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国》是一本由[美] 薛爱华著作，后浪×楚尘文化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闽国》读后感(一)：薛爱华《闽国》
非常简略简短的闽国史，可能是囿于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割据政权的史料世存有限。1.这本书是在正统史观之外对闽国的“正统史”叙述，为读者了解五代十国和闽国提供了新资源。 2.继承了薛爱华一贯的研究风格和方法，对唐朝及其后自然地理因素过于偏爱，这本小作品也就成了政治史与社会史、自然史等的综合性作品。
3.书中提到了闽国文风，王审邽“喜儒术”、庇护“来闽避难的文人”(p.022)，的确，每逢割据乱世文学成就蓬勃发展，多有传世之作，大一统帝制下往往管控言论、压制知识分子，文字狱大兴。 第1章介绍宫城和都城时就该放一张宫城和福州城地图。 第3章介绍围绕君位王氏家族内部的争斗，还夹杂着后院、禁军和朝堂的混乱，养子现象也是五代十国比较独特的一幕了。 第4章也提到了商业贸易是乱世复兴最见效的手段，也是最常见的情报手段。
《闽国》读后感(二)：十国的福建，王氏家族的血影
在中国古代通史中，唐代和北宋之间夹着一个五代十国的阶段。那么，五代十国究竟指什么？按照钱穆的《国史大纲》的说法，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指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
当我们阅读这段历史时，常常看到一种现象：大部分书重视五代，忽视十国。十国中的闽国更不起眼，但是，既然发生了，就有了解的必要。国内又缺少针对性的书籍，怎么了解呢？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的《闽国》填补了空缺。
薛爱华，美国著名汉学家。在20世纪后半期，他是中国中古研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撒马尔罕的金桃》、《朱雀》、《神女》等。
《闽国》全书共六章。薛爱华带领我们认识当时五代时期的闽国。在这里，闽国基本是现在的福建。当时，人们种植水稻，可见多种树，多类花，还有大象和老虎等动物，了解建州、福州和泉州的风貌。闽国大量产盐，以茶闻名，水果多样，还有各种香草和香料，种类繁多的纺织品等，物产丰富。它与中原其他国家做生意，也和南方海上国家做生意。这里有两座著名的宫殿，有雕像和铸像的艺术曾经存在摩尼教。诗人和学者得到支持。官方重视过佛教和道教。王潮从王绪手上夺取权力后，与两个弟弟一起经营闽国，局面比较稳定。从王氏第二代开始，称王称帝的王家人多数和叔叔、兄弟之间冲突不断，有时还有邻国的入侵，最后灭亡。期间，王氏家族具体地做了什么，原因又是什么？下面我们详细地说。
1、王氏家族的风云
黄巢之乱后，王氏家族开始起势。刺史秦宗权为了攻打黄巢，四处招兵，就邀请王绪加入军队，任命他为光州刺史。王绪手下有王潮、王审知、王审邽三兄弟，勇武非常。他们按兵不动，引得秦宗权派兵攻打自己的军队。于是，王绪带着军队，离开光州，一路劫掠，直下南边，进入福建。但是，王潮看到王绪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下属，心生恐惧，设下埋伏，最后王绪自杀身亡。王潮成为新首领，拿下大港口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举荐他，王潮成为泉州刺史。
陈岩死后，让女婿守着福州。王审知攻打福州，伤亡严重，仍获得成功。王氏兄弟控制了整个福建。唐昭宗封王潮为威武节度使，他病重去世，由王审知掌权，按照长幼有序的礼仪，兄王审邽获得权力。基于弟弟的功劳，把权力交给弟弟王审知，自己继续管理泉州。
王审知得权后，闽国与吴国关系恶化，与吴越、南汉关系良好。后与南汉交战，确立汀州、漳州以南的边界。
王延彬，王审邽的儿子野心勃勃，想要泉州节度使的官位，王审知不同意，叔侄发生矛盾。不过，王审知生病去世，儿子王延翰掌权，登上高位，要面对军事和政治危机。然后，他击败陈本的叛乱，以《史记》删除闽越的历史为由，在福建称帝，却与养兄王延禀水火不容，又因强娶民女，引起弟弟王延钧的愤怒。王延禀和王延钧联合击败王延翰，王延钧掌权。后来，王延禀与儿子王继雄派兵到达福州城下，攻打生病的王延钧，结果父子被杀。
之后，王延钧把儿子王继鹏推上福王的位子。
期间，吴光对宠臣薛文杰的横征暴敛感到害怕，逃至吴国，说服信州刺史蒋延徽来攻打闽国，包围建州。王延钧派兵去建州，军队要求处死薛文杰，皇帝放弃爱臣。吴国掌握大权的徐知诰认识到蒋进攻成功，将削弱他的权力，于是压制蒋的权力，与闽国重建关系。
王继鹏趁父亲病重，借助李仿的名义，弑父上位，再把罪行推到李仿身上，杀了他。最后事情还是传开了。
皇帝从后晋获得自治权，以叛乱的名义处死两个叔叔，猜疑王继严，让其弟王继镛行使军权，这些行为引起连重遇和朱文进的两支禁卫军的反感和恐惧。他们成功谋杀皇帝王继鹏。
王延羲称帝，与王延政不和。两人对战，王延政向吴越求救。吴越军队来了，他又让人家回去，吴越军队留下。王延政向可恶的王延羲请求救兵，两人击退吴越军。结盟后，仍互相猜疑。不久，两人发生战争，王延政成立殷国，福建分成两国。
王延羲想除掉连重遇和朱文进，结果被暗杀。
朱文进杀掉王氏家族成员50多人，因无根基，向后晋自称藩国，留从效暗中组建亲王集团，支持王延政。王延政对朱文进和连重遇人发起军事行动，杀掉他们两个军事首领。他还与南唐打仗，屈辱的向吴越求救，最终失败。同时，南边的李仁达篡取权力。
最终，南唐得到建州和汀州。福州归吴越。留从效统治漳州和泉州。
闽国彻底结束。
2、混乱局面的分析
纵观王氏家族的事情，除了王潮兄弟的局面较好，子孙呈现杀人和被杀的血腥历史。兄弟、叔侄之间都互相猜忌，局面几乎没有多少是稳定的时间，还要面对邻国的窥伺，维持的时间只有几十年。他们内斗不止，原因何在？
首先，闽国未树立政治权威。这跟王审邽、王审知有着莫大的关系。按照功劳的多少，权力应给王审知，按照礼仪，权力该给王审邽。结合古代社会的传统，权力属于王审邽，但他谦让，给了王审知。虽然他们带来平和的局面，却埋下了祸根。
德国大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早期提出三种权威，它们分别是传统型、卡里斯玛型和法理型。按照理查德《社会学与生活》的解释，传统型权威的权力来自习俗，而不是个人特征、技术能力，甚至成文的法律。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古代的皇帝即使年龄小，照样可以当上皇帝，其他大臣能力再强也不行。卡里斯玛型权威指通过领导者突出的个人或感情魅力对其追随者产生的吸引力而合法化。这种权威更多来源于追随者的信念，并不是领导者的真实品质。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金和希特勒都是这种类型。法理型权威通过法律合法化的权威。领导被认为拥有具体的能力和权威领域，不是神圣的。英国通过选举产生首相就是典型。
根据三种权威的来源，在王氏两兄弟中，王审知的历史积累不深厚，所以王审邽的儿子当然想要权力；两兄弟都是草莽英雄出身，谈不上法律的授权。侄子说奉献前半生，力求让王审知更有道德感召力。本人节俭，追求优雅的举止，重视文士学者，基本看不出他的超凡的魅力，对他人的吸引力不够强烈。
两兄弟虽然称臣，事实上已经独立了。他们的权威又属于第一代的政治权威，其对后代的影响深远。这是关键的一步。开国之父华盛顿如果走向了独裁，国家难说有今天的成就。第一代是造先例的时候，人的选择至关重要。北宋开国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先例，宋朝的士大夫得到优待。即使后面的皇帝想打破先例，面临的阻力太大，一般选择遵从。因为祖辈辛苦打下江山，定下的规矩相当有分量。
第二，孤独专断的统治者面对危险的政治环境。在古代社会，国君享受着荣华富贵，也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王氏成员上位后，对周围的人开始提防，连自己的妻儿都不能相信。当时，北方朝代更迭频繁，将军篡权的事情屡见不鲜，更加重了他的危机感。统治者心理孤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又是专制集权，各种担心、焦虑和恐惧必然出现，甚至会有被迫害狂想症。
最关键的是，统治者缺乏值得信任的人。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某大臣劝谏皇帝，皇帝气愤，把他贬官甚至投入大牢杀掉。即使这位大臣之前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出现了一次惹恼皇帝的问题，皇帝根本不考虑之前所做的事情，可见皇帝缺乏对人真正的信任。这样以来，导致他缺少能够真正沟通的人，极容易独断专行。
因为叔叔和兄弟的人数多，国君需要更多精力盯着他们，更难放心他们想做的事情。控制自然提上日程，能力强的要拿下，任命听话的官员，等等。这样做，其他人都会恐惧，有些人为了自保杀掉皇帝，然后下一个统治者上台，心理机制还是一样，杀戮重新开始，形成循环。
闽国的第一代人相对平和，却没有树立政治权威，潜伏着动乱。第二代开始，不管是国王还是皇帝，基于自身的孤独专断，面对缺乏安全感的环境，跟其他人发生冲突，发动战争，局面混乱。
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却因无休止的内斗，逐渐消耗自己的资源，才会给邻国创造机会来侵略，“国家”最终灭亡。
《闽国》读后感(三)：五代十国中的闽国是怎样建立并灭亡的？
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第二次大的分裂动荡时期，从907年到960年的53年间，先后或同时存在着多达15个政权。由于眼花缭乱的政权更迭，以及唐、宋前后两朝的光芒遮蔽，五代十国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在大众看来，这一时期总是与“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论，仿佛中国陷入全面的停滞倒退，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但细究下去，史实或许并非全然如此，比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就指出，相比于北方五代，南方的割据政权统治较为稳定。而且从这时开始，原先经济落后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开始“腾飞”，南方超越北方成为中国新的经济中心。可以说，不理解五代十国，就无法理解所谓唐宋变革论的由来。
五代十国中的“十国”指的是吴越、楚、吴、南唐、前蜀、后蜀、荆南、闽、南汉、北汉，除北汉外，其余九国均位于长江以南。从正史中的《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来看，十国的地位明显不及五代，这是中国传统史学“正统论”带来的结果，也导致对南方诸政权的记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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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的《闽国：10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是研究“十国”中闽国的专著，初版于1954年，也是其学术生涯的处女作。《闽国》撰写的初衷，是为英语读者提供一部闽国政治与文化史，不过现在看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依然不显过时。
关于薛爱华，国内关注中古史的读者应该都不陌生。他最早被翻译引进的一部书叫《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不过那时“薛爱华”在中文世界里还不叫这个名字，而是被译者吴玉贵先生按照外国人名音译原则，翻译为“爱德华•谢弗”。
《唐代的外来文明》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选取家畜、植物、食物、香料等170余种唐代舶来品论述。此书出版后，便与另一外德裔美籍东方学大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并列成为了解中古中国物质文明的“标准读物”，2016年新版（书名依英文原名改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问世之前，坊间一直是洛阳纸贵、一书难求。
继《唐代的外来文明》之后，三联书店2014年接连推出了两本薛爱华的汉译作品《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和《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均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及其合作伙伴翻译，极大增加了薛爱华在中国的知名度。
《闽国》是国内引进薛爱华的第四部作品，同样由程章灿领衔翻译。程章灿是福建闽侯人，他之所以会翻译这本书，除了学术兴趣外，还有家乡的情感因素作用其中。
从全书体例上看，《闽国》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而更像是“闽国志”一类的作品。薛爱华从自然景观、朝堂、历史（闽国著名人物）、经济、艺术、信仰六个方面，梳理介绍了闽国建政与灭亡的经过，以及闽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从而为普通读者通向五代十国那个更大的历史时空架起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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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前，福建大多数地方还是一片蛮荒瘴疠之地，质变发生在宋代以后，福建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末大批中原人口因躲避战乱而迁入闽地。
9世纪末，来自河南固始县的三兄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建立了闽国，统治区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因而也被称为“王闽政权”。那么，王氏三兄弟是如何在千里之外的福建起家的呢？
唐末藩镇割据，天下大乱。881年，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王绪率众起兵，接连攻克寿州、光州（今河南潢川县）。王氏兄弟三人在固始当地素有勇武之名，被王绪招入麾下。为避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刺史秦宗权的打击，王绪决定逃往南方，王氏兄弟自然随军渡江南下。
885年正月，王绪率领带有土匪性质的军队，辗转来到福建。不久之后，王氏兄弟的大哥王潮伙同其他下属，发动了针对王绪的兵变，迅速取代王绪控制军队，并依次攻下泉州、福州，最终占据整个福建。
鉴于王潮对福建的统治事实，唐昭宗在福州设立威武军，并任命王潮为节度使。王潮没过几年便患病去世，奇怪的是，他没有把权力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幼弟王审知。由于王潮的四个儿子在王审知掌权后，就从历史记载中彻底消失，薛爱华因此怀疑王审知可能通过某种手段除掉了大哥的子嗣。
作为福建的最高统治者，王审知在唐朝灭亡之后依然奉中原梁朝为正朔，同时被封为闽王。后唐同光三年（925），王审知因病去世，谥忠懿王。
王审知在位期间，不仅自身勤俭节约，而且与民休息、宽刑薄赋、注重文教、发展海运，使福建在唐末大动乱中得以偏安一隅，维持了较长的和平局面，是名副其实的“开闽王”。王审知对于福建的开发功莫大焉，死后经历了由人到神的变化，最终固定成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
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王审知施行惠政、深得民心，他的子孙后代却几乎是清一色的昏君，一个比一个行为不堪。长子王延翰“骄淫残暴”，甚至即位后让其弟王延禀（王审知的养子）帮助自己搜罗美女，使他们兄弟间反目成仇，很快就被两个弟弟王延钧和王延禀联手杀死。继任闽王的是王审知的次子王延钧。
从王延翰当政开始，闽国就试图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但始终不敢逾越底线，比如王延翰自称大闽国王，却继续使用北方王朝的年号。终于王延钧登基后，决意停止向北方后唐王朝纳贡，并在933年宣布自己是第一任大闽皇帝，改新的年号为“龙启”。
闽国国运并没有因此而昌隆，君主德行反而一蟹不如一蟹。王延钧称帝仅仅两年后，就死在了其子王继鹏手中。王继鹏继位四年后，又被其叔父王延羲取代。王延羲执政五年后，又被其弟弟王延政取代。史书记载，王审知之后的闽国五任君主，每个人都具备了中国史上昏君的典型特点，横征暴敛、酒池肉林、荒淫奢靡，无怪乎倏忽亡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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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程章灿在本书导言中所说：“纵观薛爱华一生的汉学研究，他所重点关注的并不是政治史，而是广义的社会文化史。……他对中古中国的最大兴趣所在，是边疆开发、经济交流（物质文化）、文学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闽国》叙述政治史的部分大约只占全书的一半，其余篇幅则留给了经济、艺术和宗教。
在“朝廷支出与赋税”这一小节，薛爱华从经济角度解释了闽国灭亡的原因。
王审知之后，闽国所有君主都面临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资治通鉴》记载，末代皇帝王延政表面上有意效仿王审知的简朴，可他任命的收税官杨思恭却十分善于为君主聚敛财富，得名“杨剥皮”。“杨剥皮”不仅任意增加税收名目，还将鱼类、食盐、蔬菜、水果的税收翻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因此认为：“帝国的衰落与其归因于对南唐战争的失败，不如说是杨剥皮苛捐杂税的结果。”
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总与民生状况关系密切。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几个政权相对安定，经济实力也相对较强。闽国后期虽多次发生宫廷政变，但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文学艺术因此拥有发展的土壤，上承唐诗，下启宋词，连接作用不言而喻。
十国横向比较来看，闽国的文学成就比南唐、前后蜀稍逊一筹，但也涌现出一批杰出文人，其中名气最大者当数从长安迁入福建的韩偓，还有黄滔、徐夤、翁承赞三位莆田人【注： 文章刊发后经闽地友人提醒，翁承赞严格意义上应为福清人，他859年生于福唐县文秀乡光贤里（今福州市福清县新厝镇漆林村），因新厝地理位置靠近莆田且讲莆田话，故被一般文献追认为莆田人。】，他们极大地改观了福建本土的文化面貌。毕竟在此之前，与中原等地相比，福建一向被认为是文教不达的化外之地。
除了文学外，10世纪福建的建筑、造像等艺术形式都是宗教信仰的衍生。“湖田种稻重收谷，道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中七塔万枝灯。”宋人谢泌用这首诗描绘了当时福建宗教活动的盛况，从中可以看出，佛教是闽国的主流信仰。
薛爱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强调，“虽然对于佛教教义的狂热贯穿了整个闽国统治时期，但至少王延钧和王继鹏的朝廷，是由道教徒和道的观念所支配的。”王延钧、王继鹏这对骨肉相残的父子，任用道士作为自己的心腹大臣，沉迷巫术符咒之事，修建了大量富丽堂皇、耗费民脂民膏的道教宫殿，当然也为后世留下许多可供镜鉴的荒唐故事。
（刊2019-9-23晶报·深港书评，https://detail.allcitysz.com/h5/detail.jsp？newsId=AW1czzvAlFnXRGueMn4c&id=98273&uid=030ce1aaa20b45f18224a8367a7912a4&env=prod&isShar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闽国》读后感(四)：一个被忽视的中国南方王国——《闽国》绪言
在中国历史上，10 世纪是最被忽视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传统史学称为“五代”的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重视不够的情形。研究这个复杂而又重要领域的历史与文化时，欧洲各种语言中可资利用的材料极为贫乏，这一点，只要扫一眼诸如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亨利·柯迪埃《汉学书目》之类的书目，或者浏览各种中国通史中有关这一时代的相关章节，就很容易理解。之所以忽视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对于学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文文献资料相对匮乏。
但 10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理应引起研究远东文明的历史学家的关注，以期揭示自晚唐至宋初这一时期历史事件与制度演进的连续性。在历史年代表中，将后梁与唐代隔开的那条黑粗线完全出自于我们的想象，这一点甚至比我们想象出来的赤道线更甚。
闽国地图举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节度使，我翻译为“Legate”，“枢密使”，我翻译为“Chancellor”，这两个官职在唐代起源不明，多数情况下，居此高位者都成了唐朝行将就木时掌握实权的人，在五代时期他们也处于政治中心。研究远东政治制度的学者，如果只关注这些官职在 907 年之前的演变过程，而忽视其后的发展变化，必将所获甚少。
或者，当我们观察此前的历史，宋代雕塑艺术和文学艺术中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我们倾向于笼统地认为它们是从 11世纪的天才们绝世聪明的头脑中迸发出来的，而且一出来就很成熟完备。事实上，它们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萌芽，并成为重要的形式。直线型“建筑风格”绘画—界画，就是其中一例，众所周知是出自宋代及宋以后画家之手，其实却是郭忠恕在五代首创的。
各种西方语言中对原始资料进行认真研究者，只有几篇关于五代时期的文章，且大多数失之简略。我所见到的唯一完整勾勒这一时期历史图景的是查尔斯·弼顿（Ch.Piton）发表在《中国评论》（ China Review） 第 十 卷（1881—1882） 第240—259页，题为《中国历史的一页—通常所称“五代”时期概述》（APageintheHistoryofChina，aSketchofthePeriodCommonlyCalledthe“ Five Dynasties”）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通鉴纲目》等资料汇编，勾勒了那个时期的政治事件以及统治家族成员的生活经历，描述老套，但是即使这些内容，许多也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所未知的。
幸运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知识中的这条鸿沟已经被艾伯华（WolframEberhard）的劳动成果部分地填平了。他对10 世纪华北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值得高度赞扬。我这里只提他的两篇文章：《五代主要政治集团的构成》（TheCompositionoftheLeadingPoliticalAdministrationduringthe“ Five Dynasties”），发表在《亚洲研究》（ Asiatische Studien）1/2（1947），第19—28页；《五代州级行政建制的社会学分析》（SomeSociologicalRemarksontheSystemofProvincialAdministrationduring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Studia Serica）1948年第 7 卷，第 1—18 页。他对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沙陀突厥人的研究，同样很重要。
永隆通宝然而，天命世代传递的正统观念，使得对北方五代的研究显得比较彻底，而相对而言，对中国中部与南方十国的研究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十国所宣称的正统性，并没有得到其后的帝国官方史学家承认。我在本书中所专力研究的，乃是这些几乎不为人知的王国中的一个，在 正史中，往往没有一句提到它，或者只有很短的一段记述。但在进入与闽国直接相关的问题之前，我要向那些在我之前已经踏平通往这一色彩斑斓之境的道路的学者们致敬，因为经过宋代征服者的践踏，这一时期已几乎消失于历史视野之中。我可能会漏掉一些人，在此谨向他们致歉。
我注意到包腊（E.H.Bowra）的作品，他的论文《五代时期的广州刘氏家族》（TheLiuFamily，orCanton，during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发表在《中国评论 》（ChinaReview）1873 年 316—322 页。这篇文章勾勒出了这个事实上垄断南亚及其周边水域大量贸易长达 55 年之久的王朝的历史概貌。学术意义更大的是沙畹（EdouardChavannes）的精彩研究，即他在《通报》第十七卷发表的《吴越国》（LeroyaumedeWouetdeYue）一文。最后，为我们展示了蜀国君主王建墓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凭这个规模宏大的发现也值得我们向其致敬。这个蜀国位于四川，曾为 10 世纪艺术家和诗人提供了庇护。
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在这里提到所有有兴趣从历史废弃物中拼接出一幅所谓“十国”图画的中国学者们。但是，我必须向研究 10 世纪福建的前辈魏应麒致以敬意，他率先对王氏统治下的福建的文明展开详细研究，并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以《五代闽史稿之一》为标题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完全是在讨论闽国的宗教和神话，其中大部分篇幅用来开列福建宗教建筑的目录，包括兴建时间以及其他相关史实。同样是这位作者，还分析了在 10 世纪初流行的传统观念（这与王氏集团统治闽国的必然性有关）以及这种观念所依托的一般玄学理念。
王审知这段分析虽然篇幅不那么大，但价值却不容小觑。在研究闽国历史过程中，我时常引用这里面的一些材料，但我并不希望与魏先生在材料完整性上一争高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些材料对他而言是唾手可得，而对我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我之所以有勇气赓续这一已有良好开端的研究事业，只是因为我不知道魏先生是否已续写他的《五代闽史稿》，也因为用英语来研究同样的课题是可取的。
说到原始材料，如果说有唯一应该参考的，那当然就是正史。而且，就众多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正史也确实给研究者提供了绝大多数有益的学术问题。然而就研究 10世纪的十国而言，它只有第二手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个通例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些与唐朝末代皇帝或宋代开国之君命运攸关的历史人物，传记叙述都比较充分，尽管这些传记更多见于新、旧《唐书》或《宋史》，而较少见于新、旧《五代史》。
黄河流域正统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们，在新旧《五代史》中都有相当充分的记述，那些有幸在这一时期生活于北方的历史人物也同样如此，而南方诸国的皇帝们（这些统治者许多都自称为皇帝），在史书中却只有寥寥数笔，并且诸多轻蔑之辞。在新、旧《五代史》中，欧阳修所作《新五代史》对这些分裂的王国描述较为充分，即使此书与其竞争文本相比，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即便如此，此书仍然受到《十国春秋》的作者、清初吴任臣的批评，认为其对十国着墨不够充分。《新五代史》有几处显眼的史实错误，例如欧阳修写到一位藩王，名叫王继恭，将其当作第二代闽王之子，然而有充分证据表明其为第二代闽王之幼弟。
薛居正《旧五代史》强调十国的不合法性，故提及其中的官衔与爵衔时，往往冠以“伪”字。更有甚者，这位史官不屑于使用十国的年号，而是使用五代皇帝的年号作为时间坐标轴。欧阳修为十国各自设立一卷（卷 61—70），同时还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年表（卷 71），而薛居正将其对十国君主的记述压缩到一卷世袭列传和三卷僭伪列传中。
应该强调的是，两部关于这个时期的正史都没有叙述十国典章制度的“志”。写一部肤浅表面的政治史是相对容易的，相对而言，从众多史料中一点点儿搜集散落各处的信息，以便勾勒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要艰难得多，往好里说，也必然充满缺漏和不确定性。
但是，确有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史书，提供了有关 10 世纪这些南方王国的大量信息，远远超逸那两部纪传正史，这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欧阳修的同时代人，在处理这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物时，其公正性远超欧阳修。由于他的不朽之作填充了帝国各个地区的史实细节，我们才有可能十分客观地探究那个时期的正统王国与非正统王国。《资治通鉴》是我考察 10 世纪福建历史，特别是政治史和外交史领域时，极为重要的一种原始文献。
此外的材料极为有限，只有各种各样小书中零碎记载的材料，诸如有关名人怪癖的逸事掌故，其中许多显然旨在揭露那些意图挑战北方统治者公认权威的南方王国国君的轻浮举止与不伦之行。
尽管如此，此类文献却提供了非常可观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宫廷节日、艺术、宗教生活，涉及指称常见事物的方言词、乡村习俗、民间传说以及其他许多事物，这些事物比起杀人奸臣与有德谋士的事迹或许更值得研究。除了这一批资料，还有碑传材料。
这些材料不是太丰富，而且多数并非第一手材料，只保存在从10世纪到20世纪的学者的抄录中，然而，这些碑传材料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它们能够补充重要政治家的职官与生平行事。为什么十国的史馆最终没有留下当代的历史，马令在其《南唐书》自序中解释了一部分原因。他指出，十国的朝廷事实上都设有史官，他以南唐为例说明这些史官的共同命运：在新建立的宋帝国的道德压力下，可能还有更多现实的原因，南唐那些品德高尚的史官焚毁了自己的手稿。
为英语读者撰写一部闽国的文化与政治史，最简易的方法莫过于将吴任臣（1628—1689 ？）《十国春秋》中的闽国部分翻译过来。这部由负责《明史·历律志》的博雅数学家撰写的著作，共114卷，后来，周昂又增补了两卷新材料。
吴任臣在序言中引征了较早的补史之作如《十六国春秋》等，以其为他编纂此书的先驱。西晋帝国瓦解之后占据中国北方的“蛮夷”自治政权，在晋代正史中记述不足，《十六国春秋》等旨在弥补这些不足。尽管吴任臣著作很有价值，但要核查其资料来源，仍很困难，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在事件发生 6个世纪之后才记述这一事件。因此，纵然《十国春秋》近来被许多作者作为一种主要而权威的文献来源而频繁引用，但我仍对使用其中的材料持谨慎态度，不管这些材料多有吸引力，除非能够查证出处，否则我不会使用。
本书的研究并不自诩已穷尽10世纪福建地区文明的每一个细节。这只是初步的研究，无疑充满谬误，但我希望它将有助于为未来如何研究一个完整的文化指明方向。
《闽国》读后感(五)：【转】程章灿：《闽国》和《珠崖》——唐宋帝国的东南边疆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美国著名汉学家， 20 世纪后半期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代表人物。1947 年获得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
10世纪初，在藩镇割据和黄巢起义的双重打击下，大唐帝国终于土崩瓦解，中国历史随后进入了以“五代十国”标名的分裂 动乱的时代。所谓“五代”，指的是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出现的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较强大的王朝。“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小说家施耐庵在《水浒传》一开篇引用这首据说出自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诗句，说 的就是这 5 个朝代。从 907 年到 960 年，前后仅仅 54 年，在中原却轮替了5个朝代，走马灯似的更换了15个皇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时间不到4 年，扰攘不休。后唐和后周的统治者，都曾以养子嗣位，如果考虑到五代时期这种独特的养子现象，那么，五代十五帝其实还不止五姓，而是八姓。怎一个乱字了得！
与五代几乎同时存在的，还有10个相对较小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史称十国（902—979）。其中9个在南方，即吴、南唐、 吴越、楚、前蜀、 后蜀、南汉、南平（荆南）、闽，只有1个在北方，那就是北汉。相对于五代而言，十国地盘较小，势力较弱，国势较强时，往往称王称帝，割据一方，有自己的国号和年号，一旦国力衰退，则夹起尾巴做人，尊奉北方朝廷的年号，而 停用自家的王号和年号。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关于五代 十国这一段的正史有《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两种。《新五代史》将五代诸君主列入本纪，而将十国诸君主列入世家；《旧五代史》亦将五代诸君主列入本纪，而将十国诸君主列入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总而言之，十国与五代相比，有如小巫见大巫， 等而下之。十国之间固然亦有相安无事乃至联姻结援的时候，如闽国和南汉之间就有政治联姻，但也不时发生利益冲突，彼此相争、远交近攻的例子并不罕见。另一方面，五代十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王位继承权的抢夺，上下相斫，厮杀不断，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政治残酷、人性堕落以及历史线索纷乱。史家面对这一段历史，常常产生治丝益棼的无力之感。因此，研究五代十国的学者，相对于研究唐代的学者要少得多；五代十国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也远不及唐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容易理解的。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研究，就为此提供了生动而现成的例证。薛爱华一生出版了七部有关唐代的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珠崖》《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唐代的茅山 》《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 》。他对大唐帝国的研究，涉及唐帝国的对外关系、唐帝国的南部边疆、唐代的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唐人对于星空宇宙的认识等等，体现了他对唐朝历史文化的痴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薛爱华对大唐帝国瓦解之后的五代十国，尤其十国这一段历史，同样也充满了兴趣。在十国中，他对南汉和闽国尤其情有独钟。他完成于194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南汉研究为题的。在《朱雀》 一书中，他也经常提到奢侈富庶的南汉帝国。而他初版于1954年的《闽国》 （The 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 ），可以说与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延续了前一研究中重视唐帝国遗产与聚焦唐帝国边疆的研究思路。 尽管如此，南汉研究（未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和《闽国》，相对于另外七部唐研究专著而言，明显是少数。但是，从时间序列来看，南汉研究和闽国研究却是薛爱华在汉学研究上最初取得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堪称薛爱华极富个人特色的汉学研究的先声。而在这两本书中，唯有《闽国》是公开出版的，更方便我们了解其中详情。
The 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闽国》一书以10世纪中国南方的王国为主题。顾名思义， 薛爱华特别看重闽国在时间（“10 世纪 ”）和空间（“南方 ”）两个方面的属性。关于10世纪这个时间点，薛爱华开门见山，在 书中第一页就强调指出：“在中国历史上，10 世纪是最被忽视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传统史学称为‘五代’的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重视不够的情形。”“之所以忽视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对于学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文文献资料相对匮乏。”“天命世代传递的正统观念，使得对北方五代的研究显得比较彻底，而相对而言，对中国中部与南方十国的研 究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十国所宣称的正统性，并没有得到其后的帝国官方史学家承认。”正如《闽国》一书“绪言”中所综述的，在薛爱华开始此项研究的20 世纪50年代初，已有的闽国研究的成果，无论中文文献还是西文文献，都寥若晨星。对于很多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甚至晚到20世纪80年代，闽国还是异常生疏的。
在西方语言中，虽然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等汉学名家开展了对十国的研究，但他们的 研究并非专门针对闽国，在现代中文文献中，只有魏应麒《五代 闽史稿之一》令人眼为之明，最值得重视。可惜的是，魏应麒只完成了这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未竟其业。在宋代人手里编纂而成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不仅由于偏重政治史而失于肤浅，而且由于宋朝对十国怀有与生俱来的政治偏见 和居高临下的“正统”歧视，对相关历史事实常做筛选过滤，致使诸多历史叙述变形，对于闽国的历史叙述，既稀少单薄，又未尽可信。几百年后，当清人吴任臣编纂《十国春秋》时，尽管有意摆脱“正统”的纠缠，补缺纠偏，但事实上，由于文献不足，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因为他是在事件发生6个世纪之后才记述这一事件。因此，纵然《十国春秋》被近来许多作者作为一种主 要而权威的文献来源而频繁引用，但我仍对使用其中的材料持 谨慎态度，不管这些材料多有吸引力，除非能够查证出处，否则 我不会使用。”薛爱华对包括《十国春秋》《资治通鉴》等书在内 的前代历史叙述，抱着审慎的、批判的态度。所以，《闽国》的 “绪言”部分，从常规视角来看，固然是套路式的文献综述和学 术史回顾，从具体目的来看，它也阐释了此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
《闽国》第一章“自然景观”着重对闽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描述，旨在为后续的历史叙述提供自然环境的背景。本章所涉及的自然，包括山川河流、鸟兽草木、城池建造，乃至水陆交通。从这个角度来看，薛爱华仿佛是一个“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孔门诗教的信徒。实际上，薛爱华是一个大自然的热爱者，他热爱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产，也热爱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尤其痴迷观察各种花草鸟兽，临终前一个月，他还在伯利兹观察珍稀鸟类和哺乳动物。《闽国》第一章的视角，已经体现了薛爱华这一独特兴趣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生涯中，这一方面的影响持续扩展，由此产生了《撒马尔罕的金桃 》《朱雀》等著作。如果说，对物的兴趣贯穿了他的一生，那么，对名物的兴趣就是他的汉学研究的突出特点。而在这一方面，《闽国》第一章可以说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和《朱雀》等书的先声。
《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除了“绪言 ”《闽国》一书共有六章：“自然景观 ”“朝堂”“历史”“经济”“艺术”“信仰”。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作者关注的不仅是闽国的政治史，而且涉及地理、经济、艺术和宗教各方面。“朝堂”一章介绍的是“闽国的著名人物，他们的命 运左右着这个自中华帝国形成以来福建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的兴 起、维持和衰亡”。这些著名人物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号称“王氏三龙”的王潮、王审邽和王审知兄弟，其次就是王审知的继承者，包括其长子王延翰、次子皇帝王延钧、少子王延羲，以及建 州刺史王延政、王延钧长子王继鹏等，另外就是一些对闽国政局起到举足轻重影响的朝臣、近侍和禁军将领，如薛文杰、朱文进、连重遇、李仁达、许文稹、杨思恭，还有一些广为传闻的后妃，如金凤和春燕。作者设立“朝堂”一章，与其说旨在介绍人物，不如说意在正式叙述这段历史之前，先渲染一下闽国朝廷的氛围，或者说，是以宫廷为中心，展示影响闽国政局的诸种内外因素。
第三章“历史”所叙述的内容，实际上也是“闽国的著名人物 ”，只不过他将这些人物按照其政治身份，分为刺史、藩王、帝王、暴君、投机分子、军阀等若干种。第三章的叙述对象貌似与第二章有些重叠，但实际上两者的角度明显不同，重点更是迥然不同。第二章重在渲染宫廷氛围，第三章重在介绍这些人物不同的政治角色或者身份。从刺史到藩王到帝王，一方面标志着固始王氏在五代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转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地方势力逐步崛起、闽地割据格局最终形成的历史脉络。至于暴君、投机分子和军阀，则显示了闽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从另一 个角度也可以说，第三章相当于闽国的一个编年史，只不过这个编年史是以其最高统治者为线索贯穿起来的。
王审知兄弟所占据的闽地，从北到南，依次分为五州：建州、汀州、福州、泉州、漳州。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福州和建州。王审知去世之后，福州和建州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掌管，甚至形成以福州为中心的闽国和以建州为中心的殷国的对峙割据，在福州先后掌权的王延翰、王延钧和王延羲，与在建州掌权的王延禀和王延政之间，经常爆发内战。双方甚至分别引入外援，于是，不仅北方的五代介入闽国的官号和正朔，而且淮南吴国、吴越和南唐更直接派兵派人介入闽地的内战。在闽国末年，闽地五州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建州和汀州落入南唐之手，福州属于 吴越的势力范围，只有漳州还受军阀留从效的节制。朝秦暮楚， 朝三暮四，在闽国政治中屡见不鲜。
纵观薛爱华一生的汉学研究，他所重点关注的并不是政治史，而是广义的社会文化史。从他的十部专著可以看出，他对中古中国的最大兴趣所在，是边 疆 开 发、经济交流（物质文化）、文学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这种兴趣倾向，早在《闽国》一书中就有鲜明的体现。政治史也不是《闽国》一书的首要关注点， 尽管相对而言，头两章中较多有关政治史的叙述，但也经常穿插可读性较强的社会史的描述。从第四章开始，《闽国》的焦点转移到了闽国的经济、艺术和宗教。关于经济，作者关注的是物产 与贡品、朝廷支出与赋税、货币、对外贸易和人口变化等，比较 偏重物质文化和社会经济生活。艺术方面，作者关注的是建筑、其他各类艺术和文学创作。宗教方面，除了概述之外，作者还特别关注了佛教、道教、官方信仰、摩尼教、传说和民间信仰等。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体来看，有关闽国历史的文献资料存世甚少， 关于经济、艺术与宗教的材料更少。《闽国》的写作，无疑受限于文献的匮乏。薛爱华费心搜集材料，创建了 闽国历史的叙述框架，是难能可贵的。他对史事细节的强烈好奇心，对奇闻异事的痴迷，使得叙述轻松活泼，可读性很强。有意思的是，王审知兄弟三人，以“审”字标志辈分，其行事确实比较审慎。他们的子孙两代，分别以“延”“继”字标志辈分，可是，无论是福州的王延翰、王延钧和王延羲，还是在建州的王延禀和王延政，无论是福州的王继鹏还是建州的王继雄，其性格多 张狂刚愎，行事每暴戾恣睢，完全没有延续或继承王审知那一 辈的家风。薛爱华对他们的个性津津乐道，叙述娓娓动听。又如，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很多都喜欢玩弄名号的游戏，具体表现在王号、年号和姓名三个方面。最典型的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李仁达，他的政治经历，完美诠释了“朝秦暮楚”“反复无常” 这两个成语。有意思的是，他每改换一次投靠对象，就改一次名字，令人忍俊不禁。在诸如此类的叙述中，体现了薛爱华独特的写作趣味和行文风格，在他未来的汉学研究论著中，这种趣味和风格还将被进一步突显，更加引人注目。
二
2018年春节假期，从内地蜂拥前来海南岛避冬的人群，使这 座海岛喧闹一时。假期结束，离岛的车辆排成数公里的长龙，挤满了琼州海峡边的道路。不管是1200年前的唐代宰相韦执谊，还是900年前的宋代文豪苏东坡，恐怕都无法想象，他们当年避之 唯恐不及的天涯海角，如今竟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旅游休闲热门 目的地。在这个新闻登上头条之时，我正坐在古城金陵城东书房 的南窗之下，翻译着薛爱华的《珠崖》。
《珠崖》以海南岛为主题。所论时段，是“从远古时期直到北宋末年，亦即至大约12世纪20年代为止”。“但本书的重点是8世纪到11世纪，在这个时段内，有关海南的材料才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对于唐宋帝国来说，海南岛是比闽地更为荒远的边疆，是有罪官员的贬谪之所。在传统文献中，“珠崖”也可以写作“珠涯 ”“珠厓”“朱崖”“崖州”，这些汉字给予中原士人的联想，是遥远的烟瘴蛮荒之地，令人望而生畏。出身士族的中 唐宰相韦执谊，连这个地方的地图都不敢瞄一眼，生怕沾上这挥之不去的梦魇。《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三“定数”收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韦执谊自相座贬太子宾客，又贬崖州司马。 执谊前为职方员外，所司呈诸州图，每至岭南州图，必速令将去，未尝省之。及为相，北壁有图经， 数日试往阅焉，乃崖州图矣，意甚恶之。至是，果贬崖州，二年死于海上。（出《感定录》）韦执谊早年担任职方员外郎，工作职责的关系，他需要接触各州郡的地图。但他小心翼翼，坚持不看崖州地图。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他终究还是没能摆脱贬死崖州的命运。
《珠崖》一书初版于1969年，较《闽国》晚15年。尽管相隔15年，薛爱华对大唐帝国边疆的兴趣依然不减当年。此前两 年，亦即1967年，薛爱华刚刚出版他的《朱雀》。很显然，在薛爱华各种专著中，《珠崖》与《朱雀》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而确 定。有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解释，认为“珠崖”意即“朱雀之崖”， 如果采信这种说法，那么，两书书名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实质上，《珠崖》一书的命名风格、章节安排和行文套路，都与《朱雀》如出一辙，完全可以说是《朱雀》的余韵。用薛爱华本人在《珠崖·前言》中的言辞，《珠崖》是为《朱雀》所下的一个“充 实的注解”。换句话说，《朱雀》是原文，《珠崖》是注解，在作 者眼中，这两部书就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
在 1988 年建省之前，在漫长的历史中，海南岛在行政区 划和文化区域上一般都归属广东或者岭南。它孤悬海外，外形 “像一颗精美的绿宝石悬挂在中国南端的海岸，而其垂坠的位 置，使人想起红宝石之岛锡兰（Ceylon）”。另一方面，因为海南岛出产珍珠，所以有“珠崖”之称。从远古秦汉到六朝的海南岛开发史，至今仍然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只是囿于极其有限的文献记载，只能粗线条地描绘，“随着唐朝的开拓进取， 并在全岛确立了统治权，海南岛的真正形状也开始浮出水面”，相关的文献记载也多了起来。《珠崖》将描述重点放在8至11世纪，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个时期被贬海南岛的北方流人中，最为著名的是李德裕、卢多逊、丁谓和苏轼。他们的海南岛经历， 尤其是李德裕、苏轼以及陪同苏轼来到崖州的儿子苏过笔下的崖州记忆，成为薛爱华描述唐宋流人的海岛生活的重要依据。
《珠崖》英文版封面海南岛的自然条件与北方大陆截然不同。这里湿热难当的气候，狂暴肆虐的台风，内陆的山岩，甘美的泉水，丰富的矿藏，各种与众不同的动植物，例如贵重的沉香木、稀罕的翡翠鸟等，无不光怪陆离，炫人眼目，充满了异域风情，令远道而来的中原迁客着迷，更令热爱自然观察的薛爱华着迷。在《珠崖》一 书中，“自然”一章所占篇幅最大，也最有原创性。薛爱华不仅细读传世历史文献和文学文本，而且结合近代以来对海南岛所做的人类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实地考察，对此岛自然史的不同切面，做了细密的观察，并与读者分享。从很早开始，海南岛就 以出产珍奇的“明月珠”而闻名，这让中唐诗人张籍艳羡不已。张籍在其《送海南客归旧岛》诗中说：“海上去应远，蛮家云岛 孤。竹船来桂浦，山市卖鱼须。入国自献宝，逢人多赠珠。却归 春洞口，斩象祭天吴。”但是，张籍毕竟身在中原，与海南岛悬隔万里，其诗中所述，不免掺杂了主观的浪漫想象，甚或异域的美化。相比之下，陪同苏轼在海南岛生活的苏过，其《冬夜怀诸兄弟》诗中对海南的描述，就真实可信得多：“我今处海南，日与渔樵伍。黄茅蔽涧谷，白雾昏庭宇。风高翔鸱枭，月黑号鼯 鼠。舟居杂蛮疍，卉服半夷虏。下床但药饵，遣瘴烦樽俎。何须鸢堕时，方念平生语。”像《冬夜怀诸兄弟》这类基于亲身见闻和 实地观察的诗文，特别受到薛爱华重视。薛爱华不仅善于搜集有 关早期海南岛的历史文献，还擅长利用当时人诗文作品中的零星 材料，挖掘其中的社会文化价值。总之，《珠崖》一书的风格与《朱雀》一样，既有质实的史料，又有鲜艳的色彩。作者的描述是细腻的，笔触是有感染力的。
薛爱华自始至终希望回答的问题是：12世纪以前的海南岛是什么样子的？他不仅关心海南岛的自然风貌，也关注那里的 历史和人文环境。所以，《珠崖》的前三章分别从“历史 ”“自然”“原住民”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这三章是全书的重点。前两章的视角，分别是海南岛的人文历史和自 然历史，第三章的焦点是海南岛的原住民。较之关注流人，关注原住民更有难度，也更为稀罕。“在早期中国人眼里，珠崖就是 一座神秘之岛，岛上的族群构成同样也是一个谜。”如果根据语言来划分，“当时整个南越地区只能划分成六个群体：一是羁縻州邕州的侬氏和黄氏部落，他们是最开化和最有势力的原住民家族，很可能是说泰语的；二是融州的猺人，他们是神犬槃瓠的后裔；三是广西深山里的獠人（取狭义）；四是与獠极其相似的蛮人（取狭义）；五是黎人，尤其是分布在海南的；六是疍人，他 们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能入海采珠”。而在海南岛上，既有黎人、峒人，也有号称河洛人（福佬人）的北方移民的后代，还 有生活在水上的疍人。黎人之中，根据其开化程度的不同，又分 为生黎和熟黎两种，“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按照宋人周去非的观察，生黎质直犷悍，比较好管理， 而熟黎中则混杂有湖广福建移民中的奸顽之辈，较难以驾驭。黎人的风俗与汉人不同。按照古代文献的记载，当黎族女孩年方 及笄，就要在脸颊和脖颈用蓝色刺上精美的花纹和飞蛾图案，所以也称为“绣面”。越富裕的人家，文身越是讲究，反之，丫鬟婢女则无缘文身。对黎人来说，女子文身不仅具有审美功能，更 是社会身份的标志。
薛爱华还注意到唐宋时代海南岛上的跨文化通婚现象，此事 涉及岛上社会族群融合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有些生活在峡谷 中的黎人，对跨族群、跨文化婚姻的态度是开放的，他们允许汉人进入自己的家族圈。相反，汉人尤其是汉人中的政府官员，对这类通婚却比较拒斥。例如，“宋初有一小官吴蒙带兵深入高地，就遇上了这样一位慷慨大度的黎戎主人。吴蒙被俘获后，黎人待之甚厚，以女妻之，两人育有一子。要么他认为这种奇怪的人生 遭遇不适合体面的华人，要么他的上司这么认为，总之他最后是 被人用银瓶赎出来的”。这种观察视角，透露了薛爱华早年所受 学术训练中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背景。 第四章中的“交通”，不单指字面意义上的道路交通，也包 括海南岛的物质生产、经济贸易以及海外交通，也就是说，除了 海南岛与外界的人员往来之外，也包括海南岛与外界的物质交 流。于是，在“交通”的题目之下，海南岛的经济生产、向上进 贡以及海外贸易，都囊括其中。这是观察海南岛的一个别致角 度，也再次体现了薛爱华对物质文化的情有独钟。
古代中国人对海南岛的了解，很多是通过北方流人留下的各种记录。《珠崖》各章描述，几乎都离不开这些流人留下的文字 材料。这些材料当然是珍贵的。相对来说，专门描述流人的第五 章，是书中最不令人感到意外的一章。第五章写到的流人，主要 是唐宋两代的杨炎、李德裕、丁谓、苏轼四人，围绕苏轼的描述最为详细，主要是因为苏轼留下的文字记录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岛很早就引起西方殖民者的兴趣，西方汉学界有关成果甚多。《珠崖》一书参考了西方学者郇和、梅辉立、莫古礼、萨维纳、芬次尔等人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在这 一方面，《珠崖》亦与《朱雀》相近，而与《闽国》相远。
如果割弃了五代十国这一段，大唐帝国的历史显然是不完整的。同样，《朱雀》一书如果缺少了《珠崖》这一尾声，也是不 完整的。追求完整圆满的冲动，曾经使薛爱华面对《珠崖》这一 选题欲罢不能，并终于完成了这本著作。喜欢《朱雀》的读者， 终究也会喜欢《珠崖》的，我相信。
三
闽地的开发和开化，与中原移民尤其是来自河南固始的移民有极大的关系。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淮南道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王审潮（又名王潮，下文统称其为王潮 ）、王审邽和王审知兄弟三人，亦加入义军，并于 885 年率军进入福建，随后在闽地建立了闽国。在五代十国中，这个僻居 东南一隅的小国既不强大，也不显眼，但是，在闽地开发和文化 发展史中，闽国历史却是非常重要、光耀夺目的一段。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追随王审知兄弟入闽的将士，很多都是光州固始人。
而在闽地开发与开化的历史上，另一位做出巨大贡献并且被后人尊奉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也是光州固始人。陈元光是唐高宗、武后时人，其年代早于王审知约200年。不知道当年从固始 出发的王审知兄弟们，在最终选择闽地为行军目的地时，是否冥冥之中受到200年前那位乡先贤的启示？
跟随王审知入闽的将士中，有一位是后来官至漳州刺史的程赟。这个名不列正史传记的人物，对我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原闽王王审知故第、今福州闽王祠中，至今依然树立着一块恩赐琅琊王德政碑。碑立于唐哀帝天祐三年（906）十二月一日，上面刻有：“今节度都押衙程赟及军州将吏、百姓 耆老等，久怀化育，愿纪功庸，列状上闻，请议刊勒。”由此可见，程赟不仅是王审知的亲信，而且是建立这块王审知功德碑 的首倡者。《闽国》第三章第七节写到暴君朱文进时，也提到他的名字。开运二年（945年）二月，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联手门使连重遇，弑杀闽主王延羲而自立。朱文进随后任命了一批重要的政府官员，其中包括漳州刺史程文纬。在脚注中，薛爱华特别标注：“《新五代史》作‘程赟 ’，我无法确定哪个是正确的。”实际上，程赟就是程文纬。在闽侯程氏的族谱中，他被称为赟公，也就是入闽程氏的始祖。原来，闽国这段遥远的历史，与我家族的来历密切相关。2018年春天，我正在忙着翻译《闽国》的时候，收到老家闽侯县甘蔗镇寄来的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瀛洲之光——纪念甘蔗程氏宗祠重建20周年》。这本纪念册第71页至76页，即为《入闽始祖赟公传略及其史迹》，包括《入闽始祖赟公传略》、《闽 侯县文物保护单位程赟墓》和《闽王祠琅琊王德政碑记述赟公事 迹》。赟公死后，原葬于漳州，明代崇祯十七年（1644），迁至闽侯竹岐榕岸龙兴山，与甘蔗镇隔闽江相望。这本纪念册第 25—29 页还有多幅祭扫祖墓的照片，所谓“祖墓”，就是指赟公此墓。
人世间的事，往往并非偶然。我与薛爱华之间，特别是与他的《闽国》和《珠崖》之间，原来也有如此神奇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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