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米粒们下午好呀~
我是粒公子。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遗憾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关父爱,有关亲情。
也许看到一半你会泪目,
或者想在这一刻飞奔回家。
不管是何种感觉,
我都希望米粒们,
这一生对于亲人,对于父母,
不留遗憾
今年仲夏的某个凌晨,我走出成都一个叫贰麻的酒馆儿,月亮可能是有吧,要不我怎么一抬头,就看到我爸站在街角的老树下。
远看他像是扶着一根树叉,近看,他就不见了。
我的眼睛百思不得其解。
我想问问他过得好不好,怎么都不来我梦里。
他没给我机会。
从我记事起,所有人都喊我爸大老郭。
他有一米八的身高,肩宽背厚,走到哪里都像一座移动的小山。
东北的老房子门槛高,门却不高,无论去谁家,他进门时总要微微低着头,哈着腰。
这样的身躯让我爸稍显笨重,不那么灵活。
爸妈结婚的时候,奶奶给分了1000块钱债。
这是最特别的“聘礼”,也是奶奶独自抚养五个孩子长大的艰辛。
那是1985年。就是这1000块钱的债,压得他们多少年都喘不过气来。
但是年轻质朴的父母内心充满希望,他们觉得好好干活,好好过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种地的收入总是很有限,年头忙到年尾,所剩无几。
我爸就在秧苗下地后进城,到工地上打工。
给田地除草放水的活全交给我妈。
村长有点霸道,我们这样贫穷又没啥根基的小户人家,给田地上水的时间总是排到晚上。
我妈一个年轻女人家,常给吓得连跑带颠的在那七亩地上奔忙。
农村的夜晚是有多黑?连手电筒都显得害怕。
大老郭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做小工。
用单轮车推水泥,搬砖头,磨得双手老茧常年不退。
他洗手的声音听上去就像蹭在一起的两张砂纸。多少年了,那声音都留在我耳朵里。
最初的日子就是这样推进着。
每一年比上一年,只能好那么一点点。
他们满足于这样的进步,虽然缓慢,但有盼头。
我上初三的时候,家里出了状况。
我生病了,病毒性心肌炎。昏迷了十几个小时,才算缓过来。
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流水一样往医院里砸。
爸妈无奈之下,把老房子和宅基地一起卖给了一个早就相中那块地方的富户。
我们没有家了。家都变成药吃进我肚子里了。
这个病后续也是麻烦的,身体底子变差,容易感冒发烧。
那之后的好多年,我的生活只有两个状态:要么在生病,要么在上学。
常常是上学前还是好好的,不到两节课功夫就能直接烧到40度。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父母便没法放心我一个人在城里读高中。
他们决定陪读。
那是2002年,陪读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很新鲜。
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平房,安顿下来。
家里只剩下一些黏米和白面。我既不爱吃黏米饭,也不爱吃面。
我妈拿着五块钱去买米,被米店老板的眼神刺得疼了半辈子。
大老郭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琢磨着各种能养家糊口的门道。
卖体力,蹬三轮车吧,他想。
因为几乎不要本钱,一辆三轮车,300块钱,往车上装好木板做的长凳,买上几块大海绵,配上我妈自己缝的橙黄色的绒布套子,一辆三轮车就成型了。
大老郭叫它“宝马”。一匹人力“宝马”。
从此他和很多拉车的伙计一起,在菜市场等客人。
刚来这里不久,很多客人要去的地方他都不知道,担心客人觉得麻烦,会不坐他的车,他便总是小心翼翼而且极度的客气有礼。
打开一个新局面多数是艰难的,在菜市场三轮车的江湖里也不例外。
排挤新人,互相抢客,不划算的活儿“让”给“看不上”的人。
大老郭开始没少吃过这样的亏。
为了有限的资源,为了各自的家人,底层挣扎的人们,难免有不够善良的时刻。
拉一个人,两块钱,两个人三块钱。
每天他回家拿出厚厚一叠钱来交给我妈,往往也只是几十块。
偶尔收入多了,他便开心的哼着《牡丹之歌》。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众香国里最壮观”。
那跑调而高亢的歌声,把我们破烂的小家填的满满当当。
我最害怕在放学路上碰到回家吃饭的大老郭,我也从不带朋友回家玩。
我怕同学们发现那个霸占年级第一的女孩的爸爸,是个三轮车夫。
他是我的秘密。这样的“恐惧”填满了我整个高中。
有一天我又发烧了,妈妈去邻居家打电话给老师请了假,就带我去附近诊所打吊针。
我是这里的常客,隔三差五来报道。
我妈和大夫熟络得很。我在那里挂水,她们在一旁聊天。
一个女孩推门进来了,生活的编剧再一次展示了它的奇思妙想:是我同桌,崔海琳。
而此时我妈和大夫聊的是什么呢?
“哪天让你家大老郭来把我那旧洗衣机拉走,我也省的再去找三轮车了,钱让谁挣不是挣啊。”女大夫说。
我瞬间面红耳赤,我妈回应的什么我完全没听见。
崔海琳愣在原地。
她显然是听见了,但却为了自然地表示没听见而局促不安。
我愣的可能更要明显一些。
我感到从脊柱窜上来的凉意瞬间就炸到头顶。
如果可以,我真想当时就消失。
至今我都记得那天我的尴尬难堪。
崔海琳的爸爸养牛,然后卖给一个知名的牛肉公司。她家的收入不知比我家好多少。
我深深的痛恨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贫穷而无力。
从那之后一放学,我就戴上帽子,低着头快步往家走,这样我就不用看见可能会遇上的大老郭。
我最好谁都看不见。
窘迫和紧张的情绪,每天两次把我捆绑在这条回家的路上。
奇怪的是,大老郭也从来看不见我。
我曾偷瞄过他,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路,抿着嘴,双手扶着车,表情也克制的很好,谁都看不出破绽,像是真的没有看见我。
我内心稍稍安定。混杂在熙来攘往的同学中,他没看见我,也是正常的吧。
我骗不了自己。
他怕他的职业给女儿带来难堪,于是小心的伪装着无数次“看不见”;
而我则是一边内心愧疚,一边继续虚荣跟可耻。
这才是真相。
在这四季分明的地方,树叶黄的总是很突然,用不上三五天,整棵树就秃了。
而后倏忽一个静静的夜晚,白雪就盖了满地。
漫漫严冬的开始,让大老郭连每天几十块的收入都保不住了,没有人愿意顶着零下二十几度的寒风坐敞篷三轮车。
可是大老郭凑不齐也舍不得3000块钱买带盖儿的电动三轮车,于是他就去“站大岗(市场上打零工的人等活儿干称为站大岗)”。
运气好的时候,会碰上拉煤的找人装卸车,活儿虽然又脏又累,但是给的钱多。
大老郭很乐意干。一天下来,煤灰铺的满脸都是,连鼻孔都能挖出二两,整张脸就剩下俩眼白忽闪忽闪。
他从不叫苦叫累,我一问他,老爸你累坏了吧?
他都说同样的话,累啥累,力气是个怪,用完它还在。
连捆稻草都抱不动的我,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只好点灯熬油,拼命地学习。
渴盼着有朝一日,能把他肩上的重担扛过来。
干了重活,他总是一钻进屋就叫饿。
中午不管饭,随便买点什么垫垫肚子就对付过去了。
他哪里舍得花钱炒俩菜喝点酒,他还有个要上大学的老姑娘呢。
有一次,大老郭带着哭腔给我家邻居打电话,让邻居通知我妈去给他送点钱。
我妈吓坏了,以为他出了什么大事。
火急火燎的赶到他干活的小区,看见他正沮丧而颓败的坐在楼梯口抽烟,凝结在冷风里的白色烟雾和哈气,挡住他的脸,看不真切。
我妈问:“你咋地了?”
“我给人家搬家呢,抬立柜时不小心把一个玻璃音响打碎了,是主人家儿子从欧洲寄回来的。”我爸说。声音小的像个犯错的孩子。
“多少钱?”我妈叹了口气。
“好几千呢。”我爸红了眼睛。是一辆带蓬的电动三轮车的价钱。
“我穿太厚了,行动太不方便。我进门时忘了摘帽子,视线就被挡住了,都是怨我自己。”他显得语无伦次。
“我这也不够啊,能不能商量一下,慢慢赔?”我妈说。
主人家走出来,见到我可怜的大块头老爸,蹲在地上,满眼无助。
老头儿叹着气说:“算了,要是让你赔这么个东西,你这一冬天,就白干了。就和我儿子说,是我打碎的吧。”
父母千恩万谢的一番表示。却始终没敢说一句要赔钱的话壮壮志气。只是第二天提了些水果和酒送过去。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已是很多年以后,我已经能理解贫穷的威力,现实残酷,以及残忍。
尤其在你诸多牵挂之时。想要更有尊严的挺起腰杆,却只怕伤着所爱之人。
那种艰难的抉择,不比生死容易。
大老郭还干过一些很特殊的活。
有天半夜,他的工友老马来敲门,说石莲小区死了个老太太,老头不想火化,儿孙们又远在外地,一时赶不回来,屋里烧着暖气不能久放,想趁夜背下楼入棺,拉走埋了(当时已经不允许土葬,城市居民尤其不好私自土葬)。
大老郭明白了,这是请人带死者下楼啊。
他洗把脸就跟老马走了。那
天他们不仅把死去的老太太抱进棺材,还一起进山刨坑添坟。
已是农历腊月,土层冻得结实,在选好的坟地上烧了很久的火,才能勉强刨开。
傍晚他回家时,说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感觉硬邦邦的。
2005年,大老郭给他的“宝马”装了烧油的助力器,拉人上坡的时候,终于不用再下来慢慢的推。
遇上体胖的客人,也不再那么惊惶。
但好景不长,他还没把装助力器的五百块钱挣回来,城管就开始抓这样的三轮车了。
已经44岁的大老郭很不幸,如他的整个人生一般。没几天就因为跑得慢了一点被扣了车。
那天他懊丧的走着回家,他的“宝马”不见了。
我妈问了情况,终于克制不住大哭起来。
他们抓走的是我家的一切啊,是全部希望啊。
我妈思忖了一夜,决心不能挺着啥也不做,不能走寻常路了。
第二天,她去小卖店给我堂舅打电话,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连有这么个堂舅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的。
没两天,我家“宝马”回来了。还上了合法的“车牌”。
再三追问,我妈才告诉我,那个堂舅是她二姨的儿子,也是县法院的院长。
我说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
她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会去麻烦人家,咱们虽然过得不行,也不能让别人疑心我们有啥所求,所以平时根本不怎么来往的。
这回是实在没办法了,咱们不能没有那个“宝马”啊。
大老郭又骑着他的“宝马”开始拉活了。
如今他心里安稳多了,名正言顺,不用再像小贼一样躲着城管。
只是一如既往地,在外面,他从来都“看不见”我。
我已经不像前两年那样不懂事。
有一回和同学逛街,我又碰巧看见他,我鼓足勇气试探的喊了一声老爸。
他从马路对面径直蹬车远去,眼尾都没扫我一下。
我突然没有了任何逛街的心情。
班主任老师通知我被L大学录取的时候,兴奋的难以言表。
我的高中,建校40多年,终于有人考上重点大学了。这无疑对往后的招生工作是个利好。
我妈做了好菜,还买了酒。
晚饭时我们三口人边吃边说,后来变成边哭边笑。
许多年的隐忍压抑,磨难痛楚,从没有那样得到这样好的宣泄。
他的女儿终于如愿,他和我妈多年辛苦也算初见成效。
表示庆祝的大红的横幅横跨学校对面的马路,志得意满的挂在那一整个夏天。
大老郭每天骑着三轮车路过,都会望着横幅上我的名字,骄傲的哼着小曲。
总算盼来出头之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吧。
从我读大学起,和他们见面的时间屈指可数,当年想要远离家乡的心思在车费面前频频被打脸。
我没法寒暑假都回家。我得勤工俭学,补贴生活。
父母不必再守着我,蹬车的收入太低,他们把“宝马”一锁,祖国各地打工去了。
从那时起,我的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锁着“宝马”的小平房,一部分是父母所在的地方。
2006年,大老郭在鹤岗下煤窑。
是私人黑煤窑,不要谈什么个人权益,通通没有。
反正有那么多人要挣这个钱,“找茬挑刺”的人,三天不到黑就得滚蛋。
作业环境恶劣,没有标准流程,所以总是隔不了多久就有人出工伤。
老郭亲眼目睹了一个兄弟炸矿的时候,半截手臂飞上天,他吓得不行,觉得这不要命的钱不争也罢。
他和我妈(我妈给这里的一个工作小组做饭)找管事的结算工资,那人一听,就很不乐意,说哪有你们这样想走就走的,一时间我上哪里去找个做饭的?
他们又等了三个月,还是没等来新的做饭的人。
再去问,管事的一脸不高兴,先叫了几个膀大腰圆的“兄弟”进来,然后跟我爸妈说,你们要走那就走吧。别的事,不可能。
大老郭说,行。欠的工钱,不要了,明天就走。
他们当晚就收拾东西,悄悄离开了那里。
大老郭担心夜长梦多,毕竟几个月前,这里莫名其妙的失踪过一个人。
2007年,他们在河北一个冶炼厂。
大老郭说河北的风沙打了他一脸的坑。但没告诉我他被车间里的粉尘呛得咳嗽了半年。
2008年,他们在山东一个建筑工地上。
大老郭卖了三年地钱入的股。
小半年的时间,因为老板偷工减料,他们小队打的桥墩子折了两根。
水泥疙瘩卖不了拿不走。大老郭心灰意冷,打个包袱带上我妈又走了。
2009年,他们在福建莆田。
去的时候没买上坐票,四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困得急了眼,一骨碌钻到别人座椅底下,躺下就睡。
他说那里寺院的斋饭很好吃。但是不好意思吃双份。
他说莲雾也很好吃,南方真好。
我妈说有一天大老郭从二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掉下去了,掉在一个土堆上,离他身体着地不到半米的地方,有根钢筋竖叉叉立在水泥里,大老郭差点被串了糖葫芦。
可想而知我那时的心情,心疼大老郭,感恩上苍,在他掉落的时候接了他一下。
有天我打电话过去,问他们在干啥。
大老郭说往工地走呢,刚上镇里办点事,顺便给你转点钱,吃点好东西,别亏待身体……
很久以后我妈说,他们回去路上两个人只剩下3块钱,不够坐车了。
我看着手机里的大老郭,泣不成声。
我毕业后,不同意他们再四处奔波。
大老郭已经快50岁,看起来却更老一些。
我说助学贷款的两万多,我几年之内肯定能还上,你们安安稳稳的守着地,日子慢慢就好过了。
他们不再和我争,乖乖回了县城。
大老郭觉得自己还年轻,要再干几年,帮衬我一下,不能这么早就指望孩子。
他打开了“宝马”生锈的大锁。劳碌半生,他们终于可以开始给自己的晚年攒点钱。
2015年7月,大老郭的身体出了问题。
一到下午三四点,他就发烧,起初以为是感冒,持续了好几个月,也不见好。
我妈带他去省城检查,那些从前只是听说的不幸,便刹那真实的降临到我们身上。
大老郭得了肺癌,中期。他才54岁。
大老郭掉眼泪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日子刚刚有点起色,他就得了绝症,得绝症的人竟然是他!
在省城住院的那几个星期,他被身边病友们的情况吓得夜不能寐。
做了手术的,很容易感染和复今天发,一旦复发,就是和死神牵了手。
没做手术的,走到最后也只剩拖延时间,忍受非人的疼痛和折磨。
白天黑夜,他们痛苦的呻吟不绝于耳。
大老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保守治疗,他不想被打开胸腔。
我妈背着大老郭哭干了眼泪,却不敢在他面前表现出哪怕一丝丝绝望。
我们不停的劝慰,告诉他还是有很多人治好了的。
大老郭从此与药为伍,医院开的要吃,托人四处寻来的偏方也要吃。
我劝过几次,他说没事的,也许能吃好呢。
说完冲我笑,还反而安慰我说,自己觉得好多了。
他把自己微信昵称改成了“活着真好”。
我看到的时候,拿着手机跑进公司卫生间,哭得停不下来。
那种对活下去的渴望和无助刺痛我们每个人。
2018年冬天,他不得不去住院了。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和骨骼。昏迷过好几次,都抢救回来了。
24小时插着氧气管,每天进食量少得可怜,一呼一吸都是折磨。
我无法再回忆那段时间他忍受的痛苦。
医疗手段如此了得的现在,也没能让我们期待的奇迹发生。
死神从不心软,它平静的吹灭了大老郭,吹灭了我们全家的希望之火。
他定格在57岁了。没有遗言,因为根本说不出半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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