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提一个耳熟能详的人物，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提到她，我的眼前就晃动着一位衣衫褴褛，手握根拐杖，目光呆滞地望着村口的老太婆，嘴里不停念叨着：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掏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门口看，只见豆撒了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初读此段，无不潸然泪下，就如文中的四婶一样，眼圈有些红了，太残忍，太值得同情了。然而，祥林嫂为什么从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后来变得那么不受欢迎呢？
最直白的解释当然是唠叨重复，再值得同情的事，说太多遍也会让人心烦。但是唠叨自己不幸的人多了，为什么她的结局竟然如此凄凉？
细究个中缘由你就会发现，嫌弃和排斥的真正的原因，乃是村民相信她“命不好”，哪怕是捐了门槛也无济于事。那么，从同情，到心烦，再到嫌弃，这中间人们的心理变化是如何作用的呢？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意外。为了能够心平气和地生活，我们都被天然预置了一种被心理学家称为“公正世界假设“的心理机制。也就是说先假定世界是公平的，再为各种公平现象找到各种使之显得公平合理的理由，或者给各种不公平现象找到各种使之显得不公平的理由。
这种机制的内在逻辑，很像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同的是方向正好相反。它相信的是“恶报必有恶，善报必有善”，即好事和坏事的发生，背后总有既定的原则。
简单说，看到别人遭受不幸，我们会本能地倾向于为受害者寻找受害的“正当”理由。比如说员工被辞退，是因为他得罪了领导；女人遭到男性强奸是因为穿着暴露、打扮娇艳；钱包被偷是因为做事马虎、自己不小心；被街头恶棍殴打是因为出入不良环境场所；大龄剩女是因为性格有缺陷；包括祥林嫂这么惨的遭遇也根本不应该去同情，就因为她”命不好“，如此种种。
总之，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此一来，世上一切不幸都跟我无关，便可以心安理得淡定从容地看待这本值得同情的不幸。
《大脑里的8个骗子》的作者科迪莉亚•法恩，她既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认知心理学家，又是一位平凡的爱子心切的母亲，既能主观上深切体会这种”公正世界“的幻觉，又能客观上不动感情地剖析它。
在这本书里，作者坦陈了这样一段不甚光彩的心迹：有一次，她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出门散步，遇到一位邻居老太太向她谈起自己因白血病夭折的三岁的孙女。按理说，一位正处于哺乳期的母亲，应该最能同情别人的丧子之痛。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此时，法恩心底涌现的不是同情，而是各种角度的责难——是不是没有母乳喂养？是不是吃了太多垃圾食品？是不是平常经常玩手机？是不是不讲究卫生？总之一句话：家长肯定是哪里做错了。
对于这种心态，法恩清晰地总结道：“表面上看，我们会同情世上无数的无辜受害者的不幸遭遇。但是，我们面对这些无辜受害者时实际抱持的态度，却戳破了我们道德高尚的面具。因为如果我们不去试图给这种悲剧的发生找到借口，我们内心那不太道德的大脑就会担心自己的小孩恐怕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我没有做这些错事，所以我的小孩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不幸。这就是人性的自私和冷酷。
遇到小的不幸，同情的眼泪也许是单纯而且真诚的。但是面对那种足以压垮任何人意志的不幸，本能涌现出的同情感就会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所克制。说白了，不幸是你的不幸，千万不要跟我扯上什么关系，我的日子还得继续过，找个合理的解释安慰自己，比同情你的不幸因而让自己惶惶不可终日重要得多。我们在安慰不幸的人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想开点，日子还得继续过啊。”，其实哪是说给不幸的人说的，分明是说给自己听的。
那么，如果实在找不到不幸的理由怎么办？很简单，“命不好”。
让阿毛在门口剥豆算是错吗？当然不是。但是如果没错仍然会被狼叼走，岂不是村里人的小孩都有遭受这种厄运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找到更高一层的原因，才能说服自己这种惨剧不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搜罗出各种足以证明”命不好“的证据硬往上面靠，总算也能够自圆其说。于是，哪里还有什么同情可言，恶报必有恶啊，活该如此。
听起来让人绝望，但是在善于自保方面，我们的心理机制就是如此强大。
那些面对别人遭遇的不幸所呈现出的同情的面孔，此刻显得是多么地丑陋和卑鄙。你所说的那些同情的话语，真是是你内心所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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