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思想》是一本由[美]拉塞尔·柯克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38.00，页数：5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保守主义思想》读后感(一)：英语世界的保守主义
用宪法去塑造或巩固一个可以依靠的精英群体，这是伯克式保守主义基于人与人天然的差异所得出的结论。社会与自然一样，犹如《星际穿越》中所说，自然仅以其本来面目示人，既非邪恶，也非善良。人的差异也一样，承认这个前提是杜绝激进之道、专制之道的事实依据。也正是基于此，英国式《济贫法》试图消除贫困的政客理想最终归于失败，因为这无异于在荒漠之中种植玫瑰，真要实现，将会打破社会中隐秘的平衡和财富分配之道，最终种出来的不是玫瑰，而只会是毫无意义的金玫瑰。 如果宪法的这种识别利益和塑造精英群体的功能失去，也就只会是一张废纸。按照亚当斯的说法，政府的作用是保护财产，社会是政府的基础。资产阶级的一切都建立在财产之上，庸俗但可靠。反倒是那些试图打破历史车轮的“龙妈”，就是一个盘旋在头顶的幽灵，因为太过于未来的正确和正义，所以他们只得忽视他这个时代人性的本质。并假想，人应当如此。而一旦不如此，就会被他当做反动势力予以吞噬。
《保守主义思想》读后感(二)：保守主义思想
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审慎的政治思想，注重的是尊重既有的社会传统，认为传统是历代智慧的结晶，并反对激烈的变革和彻底的颠覆。在思想谱系中，它有两大对手，分别是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中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位于光谱的两端。然而，保守主义一向疏于自身的脉络梳理与谱系架构，这可能是它长期落于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拉塞尔·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在这本初版于1953年的著作中，柯克系统梳理了英美脉络中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及其思想，为英美保守主义绘制了一幅全景图。他将保守主义的创始定位在埃德蒙·伯克，而认为美国保守主义之祖是约翰·亚当斯，其后，柯克讲述了英美保守主义在各个时代的流变，与激进主义的对垒，与自由主义的合与分，最后为处于守势的保守主义规划了一张复兴的蓝图。正是借助着本书的理论贡献，美国保守主义得以东山再起，并为柯克奠定了“赋予保守派以身份”的地位。
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 [美]拉塞尔·柯克 / 张大军 / 汉唐阳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9-5
子扉我 2019年春 季风异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5月28日
《保守主义思想》读后感(三)：当我们在谈论保守主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保守主义思想8.9[美]拉塞尔·柯克 / 2019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美国秩序的根基8.4[美]拉塞尔·柯克 / 2018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毫无疑问，这两本正本清源的书，已经为未来种下了变革的种子。
它提供了求解复杂现实的思想路径和文明样本。灵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演进，需要经验带来的深思熟虑，也需要对超验的敬虔（比较复杂）。一个是面向社会问题，一个是面向人生问题。两者的整合，才能有真正的文明，这是一百年前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感受。
为什么是保守主义？因为它是最不坏的！
衡量保守主义的标志是什么？在西方是以对基督教为标志的超验的敬虔！用白璧德的东方路径是对人性不断的理解与提升！
旧制度的破产，最具摧毁性的即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专制集团的诞生。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给出的结论是，东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奠定了，也加速了东亚某大国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
近代的国学“发明”活动，面对两个现实，一个是理念整理传播的初具成效，一个是社会传统结构的破产。
中国人保守什么呢？当我们谈论保守自由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现实，而不是简单的“权利”。刘军宁的“保守主义”一书可以粗看，但不能“信”。建议读柯克，因为强烈的宗教精神和平庸的现实的微妙平衡，是大多数中国知识人假装能够理解却又无法理解的，却又让我们感叹充斥着秩序的美感。
重要的是，一再重申的，经验、深思熟虑，这是我们最缺乏的，因为它足够的现实，足够的平庸。至于超验世界，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在做，他们在发明；有人在证悟，在古老宗教语言的封闭性中验证不可说的部分。
最后，在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清醒的认识不去做什么，这是美国秩序的根基里大多数成就上帝之国的人的选择。他们在平庸的现实里被一笔带过，但却是他们成就了上帝之国。
这是我把这两本书推荐给大家的理由。
《保守主义思想》读后感(四)：雷颐×王焱×周濂：反全球化浪潮之下，保守主义的复兴 | 文化客厅NO.9
7月6日，我们选出了35本夏季好书2019新京报夏季好书35本。在2019年3月到6月间出版的众多图书中，这35本为何值得新京报书评周刊推荐？书评周刊编辑部已经在推荐语中给出了答案。但毕竟好书众多，简短的推荐语无法将好书的全貌介绍给读者。新京报·文化客厅会在2019年的夏季好书中，不定期选择一些好书，邀请相关的学者嘉宾，举办“新京报2019年夏季好书沙龙”，与读者见面。
文化客厅第九场，“2019年新京报夏季好书《保守主义思想》读者分享会”。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汉唐文化、单向空间，邀请到历史学者雷颐、《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王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以及媒体人朱学东对谈：为何反全球化浪潮之下，保守主义会复兴？
反全球化浪潮之下，保守主义的复兴
本场活动时间：
2019年7月13日 19：00-21：00
本场活动地点：
单向空间·爱琴海店
北京市朝阳区七圣中街12号爱琴海购物中心3层3025室
本场活动主办：
新京报·文化客厅、汉唐文化、单向空间
合作媒体：
经济观察报·书评
本场活动嘉宾：
雷颐 王焱 周濂
本场主持：
朱学东
活动免费
扫描二维码 即可报名
*场地空间有限，报名人数限100人7月12日中午我们会发送邮件确认参加资格前10位签到读者可获赠“新京报书评周刊”报纸版一份【本场活动介绍】
拉塞尔·柯克因为写作了《保守主义思想》这部鸿篇巨制，被世人誉为“赋予保守派以身份”的作家。是他，追溯了保守主义的产生源头，明晰了保守主义的基本准则，理清了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勾画了保守主义的未来走向，从而为保守主义绘制了一幅由史及论的完整图景。可以说，《保守主义思想》是对20世纪欧美保守主义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通过阅读本书，可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保守主义，把握保守主义的真精神，同时可以全览保守主义思想在英美的传承与流变。本书毫不回避围绕保守主义的思想论争，因此可以一窥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竞争，从而从宏观上全面理解西方社会的思想演变。
本次活动邀请知名学者雷颐、王焱、周濂、朱学东担纲嘉宾，将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
【本场嘉宾介绍】
雷颐，湖南长沙人，著名历史学家、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主要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历史：何以至此》《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等。
王焱，1953年生于北京，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代主任，“公共论丛”主编，《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席教授。主要著作有《社会思想的视角》等。
周濂，1974年生于浙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曾任哈佛燕京、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正义与幸福》《打开》等。
特约主持人：朱学东，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职业媒体人，曾任《中国周刊》和《南风窗》杂志总编辑。主要著作有《江南旧闻录》《黄金般的天空：我的读书笔记》等。
【本场活动相关图书】
《保守主义思想》[美] 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著张大军 译2019年4月版《保守主义思想》可以称得上是对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从立意构思，到对保守主义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选取，它在每一方面都做得极为出色，并借此开启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
这本书着力清理保守主义思想谱系，其内容可以概述为：以保守主义思想脉络的缕析为轴心，前以保守主义思想核心的凝练概括为导引，后以保守主义面对衰颓的当代复兴为支援，从而为保守主义绘制了一幅由史及论的完整图景。作者柯克亦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赋予保守派以身份”的思想家。
它并不是党派行动指南，而是试图界定“保守”和“保守主义”，梳理保守主义者们关于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原则。或者更具体一些，是想探讨英国和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何在；英格兰和美国具有什么样的共同观念体系，让那些有着保守天性之人能够持续抵制法国大革命肇始的激进理论和社会变革。
简言之，这是一本有着历史叙事面目，但旨在凸显保守主义思想实质的作品。探讨了保守主义的各种观念，并查验它们在当时及后来混乱和剧变时代的有效性。
编辑：高贵兵；海报设计：魏斯瑞。
《保守主义思想》读后感(五)：保守主义—人类文明传承的守护者 --读拉塞尔∙柯克《保守主义思想》有感
保守主义思想是一种源自于西方，与激进主义截然相反的政治思想。拉塞尔∙柯克先生写于上世纪中叶的《保守主义思想》是一部有关英美保守主义思想起源与发展的简史。该书系统回顾了自埃德蒙∙伯克以降，二百多年来英美保守主义阵营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以及保守主义思想体系演变的历程。由于在中国现当代的政治语境中，几乎从来没有给这种观念预留过任何的话语空间，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谈论到这个话题时，大多数人可能不免感到一些陌生、唐突。经张大军先生汉译的此作得以及时出版，不啻是给被激进主义思想浸淫了近一个世纪的国人送来一剂幡然醒悟的良药。它启示我们，历史传统不能全然割弃，人类社会文明不可能推倒重来。 保守主义思想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人文主义价值观的体现，是一种立场倾向、一种政治态度、一种价值诉求。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国家之间，人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各不相同，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也有所差异，因而不同的保守主义者对传统与秩序的内涵的阐释也不尽一致。因此保守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系统性的教条化的行动方案，没有给保守主义思想做过规范性的定义。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变化和差异，才更加体现出了保守主义思想所追求的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维护社会观念的多样性和独立性。 尽管给保守主义做一个严格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通过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主要政治主张或理念上的对比，我们还是可以给保守主义—尤其是本书中介绍的以伯克为首的英美保守主义思想阵营，梳理出一些共性的内容。 一、传统与创新。保守主义者对于传统和习俗存有敬畏之心。伯克认为个体的智慧是有限的，任何个人的见解都是有局限性的，只有经过群体活动长期验证了的智识才体现出上帝的旨意。保守主义者推崇传统与习俗的价值，认为人们长期社会活动形成的习俗、成规是经验的积累，是先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社会文明得以延续的根基。保守主义者守护传统，并不反对适当的社会变革。伯克看到社会环境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制度和成规也可以根据社会变化做出适当调整，政治家的职责是将革新的洪流引入到习俗的水渠。但是，变革应该来自社会普遍感受到的需要，而不是某些奇思妙想的抽象理论，任何斩断与历史的联系的所谓的制度创新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臆想。历史证明，卢梭、潘恩等人鼓吹的田园牧歌与暴力革命式的激进主义幻想一旦付诸实现，迎接大家的必将是重回茹毛饮血的荒蛮。割舍了与过去相联系的制度创新，不但失去了历史，也失去了未来。这种推倒重来的凭空想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冲动，必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与倒退。 二、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一词有着明确的内涵与边界，并将之置于平等之上，视保护个体的财产权和意志自由为世俗政府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对于受着激进主义思想影响而有着广泛社会底层基础的“绝对平等”和“纯粹自由”这两个概念，保守主义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的立场。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生而平等”是激进主义者煽动底层民意、挑动民众不满的一句胡话。事实情况是，无论人先天的性别体格、智力情趣、性格胆略，还是后天继承的财富、付出的努力、获得的机遇，甚至出生的地理环境、拥有的自然资源，人与人之间都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也正是存在这些客观差异和人类相互竞争的自私本能，人们才会激发出谋求自身生存优势、体现自我价值的内在动机，个体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才具有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一味强调平等，无视客观现实的不平等，这种观念迎合了人性中追求安逸享受的隨性，迎合了底层群氓对成功者的妒忌心和对社会财富瓜分掠夺的罪恶心态，削弱了强者和精英从事社会物质和文化创造的内在动力，其结果必然是把人类智识活动与财富创造拉低到社会的最低水平。保守主义者眼中的平等只能是生而为人的道德意义上的平等，在符合公义的法律规则面前的平等，在上帝最终审判前的平等。激进主义追求的结果平等，是建立在对成功者掠夺和抢劫的基础上，意味着始终会有一部分人处于被奴役和压制的状态，这实际上人为制造了另一种形式的失去公义的不平等。同样，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边界，是在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自由。摆脱人与人交往形成的社会伦理与规范的约束，幻想重回大自然的原始社会的绝对自由状态，就意味着放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放弃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况且，现代的考古学已经证明，原始社会由于物质与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种族、部落甚至家庭之间相互残杀乃至互食人肉都是时有发生的现象，历史的真相根本不是如卢梭等愚顽之流臆想的那样美好。 三、民主与贵族。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建制究竟应该是构建于民主制还是贵族制或精英制的基础之上？保守主义者选择拥抱贵族精英制。他们认为既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少数精英统治比较大众民主统治就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对美国社会有过深入考察与分析的托克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社会变化，对打着“公意”旗号的所谓民主有着鞭辟入里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耐心与无知是民主时代的特征，民主体制的最大危险在于，平庸不仅会得到鼓励，而且可以被强制落实，集体主义的约束机制是比旧式奴隶制更恶劣的奴役”。托克维尔以“暴民统治”一词形象地概括了绝对民主制的特征。他认为简单地依靠数人头的方式做出的决定，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一定能够获得更有效化解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方案，因为普通民众受制于自身的智识与经验，往往并不了解政治运作的复杂性，他们更多的是根据煽动家的鼓动和宣传决定自己选票的投向。保守主义者承认人类不平等的现实，认同按照社会等级划分而进行治理分工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相对于时时将目光聚焦于眼前利益和个人得失的普通民众，贵族群体是社会竞争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精英阶层，他们无论是先天的智力禀赋，还是后天接受的教育培养，都使这个群体比前者更有能力履行政治职能，也更易产生超越于个人利益的公共道德责任，担负起相应的社会义务。绅士精神是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理应成为引领社会潮流的标杆。消灭了绅士精神存在的空间，社会就失去了对高尚品味和道德完善的精神追求，必定会把人类引向平庸和野蛮，使人类重新回到虫鱼禽兽一样的生活。保守主义并不绝对排斥民主，但认为民主的对象必须具备足够理性，必须满足必要的条件：一要对政治权力的运作有足够的理解和理性分析的能力，二是有完全独立的人格，三是有必要的个人财产。因为无恒产者无恒心。真正的无产者既不会为当下的社会负责，更不会为遥远的未来负责。 四、个人与集体。保守主义对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观念深恶痛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类区别于这个星球上其他任何物种的最可贵的特质就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自我认知的意识，思想自由与意志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标志。集体主义者强调集中和统一，意图将所有人的言论与思想禁锢在一个模式下，扼杀了人的个性创造和自主选择，消灭了社会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化，有违造物主创造人类世界的旨意。集体本身既不能思考也不能行动，卢梭所谓的“公意”在现实政治中其实就是少数实际操控政权者假以公众之名推行的暴政。集体主义思想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专制和奴役。人在受奴役的状态下，其实与禽兽并无本质区别。保守主义者认为，个人的权利，尤其是少数派的权利必须得到有效维护，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要珍视少数人的异见和利益。只有保证社会观点拥有足够的多样性才能实现社会的自我进化和竞争性选择。但是保守主义也不赞同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保守主义者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物，有灵性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因此个人的权利必须受制于某种超验的道德规范--信仰的约束。保守主义尊崇在公义的秩序约束之下的人文主义思想，反对丧失内心信仰，背弃基督教价值理念，将人置于至高至上地位，认为仅凭人浅薄的理性认知就可以征服一切的人本主义观念。 五、秩序与革命。保守主义者视秩序为历史传承的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保守主义者一再提醒，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活动赖以维系的重要基础，秩序的构建是涉及到法规、习俗、文化、信仰和伦理等方方面面的一个庞杂系统，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系统工程。社会秩序不可能仅凭某个人短期的臆想或规划产生，它是人类长期活动形成的智慧结晶，体现了大自然的造化和上帝的公义，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规则与法律伴随社会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也可以作出适当的调整，但不可能完全重建。激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以为对旧有秩序只需简单地加以抹除后就可以重新构建出一套全新的社会规则。这种凭空臆想而产生的狂热革命冲动不可避免地将社会导入到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和失序，而无政府状态往往正是社会从无序向专制独裁演变的前奏。激进主义者没有看到自己的无知和人类理性的局限，他们意识不到破坏毁灭旧的秩序或许只要须臾之间，而重建秩序不仅需要漫长的岁月，而且更失去了前人智慧积累的根基，这种没有历史传承的社会重建无异于海市蜃楼式的一个梦想。 六、上帝与制衡。并不是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是基督教信仰者，至少白壁德是如此。但是几乎所有保守主义者都认为有必要依托一个超越人类自身道德水准的伦理评价准则来评判人类的行为。他们对人的理性和善缺乏足够的信心，认为人性中的恶是永存的，人类的行动并不总是会选择善和正义，也不可能自我完善到完美的境界，因此对所有的人、所有的权力的授予必须留有足够的戒心和制衡力量。尽管不同的保守主义者对于基督教信仰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但是珍视个人精神的充实，尊崇内心的道德约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保守主义者把实现人类灵魂的自我救赎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鄙视片面追求物欲和感官满足的物质主义者。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相信，人类的幸福感来自个人内心的充实和安宁，一味放纵对物质索求的欲望只会把人引入无尽的罪恶的渊薮，而基督教为民众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庇护，唯有在内心秉持对上帝的公义的信仰才能克服人性中恶的扩张。所以对现实中的人的精神约束必须来自于外在的超验的神或是上帝，在政治上必须构建多元的权力来源以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 综上所述，起源于伯克的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哲学内涵。在保守主义发展史上的每一位大师的思想都有着极为精彩丰富的内容，柯克先生的《保守主义思想》一书实际上仅是为我们起到了开山引路的作用，保守主义思想蕴含的巨大的精神资源有待我们不断挖掘发扬光大。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保守主义思想也有其消极甚至反动的一面。例如，保守主义推崇传统的同时，虽然也认同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社会改进，但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所谓适当时机的萌芽状态，又是谁有责任去启蒙？保守主义者对此语蔫不详，并将创新者推向了公义的反面。显然如果完全按照保守主义观点在实际政治中进行实践的话，社会的发展可能将是极为缓慢甚至是停滞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就像是一对欢喜冤家，在相互批判与改良中共同成长。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需要我们时刻铭记于心的：无论是什么主义或是思想，都不能推向极至。正如保守主义所一再倡导的那样--尊重少数人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思想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根本。
《保守主义思想》读后感(六)：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钟文范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保守主义”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词语，其发言人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约略一代人之后，保守主义已形成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和政治运动，而且在70年代初，保守派已在全美范围内获得支持，并赢得机会实现其在全国的领导。这一转变应看为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美国保守派在思想上多年准备的结果，而不仅仅是70年代以来形势的变化所使然。然而，我国学术界在论及70、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崛起时，往往只注意到当时形势的变化，而忽视了或不太注意40、5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诚然，30年代以后，主张“大政府”的自由主义占居了优势，然而，在40年代中期，美国就已出现了一支保守的知识分子力量。他们分散地发出抗议的呼声，对美国的前途深感悲观。在战后头十年左右，这些呼声日渐高亢，并开始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运动，为以后保守政治运动的崛起作了思想准备。其时知识界这个保守思想运动主要是由两个思想流派即“古典的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或“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和“新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或“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组成的。虽然这两个派别的成分之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它们在当时是各自独立地出现的。本文拟对这个保守思想运动的嬗变作一初步的探讨。
40年代中期，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即将泯灭。相反，老的本土的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意想不到地复活，而且成为战后初期美国保守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个流派的思想中含有许多“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的因素，如强调自由，强调个人，反对国家权力。这与古典自由主义（19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是相同的，所以这个流派又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1
该思想流派复活的最初动力在颇大程度上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欧洲。首先，当时欧洲一些保守的流亡学者对美国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意志论的复活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其次，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的根源也必须首先从当时欧洲出现的“极权主义”趋势和战争的突变中去寻找。
这些流亡的欧洲自由意志论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他生于奥地利。1923年来美，在纽约大学工作。1927年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1938年加入英国籍。当世界大战的硝烟笼罩着整个欧洲时。他因震惊于政府计划经济的趋势及其对个人自由所造成的威胁，便决意写了一本名为《通向奴役制之路》的书，于1944年分别在英美出版。该书的论点很简单：“计划（经济）导致专制”；“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他认为，一切“集体主义”向来就是“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对私有权的否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对个人的奴役。因而，他主张以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之路”来取代“通向奴役制之路”。他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它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破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该书于1944年9月出版数月之后，又再版发行了100万册。不久，哈耶克本人还在美国到处讲学。一位书评家曾就此作出这样的评论：“一位经济学家和一本非小说的书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实属罕见。”2
哈耶克这本书旋即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舆论界褒贬不一。《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一位撰稿人认为，该书是“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论证的才能和严密性方面，它堪与约翰·S·米尔的《论自由》媲美”。3《幸福》(Fortune)杂志一位评论员认为该书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声明书之一”，是对个人主义信念、“终究是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信念”的一次激动人心的重申。4持反对态度的《新共和》则发表社论指出，哈耶克这本书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为反动的企业界所利用罢了”。该书引起的争论如此激烈，以致《美国经济评论》编辑部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将对该书的对立评论均同时刊登出来。由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奥地利流亡学者写的这部著作竟引起美国如此大的风波，这反映美国的自由意志论的影响仍未泯灭。美国学者一般认为，该书在美国发表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重新起步的信号。
40年代中期，为美国保守主义者提供思想养料而颇具影响的另一位欧洲学者，乃是哈耶克的忠诚朋友、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940年，这位“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移居美国。当他在欧洲的时候，像哈贝勒(Gottfried Haberler)、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和哈耶克这样知名的学者都曾与他一道从事研究或深受其影响。欧战爆发后，这三位追随者和其他学者移居国外，其中一些人来到了美国。美国政治学家纳什指出，“30年代来自中欧的知识分子‘迁移大浪潮’是我们时代知识分子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同样，奥地利学派分散地移居英美也是美国保守主义历史上的重要篇章。”5
1944年，米塞斯在美国出版了两本书，使得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大大受惠于这位欧洲流亡者。这两本书就是《权力无限的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和《官僚政治》(Bureaucracy)，都含有同一主题：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米塞斯比他的弟子更陶醉于“纯正的自由放任主义”，他坚决认为：资本主义还是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资本主义还是“混乱”，两者的选择是非常明显的。6对米塞斯来说，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现代世界上极大而又普遍的罪恶”。跟哈耶克一样，他认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被抛弃导致20世纪的大灾难。国家主义(etatism)——“政府对企业控制的趋势”导致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他反复强调中央集权制的经济计划与自由的保护是不相容的。7
米塞斯的思想也同哈耶克的思想一样，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1945年，米塞斯因而被他的美国朋友推荐为纽约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的聘任经济学教授（达20多年之久）。他对美国古典自由主义早期复兴的最大贡献是1949年耶鲁大学出版了他的巨册名著《人的行为》(Humun Action)。该书是他的“人类行为学”思想体系的综述。一些书评家把该书称为“资本主义的宣言”、“对自由放任主义不加掩饰的、毫无保留的辩护”。8
与此同时，美国新闻界出现了一批自由意志论保守主义者，如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佩特森(Isabel Paterson)、格拉雷特(Garet Grarrett)、弗林(John Flynn)、莫利(Felix Morley)、钱伯林(William H. Chamberlin)和哈尼根(Frank Hanighen)等。后三人于1944年初创办了《人间事周报》(Human Events)，该刊成为新闻界自由意志论者的喉舌。在学术界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当中，最著称的或许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两名教授西蒙斯(Henry C. Simons)和奈特(Frank H. Knight)，两人都是开始形成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
20年代《自由人》(The Freeman)的创刊人诺克(Albert J. Nock)的自由意志论对战后许多保守的知识分子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些人之中有柯克 (Russell Kirk)、张伯伦和小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诺克在抨击扩张权力的国家时近似无政府主义者，他写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 (Our Enemy, the State,1935)就径直把国家视为敌人。
诺克死后（1945），将他的自由意志论思想传播的任务由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去完成。早在1936年乔多洛夫与诺克相识时，他就已深深吸收了像梭罗(Henry D. Thoreau)、萨姆纳(Charles Summer)、门肯(Henry Mencken)和乔治(Henry George)这些人的自由意志论的传统思想。他是亨利·乔治社会科学研究所(Henry Georg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的领导人 。他与诺克相识后近十年的密切友谊进一步增强了他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念。
30年代末，乔多洛夫在亨利·乔治研究所的赞助下，使《自由人》复刊。
这时乔多洛夫的生涯开始直接影响了战后右派的思想发展。1944年末，他创办了一份月刊《分析》(Analysis)（1951年与《人间事周报》合刊）。他声言该刊所信奉的乃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亚当·斯密(Adam Smith)、梭罗、亨利·乔治和诺克的传统。
《分析》所刊的文章及乔多洛夫的其他著作对小巴克利、奥皮兹(Edmund Opitz)、马丁(James J. Martin，后来的修正派史学家)、罗思巴德(Murray Rothbard)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当乔多洛夫帮助自由意志论者提高自我意识并增强思想上的凝聚力时，有哲理性的古典自由主义著述日渐增多。例如，1946年黑兹利特发表了其引人注目的《一堂经济学课》(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一书，对资本主义大加赞扬。1947年，“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发表其文集：《自由与改革》(Freedom and Reform: Essays in Economics and Social Philosophy)，极力为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义观点辩护。一年后，另一本有影响的文集《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重申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该集子汇集了奈特的同事、该学派的首领、已故的西蒙斯的大部分重要成果。西蒙斯曾于1934年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自由放任主义的积极纲领”。他与其朋友奈特一道通过他们杰出的信徒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美国的右派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了哈耶克的一本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该书反映出哈耶克对“理性主义者”精心设计出一个改良社会的种种意图表示极大的怀疑。他认为，与这种“实际上导致集体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假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乃是由亚当·斯密、弗格森(Adam Ferguson)、伯克(Edmund Burk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阿克顿(Lord Acton)所阐明的“真正的个人主义”的英国传统。9为了加强他与志趣相投的“芝加哥学派”的联系，1950年，哈耶克成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1949年，莫利的《人民的权力》(The Power in the People)和弗林的《前途》(The Road Ahead)两书面世。这两部书都是作者对他们所理解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对“个人主义的美国”所造成的威胁的反应。
1951年，小巴克利（时为耶鲁大学研究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耶鲁的上帝和人》(God and Man in Yale)。他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企业、私有财产和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的哲学——在耶鲁正在死亡。”他猛烈抨击当时支配着学术界反宗教的敌对态度、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该书即时引起了广泛的激烈评论。乔治.H.纳什认为，该书“或许是1945年以来保守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著作，它对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是多方面的”。10
分散的自由意志论者为了加强彼此的联系和扩大思想阵地，1945年以后，他们组建了若干团体或围绕一些刊物聚合自己的力量。
1946年，里德(Leonard Read)与一些知名人士在纽约成立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简称FEE)。11里德在1945年以前长期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的宣传。1932年，他受到马伦多尔 (W. C. Mullendore，许多右派事业的支持者)的影响，接受了后者市场自由竞争和权力有限的政府的思想。1938年，他立志要通过教育运动来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激进主义作斗争。
二战期间，里德组织了一个名为“小册子作者公司”(Pamphleteers, Inc.)的小团体（通讯名册有3000人），向其追随者传播法国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者巴斯蒂亚(Frederic Bastiat)等人的著作。
FEE创立之后，里德通过该组织逐渐聚集了一批工作人员，其中有科内尔大学的三名经济学家：W.M.柯蒂斯(Curtiss)、F.A.哈珀(Harper)和波伊罗特(Paul Poirot)，以及冯·米塞斯。哈耶克有时也为该团体演讲，并支持它的活动。到1952年夏，该团体的通讯名册已发展到2.8万多人。它先后大量印发了巴斯蒂亚的《法学》(The Law)和黑兹利特的《一堂经济学课》。1952年，它征集了一批文章汇编成册，名为：《自由论集》(Essays on Liberty)，撰稿人有：乔多洛夫、黑兹利特、米塞斯、萨姆纳和德·茹弗内尔 (Bertrand de Jouvenel)等。
FEE在其存在的岁月里，促进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和传播。
当FEE进行保守思想的启蒙工作时，另一组织也大力促进了正在崛兴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自我意识，并加强了不久在欧美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运动的彼此联系。这个运动复兴的最初动力早在1937年来自美国，其时李普曼 (Walter Lippman)发表了《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一书，不遗余力地为自由民主体制和经济个人主义辩护。很快就觉察到该书的“重大意义”的就是哈耶克，他认为该书“极好地重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巴黎大学的鲁吉耶 (Louis Rougier)教授也同样受到该书的鼓舞，因而呼吁举行一次自由放任主义学者参加的国际性会议，讨论李普曼这部“重要的书”。这次讨论会于1938 年8月举行，与会者有李普曼本人和一些著名的欧洲学者（包括逃往美国的学者），如哈耶克、米塞斯、阿隆(Raymond Aron)、芒图(Etienme Mantoux)、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勒普克(Wilhelm Ropke)和吕夫(Jacques Rueff)等。大会最后成立了“革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tudes pour la Renovation du Liberalisme)。12
二战爆发后，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为战争的需要所压倒。可是战争结束后不久，它的“复兴”组织工作又继续下去，这时由哈耶克着手进行。他认为因战争而孤立、分散地进行工作的、抱有传统自由主义信念的学者必须联合起来，交流思想、增强团结。于是，1947年4月，约40名欧美知名学者在瑞士的蒙佩尔兰聚会。与会者当中几乎一半是美国人或侨居美国的欧洲人。13大会决定自称为“蒙佩尔兰协会”(Mont Pelerin Society,简称MPS)，协会的宗旨是“维护和改善自由社会”。1949年及以后几乎每年MPS都聚会，它逐渐变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名人录”。14欧美的保守主义学者通过MPS交换思想、密切联系，使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更趋于国际性。
1950年10月，《自由人》杂志复刊，它与唐·莱文(Isaac Don Levine)的《直言》(Plain Talk)配合，宣称致力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并力持这些原则：经济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真正的自由主义、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地方自治权和政治权力分散。该刊由两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闻工作者J.钱伯林和黑兹利特担任编辑。它为分散的自由意志论者提供了一个论坛，投稿人不仅有新闻工作者，还有像哈耶克、米塞斯和德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勒普克(Wilhelm Ropke)这样一些著名学者。1950－1954 年间，《自由人》的声誉达到鼎盛。1954年7月，该刊因亏损为欧文敦出版公司(Irvington Press，其资本为FEE所有)所购买。L.里德雇佣乔多洛夫为编辑。15
40年代末50年代初，除了FEE、MPS和《自由人》为复兴中的保守思想运动的自由意志论一翼提供领导和组织之外，其他各种知识的和政治的团体也在进行工作。《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在50年代也为一些保守知识分子充当了一个“出气口”。《信仰与自由》月刊(Faith and Freedom)(1950)是“宗教动员”组织(Spiritual Mobilization)(1935)16的喉舌。该刊的投稿人有黑兹利特、米塞斯、莫利和里德等。这两家刊物在聚合保守的知识分子力量中，同《自由人》一样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3年，乔多洛夫成立学院际个人主义者协会 (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它是较早出现的学院际社会主义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Socialists)的对立物。若干年以后，ISI颇有影响，成为年轻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联络中心、保守主义刊物的交换所和保守知识分子运动的协调者。
1955年11月，小巴克利创办了《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使美国的保守主义复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刊的作用不仅恢复了对左派的进攻，而且大大加强了知识分子右派力量的团结。在该刊的报头中，新保守主义者、自由意志论者和转向保守的前激进派都有其代表人物。17G.H.纳什指出，“如果《国民评论》未创刊的话，在60和70年代，就不会出现粘合在一起的右派知识分子力量。”18
ISI、FEE、MPS、《自由人》和《国民评论》一道承担起创造一个保守知识分子运动的任务，成为自由意志论重建运动的缔造者。这五个团体都享有促使“古典自由主义”最初结合为一个思想运动的大部分“声誉”。
（二）
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意志论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浩劫中得出教训，把国家视为“通向奴役制之路”的标石。与此同时，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另一主要分支“新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者”也开始分析这次大战的教训，试图重建受到战争威胁、破坏的西方文明。
这一思想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乃是韦弗(Richard M. Weaver)。30年代时，这位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曾摇摆于社会主义与平均地权论之间。大战爆发后，他通过研究美国南方史转到了右派的立场。在1943年完成的有关这一课题的博士论文中19，韦弗认为，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作为一种文明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北方。南方的传统有四个明显的特征：封建的伦理和社会组织，骑士制度的习俗，绅士观念，以及特有的、非理性的、古老的宗教信仰。这种文明被“现代的”北方打败了，然而“旧南方”在精神上并未消失。他还认为，“旧南方”曾经是“西方世界中最后的非物质主义的文明”。20
1948年初，韦弗发表其重要著作《思想带来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美国有的学者认为，此书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根源和起源”。21该书的主题是：“西方世界的衰落”是有害思想胜利的结果。韦弗认为，西方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的堕落可以追溯到14世纪末理性的衰退，当时西方人做出了“罪恶的决定”：由于英国哲学家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所阐明的唯名论的诱使，他们放弃了对先验论价值准则的信仰。“在中世纪的重大争论中，逻辑唯实论(logical realism)（被唯名论）击败，这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韦弗认为，这次思想革命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灾难性的。他声言“对一切超验的东西的否定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真理的否定”。在悲叹西方世界颓废的历史前景之后，韦弗认为，当代西方文明必须建立在“差别和等级制度”之上；它正面临着平等主义的蔓延和对大众崇拜的威胁。22
该书在知识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反映出战后年代现代自由主义与逐渐叫做“新保守主义”之间的正在扩大的知识界的分裂。然而，韦弗并非这些年代现代自由派思想的唯一反对者。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主义的知识分子，如赫克舍(Augest Hecksker)、查默斯(Gordon Keith Chalmers，凯尼恩学院院长)、哈洛韦尔(John Hallowell)等著书撰文，严斥与他们认为跟现代自由主义相关的相对主义、语义哲学、非道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他们认为这些理论严重损害了美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例如，赫克舍特别为战前学院的学生对道德不在乎的状况而感到困窘。他认为，政治学家使政治与道德分离，使科学的假设与“价值评判”(value judgments)脱节，把学生引入了歧途。因此，他呼吁：”我们的社会必须恢复某些道德内容。”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重申源自柏拉图的“伟大传统”。23
当代自由主义的错误思想怎么会变得如此普遍？战后头十年，许多“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都把这归咎于杜威(John Dewey)所推崇的“进步教育”思想对美国教育制度的广泛渗透。
50年代这个社会批判的少数派最早的例子之一就是贝尔(Bernard Iddings Bell)发表的《教育危机》(Crisis in Education, 1949)一书。该书的主题是：蔑视普通人，反对“幼稚的、粗俗的文化”，关注具有西方文明的道德和宗教传统的教育。他提倡“使道德哲学再成为教育考虑的主要问题”。他反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反复强调必须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他远远背弃了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教育”的精神，厌恶平等主义、非宗教的教育和政府的控制。
1945年以后，其他对杜威的保守批判家中最著名的是贝斯特(Arthur Bestor)、史密斯(Mortimer Smith)和查默斯(Gordon Keith Chalmers)。24到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传统主义者批判杜威的浪潮。对杜威最得力的批判者之一乃是当时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家维瓦斯(Eliseo Vivas)（曾是自然主义哲学运动一位年轻的头面人物）。他深受大战浩劫的影响，渐渐背弃了他原来所信奉的自然主义，到1950年，他已成为一位“价值论的唯实论者” (axiologicalrealist)。是年，他著书立论，严斥自然主义哲学、包括杜威的自然主义哲学。25
决心要拯救西方世界旧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不仅找出和指责当代西方世界的种种弊端，还探究旧传统是怎样被摧毁的，以及西方精神何以发生危机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企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索西方文明衰落的渊源。如上所述，韦弗曾试图把“可怕的衰退”说成是起源于14世纪的奥卡姆主义（Ockhamism）。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知识界的其他传统主义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1952年，一位逃避法西斯纳粹迫害的德国流亡者、知名的政治学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26发表了战后右翼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新政治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该书的主题是：“现代性的本质都是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产物。”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诺斯替主义是在基督教早期的数世纪中威胁着基督教的一个古代异端派别。”被认为受到诺斯替主义活动分子的存在主义的支配所体现的极权主义，是进步文明的毁灭形态。”27在弗格林看来，西方极权主义的出现，是西方世界发生精神危机的结果。这种精神危机就是“诺斯替主义”，而诺斯替异端教条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以前。
另一位德国的流亡学者施特劳斯(Leo Strauss)认为，16、17世纪的社会动荡似乎也是西方世界衰落的关键。他于1938年逃离德国来到美国。从1949年起，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教授几达20年之久。他在《自然法和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1953)一书中，怀疑人的理性，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他认为，理性是软弱无力的。支配着国家的是意志，不是理性，而意志则是非理性的。人越相信理性，就愈走向虚无主义。他还认为，“当代抛弃了天赋权利（即自然法）导致了虚无主义。”最后，他告诫人们要注意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怀疑论所产生的后果。他认为，传统应在政治生活中起主要作用。28他的思想对战后美国传统主义的复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战后年代保守的史学编纂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所有保守的历史分析都排斥了乐观主义的历史观；所有都一致认为，极权主义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或自由派失败的产物；所有都强调两个关键的转折点，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所有都同意，19世纪（所谓自由主义的世纪）萌始着20世纪的愚蠢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保守的史学思想团体认为历史主要是知识（思想）的历史。几乎所有对西方世界衰落的论述，都不太注意“物质的”或“社会的”力量，而把思想说成是决定性的因素。思想曾产生了后果，“邪恶的思想”就会产生“邪恶的行为”。现代邪恶的东西产生的根源乃是思想的错误。注重思想力量这一点不仅渗透了战后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甚至影响着当时美国右派的各分支。
面临西方文明的衰落，新保守主义者企图恢复他们的所谓“伟大传统”。战后头十年间，旧传统复兴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对基督教传统信仰的复兴。在一般公众中，“回到宗教去”(return to religion)的迹象比比皆是。1940－1955年，美国信教的人数比例从略少于50％上升到60％。29
知识界保守人士也主张传统基督教的复兴。1951年，小巴克利写道：“我自己相信基督教与无神论的决斗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30哈洛韦尔在1950年也认为：“基督教教义是我们了解上帝的本质及上帝对人的旨意最完美的启示。”31《党人评论》(Partian Review)编辑部曾对这种现象感到非常惊奇：“我们的时代特别是这十年间最重要的一种趋势就是知识界重新转向宗教……”32为此，该刊还专门举办一次扩大范围的专题讨论：“宗教与知识分子”。
然而，哈洛韦尔和小巴克利等新保守主义者所辩护的基督教并非社会福音的或自由主义新教的基督教，而是基于对新保守主义所说的二战“邪恶的教训”、“原罪”的教训的那种基督教。韦弗认为，没有一种概念能比“原罪说”“更深刻地洞察人这个谜”。33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原罪说”的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可以抑制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所说的“放肆的、受到大众传播工具左右的群氓”；34用韦弗的话来说，它可以“极大地约束民主”。35
G.H.纳什指出，新保守主义标记的基督教往往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天主教乃至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
与此同时，“伟大传统”的另一方面即古代的或古典的政治哲学也在复兴。战后初期，古典政治哲学最博学的创导者之一乃是施特劳斯。他以渊博的知识介绍古人的思想，对50年代的知识界贡献颇大。他指出，古典政治哲学寻求真理，并不害怕“价值评判”；现代政治哲学不确认普遍真理的存在，而且完全渗透了像实证论和历史环循论这样有害的思想。36他对正在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运动所起的作用特别显著。
对50年代许多著作家来说，古典政治哲学首先是指自然法(natural law)。哈洛韦尔在《民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 of Democracy)一书中，详述了自然法的信条；并指出，自然法或道德法(moral law)是民主的“道德基础”，没有它民主就不能存在。37
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曾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他被说成是极权主义之父。波珀(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与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的攻击尤甚。然而，50年代初，古典哲学的辩护者起而反驳，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以哈佛大学的哈洛韦尔和怀尔德(John Wild)为首的辩护者争辩说，柏拉图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而非极权主义者；是自然法的民主主义者，而非相对论者。381955年，李普曼也在《大众哲学论集》(Essays in the Public Philosophy)一书中呼吁使自然法复兴。他指出，“我们的制度”必须通过自然法——“大众哲学”的复兴来加强，否则西方社会就不复存在。39
传统主义者在复兴正统的基督教和古典政治哲学的同时，还著书撰文批判当代的民主政治，把极权主义说成是植根于民主原则。1945年，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的新版面世，在美国引起广泛的评论和对作者本人的兴趣。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李普曼、柯克(Russell Kirk)、冯·屈内尔特-勒丁(Erik von Kuehnelt-Leddihn)等人在战后频繁地引证了托克维尔该书对民主政治和“群氓”的批判。一位历史学家曾如此评述该书对美国的影响：“……托克维尔或许第一次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批判民主政治的、当代值得尊敬的思想家的范例”。40
1952年，另一本批判民主政治的重要著作《要么自由，要么平等》 (Liberty or Equality：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在美国面世，作者是奥地利政治学家冯·屈内尔特-勒丁。此人于30年代中期流亡美国，在乔治敦大学执教。战后再返回奥地利，但仍保持着与美国的广泛联系。G.H.纳什认为，“他是欧洲大陆保守主义传统与战后十年美国保守主义之间联系的桥梁。”“他是一位对1945年以后保守主义的复兴做出多方面的、世界性贡献的人物之一。”41
《要么自由，要么平等》一书反民主的锋芒非常明显。作者认为，“自由和平等本质上是矛盾的。”他甚至认为，“当代极权主义……植根于民主的（民粹主义的、多数主义的、平等主义的）而非自由主义—自然意志论的原则。”此外，他还力图从新教的宗教改革中去探究纳粹主义的思想渊源。42冯·屈内尔特-勒丁强调思想派别的谱系、从宗教改革时代寻找“罪恶的根源”，并把极权主义说成为一个“民主运动”，从而“启迪”了他在美国知识界的右翼同行。他引证了罕见的欧洲大陆的资料，从而加强了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y Gasset)对韦弗，以及德·迈斯特(de Maistre)、莫拉斯(Via Charles Maurras)和埃利奥特(Thomas S. Eliot)对美国著作评论家的影响。
对“新保守主义”最后进行明确的界定并系统阐明其信条的工作是由两位著名的学者维利克(Peter Viereck)和柯克去完成的。维利克早于1940年就撰文43极力为一种“道德的、改良主义的保守主义”进行辩护，而这种保守主义是以“法律和行为的绝对准则的必要性和至高地位”为基础的。该文在美国率先使用了“新保守主义”一词。对韦弗来说，它反映出一种企图：把他的“道德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与他所厌恶的“老卫士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麦金莱式的”共和主义区别开来。
诗人和历史学家维利克在1949年又发表其重要著作：《再受重视的保守主义：对反叛的反叛》(Conservatism Revisited: The Revolt against Revolt)。该书阐述了这些年代保守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它斥责“从下面而来的野蛮的侵害”；声言“我们不需要‘普通人的世纪’”，“它只会产生更普通的、无个性的、不负责任的和无家可归的群氓”。该书呼吁尊重法律；批判卢梭信徒对“蒙昧人”(natural man)的“崇拜”；相信“原罪”说；摈弃“进步教育”。
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维利克在该书中还系统地阐明其保守主义的概念。他指出，这种保守主义不是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充满“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集体主义不相容的保守主义。它首先应建基于基督教的精神和西方人四个思想传统谱系之上。这四个思想传统谱系就是：严格的道德戒律和犹太教的社会正义观；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及对古希腊人思想的不受约束的探究；罗马帝国的宇宙神教及帝国法律的崇高地位；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托马斯主义和中世纪的反唯名论。维利克概要地把保守主义界定为“原罪说在政治上的世俗化”。44
G.H.纳什认为，维利克这部著作比战后初期其他任何一部书都更能促使新保守主义者成为知识界中具有自觉意识的力量。该书的书名大胆地使用了“保守主义”这个词，这是战后第一部这样的书。正如他的同时代的人所指出的，维利克使“保守主义”这一词得以流行起来，并给予这个开始形成的运动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记。45
1953年，另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柯克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极大地促进了保守的知识运动。柯克在此书中为保守主义大声疾呼，阐明了保守主义精髓所包含的六个信条：(1)相信神的旨意支配着社会和道德心……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2)追求传统的生活多样性和神秘性，认为这种生活不同于最激进的制度的狭隘一致性及平等主义、功利主义的目标；(3)确认文明社会要有阶层和阶级……社会渴望领导；(4)认为私有财产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的拉平并不是经济上的进步；(5)主张人要抑制自己的意愿和欲望；(6)认为变化与改革不是完全相同的。46
美国学者一般认为，柯克是战后美国主要的伯克信徒。柯克在该书中极力推崇伯克，认为他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他认为伯克所开始而迄今仍有活力的传统，在美国传给了亚当斯家族、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白璧德(Irvine Babbitt)和莫尔(Paul Elmer More)。他详述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历史，力图恢复美国保守主义传统。美国有的学者指出，柯克这部巨著是战后年代保守派对左派许多批判的一个综合。它严斥了左派的每一种“万应药方”和一切可能想到的“过失”。在柯克看来，人的至善，对传统的蔑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拉平——这些都是1789年以来对社会秩序最明显的攻击。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原子核心式的个人主义、拉平的人道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柯克攻击的靶子。美国学者认为，柯克这部书是对150年以来知识界右派思想的总结，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思想，而且包含着近两个世纪以来保守派这个集团突出人物的思想。
这部书对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意义，正如G.H.纳什所指出的，如果维利克的《再受重视的保守主义》一书已给战后保守主义的冲击力贴上了一个“保守主义”的标记的话，那么《保守主义的头脑》一书则“对一个自我意识的、镇定自若的保守运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47用雷格内利的话来说，柯克已使一个“无定形的、分散的、对自由主义的反对派”有了“共同的思想”。48
1957年，柯克为了联合保守主义思想运动分散的力量，并加强其在知识界中的影响，创办了《现代保守评论》(Modern Age: Conservative Review)季刊。该刊主要面向传统主义或新保守主义49，它立即成为知识界保守主义者的主要论坛。
随着柯克的登场，复兴的美国右派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流派达到了鼎盛。到5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已成为一支公认的文化力量。用菲伦的话来说，它已成为“今天有生气的知识分子运动”。50
（三）
50年代中期以后，上述这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派别构成了一个颇有生气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在进入6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分裂的、与保守的政治运动是脱节的。51此外，这两个思想派别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自由意志论者更强调经济的理由和个人自由来反对国家，而新保守主义者则更多地关心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和宗教的问题，以及“极权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一般而言，新保守主义者不太关心经济问题、特别是他们所认为抽象的、教条主义的经济学。他们主要是社会的和文化的批判者，在他们看来，保守主义意味着传统价值体系的恢复，而不是保护物质利益。几乎所有主要的新保守主义者都竭力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最典型的就是维利克，他声言，他的保守主义与利己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无关。52柯克也强调他那种传统主义并不为物质主义的企业家或“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理论教条”辩护。53因此，有的国外学者又把这时的“新保守主义”称为“社会的”或“道德的”保守主义，而把另一派别称为“经济的”保守主义。俄国学者索格林 (B.B.CORPин)认为，在美国保守主义史上的第四个阶段（1930－1990），各个保守的修正派中，社会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日益起着领导作用。54
在社会成份方面，两个派别也略有不同，新保守主义运动主要与美国的高校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它的每个主要代言人都在高校中任过职。而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颇大程度上与新闻界有关，这个运动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如上述）都是新闻工作者。此外，美国有的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都是宗教的信仰者。55不过，新保守主义一派的领导人大多属于罗马天主教、盎格鲁天主教，或对新教基督教的批判者。如冯·屈内尔特-勒丁、莫尔纳 (Thomas Molnar)、威尔逊(Francis Wilson)、威廉森(Frederick Wilhelmson)、小巴克利等都是天主教徒。新保守主义的“天主教特征”使得这个运动不能不成为对“官方的”、世俗的自由主义美国的一个重大挑战。
尽管有上述差异，然而，某些共同的思想纽带却把这两个保守的思想派别联结了起来。虽然两派的关注点各有所侧重，然其“返回过去”（回到传统的经验和价值体系）的取向则一。小巴克利在其所编的《20世纪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0)一书中所选取的内容观点，最足以代表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也反映了本文所论述的战后初期知识界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流派的主要共同的理论观点 。
第一，反对“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和政治权力分散，以维护传统的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自由意志论者哈耶克认为，一切“集体主义”生来就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小巴克利猛烈抨击“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 思想。诺克则斥责扩张权力的国家，乃至完全否定国家的要求。
新保守主义者冯·屈内尔特-勒丁批判现代民主政治时，把“极权主义”说成是“植根于民主的（民粹主义的、多数主义的、平等主义的）原则”，乃至把极权主义描述成一个“民主运动”。弗格林则认为极权主义“是进步文明的毁灭形态”。
第二，反对政府干预私人企业，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和私有财产权。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导致专制”；“对经济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因此，他主张以个人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之路”代替“通往奴役制之路”——计划经济。冯·米塞斯热衷于“纯正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一切的政府干预。他认为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现代世界上极大而又普遍的罪恶”。国家主义(etalism)——“政府对经济控制的趋势”——导致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他反复强调中央集权下的经济计划与自由的保护是水火不相容的。正形成的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奈特则极力为哈耶克的自由放任主义辩护。
新保守主义者柯克认为，私有财产与自由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经济上的拉平并不是经济上的进步。李普曼也极力维护传统的经济个人主义。
第三，维护西方世界的道德、宗教和价值观的旧传统。
面临着西方文明的衰落，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都力图恢复所谓西方世界的“伟大传统”。如上所述，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维利克认为保守主义应建基于基督教精神和西方人的传统思想谱系之上。他把保守主义简要地界定为“原罪说在政治上的世俗化”。柯克认为，神的意旨支配着社会和道德心。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弗格林认为，西方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是上帝。战争的威胁，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人的道德心的堕落——这一切皆是传统价值观不再为大众接受的结果。因此，他力主让精神来主宰现实生活，恢复传统的价值观，以维护西方文明。李普曼认为自然道德是在一个完美的社会中受西方文明传统制约的正确行为的准则。
自由意志论的思想家也主张维护西方文明的旧传统。哈耶克重申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信念，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为精神支柱。小巴克利猛烈抨击了当时支配着学术界的反宗教传统的态度。
总而言之，战后初期两个主要的保守思想派别，不仅强调传统的精神和社会的“健全秩序”，而且要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个人自由。因为在当代保守的思想家看来，这时的威胁不是来自自由主义者的过分的个人自由，而是来自过度的国家权力，后者直接威胁着个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个人自由。所以这时保守主义思想的内涵，较之以往已作了重大的改变56，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美国保守主义不同，那时的保守主义似乎肢解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学说，把经济自由主义绝对化，并使之服从自己的利益，却砍掉了政治自由主义。57从此，在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取向，有互换现象，经济自由主义变成了保守的信条，而那些被称为自由派的已不是那些主张绝对经济自由的人，而是那些主张社会改良及国家调节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人。
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意识形态与70、80年代的保守思想也有些差异。其重大区别在于产生了像“neo-conservatism”这样的思想流派（它的意识形态被共和党用作武器），其在名称上与战后初期的“new conservatism”相类似及相呼应，但也有由改变了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区别。两者都重视道德和宗教传统，维护等级、地位、传统的社会差别或价值准则，但是“neo-conservatism”不像“new conservatism”那样是企业活动“绝对自由”的保卫者而完全厌恶国家的干预，当时美国经济的恶化也迫使它的信徒谈论起国家干预的“范围”来了。其对国家调节经济的问题往往持骑墙的态度，即在试图大大限制国家干预的规模的同时，又承认这种干预的不可避免性和可能性。
尽管美国现代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嬗变的各阶段上不断“刷新”，力图适应已改变了的历史现实，因而显出其阶段性的差异，然而，战后初期的保守意识形态也同其他阶段的保守思潮一样，都有一个不变的共同走向，即：其所主张的是一个保证私有财产权的、少数精英统治的等级社会，这本质上是一种倒退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在指出其落后的保守甚至反动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在客观上所产生的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和平等观提出了种种怀疑，因而反衬出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缺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的政治领域兴起了行为主义，这是以实证主义研究社会科学在该领域的反映。新保守主义者弗格林看到了这一运动的缺陷，他与施特劳斯等首先发起了一场抵制实证主义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抵制运动是成功的。58
注 释：
（1）不可忽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以往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人类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进步假设之上的，而这时的“古典自由主义”则假定人是不可能自我完善的。
（2）Lawrence K. Frank, “The Rising Stock of Dr. Hayek”, Saturday Review 28(May 12,1945),p.5.
（3）Henry Hazlitt, “An Economist's View of ‘Planning’”,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Sep.24, 1944,p.1.
（4）John Davenport, “Review of Hayek's book”, Fortune, 30(Nov. 1944),pp.218-221.
（5）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Publishers,1976),p.10.
（6）Ludwing von 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4) p.55.
（7）Ludwing von Mises, Bureau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4),p.iii.
（8）Seymour E. Harris, “Capitalist Manifesto”, Saturday Review, 32(Sep.24,1949),p.3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In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Oct.30,1949,p.45.
（9）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48), p.6.
（10）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p.30.
（11）如通用汽车副总裁D. Brown、耶鲁大学教授F. R. Fairchild、《纽约时报》的Henry Hazlitt、哥伦比亚大学教授L .Wolman和舆论调研公司负责人C. Robinson等。
（12）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25.
（13）美国的与会者有：Karl Brandt, John Davenport, Aaron Director, Milton Friedman, Harry Gideonse, Frank Graham, F.A. Harper, Henry Hazlitt, Frank H. Knight, Fritz Machlup, L. B. Miller, Ludwing von Mises, Felix Morley, Leonard Read, George Stigler和V. O. Watts。欧洲的与会者有：Hayek, Bertrand de Jouvenel, John Jewkes, Michael Polanyi, Karl Popper, Lionel Robbins和Wilhelm Ropke.
（14）没有参加该协会第一次会议而以后与会的，美国人有：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Max Eastman, Hans Kohn, Walter Lippman和Henry Wriston，欧洲人有：Luigi Einaudi, Salvador de madariage, Jacques Rueff和G. M. Young.
（15）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ant, pp.27-28.
（16）该组织宗旨是“唤起美国一切教派的牧师遏制非宗教的中央集权下统制经济的倾向”。
（17）新保守主义者有：Russell Kirk, R. Weaver, Donald Davidson, Erik van Kuehnelt -Leddihn。自由意志论者有：John Chamberlain, F. Chodorov, Wilhelm Ropke。还有转向保守的前激进派，如Max Eastman和Frank Meyer等。（详见5前引书，p.148.)
（18）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153.
（19）题目为：“The Confederate South, 1865-1910: a Study in the Surrival of a Mind and Culture”，后于1968年发表。
（20）G. Core and M. E. Bradford, The Southern Tradition in Bay: A History of Postbellum Thought (New Rochelle, New York, 1968), p.391.
（21）F. S.Meyer, “Richard M. Weaver: An Appreciation,” Modern Age 14 (Summer-Fall, 1970),p.243.
（22）Richard M.Weaver,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23）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p.43-44.
（24）参见:M. Smith, And Madly Teach (Chicago, 1949)和The Diminished Mind (Chicago, 1954); Arther Bestor, Educational Wastelands (Urbana, Ill., 1953)和The Restoration of Learing (New York, 1955);G.K. Chalmers, The Republic and the Person (Chicago, 1952).
（25）Eliseo Vivas, The Moral Life and the Ethic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0), p.ix.
（26）1938年在哈佛大学教授W.Y.艾略特的帮助下逃往美国，在路易斯安那大学执教。
（27）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126
（28）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 p.5.
（29）详见5前引书，pp.58-59页。
（30）W. F. Buckley Jr., God and Man at Yale: The Superst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p.xii.
（31）John Hallowell, Main Currents in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50), p.655.
（32）“Religion and the Intellectuals: Editorial Statement”, Partism Review 17 (Feb.1950), p.103.
（33）R. M. Weaver, “Up from Liberalism”, Modern Age 3 (Winter 1958-1959), p.29.
（34）Gertrude Himmelfarb, “The Prophers of the New Conservatism,” Commentary 9 (Jan. 1950), p.78.
（35）Weaver, “Up from Liberalism,” p.29.
（36）参见：Leo Stra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Glencoe, Ill., 1959), Chap.3.
（37）J. Hallowell,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28.
（38）参见：John Wild, Plato's Modern Enemies and the Natural Law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和J. Hallowell, “Plato and His Cr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27 (May 1965), pp.273- 289.
（39）W. Lippmann, Essays in the Public Philosophy (Boston: Little Brown＆Co. 1955), pp.69,79,123
（40）J. Lukac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8), p.321.
（41）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64.
（42）Erik von Kuehnett-Leddihn, Liberty or Equality: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Caldwell, Idoho, 1952), pp.21、247.
（43）P. Vierect, “But I'm a Conservative!” Atlantic Monthly 165 (Apr. 1940), p.539.
（44）Perter Vierect, Conservatism Revisite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49), pp.6,28,30.
（45）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p.67-68.
（46）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7-8.
（47）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p.75.
（48）Henry Regnery, “A Conservative Publisher in Liberal World,” The Alternatives 5 (Oct.1971), p.16.转引自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75.
（49）该刊的编辑部包括这样一些知名的传统主义者：B. I. Bell, R. Hoffman, E. Vivas, R. Weaver, F. Wilhelmson和F. Wilson。“编辑部顾问”中有两名经济学家：Wilhelm Ropke和David MeCord Wright.
（50）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p.83.
（51）直到1960年9月，100名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大多数系共和党人）在巴克利领导下成立“争取自由的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 for Freedom)，并由埃文斯起草《沙伦宣言》(Sharon Statement)，提出了12条保守主义信条，保守知识分子运动才开始以组织和行动介入保守的政党政治运动。详见James C. Roberts, The Conservative Decade (Westport, Conn. 1980) pp.25-35.
（52）P. Viereck, Shame and Golory of the Intellectual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3), p.248.
（53）Russell Kirk, A Program for Conservativ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3.
（54）（俄）B.B.索格林：“美国保守主义发展的各阶段”，刊于原苏联《近代现代史》杂志1991年第5期。
（55）Allen Guttman,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78.
（56）美国政治学家加里·威尔斯指出，传统上，保守主义注重“秩序”，而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者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保守主义则要求政治上及经济上的个人自由。见W. F. Buckley Jr. ed.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 Y. The Bobbs Merrill Co.1970), p.8.
（57）众所周知，20世纪以前的自由主义是多层次的。例如，信奉财产、市场、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绝对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就其社会后果而言，历来就不同于政治自由主义，因为被列为后者主要价值观的是言论、出版、集会自由，政治多元化，市民社会，法治国家。
（58）详见岳麟章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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