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妥协》读后感摘抄

　　《男性妥协》是一本由蔡玉萍 / 彭铟旎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 元，页数：1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男性妥协》读后感(一)：男性妥协背后的女人故事

　　看的总算明白了，当时在北京三里屯里某书店的社科类书柜挑挑拣拣，看见这个，拿起来翻了会介绍，觉得有意思就买了。

　　没想到这个书成为了我理解我爸妈非常有用的书，本书借助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的贯通去分析男性如何在城乡迁移中应对自己的恋爱、婚姻、养育孩子、父母养老等问题，尽管男性会由于现实经济原因而作出男性气质的妥协，譬如家务分担、孝子身份的其他完成方式、思念家庭的情感挣扎……但事实上作者提出的这种男性妥协她自己都觉得不过是暂缓之策，性别平等并没有在其中真正运行，相反男性妥协只是看到了女性能为家庭带来收入而选择让女性投入城市运作体系中，再者讲的男性妥协是那种男性对于家庭情感的重视，他们觉得这种牺牲理想的妥协是为了家庭，而同时这也证明儒家思想中家庭的因素始终在此。

　　我大概能从前面的案例随后的分析中有看见作者对这种所谓的妥协其实不抱有坚定的态度，它是存在的，但不足够强大，因为男性气质的妥协它只是屈服于现实经济压力而做出的选择，男性的妥协话语里面总是反复出现这是他们唯一的方法。知道这妥协其实并非观念上有对女性的尊重，但万万没想到最后作者那么直白地说，只要当这种外界条件消失，这巨大城乡迁移中对男性气质影响的改变便会消失。

　　因为知道在城市里打工便无法实现孝子床前侍奉的角色，因此放弃都市浪漫的爱情而接受父母的本地女孩婚姻，是妥协之一。因为经济困窘南方和在都市里认识的女性结婚，婚后由于双职而不得不承担一部分养育责任和家务（因为请不起保姆）。因为要养家糊口，忍着对孩子老婆的想念而在城市生存，觉得自己的牺牲都是为了家……

　　作者把这种行为背后的观念称为“可敬的男性气质”，我觉得挺对的，但这种妥协似乎并不能告诉我们女性则在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女性只是配合着男性的这种妥协地位而出现。

　　尽管男性声音缺乏，但看到最后，我还是对那群“本地女孩”的故事更感兴趣。

　　《男性妥协》读后感(二)：虚伪的统治和现实的妥协

　　首发知乎专栏：神圣武装（https://zhuanlan.zhihu.com/p/85830856），作者就是本人。

　　写这篇文其实算是个机缘巧合，之前我在当当上找书的时候，在新书榜里看到了我们今天要写的文章，因为篇幅不长，价格也可以，所以就在准备买的《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导读拉康》，以及许倬云的《万古江河》的时候，加上了这本书。

　　其实看文章得目录的时候，我就计划写一个说书，给大家讲讲这本书。

　　今天收到，然后看完，打算以我的视角，来为各位讲讲这本书。

　　各位有兴趣的，也可以去买一本这个书。

　　我想说这本书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这本书是说男性农民工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18年，农民工的总体人数已经到达三亿，而其中，55%则是男性，总共有1.65亿男性是农民工。

　　所以说，在目前的男性问题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农民工的问题，所以用农民工这个群体来作为我们观察的角度，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

农民工状况：

　　以代际为分界线，农民工群体可以粗略的分为两类，即为在改革开放时期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后代，在近十年进城的第二代农民工。

　　这两代农民工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经济关系。

　　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为了贴补家用，用费孝通的话来说，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为了调和现代化和农村传统的矛盾，是一种农村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被动的防御行为，所以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模式还是以农业为轴心的，也很少有举家进城打工的。

　　而第二代农民工则特殊的多，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农民工举家搬迁到城市打工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城市经济和消费的发展，使得他们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缺乏务农经验使得他们越来越远离了农业生活，第二种是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侵略使得他们与农村的传统经验变得更加难以调和。

　　加上我国户籍制度和单位结构以及各种歧视性政策，使得农民工很难在城市中立足，除非花大价钱去影响

　　低收入，高消费，传统的影响，城市价值观的侵略，这四个因素，深刻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书名所写的：《男性妥协》

恋爱和婚姻：

　　新兴的城市价值观，深刻的影响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观点。

　　正如书里所言：男性农民工将“女朋友”和“妻子”的类型的进行区别，反映出了他们对现代都市的浪漫情感观念的接受，甚至是内化。

　　他们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通过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接触了有关浪漫爱情的西方话语，他们拥有相对丰富的感情经历，他们认为受女性欢迎是可以在谈话中骄傲分享的一种个人头特质。

　　但是相对的是，在城市里，受女性欢迎的成本是昂贵的，因为约会和消费是城市生活方式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了。

　　大众媒体和商业齐心协力的教育男性，所谓“浪漫”就是给女朋友买最昂贵的礼物，带她们吃美食，带她们去剧院，酒吧，咖啡馆，以及安排各种活动来庆祝各种各样的中国和西方节日。

　　在都市的浪漫文化中，男性的浪漫指数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愿意并且能够为他的女朋友花多少钱。

　　但是这种消费，对于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的农民工是个极大的压力，这也使得他们不得不不断面对其低下的阶层，这引起了一种极大的焦虑感，他们一方面批判女性的功利，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是经济能力影响了他们是否受欢迎。

　　所以这里就有一种焦虑，就是浪漫与功利的对立。

家务劳动：

　　低收入和高消费又催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参与工作程度的提高，以“男人养家”价值观的矛盾。

　　与此同时，家务劳动不得不双方共同进行，男性也必须面对这种新的职责，以及这种职责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

　　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接受，并且开始修改“男性气质”的内容，来适配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结果是绝大多数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照顾的男性正是用家庭导向的的男子气概来合理化他们的非传统男性角色，维护尊严感和生活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男性，可以为了能够更好地从事家务，接受更糟糕的工作环境。

作为一个父亲。

　　当出现了家庭导向的新型男性气概之后，新的父子关系出现了。

　　由于长期无法照看孩子，农民工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因为自认为是失职的父亲，所以他们对于孩子的联系就受到了自责和内疚的影响，很多人因此放弃了传统父职对孩子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孩子远离他们。

　　他们会更加用金钱来补偿孩子，这也是他们和他们的配偶冲突的一个很大原因，因为在传统价值观中，女性其实和孩子关系不大。

　　所以结果是，他们放弃了传统社会男性的大部分权力。

他们换来了什么。

　　实际上可笑，只是些虚名，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父权制的表层，名义上的家庭领导，从夫居和冠姓权。

　　他们通过对于实际的妥协，维持了一种父权制的表面，成为了各种“专家学者”研究批判的素材。

　　他们保证一种“男子气概”，而选择在现实上采取一种灵活的立场。

　　我很难理解。

　　合上书，我们说点东西。

　　书得内容我基本上写完了，最后还有一点关于父母的，我为了文章完整性就这么删去了，想看的可以看看这本书。

　　我早就说过，男权社会是一种虚伪的建构，这个文章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我的问题。

　　实际上为了虚名而放弃实际的，我一直都有看到，所以为了能够改变某些人，我写了这篇文章。

　　口号我就不说了。

　　面对现实吧。

　　《男性妥协》读后感(三)：陈亮评《男性妥协》︱丈夫有泪何处弹？城乡流动中的情感结构

　　在时代的浪潮中沉浮恐怕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要在大潮中掬起一朵浪花，并将其轮廓形状完整清晰地示于世人，很考验社会研究者的功力。这也是《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一书的独到和成功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波澜壮阔、卷挟亿万农民工，相关研究论文汗牛充栋，却少有作品讨论男性在这一宏大历史过程中的主体经验，遑论他们在漂移不定的家庭生活中发展出的颇为细腻和纠结的情感。蔡玉萍教授和彭铟铌副教授在《男性妥协》中抓住了这一普遍存在、又常常被忽略的面向。她们以数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把在东莞、深圳和广州打工的一百九十二名男性农民工、七十一位女性农民工与十一对夫妇的生命经验浓缩呈现给读者。本书理论和文献的梳理缜密、案例类别清晰，加上对关键概念的提炼，显出社会学强大的思考力；与情感有关的主体叙述又颇能使身为男性的笔者感同身受、手不释卷。 正如本书标题所揭示的那样：男性妥协了——或者正在妥协。在城市里，他们与占据支配地位的、强调男性刚强有力、生殖力、财富和创业才能的男性气质论述妥协（17页、第2、3章）；在家庭内部，他们与“男主外、女主内”的理想分工妥协（第4、5章）；在家乡和城市之间维系家庭，他们与构成乡土父权制核心的从夫居制度，以及以从夫居为基础的、照看老人和后代的殷切期待妥协（第9页、第6、7章）。男性气概在经年累月的辗转城乡过程中打了折扣，用更通俗的话来讲，他们认怂了、服软了、变乖了——向爱情、向理想、向家庭、更向生活本身弯腰低头。 从章节安排上看，这本书从亲密关系、婚姻中的家庭分工和家务、父亲的职责和儿子的职责入手，分析男性气概的内涵与变迁，呈现作为恋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男性的主体经验和这些经验的内在张力。具体而言，在亲密关系上，年轻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园、城中村让男性青年有足够的机会与年龄相近、经历类似的异性互动和交往，不断迁移、与妻子分居的男性甚至也拥有了更多婚外情的机会。溜冰场、舞厅、酒吧、咖啡店都是让青年男女们怦然心动并发展一段关系的场所。在城市中的浪漫经历和性经验的多寡，也因此成为男性青年值得炫耀的资本。然而，浪漫和实用物质主义在都市约会文化中往往是混合的，爱情永远与消费捆绑在一起。经济能力不足或低下，都让“骑自行车”的男性在与“开宝马”的男性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这些以浪漫开端的爱情，往往以父母介绍对象、放弃“真爱”、娶家乡邻近地区的姑娘成家作为终结。 “成家”是父权制的男性气概的核心。换言之，在传统的观念中，一个没有成家的男人不算男人。成家之后，父系观念和是否要延续从夫居（即婚后女性进入夫家居住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又成了处在流动之中的丈夫与他们的妻子拉锯的焦点。Stacey指出从夫居是中国父权制的基本结构（77页）。围绕着给儿子攒钱盖房子娶媳妇，不仅构成男方父母的压力，也对在城市里打工的已婚男性构成压力。为了延续父权制这一基石，男性在家的父母和在城乡间流动的男性自身两代人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甚至造成年轻男性倾向生养女儿，也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获得了更强的谈判能力。根据传统，丈夫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他们对故乡恋恋不舍、强调妻子对夫家和照顾子女的责任；而妻子在婚后倾向定居在城市或与娘家一起住，因此双方争执不休。由于经济的局促，丈夫们在往往妻子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大事儿”上妥协，而把孩子留给了在家的父母照料。与此同时，他们把财政权这样的“小事儿”，或委托、或沟通、或通过“表面让步”的策略让渡给妻子。如果说刻意作出“大事儿”“小事儿”的区分还是一种话语上的策略和妥协，那些将收入花费在与朋友喝酒吃饭、赌博、按摩上的男性则常常与妻子发生冲突，甚至不惜使用暴力，以维系日渐浅薄的尊严。 作者观察到，由于迁移而产生的核心家庭化（即一夫一妻共同居住、劳动、养育后代）的趋势，让城市中的女性不得不脱离对其它女性（例如婆婆）的依赖而承担家务，也让男性在参与家庭内部的劳动成为必要。做饭、带孩子、打扫房屋、洗衣服都属于家务劳动。有些夫妻延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这一般是在男性收入较高足以支撑家庭经济的情况下产生的，丈夫取得了家务劳动的“豁免权”。但更多的男性在参与这些女性习以为常的而又琐碎的家务过程中，呈现出一幅渐变的男性气概光谱。丈夫们或策略性地逃避、或选择性接受、或主动参与；有些家务劳动是被认为是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承担的，有些则是被认为更为女性化、为女性专属。而承担更多的和更“女性”的家务，正如作者所言，可能反映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和谈判能力。令笔者莞尔的是一位在家洗衣服、做饭和打扫卫生的丈夫。他特别担心邻居看到他在阳台挂衣服，也怕湖南老乡们发现他在替老婆洗内裤而嘲笑自己。这种暗中妥协、明里藏掖的做派，为作者笔下小人物平凡而沉重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喜剧色彩。

　　在代际关系方面，外出打工虽然有限地增强了男人们经济能力，但是城乡二元分隔、现有的户籍制度却严重剥夺了他们把子女带在身边的权利。有的长期与子女分离的父亲，甚至需要说服留守在家乡的子女接受长期分离的事实：父母就像觅食的老燕子，不飞出去找吃的，屋檐下的小燕子就没有东西可以吃。这些话读来心酸，但父亲们并不吝啬（至少向研究者）表达他们因为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而产生的内疚、痛苦和自责。他们也从与子女在情感上保持疏离而维持威严的父亲形象，转为对子女在经济上和感情上进行双重供养，要么通过物质补偿、要么通过远程网络沟通与异地子女的情感。城乡迁移也造成了与父母之间关系的新问题，创造了一种“反常的代际机制……它使得成年男性无法履行对年迈父母对照顾责任与义务，……也意味着年迈的父母被动员起来解决年轻一代的照料难题”（149页）。但研究者敏锐地发现，虽然男性农民工不质疑“孝顺”的文化观念，在实际行动上，不少男性寄期望于妻子、或者由他们的姐妹照顾年迈的父母，而不由自己承担；他们也发展出了“合作照护”和“危机照护”两种策略，即根据家庭的具体情况在家庭成员中分担照顾任务、或者仅在父母危重时提供有限的照护。 两位作者通过对农民工家庭生活进行剥洋葱式的分析，向读者清晰展示了处于城乡迁移背景之下的男性农民工所面临的多个层面的拉扯，以及伴生的情感与伦理危机。这些拉扯和危机既涉及纵向的、与父权制有紧密关系的父亲—自我—子女的关系，也有横向的亲密关系与夫妻关系。一方面，由于城乡迁移造成的代际分离，对上孝顺、对下保持威严的传统男性气概遭到了挫败；另一方面，男人在家庭决策中起主导作用、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模式也很难在迁移造成的困境和女性经济地位上升的背景下维持。“男性妥协”这一概念描述了“他们”为形势所迫，在行为上做出的调整、改变、退让的过程。同时，从多个维度的细心刻画，也保留了变迁中的男性气概的完整形态。然而男性妥协是有局限的。男性仍然坚持维护父权制的两大基础——父系氏族和从夫居。作者在文末不无洞见地指出，“具体的男性气质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179页）。我们从这里也许可以引发出更多关于社会变迁、文化价值和情感表达的讨论。 至少从男性农民工主体的叙述来看，文化价值观念之变与不变，情感表达是重要的观察窗口。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情感与文化价值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如人类学家Webb Keane指出的那样，诸如价值、伦理等可以视为生活的形而上学的范畴，实际上有其涉身性、情感性基础（Keane 2016）。在纵向的、父系的家庭关系（包括子职和父职）维度上，似乎自责、歉疚、愧疚、失望、骄傲的流露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而在男性对夫妻关系的表达中，我们找不到这些充满敏感性、动情的叙述，他们的“妥协”更关乎社会认可的、外在的面子，而不是出于内化的、涉身的伦理和情感印刻。在此意义上，笔者同意作者提出的男性妥协的局限性，但认为作者将男性妥协与诸如“性别平等的原则”的观念相联系（179页），似乎止步于从观念上探讨文化价值、而没有在作者已经开创的情感维度上，将文化价值的存废和男子气概的变迁的关系的讨论更进一步。此外，作者将传统男性气概仅仅与威严的父亲形象相挂钩，似乎有单薄化传统的男性气概之嫌。姑且不论传统到底采取“父严母慈”或“母严父慈”的模式（例如清末谭嗣同回忆自己家庭是“母严父慈”），将正统的儒家伦理和平民百姓的家庭伦理划等号也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这样有助于反衬出离开父母和子女的男性的情感喷涌状态，但平民老百姓的父系情感在城乡迁移背景下是否具有延续性、而不是仅仅是一种断裂？ 此外，笔者注意到，男性农民工在城乡迁移中被边缘化的焦虑，部分来源于与在老家做生意、开餐馆、有房有车的朋友的比较（46页）；而在城市里，为了维系男性纽带的消费行为，也常常成为夫妻在财政权上的冲突诱因（84-85页）。这似乎暗示着，在离开乡村家庭更近的地方，生活可以更好的延续。周大鸣（2006）指出，随着珠三角“村改居”的行政化措施的实行，城中村对农民工的工作、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非正式吸纳能力也在削弱。在任柯安（2016）看来，珠三角的农民工研究代表着一个极端，那里的城乡壁垒相对难以逾越、剥削也相对严重，而中国成百上千的县城则提供了研究城乡移民的另一个场域，那里移民家庭与原生家庭的联结并没有完全切断。在这些地方，男性气概会如何演化呢？迫使农民工妥协的条件，如作者所言，会不会发生变化或消失，从而出现更传统和保守的性别关系（180页）？还是因为生活境遇的渐进式改善，“小富即安”，而使得对于传统男子气概的坚持变得没有必要呢？其次，这些材料也暗示着，男性群体和男性纽带（male bonds）是一个塑造、强化男性气概的重要场所。不过，男性纽带在作者所引用的康奈尔（Connell）的框架中——在国家、工作场所、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等制度中研究男性气质（20-21页）——是阙如的，而在一些研究中国或东亚男性气概的作品中则很常见（例如Kam Louie 2002）。笔者在对进城男性小商贩的研究中观察到，在城市里，男性群体既是男性个体获取资源和经济上支持的重要场所，也是彼此竞争、情感表达和互相认可的圈子；这种圈子往往排斥女性，从而造成男性在处理“兄弟”关系和夫妻关系时左支右绌、甚至不惜以斥责妻子以维系男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是男性主体经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可以丰富对城乡迁移背景下男性气概演化的讨论。 本书由英文原著翻译过来，因此在译本中保留了一些向英语读者解释的内容，对于中国读者则略显冗赘。此外，尽管理论讨论缜密而丰富（尤其是导论和理论框架对学术读者大有裨益），恐怕也不能为大众读者所轻易理解。不过，鉴于本书讨论的实在是一些饶有趣味的性别话题——何为男人？何为中国城乡变迁背景下的男人？这些男人何以维系流动中的家庭？任何关心当代中国社会巨变之下每一个男人、女人、家庭、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终将老去的父母的命运的人，都可以受益于这本小书。任何像广大的农民工家庭一样跨越千山万水维系家庭、包括两位作者在内的“学术移民”（第4页），都可以在书里的故事找到自己的影子而感同身受。中国社会像一本打开的大书，可以正过来读，从宏观变迁读到个体命运，也可以反过来，从个体叙述读到社会国家。任何一位打开这本小书的读者，无论正着读还是反着读，相信都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细小的浪花跳跃翻腾，感受到笔者所感受到的社会研究的魅力。

　　陈亮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

　　《男性妥协》读后感(四)：魏伟评《男性妥协》︱流动的性别模式和家庭关系

　　来自河南农村的老沈，是深圳一家台湾电子工厂的一名生产线操作工。和中国千千万万打工者一样，他和妻子在城里打工，然后把大部分收入寄回河南，供养留在老家的两个女儿。经济上的支持并不能弥补情感的疏离，老沈对两个女儿深感歉疚。大女儿三岁的生日，祖父母买了生日蛋糕庆祝，但大女儿坚决要等父母回来才吹蜡烛。远在广东打工的老沈夫妻谁也不可能赶回老家给女儿过生日。可怜的小姑娘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蜡烛没吹，蛋糕也没吃，趴在桌上睡着了。老沈第二天从自己父母的电话中听到这件事，这个河南汉子失声痛哭，并决心一定满足女儿的心愿。第二年大女儿生日的时候，老沈特地请假赶回老家为女儿庆生，却目睹了另一个令他心碎的场面。刚刚进村，大女儿冲过来一把抱住他，然后向身边的小朋友宣布：“你们看，我都说了我是有爸爸的。”因为父亲长期在外打工，邻居的孩子就嘲笑老沈的女儿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在经历了与大女儿的种种揪心事件之后，老沈夫妇后来把小女儿接到深圳自己抚养，一直到她长到三岁。面对城里上幼儿园一年五千元的学费，老沈无奈只得把小女儿送回老家。和女儿们的分离让老沈非常痛苦，但为了她们的将来，老沈只能忍受亲子别离之苦，更加努力地工作赚钱（页121-124）。 老沈为了履行“缺席”的父职遭遇的纠结和进行的努力，是蔡玉萍和彭铟旎合著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中众多令人动容的生命故事中的一个。从2012年到2015年，两位作者的研究团队走访了深圳、东莞和广州的六个“城中村”，通过田野调查，观察和了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并对一百九十二位男性农民工和七十四位女性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包括十一对夫妇，旨在改变目前中国城乡迁移研究中男性声音和主体经验相对缺乏的状况，本书的经验数据主要来自对男性农民工的访谈。这些男性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六岁，绝大多数已婚（一百三十七位）和育有孩子（一百三十四位）。他们进城打工的平均年限是十三年，略超半数（一百一十一位）是只身进城打工，另有五十一位被访者是与妻子共同打工，还有三十位被访者是举家进城打工。受访者的职业分布主要有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饭馆厨师或服务员和保安等，还包括少数白领职位（十三位），涵盖了进城男性打工者所从事的主要职业。虽然本书聚焦男性的声音和主体经验，但通过女性主义视角的运用，揭示了这些受访者在传统性别规范下难以表达和鲜被探讨的情感维度。情感饱满的个人叙事，辅以深入浅出的理论分析，即便对于没有学术背景的读者，也能达到欲罢不能的阅读效果。 除了研究数据的丰富和深入，篇章结构的安排是本书另一个匠心独具的所在。通过讲述四位不同世代的农村男性的迁移史，导论之后的第二章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宏大叙述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深入探讨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和其他政策调控对研究对象迁移流动的影响。四位受访者的个人迁移经历被嵌入到中国社会特有的制度情境中，特别是城乡不平等的宏观结构情境及其在新世纪的演变和发展，为后文讨论城乡迁移如何形塑男性农民工在家庭生活中展现的男性气质提供了具体语境。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本书讨论了城乡迁移如何重塑了受访者作为农村男性的亲密关系（第三章）、婚姻关系（第四、五章）、父职（第六章）和孝道（第七章）。由于研究设计中受访者个人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迁移安排的多样性，作者得以在有限的时空中聚焦当代中国男性农民工相对完整的生命历程。通过经历恋人、丈夫、留守儿童的父亲和留守老人的儿子等家庭角色，这些边缘男性的生命历程和国家制度推动的结构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不平等的宏大结构面前，“男性农民工不得不应对这样一种压力与纠结：一方面他们受到强调经济实力的都市成功男性话题体系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看清自己处于城市边缘并具有极为有限的经济资源的现实。”（页48）运用生动丰富的第一手访谈资料，本书向读者呈现了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男性农民工，面临不同的生活议题——无论是期待都市浪漫爱情，还是保持在家庭中的地位；无论是支持子女的成长和发展，还是履行照料年迈父母的责任，然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上述结构性制约的影响。 面对结构性制约，男性农民工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多重的家庭角色和性别身份，以此来应对新的都市环境下对“好恋人”、“好丈夫”、“负责任的父亲”和“孝顺儿子”等角色的评判标准。蔡玉萍和彭铟旎在结论（第八章）中提出了本书的中心概念——“男性气质的妥协”，从性别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男性农民工面对遭受挑战的男性气质所进行的回应、改变和能动性。这一概念揭示了城乡迁移对当代中国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家庭中许多男性的具有支配性的实践已经被城乡迁移所挑战和改变”；“另一方面，男性农民工继续维护着关于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极少用性别平等的原则来解释他们所做的让步，而往往使用与男子气概紧密相关的主流性别标志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页178-179）男性气质的妥协，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受访者生命历程的所有阶段。比如，已婚的农民工迁移到城市后，不仅让渡了许多家庭生活的决定权给他们的配偶，其中有些人还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然而他们会动用传统的性别规范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是因为这些家务劳动是“重活儿”，“要在外面干的活儿”和“重体力活儿”；他们让妻子管理家庭财务，是因为这些都是“小事”；他们之所以和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是因为作为男人，不会和女人争论，同时也是在维护家庭幸福和谐方面体现了男人的核心角色。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把握了男性农民工在城乡迁移过程中进行的改变和调整的过程。正是通过做出这些妥协，男性农民工积极地维护着“流动”的家庭，即在多个地方维持并进行家庭生活。从这个角度讲，城乡迁移进程中移民家庭的成功维续，背后的一个因素正是男性气质的妥协。但是，这种改变是有局限性的，正如两位作者在全书最后指出的那样，“具体的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这预示着，与这些妥协相关的性别平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是短期的，一旦那些迫使男性农民工妥协的条件消失，更加传统和保守的性别关系可能会复苏。”（页179-180） 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当代中国男性农民工进城秉承实用主义策略选择的一个结果。中文译者将英文原作书名中的“迁移”（migration）非常准确地译为“城乡迁移”，从而将迁移过程置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事实上，迁移过程和男性气质的建构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本书开展主要理论对话的西方研究中的迁移和性别，近年来也出现了以跨国移民中普通异性恋男性为主体的研究。这些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父权制传统深厚的亚洲国家的男性跨国移民，到达西方国家后一方面通常会经历阶层地位的向下流动，另一方面也会受到迁入国种族主义性别体制的边缘化，从而遭遇深刻的男性气质的危机。尽管身处不同的社会语境和迁移场景，由于共享的边缘处境，这些男性跨国移民和《男性妥协》中的男性农民工群体还是具有一些可比性。面对跨国迁移带来的男性气质危机，一些男性没有选择“男性气质的妥协”，而是通过“暴力、抛妻弃子或者娶第二个妻子”的方式来排遣作为男性的挫折感，重新构建自我的男性气质（页20）。

　　留守儿童吻别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

　　此外，拒绝妥协，选择回流，也是一些男性应对跨国迁移遭遇男性气质危机的一种策略。这正是笔者研究中国和加拿大之间跨国移民的重要发现之一。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加拿大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由于面临语言交流和学历承认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这些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移民通常经历较为明显的向下流动，不得不从事和他们在中国国内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新的世纪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为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移民提供新的机会。一些移民，主要是男性移民，选择回流国内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相较现有文献强调跨国移民回流背后的经济逻辑，笔者的研究却将注意力投向这些移民通过跨国流动重新构建男性气质的努力。我们的研究团队在上海、北京、温哥华和多伦多同时对移民进行深度访谈，揭示了这些中产阶级移民到加拿大以后遭遇的男性气质的挑战。就业方面的压力最为突出，相比女性移民可以放下身段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比如超市收银员），男性技术移民却很难接受这样的选择。即便那些衣食无忧的投资移民，从国内成天忙忙碌碌，变成加拿大生活的无所事事，也让很多男性受访者感到沮丧。正如笔者的一名受访者概括的那样，“中国的男人需要扮演好两个角色，在家做一个好丈夫，在外结交很多朋友。”社交网络的急剧压缩和限制，也是男性跨国移民抱怨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对于那些相对年轻，在加拿大接受教育的男性新移民，即便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语言和社交方面的障碍，生活在一个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充满对亚裔男性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也让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倍感压抑。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为跨国移民创造了新的机遇。男性移民回到中国“淘金”，不仅重新找到了作为家庭供养者的男性自尊，而且回到熟悉的男性“应酬”文化之中，让他们更加觉得如鱼得水。我们的研究特别关注跨国流动背景下的受访者的性实践及其对艾滋病全球防治和干预的意义。相比在加拿大普遍经历的性压抑，很多受访者谈到了跨国流动带来的经济和文化资本，让他们回到中国的性场域后重拾信心。男性跨国移民的男性气质不但没有妥协，反而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比如频繁寻求不同的性际遇——彰显他们的霸权性异性恋男性气质。 尽管发生在截然不同的社会语境之下，笔者对中加之间跨国移民的研究，发现了与《男性妥协》不一样的围绕迁移和男性气质关系的机制。即便在蔡玉萍和彭铟旎的研究项目中，同样的机制也可能存在。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的双重约束，参与中国城乡迁移的人口大多是“循环性移民”。近年来，永久移民和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页13）。如果男性气质的妥协主要发生在那些永久移民身上，对于以前的“循环性移民”，或者现在的返乡农民工，情况会不会不同？和从加拿大回流中国的男性跨国移民一样，当这些到城里打工赚钱的男性农民工回到父权制传统依旧深厚的农村老家，他们还会选择妥协自我的男性气质吗？又如书中谈到的那些因为经济现实而放弃浪漫爱情理想的年轻男性农民工，选择和自己在城里追求的女朋友分手，遵从父母的安排与老家的女孩结婚（第三章），他们会以与父辈不同的方式处理夫妻关系吗？研究对象身处不同生命阶段个体经验的情境化，是《男性妥协》的长处之一。笔者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或许超出了本书分析和讨论的范畴。但是，提出这些问题仍然具有意义，因为这背后可能涉及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男性气质的妥协究竟是由迁移带来的，还是受制于一个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变迁的力量，比如中国整个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力量的增强？ 其实，无论是《男性妥协》中城乡迁移的男性农民工家庭，还是笔者研究的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跨国流动的中产阶级男性移民家庭，都提醒我们“流动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的一个突出特征。吴小英（2017）撰文直接提出将“流动性”作为理解家庭的新框架，并详细阐明了其中包含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家庭在时空上的迁徙和变动，结构和形态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家庭关系和模式上的流动性和多元化。《男性妥协》研究发生的背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使得农民工家庭在城乡之间交替流动，形成动态而离散的家庭形式，并产生庞大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群体，就是家庭“流动性”在时空变动和形态复杂方面最为典型的体现。然而，“家庭流动性最深刻的层面，则是体现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家庭本身的运行模式，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吴小英，2017：90）。《男性妥协》全书的核心发现，即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男性农民工在家庭中传统支配地位受到挑战的时候做出妥协让步，显示的正是家庭内部权力关系以及家庭运行模式的变化。家庭流动性的这三个层面，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加之间跨国移民家庭的分析，表明“流动性”作为理解当代中国家庭新框架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由于偏离了传统意义上以“同居共爨”为标志的固态家庭模型，家庭“流动性”难免引发争议，甚至被认为是家庭危机的一个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不均、阶层固化、全球化风险和有限社会保障带给个人的不安全感等。一方面，个人的发展和选择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个人难以化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只能转移给家庭。因此，跨越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国家组织起来的“流动”的家庭，“可视为应对扑面而来的全球化与现代性风险的一种方式”（吴小英 2017：91）。作为一种应对风险的策略，家庭的流动性本身也蕴含着风险，除了对家庭成员的能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也需要进入相关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之中。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挑战也意味者新的机遇，正如《男性妥协》充分向读者展示的那样，家庭流动性促使人们打破关于家庭模式和家庭关系方面的固有框架和观念，从而实现家庭理念或者相关的婚姻意识形态上的可能变革。

　　魏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男性妥协》读后感(五)：王欧、王天夫 | 城乡流动与农民工家庭变迁—— 评<男性气质妥协：中国的农民工流动、家庭与性别>

　　一、引言：城乡长期流动与农民工家庭变迁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打工劳动力的主体，其城乡流动模式已发生转变，改革早期(改革开放开始至21世纪初)的单身工人婚前短暂流动和婚后以男工为主的循环流动已转变为农民工家庭或夫妻的长期流动，农村“空心化”和流动人口“常住化”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新的城乡流动模式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劳工问题(如新生代农民工的“增长型诉求”和新抗争方式、老一辈农民工追讨社保的行动等)，冲击了旧的农民工家庭结构。

　　已有研究敏锐地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和夫妻共同流动的趋势更强，更加难以忍受夫妻或亲子分居的“拆分型”家庭模式。不过对城乡长期流动可能导致的农民工家庭的复杂变迁，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家庭构成变化(如各类家庭比例)的描述层次，少数研究捕捉到某些家庭关系的变化(如“个体化”家庭理想的出现)，鲜有研究深入考察流动家庭内部关系的建构过程，更缺乏性别视角的分析；另一些研究虽从性别视角切入流动家庭内部，展现了早期城乡流动对某些家庭关系变迁的影响(如家庭再生产对女工的不利影响和“流动的父权制”的建构过程)，却未系统考察新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家庭变迁的影响，尤其缺乏对男工经验的关注。

　　香港学者蔡玉萍、彭铟旎的新著《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以下简称《男性妥协》)一书基于珠三角三个城市的最新(2007-2015年)田野调查材料，以男工经验和性别视角切入农民工家庭内部，通过男性气质妥协(masculine compromise)这一核心概念，呈现了农民工家庭变迁的复杂过程和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推进了新城乡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家庭变迁影响的研究。

　　本文首先梳理出一个潜藏在该书论证逻辑之中的分析框架，并据此呈现其主要研究发现，接着将该研究发现放入国内农民工家庭研究的文献脉络之中，阐明该书的主要研究贡献，最后指出由该书引出的一个有待深入的研究问题。

　　二、男性气质妥协：

　　城乡长期流动引起农民工家庭变迁的关键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男工与女工之间的性别关系一直是塑造农民工家庭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早期，单身工人流动很快被婚后以男工为主的循环流动替代，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由“流动的父权制”形塑，“拆分型”家庭是农民工家庭的主导模式。进入21世纪之后，新的城乡流动模式(尤其是新生代女工婚后继续流动)打开了新的性别关系建构空间，为重构农民工家庭关系提供了动力。

　　《男性妥协》一书正是在新的城乡流动背景下，以既有研究很少关注的男工经验为对象，通过新的男性气质性别视角切入农民工家庭内部，考察农民工家庭关系的建构过程。该书发现，由于新城乡流动模式既让男工受到城市社会(如城市工作与消费)的强烈影响，又将其置于城市的边缘位置，迫使他们保持与流出地社会的关联，因此一种新的性别关系建构形式，即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男性气质妥协，就成为农民工家庭关系变迁的关键机制。该书据此组织全书各章内容并展开分析和论述，其中潜藏在书中的分析框架见下图。

　　《男性妥协》的潜在分析框架

　　作为两位作者提出的最重要的分析性概念，男性气质妥协是指流动男工一方面携带并坚持农村社会的父权制家庭传统(如父系、从夫居、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和男性的养家者责任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新的城乡流动处境下做出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协商、调适或让步，由此建构出一系列新旧杂糅、形式各异的流动家庭关系。具体而言，在恋爱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出以城市消费为基础的浪漫爱情和婚前性关系，但男工的边缘经济地位却不断侵蚀其物质根基，使该平等化的浪漫关系无法稳定，一部分男工不得不在城市浪漫爱情与农村父母压力之间妥协，甚至接受缺乏浪漫爱情基础的“现代式安排婚姻”(即由父母牵线、子女认可的介绍型婚姻)。在该书访谈的59个35岁以下的已婚男工中，只有6个找了跨省妻子；许多未婚男工表示，在尝试了城市浪漫关系(urban romance)之后，他们最终也会找本地妻子(local wife)。由此可见城市的边缘处境和农村的父母压力对新生代男工的强烈影响，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在浪漫爱情和结婚成家之间作出艰难妥协。

　　结婚成家之后，流动男工在父系和从夫居这两根父权制家庭的支柱上绝少妥协，一部分男工仍然很少参与或策略性地躲避家务劳动，一些深受城市消费主义影响的男工在家庭经济权力方面也很少让步，甚至不惜为此对妻子施暴。与此同时，另一种情况是男工大多赞成妻子继续打工，其中一部分还主动承担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并向妻子让渡管理家庭经济的权力，促使夫妻关系向平等化方向发展。在书中呈现的案例中，几乎所有男工都反对妻子婚后继续对原生家庭进行经济支持，也反对在靠近女方家的地区购房或居住，他们十分看不起上门女婿，甚至不惜以离婚来捍卫父系和从父居原则。尽管绝大多数(约80%)男工认为他们才是主要养家者，但是迫于经济压力，他们中的多数也同意女性以放弃照顾子女为代价到城市打工挣钱。与这种一致性相对的是，男工在让渡家庭经济权力和参与家务劳动方面出现了巨大分化，其中有44%与妻子或家庭共同流动的男工承担了一半或以上的家务劳动。

　　在家庭代际关系方面，打工增强了男工履行传统养家父职(breadwinning fatherhood)的能力，却剥夺了他们通过日常相处管教留守子女的可能性，并造成严重的情感创伤(emotional turmoil)，男工们只能转而通过物质补偿、电话沟通等不得已的妥协方式履行父职。与此同时，男工对留守老人的照料依然秉持强烈的传统孝道观念，但低经济收入和沉重的下一代抚养义务，迫使他们向其他替代性照料实践(如远距离的电话照料)妥协，甚至不得不一再压缩老年父母的照料需求，直到其生命最后阶段才提供危机照料(crisis care)。不过，该书并未详细论及携子女流动与让子女留守的父职妥协差异，也未涉及不同子女照料模式下可能存在的与老一辈父母的代际关系差异。

　　因此，正是通过上述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男性气质妥协，新城乡流动模式促成了农民工家庭关系的一系列变迁，也形成了不同农民工家庭之间的差异。

　　三、研究的推进：揭示家庭的性别化过程和家庭关系差异

　　上述研究发现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推进了新城乡流动模式下的农民工家庭研究。

　　首先，该书切入农民工家庭的角度非常新颖，通过丰富的男工经验材料和独特的男性气质性别视角，揭示了农民工家庭关系的性别化建构过程。之前的研究多基于人口统计资料，呈现新城乡流动模式导致的农民工家庭构成的变化，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模式(婚龄、通婚圈、婚前同居等方面)的“现代”转型、家庭和夫妻共同流动比例的增长。一些研究者还通过量化统计模型，发现一系列影响农民工家庭流动比例变化的因素(如城市户籍与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家庭资源)。这些研究勾勒出农民工家庭构成的新状况，但特定家庭构成的出现、维持和转变是要以特定的家庭关系建构为中介的。《男性妥协》一书正是以新的经验材料和性别视角深入既有家庭构成研究未能触及的领域，呈现了农民工家庭关系复杂的性别化建构过程，推进了既有研究。

　　其次，该书呈现了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程度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民工家庭关系的差异，纠正了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研究的“片段式”观点。

　　在既有家庭构成研究之外，目前仅有少量研究考察了新城乡流动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影响，其研究结论往往指向旧农民工家庭的彻底转型。与改革开放早期强调“流动的父权制”和“拆分型”家庭盛行、单身女工的婚恋受父权制压迫和家庭再生产(如生育、抚育和赡养老人)将女工置于父权制的控制之下不同，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在新城乡流动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浪漫爱情经历已十分普遍，“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倾向非常明显，对“个体化”新家庭理想的追求甚至已清除了父权制的影响，他们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扩展家庭的延绵不绝而牺牲自己，转而通过家庭的运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与快乐。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啃老”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尤其是女工)在婚姻、购房、子女抚育和其他日常开支方面“代际剥削”父母一辈，而小家庭一旦实现城市化流动便很少与留守父母联系，后者的养老需求被一再压缩，导致代际交换的工具理性化、孝道式微和较为严重的伦理危机。

　　《男性妥协》一书的研究结论表明，以往对新流动模式下农民工家庭变迁的观察是“片段式”的，即只捕捉到家庭生活的某些片段或家庭关系的某一层面，而实际的家庭变迁过程更加复杂，不同农民工家庭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婚恋关系方面，新城乡流动模式的确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经历浪漫爱情提供了社会空间，却在经济条件上不断侵蚀其存在的消费基础，使得浪漫关系极不稳定；在向婚姻转型时，该浪漫关系还面临农村父母的压力，甚至导致缺乏浪漫爱情基础的“现代式安排婚姻”。在夫妻经济权力方面，一些男工的确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化社交和消费倾向，甚至不惜为此对妻子施暴，但多数男工出于家庭再生产的重负主动向妻子让渡或与妻子协商家庭经济管理权，且鲜有男工在父权制的支柱(即父系和从父居)上妥协。在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方面，一部分流动家庭的确已向平等化的性别关系转型，其中的男工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家务和子女看护劳动，有一些甚至为了兼顾家庭照料而接受较妻子更低薪的工作，但另一部分男工却坚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可以完全免除或设法逃避家务劳动。在与老一辈父母的代际关系方面，新流动模式的确强化了“子代优先”伦理并加剧了代际间的严重不平等，老一辈父母在各项家庭再生产事业上一再付出，从打工子代得到的回报却越来越少，但流动男工仍持有强烈的传统孝道伦理，并为无法对父母尽孝深感愧疚，还发展出一套替代性的照料实践(如电话、合作或危机照料。

　　因此，新城乡流动模式导致的农民工家庭变迁，不仅包括既有研究已观察到的浪漫爱情、“个体化”家庭理想和不平等的代际关系，还有其他被“片段式”家庭研究忽略的丰富面向。《男性妥协》一书正是通过由书名“点睛”出来的关键机制，呈现新城乡流动模式下农民工家庭的复杂变迁过程和新旧杂糅、形态各异的变迁结果，推进了对农民工家庭变迁的理解。

　　《男性妥协》书影

　　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解释农民工家庭的性别化机制和家庭关系差异

　　男性气质妥协是一个分析农民工家庭变迁过程的重要概念，那么解释不同的妥协方式和程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差异就成为一个迫切问题。

　　实际上，《男性妥协》一书最有洞见和分析最精彩的地方之一，就是发现了男性气质妥协的方式和程度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该书已详细论述的夫妻经济权力和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方面，还存在于该书没有充分展开的浪漫关系向婚姻家庭转型、携子女流动和让子女留守的父职(fatherhood)以及对老一辈父母的照料方面。

　　对于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程度的差异，该书已给出了一些尝试性回答。一方面，该书指出了流动男工在城乡之间的矛盾处境，另一方面试图对某些男性气质妥协方式作出微观说明。例如，在解释男工参与家务劳动的不同模式时，作者列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收入比例、夫妻的相对可支配时间、子女的年龄和男工的男性气质观念”四个因素，并特别强调男工建构的“家庭取向的男性气质话语”对他们主动承担家务劳动的影响。同样，在解释夫妻管理家庭经济权力的差异时，作者认为年纪大的男工更倾向于向妻子让渡家庭经济权力，挣钱比妻子更少的男工则绝不妥协。

　　在笔者看来，书中给出的解释尚不足以充分说明在既定的城乡流动模式下，不同的男工为何会出现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程度的差异。结合其他流动家庭研究视角，尤其是注重农民工家庭的工作与生活组织方式，可以丰富对男性气质妥协差异和家庭关系差异的解释。

　　实际上，跨国移民家庭研究的一个主要范式是将流入地社会的宏观结构条件(如移民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移民家庭的微观处境紧密结合，通过梳理男工和女工在流入地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方式，解释特定的性别化机制和家庭关系的出现。例如，北美的后工业劳动力市场通常为流动女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如护工、家政工等工作)，却将流动男工置于待遇低的“不稳定工作”位置，由此导致家庭性别关系向平等化方向发展。但这些流动工人常常生活在传统浓厚的移民社区之中，流动男工妥协的程度极为有限，女工在家庭关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同样，散落在《男性妥协》中的经验材料也说明男工和女工的工作与生活组织方式在解释特定的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书中那些“主动参与”(active participation)家务劳动的男工，几乎无一不以妻子的更长时间或更高收入的工作(如工厂工作)为前提，而他们自身的工作往往收入更低(如工厂保安)或时间更有弹性(如出租车司机)。与此同时，那些在个人经济花费方面很少或绝不向妻子妥协的男工，多数在打工地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消费与生活方式，包括与其他男工一起吃饭喝酒或出入KTV等社交场所等。

　　因此，在既定的城乡流动模式下，注重农民工家庭的工作与生活组织方式，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解释不同的男性气质妥协方式和家庭关系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妥协》一书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亟待未来专门的研究作出回答。

　　五、结论

　　本文将《男性妥协》一书置于农民工家庭研究的文献脉络之下，通过一个潜藏在该书论证逻辑中的分析框架呈现其主要研究发现，并指出该研究发现对推进既有研究的两个主要贡献和一个亟待深入的研究问题。本文认为，该书最有洞见和论证最为精彩的发现，是揭示出新城乡流动模式通过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男性气质妥协机制，导致了农民工家庭的一系列复杂变迁和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这一研究发现促使既有研究从家庭构成描述向家庭关系建构过程分析深入，以及从“片段式”的家庭生活观察向呈现家庭变迁的复杂过程和结果差异转型。该书还引出了如何解释持续存在的农民工家庭性别化机制差异和家庭关系差异问题，结合其他流动家庭研究视角(尤其是注重家庭的工作与生活组织方式)，有助于丰富对该问题的解释。

　　在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打工劳动力的主体、家庭化流动趋势日益明显和“流动人口不流动”的新城乡流动模式下，农民工家庭变迁是一个与其他新劳工问题同样重要却远未得到应有重视的新议题，亟需引起更多关注和更充分的研究。《男性妥协》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用最新的田野材料和独特的性别分析视角，推进了既有研究对农民工家庭变迁的理解，并指向了一个更具潜力的研究议题。该书在呈现新流动模式下的家庭关系变迁时，各章不仅在分析论证上层层深入、逻辑严密，而且在引用质性材料佐证研究论点方面丰富饱满、甚见功力，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田野工作的深入、对农民工家庭处境的同情和对性别平等的期待。但是学术著作中这些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并未影响作者的审慎分析，在该书的最后，两位作者写道：“特定的男性气质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非文化价值上的彻底转型……当促使男工妥协的条件消失时，性别关系将可能重新变得传统和保守。”因此，进一步的研究不仅要敏锐地洞察农民工家庭内性别关系的平等化趋势，而且要明确促使其出现的结构条件和机制过程，同时对其他性别化机制和家庭关系保持敏感。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1期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1.王欧(1985-)，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民工的城市化、社会转型与家庭变迁、教育与社会不平等。2.王天夫(1970-)，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中国家庭结构转型、城市重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