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是一本由【奥】弗兰茨·卡夫卡著作，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审判》读后感(一)：审判
整本书读完了我还是很茫然也很好奇，k的罪行究竟是什么？是杀了人还是欠了帐。但一直到小说完结这个疑惑还是没有得到回答。有点像什么都没有做却被判了刑，莫须有得罪名。第一次读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这本《审判》，在阅读的过程中感觉现实和梦境互相交融，分不太清。对于里面一些情节和描写感到有些荒诞，缺少真实感。为什么书本的名字要取做“审判”呢？审判什么呢？谁审判谁？审判有标准吗？
《审判》读后感(二)：最终都会自愿接受社会赋予你的死刑
《审判》—卡夫卡
看完之后怀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想写下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前面几章根本没有看懂，主人公K好像是真的犯了什么罪被审判了，但是对待他的法庭、官员以及方式都不是应有的“正规”。看到最后几章才知道这并不是真的审判，只是作者想表现的社会的现象，法律的现状以及各种违法边缘的人和事。
K在一开始是愤怒的，也是在在抵抗他面临的所谓控告，甚至还想通过自己的演讲来唤醒麻木的观众，岂不知观众早已被洗脑式的深陷其中，无可救药了。慢慢的，K也放弃了抵抗，接受了他的审判，最后还配合着社会对他实施的死刑。
整个故事都穿插着各种不同背景的女性角色，她们都性感和混乱，为了生活或者某种目的，好像可以跟身边任何人发生关系，都不带抵抗的。好在K心中始终有着他心爱的人，在行刑前眼前浮现的都是她的模样。
人们最终都会自愿接受社会赋予你的死刑，并开心的成为其中一员！
《审判》读后感(三)：被审判者说
让人感慨的是从审判开始，似乎K的人生就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尽管他还是可以正常得工作，恋爱，处理事务，但从他30岁的生日的审判起，法庭的存在似乎就悄无声息地侵蚀进了他的生活，并且逐步把他全部吞噬殆尽。又或者转念来说，法也许无时无刻不悬挂在所有人头上，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垂下一抹阴影但大家恍然无觉，直到它因由某些巧合从隐形走向显性，我们才惊觉，我们早已经是四面楚歌，身陷囹圄。
若是如此看来，卡夫卡眼中的世界消极苍凉到难以置信，如同在高高阁楼上闭塞闷热的初级法庭，或者是茫茫雪原上看似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城堡。人生而自由成为了笑话，如同缸中之脑，在虚假的乌托邦里人偶还在自鸣得意，却不知头顶还有双操纵着一切的手。
然而就要放弃吗？这又到了卡夫卡的残酷之处了。他不肯宽容得忍让K的愚昧放纵，0如同笞鞭手，他不停地鞭策自己的角色，跑起来，去追，去找，尽管他明知那个最高法庭，那个迷雾中的城堡是自在自明的先验存在，是依靠人的经验无法触及的形而上的存在。他笔下的K,如同年轻的夸父，臼齿咬得贲张，无休止地追逐着天上永无眠的金乌，但甚至都不知道，那骄阳是怎样的形态温度，以及甚至那试图触及的手都会被那炽热熔化。
《审判》读后感(四)：审判 - 201911
与卡夫卡的第一次接触是广为人知的变形记，真实情境与荒诞人物，荒诞是没有来由无可探究的莫名其妙，变成甲虫的人被遗弃到世界的角落，卡夫卡已经成为荒诞现实主义的代名词。
审判是他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之一，篇幅其实也不长，但读下来却是需要一点耐心。
主角K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他是书里唯一一个一直在反抗的人，商人被指控五年后已经被骗人的律师如小丑一般逗弄消遣，K也是软弱的，因为妥协因为恐惧，被一步一步裹挟着拖进沼泽里，越挣扎越坠落，被腐蚀被粉碎。
律师也好，画家也罢，角色都错位，社会是畸形的，K的斗争和反抗就像对着一个无底洞，与莫名的力量纠缠不休，是看不见的敌人。
任何人都会被随便指控，没有自救的途径，没有获知缘由的权力，没有了解进程的方法，他所能知道的，或者说所能做的，就是知道自己被指控，将要受到审判。除此以外，一无所知。
牧师和K讲了一个故事：乡下人想进法律之门，看门人告诉他他有可能会进去，但是现在不行，于是乡下人就坐在门口等，等到自己死去也没能进法律之门。在乡下人将死去的时候，看门人告诉他，“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然后K就死去了。
故事没有逻辑，K的死去也没有逻辑。
乡下人可以走开，不进这道门。K可以忽略这莫名其妙的指控，继续过他的生活。
而这个“可以”是可以做到的吗？卡夫卡讲了一个荒诞的故事，而荒诞不等于荒谬。
《审判》读后感(五)：鸟很难不飞进笼子
读完这本书，我最先想到的词是荒谬。从故事的最开始约瑟夫·K清晨醒来一脸茫然地收到诉讼通知，到最后被凄凉地处决，主人公都不知晓自己为何被诉讼，读者自然也是。
作为一名无罪的公民，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置之不理，读到这里，我很好奇他对此采取了漠然态度后还能有多少进展，作者怎么以这样的开始写了一本不算薄的小说。最后发现，卡夫卡在这个故事里要表现的是人的社会性，官僚体系的腐朽与冗杂。这些足够了。
最初，K不以为然，可曾经是自己监护人的舅舅从乡下跑来特意询问这件事，以关心的口吻，提醒着他要注意自己对家族带来的恶劣影响，并把他带到自己认为最信得过的律师面前，正是对家庭的责任促使K在不知不觉中真正踏入了这片沼泽。为了家族的名誉，为了表明自己在乎家庭，他跟着舅舅走进了律师家，回头一想，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承认了审判，也开始遭受审判，这场战役真正开始了。一步步地，不断有人给他提供“帮助”，告诉他怎样做可以撤销诉讼，渐渐地，演化为怎样做可以得到“无罪”审判，在他的态度越来越积极的过程中，在这些“努力”之下，他彻彻底底陷入了审判。
他本就无罪啊。
却为在证明自己无罪的过程中深陷沼泽，他甚至羞于在他人面前提到自己的名字了，最终约瑟夫在这场莫名其妙的审判中完全失去了自己。
而这时，他依然不知道自己被诉讼的原因，也早已不在乎了，疲惫的奔走中他不知不觉忽略了这个荒诞的开始。
官僚系统的弱点毋庸置疑，卡夫卡的表现十分到位，可我读完这本书，合起它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人为了自己的责任，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为了摆脱麻烦而如何真正走向了麻烦。约瑟夫作出的许多选择不是他情愿，而是为了规避不去做而带来的后果，这是因为不能承受拒绝带来的牺牲，所以只好接受。
不愿慎重对待，因为可笑，可不能在亲人面前弃家族名誉于不顾，所以顺从。不愿为此四处求助，可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或许可以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麻烦，那何不努力一试？不愿每天为此操心劳神，可一向视为重心的工作开始被影响，且很有可能越来越严重，只好想尽办法赶快完成这场“审判”。不愿去接待意大利人，可拒绝意味着承认自己心中有愧，于是瞒着自己身患重感冒的事实接受了任务……如此种种，他不愿做，可生存于社会，拒绝的代价谁又能轻易承担地起？
在我看来，约瑟夫如果一直对此不予理睬，是可以免受审判带来的一切影响的，只是，他，以及所有的他，都难以实现。
对所有人同样如此，做不是因为想，而是“不得不”，内心与外在压力为你套上的枷锁，牵引着你走向了笼子。书的扉页上有句话：
“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其实，鸟很难不飞进笼子。
《审判》读后感(六)：孤堡中的卡夫卡
电影《卡夫卡》的结尾，杰瑞米·艾恩斯饰演的卡夫卡在写一封信。他已经患病，咳嗽的时候手绢上是一团血。
那封信中，他写道，“我一直相信，知道真相要好过懵懂地活着。现在我要弄清楚，过去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我不能否认我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有多么不同，也不能否认。因此我希望这些最近发生的，或许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能让我们都平和些，也让我们的生活和死亡变得更简单。”
卡夫卡的孤独和绝望在这句话中尽显无疑。他对真理的努力追寻和坚持，从某种意义来说毫无疑问已经“失败”。而这种失败不能避免，就像一朵花被扔进了沼泽，它的命运只会是腐烂和沉陷。正因为不能避免，所以尤其觉得可惜。卡夫卡的“失败”本身如同一个真理的幻灭。一个势单力薄的人，注定无法对抗整个昏聩，扭曲，强大而专制的社会。清醒的人注定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走下去。
读《审判》的感觉，从头到尾如同沉陷在一个黑白的噩梦中。找不到出口，空气却越来越稀薄，压抑和窒息让人喘不过气。你用尽全力的喊叫没有人能够听到，你的反抗是无力的，你的恐惧只能一个人承受。你不能投靠敌人，但也没有愿意跟你形成统一战线的朋友。只能眼睁睁清醒而孤独地感觉着生命能量在一点点被吞吃。
很多人说卡夫卡的文字过于晦涩，不能进入。对我来说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许是得益于这个新版本简洁干净的翻译。事实上卡夫卡的文字逻辑很强，读起来很顺，可以一口气读到尾。《审判》的故事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只是卡夫卡把这个简单故事线里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巨细靡遗的描摹，即便你感觉如同身处一个梦境，却也如同现实般的真实。而这个真实里面，充满了无尽的荒诞和绝望。
或许是因为卡夫卡写得过于真实，读的过程中让我不由自主把自己想象成K.一早起来结果被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好好的人突然被泼了一身秽物。可是又不能置之不理，因为身上有了“罪名”，所以已经不可能像从前一样自由，从始至终受到严密的监控，风筝的线落在别人手上，不能随意飞舞。终于克服了心理那一关，准备着手全力应对，干脆处理完了以获得解脱，还自己一个清白。却发现因为相关机构的畸形设置，人员的昏庸无能，不作为而步步受挫。整个社会如同一台老化的机器，节奏原本就是乱的，但没有一个人出来修缮，放任自流，还把它当成一种理所当然……
几乎很难想象，卡夫卡在这本书中就构建了一个这样荒诞的社会环境。这正是卡夫卡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环境的隐射。所以这个故事充满了一种末日般惶恐无助的情绪。
故事中的K.从头到尾一直都是清醒的，清醒地为自己的清白做着一切努力。这几乎是一个正常人的本能反应，但在K.的故事中，这种求生的本能反而变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畸形的社会环境中，正常人反而被视作天真。讽刺的是，正因为K.的积极，他不愿顺应这个环境，结果最后等待自己的是一个惨烈的收梢。更为讽刺的是，这个惨烈的收梢竟然施加于一个原本无罪之人的身上。让一个人糊里糊涂命丧黄泉，“像一条狗！”而这种深深的耻辱并不会因为被处死而消失，还会在他身故之后，仍然“苟且偷生”。
想象一个人陷入一片沼泽。挣扎与否都是死，挣扎反而死得更快。一条人命在畸形的社会果然被看得如此轻贱。
卡夫卡说，“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打以后，用一种对我周围人来说是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我来说是地球上最主要的事情。”
卡夫卡早已化作天上的星辰。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所目睹的社会现状并没有比过去有所改善。一个敏锐而卓越的灵魂，他的感触是超前的。他看清了一切，却也因环境所限用尽全力仍旧无法超脱。他的孤独绝望可想而知。所以有人说，卡夫卡的文字是“捧着自己的灵魂痛苦地呕吐出来的。”
《审判》读后感(七)：父母是横亘在很多人心中永远无法摆脱的审判
其实单独读这一本书的时候并没有能理解审判这出荒诞的故事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读了译者对《审判》写下的前言，是说这本书批判并讨论了“法律”和社会的关系，也许是自己对这方面并没有涉猎，仍然觉得不明所以。直到最近偶然读了卡夫卡写给自己父亲的信，才对这本书有了自己的理解。
在信里卡夫卡向父亲陈述了父亲从小到大对待他的严苛和嘲讽。无论对他做的事情，还是他有好感的朋友父亲从未给予过肯定，只有在卡夫卡违背自己意愿试图成为一个真正的，和他父亲一样的“卡夫卡”时，父亲才会给予他鼓励，可这种鼓励却让他感受到对真实自我的否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卡夫卡”：他为自己不似他父亲一样高大健壮的羸弱而痛苦，为不能满足父亲的爱和期待而痛苦，他为无法摆脱父亲对他终身的影响而痛苦，最后只能为做自己而感到痛苦。只有一个假的，试图成为父亲的卡夫卡才值得被爱，但是真正的弗朗茨卡夫卡从未得到过父亲的爱。他在信中指责父亲如同一个法官，拥有定义他罪名的最高权威，就如同《审判》中的K（卡夫卡德语开头也是K：Kafka）一样，无论他获得了谁的帮助，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却永远被荒唐的法院反复折磨、审判着。这个罪名不是因为他犯下了任何罪过，而是因为他拥有成为自己的渴望，这种渴望却似乎深深地伤害了父亲，他为这种伤害感到无助而痛苦。而他心中也清楚这种审判的荒唐，以及想要审判他的父亲的精神世界的虚无贫瘠：《审判》中的法院工作处就位于所有建筑的阁楼之上，它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每家每户堆放杂物的地方，而且永远是狭小且逼仄的；法官案前堆放的“专业书籍”中没有专业的法律描述，反而是一幅幅无聊又低俗的图画。父亲根本没有审判他的权利。
《司炉》中的卡尔是年轻时的卡夫卡，他努力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卑微谦逊地面对他人对自己的压榨和利用，即使获得了女事务长的帮助（或许是在父权社会中无能为力的母亲的化身），可结果却因为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错误和巧合，他仍然被这个世界推来推去，漂泊无依。《审判》中的K更像而立之年后的卡夫卡，即使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能力，他却仍然无法与对无罪的自己宣判有罪的法院和解。就好像一些从来没有被父母认可，无条件爱过的敏感的孩子，他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习惯了讨好和自卑地换取父母的爱，长大后即使获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因为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认，仍然活在认为自己很糟糕，不值得被爱的痛苦中。更可怕的是，在《审判》中所有帮助K的人并没有人去关心他是否真的做错了，没有人温柔地告诉他“你没有任何过错，你不需要被审判”，而是在默认了他的罪名，默认了这种荒唐审判的条件下帮助他。从小无法得到父亲的爱，他人的安慰缺乏感同身受，对卡夫卡来说，写作大概是一种本能，是他与内心的痛苦和解的一种方式。
其实即使距离《审判》一百年以后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多时候做自己仍然是一种犯罪。从未想过伤害别人的我们即使仅仅是做自己就会受到无数人的审判和指责。很多时候亲人爱人更希望我们活在一个（他们自认为）社会定义好的框架之中，任何偏离出这个框架的身体部分都会被无情地否认阉割。前几天看了一个十分荒诞的帖子，一个男生因为养猫在过年回家时被母亲拒之门外，原因仅仅是因为母亲认为“养猫的人都是变态”并且“不知道邻居知道自己有养猫的儿子会怎么看自己”。当我们幼年时，父母因为他们心中预设与现实无法满足而对孩子进行审判；成年后，这个社会也在对偏离“轨道”的人进行惩罚。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是生而不同的。每个人因为自己自身独一无二的特质和遭遇的事件，在面对不同的事情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即使是拥有相似基因的亲人，仍然会因为各种细微的不同成为不同的人。也是因为这种不同，我们不应该认为任何人“应该是什么样”，而是通过持续的耐心的倾听，不停更新对对方的了解和认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很多罪恶，很多对别人的伤害都是以爱和正义为名，真正懂得爱的人不会去随意评价，伤害真正的自己。当我们成人的时候，父母也是成人，成年人之间不应该为对方的情绪负责。我们宽恕对方曾经对我们的伤害，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遭受过更多的伤害，但是我们不应该为他们遭受的伤害负责，我们只能对自己的情绪负责。如果我们必须在快乐地做自己，和让父母丢脸之间做选择，或许那个虽然让父母丢脸，却快乐而且真实的自己才是那个应该被我们选择的自己。
《审判》读后感(八)：末法的温床——卡夫卡《审判》译后记
“末法”通常是作为佛教术语来使用，指佛法衰退后，宗教上乱象丛生的漫长时期。原本是有着严格用度要求的词语，连年限长短都有明确界定的。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一切词语的边界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解释，甚至完全按自己希望阐明的观念来定义“末法”，也成为很常见的情况。比如《隋书》中提到“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都是很明确的数字，属于直接转述佛陀话语，完全针对宗教状况来展开评述。到了清朝，龚自珍、梁启超和章炳麟也都在文章里说自己居于“末法时代”。龚自珍是针对《禅源诸诠》进行议论，佛学教义只是幌子，本质上还是针砭时弊，颇有些含沙射影的意味在。梁启超和章炳麟所处的年代比龚自珍更晚，他们笔下的“末法”，虽然还是借用佛语的名头，其实跟宗教之间已没什么牵连，想说的无非是身处清末乱世，社会上的一切正道、正信都衰微、沦丧了而已。
弗兰茨·卡夫卡与前述的梁、章是同时代人，他们对“末法时代”的观感也大致相同。
佛教之外，“末法”在中文世界里还有另外一层寓意。引据是《晋书·吕光载记》里的“奈何以商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句中的“商申”指的是商鞅和申不害，两人都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此处的“末法”是站在儒家的角度来批判法家，“末法”的“末”不再指末期，而是取微不足道之意，是表示一种蔑视，认为以法律来治理国民殊不可取。
相比佛教语境下的“末法”，这层涉及法律的寓意，似乎更接近卡夫卡创作本书时的主旨。但《审判》实际上并非单纯的法律故事，它在立意上同时糅合了多种对“末法时代”的思考。书中的“末法”是法律、社会、历史与哲学层面的共同体现。某种意义上讲，卡夫卡《审判》描绘的正是末法时代的荒诞与悲凉——这部醒世书般的小说，详尽地论述了孽生出末法的温床是如何运作的。
脱离作者所处的环境，孤立地去剖析一部作品不能说是谬误，但却难免会遗漏可供推理的重要论据，得出的结论通常不会太清晰。在对创作者缺乏了解的前提下阅读那些伟大作品，或许也能够凭借摆脱琐碎信息后的纯粹追求收获灼见，然而收获更多的，兴许也只是相对模糊的情感共鸣。我初次阅读《审判》是在1991年，读的是1987年上译出版的中文版。当时年纪太小，译本也不理想，只感到极端晦涩难懂，也不知作者究竟想讲些什么。随着年岁渐长，又陆续读了几遍，仍旧云里雾里。十多年后，2003年冬天在慕尼黑度假时，第一次阅读原版，突然觉得原先各种堵塞的思路统统清晰了，第一次真正融入到K.的故事当中，简直要为他字里行间满溢而出的绝望着魔。
除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正式出版内容外，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卡夫卡，我还仔细阅读了Ernst Pawel所写的《理性的梦魇》德文版，并且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和意大利的梅拉诺陆续居住了不少于一个月时间（2005年，布拉格的卡夫卡博物馆开业之际，还专程去过一趟）。产生“似是故人来”的熟悉感觉后，我再次阅读了他的三部长篇（包括未完成的《失踪者》）和分为五个小册出版的七十年代旧版短篇集，日记和书信抽空读了一些，后世议论和所谓的“手稿补全版”则完全没碰——我坚信自己选择的做法，更能还原出一个原教旨式的卡夫卡。
完成上述工作无疑需要耗费颇漫长的一段时光。在此期间，我很幸运地得到了本书出版方的信赖和支持，受托翻译《审判》的全新中译本。从签署委托翻译合同，到本书付梓出版，中间历时五年多。正文是以章节为单位逐步完成的，每次译完新章节后，都会重新阅读全部已完成的部分，进行修改润色。前九章译毕，静置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一口气译完并不算长的结局。译稿校订花费的时间，因为还要按照Die Schmiede社出版的原书进行逐行审校，甚至比翻译工作本身还要长久。卡夫卡习惯使用长段落，为了描绘连贯的情绪和场景，密密麻麻的整段文字横亘数页纸是很常有的事，这无疑也增加了逐行审校的难度。感谢责编老师长久以来的鼓励和体谅，才让这本我曾经数次认为不可能完成的译著得以完成。
那么，还是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书本身。说有趣也有趣，在《审判》的中文化进程中，面对的第一道难关就是书名：有部分中文译本的书名并非《审判》，而是《诉讼》。本书德文原名为Der Prezess，单从语义上讲，确实也可译为“诉讼”。从小说内容来看，K.在各个方面的努力——至少从政府官方的角度而言——是没有任何正式结果的。K.最终迎来了可以形容为凄惨的结局，和故事中的其他人一样，没有等来法庭宣判的那一天。定名《诉讼》的译本，便是抓住了上述事实作为论据，认为全书描述的尽是没有结果的过程，最后也没见到审判，还是停留在诉讼阶段上，所以称为“诉讼”或许更合适些。但是，在德语语境中，强调过程时其实更倾向于使用Das Verfahren，毕竟世上少有悬而未决的Prozess。起诉后撤诉，没有正式判决的情况，通常使用的就是Verfahren。
实际上，卡夫卡本人选择Prozess而非Verfahren为题，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九章“在大教堂”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神父与K.对话时，神父说“诉讼是会逐渐过渡到判决的”。法理角度而言，这句话毫无疑问是错谬之言。任何稍有常识的读者都知道，法庭判决是即时下达的，并不存在“漫长的判决”。然而，请参考本文开头时的叙述——卡夫卡试图描绘的是“末法时代”。在书中世界里，法律不再是明确无误的概念，而是晦暗不明、难以界定的浑浊物。法律并非局限在法庭内——正如小说临近结尾时神父所讲“法律的大门”寓言给出的暗示——法律是无处不在的。K.的结局岂不正是漫长判决的最终结果？两位行刑者岂不是审判结束后才会登场的角色？要知道，本书的审判是既不需要法庭，也不需要公开的。从画家提托雷利到商人布洛克，从老律师到神父，角色的身份统统错位，乃至于符合人类既往认知的概念、方法、过程也全都错位——这正是末法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即使不去考虑涉及“末法”观念的这一层理解，结论也不会发生多少改变。因为，卡夫卡本人在为自己的作品命名时，也惯用“错位”的方式，来达到暗讽的效果。诚如《城堡》一书，K.最终并未进入那座城堡一样，《审判》也不必具体而微地去描绘某一场法庭审判。类似的手法，贝克特在其笔下悲喜剧《等待戈多》里也用过。卡夫卡的创作生涯中，尼采、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先行者都曾对他施加过影响，他能够成为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可说是顺势而行，不足为奇。
甚至，不去管本书是否卡夫卡作品，单单考虑Prozess一词在中文语境内的一些约定俗成用法，也可以找出书名应为《审判》而非《诉讼》的例证。比如，二战后著名的Nürnberger Prozesse，就使用了“纽伦堡审判”这一译法。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相比“诉讼”，“审判”一词更具有仿佛一锤定音般的严肃性。对于卡夫卡的小说而言，这种严肃性恰恰是不适合随意消解掉的。
讲完定名，我们不妨再来探究一下本书的成书背景。
1883年，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是犹太商人赫曼·卡夫卡的孩子，其家族来自捷克南波西米亚州一个名为Wosek的乡村小镇。《审判》的写作开始于1914年夏季，结束于1915年1月。内容的完成并非如寻常小说般以线性推进，而是先完成开头和结尾的章节（即本书的第一章和结局），然后再同步写作中间章节。实际上，早在1914年11月时，卡夫卡本人已经在日记中表示“我写不下去了。我目前的创作已到达极限，或许要将这部小说静置多年后，才能继续下去。”而后，到1916年时，他曾经短暂尝试过继续写作《审判》，但还是很快就中止了。《审判》手稿是密密麻麻写在共计十本练习簿上的，以页面为划分，除了属于《审判》的内容外，还有其它方方面面的文字。1915年，《审判》的写作大体结束后，卡夫卡将所有相关页面撕下来，按照章节分卷存放，每一章都是只有标题，没有章节数字的。那些还没有写完或者废弃不用的章节，并未与已完成的章节放在一起。1924年卡夫卡去世后，马克思·布罗德整理了好友遗留下来的《审判》书稿，并按照卡夫卡生前给自己朗读过的顺序，给章节排了序。1925年4月26日，《审判》在柏林的Die Schmiede社首次出版——这个版本可说是世所公认的《审判》定本，是卡夫卡钦定的“一个暂时完成”的版本。我仔细审阅过总计六节的未完成章节，其篇幅无一例外地短小，全部累加起来恐怕还不足本书正文的二十分之一，而且文字相对粗糙，明显是未经推敲润色的草稿。在无数个作家身后出版的《审判》版本中，有些按照所谓卡夫卡研究专家的权威成果，调整了章节顺序和各种文字细节，将六节残章穿插其中，构成所谓的“完整版”甚至“手稿终极版”。不过，作为本书译者，我始终认为这是违反作家初衷的画蛇添足之举。因此，本书在翻译时使用的，依旧是Die Schmiede社1925年印刷的初版，也即卡夫卡从头到尾亲自朗读过、并且亲自整理好的版本，包括结尾一共是十个章节。
布罗德在负责《审判》初版的定稿时，也并非完全没对手稿内容进行修订。比如第九章“在大教堂”中，卡夫卡手稿原文写的是“K.是准时到达的…钟楼正好敲响十一点”，这似乎与前文中K.与意大利人约定“大概十点左右的时候在大教堂碰面…他会尽量在约定的时间抵达”逻辑上相悖。有鉴于此，布罗德将原文中的“十一点”改成了“十点”。对此，卡夫卡研究界还存在着另一种理解：由于审判相关的一系列事件，K.对时间的量度产生了错位，坚持认为“十一点”才是准点。意大利人或许没来，或许已经因为K.的迟到而离开了——这才是卡夫卡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类似这样不太好缕清的情节，本书中还有不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尽量给出简短的注释，以方便读者理解。比如第七章“律师·工厂主·画家”中的“谨慎细致的辩护”两次重复，以及第九章“在大教堂”K.对自己感冒状况的分析等，以尽量不干涉到阅读为准。部分德语中显而易见但中文却难于察觉的细节，比如敬语的使用与否，一旦涉及到对内容的理解，也一定会专门注释，避免译文本该传达的信息量出现衰减。
翻译界对于《审判》的中译存在一种我认为并不恰当的思路：部分译者认为，既然本书有着如叔叔、副行长、莱妮、看门人等诸多各具特色的角色，在翻译对话时，应该注意区分一下各人的语气，适当调整语序和句子长短，以免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千人一面”的感觉。可是，书中这种“千人一面”的感觉，却也正是卡夫卡原文试图呈现的——原文本身就是这种趋近于梦境的、自言自语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作家本人就不希望这些人物有区分度。作为新版卡夫卡全集的译者，我甚至觉得所谓的“译者风格”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因为我想做的是尽量将卡夫卡的原文还原，接近直译，但是又要让中文读者能够很好理解卡夫卡本人的表达。
比如，英译本《审判》中有这样一句“He would come to understand very quickly”直接译为中文应该是“他很快就能听懂的。”但是，这句话的德语原文却是“Das Verständnis komme sehr rasch”也即“这种（语言上的）理解来得特别快”。英译本译者为了不让语句显得饶口，想当然地缩减了原文的信息量，甚至人为改变了句型。部分直接从英译本转译为中文的版本，内容相比德语原文将会出现多少偏差，可想而知。
真实的卡夫卡是纯粹到令人绝望的，真正的《审判》是只属于孤独者的自白。
写作《审判》的那个夏天，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对俄罗斯宣战了。下午在游泳池。”约一个月前的7月11日——《审判》真正开始动笔之前——卡夫卡在柏林的一间酒店里私设的“地下法庭”接受了一场“审判”，他是唯一的被告人、法官和处刑人。审判的结果，是强制解除他与菲利斯·鲍尔之间的婚约。
这场亲历的“审判”就是小说《审判》的原型：至少也是原型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婚约是在同年的四月份订下的，订婚启事分别刊登在21日的《柏林日报》和24日的《布拉格日报》上，相当郑重。卡夫卡与菲利斯之间的相识，是在1912年8月，地点是布罗德位于布拉格的家中。卡夫卡对菲利斯一见钟情，在日记中对初次见面进行了详细描绘，特别提到了她的脖子，以及坐在桌边“像个女护士”的情态。五周后，卡夫卡开始频繁向菲利斯写信，展开攻势，也顺利得到了对方的回应。卡夫卡甚至在日记中写下了“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和她在一起，我也活不下去”这样的话语。
热恋一番后，卡夫卡向菲利斯求婚。哪知菲利斯答应婚事又使卡夫卡陷入了恐慌。1913年9月，在出公差的时候，他与一个年轻的瑞士女孩发生了关系。之后，他刻意疏远菲利斯。觉察出异样的菲利斯托朋友格蕾特·布洛赫到维也纳会见卡夫卡，向他打听情况。怎料格蕾特也与卡夫卡产生了些许不可道破的感情。此后，菲利斯与卡夫卡间的感情辗转反复，时而火热，时而冰冷。格蕾特也介入其中，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也影响到了卡夫卡的写作，以及他与布罗德之间的关系。两人长期悬置的状态最终令卡夫卡无法忍受，他在1914年1月给菲利斯写的信中说“看来，结婚是唯一能够维系我们关系的方式了”并再次进行了求婚。然而，卡夫卡的判断错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反而陷入到了更深的恐婚情绪当中。
时间重新回到1914年7月11日。这天，在柏林的酒店房间里，菲利斯，作为朋友的格蕾特，还有菲利斯的两个妹妹组成了地下法庭，对目瞪口呆的卡夫卡展开了激烈的“控诉”。卡夫卡一言不发地听眼前的四位女性列举自己的各种“罪行”。最后，她们彻底“抛弃”了他。
真实发生的事件，与本书的情节何其相似。若将订婚视作“陷入官司”，那么7月11日发生的酒店审判，以及随之而来的解除婚约，岂不正是本书的结局？小说的最后一句“仿佛耻辱于他身故之后，尚可苟且偷生”所描绘的，正是他在这场绝非正式的审判中所感受到的屈辱。
如果只是现实中爱情失败的映射，《审判》当然不足以成为伟大经典。7月28日，奥地利发布宣战通告，这件事给了卡夫卡极大的触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令布拉格人民的生活陷入了震荡。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卡夫卡从柏林返回布拉格之后写下的。奥匈帝国的盟友和敌人在8月的第二周里陆续确定，末法时代的巨大阴影笼罩在犹太人卡夫卡的头顶，他同时处于战时恐慌、身份焦虑和被前未婚妻“审判”的复杂情绪中，花了一周的时间，完成了《审判》的第一章。
末法在定义上就是全方位的、以凡人视角望不到时空尽头的崩坏。可以说，《审判》正是末法的温床上孽生出的花朵。它来自一个刚失去婚约男人崩溃的意志，来自身份岌岌可危即将失去家园的犹太人崩溃的身份认同，来自对战争近在眼前、社会秩序岌岌可危的恐慌。卡夫卡几乎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参军了，这也使正在写作《审判》的作家产生了难以明说的负罪感。保险公司的上司认为卡夫卡的工作非常重要，两次拒绝了他的服役申请。参军者众多造成公司员工减少，卡夫卡的工作量也显著增加，几乎每天都需要加班。1914年冬，卡夫卡与本该决裂的菲利斯之间又鬼使神差地恢复了联系。因为战争的发生，一切似乎又产生了变化。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审判》的写作在1915年1月基本上可以说是结束了。他与菲利斯小姐在此之后的关系起伏挣扎，已经与本文内容无关。我们能够知道的是，1914年冬，每当《审判》的写作陷入困顿时，卡夫卡都会以近乎狂热的激情去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如果您也熟悉斯特林堡，那恐怕也能猜到如此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与菲利斯在一起时，感受不到一丝爱情的甜蜜”。斯特林堡的厌女症深入膏肓，卡夫卡在一段时间极度密集的关注下，难免也会使文字挟带的诅咒沾染到他的情绪和创作上：莱妮手上之所以会生出蹼来，很难说不是挣扎在厌恶与伦理下的一种隐喻。
篇幅有限。导读写到这里，应该已经能对读者们阅读本书起到一些帮助，提供一两种深入思考的思路，这样就足够了。卡夫卡是一座高山，攀登的路径各不相同。高山仰止，我并非专业的卡夫卡研究者，只是一个人生差不多一半时间都在德语国家生活、写作的卡夫卡小说迷而已。陋见愚言，难免挂一漏万。无论如何，新的译本在此，希望大家喜欢。
《审判》读后感(九)：理性梳理的尝试
提到卡夫卡，基本上人人都会想到“荒诞”“非理性”“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这一类概括。“荒诞”是最常被提到的标签。确实，“荒诞”也是卡夫卡小说里面最容易明确感受到的事物了，能引起我们共鸣的片段在《审判》中随处可见，当K陷入尴尬的局面或者看到不可思议的场面时，我们难免不会想到自己在生活中类似的处境。
理解起来最浅显易懂的情景，比如：自己费尽心力营造的氛围被某件荒唐事打断从而失去了全部的意义；自己明明是正确的，但却被迫必须用错误的方法来证明，错误的手段致使自己的正确地位无从被证明；明明很理性地跟一个人商量一件事，欲望却在不经意间渗透了进来；别人像看戏一样注视着自己倒霉......诸如此类等等，这些荒诞感是门槛最低的，加缪的《局外人》基本都是这一类，略过不表。
还有一类是明显风格化、看起来带有强烈隐喻性质的情景：法院派来的人霸占邻居的屋子当做临时办公室来传唤罪人，而法院自身则在一处贫民窟一样的居民楼里面零散分布；审讯官拿着伤风败俗的小册子作为法律条文；天花板太矮，人们要弯着腰才能站着，甚至还要用护垫护着背部；莱妮的手指之间有蹼状物；两个刽子手非常斯文地互相谦让......这一类荒诞情景非常有趣，但是我们迷惑的程度也往往这些内容的精彩程度成正比。确实，它们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但是很难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隐喻谜底（它们和《变形记》中的甲虫意象是一个类型，但是在理解难度上却不是一个级别），或者对它们的理解很容易流于表面（比如说是为了批判体制而存在），当我们否定了这些过于浅显的想法之后，再产生的联想就未必和原文相关了，再结合读者自身经历的话，联想就更容易飘出文本之外，每一处情景产生不同的联想内容，而这些联想难以构成一个统一的、可以互相解释和补充的整体，只能说是自己没有边际的无限发散，而不是卡夫卡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虽然说这种发散对于读者本人的再创作也许是很有用的，但是对理解卡夫卡本来的意图来说则帮助甚微。
所以，虽然“荒诞”在《审判》中无处不在，但用这一个含混的词来概括全篇无助于我们的理解。整篇下来，我们不是很清楚卡夫卡自己究竟是对这个故事持有怎样的态度，有太多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有太多的情感倾向没有得以确认，太多的隐喻无从理解。K究竟是否有罪？又或者这个“罪”是何种事物的隐喻？法院的存在指向什么？K和不同女人们的纠缠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在里面？诸多碎片化的、意义不明的象征是否有个统一的指向？
有个说法是，卡夫卡的小说都是写给自己看的，只是被迫呈献给了我们，所以他的小说往往没有一个统一且明确的主题。所以只需要当成一组图画来看即可，只需要感受而不需要去理解，遇到疑问只需得出自己的主观结论或者跳过去就好。这说法用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里还可以适用，但是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对《审判》这类长篇小说的可解读性。假如它真的只是想到哪写到哪的碎片集合，那就不会出现《法的门前》这种明显是作为映射全篇的寓言故事，就不会出现下文涉及到的一些贯穿全篇的高频词汇，这些关键段落和词汇的存在就仿佛钥匙一样，关键是要看我们能否用这些钥匙打开与之相对应的门。
一般来说，涉及到卡夫卡的解读，抛开“对繁冗官僚机构的讽刺”这类老生常谈，最常用的就是存在主义之类的词条，社会规训（或者道德和宗教等等，个人存在之外的事物）对人毫无道理的压迫和异化。陷入其中的人不知道自己周围的事物意义何在，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陌生和绝望的感受。但这些解读就像“荒诞”这个词一样，只具有笼统的概括意义和纯粹感性上的认识，无法解决上文中那些具体的、理性的疑问。那么自然就需要更为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路来梳理它们。
有人说，卡夫卡小说是非理性的，是无法用理性来梳理的。而我不大同意“非理性”这个标签，虽然他的小说里面（尤其是短篇小说）确实有很多非理性的元素。但在《审判》中其实是理性和非理性相结合的，奥逊·威尔斯对《审判》改编的电影就是只有“非理性”的迷幻部分，而“理性”的部分太少（当然受限于电影体裁的限制，有限的时间只适用于展现适合影像化的片段，这个可以理解），而导致没有卡夫卡大段逻辑严密的讨论和烧脑的质问、辩论带给人的迷幻感。电影上展现K在拼命跑动，配合诡异的镜头，试图展现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这一切远不如小说中K抓住对方语句中的逻辑漏洞时呈现出来的焦虑。我强烈的感受到，《审判》中噩梦般的风格最关键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一个荒谬处境的限制下进行机械且冷硬的、逻辑非常严密的理性思辨，正是这些理性的描写让人感受到了他想要逃出这个荒诞处境的强烈欲望，他调动全部的力量抓住每一个救命稻草，并尝试将思想化作沙哑的呼救声传达出去。假使没有这些理性的思辨，那么就只是个在一个毫无逻辑的噩梦中随波逐流罢了。理性和非理性在《审判》中是个时刻在拉扯的作用。我们不能忽略掉那些大段的理性思考而妄谈对它的理解。
但与此同时在理性理解上又会有个非常棘手且尴尬的处境：当我们试图挖掘深刻一些，就会不自觉地用到一些概念，从而显得空泛（比如各种所谓“主义”的解释），而当我们试图把它们说的具体一些，就会立刻让整部作品的含义窄化（比如“官僚体系”）。
这是个左右为难的状态，但如果不解读的话就相当于把问题悬着不管，任凭它们挡在我们面前，阻碍我们走近卡夫卡。于是，我们需要警觉自己的解读方法，不要着急得出某个具体的含义，而是先去梳理文本中的内在脉络和逻辑。避免使用过于空泛的概念，避免用脑补来适配某个哲学体系（削足适履），而是从纷繁错杂的事实中寻找普遍，从文本本身的诸多碎片中找到一些共性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推演和延伸，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看得更深入和统一一些。
第一步是将一些明显属于钥匙的关键段落和在全篇中多次出现过的词汇（既然多次重复出现，必定对全文的理解有关键作用）筛选出来：
1.关键段落：《法的门前》以及大教堂里和神父的延伸讨论，这个是最明显的钥匙；
2.关键词“自省”的多次出现：①监督官：“少想一些关于我们的事情，少想些将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多自省一下为好”；②莱妮：“请你不要问他们的名字，而是扪心自问，检讨自己的错误，不要再表现的那么明冥顽不灵”③神父：“你就不能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吗！”（神父虽然没有说出“自省”这个词，但是联系上文K一直在抱怨外界和审判的偏见，可以将神父的话语也归于这一类）
3.关键词“外界的帮助”（或者是“女人的帮助”）的多次出现：①布尔斯特纳小姐（外表的帮助是求她当上律师文书时帮助自己）；②洗衣妇（外表的帮助是希望通过她来影响或者报复预审法官）；③莱妮：“话说回来，即便你真认罪了，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想要摆脱也依旧是不可能的。好在外来帮助方面，你本人不必多去操心，我会帮你操作的。”；④K：“我找的帮手居然都是女人”（K自己本人对此的意识）；⑤神父：“你寻求了太多外人的帮助，尤其是来自女人的帮助，你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些其实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帮助。”⑥女人之外的帮助（胡尔德律师、画家）
神父
首先的突破口是神父这个角色。K与神父虽为初次见面，但彼此都没有用敬语，大教堂里的一整章都呈现出一种区别于其他场合的诡异气氛。很明显作者把神父的定位和其他角色是区别开来的。其次，神父对K的处境的认识和比其他一切人物都要清晰，看待整件事的眼光也比其他人更为完整和系统。他虽然未必是最高法院的代言人，但明显他并不是在前文中反复提及的低阶法院体系中的一份子。以往出现的所有法院工作者有个共同点——他们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才和K纠缠，临时和K发生冲突而已，他们自己本身并不对K的案件真正持关心态度。而神父却是唯一一个对K的案件真正关心的人，其他人，无论是叔叔、律师还是诸多女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在K的案件上有神父一样多的关注，神父是唯一一个真正对K的未来状况担忧的人（“这是震怒之下的狂呼，但同时又像是一个人看见别人跌倒，因为害怕而发出的失声尖叫。”）。
这里很可能会有人说，神父是否有认错了人的可能性呢？毕竟之前预审法官就曾经非常滑稽地把K当做是粉刷匠。如果神父认错了人，那他真正要找的人就只不过恰好和“约瑟夫·K”重名，从而神父所有的话就全都变成了对K而言毫无意义的无稽之谈。
但需要注意的是：神父和预审法官明显并不是在同一个高度看待K的案件。预审法官只把目光放在眼前的“预审”这一件事上面，对K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当K的职业被他记错的时候，预审法官就无法应对K连珠炮一样的攻击了。但神父几乎记得K之前所经历的一切，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审判状况不妙，知道K一直在拼命和低阶法院斡旋，也知道K寻找了太多外人、尤其是女人的帮助，也知道派人到银行去找他。所以神父要找的人的确是“约瑟夫·K”没有错。
既然神父没有找错人，那么他对K的评断就是可靠的，于是首先就确定了一件事——“在高层的‘法’的认识下，约瑟夫·K是确实有罪的，而不是他自认为的无罪”。既然神父对K的认识是可靠的，那么其次可以确定的就是《法的门前》确实是对K自身故事的映射，而不是以往低阶法院机构指鹿为马的行为。
《法的门前》
通过神父之口所讲述的寓言故事《法的门前》，已经确定能和K的经历比较类似的几个地方，可以罗列在下面：
1.守门人对他进行无关痛痒的盘问，漠不关心的态度，结尾用同样的话来敷衍乡下人。低阶法院对K进行无关痛痒的盘问，也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律师永远以“正在进行中”为由敷衍K。这里可以看出，守门人映射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低阶法院，而是低阶法院及其周围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
2.乡下人一直在抱怨守门人。K一直在抱怨低阶法院对自己的诉讼以及律师的拖延，与相关的事情，让他无法安宁；
3.在接近法的核心的路上，有不同级别的守门人。除了低阶法院之外还有中阶和高阶法院，除了辩护员之外还有普通律师和大律师。
4.结尾处乡下人在临死前看到法律的大门里面看到一道永不消逝的耀眼光芒。K在被处刑前也在附近房子顶层的窗口里看到一道光线闪过。
除此之外，也有难以互相对应的地方，甚至彼此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1.乡下人是自己主动来到法的门前。而K是被告知自己被诉讼的状态；
2.乡下人是想要进去法律里面，进入到法的核心。而K是想要脱离被诉讼的状态而不是去接近法的核心。
我们先暂且跳过无法对应的地方。一起看下K和神父彼此对这个故事的解读。
单看这个故事，简直是个陨石巨坑，缺乏太多必要信息，很多地方无从知晓，只能凭日常经验来猜测。而K提出了和我们大多数人第一时间都会做出的判断：“看门人欺骗了乡下人”。
而神父提出要尊重故事的原文，看门人所说的第一条“现在不能放他进入”和第二条“这道门专为他设置”并不矛盾，所以K所说的“欺骗”并不成立，那么，如果以此为基础，我们对这个故事的一切判断必须由原文中的信息来进行的话，就不能够臆想任何原文之外的信息。
然而，在下文中神父自己臆想了“看门人的职责”是“拒绝乡下人的请求”。显然，原文中并没有明确交代职责一事，仅仅交代了看门人的行为。神父自己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将“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这句话作为法律交代给看门人的任务。严格按照逻辑来看，既然看门人的职责是没有交代的，就不应当凭空臆想。如果神父可以违背自己之前所说的“尊重原文”的前提，那么K通过自己的常识来判断，认为看门人的职责是放乡下人进去，而看门人出于个人的问题而拒绝，这种理解方式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才对。
然而，一向对逻辑非常敏感的K（从前文对画家的反应可以看出）似乎放过了神父的漏洞，耐心听完了神父的脑补和转换立场，明显原文所站的视角是乡下人视角，而神父则提供了一个看门人视角的新故事，在看门人的视角来看，他已经尽职尽责了，尽管有些地方不够到位，但就职责而言问心无愧。神父甚至又提供了一个近乎诡辩的看门人受到乡下人欺骗的另类观点，由于乡下人的存在，使得看门人一辈子受到“束缚和禁锢”。
然而真正的重点正好在这个看似诡辩的故事，因为与乡下人自己视角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里的看门人仿佛更接近K自身的经历，我们一起回想一下第七章里K在自己办公室里把自己所在办公室里，拒绝接待自己的其他客户的情况，不正好和神父所说的故事完全吻合吗？那里的K实际上是从属于自己的客户们的（就银行的“法”来看），但是自认为有权把客户们晾在外面（就像看门人自认为乡下人比自己低一等），K的客户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前等待（看门人给了乡下人一个凳子），K要忍受商人对自己的唠唠叨叨（看门人要忍受乡下人的哀求）。
神父看似在批驳K，但实际上却在袒护K。而K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此刻其实更应该站在看门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了。他太在意自己的案件和诉讼了，始终把视角停留在乡下人那一边，于是K自己在不经意间下达了对作为看门人的自己的判决——“看门人虽然不是骗子，但却太过于蠢了，蠢到不得不立即被解除职务。”若是他想到自己曾经满足于自己客户对自己的误解，以“业务”为借口回避自己的客户而去寻找画家。他就会发现他自己的罪比故事中的看门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此为线索，我们还会注意到最开始的情节里，法院方面从来没有主动干扰过K的业务，甚至K被捕时还送了三个同事，以避免干扰他的正常工作。初审调查也被安排在周日，还特别强调“不愿干扰到K的本职工作”。
不过我绝非明确地说这就必定是作者的意图之一，上面这些分析仅仅作为逻辑上具有可能性的一种解读方向。
如果以上是K作为看门人的“罪”，那么K作为乡下人的“罪”也需要一个相对应的解释。
有个普遍的观点是——乡下人的错误在于不敢主动反抗看门人所代表的法——即被小部分人所垄断扭曲的法，于是他最终死在了这个法的折磨下。这个观点谈不上对与错，只是这就像是K第一时间想到的观点一样，它仅仅是其中一种解读，而且是很无趣的解读。
在上文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得知守门人所指向的是低阶法院和相关的一切（包括律师在内），K和低阶法院与律师的一切纠缠，都只是最低一层的纠缠。监督官和莱妮各自都强调过一次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审判这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的过错上面，那么如何放在自己的过错上面呢？神父给出了一个隐晦的回答“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因为神父这句回答是放在K抱怨了一堆低阶法院的事情之后所说的，于是我们有理由将这些内容合并在一起看待。
那么，什么叫“目光放长远一些呢？”从K身上直接找可能有些费力，还是回归到《法的门前》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K自己曾经设想，看门人本身可能受到了欺骗，或者是由于头脑的问题搞不清楚状况，那么这种假设造成的结果就是看门人和大门里面的“法”本身将不再是一体的，看门人代表一种“法”，而大门里面最核心的则是另一个“法”，神父的意思有没有可能是要K将目光放在里面的“法”上面而不是纠结于看门人自己的做法呢？
但由于K自己长期苦于现实中审讯带给他的折磨，他还是没能绕过弯来，还在纠结看门人话语的真假问题。对此，神父将“真实”换成了一个词“必要”——“不必认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只需要认同他说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这样就够了。”但K似乎没能理解“必要”这个词汇的变化，他似乎很疲惫，放弃了思维的运转，直接干脆地得出了欠考虑的结论“谎言被当作了世界秩序的基石。”
总体来说，在大教堂里的K似乎思想上已经饱受折磨，已经无法去注意那些细微的语句变化（就像他在前文中也没有意识到神父自己推翻了“尊重文本”的前提）。“必要”和“真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神父暗地里的意思很可能是，大门里面真正的“法”是知道看门人对“法”的扭曲的，但是真正的“法”认为看门人的“法”也是有着存在的必要的。有看门人的存在，真正的“法”也许就可以以此来区分哪一些是真正将目光放在它身上的人，而哪一些是将目光放在鸡毛蒜皮的看门人的“法”上的人。
而K显然一直将目光放在看门人所代表的低阶法院身上，始终也没有想过那个大门里面那个真正的“法”是什么，也从没想过要去接近它。而他所认为的那些外界的帮助，无一例外都将他束缚在了低阶法院上面。抛开画家和律师，纵观全篇的女性，除了开始的布尔斯特纳小姐之外，其她人几乎都在对他进行欺骗，洗衣妇可以看作低阶法院对K施加的拉力、莱妮可以看做律师对K施加的拉力（律师对莱妮滥情行为的放任，很可能就是拉拢客户的手段之一），当然这些欺骗并不能单单归咎于女方，不能排除K自身的原因。再加上驼背女孩（可以理解为为画家服务），所有的女性都在把K推向法院、推向审判的方向（即看门人的方向，而不是大门里面“法”的方向），导致他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而拘泥于低阶法院而不寻找更真实的“法”可能就是K作为乡下人的罪。
但大门里面真正的“法”究竟是什么，我并不敢妄谈，它和看门人的区别在哪？又应该如何绕开看门人去寻找它？这就到了需要想象力的地方了，而想象力不是这篇书评要涉及的内容，而且若我强行下我自己的结论，同样会陷入到我之前所担忧的“窄化”的问题上。
当我使用语言去表达，就偏离了文本的事实，那么我宁愿选择抛弃语言，站在事实的一边，将我们的结论停留在理解的方向而不是理解的具体内容上。
再次声明，这仅仅是对《审判》的一个尽可能理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方式本身也是一个对新观点的探索，而不是去寻找所谓的正确答案。
就像神父所说：“故事本身的文本是确凿的，不同的观点往往只是对文本的一种绝望表达。”
但是还是可以用一个相对来说肤浅化、大众化的语句来结束这篇书评。
让我们回到《审判》最开始的那句吧——“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初看上去，意思像是指一个僵死的机构在试图把一个人禁锢，将人变为无生命的机械。但也很可能是另一种意思：一具肉体的空壳在尝试寻找一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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