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到的道歉》是一部由熊邦玲 Tiffany Hsiung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加拿大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一)：一句话 可以抚平的 是多年来深刻在心灵上的伤
#豆狸推荐# 等不到的道歉 | 历史/纪录片/加拿大 「 一句话 可以抚平的 是多年来深刻在心灵上的伤」 当年他们犯下的错 一直为之痛苦的 却是原本的受害者 或死去 或奋争 或带着一生的屈辱卑微的活 曾经的慰安妇 因国家 环境 传承思想 人情等 选择不同的人生姿态 她们唯一的相同在于 永远等不到 加害者的一句道歉 心灵的伤 如何抚平 推荐指数：⭐⭐⭐⭐️ 熊邦玲编剧 执导
《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二)：真的很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把这么痛苦的回忆说出来让我们听见。 “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告诉我的孩子发生了什么。” 13岁时被强奸的那个女孩如今86岁了，她还没有等到那个道歉。没有人能想象这七十年里她承受了怎么样的痛苦。在教室里，奶奶一边咳嗽一边还在坚持跟孩子们说教科书里面没有的历史。希望有天她的心能变得轻轻的，变成一个蝴蝶的样子，然后飞回到家乡。 如果我们死了，他们该跟谁去道歉呢。 我不想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重生，我只想作为一个人重生，作为某个人珍贵的女儿，作为某个人珍贵的妻子出生。 even though i dont know your name,be strong,live long,so that we can all meet in korea. you are magnificent.
《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三)：一些印象很深的细节和想法
怜悯，感动，也愤怒。怜悯遭遇，感动帮助与发声，愤怒于不承认。想了很久决定更新一些想法和细节：1、全片没有任何一句旁白，给了观者太多思考的空间；2、韩国每周三在日本大使馆门前的集会让我震撼，奶奶们从60岁开始参加，到现在80岁，风雨无阻二十多年，很多奶奶走了，拍摄时Gill奶奶已经参加了第1000场。3、陪伴Gill奶奶外出UN，China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让我太感动，虽然在片子里她说这本该是我们年轻人的task，却让Gill一把年纪身体不好还陪着我们满世界跑找说法，我感到很guilty。4、在我看来，Gill浑身都是力量，在一场场面对不同国籍的人的“meeting”里，细细叙说那些故事，不排除在一遍遍的重复里Gill已经很疲惫。被问到为何还一次次赴约外出，这本可以是她不需要做的事，她回答：这些人邀请了我，说明他们还需要我，我还被需要，我就要去做。5、历史不会忘记你们，但历史的确太难有公平。来生希望你们可以是someone’s precious daughter, married into a precious family and have your own family. 6、You should deserve the best.
随图附上全片最温柔的时刻
《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四)：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给予更多善意
The Apology…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喜欢看这类题材的电影，每次看都很疼痛，可每次都不会错过要看一看呢[心碎]
说起自虐，可能是吧！这部尤其虐，因为我不但要看得懂英文字幕，还得听得懂韩语，还得听得懂盂县方言，幸好菲律宾是说英语的，不然真……太难了，我真的太难了！
片名叫“The Apology”，翻译过来竟是“等不到的道歉”，我不喜欢这样孱弱的姿态，但我也不知道究竟还要等多久，毕竟幸存且为数不多还在世的奶奶们都已经90多岁了，“Am I the only one left？”
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拍得比较好的纪录片了，关于道歉的终极意义，“The scars will remain, but my heart will heal.”
我也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给予更多善意，最让人疼痛的不是等不到的道歉，而是周遭异样的眼光，甚至最亲密的家人“They would be ashamed of me, I know.”
《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五)：历史会记得你吗
影片开始还没一分钟我就哭了，大特写+缓慢的配乐，从头就奠定了悲伤又沉重的基调。从头哭到尾，真的不是我泪点低，周边起起伏伏的抽泣声。倒也不是说导演在可以煽情，因为题材的特殊性，你看着婆婆们的脸，就会泪流不止，因为吉婆婆随时接歌的乐观可爱，因为其他婆婆给Adela庆生时的惊喜，因为导演说听不懂曹婆婆的山西话，更多的因为难过与心酸。
韩国有数千次大型的在日本驻韩领事馆前的游行，甚至有在日本的集体抗议；菲律宾有温暖的慰安妇组织，一起唱歌跳舞聊过去；而中国的奶奶们显得那样的孤单和剥离（《二十二》里也是这样，无论是和家人还是和村落还是和社会）。映后有位工作人员大概看我哭的特别惨吧拉住我和我聊起了中国对待慰安妇如此“冷漠”的原因，他问是不是中国人对这些事很敏感，还提到周恩来的“免除日本一切赔偿和建立中日友好关系政策”，他觉得是政治使然。但我觉得文化和地理才是更重要的原因吧。为什么她们觉得说不出口，觉得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我多想告诉她们，这不是你们的错）这些婆婆们大都八九十岁了，生活在逼仄的小山村里，村民与子女或多或少听说过一些，却统一的避而不谈。影片中的曹婆婆比另外两位婆婆更加不愿谈及过去，吉婆婆飞到世界各处参加研讨会、去学校讲座、去联合国大会发言、去每一次游行，Adela说：我多想飞去韩国，和你们在一起，坐在雕塑旁，一起争取一个道歉。可是曹婆婆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死，我死了周围的人就都解脱了。为什么呢？我们有十四亿人口，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人愿意听、愿意帮、愿意做？被称为“中国慰安妇调查第一人”的张双兵老师也来到了现场，他说：“我觉得自己三十年的努力都白费了”（因为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或道歉），我多想告诉他，正因为有他，中国历史才记住了更多的受害者，我们才更了解那段历史。甚至《二十二》和此片都离不开他的帮忙。
我是在香港的华语纪录片节观看的此片，导演是加拿大华裔，讲英语，现场的主持人会在英语和粤语中双向翻译，观众也只向导演提问，张老师听不懂英语也听不懂粤语，唯一的一次发言因为口音比较重，主持人听得很费力，也并没有把他的感想完整的表达出来。在整个交流环节中，张老师都局促的站在一边，与导演和主持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想，我映后一定要和他说说话。没想到的是，结束后，一出门就看见张老师被观众团团围住了，他们握着他的手，操着蹩脚的港式普通话，说“你真勇敢”“真的谢谢你”，还热情的咨询张老师写的书（《慰安妇调查实录》），今晚第一次在张老师脸上看见笑容，希望来自异乡的鼓励会再给他增加一点点信心与动力，让他坚持下去，让他不会再觉得，自己的努力白费了。
映后有观众提问：“150万份请愿书上呈给联合国的后续是什么？” 导演答：“联合国建议日本重视这个问题。” 仅仅是一个“recommendation”。我可以理解一个政府要承认自己犯过的罪行很难，基本不可能，但影片中真的喊出“韩国的妓女滚回去”那些话的日本民众，我觉得他们可恨也可怜。日本政府将这段历史从课本中删除，他们想遗忘这段历史，甚至企图篡改它，对他们而言，这是段不光彩的过去，但对于亚洲其他受害国而言，这不是我们的错，而我们只是想要一个道歉，何错之有？
婆婆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但历史不会忘记她们，世人不能也不应忘记历史，无论是加害国的日本、还是受害国的我们，亦或是世界上其他的旁观者。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这是关乎全人类的人权与道义，以及对战争的反思。导演给所有观众拍了视频，为了放给影片中唯一还健在的那位吉奶奶看，我们一起喊着，“thank you，we love you” 。
《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六)：需要道歉的人啊，给你一个看片链接
2017年，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由于有明星注资，有明星转发，取得了不错的票房，虽然后续围绕着收入和受害者家属的分配有挺多争议，但也总算是有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对于一段不容忘记的史实是很重要的。
对于纪录片而言，《二十二》有挺大的一笔投资，剧组阵容挺大，机器规格很高，拍摄和制作都挺电影化，但其实单纯从纪录片的形式和内容来说，《二十二》还不能算作纪录片，而只是算作专题片。因为片中大部分镜头都是摆拍，人物的活动不少来自导演的调度，每个人物都拍得比较表面，欠缺扎扎实实的纪录，几乎没有人物的精神内涵的挖掘，整体来看像一个人物肖像拼贴画。
与《二十二》相比，《等不到的道歉》是华裔加拿大女导演熊邦玲通过众筹获取了微不足道的投资，也许只有《二十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熊导演耗时七年，辗转于中国山西、菲律宾、韩国，使用沉浸式的拍摄手法纪录了三个慰安妇受害者的生活，影片充分发挥了纪录片相对于剧情片的优势，导演和人物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人物得以表达出对别人难以启齿的故事，导演才得以拍摄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才使得影片具有很强的人情味和感染力。纪录片一定要纪录。
三位老人三种不同的生活。
山西老人早年曾在慰安妇基地两次怀孕，出于身心创伤，因为别无选择，她都选择了毁灭无辜的生命。由于身体和心灵无法承受生育的痛苦，老人终生没有再孕育生命，在53岁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女儿，正是这个养女陪伴自己走过了安详的晚年。在这个人物的拍摄中，导演出境最多，看得出她和这个老人的关系最好。老人捏着自己手臂上松散的皮肤对导演说你老了也一样，导演很放松地躺在老人的床上。爱吸烟的老人拿出一根烟递给导演，导演给老人买了一副助听器，老人在大街上蹲下起不来说脏话，导演从背后试图托起老人，老人好强地拒绝……这些细节都是电影剧组拍摄模式下不可能拍下来的，只能是导演拿着小机器与老人朝夕相处慢慢地培养感情。少年时期遭受了炼狱般地折磨之后，晚年的老人已经能够平和地生活了，她性格豁达，易于接触，高寿之年由养女送终也算是圆满了。
菲律宾老人的生活和故事最具有感染力。13岁时被日本人蹂躏之后拖着受伤的躯体回到家里，她的母亲崩溃了，由于当地的风俗容不得女性被强暴，母女二人小心地守着这个秘密。后来老人结婚成家，这个秘密一直被埋藏着，丈夫生前也从未吐露。无奈，老人担心丈夫得知自己的经历之后会离开她，家庭也就会因此分崩离析。丈夫死后，老人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她开始后悔没有想丈夫坦承一切。在丈夫墓前，她说自己不久即来相见，到时候会告诉他一切。儿女们得知这一切之后深受震撼，历史的悲剧虽然过去许多年，但依然缠绕着下一代人。与山西老人不同的是，这个菲律宾老人的文化层次比较高，英文说得不错，她想和其他国家的受害们一起维权，想让日本政府赔偿和道歉。当她在电脑上看到韩国老人的维权邀约之后，表示要立刻飞赴韩国，要弥补自己的遗憾。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不久，这个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当她的遗体封存在水泥墓里的时候，亲人们潸然泪下，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见证者。
韩国老人最具有斗争精神，她从1992年就开始致力于慰安妇维权，常常参加去日本大使馆的静坐和抗议活动。当她亲赴日本去向被蒙蔽的当代日本人宣讲自己的遭遇的时候，常常有被日本右翼分子拿着喇叭辱骂她，而她依然坚定滴走向一个又一个课堂，想有良知的日本年轻人讲述被删改的历史。在奔赴美国的人权法庭的路途上，老人虽然心力交瘁，却仍然勉力强撑，因为她要在有生之年告诉尽可能多的人，她奢望在她有生之年得到来自日本政府的久违的道歉……美国的行程终于结束了，同伴问她下一个计划是什么？老人说她要开始吃和睡。老人的晚年由她早年从赌场救得一个被遗弃的养子照料，养子是个官员，和自己关系融洽而且亲密，俩人会倒在床上面对面聊生活，养子对母亲来说既是朋友，又是亲人。
三个人物三个故事，共同拼贴起沧桑的人生，共同诉说着尘封的历史。记得《二十二》上映的时候有报道说，片中依然健在的人物由拍摄时22个人减到8人。如今两年过去，不知道还剩下几人？
很佩服这位华裔女导演能够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拍摄这样一个题材。不管能否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有这样的片子流传，历史就不会被遗忘。
转自公众号：了了了电影
《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七)：等得到的道歉
记录一下今晚发生的对我而言的历史性事件：
影片结束后的Q&A,有个日本男生举手发言，他说[美国是个freedom of speech的国家，所以我希望我接下来说的可以被接受。]大家神情凝重，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他说：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们和我们政府从不否认慰安妇的存在，我们也给了她们钱，但是我们觉得，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们是被强奸还是自愿做性奴的，为什么要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道歉？]
奇怪的是，我没有生气，对于他的发言也不意外，更多的是一种[天啊我竟然亲耳听见了这样的言论？！]的感受。
坐在我旁边的日本朋友低声叫出了oh my god。
导演忍不住了，导演说[首先，我注意到你在电影放映到一半时才进场，期间你一直在玩手机，你没有真的读懂我想传达的意思，道歉并不是政治形式更多的是对这三位奶奶所代表的受害妇女的一种关切；其次，当一个女人在讲述她的被强奸的经历时，她还需要任何证据去证明她的悲惨经历吗？她被撕裂的身体不是一种证据吗？我在采访中国的老奶奶时，她说的最多的是你要相信我这真的发生了（中国老奶奶被强奸后怀孕两次然后在田地里生产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你是一个男性，你永远都不能体会女性被强奸的痛，而你竟然还在向她们要证据？！]
然后那个日本男生气哄哄地冲出了放映室。
活动主办方出来解释说，慰安妇收到的赔偿都是来自日本民间，官方是不承认也没做出任何赔偿的。
那一刻，我觉得女权运动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历史教育还需不断改善，我要是日本人我真得丢脸死。
然而，活动结束后，我和日本朋友（女生）一起回家，我打算只字不提今晚的抓马谈作业因为我明天due的paper还一个字没写！！！！！结果没想到她主动说起来[I feel so ashamed of that Japanese guy.]
然后，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日本朋友谈起了二战。
她说，[作为日本人，虽然我知道他这种想法和日本国内一些人同样的想法从何而来，但，这是一个把你这种想法说出来的场合吗？这根本不是freedom of speech，这是support of rape！]
我很惊讶于她的openness, 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机会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和日本人谈这段历史，于是我说[这也是为什么上次福田来我问他应该怎样教育日本年轻人看政治。]朋友说[你知道吗，在日本，我们的教科书上对慰安妇几乎只字不提，我们的教科书上没有说强奸犯是我们，所以日本年轻人如果不出来看看他们永远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在面对中国韩国的指责时只知道一味抗拒，但是他们不去想为什么中国韩国会指责他们。我不想喷我们政府，但我真的觉得很可悲，只有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南京大屠杀了解慰安妇才有更多对话和关系和好的可能。]
那一刻我激动地说[I've been waiting for an appropriate chance to talk with Japanese people about WWII, I did have many Japanese friends but I never talked to them about this and I don't know how to start and end on such sensitive issue.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aring your thoughts with me.]
影片中，当韩国老奶奶驮着一把年纪走路吃力的身体飞到东京抗议时，一些日本（男性）青年挥舞着太阳旗用喇叭朝她大吼[滚回去二战妓女！]在日本跑选举的一位女性也在号召[大家不要相信慰安妇，她们不过是妓女罢了！]那时候我没有自己预想的那样被气哭，而是冷静地（？）在心里希望这些人的女儿／亲妈出门被人强奸再被人喊[活该你这个妓女！]
然而，真正让我开始哭的时刻不是看着老奶奶们艰难地生活着，而是韩国老奶奶飞去日本一所女子大学讲她的经历时，在座的日本女生的反应，我看见许多人抹眼泪，一位女生站起来说[我们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从没学到这段历史，我是第一次听到慰安妇，谢谢您愿意与我们分享，我非常震惊，我相信日本民众站在你这一边]，另一个女生说[非常感谢您今天来，作为一名女性...]然后她说不下去了，她一边哭一边想继续但是最终除了谢谢没能再说一句话。
那一刻我突然被触动，然后我再也hold不住眼泪了。就像Q&A时一位韩国女生说的，我又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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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八)：【中文字幕】一甲子的沉默，和一千次抗争
“慰安妇”问题我们绝不陌生，但思考得又有多深？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已是生长于和平年代的了。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战争和匮乏在“民族-国家”叙事的一再修饰下，让生来命定为这一身份的人继承起了颇为吊诡的集体记忆，人们既无法否认这是自身民族的伤痛，亦很难作出行动来捕获更多的真实。尤其在社会活动空间逼仄的今日，一代代人经民族主义熏陶，不如乖巧地将这样的问题抛还给“国家”——是行政机关，更是一个象征符号，等待它们被解决或成为往事。
在《二十二》公映之前，大众很少在乎“慰安妇”的真实形象。在我们的想象中，耻辱的历史最好由能直接反映耻辱的影像表达，有一类批评甚至质疑《二十二》充满日常琐碎的影像是不道德的：怎么只有这么少的民族苦难，还不断出现毫无意义的空镜头？
然而为什么不？这部影片，也是将镜头对准慰安妇幸存者个人生活的纪录片，由加拿大华裔导演熊邦玲（Tiffany Hsuing）跟拍7年完成，上映后获得了一些海外电影节的奖项和提名，17年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也曾有展映并获奖。
影片的背景是2011年前后，韩国民间组织“挺对协”发起的一次跨国界联署行动。最初，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国家赔偿的运动是由这个组织发起和推动的，这场关于“道歉和索赔”的运动可以追述到1991年首次有幸存者站出来对公众讲述自己的遭遇，自此日军慰安妇制度才逐渐成为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从1992年起，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每周三在日本驻韩使馆门前集会，影片中也记录到了2011年第1000次“星期三集会”。到2015年，日韩政府间签订相关协议，日本首相以个人而不是政府的名义向受害者表示了歉意——但这些处理方法也仍让很多人不满。
影片中三位幸存者奶奶分别来自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其中两位已经故去了。《等不到的道歉》里有她们生活的样子，让我们能观察到更完整的受害者形象，也开启着思考事件本身的新视角。
如果这样的性暴力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不仅仅发生在二战中的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甚至不仅仅发生在人类文明个别特定的时空中，那么它是什么？
如果这不只是个别民族的苦难，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何种在此共同体之外的视角？抑或民族国家的框架本身可能就无助于解决该问题？
慰安妇制度的本质是什么？面对强奸和性暴力，幸存者奶奶们怎么样说出自己的故事？这和米兔中的女性又有何呼应之处？
——当女人开始诉说时，这些疑问就不得不校准它们自己的音调。
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中写道：“只有将所有与强奸有关的证词都收集齐全，妇女史的真实内容才会浮出水面。”是的，我们也这样相信，也正是在这一“不可能性”的层面上，女权主义重新思考真相。
为了便于思考本片和慰安妇问题，我们会附上旧金山州立大学韩裔人类学教授苏贞姬（Chunghee Sarah Soh）的论文节译，苏贞姬2008年的著作《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慰安妇：韩国与日本的性暴力和后殖民记忆）被很多慰安妇研究的书单推荐，里面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对涉事各方都有分析和批评，包括对影片中出现的韩国慰安妇援助组织“挺对协”的行动亦有所反思。《从帝国赠礼到性奴隶：“慰安妇”符号表征的理论化》为作者2000年的论文，除了大致介绍了慰安妇制度，主旨是通过不同方面对慰安妇群体的称呼表述，分析其背后所反映着的意识形态视角。
曾经，日本帝国给她们安了一个杜撰出来的名字叫“慰安妇”，在朝鲜她们又叫“挺身队”。浩荡皇恩把她们被当作“礼物”赠予将士，总之，她们“奉献”自己。皇军士兵则蔑称她们为“P”（一说为英文“prostitute”的首字母，一说来自中文“屄”）。一直到90年代，韩国女性运动者们提出她们是“性奴隶”，为她们争权利。苏贞姬提醒我们，语词背后有别的东西在操弄，尽管也并非密不透风。
看完论文后请再回想影片中“奶奶”这个称谓，或者叫“阿婆”，台湾则会叫“阿嬷”——其中反映着多么沉重的转变。和不久前中国米兔第一例胜诉里争来的那个“道歉”很像，这不是什么完美的胜利，但对于夺回她们被曾被夺走的声音来说，这至少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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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九)：慰安妇题材纪录片：如何言说伤痛记忆
2017年，一部以“慰安妇”为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进入院线，并通过口碑效应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最终以1.7亿创造了纪录片进院线的票房神话。而另一部同样以“慰安妇”为主角由加拿大导演熊邦玲（Tiffany Hsiung）拍摄、加拿大电影局支持的纪录片《等不到的道歉》（The Apology）也在国际电影节上受到瞩目，但至今却并未被国内观众所熟知。事实上，熊邦玲的拍摄早在2009年就开始，细心的观众可以在《二十二》片头陈林桃老人葬礼参加宾客中发现她的名字。
这部历时七年完成的作品聚焦于中、韩、菲三国三位慰安妇幸存者，长时间跨度的拍摄展现了她们各自迥异的生活现状，也将“慰安妇”议题重新放置在了当下的语境，提醒着我们面对的绝非是一段过往或历史，而是当下的且有其当下的迫切性。
2017年中一部以“慰安妇”为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进入院线，并通过口碑效应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最终以1.7亿创造了纪录片进院线的票房神话。而另一部同样以“慰安妇”为主角由加拿大导演熊邦玲（Tiffany Hsiung）拍摄、加拿大电影局支持的纪录片《等不到的道歉》（The Apology）也在国际电影节上受到瞩目，但至今却并未广泛被国内观众所熟知。事实上，熊邦玲的拍摄早在2009年就开始，细心的观众甚至可以在《二十二》片头陈林桃老人葬礼参加宾客中发现她的名字。这部历时七年完成的作品聚焦于中韩菲三国三位有过“慰安妇”经历的老人，长时间跨度的拍摄为我们展现了她们各自迥异的生活现状，也将“慰安妇”议题重新放置在了当下的语境，提醒着我们面对的绝非是一段过往或历史，而是当下的、且有其当下迫切性的。
鉴于《二十二》为被大众所熟知的同题材的作品，且两者的拍摄时间比较相近，本文会在不同角度将《二十二》与《等不到的道歉》相对比，笔者的本意不在于指出《二十二》的不足，而更是希望通过对比，让读者看到处理相同题材时的不同可能性，以及这些差异最终在作品上的呈现。鉴于纪录片创作的复杂性，不同的创作方式和最终生产出的影片不仅与导演自身的性格、文化背景、美学偏好有关，也与影片的制片团队、制片方、生产和发行体系和目标受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肯定的是，两部影片在收集与记录“慰安妇”影像、证言以及引导大众重新关注这一议题上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同为“慰安妇”，却有着不一样的人生
《二十二》，其片名直接指向截至到2014年还在世的二十二位慰安妇幸存者。这一片名反映出幸存者一一过世的现状和收集历史证言的紧迫性之外，但也暗示着“慰安妇”这一形象的集体性。在影片中，老人们是按姓名和居住地被一一介绍和呈现的。或许导演的初衷是为每一位在世的老人留下影像记录，但在近100分钟的片长中以段落呈现26位老人的结果是，观众对任何一位老人都印象不深。留在观众印象中的依然是她们的共同性：年迈的身躯，饱经风霜的脸，相对穷困的生活，沉默，和少量对过往经历的碎片化陈述。
相较而言，《等不到的道歉》则在展现“慰安妇”集体性身份的同时，凸显了老人们生活现状的差异性，这得益于影片的跨国取材和拍摄：将“慰安妇”这一现象放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地理空间，勾勒成为受日本侵略的亚洲诸国共同的历史遭遇，在韩国、中国和菲律宾分别选取不同人物进行跟拍，并交叉剪辑，成为三条齐头并进并偶有交集的叙事线索。这样的处理让我们意识到老人们虽然遭遇了相似的性暴力创伤，但其之后的人生和面对创伤性记忆的方式千差万别的。由此，她们便不仅仅是历史暴力的证人，更是生活在历史中的真实个体，有各自的家庭关系和人生轨迹。而她们不同的处境也多少映射出三个国家不同的历史社会面貌。
《等不到的道歉》更真切地展现了“这些老人现在怎样”以及“她们是如何背负着过去的创伤生活”的。韩国吉奶奶（Gil）的生活起居受到韩国NGO组织人员的照顾，八十多岁的她承受着病痛和旅行疲惫，坚持出席在国内外的各类讲座、抗议现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不幸的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接受采访；诉说已然成为她的工作和责任。菲律宾的阿德拉奶奶（Adela）在由“慰安妇”幸存者组成的民间组织中服务，定期参加聚会，但她却从未将自己的遭遇告诉家人（包括已去世的丈夫），独自背负着这沉重的秘密和隐瞒的愧疚中。中国山西的曹奶奶（曹黑毛，同样也出现在《二十二》中）与养女一家毗邻而居，但一个人住，自己烧火劈柴，她的遭遇，村里人都多少知道，但她从未亲口对养女提起。
影片开始于笼罩着晨雾的苍茫群山。伴随着背景声中隐约的哼唱，老人们的一天开始：起床，穿鞋，洗脸，搽油，梳头。镜头从她们身体的局部掠过，裹过的小脚，满是皱纹的手，佝偻的身躯，最后定格在她们饱经风霜的脸上。以这样的场景开始故事，饶富意味：洗脸梳头这些动作看似寻常，是她们的日常，如日复一日的生活本身，但同时又是隐喻性的，是情节和整理，是一个人认真对待自己，洁净自己的时刻，带有自爱和自省的意味。
这种日常和当下的基调贯穿了全片。与《二十二》类似，《等不到的道歉》也完全没有使用任何历史影像资料，而专注的呈现这些老人的生活现状。不过，与《二十二》单个人物及其现状自成一个段落的方式不同，依靠长达五六年的拍摄跨度，《等不到的道歉》中三条人物叙事线都呈现了发展和变化。而这种叙事发展则是建立在“讲述伤痛经历”和“由讲述带来的改变”上的。
难以言说的伤痛，讲述作为一种赋权
相较于其他创伤形式，性暴力受害者尤为难以言说其伤痛经历。这与东亚文化视性为禁忌以及社会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化有很大关系。而在慰安妇这一问题上，又涉及到二战受侵略的“国仇家恨”，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中，幸存者往往会被视为是“国家的耻辱”，遭到进一步的污名化和边缘化。这是相较于其他受害者，“慰安妇”受害群体难以言说其伤痛的深层原因。《等不到的道歉》中除了韩国老人作为“职业”抗议者，可以勇敢讲述自己的经历之外，其他两位老人都选择沉默。
影片中，导演熊邦玲与菲律宾阿德拉老人有这样的一番对话。阿德拉说：“在菲律宾，作为受害者是一种耻辱。为什么讲出来？做个英雄吗？”导演则反问她：“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因为你说出来，其他人会从中获得力量。”阿德拉听完若有所思。
在《二十二》的结尾，“慰安妇”证言收集者张双兵说了这样一段话：“走了30多年下来，没有得到日本政府一分钱的赔偿和道歉，她们能说出自己的过去，在她们来说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她们这件耻辱的事情让周围的老板姓甚至全国人都知道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也很后悔。假如知道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话（指）我不如不惊动她们。”这段话放在影片的结尾处颇让人疑惑，导演似乎借张双兵这段话对自己和其他证言收集者的行为提出一定的反思。评论者秦以平在一篇关于《二十二》的文章中对此提出了这些问题：“对于历史证词的收集、对创伤记忆的诉说到底是一种“打扰”还是有可能成为新的赋权？这些证词和记忆对历史和历史的后来者（作为观众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归根到底，拍摄这些老人、完成这样的纪录片又怎样的意义？”
《等不到的道歉》着力向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老人们关于伤痛记忆的碎片般证言，而更在于这些老人从沉默到选择讲述的过程，以及讲述这一行为对她们生活带来的一些改变。影片中的三个人物各有其不同的生活处境，但对过往创伤的讲述都成为可能给当下带来改变的行动，成为一种赋权（empowerment）：对于韩国的吉奶奶来说，对公众讲述是公开抗议、争取权益的方式，也是自动承担以历史见证者教育后代的责任；而对菲律宾的阿德拉来说，对亲人讲述是夹杂着忏悔情绪的自白，是卸下背负一生的秘密重担，也最终成了她的自我救赎；而在中国的故事中，影片拍摄成为讲述的契机，借由导演的拍摄，养女李桂花得以了解到曹黑毛老人的过往，关于伤痛的记忆和对老人承受苦难的尊敬在亲缘代际之间传承。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讲述都是对私密记忆的分享，而分享创造了新的连接（被拍摄者与导演、潜在观众）。经由纪录片的拍摄、传播，讲述者的个人经历与历史记忆被转化成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集体记忆，为后人提供了新的历史知识。但这些讲述/作证是如何发生的呢？
导演作为积极的行动者
上文提到，“慰安妇”幸存者所面临的难以言说其伤痛记忆的困境。所以，在处理“慰安妇”这一敏感题材时，“不干预、不介入”的拍摄方式被视为是一种尊重和体量受害者的选择，但这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吗？事实上，所谓的“不介入”在“讲述/作证”行为上是不可能的。老人们的创伤性记忆是不可能在生活日常中被随口讲出来的。对伤痛记忆的讲述必然需要对象（向谁讲），契机（什么场合讲）与目的（为什么讲）。老人们的讲述，其目的既可能是作证，也可能是分享。前者意味着老人知道镜头和记录的意义，意识到自己讲述会成为某种证据，进入到公共历史话语系统中去；后者则意味着老人们的讲述更多是对着摄像机背后的导演，出于对采访者的信任，自愿分享自己最隐秘的伤痛。无论是哪种情形，讲述都是需要契机和动机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干预、不介入”其实是自欺欺人，因为作证/讲述必然是在外界（采访者和摄像机）的介入下（理想情况下）引发的一种自愿的、合作性的自我暴露。
换言之，讲述/作证永远是一种发生在关系间的行为，是发生在采访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也体现着两者互相信赖的关系，是一方愿意讲述自己隐秘的伤痛、另一方则愿意和讲述者一起承担这沉重的记忆，成为第二见证者。对于双方来说，这需要信任也需要勇气。在中国故事中，养女李桂花说自己从不曾问过母亲那些事：“她不告（诉）我我就不问。”双方都因为害怕提起过去会对对方带来负担而选择沉默。
《等不到的道歉》中，导演熊邦玲扮演的不是“墙上苍蝇”式的观察者，而是以行动者的身份介入到影片的拍摄之中。虽然就整体而言，导演出镜的镜头并不多，但在中国和菲律宾的段落中，我们都可以明确地看到她和拍摄对象的互动，而老人们最终选择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她的在场和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熊邦玲在访谈中曾谈到，在拍摄初期的一两年自己多次去到中国和菲律宾，花很长时间与老人们以及她们的家人相处，一起做饭，吃饭，看电视，抽烟，也解答她们对她的种种好奇，包括解释自己为什么还没有结婚。正是在这种日常相处中，她们互相了解增进信任。同时，熊邦玲将外界对她们故事反馈转告给这些老人，让她们知道通过她们的故事，观众可以了解历史真相，也获得勇气和感动。渐渐的，老人们就不再抱怨“说这些有什么用”，也会愿意和她讲起过去的经历。
在这三位受访者中，对熊邦玲来说，采访难度最大的当属中国老人曹黑毛：语言不通，加上老人听力不好，交流很有难度。但在她和曹黑毛老人的相处之中，却生出一种跨越语言、代际、文化背景的温情。影片非常打动人的一个场景是个下雨的日子，熊邦玲和老人坐在炕上，老人用手抚摸着导演的手臂，又摸摸自己满是褶皱的皮肤，笑着说： “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这样。” 正是在这样亲密的氛围中，老人可以自然地讲起当年日本军队侵略村庄时的恐怖情形，并告诉亲口她，自己是如何在慰安所生下两个孩子又别无选择地掐死他们。
导演熊邦玲和曹黑毛这个段落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讲述意外性，其契机往往是随机的、突然的。学者徐亚萍认为：“意外性证言传达出现场的丰富性以及受害者在追溯创伤记忆时的能动性，同时也体现出拍摄者与被拍摄的见证人之间的主体间互动。” 这些真实细节的披露正是在导演与拍摄对象的互动之中发生的。
可以说，正是因为拍摄者的介入、与老人们亲密的互动中，讲述/作证才可能发生，否则那些创伤性的记忆则无法被讲述、揭露和记录。因此，《等不到的道歉》中，拍摄者和其拍摄行为顺其自然地成为影片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故事中，熊邦玲的拍摄更成为李桂花了解养母曹黑毛的契机和中介。
相较于安静、不介入的凝视，真正打动人的东西或许更可能发生在真实的互动和交流中。正如《二十二》中温暖人心的一幕是曹黑毛老人向摄影师递烟的一幕，《等不到的道歉》中打动我们的是导演和曹黑毛老人并肩而坐，是日本女生在听完韩国老人的故事后说到“作为一名女性……”时泣不成声。借由老人们讲述，伤痛的记忆被分享，历史的真相得以在代际之间传承，新的联结/关系因此建立，这是《等不到的道歉》中最动人的部分。
能与老人建立这与亲密的关系，与熊邦玲的女性身份不无关系。影片的创作过程也建立了一种女性间的跨越国族、文化、代际等差异的联结，这种联结既是创作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亦是拍摄对象（如菲律宾奶奶与韩国奶奶）之间的。这种联结是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发生，同时也成为影片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学者斯泰拉·布鲁兹（Stella Bruzzi）对纪录片的定义去理解《等不到的道歉》这类的影片。布鲁兹将纪录片视为“真实与对真实的再现（representation）之间的不断协商（negotiation）”。换言之，布鲁兹认为纪录片不可能等于真实本身（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更真实的方式），也拒绝单纯将纪录片视为对真实的再现，而认为纪录片总是在创作者、拍摄对象和观众的互动中完成的。布鲁兹更将迈克·摩尔，尼克·布鲁姆菲尔德这类导演视为“演出者-导演”（performer-director）：他们现身在自己的影片中，与拍摄对象互动，而将导演对现实的介入囊括进影片中，也直接暴露了纪录片本质上的建构性。
而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的是，所谓的“不干预、不介入”一定是纪录片创作的最佳方式吗？如果我们以布鲁兹的定义来重新看待纪录片以及纪录片的拍摄行为，我们不仅可以对纪录片作为一种类型有更广阔的期待（而并非一味以“墙上苍蝇”式的方式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创作者也可以更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拍摄方式，而方式的选择最终与创作个体的性格、文化背景、美学偏好相关。而纪录片某种程度上呈现的正是创作者与世界（包括他自己、他人和外界）的关系和相处方式，只要在一定道德伦理规范内，都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之分。正是这些各自不同的选择，让纪录片有可能带我们进入更广阔、多元、复杂的现实。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等不到的道歉》全女性的创作团队：Anita Lee （加拿大电影局制片人，代表作《我们讲述的故事》），雪美莲（Marry Stephen， 侯麦御用剪辑师，纪录片代表作《归途列车》、《少年小赵》等），Lesley Barber （加拿大作曲家，代表作品《海边的曼彻斯特》等）。熊邦玲也在不同采访中感谢有这个“全明星”的女性团队，正是她们的参与和投入，让这部影片成为了它今天的样子。
关于熊邦玲
熊邦玲（Tiffany Hsiung），加拿大华裔女导演，现居多伦多。熊邦玲致力于创作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品，讲述边缘个体和社群的故事。《等不到的道歉》（The Apology）为她的首部纪录长片，跟踪拍摄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的三位慰安妇幸存者，历时七年完成。影片在加拿大Hot Docs纪录片节首映，并在釜山电影节获得釜山影迷奖。
本文发表于“谷雨计划”，稍有改动。
《等不到的道歉》观后感(十)：她们等了82年还未来的道歉，不该只有200人知道
前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昨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这几天国外各大奢侈品牌因违背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问题纷纷道歉，诸多艺人也都在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些纪念日和事件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历史不容篡改和遗忘，国家强大才有资格谈外交。
纪录片《生命里》讲的是一群“等死”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命最多只剩三个月，而医院的医生对他们和家属做临终关怀。
他们对过去的记忆基本都是色彩斑斓、愉悦美好的，有甜蜜的初恋、有下山上乡的瓜果、有情真意切的好友、有严厉温柔的母亲……
因为没有人愿意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被痛苦和纠结缠绕，所有人都希望与过去的自己和解，与一切的罪恶、隔阂、苦闷、伤心，挥手作别。
人老后和往生前的回忆都是温柔的，可在她们心里却有一股痛一直挥之不去。
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去了天堂，留下来的人所剩无几，而且都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说话不利索、行动不方便、脑子不灵活。
但她们从来没有忘记心底的那份痛和那句等不到的道歉与尊敬，即使即将进入坟墓，她们也在努力争取。
她们都是“慰安妇”，正确的称呼是：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但在《等不到的道歉》里大家都叫她们“奶奶”。
纪录片经历了7年跟拍，横跨中韩菲三个国家，它的镜头很温柔，没有想要去诉求、呼吁些什么，只是平静的记录她们晚年的生活。
主要对准的是三位奶奶，中国的曹黑毛奶奶，韩国的吉元玉奶奶，以及菲律宾的阿德拉奶奶。
曹奶奶是一位硬核奶奶，虽然已经92岁高龄，但她几乎不需要别人的帮忙，砍柴、烧火、做饭，这种年轻人做起来都手忙脚乱的活，她乐此不破。
哪怕外面已是寒冬，她依然不惧严寒，女儿在旁劝解她要注意身体，她方才依依不舍地走回到屋里。
为了不给女儿一家添麻烦，她一直一个人居住，也不喜欢出去转，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她的业余生活是和妹妹一起看电视，即使已经耳背到听不见声音，她还是努力地往前伸着脖子，盯着画面。
饭后，她还会点起一根烟，掏烟、点烟、吐烟，一气呵成。
就连和摄制组出去走走，她仍旧一副硬核作风。
累了坐在石头上休息，起身时因为腿的缘故站不起来，她没有抱怨，反而再说：“我怎么不早点死，对大家都有好。”
紧接着又爆了一句粗口，她的感叹不是因为年长，而是她背后那段悲惨的遭遇。
曹奶奶一家在她小时候本来过的挺好，但是日本人来后把一切都打乱了。
18岁那年，她被日本人抢走，父亲阻挠，被他们拦住并毒打，母亲由于悲痛，一口气没上来而去世。
曹奶奶被带到了“慰安所”，在里面她多番反抗，换来的是一次比一次重的殴打，日本人在她身上极尽蹂躏。
她亲眼看见了，那时的日本兵是如何的残暴无人性，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开膛破肚，随意践踏生命。
在“慰安所”里被折磨了近两年之后，曹奶奶逃了出来，但是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怀了日本人的孩子，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
她强忍着痛生下孩子，随即掐死了这个孩子，她一度说自己从那开始变坏了，但是她没有办法。
而且被日本兵掳走以及孩子这段过往，她从来没有跟女儿说过，她觉得这种事情不光彩，不想给任何人增加负担。
所以她终身未婚，现在的女儿，是她的养女。
阿德拉奶奶一生中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丈夫生前向他坦白自己“慰安妇”的那段经历。
不是她有意隐瞒，而是在菲律宾虽然是受害者但是这样的耻辱是不被人认可的，所以她不想因此失去丈夫，毁掉家庭。
阿德拉奶奶在13岁的时候被日军掳走，她挣扎了几次最后都被抓了回来，每次都会打到她满身是血。
在“慰安所”里，她受尽了非人的虐待，那些日军喝醉后，根本不管她还只是个小女孩，脱掉裤子就发泄他们的兽欲。
暗无天日的“慰安所”，阿德拉奶奶忍受了三个月，逃回了家中，她只告诉了她的妈妈，自此再也没向其他人提起。
菲律宾有“慰安妇支持组织”，里面是一群曾经都遭遇过日军虐待的奶奶，他们在有关人士的组织下，乐观生活，同时争取日方的道歉和她们应得的权利。
组织内的人都是折翼的天使，她们在一起的时光是阿德拉忘却一切的时刻，她们会在阿德拉奶奶过生日的时候给她惊喜。
然而，一旦喧嚣散去，那段惨痛的回忆就会浮上心头。
吉奶奶一直在跟韩国的“慰安妇支持组织”抗议日本当年的行径，从1992年开始，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从未缺席。
甚至在第一千次在日本大使馆抗议要求他们道歉前，她身体出现了问题，依然不愿意休息，去诊所打一针止痛针也要参加。
因为这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13岁那年，还没来得及跟家里人告别，她就被日军带到哈尔滨成了“慰安妇”，五年的时间，她经历的悲惨让她不能生育，终身受病痛侵扰。
解放后，她做错了船，以为回到自己的家乡平壤却到了韩国的仁川，然后她便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与亲人失去了联系。
年幼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一转身，就是永别。
战争的苦难没有打到她生活的决心，对待养子就算自己吃不上饭也要给他最好的牛肉和白米饭。
在六七十年代的韩国，经济水平很难解决温饱问题，吉奶奶心底的善良和责任让他对这个养子关爱倍加。
养子长大后，吉奶奶不惜一切地供他上大学，考研究生，养子也很争气，有了出息，同样也支持她为“慰安妇”讨说法的行为。
吉奶奶跟随组织在韩国、中国、日本、联合国，为她们争取权益，希望取得日本的道歉。
工作人员不停劝说她年纪大了，身体支撑不住，可以不用去，交给他们来做就行，但是吉奶奶坚持亲自去。
她觉得作为亲历者，自己现身说法会更具有影响力，所以她不惜一遍遍地揭开自己的伤疤。
在她们的努力下，日本大使馆前有了象征和平的少女铜像，只是迟迟等不来日方的道歉。
吉奶奶又飞往日本，去日本女子大学进行演讲，告诉她们这段真实的历史。
现在的女学生们都是第一次听这样的历史，因为在她们的教科书上根本没有对“慰安妇”做半点描述。
她也跟随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全世界收集签名，向联合国投递，借助联合国的力量向日方施压。
然而结果不尽如人意，吉奶奶远赴日本，却被部分日本人言语侮辱，他们说的那些话但凡有点自知都不会说出口。
真想不到部分日本人的心里何其阴暗，对年逾九旬的老奶奶喷出那么恶毒的话，她们做错了什么，要仍受无端的指责。
日本的政客对这段历史也是采取冷态度，拒绝承认，甚至公开发表言论称“在战争期间，性奴是有必要的”。
这一言论引发了国际舆论，遭到多国的谴责，他们依然不肯收回言论，还在他们自己的会议上因为国家的坚持而鼓掌。
由内到外的腐烂是最可怕的，他们知小礼，但他们失大德。
《等不到的道歉》在美国放映时，日本留学生指出：
“作为一个日本人，日本政府不否认事实，也给予了赔款，但她们是被迫还是自愿需要证据，我们不需要一而再的道歉。”
这也是残忍的现状，他们口中的赔款来自有良知的日本民间组织，并非日本官方。
他根本不会明白女性的贞洁被玷污是多么大的事，没有哪位女性会去捏造这样悲惨的经历。
就像吉奶奶在日本女子大学演讲时，底下一位女学生光是听到就已经感同身受到泣不成声，因为她是女性，她明白女性遭遇那样的事是何等的痛苦。
但历史不会因前行困难就被抹去。
日军侵华战争的八年间，在中国至少有20万女性被迫沦为“慰安妇”，可想而知，整个亚太地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被残害致死，侥幸活下来的有的被当做“化学试验品”，有的苟且偷生，有的在异国他乡孤独终老。
她们难以融入后来的生活，因为总有碎嘴子的流言蜚语，让本就遭遇创伤的她们再次受到伤害。
为了多看看这个还算美好的世界，她们隐姓埋名，再也不愿提及过往，艰难度日，她们一生都在与死神和时间赛跑，但这场比赛注定会以失败收尾。
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的对待使得她们耻于谈论过去，她们所承受的委屈几乎没有人真正地去关心过。
一旦那些不熟悉她们经历的人们知道她们曾是“慰安妇”，她们又要在非议和无休止的采访报道中度过本就不幸福的晚年。
她们需要的不是你泪眼汪汪的同情和怜悯，也不是动辄成千上万的善款和物品，更不是几句无法兑现的承诺。
就她们本身而言，她们真的是需要那笔赔款吗？
已经步入黄昏的年纪，已经跌宕了一辈子，钱对黄土埋到脖颈的她们基本不会有多大的用处，而且家人们对她们的事也一无所知。
其中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去关注，她们中很多人连家人都没有，战乱和自卑让她们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家庭。
她们更看重的是道歉，是尊重，是把她们当普通人一样对待，她们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苦大仇深。
正如纪录片《三十二》片尾韦绍兰老人所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正如吉奶奶所说：“如果你们道歉了，这个伤口会消去吗？不会的。伤疤还会在，但心会得到治愈”。
只是有些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不忍去看却又实实在在在地发生。
1997年以前，日本的教科书仍有关于“慰安妇”的历史，2012年，这段历史在日本教科书上已成空白。
今年的八月一日，象征着和平的少女铜像在日本爱知艺术节展出时被强迫撤下，并以扰乱政府为由进行驱赶。
2017年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如今影片中的老人们只剩4人在世。
张双兵所著的《炮楼里的女人》详细记录了近80位“慰安妇”，他共调查了127位老人，她们已全部与世长辞。
《等不到的道歉》里曹奶奶和阿德拉奶奶也相继离世。
虽黄花未凉但已日暮夕阳。
她们在等日本的道歉，日本却在等她们都死去。
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只有他们自己充耳不闻。
那我们又能做什么？重视自己的历史，多些关怀和慰问，尊重每一位苦难的受害者，不消费悲惨，不卖弄可怜。
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我们又该以什么姿态去要求别人的道歉？
她们等不到的道歉，让我们继续接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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