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一本由萧冬连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读后感(一)：分歧与共识并存
这本书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完整呈现出来，既有沟通，协商与共识，也不乏对抗，矛盾与分歧。这才是改革之路的常态。关键在于，决策层具有试错精神，这也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决策理念。“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共多年积累的经验。最喜欢最后一章的分析，作者从历史与现实，国外与国内，改革主体与改革客体，城市与农村，国家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等多角度剖析中国改革能够突破种种约束，成功越过市场化的临界点，而且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原因，虽未有重大突破，但却客观公正，具体而微，逻辑缜密。全文读下来非常之畅快，萧老师的文字如行云流水，在平淡中饱含深意。这本书绝不是简单叙述改革全过程，而是深刻描绘了改革中参与群体的复杂心理和行为逻辑，让我们在思考改革之路时多了一分理解同情。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读后感(二)：两条线索做总结
这是最近看的萧冬连的第二本书，主题是1978—1992这一段中国经济的探索过程。我是实际经历了这一段的，但当时我还没有形成对中国经济的自觉认识，对相关事情和过程还相当地“懵懂”。借这本书的叙述，加上自己的主观感受，算是自己给自己补了一课。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时期。要破除旧体制、旧模式，一方面要“做”，在实践中寻求改革和发展；一方面要“说”，不断总结以便为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看看此书各章，除了第一章的“缘起”、最后一章的总结，中间核心内容就是这样交叉着设计的。
改革过程。第二章“放权让利松绑”，第四章“农村改革率先突破”，第六章“启动城市改革”，第八章“价格闯关与治理整顿”。
理论突破。第三章“国门初步打开”，第五章“提出商品经济，实现第一个重大突破”，第七章“改革的路径选择”，第九章“越过市场经济这个临界点”。
历史研究的特点就是越近越难做，尤其是现代史。一方面是有形无形之间会有很多忌讳，另一方面是距离越近越难以看清楚。这是我读此书和《筚路维艰》相比得到的感受。还有这个书评，写起来还很受限制哈，我就不多说了。推荐。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读后感(三)：《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作者：萧冬连）
原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4月6日-书情 罗东
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令世界瞩目，不过“中国奇迹”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模式”。前者只在事实层面进行阐释。经济增长之所以是奇迹，原因之一是在20世纪后期大批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浪潮下，放眼望去，只有中国最成功。秩序相对稳定，并在此条件之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制度的过渡，这曾一度令世界学术界陷入解释困境。
而在国内，长期以来参与解释的主要是经济学家。其一，中国奇迹表现在经济增长，经济学有解释优势。其二，经济学家是经历和介入实际经济改革的群体，或是政策的参与者，或是在公共领域建言者。只是，立场不同、研究范式不同，他们给出的解释也不同。萧冬连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从史料中回顾1978-1992年的经济改革，以一种全景式的方式试图呈现前因后果。他虽不像经济学家那样关注何种经济制度更能带来经济增长，但也给出了一个关键判断，即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绝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也不是提前设计的结果。他认为奇迹离不开当年“随机行走”和有限理性兼备的开放探索方案。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9-04/06/content_751197.htm？div=-1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读后感(四)：不亚于战争的惊心动魄
综合来看萧冬连老师的这本书，围绕计划如何向市场转轨这一核心问题，在详细梳理史实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变量之间关系的解释模型。第一章讲改革的条件，第23456章讲改革的初期探索（农村 开放 城市），当探索进入到深水区，也就是十三大之前的1986-1987年，改革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总结经验 如何绘制一章方向明确 步骤清晰 方法可靠的蓝图，去解决80年代上半期留下的诸如双轨制等问题，也就是改革而定路径选择问题：进一步改革，究竟是继续局部试验，还是有一个以价格为中心的整体改革推进。价财税联动的改革设计最终被搁置，正是反映了经过长期放权让利式改革后，部门之间、中央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到了很难协调利益进行整体改革的路子，于是又不得不重新退回到局部改革，推行承包制。价格改革牵一发而动犬舍，这一问题又拖到了1988年，当物价抬升、双轨摩擦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闯关迫在眉睫，决策层不得不继续面临整体改革的要求，仓促转向价格闯关，但以失败告终。当8090年代之交的大整顿进行，中共顶住了国际形势巨变、顶住了大整顿带来的经济疲软与下降，在悄无声息中意外地收获了“并轨”这一问题，重拾推进整体改革的信心，并在危机意识的逼迫下完成了理论解释的难题，在南巡讲话打开意识形态的死结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成功落地，90年代起，改革又指向了央地分权、所有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读后感(五)：无非常识
近来读史书的一个收获是，原来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经历过这么大的争议啊？时至今日，少有人再怀念计划经济，少有人再怀疑高考的权利，少有人再认为雇佣超过四个人就该逮捕甚至枪毙。但是就在区区三十年前，这都是要掉脑袋的禁区。1978年改革开放，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防范和平演变以及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是市场化改革。每一次有惊无险，背后都是九死一生。
网络流传长者总结自己一生的座谈讲话，头一个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确实是历史突破，从改革初期的“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1984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的“计划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后14年，然后沿用至今。
但是长者1991年还在讲话批评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思想上的转变来自于邓公的推动（以及威胁，详见《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在风雨欲来之际，南巡讲话确实让改革声音为之一振，说是另一次遵义会议也不为过。而邓公的伟大之处，无非在于忘掉教条，尊重常识。
人们太容易忘记常识了。
常识的对立面，往往是所谓的“道德”。1989年海南省拟将洋浦部分土地出租给外商开发，全国政协考察组得出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借地，并向中央、国务院正式写了报告。由此耽搁了四年，直到邓公南巡之后才达成协议。想来当时政协考察组的成员一定是满怀正义。
由此想起另一个故事，日本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在一封信中说：“黄白，岂足动朕之志哉？朕治世之中，若成许与外夷通商之俑，则失信于国民，遗耻于后世，此身何以见神宫及列圣？卿等亦详察斯意，必不为金钱所惑。”他还请求神灵惩罚那些忘记国恩的“不忠之辈”——那些同意开国的人。
风骨如此，道德如此，谁还敢劝说开国呢？但历史却让他的儿子明治天皇发起明治维新，开启日本强国之路。风云激荡之时，老道德指引不了新道路，愿后来者鉴之。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读后感(六)：改革的内在逻辑
这本书同作者的《筚路维艰》一样，都是将漫长的历史过程浓缩成不长的篇幅，并将历史发展的逻辑展现出来，展现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
历史时期距离当下越近，可供参考的材料便会越多，头绪也越发繁复，要想在有限的篇幅里，既讲清楚历史脉络，又能给出不俗的结论，这非常考验写史者的功力。从书中的行文来看，作者把握住了“探路”这条基本线索，熟稔地运用着原始文献、回忆录、档案记录、报刊材料、研究著述等多种材料，清晰地勾勒了改革开放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脉络，叙述了高层决策、思路规划、地方响应等过程联动，阐明了我们是如何随着改革进程一步一步地选择改革的下一个方向的。
所谓探路，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一是对改革路径的探索。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成功地越过市场化的临界点，而且保持了经济高增长？这个是这本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特区到全面开放，从价格闯关到治理整顿，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邓小平所云“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是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是一场步步为营的改革，就像长征一开始并不打算要去陕北一样。改革开放是根据推进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逐渐推出新措施，蹄疾步稳，扎实推进，允许不同的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陷阱”的危险。
正因为一开始就没有规划得那么远，而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开放才真正成为了“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而不是变成下一个东欧和苏联。很显然，如果在1978年就提出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改革没开始，方案就胎死腹中了。正是由于改革的最初目标定位为恢复和发展被文革弄到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改革开放才蹒跚起步。与之相反，苏联的改革明显操之过急，以至国内局势变化，自乱阵脚，结果是改革不但没有成功，自己也被改没了。以国外的情况相对照，可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高明之处，什么应该马上改，什么不能急于改，什么根本不该改，都分得很清楚。
不过，改革开放虽然是没有蓝图的改革，但始终有一条线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邓小平定的调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全部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一条线去进行的，尽管情况千变万化，但本质要求却始终未变。正如作者所说，“中国改革路径不是预先设计，但也不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而是随机行走与有限理性的结合。”
总的来说，“探路”式的改革是成功的，它成功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能不能说中国式道路没有缺憾呢？显然不能。贫富分化、权力制约、道德扭曲，这些都是这一时期改革带来的副产品，不过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新一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作用，也需要决策层“探路”中的智慧。
另外，书里对赵紫阳有点忌讳，一会儿称职务，一会儿用姓名。今年刚好是个敏感时刻，可以理解作者规避风险的苦衷。
总之，这本书还是值得推荐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想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缘由的读者们来说。
扫一扫手机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