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河流
北乔
1
一缕淡蓝色的烟先是弯曲而上，渐而慵懒地散开，呈弥漫状。这让我想起故乡的炊烟，村庄会因炊烟而显得格外宁静，这一刻，整个村庄都是辽阔而美好的。已经很多年看不到故乡的炊烟了，而且再也无法重逢。村庄还在，但不是我儿时的那个家园。不再有人用柴禾做饭，炊烟随着岁月一同隐去。这淡蓝色的烟离我很近，高度也只刚过前额，可我还是把手搭在额前，做出眺望的姿势，想是要寻回那走进遥远之中炊烟的感觉。我以为他会咳嗽几声，哪怕只是一声，哪怕只是装作咳嗽。可是没有。这淡蓝色的色，让周围更加的安静，让这里的静止更加的静止。
他坐在墙根下，不，其实是蹲着。我爷爷当年就喜欢这样。靠墙、靠树，但凡可以倚着的，他就这样蹲着。无依无靠，他还是这样蹲着。聊天、晒太阳，这样蹲着。吃饭时，桌子、板凳，他不沾，夹些菜塞在碗里，到门外晒场中央蹲着。也没见他东张西望，吃得很专心。不坐不站，蹲着，似乎是我们最爱最常用的姿势。不知为什么，蹲着，让我们更舒服更自在。他不是我爷爷，尽管他蹲着的样子特别像，手中的水烟杆，也让我十分的熟悉。他身后是高高的土墙，深红色，如同风干的血液。没有丝毫血腥的感觉，倒像我儿时家中的那些家具。这是怎么的一种深红？明亮潜在幽暗中，酱红与浅红的混合。我母亲有一只这样颜色的箱子，听她说，这是她唯一的嫁妆。这是一只松木做的箱子，原本的漆是大红色的，后来渐渐和母亲脸色一样了。
这土墙可没有人工染色，而是土地本身的颜色。只是在夕阳的渲染下，有些沧桑。老人并没有挨着墙蹲，而是与墙间闪出一条缝，保持最大限度的靠近。
此刻，这个叫红堡子的地方，天空晚霞静寂，地上的土墙如同晚霞的另一种形态，站在大地上表达一种永恒。四周高高的土墙，墙内的民房，大多也是这样的红，偶尔夹杂其中的铝合金和玻璃，倒像迷了路，显得十分的茫然与孤单。登上高处，茫然的是我。这个近正方形的堡子，像一条古老的船停泊在现时的码头。转眼之间，我又觉得它是一条河，在静态的外表下，依然在潜行。
周围的村庄，房子有新有旧，有的醒着，有的在沉睡。它们就像一群人的面孔，代替低头走路的人们仰望天空。堡子是村庄的最高处，站在土墙上，感觉远处的山也在脚下。想当年，堡子是家，更是军事城堡。这是何等的威风，高高在上，雄观四方，真如一武将。而今，所有的荣耀都像尘埃一般落进历史深处，堡子在老去，寂寞倒如野草般疯长。
这是一段奇妙的路程。时光在这里聚集，又无序地穿行。我每一步都走得实实在在，但还是迷失于岁月的叠加之中。堡子的大门是明代的，四周高高的土墙是明代初期筑建的，那些散落于堡子里的高高低低的土墙，最早的也是明代的。最北面，也就是堡子最里面的老屋是清末的，其他的房子是近些年的。小小的堡子里，历史与现实交错，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偎。我走几步，就跨越了数百年。抬头一望，目光瞬间就能抵近历史的深处。我变得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生怕吵醒那些未知的沉睡。
2
红堡子最早修建于明朝，因筑墙建房所用土为红色，故称红堡子。红土是就近取的，但因这堡子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降旨筑建的，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圣旨从遥远的南京而来，真可谓跨越万水千山才到了远在边塞的甘肃临潭县。对苍茫高原上的人们而言，江南水乡当是远方的远方，在生活的世界之外。领旨的刘贵、刘顺父子，非但不陌生，还尤为亲切。这道圣旨，皇恩浩荡之中，带有浓浓的故乡之气息。据相关资料记载，刘贵，明代昭信校尉管军百户，安徽省六安县人。青年时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归附朱元璋部转战安徽、山西、河南和甘肃等地，洪武十三年（1380），刘贵父子奉命调往洮西防御，进攻寺古多等地（今流顺沟口一带）。同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降旨给刘贵在洮西开占地土，尔招军守御。
十多年的刀光剑影，十多年的背井离乡，最后落在高原之上的临潭，这是刘贵父子没想到的。不知道刘贵父子在听闻“圣旨到”的呼声时，是欣喜，还是忐忑不安，但接下圣旨的那一刻，手中的皇命重，心头的悲凉更重。
跪领圣旨，这一跪，就彻底告别了江淮风物，故乡永远丢在了遥远的地方。在别人眼里是莫大荣耀的圣旨，像一根绳拴住了刘氏父子，无法挣脱。当然，刘氏父子也是幸运的，好歹还是还在历史上留下了名。成千上万的江淮男儿在临潭落下了根，站在高高的土城墙上，爬上最高的山头，也看不到故乡的。他们没有圣旨，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惟一留下的是子子孙孙，和从故乡带来的风俗习惯，以及延续数百年，还将绵延的乡愁。他们总觉得自己像风筝，细线的一头连着故乡。
岁月可以摧毁一代代人，乡愁反而愈加坚韧。但凡遇上江淮人，尤其是江苏人来，临潭人总会说及他们的老家在应天府竹子巷（今江苏南京的蓝旗街），说不定还说哼唱几句“茉莉花”。这几年，也有不少人去竹子巷寻祖。他们知道回不去，也知道那个口口相传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当年先祖生活的地方，且现在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一丝痕。去，其实是到现场完善心中的想象。站在巷口，站在那传说中的地方，就是和生命的根接上了。这样的举动，物质性极弱，更多是心头的呼吸，是虚拟的，是生命里无法抹去的无形刻度。正是这样的虚拟，力量反而极其强大。因为，这融在血液，看不到，分辨不出，但心跳声中有。
圣旨是要供着的，但刘氏父子心中供着的是故乡。那里有熟悉的父老乡亲，有一起玩大的伙伴，有熟悉的小桥流水。在他们心里，这叫着“家”才合适。不是“老家”，是“家”。红堡子，只是临时生活的地方。
故乡，多半是回不去的地方。家，是要回的。1393年5月，刘贵亡故。其子刘顺上奏朝廷，要求承袭其父以前的山西大同前卫前所守御之职。这应该是欲离开边塞的托词。真不知道这13年，刘贵父子多少次梦回故乡，聊过多少次有关回乡的话题。无从猜测，也难以想象。然而，父亲刚过世，儿子刘顺急切上书，足见他在异乡的深愁，想念家乡的那份苦。临潭的海拔2800多米，又处于藏区，能回山西，虽离老家尚远，毕竟好得多。朱元璋不仅没同意，还把洮州卫城西南更名为“刘顺川”，算是安抚，也是让刘顺彻底断了离开的念头。
一个小小的昭信校尉，能让皇帝专为其下圣旨，而且刘氏家族先后五次受到三位皇帝的圣旨，并不多见，至少在临潭，就目前所现的史料记载，是唯一的。在明代时，临潭像红堡子这样的堡子有一百多座，为什么皇帝对红堡子的刘氏家族如此器重？原因一定是有的，只是我们目前尚不得而知。现在，到红堡子已经很难见到这五份圣旨的真容，两份遗失，三份原件被刘贵刘顺的后裔老刘私藏，制作粗糙的复制件放在同样粗糙的木质镜框里。这样的粗糙，更能显现历史的沧桑和难以辨析的本来面目。
至于这五份圣旨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恐怕和许多历史的真相一样，永远无法知晓。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往事，参与了无数生命的行走，并随着这些生命的消失而隐于岁月深处。有时，历史就像一棵大树，雄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已经让我们读不尽。又有多少的叶子从枝头落下，最终回到大地，成为大地的一部分。又有多少叶子又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回到大树中。历史应该比一棵大树更宏大，也更隐秘。我们无法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其实我们也无法真切地回到历史现场。不仅如此，当下的生活现场，即使我们在，也不可能具备全知视角耳闻目睹一切。自以为是的我们，其实能力极其微弱渺小。
3
这是红堡子里现存的惟一的一座土木结构的房子，与四周的堡子土墙、堡门和庙宇、灯山楼在风格上很融洽，也都有岁月的厚重之感。临潭许多堡子已经不复存在或残留遗骸，堡子里几乎没有老房子。在一些村庄有几处老房子，比如古战乡的大房子，新城镇城背后村的王家院，也建于清末，但早已无人居住，孤独于天地间。有一些堡子现今依然有人居住，但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是堡子最初主人的后辈。红堡子土墙保存较完整，曾经主人的后代依然住在堡子里，这在临潭可称得上绝无仅有。因而有人说，临潭有二宝，一座城一个堡子，城指洮州卫城，堡子自然就是红堡子。而堡子里的老屋，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屋。如果说洮州卫城是临潭历史的高耸地标，那么红堡子则是浓缩了的家族历史。这是刘氏家族的过往，也是从江淮而来的那些家族命运共同的象征。
老屋后墙就是堡子的北墙，老屋坐北朝南，位置就显示了这房子的与众不同。确实如此，这是当年堡子主人刘贵住的地方。按照刘家传下的规矩，这房子只能长子拥有和居住，直至现在，依然如此。老屋是家族的根，长子担负着家族精神的传承。这已浸入我们的血液，无法剔除。
无论走多远，故乡都会在我们心里。我们向往新鲜的生活，向往眼花缭乱的世界，但总希望故乡还是儿时的模样。江苏东台三仓乡朱湾村是我的出生地，称之为“衣胞地”。衣胞地，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地方是人生永远的营养之地。我在10岁时迁至弶港农场，从此，朱湾村就成了我的故乡，也就是口常提起的“老家”。20多年前，老家的房子卖了，再后来，人家在原址上新建了房。每次回村里，我都要站在人家的房子前还原我们家的老屋。村子也大变样，同样需要我以记忆来重现心中的样子。也曾在村里来来回回地走，遇上的都是老人。其实不是。我与年轻人互为陌生人，只有老人认识我，也只有和老人聊聊，我才有回到老家的感觉。那年的冬天，我们弟兄三人去为父母上坟后，站在河对岸一起在现实中潜回童年。曾经的大河，现在瘦了老了，一座水泥桥架在河上，想走到对岸，走进村子，很是简单。我们那儿的规矩，上坟前后，都不能进别人家门。没有这规矩，我们也不会过桥进村。我们像外地人一样隔着我们无法逾越的时光河流，说当年房子是什么样的，门前的那棵树下发生过多少的趣事。说着说着，我们都沉默了。其时，我们三人不知不觉走到桥头，我们的影子落在河里。河水已经不是当年的河水，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我们，一切都面目全非。我们对老屋的记忆也被时光一点点偷去，但老屋不会在我们心里消失。这让我们下了决心，尽管父母已经西去，尽管我们很少回农场，但父母留下的房子我们不卖，留着。老屋在，会守住往日的时光，瞬间便能在感觉上重回逝去的日子。
红堡子幸运多了，明朝的土墙还在，祖辈的老屋虽然是清末民初重修的，但地点没变，格局没有，基本是按原样重建。现代感强烈的建筑，如同欲望之树，充满挑逗性。不知道是它们鼓荡了世界的喧嚣，还是世界催生了这样的欲望。越是有年头的老屋，越像老者。以静坐的方式与岁月一路走来，看得见的风尘，看不见的历史和人生的记忆。一座具像的房屋，一个庞大的抽象。
4
老屋没有堡子大门的年代久远，却显得更加的苍老。这老屋两层，一层用于养牲口和堆放草料及杂物，二层用于居住。没想到，这在堡子里显赫的老屋，门竟然这样的低矮窄小。我不由自主地收缩身子弯下腰，怀着敬畏和谦逊之心，走进门，走进幽暗的岁月丛林。豁然开朗，是上了二层。四面是房，中间有个方形的天井。放眼望去只见木，与土墙一样深沉的木门木窗木板。本质上，这是藏式民居的风格。在外只见土不见木，室内只见木不见土。变通之处在于，土墙围成的院落为外，里面的四合院结构为里。也就是说，自进入那低矮的门，房屋、天井等均为屋里。窗子是江淮典型的格子框，在这高原上显得格外娇柔，就如同刚刚远道而来的姑娘，有些害羞，有些胆怯。
这样的房子，与我在家乡见到的大不一样。目光中是陌生的，但亲切感还是包围了我。我知道，有些东西并不真切在我们的视线里，而在生命的深处。一个江淮人在高原生活几年十多年，高原红爬上脸庞，风沙吹皱了皮肤，声音变得嘶哑且有浓郁的西部味。但一眼还是能看出他是江淮人，不一定说得清为什么，感觉，常常是无法言说的。我在天井四周走来走去，渐渐想起了我的爷爷。风烛残年的他，最常做的就是两件事，要么在屋檐下坐着，要么绕着老屋转几圈。这在朱湾村的老屋其实并不老，是我哥出生后才建的。我爷爷出生的那老屋，在村子后头一条小河边，早已是庄稼地了。
老屋的主人老刘像是被我的神情弄懵了，只要我不问，他就一言不发，与我保持两三米的距离。后来，我才觉得我这样很不礼貌。我承认，有段时间我是发呆了。我的肉身在老屋，而我的心魂早已回到我的故乡，回到了我童年的时光，还有我的老屋。
我来的时候，按时节论是深秋，而临潭实际上是冬天的感觉。前几日已经下过一场雪，虽说不大。在室外久了，还是有被冻透的感觉。老刘对此掌握得很恰当，在我想着要进屋时，对我说，到屋里坐坐吧。过堂屋进里间，一边是沙发茶几，一边是土坑。我自然想坐沙发，可老刘热情地请我上坑，我只能客随主便。这样的坑，我在东北的那几年，上过好几次。坑上有小桌，放点心茶水之类的方便了，不方便的是，我得盘腿坐着。我不习惯，从一落座就会不舒服。我估计，我是没办法习惯的。坐要有坐相，只是我们老家的坐不包括盘腿这样的一腿叠在另一条腿上。之前还觉得有些不灵活的他，上坑、盘腿，一连串的动作竟相当灵巧，真似行云流水。
甘肃人爱吃的洋芋（土豆），回族人喜欢的馍，放在煤球炉上烤，倒上藏族人爱喝的大茶，我们聊的却是江淮人在临潭的往事。话题自然是我起的。他知道我来自江苏，但不知道我祖上的命运与他的家族有相似之处，我祖上是1376年从苏州阊门到江苏东台的。其实，阊门、山西洪泽的大槐树，并不是人们远走他乡前的居住地，而是出发地，甚至有些人并不是从这地方出发。再深刻的记忆，也会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扭曲的。我们以为刻下心田的记忆，随时光、心情以及不断的复现和叙述，总在修复、增减，甚至美化或丑化。有时是有意识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江苏苏州阊门、山西洪洞大槐树，当然也应包括应天府竹子巷，都是一种集体记忆。人们愿意把自己的某种经历融入大家的记忆之中，从而能在浩瀚的历史中的某个路标上寻到自己。有记载说，苏州阊门移民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从天堂般的苏州驱逐至黄海边的蛮荒之地，这与流放并无区别。一路的艰辛，在盐碱地上的创世纪，该是怎样的血泪史？令我不解的是，我家族辈份中的十六字“尧天舜日家庆国恩芬芳其泽贻尔子孙”，透着满满的皇恩浩荡之意。我们是朱元璋的后裔，这辈份是到东台才定的，我爷爷这样说。这里面充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我一直未能找出其中的原因。历史里沉默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我们总无力让这些沉默开口说话。当下的喧嚣，总有一天也归于如此的沉默。这似乎就是一种宿命。
我以我们有相似命运的方法为我们的交流暖场，效果还是不错的。除了中间隔着的小桌子，我们俩没有别的障碍，他比先前放松了许多。我以为这将是一次往事的盛宴，但我不得不承认我错了。问了许多我关心的问题，他总露出为难之色，说真的不知道，没听说过。只有两件事，他说得比较细，一是家谱二是圣旨。他取出家谱，一个皱巴巴的薄薄的本子。这是一份简单至极的家谱，只有一串串名字。我知道每一个名字后都有鲜活的人生和爱恨情仇的故事，但这些已经化作笔划的字。黑色的字，像夜晚一样无语。他向我介绍刘贵刘顺，说的都是我在网上能查收的，没有意想不到的细节。
他并没打算让我细细看家谱，只是以家谱为支点，为我撬开家族的历史之门。最初他左手捧着家谱，右手食指点着刘贵的名字。后来，手抖得不行了，就把家谱放在小桌了，但右手的食指一直按着刘贵的名字，是的，不管讲到谁，他一直按着刘贵的名字。家族的一切从刘贵开始，之后都是刘贵的延伸。他的手呈现紫褐色，如冬天的枝条一样的粗糙。这是一双做农活的手，生活的辛劳都写在这双手上。这些年，两个孩子都在外，只有他们老俩口生活在老屋里。堡子外的八亩多地，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来源。先人马上杀敌，镇守一方，虽有思乡之苦，但也是威风的。而到了他这一辈，只在土地刨出生活的念想。先人的荣耀，成为遥远的传奇。我看到了他眼神里的自豪，还有淡淡的失落。他还是盘腿坐着，身子微微前倾，格子框的影子在他的脸上印下一个方框。有一刻，我完全走神了，总在想这一黑色的方框与家谱上黑色的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窗外的阳光，是当下的，还是刚刚从明代走来的？当年，刘贵是否也曾有这样的姿势，惟一不同的是，刘贵手指按着的是作战地图上的某个地方。讲完刘贵刘顺，他跳过了中间众多的名字，直接到了他父亲。从他父亲开始，他只是解释了名字的辈分以及与他的关系。远去的故事，只剩下模糊的背影，当下的生活，没有可讲的，而中间的那部分完全隐于黑暗之中。六百多年的家族之路，就被简略到如此的地步。这是一幅大写意的画，众多的细节已经不重要。
他没有请出圣旨让我一睹真容，我也就没提这事。来前，有人告诉过我，这些年，谁来要看原件的圣旨，他都有推托的说辞。我没有必要让他复述那无数次出场的说辞。况且对我而言，早已知道了圣旨的内容，是不是原件，其实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有关圣旨的保存和交接，我以为会有很多惊心动魄或特别具有仪式感的故事，可是没有。到他父亲这一辈，最初圣旨寄存在岷县一位亲戚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父亲觉得风声过了，就取回圣旨藏在后墙，也就是红堡子的土墙里。再后来就放在一柜子里，上了一把铜锁。这事，他知道，平常，有那么一两回，父亲也曾和他说过，这圣旨要好生保管。他父亲去世前，从没有提过圣旨的事。他解释说，父亲以前说过圣旨由他保管，也告诉过他圣旨在柜子里。是的，生活中的某些仪式被我们过分放大了，仪式感只是瞬时的作用力。许多时候，那些极为重要的事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悄然进行，没有仪式，没有郑重其事的交待。父亲很少教育孩子，而是以自己怎么对待长辈以及平常行事的尺度，给下一代打样。中国的父亲就是这样，一天到晚板着脸，在孩子面前以沉默撑起难以抗拒的威严。他们不会告诉孩子怎么做人做事，只挥动拳头对错的行为进行惩戒。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父亲就像一座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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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下下五十多间屋，只老俩口住，相当宽敞。人少，房子里都是满满当当的。孩子们偶尔会回来，他们的房间还是他们的，静静地等着。其他的房间，我没有细看，透过格子窗便能感觉到里面塞满了东西。好几间房子，常年不开门，更不进去。它们存在着，又被视而不见。里面的物件成天累月与黑暗相伴，默默经受时光和灰尘的覆盖。最老的是房子，最新的是从门外走来走去的人，这些物件就像刘氏家族中间的那部分岁月。所不同的是，这些物件兴许某一天还回重见阳光，而刘氏家族中间的那部分岁月可能永远只沉默于心灵深处。
舍不得扔，明知道有些东西不会再用，或根本没有用，但还会放在家里。许多时候，舍不得的是逝去的时光。每个老物件，都依附生活的一段往事，或者某种情感。它在，心里就会踏实；扔了，心里就会被掏走了一块。这老屋，也是一件老物件。别人家盖上了新房，可老刘没动这心思。这老屋拆了，就再也没有了。和它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习惯了。一句“习惯”里，该有多少朴素的情怀？该有人生的多少积累？我们总会有太多的习惯，是无法去除的。这些习惯，是一代代人的生命以某种方式沉潜于我们的血液里。
老刘习惯在天井边坐坐，时间上也没有准头。老刘说，说不上多长时间，反正七八天里总会寻个空坐会儿。他所说的天井边，离天井有些距离，也看不到天井的下面。其实，他是坐在屋檐下，只能看到天井的口。他目光中的天井不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像一条若明若暗的河。这条河，随着他坐姿的略微变化，时而宽时而窄。我家乡的老人，包括我爷爷都喜欢坐在这样的位置，当然我们那儿都是平房，没有天井，面前是一块或大或小的菜地。老人不愿意被人忽视，又不想令人生厌。这个位置，暗含一些讲究，在门外，离屋子近，不妨碍别人走路，又昭示自己的存在。这样坐着，不管身体挺直还是虚弱地弯着，尊严还在。
老刘有时也会坐在天台上，但不常去。天台在老屋的最南边，没有铺木板，而是以土覆之。这让人常常产生错觉，以为这是大地的一部分。土被夯得很结实，但还是有柔软的感觉。天台是观望堡子里的绝好地点，可以俯瞰堡子里其他住户的房子以及巷子、横七竖八的土墙。一切尽收眼底，但因不算高，又消去了居高临下的隔绝之感。堡子里的人，只要抬头，就能看到天台上的老刘。老刘说，不能总坐那儿的，要不然人家以为我这个老头子发呆了有病了。或许老刘并不知道，他在不在天台，在不在人们的视线里，他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在历史的线性上，是从红堡子到老屋再到老刘；而在堡子里的生活时间上，是从老刘到老屋再到红堡子。在临潭人看来，刘贵刘顺以及其家族与堡子是一个整体。而当老刘坐在天台时，又好像是另一座老屋。
天台处于堡子的中轴线上，北墙上的小庙里供着刘氏家族的先辈刘贵，墙前的老屋里住着现在的人。天台的前面是七户人家的现时生活，再往前就是堡子的大门和大门上的灯山楼。老刘坐在这儿，是堡子里的一员，又像是跳出生活和时光的旁观者。他仿佛坐在船头，船不动，他没动，生活就在这样的静止中往来走着，不紧不慢。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目光总会越过当下生活的场景，落在堡子的大门和上面的灯山楼。遥想当年，瞬间便会进入状态。而身后的祖先，以极隐秘的方式注视他。他说，有时觉得祖先在推着他走，有时又觉得祖先在前面召唤他。至于江淮故里，他说，不回了，人在哪儿都是根草，不会主动去想的，只不过，总在不想的时候，会想起祖上的家乡。他就是这样，说上一两句，便把目光搁在房里的某根房梁上，让自己和那根房梁一样缄默。
6
当年的红堡子，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平和的生活气息。那时的堡子首先是兵营，军事氛围浓郁，等级相当严明，一切都有不可逾越的规制。堡子不同于碉堡，而是微缩版的城堡。驻守的兵士担当警戒、防守之职，必要时还要出堡参与其他的战斗。士兵和家眷生活其中，过日子。因而在本质上，红堡子与洮州卫城没有区别。高墙上士兵上哨巡视，枪头挑着寒光。灯山楼边的马道，专用于兵们的上上下下。堡子里常会有操练，阵阵喊杀声飞出堡子。苦练军事技能，既是守住要塞之需，也是在保卫自己的家。
半兵半农，上阵是杀敌的勇士，到了地里便是一把好手的庄稼汉。练兵场边，刚从田间地头回来的锄头、铁锹等农具，沾满泥土和草屑，把柄上似乎还有余温。这些训练的士兵，刚才还是挖土锄草的农民。这是一幅寓意深刻的画面。兵与民，兵器与农具，练兵场，其实是另一种庄稼地。训练、种地都是为了生活，为了练兵场不远处的小家。老人们在聊天，妇女们做着针线活，孩子们在打闹玩耍，这些生活的景象是兵们训练的背景和心中的力量。火一样的训练气氛与水一样的日常生活，竟然如此的相得益彰。这小小的红堡子，不仅是座微小的城，更是一个大人生、大社会。
战争远去，现在红堡子里只有平常百姓的平常生活，高墙上惟有杂草摇摆，春绿秋黄，一年又一年。红堡子像一个深宅大院，高高的围墙，不再是防御工事，反倒让红堡子多了几分神秘。
从临潭县城到新城镇的路上，会经过红堡子。红堡子就在路边，但稍不留意，还是很容易被忽略。红堡子村，路宽了，房子越建越多，村民心中的快乐与五彩的村庄一同拥着红堡子。村庄像是逆生长，越发年轻，老的是红堡子。与村庄相比，红堡子执着于某种坚守，保持远古时的某种真相，尽最大努力在看管那些不为我们所察觉的信息。
因为有老迈的红堡子，红堡子村现今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正在打造有特色的乡村民俗旅游。红堡子村建起古法榨油坊，供旅客体验。以前唱戏时现搭建戏台，现在一座古旧风格的固定戏台拔地而起，像是要重现红堡子内外的故事和传说。红色的堡子与灰色的戏台，似乎是岁月的两种状态。对于红堡子村而言，红堡子如同村里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的大门正对着新建的戏台，是在看戏，还是要把堡子里的沉默讲述给戏台？
有变的，就有不变的。红堡子里的老人们，尤其是妇女还是喜欢带有明代江淮风格的服饰。他们把一种蓝色称“西湖水”，那是一种像西湖水一样的蓝色。大绿大蓝的衣服，像一片麦地，像一潭水，像江淮最常见的天地。是的，他们终究无法掩住心中的江淮情结。从生到死，从大众节日到家庭礼仪，他们吸纳了当地的一些元素，但江淮风俗依然是主心骨。或许一切的变，都只是外在，那些与生命合为一体的情感，很好地阐释了“永恒”的定义。
红堡子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每一道土墙，老刘就像熟悉自己的手臂一样熟悉它们。油坊竣工，戏台开演，老刘都没去看热闹，只是一人坐在天台上，远远地望着听着。老刘小的时候，爱在堡子里乱窜，爬上爬下。长大后，他渐渐不爱动了，只爱呆在老屋里。他解释说，天天下地干活，累了，没那闲劲了。尽管如此，但凡堡子里有了新的变化，他总会知道。老刘这样的举止，是我没想到的。我总以为他会在清晨或黄昏时分，登上高高的土墙转一转，坐在灯山楼里抽支烟；会走遍堡子里的每条小路，偶尔站在某处楞楞神。
对我而言，红堡子里有太多的隐藏和默默流动的存在。有没有好奇心，都会被红堡子深深吸引。人们常说“先有潭拓寺，后有紫禁城”，在临潭人们会说“先有李家坟，后有洮州城”。这是历史的时间概念，如同一粒种子的生长。但红堡子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刘氏父子是江淮人以临潭为家的代表，是无数家族的缩影。那座老屋，托起了他们所有的老屋。红堡子是一部书，一部有关临潭近六百年的书，一部漂泊异乡的家族书，一部人的生命书。我甚至认为，读懂红堡子，我们就能读懂诸多的历史隐喻，就能读懂自己的生命行走。如此想来，小小的红堡子，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老刘不需要有意去探寻红堡子的记忆，因为他的一切都是从红堡子中而来。漫长的历史、一辈辈的先人、苍老的红堡子和沉稳静寂的老屋，最后聚成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老刘。他瘦小的身体装下了这一切。他的沉默，就是在与红堡子与老屋在对话；他孤寂地坐着，就是在走进我们称为历史而他视作内心的白天与夜晚。
7
四季轮换，红堡子墙头的草由绿变枯，冬天厚厚的白雪让墙顶变得梦幻。堡子里的春夏秋冬，在几块小小的菜地上走过，在人们的穿着上走过。不为所动是的墙和老屋，如同湍急河流边的码头。那些忽隐忽现的色彩和生活的喧嚣，都是短暂的表象。惟有土墙和老屋处世不惊，以一种恒定的姿态凌驾于季节之上。这墙和老屋就在眼前，伸手就可触及其沧桑。泥土可钻进指甲里，木板上的刺能扎出鲜血，可是那些曾经真实的生活和经久绵延的传说，幽居时光深处。我真切地走在红堡子里，但总感觉处于虚幻的空间。所有的真实遁去，那些沉默里的沉默淹没我，让我如同在黑暗的丛林里行走。灵魂能感知无处不在的存在，但身体感觉不到。密实，成为另一种虚空。
走进堡子大门，天还是蓝蓝的天，但总觉得有些异样。一只被拴住的狗，不停地做扑咬状，叫声里充满远远超过它体形的强悍。这只狗的表现，让原本有些拥挤的堡子一下子空旷起来，其他的声音都消失了。安静，堡子里出奇的安静。一位中年男人拉着板车从大门外走，一位妇女正在自家门前择菜，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一男一女，迎面而来。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到来，他们丝毫没有诧异，就连有意看一眼的举动也没有。他们不是冷漠，似乎我是他们中的一员，熟悉得都不需要打招呼的左邻右舍。只有一个母亲怀里的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不陌生，不害怕，目光里的好奇与我看老屋时一样。
一棵树长在老屋东墙上，斜着身子，像在探望什么。老刘说这棵的年头该与老屋一样，但快死了，活不过老屋了。老屋东墙至堡子东墙，有一块空地，堆了些干草，三四块条石横卧着，与红堡子土墙一样的红色。其间的一小块菜地上，一位中年妇女在清理压住菜的积雪。菜很绿很绿，绿得不真实。土墙投下的影子，将这样的绿切成鲜绿和暗绿。背光的土墙显得深沉，雪像云朵一样贴在墙上，东一朵西一朵，看似杂乱无章，其实这是大自然自有的法则，我们根本破译不了。
是的，现在是冬天。我远远站着，面对这一切，突然觉得这就是堡子里生活的缩影。堡子里的一切，都在这一画面里。
那天，我与老刘聊了很久，当然彼此无言的时间占了大半部分。后来，他的两个兄弟和一个侄子及侄子的儿子也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以沙发边的茶几当饭桌。在临潭，人们喜欢这样吃饭。他们让我坐在沙发，弟兄仨在我对面，都坐在小板凳上。每端上一道菜，老刘都要给我介绍，这道是江淮的做法，这道是临潭当地人的做法。可我吃起来，感觉正好与老刘介绍的相反。我搞不清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还是耳朵产生了错觉。
酒，自然是要喝的，只不过我是象征性的，他们实打实地喝。弟兄仨也不是天天见面，也有些时日没坐在一起喝酒了。他们竟然没有说说笑笑，只是吃菜喝酒。三个人坐得很近，每次碰杯，不言语，也没有眼神的交流，但动作整齐得就像一个人。
打破沉默的，总是我。我问，你们弟兄仨一直就是这样？老刘笑了，哪能呢，小时候打打闹，年轻的时候喝大酒扯东拉西，抬起杠来，嗓门大得能掀掉房顶，现在好像没什么说的了。
老刘侄子的那个儿子，三岁还没到，奶声奶气的话中夹杂着一些江淮的方言。我们吃饭时，他跑过来几回，也不说话，看看我，看看老刘他们，又回到边上的房间看电视。电视里播的是秦腔，这小家伙摇头晃脑地跟着唱，声音竟然有些秦腔那粗犷的味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最爱听秦腔，只要打开电视，只看秦腔的节目。谁也没教他，自打刚学说话时，就自个儿学唱。好像是有点累了，他坐下了。边上的沙发，他不坐，而是坐在椅子上，一把小竹椅子。这样的小椅子，我老家多的是。我小的时候，就是爱做这样的椅子。现在，我老家还有一把，竹子已经泛黄，坐在上面，稍一动，椅子就吱吱的叫。如果是夏天，一不留神，这椅子还常夹屁股。可我每次回家，还是要把这椅子从角落里找出来，掸去灰尘，好好坐一番。
8
那天，我离开红堡子时，已是黄昏。那小孩伸出小手做了飞吻，和我说拜拜。老刘弟兄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来啊，再来啊！
高原的晚霞特别的低，特别的艳，之下的红堡子也就特别的红。那高高的土墙如同红色的河流，又似人们脸颊上的高原红。走过堡子大门，我反而觉得堡子外的世界变小了。
我心里想走慢些，可脚步很快。有几位路人向红堡子的方向走去，他们是去红堡子村，或者回到红堡子里的家，而我在离开红堡子和红堡村。我可以让红堡子属于我，但没人让我属于红堡子。
渐渐地，红堡子在我身后消失，天空的晚霞越来越壮丽。我不知道，映在我眼睛里的晚霞与印在我心里的红堡子，会不会相遇？我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就像在一条河里飘游。这条河是静止的，行走的是我。如果我的行走是一种静止，那么这条河就在流动。
我知道，在红堡子那里，消失的，是我。
原载《花城》2019年第5期，发表时有删改
北乔, 江苏东台人，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曾从军25年，立1次二等功9次三等功。从事10年摄影后，后渐转向散文小说创作、文学批评和美术批评。2017年5月开始诗歌创作。
出版文学评论专著《约会小说》《贴着地面的飞翔》《刘庆邦的女儿国》、长篇小说《当兵》、系列散文集《营区词语》和诗集《临潭的潭》等12部，曾获多个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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