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是一本由章瑾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读后感(一)：是我回乡想做的文化地基了
干货多多，可以说是手把手教你做文化传播的多样化活动。钦佩有三，赞同一二。
钦佩1：
2011年筑梦，2012年启航。在那个“大城市还没有几家像样的书店和图书馆”的8年前，她和她们就敢于在小县城家乡扛起建设多元化图书馆的大旗，为家乡的文化地基做建设，从图书到活动、从少儿到成人、从家庭到学校、从冬夏令营到女人俱乐部…… 一步步摸索建设，如今七八年过去，从县镇到乡里、从少儿到家长，课堂之外还有更多的知识需探索、生活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需游览——其超前的智慧和不懈的坚持，实乃值得钦佩。
钦佩2：
如今，很多人都想逃离贫瘠的家乡，却鲜有人如二妹般回乡建设。当然，这其中牵涉太多，不好多评，比如基建改善的时间太长，没有几个人是能等得起的；比如创业需要大量资金，而公益更甚，还有钱之外的人员与观念等等——所以很钦佩其有实施的条件和魄力，正如小山那句“即使每一年只能影响10个人，也是功德无量的事”，也如《书见》一书中所言：只要有人还在读书就是好事，至于在哪儿读、在哪儿买都是次要的。
钦佩3：
作为一家有原则的公益机构，二妹说：我们从来没有“为了企业或政府部门的需求”去做我们价值观不认可的项目或新造项目。
赞同1：
小城市的文化基调，需要潜移默化的改善，需要长久地引导。曾和两个朋友聊天，一个教学的说“旨在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另一个书店老板说“引导他们阅读更多小城之外（尤其是教辅、名著之外）的书”。后来看《书见》，就比较喜欢青岛的繁花，培养兴趣、开拓视界，尤为喜欢其图书馆阅览室供取阅和交友的私人藏书，有助于思想的碰撞与创新。
赞同2：
公益，即公众受益，是一种对生活的推进，而非保障基本的慈善，故而并非完全的免费。因此，赞同一个朋友（阿姨）说的，避免有对公益不解的质疑，干脆直接做收费的（独立书店）。
总结：
这本书在论述有为图书馆成长历程的同时，包含了团队、项目、用人、绩效、激励、活动等详细的构思与开展详情，几乎就是手把手教你如何在小地方开办多元化图书馆。然而每个地方的文化各不同，完全复制的路子是行不通的，借鉴的只是其文化引导的方法，具体操作总归还是要因地制宜的。
《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读后感(二)：漆黑寒夜里的一束光
这是我给这本书写的序。
2014 年冬天，我到有为图书馆做志愿者。高铁到达三门站，再坐上公交车七弯八绕行在山间。一路上，车外严寒，但目之所及都是群山之上缭绕着的温柔的粉紫色晚霞；车内拥挤，车窗上雾气凝结。我很兴奋。
下了公交车，又换乘小巴，下车时天已经黑透了。根据志愿者手册的路线指引，我转身，看到了街对面一个黑洞洞的大门，那种南方常见的仓库大门的样子。我走进黑乎乎的院子，越走越迟疑，这时，我看到了暖黄的灯光。我迟疑地推开玻璃门，就看到了迎接我的人，看见了那句“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门去，种下一棵苹果树”，看见了暖暖的灯光下一本本等待着被人拿起阅读的书籍。
这是我对有为的第一印象：在漆黑的寒夜里，有一点光亮的存在。
转眼，已经是2019 年夏天。在这5 年里，我又去有为做过志愿者，也曾在图书馆全职工作一年多，又为了这本书采访了许多人——理事、员工、本地的义工、捐赠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志愿者，以及来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而他们的身份不是单一的，往往一个人能有多重身份。
因此，尽管这本书从一个浪子回头的“坏女孩”的故事开始，但是二妹（章瑾）总是说，“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总是想把用心参与过图书馆建设的人的故事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当然，篇幅并不允许。
在有为全职工作期间，我一直在反思，也许因为我参与了创造的过程，才能发现原来创造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物，过程是多么纠结。
抛开那个闪闪亮的第一印象，我开始觉得，有为面临着尴尬的境地。它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严密论证之后的产物：要扶贫，它不够贫穷；要商业化，本地居民对教育投入的意识又没有那么强烈。它既想找到富有经验、能够长期工作的全职人员，又不太能提供求职者期待的薪资待遇。除了资金问题之外，一个县城里的公益机构，给员工发多少工资，也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变成了复杂的争论，甚至上升到道德层面。在有为，有种加班叫作“控制不住的加班”，同事们往往嘴上吐槽今天又超时工作了，一边又聊着“有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做什么”，永远停不下来。
因为在这个地方工作，有太多无法割舍的时刻。比如，看到你整天忙碌又伤风感冒了，来帮忙的义工就会带来治感冒的茶饮叮嘱你泡服，见你根本没时间，干脆自己煮好装在保温壶里送过来。比如，来看书、做小义工的同学们，会自发地维护图书馆的秩序，会写卡片送给图书馆员或馆里的大朋友们，这些卡片出自他们的一片赤子之心。比如，那些整天忙忙碌碌的义工负责地工作，大到筹款、办活动，小到修灯泡、搞卫生，每个人又毫无怨言、义无反顾。
看见这些可爱的人，我总是羡慕地想：如果我的家乡也有这样一座图书馆，该多好！
人们对图书馆有最简单的期望，“小孩子多看点书学习学习总是好的”。但有为告诉我，一座图书馆也可以实现更多——想要什么，不是只有购买一个方法，一个社区的人也可以自发组织起来，一起尝试着实现理想中的教育模式；谁心中有了什么想法，说出来，试一试，也许能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实现它。有的时候，有为能让人相信，只要敢想、敢说、敢做，你所期盼的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死气沉沉的村庄或县城，也有可能复活。
2011—2017 年，二妹“把自己嫁了出去”，有为也从仓库搬到了河边的小楼——文创1号，上千位志愿者在这里来来去去。这本书，讲述了这段故事，也许书中鲜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它应该多多少少能给人一种行动的勇气和前行的力量。你看，这么多普普通通的朋友在小城里做了一件多么不普通的事情。
有为还在前行，要到县城周边的乡村里，也要到另一个小镇、许许多多小镇。我不知道它未来会是什么模样，但一直怀着一点小小的期待，期待它继续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也能拥抱更多束光，最后汇成一片光芒。
我也期待这本书能化作一个小小的光点，在你阅读时绽放出愉悦的烟火。
有为新馆阅览室的一角。《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读后感(三)：一座小城图书馆，从文化荒漠到文化自救之路
二妹让我写篇文章，但我没参与过有为的全过程，阴差阳错，就变成了这样一篇自述，也算是对之前思考的一种梳理。
我的家乡有个民间公益图书馆
或许不会有人觉得，一个沿海地区需要接受“公益”事业，但这个故事就是从这样一个地方发生的。
这是一个名叫“有为”的图书馆，名字很正能量，坐落于“敢为天下鲜”这个同样有正能量口号的沿海小镇台州三门县。它的故事从2011年开始，对于14年之前的事情，我只能从它的经历者口中得知，而我是从2015年初闯进这个故事里的。
我在浙江台州这个沿海城市出生。说是城市，名不副实，台州三区由山、田隔开，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直到2008年才通铁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们一般只在自己所在区的方寸之地间游走，所触及的事物、拥有的眼界和经历都颇为有限。不过这块土地足够年少的我在周末探索，家乡提供的富庶条件基本能满足我吃喝游乐，唯一无法满足的，则是阅读。
浙江这个地方很奇怪，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个体经济的先行者。特别是浙南地区，诞生了一大批民营品牌。浙江人在外人看来有着灵活的头脑、灵敏的嗅觉，但文化似乎又不太繁盛。或许正是因为不安于室的性格，浙江人习惯在外做生意，鲜有扎根本土者，更少有人安心做文化了。
经济起来了，文化却还没落地。
初中毕业后，冲着对上海文化活动和“贝塔斯曼”的向往，我开始到上海求学，一待就是10多年。离开家乡后，才发现家乡的文化居然如此贫瘠。每当假期回家，同龄人多在KTV或麻将室聚集，我无处可去。除了一些味蕾记忆，我对这个称作“家乡”的地方很难再建立感情。几年前的春节，一篇“博士返乡记”的迅速走红质疑着文化人归乡的可能性，也是城市话语权对乡镇的又一次残酷判决。
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与西方的城市不同，西方城市先有自由贸易的“市”才有“城”，而中国则是先画地为“城”，才在区域管辖下有“市”的产生。因此我们所说的城市是在行政意义上的直辖市以及地级市，小城镇则围绕在城市周围。而同属城市，东部则较西部发达更多，西部城市从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上来说，只能与东部地区的乡镇平起平坐。以行政标准所做的城-镇（乡）的划分，很难在各自内部寻找共性。因此当我们在聊这些地域名词时，语义混乱。
在中国，所谓的“城市”数量极为有限（多数称作城市的地方仅处于城市化起步阶段），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由于人口流失、老龄化严重，也很难有再生能力。
我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生活了十余年，看着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逐渐被资本侵占。人性化的维度被城市规划忽略，城市寸土寸金的现状很难让它可以包容试错性的生产，一些人被限制进入城市的部分或者全部。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活动因为高昂的机会成本而显得有些过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于周末要参加哪场活动需要决定再三。
我也试图去乡村支教过一段时间，或许因为是一个外来者，无法理清各种权益关系，我对当地教育和文化环境感到绝望：缺人、缺钱、缺一切教育所需的公共设施。几乎没有人愿意长期扎根在这样的地方，只能通过捐钱捐物来表达爱心，当地人认为这种施舍理所当然，这种糟糕的状况就像滚雪球一样持续下去，并难以解决。
于是，我的关注回到了我熟悉的小城镇，这也是中国剩下的大部分地方，却因为“城乡二元化”而一直被忽视。它们为城市提供人才输入，为国家提供城市所不屑的劳动生产。如果说从乡村到城市发展的人多以体力劳动为主，那么从城镇到城市的定居者则以脑力劳动为主。如果他们的家乡文化环境依然落后，他们将既无回乡需求，也无回乡可能。
而对于浙江来说，若依循西方城市的兴起逻辑，已满足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又拥有足够的潜在民间力量。于是，有为图书馆从这里诞生了。三门本地出来闯世界的章瑾（大家都叫她二妹）因为一次偶然的自觉，回到家乡征用了母亲的老厂房。她的愿景是用自己丰厚的收入，雇一两个人来打理它，未来能变成什么样无法得知，至少是自己的心之所在。
有为图书馆老馆一颗朴素的种子开始落地，是否萌芽不得而知。结果，一长就长了7年。当大家现在再去反观它有幸生存、生长起来的先天优势，发现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富裕和本土化。它通过本地资本和第一批学而有成的中产阶层来撬动更多的人力、财务上的资源。因为孱弱可贵，每个参与者都不忍心它在中途夭折，总会去托个手帮一把，而这个过程又让每个人发掘出自己身上的新身份。总之，帮助变成一种自救，它的存在让这个小城的公共文化迈出了远远落后于经济的这一步。
多年之后，经济-文化间这种落差的冲击在一个嘉兴小镇上又一次让我感受到。现代化并没有给这个泛上海地区的小镇带来文化上的滋润，镇上唯一一家书店狭小并充斥着教辅和文具。而这个地方，将建起有为的第二个分馆。同样是浙江县城、同样有本地力量支持、同样是文化沙漠。但嘉兴所处长三角的地缘优势让这个未来的图书馆有更多的发展潜力，也将提供城市反哺城镇的可能性。
但它不止是图书馆
每次向别人介绍有为图书馆的时候，由于它的名字，很多人有所误解。在一座沿海富庶小镇，难道还要有专门的公益机构来给它建一所图书馆让大家借阅吗？它跟公立图书馆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仔细听的话，每个实体空间都有自己的声音，不同的书摆在一起、不同的人挤在一起，就组成了不同的声音。我在季风书园工作的时候，它的创始人严搏非老师跟我们说，季风的桌子上放了很多意见完全不同的书，两本书相邻挨着，但它们的意见完全相反：“这是因为我们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我们认为对于思想对错的判决是应该来自于它们相互争辩之后而不是事先的判决。”
有为也是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它的理事们在起初并没有给它预设某种确定的价值观，而是让它不断尝试和突破各种可能性，在尽可能不设限的自我生长中摸索当地需求、产生磨合。这或许得益于这群初创者的懵懂莽撞，但这种宝贵的自由被尽可能地保留至今。
但尽管自由生长，这个实体空间生长所发出的声音还是很难被人听到。过多依靠视觉钝化了人的一些感知，就像两本书摆放在一起，它们之间还是有结界的，我们会因为惯性去选自己熟悉的那本。人和书的相遇是一种偶然，大多时候阅读的路径是循规蹈矩的。即便是喜欢阅读的人，也很难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去翻阅与自己喜欢的书相邻的那本，去创造更多的偶然。阅读也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需要引导，需要那些学习过程中的阅读者突破舒适区、突破结界，从而形成自己的学习和阅读能力。
老馆门口空地上的活动有为每年举办的上百场活动就成了这些书的扩音器。潜在读者或因活动或因人情而被吸引到馆里来，然后开始知道绘本、知道家庭教育、知道城镇外的人和世界，从而开始关注自身的学习和成长。
曾听过徐贲先生的分享，他认为“知识”在历史上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历史阶段的知识以语言形式呈现，轴心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用语言表达思想，拥有话语能力的人便是掌握知识的人。第二个历史阶段以文字方式呈现，有书写能力的中世纪僧侣和古代士大夫掌握了当时的知识权。而第三个历史阶段便是随着电脑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革命，人们不再用储存量极为有限的大脑来储存知识，以前的知识则沦落为“信息”，而这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则是对信息有搜索、辨别、使用能力的人。
反观现在的学校教育，依然将“信息”作为知识，对比我小时候的课堂，20年间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几乎停滞（或许城市的孩子能接触到更多的教育途径）。家长陷在培训机构和升学焦虑中踯躅不前。这或许是教育体系的问题，或许也是我们过于依赖学校教育了。学校只能提供一定时间段的陪伴，学校之外的时间是家庭教育，而离开家庭之后则是社会教育以及自我教育。
有为的目标是“培养终身学习者”。在我理解中，所谓的终身学习者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人，而是拥有元认知能力的人。这些有元认知能力的人拥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整套思维，能够超越感官、感觉层面，去辨别哪些书需要看、哪些活动需要参加，而不再盲目听从别人的意见（甚至有为的意见）。
在这个时代，对于沿海城镇来说，书籍并不是匮乏资源，发达的网络和便捷的物流让购买书籍比20年前容易得多。图书的种类在变多，推荐书的渠道也在变多，但这些并没有让阅读和学习变成一种生活习惯。通过活动让阅读变得有意思，然后才能接收到那些书的声音，最后形成自己挑选、辨别的能力。
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活动以及参与活动的人都是这个公共空间发出的声音。
在被生活挤压的剩余时间里，这个小城里的人在有为提供的空间里发生碰撞、产生思考、持续学习，为自己寻找更多身份。这些人并不是因为有为图书馆而存在的，只是因为这样一个文化空间让这些人发生了联系，聚集在一起，慢慢形成新的生命体：头马俱乐部、女人俱乐部、三有读书会……这些都是因为有为相聚的人，为了自我学习组建的自组织。这是城镇青年自我成长、自生向上的缝合力量。
公益也不是免费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孔子一个朴素的社会教育的想法，但所谓的社会教育如今变成了“社会教你做人”。社会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学习场域，但社会并不会主动地教每个人从中获得需要的东西，它需要确保自己的存在而教化人。如果我的神话生物学知识丰富些，或许可以为它创造出像“利维坦”这样的比喻。但我在此只能且将这个怪兽叫做“社会”——它将每个人异化成工具，为它存在的合理性而生产。
于是生产不是为了创造，而是为了消费，继而再生产，这是消费社会的逻辑。商品也不再是每个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它们被“社会”塑造成某种符号、媒介异化传播下的海市蜃楼。然后“社会”开始编织谎言来传播大众对这些符号的认同。居伊·德波和鲍德里亚手拉着手戳破了这个谎言。
当一个人被这个逻辑俘获的时候，就会被塑造成一个追求所谓“成功”的人。但这个“成功”不是你自己定义的，而是那个“社会”告诉你的。二妹曾经也陷入在这样的“成功”里：年薪百万，坐在CBD高楼的白领工位上。
“社会”带来的谎言并非很难挣脱，只需要一种意识：时刻保持对“社会”的怀疑，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但让单个人拥有这样的意识，非常困难。于是，破解的途径，便是需要一群人合力去做事——这是我所认同的公益存在的逻辑。
我们说公益就是去解决社会问题，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大部分人容易混淆慈善和公益的概念。慈善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施舍，公益所关注的问题具有公共性，是一种public welfare，它是要让每个人拥有同等的尊严。我始终记得入门政治哲学时所学到的，政治学关注的是实现“一种好的生活”。最好的公共生活是让有朽的人去追求不朽的东西，实现所有人的善。而我能看到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在异化人，阻断每个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
小义工在维护图书很有趣的是，有为也差点被这个怪物吞没，它遭遇了几次筹款危机。因为“社会”在制造这样一种谎言：公益是免费的。它强制性地给公益添加了这样一个符号，一个看似道德光环、实为一文不值的符号。于是做公益的人带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一群苦行僧式的群体：物质回报极低、升职空间有限，但实际上需要极强的社群调动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靠情怀做公益往往是一时冲动，而专业化和持续的人才培养空间是公益能发展下去的动力。但公益拥有的道德光环成为它发展道路上的桎梏。于是它就陷入了这样的泥潭里，因为“社会”不需要这个脱离生产-消费逻辑链的东西存在。
从自己掏钱让有为运转，到有为自我运转，公益应该是可持续且自我造血的，二妹想通了。她在设想一个闭合的系统，将人力、物力转换成积分，成为一种可以在图书馆里兑换的“货币”。这样的做法在理论上看起来是很有可行性的，它是用消费社会本身的逻辑把人诱导出这个异化的陷阱，一种代糖逻辑。
而我的设想是以公益发掘社会需求，再用创新型的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需求，从而反哺公益，一种自我强化的武装逻辑。但具体怎么做，我们都没想通。目前无论从法律约束还是民众认知层面，这种新的公益理念的都很难被接受。走出第一步就已是困难重重。
在我的终极设想里，一个理想社会应该赋予每个人以定价的权利，而每个人也拥有自我定价的能力：对生产做出估值的能力，也能评估自己支付的能力。抽象一些来说，每个人能认清自己的困境，并且能相互解决困境，这就不需要“社会”刺激生产和消费，这种“定价”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生产。于是每个人可以给任何产品估值，自愿支付自己能承担的价格。这个时候，公益和商业便会“阶级消亡”了。这听起来有点像一个幼稚的左派宣言。确实，实现这样愿景的路径漫长到几近不可期。
转变大众对公益的认知，就需要有为持续去做上述提及的所有事：培养终身学习者，让每个人形成独立思辨能力，然后去判断每件事本身的价值。你看，这又回到了有为一开始的出发点。
从遥不可期的未来来看，有为的故事或许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7年，二妹对目前有为的定位是“小学阶段”。但它又能很真实地提供给我某种确定性：“我们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对朱莉亚如是说。
就这样，我的生命与有为的故事在这几个关键词中发生交叠：家乡、阅读、公共空间、公益、教育。我多次在有为的时间线上游荡，也一步步摸索到这个幼稚的“左派宣言”，最后发现有为跟我要做的事情不谋而合——至少在现阶段。于是在今年我也正式成为这个故事的编织者。于我，于有为，还有很多问题和矛盾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理解和消化。故事到这里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今年，有为也出了一本书《回家乡建一所图书馆》，书中记录了有为从源起到现在走过的每一个脚印，远比我上面的描述更精彩，有更强的在场性。将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这本书看到它的故事，会有更多人和我一样参与它的故事，或许，也会有更多的“有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首发于回响编辑室赏书）
《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读后感(四)：年薪百万，一线大城市投行精英，为何要回老家县城办图书馆？
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往往对家乡带有复杂的情感——那里有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成长环境和人情牵绊，而大城市又有着家乡遥不可及的丰富资源和就业机会。所以，有人在“逃离北上广”，有人则在背井离乡。但这两者并非只有“留下”和“离开”这二选一的答案。 今天要介绍的主人公章瑾，就是一位将两件事情都做到极致的成功女性。她的身上有着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出身小县城、剑桥大学高材生、年薪百万、香港投行精英……而最值得一提的，她做了一件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回老家办了一座图书馆。一个常年出入全球高端金融机构，动辄给老板谈几亿美元生意的投行精英，做什么都追求投入产出比，为何要做这样一件事情？而她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填志愿的男孩，和当年的“二妹”
2011年的夏天，章瑾从香港回老家三门县。刚好一位长辈的孩子高三毕业，被浙江大学录取，便向她请教填报志愿。 “你想学什么专业？”“不知道。”“想去哪个城市？”“没想过。”“以后做什么工作？”“妈妈说了算。” 章瑾感到十分震惊。这位即将进入中国著名学府的18岁年轻学子，却只知道“听爸妈话”。 这一幕仿佛让她看到了当年的自己——1999年浙江省高考放榜那天，章瑾的分数堪堪擦过一本线。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对着母亲说：“你看，我为你考上了大学。”那时，她从没离开过三门县，对未来没有想法，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家里人说学英语以后找工作方便，就报了英语专业。 章瑾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家乡已经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却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而同样是高三学子，2017年北京市高考状元熊轩昂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接受采访时，他从阶层背景的角度分析了城乡教育差距。那种理性和清醒，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十几岁少年的思想见地。
为什么同龄人之间会有如此大的不同？
经济学家罗斯高钻研中国农村问题长达30年。他曾在“一席”的演讲中给出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中国有63%的农村孩子没上过一天高中；只有4%的农村家长会给孩子读书、讲故事听；超过70%的农村家庭没有或者只有一本藏书。 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不对等，很大程度造成了城乡孩子之间的认知差距。对于这一点，从小县城走出来的章瑾再清楚不过。20年前，她第一次离开老家来到大都市求学，就曾深深感受到文化的冲击。在重庆大学，她讶异于身边的同学如此多才多艺：摄影、演讲、舞蹈；而有些人早早地就知道做志愿者。而在英国，她发现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选的是金融、财会这种比较“功利”的专业；而英国的有钱人则更期待孩子学文学、艺术、地理，这些看起来好像与‘无用’近些的专业。 “我们三门县一些父母为子女设计的‘完美人生’是这样的：读书的时候，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另外都不要去想。大学毕业了，在台州或者三门找一个‘铁饭碗’，二十五岁去相亲，二十六七岁结婚生子，三十岁生完二胎。然后，你的人生就完美了，可以去打麻将、去玩，因为这个时候学习已经跟你无关了，你可以和自己的孩子讲：你是学生，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别的都不用管……我觉得，这样真的挺可怕。” 那个“听爸妈话”的故事，一直盘旋在章瑾的心里。几个月后，她坐在从新加坡回香港的飞机上，不禁感慨这个面积还不到三门县的岛国，却可以将本土文化和国际化完美融为一体。这个时候，章瑾的内心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忽然涌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我想在家乡做一些改变。”
调动一切资源，终于梦想成真
这个想法一经萌生，出现在她脑子里的具体事情就是——在老家办一座图书馆，把一线城市的资源和信息带到县城里去。 于是在飞机起飞前，她拨通了第一个“捐赠人”的电话。母亲接到电话时，以为她在开玩笑。无奈拗不过章瑾，便答应把家里暂时不用的厂房仓库借给她办图书馆，不过前提条件是，她得在三年内把自己嫁出去。章瑾一口答应。 于是，章瑾的公益之路由此开启。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二妹”。因为在她看来，做公益的人都有些“二”。时隔6年，章瑾也完成了对“捐赠人”的承诺。这是后话。 回到香港后，章瑾一夜未眠。虽然并不了解公益，但在大城市打拼这么年，章瑾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充满自信。于是，执行力超强的她在网上搜了整晚的信息。这位训练有素的金融精英，仅仅花了几个小时，就做出了图书馆的初期财务和策划方案。 场地有了，方案有了。现在就差人了。 章瑾远在香港，要在三门县开办图书馆，必然需要一个当地团队落地执行。思来想去，她给一个叫杨小山的人打了个电话。这是她在微博上认识的网友。章瑾说她想办个图书馆，杨小山觉得是件好事，说“很好啊，可以”。 就在这一年的一个夏日夜晚，她约了杨小山在三门县的一个龙虾馆见了面。后来这片夜宵大排档所在地，成为了图书馆的新馆。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章瑾早已练就了一双识人的慧眼。“就这么见了一次之后，对这个人有印象，大致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能干什么样的事，我是知道的。”
新馆杨小山最初只是想捐点钱，但章瑾却一眼相中，毅然把他拉入了伙，还让他做了总执行人。这位栏杆制造商，说自己的学历是图书馆理事会里最低的。理事会的成员几乎都有大学教育背景，有高考状元，有剑桥、伦敦政经学院留学经历的，还有复旦大学的博士。而杨小山是唯一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他打过工，做过电台主持人，靠阅读进行自我教育，如今把栏杆卖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坏学生。但跟其他坏学生有一点区别，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坏学生。”杨小山说，“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好像没有太落伍，就是因为我爱阅读。”个人经历促使他决定接下这件事。“当时我想，太可惜了，没人做就完蛋了，我就跳下来自己做了。”后来，他还在自己的工厂里办了读书会，领着工人们看书。 有了杨小山还远远不够。于是章瑾又找了当地老师做了前期调查，之后又打电话给三门的朋友——一切他们觉得“可以点燃”的人。当时有个朋友刚给孩子断完奶，正处于产后焦虑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接到章瑾的电话后，她就去图书馆做了义工，又重新找到了新的动力。 就这样，“拉人入伙”的传统由此开始，他们把这戏称为“挖坑”。比如当晚一起吃龙虾的初中同学，就被拉过来做了第一任馆长；一位做灯管生意的志愿者也被拉来当了综合管理部部长；而曾对他们提出质疑的日报新闻中心主任，后来也成为了他们传播部的一员。 终于，2011年圣诞节平安夜，这家名叫“有为“的公益图书馆在微博上发了第一条信息，宣布诞生了。
2012年6月17日，在试运营了一个月后，浙江省第一家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公益图书馆——三门县有为图书馆正式开馆了。渐渐地，有学生来这里看书，也开始有人参加活动。
从商业逻辑到公益逻辑的转变
这个创始团队的成员几乎都在职场上摸爬滚打过，但基本都没接触过公益，只能把商业逻辑套用上。比如开宣讲会时，杨小山就把之前创业项目的PPT改了改，把名校毕业的章瑾拉回来站台，跟路演似的。 这也意味着从一开始，有为图书馆就带有商业特性的原始基因。这一点，复旦大学博士张伟深有体会。她来有为图书馆做分享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家由商业背景人士办起来的公益图书馆与众不同的风格。张伟研究社会企业，见惯了公益圈缓慢和理想化的风格，她很少见到这样行事的公益组织，管理上用企业的方式，希望什么事都要有具体效果。 理事会给馆员规定了KPI考核指标，从活动的深度、社区凝集力、协助募资等方面来综合衡量活动和项目的产出。在理事会的逻辑中，计划—实施—检查—改善四个步骤，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了检查环节，对工作没有要求，公益是做不好的。“因为我要站在捐赠人这一方，去看你们做得怎么样，自然就会提高要求啊。”章瑾解释道。 而即便是如今行事颇有章法的馆长何雪娇，理事会也与她有一段漫长且痛苦的磨合期。章瑾觉得自己跟馆长是光谱的两端，她站在这头，总是理性，另一头则是激情和爱。 张伟也看到了他们的改变——这些深谙商业逻辑的人们也开始理解公益的逻辑，这是个自下而上改变的地方，不是靠来自高层的压力推动运行：“你要等这个水足够热了才可以泡茶，水没有热，拿冷水泡，是泡不开的。”
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 听老师讲绘本故事一座图书馆，改变一座城
慢慢的，有为图书馆的影响力也扩散开来。当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就曾经载过从山东慕名而来的年轻人。他不明白一家县城的民间图书馆有什么吸引人的：图书馆不就是看书的吗？哪儿看书不能看呢？ 对于章瑾和创始团队来说，有为图书馆还真不仅仅是看书的地方。在2011年图书馆刚刚诞生那会儿，他们就在微博上写下了愿景和目标——会有读书会、冬夏令营、游学访问等等。
三门县的高三毕业生学员，在国际理解力课堂上做报告。他们充满自信地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思想来访者们都会惊讶于这里活动的丰富和深度。比如有模拟法庭，走街串巷做口述史；还有把人当作一本书来“阅读”的“真人图书馆”，邀请参加南极考察的科学家、法官、骑行大叔等人士分享自己的经历；还有与美国大学合作的“博雅乡村”项目，大学生每年来为三门的孩子做一个月的外教，讲世界地理、各国文化……“有为”图书馆每年要开展20多项共计200多场免费活动。 正如梁文道所说，有为图书馆服务的对象，不只是小学生，还包括整个城市的居民。它是一个市民的空间。慢慢的，这座图书馆开始撬动整个小城的改变。 “在这个团队里面，自己感觉有一种希望，三门还有这么一个地方，我很愿意加入。就像一个人倒在水里快要沉下去，一个东西拉着她。”黄洁是女人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她是一个17岁就进入社会打拼的女人。从供销社下岗后，去宁波和深圳打工，结婚后回三门开了家药店。她今年46岁，精致的发型和LV手提包显露出如今的富足，说话时会使用“原生家庭”“孵化”之类的词语，这些都是她在有为图书馆里学来的。加入女人俱乐部之后，她认识了生意圈子之外的人，有时志愿者或是老师发了书单，她就存着，一本一本地买。她看《追风筝的人》，有触动，于是接着看《灿烂千阳》，最让她触动的是余华的《活着》。家长们排练绘本话剧，她也参加，跟着制作服装道具。她不会说台词，就在台上演了一棵摇晃了三四分钟的树。有次在志愿者采访时，她说自己从“土豪变成了书香门第”。
女人俱乐部的成员们在组织活动但是只做女人社群是不够的。这个行事谨慎的公益图书馆开始小心翼翼拓展外延——比如还没有进入育儿阶段的年轻人，于是就有了观影社团和演讲俱乐部。 后来，一个从初中就在这里做义工的孩子在上大学时，选择了幼儿教育专业。他告诉章瑾，促使他选择这个专业的动力，一部分就来自有为图书馆。从当年那个只会“听爸妈话”的男孩，到如今有自己想法的男孩，章瑾看到了这项公益事业对家乡的改变。
成人开展工作坊 2015年，有为图书馆起了一个新的口号：“一座图书馆，改变一座城”。“你今天用新的方式培养这一代青年，他们成才以后的样子，以及他们对家乡的帮助会是怎么样的？我们至少要做十年，才能看到今天种的这棵树的样子。所以就有了这个愿景。”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有为图书馆已经搬进1200平方米的免租金场地，通过接受社会捐助及政府补贴，也已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去年4月，章瑾受邀在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年会以“一座图书馆，改变一座城”为题发表演讲：“十年、二十年，‘有为’都会在这里，让老家的孩子通过阅读去认识世界，成长得比我更自信、从容。”
章瑾在哈佛分享有为图书馆的故事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源自章瑾的突发奇想。2011年，在那架跨国航班上突发奇想的章瑾，显然没有料到，如今这座图书馆可以感染到多大规模的人群；2012年监督图书馆建成的杨小山，也从没想过图书馆能够变成今天的模样，“本来想开一个小卖部的，结果开成一个购物中心了。”2012年路过有为图书馆，却步又离开的药店老板黄洁，更没有料到，她将在46岁时拥有四箱书，并打算把它们当传家宝，留给孩子的孩子。
其实，出身县城或者农村这样的小地方，却在大城市里打拼奋斗的优秀者不在少数。而想为家乡贡献力量，也并非只有逃离“北上广”这样一条路。章瑾就是这样，正是得益于她走出县城，打开了眼界，懂得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调动多年打拼下来的社会资源，才能给老家三门县带来如此大的进步和变化。或许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既事业优秀，又反哺家乡的“章瑾”们！
《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读后感(五)：一座小城图书馆，从文化荒漠到文化自救之路 | 赏书
剑桥硕士、动辄为老板签下几亿订单的都市白领章瑾在11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建一座小城图书馆。
于是浙江三门县就有了这样一座有为图书馆，这座小城也开始变得稍微不一样起来了。孩子们的课余时间不再只有网游和网剧，还有了文学、摄影、观察植物等兴趣小组，到了暑假可以参加夏令营，妈妈们则离开了麻将桌，走进图书馆帮助孩子们阅读绘本，也组织了自己的女人俱乐部，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纷纷成为了这个图书馆的义工，义工可以参与的事务从维护图书一直到策划活动。三门县本是一片富庶的文化荒漠，有为图书馆则使这个“正在沦陷的故乡”开始了文化自救，为这里的孩子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并告诉人们，并不是只有北上广才有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才能找到有辨别能力的终身学习者。而本来在消费文化逻辑之下原子化的个体也在这里相遇，彼此连接。
有为七年的故事都被收录在了《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这本书里，如何将沦陷的故乡变成诗意的栖居之地？如何将公益变成一件好玩和可持续的事情？这篇文章是来自有为一位员工的思考。
文 | Emma
我的家乡有个民间公益图书馆
或许不会有人觉得，一个沿海地区需要接受“公益”事业，但这个故事就是从这样一个地方发生的。
这是一个名叫“有为”的图书馆，名字很正能量，坐落于“敢为天下鲜”这个同样有正能量口号的沿海小镇台州三门县。它的故事从2011年开始，对于14年之前的事情，我只能从它的经历者口中得知，而我是从2015年初闯进这个故事里的。
我在浙江台州这个沿海城市出生。说是城市，名不副实，台州三区由山、田隔开，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直到2008年才通铁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们一般只在自己所在区的方寸之地间游走，所触及的事物、拥有的眼界和经历都颇为有限。不过这块土地足够年少的我在周末探索，家乡提供的富庶条件基本能满足我吃喝游乐，唯一无法满足的，则是阅读。
浙江这个地方很奇怪，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个体经济的先行者。特别是浙南地区，诞生了一大批民营品牌。浙江人在外人看来有着灵活的头脑、灵敏的嗅觉，但文化似乎又不太繁盛。或许正是因为不安于室的性格，浙江人习惯在外做生意，鲜有扎根本土者，更少有人安心做文化了。
经济起来了，文化却还没落地。
初中毕业后，冲着对上海文化活动和“贝塔斯曼”的向往，我开始到上海求学，一待就是10多年。离开家乡后，才发现家乡的文化居然如此贫瘠。每当假期回家，同龄人多在KTV或麻将室聚集，我无处可去。除了一些味蕾记忆，我对这个称作“家乡”的地方很难再建立感情。几年前的春节，一篇“博士返乡记”的迅速走红质疑着文化人归乡的可能性，也是城市话语权对乡镇的又一次残酷判决。
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与西方的城市不同，西方城市先有自由贸易的“市”才有“城”，而中国则是先画地为“城”，才在区域管辖下有“市”的产生。因此我们所说的城市是在行政意义上的直辖市以及地级市，小城镇则围绕在城市周围。而同属城市，东部则较西部发达更多，西部城市从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上来说，只能与东部地区的乡镇平起平坐。以行政标准所做的城-镇（乡）的划分，很难在各自内部寻找共性。因此当我们在聊这些地域名词时，语义混乱。
在中国，所谓的“城市”数量极为有限（多数称作城市的地方仅处于城市化起步阶段），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由于人口流失、老龄化严重，也很难有再生能力。
我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生活了十余年，看着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逐渐被资本侵占。人性化的维度被城市规划忽略，城市寸土寸金的现状很难让它可以包容试错性的生产，一些人被限制进入城市的部分或者全部。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活动因为高昂的机会成本而显得有些过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于周末要参加哪场活动需要决定再三。
我也试图去乡村支教过一段时间，或许因为是一个外来者，无法理清各种权益关系，我对当地教育和文化环境感到绝望：缺人、缺钱、缺一切教育所需的公共设施。几乎没有人愿意长期扎根在这样的地方，只能通过捐钱捐物来表达爱心，当地人认为这种施舍理所当然，这种糟糕的状况就像滚雪球一样持续下去，并难以解决。
于是，我的关注回到了我熟悉的小城镇，这也是中国剩下的大部分地方，却因为“城乡二元化”而一直被忽视。它们为城市提供人才输入，为国家提供城市所不屑的劳动生产。如果说从乡村到城市发展的人多以体力劳动为主，那么从城镇到城市的定居者则以脑力劳动为主。如果他们的家乡文化环境依然落后，他们将既无回乡需求，也无回乡可能。
而对于浙江来说，若依循西方城市的兴起逻辑，已满足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又拥有足够的潜在民间力量。于是，有为图书馆从这里诞生了。三门本地出来闯世界的章瑾（大家都叫她二妹）因为一次偶然的自觉，回到家乡征用了母亲的老厂房。她的愿景是用自己丰厚的收入，雇一两个人来打理它，未来能变成什么样无法得知，至少是自己的心之所在。
有为图书馆老馆一颗朴素的种子开始落地，是否萌芽不得而知。结果，一长就长了7年。当大家现在再去反观它有幸生存、生长起来的先天优势，发现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富裕和本土化。它通过本地资本和第一批学而有成的中产阶层来撬动更多的人力、财务上的资源。因为孱弱可贵，每个参与者都不忍心它在中途夭折，总会去托个手帮一把，而这个过程又让每个人发掘出自己身上的新身份。总之，帮助变成一种自救，它的存在让这个小城的公共文化迈出了远远落后于经济的这一步。
多年之后，经济-文化间这种落差的冲击在一个嘉兴小镇上又一次让我感受到。现代化并没有给这个泛上海地区的小镇带来文化上的滋润，镇上唯一一家书店狭小并充斥着教辅和文具。而这个地方，将建起有为的第二个分馆。同样是浙江县城、同样有本地力量支持、同样是文化沙漠。但嘉兴所处长三角的地缘优势让这个未来的图书馆有更多的发展潜力，也将提供城市反哺城镇的可能性。
但它不止是图书馆
每次向别人介绍有为图书馆的时候，由于它的名字，很多人有所误解。在一座沿海富庶小镇，难道还要有专门的公益机构来给它建一所图书馆让大家借阅吗？它跟公立图书馆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仔细听的话，每个实体空间都有自己的声音，不同的书摆在一起、不同的人挤在一起，就组成了不同的声音。我在季风书园工作的时候，它的创始人严搏非老师跟我们说，季风的桌子上放了很多意见完全不同的书，两本书相邻挨着，但它们的意见完全相反：“这是因为我们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我们认为对于思想对错的判决是应该来自于它们相互争辩之后而不是事先的判决。”
有为也是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它的理事们在起初并没有给它预设某种确定的价值观，而是让它不断尝试和突破各种可能性，在尽可能不设限的自我生长中摸索当地需求、产生磨合。这或许得益于这群初创者的懵懂莽撞，但这种宝贵的自由被尽可能地保留至今。
但尽管自由生长，这个实体空间生长所发出的声音还是很难被人听到。过多依靠视觉钝化了人的一些感知，就像两本书摆放在一起，它们之间还是有结界的，我们会因为惯性去选自己熟悉的那本。人和书的相遇是一种偶然，大多时候阅读的路径是循规蹈矩的。即便是喜欢阅读的人，也很难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去翻阅与自己喜欢的书相邻的那本，去创造更多的偶然。阅读也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需要引导，需要那些学习过程中的阅读者突破舒适区、突破结界，从而形成自己的学习和阅读能力。
老馆门口空地上的活动有为每年举办的上百场活动就成了这些书的扩音器。潜在读者或因活动或因人情而被吸引到馆里来，然后开始知道绘本、知道家庭教育、知道城镇外的人和世界，从而开始关注自身的学习和成长。
曾听过徐贲先生的分享，他认为“知识”在历史上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历史阶段的知识以语言形式呈现，轴心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用语言表达思想，拥有话语能力的人便是掌握知识的人。第二个历史阶段以文字方式呈现，有书写能力的中世纪僧侣和古代士大夫掌握了当时的知识权。而第三个历史阶段便是随着电脑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革命，人们不再用储存量极为有限的大脑来储存知识，以前的知识则沦落为“信息”，而这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则是对信息有搜索、辨别、使用能力的人。
反观现在的学校教育，依然将“信息”作为知识，对比我小时候的课堂，20年间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几乎停滞（或许城市的孩子能接触到更多的教育途径）。家长陷在培训机构和升学焦虑中踯躅不前。这或许是教育体系的问题，或许也是我们过于依赖学校教育了。学校只能提供一定时间段的陪伴，学校之外的时间是家庭教育，而离开家庭之后则是社会教育以及自我教育。
有为的目标是“培养终身学习者”。在我理解中，所谓的终身学习者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人，而是拥有元认知能力的人。这些有元认知能力的人拥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整套思维，能够超越感官、感觉层面，去辨别哪些书需要看、哪些活动需要参加，而不再盲目听从别人的意见（甚至有为的意见）。
在这个时代，对于沿海城镇来说，书籍并不是匮乏资源，发达的网络和便捷的物流让购买书籍比20年前容易得多。图书的种类在变多，推荐书的渠道也在变多，但这些并没有让阅读和学习变成一种生活习惯。通过活动让阅读变得有意思，然后才能接收到那些书的声音，最后形成自己挑选、辨别的能力。
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活动以及参与活动的人都是这个公共空间发出的声音。
在被生活挤压的剩余时间里，这个小城里的人在有为提供的空间里发生碰撞、产生思考、持续学习，为自己寻找更多身份。这些人并不是因为有为图书馆而存在的，只是因为这样一个文化空间让这些人发生了联系，聚集在一起，慢慢形成新的生命体：头马俱乐部、女人俱乐部、三有读书会……这些都是因为有为相聚的人，为了自我学习组建的自组织。这是城镇青年自我成长、自生向上的缝合力量。
公益也不是免费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孔子一个朴素的社会教育的想法，但所谓的社会教育如今变成了“社会教你做人”。社会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学习场域，但社会并不会主动地教每个人从中获得需要的东西，它需要确保自己的存在而教化人。如果我的神话生物学知识丰富些，或许可以为它创造出像“利维坦”这样的比喻。但我在此只能且将这个怪兽叫做“社会”——它将每个人异化成工具，为它存在的合理性而生产。
于是生产不是为了创造，而是为了消费，继而再生产，这是消费社会的逻辑。商品也不再是每个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它们被“社会”塑造成某种符号、媒介异化传播下的海市蜃楼。然后“社会”开始编织谎言来传播大众对这些符号的认同。居伊·德波和鲍德里亚手拉着手戳破了这个谎言。
当一个人被这个逻辑俘获的时候，就会被塑造成一个追求所谓“成功”的人。但这个“成功”不是你自己定义的，而是那个“社会”告诉你的。二妹曾经也陷入在这样的“成功”里：年薪百万，坐在CBD高楼的白领工位上。
“社会”带来的谎言并非很难挣脱，只需要一种意识：时刻保持对“社会”的怀疑，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但让单个人拥有这样的意识，非常困难。于是，破解的途径，便是需要一群人合力去做事——这是我所认同的公益存在的逻辑。
我们说公益就是去解决社会问题，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大部分人容易混淆慈善和公益的概念。慈善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施舍，公益所关注的问题具有公共性，是一种public welfare，它是要让每个人拥有同等的尊严。我始终记得入门政治哲学时所学到的，政治学关注的是实现“一种好的生活”。最好的公共生活是让有朽的人去追求不朽的东西，实现所有人的善。而我能看到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在异化人，阻断每个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
小义工在维护图书很有趣的是，有为也差点被这个怪物吞没，它遭遇了几次筹款危机。因为“社会”在制造这样一种谎言：公益是免费的。它强制性地给公益添加了这样一个符号，一个看似道德光环、实为一文不值的符号。于是做公益的人带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一群苦行僧式的群体：物质回报极低、升职空间有限，但实际上需要极强的社群调动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靠情怀做公益往往是一时冲动，而专业化和持续的人才培养空间是公益能发展下去的动力。但公益拥有的道德光环成为它发展道路上的桎梏。于是它就陷入了这样的泥潭里，因为“社会”不需要这个脱离生产-消费逻辑链的东西存在。
从自己掏钱让有为运转，到有为自我运转，公益应该是可持续且自我造血的，二妹想通了。她在设想一个闭合的系统，将人力、物力转换成积分，成为一种可以在图书馆里兑换的“货币”。这样的做法在理论上看起来是很有可行性的，它是用消费社会本身的逻辑把人诱导出这个异化的陷阱，一种代糖逻辑。
而我的设想是以公益发掘社会需求，再用创新型的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需求，从而反哺公益，一种自我强化的武装逻辑。但具体怎么做，我们都没想通。目前无论从法律约束还是民众认知层面，这种新的公益理念的都很难被接受。走出第一步就已是困难重重。
在我的终极设想里，一个理想社会应该赋予每个人以定价的权利，而每个人也拥有自我定价的能力：对生产做出估值的能力，也能评估自己支付的能力。抽象一些来说，每个人能认清自己的困境，并且能相互解决困境，这就不需要“社会”刺激生产和消费，这种“定价”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生产。于是每个人可以给任何产品估值，自愿支付自己能承担的价格。这个时候，公益和商业便会“阶级消亡”了。这听起来有点像一个幼稚的左派宣言。确实，实现这样愿景的路径漫长到几近不可期。
转变大众对公益的认知，就需要有为持续去做上述提及的所有事：培养终身学习者，让每个人形成独立思辨能力，然后去判断每件事本身的价值。你看，这又回到了有为一开始的出发点。
从遥不可期的未来来看，有为的故事或许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7年，二妹对目前有为的定位是“小学阶段”。但它又能很真实地提供给我某种确定性：“我们将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对朱莉亚如是说。
就这样，我的生命与有为的故事在这几个关键词中发生交叠：家乡、阅读、公共空间、公益、教育。我多次在有为的时间线上游荡，也一步步摸索到这个幼稚的“左派宣言”，最后发现有为跟我要做的事情不谋而合——至少在现阶段。于是在今年我也正式成为这个故事的编织者。于我，于有为，还有很多问题和矛盾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理解和消化。故事到这里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今年，有为也出了一本书《回家乡建一所图书馆》，书中记录了有为从源起到现在走过的每一个脚印，远比我上面的描述更精彩，有更强的在场性。将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这本书看到它的故事，会有更多人和我一样参与它的故事，或许，也会有更多的“有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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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8.2章瑾 / 2019 / 中信出版社2011年秋天，在飞机起飞前的几个小时里，章二妹脑海中突然闪现了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念头。从小对阅读有着无比热忱的她，希望通过这座图书馆，给小城带去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念头一起，竟然再也挥之不去，这样，用“三年内将自己嫁出去”为条件，与妈妈换来一个仓库，从此，一座民间公益图书馆就这样在浙江省三门县海游镇诞生了。
从选址到募捐，从义工招募到专职员工培训，从阅读到教育项目开展，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图书馆，它为这里的少年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也为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一个诗意的栖居之所。
和你我一样，他们也是一群普通人；和你我不同，这群敢于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在筑梦的过程中，渐渐找到更好的自己，找到大时代的心安之处。
有为图书馆是一个能玩、能唱、能讲故事的闹腾的图书馆，除了阅读推广之外，还为小城带来多种创新教育课程，传递前沿的公益理念，为有学习成长需求的小镇人提供终身学习产品与社群联动平台。
目前，近5%的当地居民是有为图书馆的读者，逾千名志愿者支持着图书馆的日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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