我，都是我之前没听说过的名字。他们从没听说过我，也不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生在谢迪赛德的那几宗强奸案。于是，我必须亲自跟他们解释一番，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明，这些警探个个都小心谨慎地接待我，仿佛我周围有个肥皂泡泡，他们必须小心不去戳破以免吓到我。匹兹堡警察局每个接待过我的工作人员对我都很尊重、很友善。尽管如此，我的案件依然没有任何进展。他们手头的案子都比我这起陈年旧案更紧迫。我都已经搬到英国在丈夫的家乡居住了，而且我那个案子也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
二〇一三年四月，那个给拿着文件夹板的男人开门的受害人的一个朋友也打了电话给匹兹堡警察局，询问她这起案件的进展。这次她跟之前的那个受害人一样幸运，接待她的也是坎贝尔警探，也把她那个案子的证据送去检测了，结果和二〇〇二年纽约毒品案的罪犯阿瑟•弗莱尔的DNA样本相吻合。九月十二日早上六点，他在布鲁克林的家中被捕。
什么，宽恕他？
有人跟我提起宽恕这个问题（我很感激约翰牧师从来没提过这事）。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期待我回答说可以，但我并不清楚这么问有何用意。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所说的宽恕是指把欠的债免去，这样欠债人就不用再偿还了。但是当我问那些一心想说服我宽恕的人，他们是不是认为阿瑟·弗莱尔不该被关进监狱时，他们一下子怔住了。他们一再坚称必须把他关进监狱。那我就不明白了，人们是怎么才能做到一边想着宽恕别人，一边却想着要把人抓进监狱的。所谓的宽恕不应该是让人不再受罚吗？
我觉得他们认为的宽恕应该是指一种心理定位，是内心的感受。为我着想的话，他们希望我彻底不要再去想那个男人了。而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他们希望我能顺从圣经的教义。
我心里盼着的是他被判处足够长的刑期，最后老死在监狱里，我这样的念头和宽恕背道而驰。我也有些可怜他，因为我知道他过得并不比我好。我无法想象有谁能承受愧疚的折磨，当然，是我觉得他应该感到的那种愧疚。我会怜悯他，为他可能会承受这样的愧疚，或者为他坏到没有负罪感甚至几乎丧失任何情感。也许怜悯已经接近宽恕了吧。虽然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怜悯毕竟也体现了一种仁慈。
他不承认他是他自己。而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被强奸后我立刻去了医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妇科检查，还要在检查项目里加上一个强奸物证套件。为了有一天可以向法庭递呈相关的犯罪证据，护士们在我的身上梳理着、擦拭着，还取走了一些样本，整个过程是令人耻辱和痛苦的。但现在，当初采集的证据似乎已经不够用了。物证套件里的血液样本是一九九二年提取的，不知道是因为变质了还是之前早就用完了，总之，现在留存的样本已经达不到可以检测的量了。
当然，之前采集的血液样本没拿来做过DNA检测，当时只测了血型、标记酶以及强奸犯的分泌物状态等这些比DNA鉴定更宽泛的特征。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这些测试已经做得相当完备了。不过，假如当初我的物证套件没被动过，而是等到现在再拿去做DNA分析的话，效果反而会更好。
匹兹堡那里专门给我在英国当地的警察局寄了一个物证收集包，里面装了“口腔试纸”，可以从我口腔的两侧壁提取样本。提取血液对样本的温度控制有一定的要求，用试纸就不一样，只需要把透明的硅胶包寄回大西洋对岸就行了。一旦收到我寄过去的新鲜样本，匹兹堡那边就会争取从一九九二年在我身体里和剪下的内衣碎片上提取的那个男人的DNA样本中，析出我的DNA。
阿瑟·弗莱尔不想被移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拒绝承认自己就是阿瑟·弗莱尔，那个DNA检测结果匹配的男人，如此荒谬的辩解最终肯定会被推翻，但这个过程需要耗费一些时间。坎贝尔警探之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这么拖延一下反而对我有所帮助，我这个案子的证据也有机会可以递呈上去。而会不会没赶上跟另一个受害人的案子一起受理，我对此一直担心到不行。好在整个审理节奏跟化验室一样进展缓慢，只要法庭和司法鉴定两边的进展保持同步，就算等久一些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时候，起诉时效的问题来了。在美国，对于重罪的起诉时效相对较短；以强奸案的起诉时效为例，罗德岛最短，仅为三年。而宾夕法尼亚州在一九九二年时仅为五年，现在已经延长至十二年。
证据的有效性是诉讼时效出现的原因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目击证人的记忆逐渐模糊，实质性证明（比如显示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可能已经被丢弃。有时候被起诉人由于客观原因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这个时候提起诉讼也会有失公平。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DNA鉴定等新的证据形式也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人在很久之前犯过一次罪，但之后没有再犯，这些人往往被认为已经改过自新，是一个对社会更有积极意义的公民，而不是囚徒。这种观点也是诉讼时效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我并不喜欢这个理由，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确认罪行的轻重，而确认的形式就是量刑。
起诉时效主要用来防止出现指控延期，但在陌生人作案的强奸案里，起诉延期所指的并非指控，而是指确定嫌疑人。这个区别非常关键，有些州利用这个概念绕过他们现行的诉讼时效的限制。有两种比较普遍的操作办法：不具名逮捕令（例如，指控可以是“无名氏，男性，DNA样本具有以下基因定位……），以及用新的DNA例外条款来修正旧的法规。
宾夕法尼亚州在二〇〇四年采用了第二种方式，增加了一条新的法律条款，允许在找到新的嫌疑人之后，对已经过了起诉时效的案件用新的DNA比对重新审理。正是这一条给我的案件带来重启审理的契机。如果DNA没有比对成功，哪怕嫌疑人认罪，法律上也不会进行起诉。
《女人无名》读后感(九)：强奸发生之后：从不完美的受害者到勇敢的幸存者
为什么犯罪者劣迹斑斑却苛求受害者纯洁完美？为何犯罪者定罪要取决于受害者的完美程度？完美受害者的逻辑是如何深植于社会文化体系甚至法律制度之中并持续运转的？
原文发表于界面文化
“我一直以为‘强奸’并不只是一九九二年的那晚在我那间学生公寓的地板上发生的事，它还包括在医院中的场景、事后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的情景，朋友给我的慰藉，以及最后我大学毕业……随着我的写作的不断推进，我现在意识到‘强奸’还包括这次的逮捕和诉讼，于是我继续写下去。”在《女人无名》一书开篇的自序中，作者艾米莉·温斯洛这样写道。
1992年，当时还在匹兹堡上大学的艾米莉·温斯洛遭遇一名陌生男子入室强奸。2013年，当她已经在英国组建家庭，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并走上职业写作道路之后，当年侵犯她的那个男人因涉嫌其他案件被警方逮捕。21年前那起不了了之的强奸案也因此再度进入了调查程序。作为一个侦探小说创作者，艾米莉怀着极大的勇气与好奇心，以旁观侦探的视角，对当年的罪犯弗莱尔展开了一场个人调查。她抽丝剥茧般拼凑出了罪犯的种种过往，同时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生活片段以及有关此案的庭审经历穿插其中，完成了这本《女人无名》。
《女人无名》作者艾米莉·温斯洛我们当然可以将《女人无名》视作一场对于姗姗来迟的正义的追寻，也可以看做是一位女性只身一人惊心动魄的追凶之旅。然而如果站在一个更为重要也更具公共性的视角上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次对完美受害者文化的深度反思。当曾经的“完美受害者”——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在从洗衣房回家路上遭遇罪犯跟踪并入室强奸的处女——21年后重新走上法庭，她为人妻为人母的身份对于公众以及法庭对她的判断有着何种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来自何处？为什么犯罪者劣迹斑斑却苛求受害者纯洁完美？为何犯罪者定罪要取决于受害者的完美程度？完美受害者的逻辑是如何深植于社会文化体系甚至法律制度之中并持续运转的？
不完美的受害者：走出强奸阴影的我“算哪门子的受害人”？“很明显，假如他们要给我的案子定罪，就得要求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内心破碎的小公主。我这么说完全是因为自己就是一个这样非常接近所谓完美的受害人：强奸案发生时，我是一个内心虔诚、头脑冷静的处女，现如今我已为人妻、为人母。但是，如果我说他干了我，那我就跟这样的完美形象丝毫不沾边了……我得装得跟个傻子似的，但又不那么傻，愣愣地一字一句地说‘他把他的阴茎放到我的阴道里。’这可真***瞎扯淡。”
在筹备正式庭审出庭作证时，艾米莉·温斯洛写下上面这段话。她道出了自己面临的一个困境——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当她那完美受害者的“保护层”逐渐褪去之后，她究竟该以何种姿态站在法庭上，面对辨方律师的问询以及陪审团审视的目光？
之所以将完美受害者称为“保护层”，是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公众的同情。挪威犯罪学者Nils Christie曾于1986年给出过完美受害者的定义。在他看来，一位在看望自己生病的姐姐的路上被一位滥用毒品的成年男性抢劫的老年女性具备了完美受害者的全部特质，这包括：
相对施害者而言，受害者处于弱势地位（受害者极有可能是女性、生病、很年长或者很年轻）； 受害者起码在从事合情合理的日常工作； 对于发生的事情，受害者无可指摘； 施害者对受害者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能够用负面词汇进行描述； 施害者不认识受害者，也和ta毫无关系； 受害者拥有力量、影响力，能够成功言说自己的受害人地位并且获得同情。如果按照上述标准进行衡量，1992年的艾米莉的确是一位完美受害者。她是白人、年轻处女，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案发时从学校附近的洗衣房回家，走在自己的常规路线上；而对她实施性侵的人，在案发之前与她素不相识。可即便她如此完美，在各个方面无可指摘，袭击她的罪犯却仍然逍遥法外，直到21年之后因为其他案件被缉拿归案。可是此时，艾米莉已经并非一位“完美受害者”了。她已婚、已育，不再是那位不知道性爱为何物的“纯洁女孩”。
完美受害者的逻辑是如何根植于社会文化体系以及法律制度中并持续运转的？为此她深感惶恐，她在上庭前一次次演练自己的言行举止，考量自己的穿着打扮。她想要化妆、吹头发、穿合身的衣服，因为她知道她要接受陪审团和现场旁听者的审视，“那些人会想他当年为什么会对我动念头，他们在脑子里给我打分，看我是不是真值得他这么做。”她要表现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但是不能爆粗，看上去要悲伤且脆弱，但不能愤怒。“万一人们认为我拥有太多幸运或幸福，或太过强大，他们可能就不觉得弗莱尔做的那些事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他们会认为我应该不需要什么了，甚至也不需要让他受到惩罚了。”
所有的重压都在艾米莉这位曾经的被害者身上。她需要通过自己的陈述和言行举止，来反证罪犯对她造成的伤害。这涉及强奸或者性骚扰案件的一个重要悖论：受害者需要通过确认和检验他人在自己身体或心理上留下的伤害，来确认对方的罪名。伤害的消退在证明受害者回归正轨的同时，也有可能为受害者带来“无可查证”的危险。
在阅读和了解匹兹堡东区强奸案审判的资料时，艾米莉找到了一段另一位受害人呈给审判庭的“受害说明”，其中描述了强奸对其造成的持续的身体伤害、职业影响、反复的自杀倾向、对性爱的恐惧、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长期的忧郁症困扰。她接着写到：“读到这样的文章让我感觉有些害怕，这些症状我都没有，我算哪门子的受害人？能够从阴影中走出来，原本应该是一场胜利，但我怎么反而觉得让自己失望了。这种以我的恢复情况来衡量强奸犯的恶劣程度的标准，在我看来有失公平。就好像我恢复得越好，越能重新振作起来，他就越是可以得到宽恕，他对我所做的一切也越是可以被忽略。”
要在舆论层面打破这种悖论，就要让公众了解：伤痛的缓解甚至消失，并不意味着施害者可以借此开脱免责。正如她在《女人无名》中所写：“我该因此感谢他吗？我要感谢的是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们。他应该因为他的罪行受到审判，而不是以我应对此事所带给我的影响作为对他评判的尺度，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Nils Christie提出完美受害者理论仅仅是一个假设模型。他指出，对于大部分受害者和侵犯者来说，他们并非完美的，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会“犯错”，会判断错误，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就应该被侵犯。
能够从阴影中走出来，原本应该是一场胜利，但我怎么反而觉得让自己失望了媒体人吕频在其文章《女权者真被“打脸”了？》中也谈到了“犯错”的受害者。她认为，一些强奸受害者容易成为糟糕、失信的受害者，她们总是犯错误——没有正确和及时充分反应，遇事又不够勇敢果决，并经常自欺到最后一刻；事后又因恐惧情绪错过报警，又或者由于愤怒试图威胁对方。吕频写道，绝大多数犯罪都是因为受害者的错误或无能才能成功，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有问题的”，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起犯罪行为成立的前提。
实际的调查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点。根据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的当时身体会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陷入一种解离状态，即紧张性强直静止（Tonic Immobility），通俗来讲，就是陷入“假死”状态。这种因恐惧而无法动弹的状况，绝不意味着受害者没有反抗的意愿，更不意味着ta们因此就应该被侵犯。但以日本为例，在对强奸罪进行审判的时候，质询的不是受害者心中是否有拒绝之意，而是这种拒绝之意有没有明确传达给嫌疑人。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指出，在案例法中，庭审过程中对于被害人个人历史的挖掘，成为了性骚扰或者性侵案件中对于被害人可信度攻击的重灾区。
要求受害者完美无瑕本身便是无稽之谈，而“谴责受害者”思路中最众所周知的理论“公平世界谬误”更是一种极大的误导。这种理论假设世界是完全公平的，灾难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到一个人头上，只要ta行为得当，就绝不会遭受不幸，受到伤害的话一定是因为受害者本身有错。“公平世界谬误”将人置于真空状态，强调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个体客观身处的权力结构与宏观制度。这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范式下原子化个体盈亏自负的假设，这一假设建立起了一种关于性暴力的个体化和私有化话语，而忽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中结构性的性别歧视和权力关系不对等的问题。
勇敢的幸存者：强奸不仅包括一次侵入，还有挥之不去的记忆及无果的法律程序完美受害者迷思造成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将受害者永远禁锢和限制在受害者的位置之上，哪怕已经走出过去、重新开始，ta在他人眼中也仍旧是残缺的、可怜的、永远活在阴影下的。人们会小心翼翼，在谈及这段过往经历时眼神闪躲、言辞闪烁，甚至直接避而不谈。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也是根植于完美受害者模型的——受害者被想象为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仿佛一生都无法走出阴影。
艾米莉·温斯洛在书中也谈到了周遭朋友对她的看法：“他们听说我的遭遇后都感到很吃惊，因为在他们看来，但凡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不会像我这样乐观、外向……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强奸其实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误解’或是‘一场不愉快的约会’。但是，这种普遍的理解有时候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受害者不仅受到了肉体上的伤害，还因此遭受了精神上的永久创伤。”她并不喜欢诸如此类的看法，并在书中反问道：“为什么强奸不可以让我变得更富有同情心、更诚实、更能接受不同的情感呢？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作家，这是我现在从事的工作。”
艾米莉所提到的人们对于受害人的极端想象，甚至深深根植于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在跟随她一起追踪罪犯过往的人生经历，一点点将散落各处的细节与生活碎片拼凑成一幅完整图像的过程中，作为读者的我也常常感到诧异——为何一个曾经的受害者要如此执着于施害者，并对他的过往投入如此之大的耐心、决心与好奇心？为何她要一次次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他的名字、追查他的照片、了解他的家人并试图拼凑他人生的时间轴线？为何她会写下“知道他的名字，找到他的照片，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一种馈赠。我正在打开这个礼物”这样的语句？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令人毛骨悚然。馈赠——那些过往的伤害、那些持续的疼痛、那些对她生活造成举足轻重影响的线索——怎么会是一种馈赠呢？她是否并不像她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个自己？她是否从未走出过这段经历，以至于在长达21年的人生里始终活在这起强奸案的阴影之下，以至于她的一言一行、她的每一个人生选择都和这个罪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不是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当我再转念一想，这种想法是否也落入了完美受害者的陷阱之中呢？为何在我们的认知里，受害者这个标签就是一生都无法摆脱的？为何曾经的受害者不能彻底摆脱过去、开启全新生活？为何一位受害者对施害者展开追踪调查的出发点不能是极大的写作热情与好奇心，而一定是PTSD？
这也是为什么在对待性骚扰的时候，有些人主张不要继续使用“受害者”（victim）来称呼ta们，而要将ta们称为“幸存者”（survivor）。从受害者到幸存者，往往意味着一个个体从过往的伤痛中走出来，也意味着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开展新的生活。而如果个体已经做好准备重新开始，周遭的亲朋好友和社会舆论又有什么理由加以阻拦？我们为何要一直被完美受害者的理论绑架与胁迫？
在《女人无名》的结尾，在艾米莉·温斯洛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即将要打一场漂亮仗的时候，她被告知，按照修改过的州法律，她这桩旧案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去。当年对她实施强奸的阿瑟·弗莱尔自由了，但他的DNA数据仍将保留在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中，只要其他案件有任何全新或者最新处理的证据出现，都会被拿来进行比对。这并不是我们预想中的光明结局：罪犯绳之以法，正义终得伸张。
但这却符合强奸案件的常态。全美性侵热线等机构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000起立案的强奸案里，大概只有200多起是受害者报告给警察的；在进入到警察调查环节后，大多数案件的警察会认为证据不足以实施逮捕，大概只有40多起会逮捕嫌疑人；嫌疑人被逮捕后，如果审问不出东西，就会被释放；审问之后，案件会移交给公诉人，由公诉人决定是否要起诉；即便起诉，原告也不一定能赢下案子。因此在1000起强奸案中，走完以上流程、受害者能够真正上庭并且赢下来的案子，大概只有5起。而强奸犯被缉拿归案，很多时候也并非因为强奸，而是因为其他类型的案件。因此，法律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公平与正义，但未被绳之以法也不代表罪行没有实施，也绝不代表伤害没有造成。
正如艾米莉在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强奸不仅仅意味着一次侵入，而是包括日后那些反复到来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以及之后可能旷日持久又无疾而终的法律过程。类似地，从受害者到幸存者的过程，也不仅仅意味着身体和心理伤害的消失，它还意味着亲人朋友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支持与理解，意味着在事发之后不要对受害者轻易指摘，意味着不要落入强奸文化的陷阱，将强奸归咎为个体疏忽与不小心而非结构性的性别暴力，更意味着当受害者渴望并且最终得以走出伤痛时，我们不要再将其禁锢和封锁在那片阴影之中。
《女人无名》读后感(十)：《女人无名》：要求受害者宽恕是对伤害的无视
性侵案的案发现场，隔绝的私密空间，被称作“黑箱”。而揭开这个“黑箱”后，暴露出的则是存在于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更大的“黑箱”。
今年4月出版的《黑箱》一书希望大众重新关注性侵案件立案之难和对受害者的隐形伤害。
作为日本一起性侵案的当事人，《黑箱》作者伊藤诗织是该国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自己遭受强奸侵害的女性。她被日本著名记者山口敬之性侵，但日本警方则一再告知她，“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这种情况就是‘黑箱’，收集证据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和性侵案立案难度极大的日本不同，在性侵案立案相对容易且司法体系相对完备的美国，是否能够打破“黑箱”的束缚，最终让罪犯被绳之以法，让受害人得到正义的抚慰呢？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译作《女人无名》讲述的正是发生在美国匹兹堡的真实案例，而这个故事的结尾也并非我们预想中的那样光明。
作者| 王芊霓 严月茹
1992年，身为表演系大三学生的艾米莉·温斯洛被人破门而入后强奸。此后，她记录了自己长达二十年的司法维权之路。虽然侵害人在二十年后被缉拿归案，嫌疑人阿瑟·弗莱尔的身份也被最终确认，艾米莉却很难称得上是得到了真相和正义，也很难说是维权成功。
司法维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你知道一氧化碳是怎么让人中毒的吗？一氧化碳并不会主动伤害你，它既不会燃烧，也不像硫酸那样腐蚀身体；但它会把原本该氧气待着的地方占了。”沉重的压抑感使得艾米莉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但这次不是因为他（阿瑟）捂住了我的脸，而是因为空气突然被抽空了”。——《女人无名》艾米莉·温斯洛（Emily Winslow）“站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面对充满同情的陪审团和伸张正义的法官，说出事实真相，将他绳之以法。这正是二十多年来我梦寐以求的一切。” 艾米莉在书中写道。
可是这场性侵案的维权之路却是异常艰难。和伊藤诗织多次立案被撤不同，美国警方很快介入了艾米莉案件的调查。可面对不知名的嫌疑人，横亘在艾米莉面前的是漫长的等待。除了期待有一天嫌疑人的DNA被录入系统后匹配上，追捕遥遥无期。
2013年，随着一个类似性侵案件的嫌疑人被捕和DNA的录入，艾米莉终于看到了曙光。艾米莉在当年案发时就保存了侵害者的DNA样本，借助完备的技术，最终她成功以受害者的身份对阿瑟·弗莱尔提起了诉讼。
就像所有性侵受害者都需要自证清白一样，即使是艾米莉这样明确的受害者也需要写一份“影响声明”。（影响声明（impact statement）是由受害者所写并在庭审宣读的声明，内容即这项罪行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之后，法院会参考各种因素，包括这份声明对罪犯进行量刑。）
“……假如他们要给我的案子定罪，就得要求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内心破碎的小公主。我得装的跟个傻子似的，但又不那么傻，愣愣地一字一句地说‘他把他的阴茎放到我的阴道’里”，“只有让我的情绪真实地流露出来，才能让陪审团看到我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但我同时还是得注意把握好尺度，不能因为太过愤怒而冒犯了他们”。只有性侵案亲历者才能指出这种悖谬的存在：幸存者希冀通过庭审洗去性侵所带来的伤痛，而庭审现场却需要她用“卖惨”给加害者量刑。意在维系正义和公平的法律系统，却同时需要通过受害者“放大”自己所受的侵害来定罪。
艾米莉自己把这场起诉称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庭审日期因为DNA检测、嫌犯要求精神鉴定、更换辩护律师等原因一拖再拖，艾米莉一次次在拉锯战中失望、重燃希望、再度失望……终于，庭审日期定了下来。
可就在距开庭只有4天时，艾米莉却被告知该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新的追溯法案于2004年出台，只能作用于2004年以后的案子——而艾米莉的案子发生在1992年——这意味着她一年多的努力瞬间化为了泡影，她好似被重重地打了一拳，瘫软在地。
这一年多来，从警官到律师，从未有人意识到“追溯期”的问题，这让人不得不质疑“诉讼时效”存在的合理性。
证据有效性是限制诉讼时间的缘由，但随着科技的发展，DNA鉴定等证据形式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人犯了一次罪之后没有再犯，就不必再追究。因为对于社会而言，这才是“更积极的导向”。
因为诉讼有效期的限制，嫌疑人最后并未被绳之以法，而艾米莉期盼已久的公正将永远缺席。社会机器的低效，大众的健忘，人们总误以为等待终将迎来正义。这一切在艾米莉看来，只是悲剧的不断重演。
期待幸存者宽恕是对伤害的无视
性侵受害者，以及他们身边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是否选择“宽恕”的问题。
受到儒家文化深远影响的东亚地区，对伤害的宽恕似乎成为某种理所当然或别无选择。可是这样一种要宽恕的文化压力，却可能最终击溃受害者。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这里的强暴，不是肉体被侵犯，而是当一切作为社会准绳存在的理念，比如公平和正义难以实现之时，我们被曾经笃定的理念所“强暴”。
身体上的伤害伴随着精神的折磨，这位年轻的女作家被击溃了。她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谈何宽恕。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1991-2017）可是，为什么性侵受害者们会在饱受文化压力，甚至往往被认为是偏执的情况下依然选择通过写作或法律的途径发声？
艾米莉给出了她坚定地寻求法律定罪的理由。一方面，对于受害者个人而言，法律上对“罪犯”的认定是她们重拾信心的重要支点。 “法律的量刑是给予受害者价值的途径，这也是他们唯一可以得到疏解的方法”。另一方面，法律对危害社会安全的人进行制裁后，可以保障更多公民的人身利益。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当朋友和艾米莉聊起宽恕时，她说，人们期待我回答“可以宽恕”，但我并不清楚这有何用意。
通过宽恕和遗忘来让性侵在公共视野里消失，这背后代表的其实是法律的失灵。
人类社会运转的基础是人们对于共同准则的维护和践行。而法律存在的意义，是用强制手段处理那些无视准则的人。倘若这些问题可以被宽恕，法律的意义何在？！无论个体选择“宽恕”与否，政府和社会机构都不能将自己从这场讨论中抽离出去，企图逃避责任。
用道德来解释法律处理不善的地方，是对现有体制的妥协，和对性侵害的无视。一步步的退让，无法坚守准则，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当加害人未受到法律制裁前，有关宽恕的讨论实则是对受害者无形的伤害。
而对受害者最好的抚慰，永远是来自社会正义声音的支持。比起宽恕，我们更应该学会如何捍卫。
在《女人无名》的开头，艾米莉提到，她希望将这本书“送给无比怀念的约翰·休斯”，作为艾米莉的心理咨询师，约翰从未提过宽恕的话题，“从不让我迫于压力不得不以德报怨或不计前嫌”。
艾米莉认为，是否要宽恕那个施暴的人，以及这种宽恕要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必须由每个受害人自己考虑清楚，而她“并不介意他（加害人）在监狱里找到内心的安宁，这也许也算是一种宽恕，或者说看开了吧”。
受害者的亲人朋友该如何守望相助？
性侵案发生后，受害者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但同时，无论是参与案件的警察、律师，还是受害人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是社交网络时代的网友，表面看似无关紧要，实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1992年，彼时强奸刚刚发生，艾米莉给了自己一年时间调整，她暗下决心：“我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但不能过度依赖”，“我可以在白天的时候打个电话过去大家小聚一会。最重要的一条是我绝不允许自己在晚上把朋友叫醒。我必须学会在夜里照顾好自己。这让我对自己有最起码的尊重”。
她无疑需要朋友的关爱，但也常陷入“表达悲伤”的窘境。一方面，她担心自己的悲伤得不到回应，同时，她也害怕自己的悲伤给他人压力。
这样的表达困境也同样存在于同情者身上。第一场听证会后，因为不想勾起艾米莉的伤痛回忆，很多朋友不主动向她提及这件事，这让艾米莉感到失落。
她承认，“我已经主动写邮件说这件事了，但每次都要我这样遭受创伤的人一再要求，大家才会和聊这事……”，“作为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人，我不太能接受他们用悲伤的表情和我沟通。我倒是希望他们可以跟我说说话，聊聊天”。
艾米莉将她身边的人比作“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巨型机器”，这台机器正愤愤不平地为她忙碌运转。她不需要“愤懑不平、大呼小叫、不断要求、强硬有力”，因为这台机器已经“轰隆隆地碾过这些继续往前走了”。
在这台机器中，有两个人对艾米莉至关重要。一位是约翰·休斯。另一位则是1992年强奸案发生时的主管警官比尔。
约翰在剑桥大学工作，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牧师和心理咨询师。除了第一次聊天是艾米丽主动寻求帮助，后面的约谈都是约翰主动提出的。当艾米莉不知如何和朋友开口提起自己的经历时，约翰总会替她去和别人沟通。正是约翰这一系列举动给了艾米莉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同时开解了她。
比尔和艾米莉相识于1992年。时隔20年，但艾米莉再次提起诉讼时，他已不再是警察，可当艾米莉重新联系他时，他立刻到警察局总部调阅了当年的卷宗，并和接手的警督沟通情况。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通邮件，且留出时间参加她的听证会。
1992年的那天晚上，比尔用工整的笔迹满满记了好几页，这让后来的警官都感到惊叹。听证会后，法官决定正式立案，比尔抱着艾米莉哽咽痛哭：“这个结果很好。这个对我也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对于艾米莉而言，只有比尔见过当时那个慌乱的、流着血的自己。
他的存在和强有力的支持让艾米莉知道，自己并非孤立无援。
从约翰和比尔身上，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出几点受害者的身边人比较恰当的做法：一、不要随口提起宽恕的话题，尤其在案件没有进展的时候；二、主动询问受害人近况和案件进展，询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三、为他们的案件做力所能及的事，“记住”本身也有意义。
在全书结尾，艾米莉提到了日本的金缮（Kintsugi）修复艺术，用来表达她内心对过往伤痛的全新态度，这也终于稍稍让人感到宽慰。
金缮（Kintsugi）修复技艺是用金箔突出陶瓷修复的痕迹，丝毫不去掩饰物品摔成粉身碎骨的过往，反而将它“经历过的一切”作为物品的一部分，展现其变化和成长，以及历经岁月淘洗所沉淀下来的美。与传统修复术强调完好如初、不留痕迹等完全不同，这种修复方法体现了新的美学态度。
日本的金缮（Kintsugi）修复艺术——瑕疵的重生艾米莉被这种修复术打动了，在内心深处，她也不想否认和掩饰自己曾经的粉身碎骨，她希望能安全地袒露这些伤痕，她不认为只有完美和快乐才是美的；残缺、变化、沉淀也是美。
是的，除了呼吁法律的完善，除了远离“完美受害者”的迷思，我们也不应否认她们曾受过的伤，不应要求他们放下和遗忘。唯有如此，在司法的真相和正义到来之前，她们才可以坚持地更久一点。
（图片来自网络、文章首发澎湃新闻“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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