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劭杰。读四年级。
每次叫他的时候，我都会说：这是个多好的名字呀。他，几乎从不回应我，哪怕是课堂上的提问，他也从不参与。他，游离在课堂之外。我叫他的时候，他总是比一般孩子要显得更紧张、更着急，脸泛红，头低垂，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有他的可爱之处。比如，长得皮肤白皙，干净好看。要知道，有的人活了一辈子，无非就是想让自己长得干净好看一些。再有，他从不影响课堂纪律，他的安静，是我做老师以来很少见到的。他坐在第一排，我是通过观察他的脸部表情，才知道他快乐与否。我真庆幸我是他的音乐老师，才可能看到他那么多的微笑与安静。他总是安静的坐着，不说一句话，也不问一个问题，假使能与我对看几眼不逃避，已是很好的表现了。
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徐老师在教师节特意送来一束花，说徐劭杰小朋友一定要送花给你，但他不认得你办公室，所以只好我替他来送你了。那时，我知道了这个叫劭杰的小朋友。二年级时，也是教师节，劭杰班上几个活泼的女孩子跑来我办公室，说帮劭杰送花给我。我问：为什么劭杰自己不一起来呢？她们说：他怎么都不肯来，再不送，花儿都要谢了。
两年来，我对他的印象停留在：干净、好看，安静、内敛，送了两次花儿。其他，我似乎知道很少。但我看得出，这个孩子的动作比一般孩子要慢很多，我猜想他可能属于那种“还没开窍”的孩子。很多时候，看起来还真有点慢吞吞、傻乎乎的。
2.
劭杰现在读四年级了，我又成了他的音乐老师。不过，和他有更多联系的是因为我成了他的德育导师。这是学校校长室推行的一种帮教补差举措，也就是进行师生一对一的辅导与帮困。原本，我被安排成了另一个孩子的导师，由于我对劭杰的“偏心”，我跟班主任杨老师商量后，才与劭杰“结对”。
回想大半年来，自己与他的交往少之又少，我就忍不住脸红起来。我甚至对自己的无能沮丧得一塌糊涂。学期结束，每个导师要写很多材料，总结自己的收获与成果，我就难过得想哭。那时，我就想：我根本成不了劭杰的导师。我对他而言，提供不了任何帮助与服务。我在他的“千里之外”。
一个学期，我找过他好多次，谈话基本如此：
我问：劭杰，中午有空吗？有空，来我办公室一趟。
劭杰呆呆的看了看我，慢慢地摇摇头。
我问：中午都做些什么呢？
劭杰脸微微泛红，低低回答：中午，写作业。
我看着他紧张而可怜的样子，再也问不出第三句话来。
“好吧，那你回教室去吧。”
而后，他就静悄悄地低头走了。
有几次，我都起了疑心：难道中午一直都在写作业吗？于是，我偷偷去四（4）班教室看个究竟。去了三、四趟，果真看见孩子们在教室安静写作业，有时是老师在讲课。后来我想，对于劭杰这样的孩子，或许作业还要比一般孩子慢很多，这也意味着，他不仅中午没有时间休息或玩耍，他甚至没有课间的任何时间，除了大小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有空的时候他没空，我没空的时候他空着，我们连单独面对面的时间也没有，这也是我没办法的事。
德育导师作为学校推行的一项德育新举措，我不接受一定是我的错，但我接受了做不好，就是能力问题了。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挫败感特别强。我根本总结不出我的帮助与他的进步，如果说要有针对性的帮助他学习之类（导师帮助的孩子有：心困生、德困生、学困生，劭杰属学困生），我更是无从下手。我在总结里叹息：面对他的困难，也许我也一样困难；面对他的沉默，也许我也只有沉默。
不给他带来压力，不给他造成干扰，不霸占他时间，不给他增添新的烦恼，或许就是我少去找他。我总是很自私很堕落的想。
3.
本学期开学第一天，孩子来校报到，我办事回来正好无意间遇到了劭杰。他站在校门口，一副着急不安的样子。我看了一下时间，接近午饭时间，孩子们都回家了，估计家长没来接他。
“劭杰，今天没人来接你吗？”我刚开口问，劭杰在一秒钟内眼圈就红了，嘴一撇，泪水顺着挂下来。
“没事没事，老师来挂电话。”一边安慰孩子，一边拿出电话，真见不得孩子委屈的哭。
“劭杰，妈妈电话号码是……？”劭杰愣了一下，摇摇头。
我估计是着急，然后暂时遗忘了。
“那爷爷呢，爷爷怎么没来接你？”平时，我一直看见劭杰爷爷接送他。劭杰紧张害怕的毛病又来了，说：“爷爷没空来。”
“没事，那就打爸爸电话吧。”我让劭杰想爸爸的电话。
还好，孩子慢慢说了出来，电话打通，劭接爸爸驱车就来。
“好了，不用急，爸爸一会就到。你就在传达室门口等吧，不要走开。”赶紧搬个小凳，让他坐在传达室等候。他点点头，神情松弛了一些。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突然很兴奋的想：这一次，或许是我对劭杰帮助最大的一次了。我回办公室没多长时间，劭杰就被顺利接走了。我的内心有种补偿的快乐。
前两天给四（4）班孩子上音乐课，看到两个男生呵欠不止，上午第三课就开始精神萎靡，我打趣道：“哎呀，都说上午精力最旺盛了，怎么我们班几个孩子看起来特别劳累的样子。难道……晚上打麻将去了？”同学们哈哈大笑，一下就精神多了。刚想进入正题上课，几个男生大声开始嚷起来：“老师，徐劭杰睡觉最迟了？”
“嗯，怎么会呢？”我疑惑起来。
“老师，他晚上要到11点后才睡觉，有时要到12点，就是在写作业、补作业。有时写不完，也只好睡了，白天再补。”四年级的孩子说话依旧直来直去，毫无遮拦。
这时，我才看见劭杰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整个小脸羞愧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大庭广众之下，我再也不忍心“展开”话题。赶紧暗示大家，音乐课开始了。
4.
写作业，补作业，没玩没了的作业与订正，也许就是劭杰小朋友的“人生难题”了，语文的，数学的，英语的，慢慢积累，作业成堆，先是小山，而后可能是大山，毕竟现在还是小学阶段啊，中学呢？现在他是学困生，但他很可能成为心困生，或者德困生，这是我最不忍心看到的。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重又开始：作为他的德育导师，我到底该如何帮助他？
我始终相信，也愿意相信：的确有老师在德育导师制推行活动中，起了相当正面的作用，引导改善了孩子的学习行为，帮助推动了孩子学习进步，甚至改变了某个“极端”孩子。但在现实中，我看到更多老师像我一样，面对一个已经在某方面有问题的孩子，因为交往少、沟通少，帮助少之又少。
我们常说，这些孩子原本就存在心理自卑，我们千万不能让他们更自卑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不能“揭伤疤”，我们不能在“伤口上撒盐”，我们的方式便是：谈话，鼓励。特别是作为非班主任的学科老师来说，难度就更大。但学校在德育导师制推行过程中，显然是夸大功效与盲目推崇的，除了写活动记载，还有德育总结、德育案例等等，这种流于形式的举措简直害人不浅，这不得不引起反思。
当没有人说不好的时候，领导们一直认为此举甚好，还大吹功效。唉，在劭杰面前，我是羞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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