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学期学校来了位新外教，教学一天便悄然离开了。
外教是个年轻的女老师，不高，微胖，身上还有稚嫩的学生味。我见过两次，都是在走廊上遇见。第一次是开学前那会，她身边还有一位洋帅哥。第二次是见她一个人落寞地往教导处走，本想与她招呼，但碍于自己蹩脚的英语发音，没好意思开口。
听说外教离开是在9月10日教师节聚餐的饭桌上，Susan与校长谈论此事。Susan说：“外教嫌学校没有淋浴房，只能在洗手间洗澡，让她很不满意，所以离开了。”校长说：“这纯粹是借口，其实她另有原因。”Susan说：“也是，离开是有原因的。”后来，我才知道，外教来的第一天，与校长提了一个条件：要与自己男友同居在学校宿舍。校长当然在第一时间否定了：一是出于安全考虑；二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再说，以前还从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外教在听到校长的否定后，当即在饭桌上像个孩子一般哭了，一旁的男友不知所措。
开学第一天上班，有老师上卫生间方便，发现门被反锁着，几个性急的女老师开始在门外骂骂咧咧，后来知道是外教老师在卫生间洗澡。女老师很生气，对校长说：“来日方长，假设以后每天都得这样憋尿上个厕所，总不是办法啊。”
第二天，外教的课没人上。Susan赶紧电话，联系不上。后来与总部联系，总部说，她不愿再上我们学校教学了。
usan说：“换成中国老师，恐怕谁也不会为了与男友同居而连工作也不干了，到底是观念不一样啊。”
2，
后来，学校来了另一位外教，是个扎辫子的男外教，高高大大，金发碧眼，沉稳安静。因为他在四楼，我在三楼，所以每次他去上课，总会经过我的办公室。我与他的招呼每天都是“嗨”，然后相互微笑。
那次中午去食堂，迟了，远远看见外教端着饭盆坐在食堂门口的长凳上就餐。要知道，那几天苏州热得反常，我真奇怪老外的思维总是和咱中国人不一样。走近时，看他慢悠悠地吃着饭菜。我装得很优雅地指了指食堂：“Please.”外教笑了笑，连着说：“No，No.”我很奇怪，大热天，坐在外面吃饭，边上还有空调外机嗡嗡直响，怎么英国佬如此特别。我继续用糟糕的英语问他：“Why？”他耸耸肩膀，指了指耳朵。那一刻，我恍然明白，是食堂嘈杂的声音让这个爱静的外教受不了。
后来几次吃饭，我故意坐在离外教不远的座位观察他，发现他吃饭从不说话，当然他也不知道跟谁说话。再有，他吃饭时常带着一本笔记本，或一本书，有时吃着吃着，就像来了灵感似的在本子上写啊写啊。有一次，我挨他很近，见他安静地嚼着饭在看一本英文书。
昨天就餐时，我突然发现他耳朵里塞了两个白色的棉花小球。那一刻，我的脸刷地红了，只顾低头吃饭。
3，
暑假里，我有机会去苏州外国语学校蹭了一场朱永新关于新教育的报告会。去聆听，我更多的是怀着好奇之心，想看下真的朱永新到底是个啥样。除却这些想法，我几乎没有一个学习者该有的虔诚心态，我为此感到小小的难过。
不大的会场，挤满了人，会场有点严肃庄重，我不喜欢。坐在边侧，开始观察：哪些是领导专家，哪些是热情踊跃的新教育粉丝。我很奇怪自己的直觉总是那么恰当与精准——假设你有兴趣和我一起观察，你一定可以在一个群体内准确地判断出，粉丝是最与众不同的听众。
我在会场里左顾右盼，走神分心。不是报告不精彩，是我太好动。我看见我后面紧挨着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我看他写漂亮的繁体字，不时在记录边上写注解。开始，我猜想他也是虔诚的新教育追随者，从报告开始，他的记录圈圈点点，一刻不停。中途，我又否定了他的粉丝身份，我猜想他从台湾来的学者。后来，我几乎是侧身欣赏他听课记录，他从不正眼看我，一整个下午就是听和记，记录本翻了一页又一页，这样耐心的老先生，我愈发感兴趣。后来，我忍不住拍摄他听课的样子，他依然专心听记，也不反对我拍他。
报告结束，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夸他：“全场我最佩服你，你是最认真的聆听者。”他微笑着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郑重地递给我，并认真告诉我：“你好，明天由我主讲一场中外教育差异的报告，欢迎你能来聆听。谢谢。”他，出生于台湾，后去美国学习、生活，现任苏州外国语学校外教。
走出会场时，我打量着这位白发长者，心里愈加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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