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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想起了年关时关于红包的话题。

　　二十多年前的乡下，村里人是没有红包的概念的，啥红包不红包的，那叫压岁钱。

　　给，也是直接给，并不需要先把钱放进一个红包里，再塞给孩子。

　　印象中，母亲给过我2元，或是5元钱。至于10元，概率不是太大，可能也给过，大概被我遗忘掉了。

　　而姑姑给过我10元，20元，这事儿，我倒是记得真切。只是，往往在姑姑给了压岁钱之后，我和我姐我妹便会很自觉地上交给母亲。

　　超过10元面值，自动上交，这是一种默认的协议，并不需要母亲作任何提醒。

　　我们家和姑姑家是邻居，住在前后院，交换压岁钱的场面，很有意思。

　　几乎每一年，我和我姐我妹都会在母亲和姑姑的互相推搡中，在母亲——你再给，我就生气，与姑姑——过年了，多少得给孩子点压岁钱，让孩子拿着，不然我生气——近乎争吵的言语对峙中，‘不情愿’地收下那些钱，转手再上交给母亲。

　　儿时，在乡下，这类场景，我见过许多许多。看得多了，见得多了，在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或摸出键盘敲敲打打的时候，那些场景总会以这样式或那样式的方式存在于我的文字里。

　　我亲手收到的有记忆的最小面值的压岁钱是5毛，是老烂先生给我的，事儿发生在1993年冬天的那个大年初一一早儿。

　　因为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通电，年三十晚上，吃罢晚饭，灭了煤油灯，老人便搂着我睡觉了。

　　那时节的乡下，人们大都如此，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往往天刚刚黑下去没多久，便要睡觉。

　　每天晚上七点钟就开始睡觉，现在想想，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睡得很早，醒得也就早一些。

　　不过，我的醒，并非自然，而是被一阵嘈杂声给聒醒了。原来，姥娘在数落正在扫地的老烂先生，埋怨他把家里的财都给扫没了。

　　老烂先生被训得没话说，只好倚在门框旁，傻笑着，抽着烟。

　　见我醒了，便催促我赶紧洗脸，称，饺子快出锅了。

　　就在我洗完脸之后，老人把我唤到面前，从钱包里拿出皱巴巴的5毛钱，递给我，这个就是我的压岁钱了。

　　所谓的钱包，其实就是一个手绢，把钱放在里面，裹得一层又一层。于是，你会发现，每次老烂先生在掏钱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一层又一层地把手绢剥开。

　　那5毛钱，瞬间便被我花了。我去了村里的商店，在带有窗棂的窗户外，踮起脚朝里张望，朝货架上张望。

　　店主是我的一个长辈，家里排行老七，按辈分我得喊他外爷，虽然他当时的年龄并不算大，也就30岁的样子。

　　他问我，孩，要点啥？

　　我把五毛的纸币透过窗棂的间隙递了过去，颇扬眉吐气地嚷道，方便面~！

　　所谓的方便面，是那种透明塑料袋装的，袋子上没有任何logo，里面全是面渣渣，并非面块，亦没有配料包。

　　没关系的，面渣面块无所谓的，只要是方便面就行。有没有配料包，也无所谓的，只要有面就行。

　　当时，得亏没有智能机，要不然，我必须要发一个关于方便面的朋友圈，以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与殷实的家境。

　　那面，我吃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留下的那一部分，藏在了枕头下，之后的事儿，便记不大清楚了。

　　有个模模糊糊的记忆片段是，我招呼老烂先生吃。他连连摆手，不愿意吃，说是嫌嚼着累牙。

　　26年前的老烂先生是很年轻的。

　　他能背起一百多斤的粮食，装上车，且不会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能用平板车拉着上千斤的粪土，运往地里，即便遇到上坡，他也会在一阵一二三四的吆喝声中，轻松过关。能用小推车推着粮食，去粮食所交公粮，交完公粮，并不休息，一口气打来回。

　　有着这样式的体力，自然也就能背着我去赶南集，去听王瞎子唱大鼓，去听他那带着哭腔与黄段子与骂大烩的所谓的民间戏。

　　而这些，他现在已经统统办不到了。

　　二十六年后的今天，他已经老了，已经是80岁的人了，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老烂先生的一生，是无能的，是懦弱的。懦弱到，有人欺负到了家门口，他都没有反抗的勇气。

　　唯一的反抗方式便是，在背后痛骂对方是孬种，诅咒对方不得好死。

　　而从这个叫起来并不怎么顺口的绰号——老烂，多多少少也能看出他在村里是没有地位的，他是村里的边缘人物。

　　非但没有地位，反倒常常成为别人哄笑的对象。

　　即便如此，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位老人能取代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没有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